说说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
石立善
日本京都女子大学
一
敦煌写本S.6557现藏大英博物馆，是唐代禅僧神会（684―758）语录的一个新写本，由日本学者入矢义高（1910―1998）于1957年秋首先发现1。敦煌写本S.6557是继P.3047与石井光雄藏敦煌写本后所发现的第三个神会语录写本，也是神会及唐代禅宗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入矢义高根据此写本卷首所载编者刘澄《序》以及日僧圆仁（794―864）《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的记载，考定这一部神会语录的原名为《问答杂徵义》，并于1959年4月将自己的发现与考证结果用书简报告给胡适（1891―1962）。其后，胡适则根据入矢提供的资料与线索，修改补充了自身早年的神会研究2。
S.6557卷首所载刘澄《序》，不见于P.3047及石井光雄藏敦煌写本。此《序》残缺，仅存后半部分135字，兹录全文如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教弥法界。南天绍其心契，东国赖为正宗。法不虚传，必有所寄。南阳和尚，斯其盛焉。禀六代为先师，居七数为今教。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明镜高悬，鬓局
．．怀丑。海深不测，洪涌澄漪。宝偈妙于贯花，清唱顿于圆果。贵贱虽问，记录多忘。若不集成，恐无遗简。更访得者，遂缀于后。勒成一卷，名曰《问答杂徵义》。
但简兄弟，馀无预焉。前唐山主簿刘澄集。
此写本中的“鬓局”二字，胡适《神会和尚遗集：胡适校敦煌唐写本》[增补本]辨认为“须眉”3。入矢义高于1959年4月8日写给胡适的书简中迻录此文，则写作“鬓局”4。说明胡适并未采纳入矢的辨识成果。
经笔者检核S.6557的照片，发现此二字确作“鬓局”无疑。大概由于“鬓”与“须”
1参照入矢义高著，石立善译《回忆胡适先生》（《胡适研究通讯》第三期，北京：胡适研究会，2008年8月）。
2参照石立善《胡适与入矢义高——写在书简上的一段中日学术交涉史——》（《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所收，第277―327页，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9月）。
3第426页，台北：胡适纪念馆，1968年12月。
4参照石立善《入矢义高致胡适的十封书简》（《胡适研究论丛》第一辑，第316―317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
字形相似，而“局”的异体字“”又与“眉”字形相近，遂令胡适产生了误读。而最近杨曾文整理的《神会和尚禅话录》，抄录此文时即承袭胡适的误读，其释文亦作“须眉”5。可见胡适的误读影响渐大，亟需是正。
二
敦煌写本S.6557所见“鬓局”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入矢义高虽然辨认出此二字，但注云：“此句费解，疑有误”6。入矢因“鬓局怀丑”一句费解，以至怀疑写本有误。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鬓局”一词作过解释。因此笔者拟略作考察，试解其义。
按：写本所见“鬓局”一句无误。“局”，卷也，“鬓局”即鬓卷也。《诗·小雅·采绿》云：
终朝采绿，不盈一匊。
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采蓝，不盈一襜。
五日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
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其钓维何？维鲂及鱮。
维鲂及鱮，薄言观者。
首章第三句“予发曲局”，《毛传》云：“局，卷也。妇人，夫不在则不容饰。”《郑箋》云：“礼，妇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发，忧思之甚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则谓：“解所以曲卷者，礼，妇人在夫家，当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发，则去其笄而不用，是忧思深也。”“予发曲局”，意为夫出未归，其妻忧思，头发卷曲而不加容饰。
又，《诗·小雅·正月》第六章首四句云：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
谓地盖厚？不敢不蹐。
“不敢不局”，《毛传》云：“局，曲也。”《郑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沦也。”由此可知，“局”古训卷曲也。
5第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版。
6参照石立善《入矢义高致胡适的十封书简》，第317页。
“鬓局”一词，又见于六朝江淹《悼室人十首》之五7。其诗云：
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
风光肃入户，月华为谁来？
结眉向珠网，沥思视青苔。
鬓．局．将成葆，带减不须摧。
我心若涵烟，葐蒀满中怀。
江淹诗中所吟“鬓局”二字的用法，与刘澄《序》完全相同。“鬓局将成葆，带减不须摧”，形容作者哀悼亡妻，无心修饰容貌，以致鬓发卷曲将成蓬乱丛生的杂草一般，衣带亦自然宽减，身材消瘦。唐人陆龟蒙《寄远》诗云8：
鬓乱羞云卷，眉空羡月生。
中原犹将将，何日重卿卿？
“鬓乱云卷”之喻意与“鬓局”异曲同工。总之，古代诗文常以鬓发卷曲蓬乱，来描写容貌憔悴不整或无心修饰。由此可知，《问答杂徵义》的编者刘澄不仅是一名佛教信徒，同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古典素养。刘澄《序》云“明镜高悬，鬓局怀丑”，意为明镜高悬在前，若头发卷曲、容貌不整，即刻会映照出自身的丑态。
关于前一句“明镜高悬”，因镜鉴物而无私，故古人常以镜喻道，譬如《韩非子·观行篇》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另一方面，镜子是佛教中重要的法器之一，而且具有明澈写像的物理性质，故佛教各宗派典籍均喜以镜为喻，如《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云“如执明镜，自见面像”等等，其例不胜枚举。仅就唐代佛典而言，玄嶷《甄正论》卷上云“明镜高悬，物来斯鉴”，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十住品》亦云“悬镜高堂，万像斯鉴”，此两例与刘澄《序》的用法可谓如出一辙。
下两句“海深不测，洪涌澄漪”，则是“明镜高悬，鬓局怀丑”的对句，意为佛法深奥如海，难以尽知，而洪涛汹涌可见如清波一般的妙谛。此二句是形容南阳和尚乃佛法的代言人，及其说法的妙用。
总体而言，刘澄以“明镜高悬，鬓局怀丑”之语，来赞扬南阳和尚神会的说法开示如同高悬之明镜，令人当下警醒而知美丑、明是非。此正是神会自身所谓“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之意（独孤沛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P.3047）。
结语
7《四部丛刊》本所收《梁江文通文集》卷四。
8《四部丛刊》本所收《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七。
唐宋禅宗典籍的序文多以四六骈文写就，不仅用典繁杂，广涉儒释百家，而且文白相间，词藻声律并重。貌似简易，实则难读。通过上述对敦煌写本S.6557所见“鬓局”一词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在阅读禅宗典籍之际，有时运用古典训诂进行解读是行之有效的。
（原载《文史知识》2009年第5期，北京：中华书局）
文献：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八佾》篇中，（先秦）“文”与“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汉唐以后）“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献”的解释已经与本义发生变化，“献”的含义已日益向“文”转化。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的概念，逐渐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1983年7月2日发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规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我们对文献的定义是（见句首）。与传统的“文献”含义相比较，现代“文献”含义不仅包罗了传统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图书资料，掌握某一方面知识技艺的专门人才，还囊括了现代所有的知识记录和信息载体。 作用：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文献具有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两大基本功能。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特征和规律的学问。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古代多属于校雠学的范畴） 文献学的成就：1.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 2.钩稽考证汉人经说 3.撰著新疏新解4.汇释群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 甲骨文献：又称“卜辞文献”，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王懿荣是甲骨文献价值的第一位鉴定人。刘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金石文献：分别是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金文文献：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夏商，盛于周代。石刻文献起源大体与金文文献同步。石经是儒家经典的大型石刻文献。始于汉魏，绵延到清代，内容由“七经”发展到“十三经”。墓志碑刻是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现存最早的碑刻文献著录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金石学：对各种青铜器和石刻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学问。 经部文献：包括儒家经典“十三经”、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各种注释阐发之书以及为解经需要而衍生的各种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典籍。 十三经：儒家十三中经典的合称。十三经的概念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其发展演变过程是:汉代把《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名“五经”（“熹平石经”）；唐代增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种，名“九经”；唐文宗开成间刻石于国子学，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开成石经”）；到宋代，复增《孟子》，合称“十三经”。“十三经”是经部文献的核心，是集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之大成的总集。 十三经注疏：汉代及魏晋时代学者对十三经所作的注和唐宋时代学者所作的疏，合称“十三经注疏”。 二十四史：形成过程是：“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
敦煌石窟 中国甘肃敦煌一带的石窟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等。有时也专指莫高窟。莫高窟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中心东南25千米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 366 ），历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相继凿建，到唐时已有1000余窟龛，经历代坍塌毁损，现存洞窟492个。保存着历代彩塑2400多尊，壁画4.5万余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洞窟最大者高 40 余米、30 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过几十厘米。窟外原有殿宇，有木构走廊与栈道相连。壁画有佛像和佛经故事、佛教史迹、神话等题材，构图精美，栩栩如生。造像均为泥制彩塑，分为单身像和群像。造型生动、神态各异，最大者高33米，最小者仅 0.1 米。壁画除佛教题材外还绘有出资建造石窟的供养人像和耕作、狩猎、捕鱼、婚丧、歌舞、杂技、旅行等生产、生活情景。1900年发现藏经洞，出土了大批古代写本和其他文物（见敦煌文书）。西千佛洞位于今敦煌市西35千米南湖店附近党河北岸断崖上。始建年代晚于莫高窟，现存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时代的洞窟20个，窟形、壁画同于莫高窟，塑像多为后世重修。榆林窟位于安西县城西南70千米的踏实河两岸。现存唐、五代、宋、西夏、元、清代的洞窟41个。东千佛洞位于今安西县城东南约70千米桥子乡的山谷中，约始建于西夏之前，今存有西夏、元、清等朝代的洞窟23个，塑像有说法像、思惟像、高僧像等，壁画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与榆林窟同时代壁画相同。五个庙石窟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南20千米党河上游的峡谷中，始建于北朝晚期，今存五代、宋、西夏、元等时代洞窟 4 个，无塑像遗存，壁画多经变和密宗佛像。毁坏严重。敦煌石窟始自十六国，至清代1000余年中不断修建，其塑像、壁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历代佛教艺术的发展，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其中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石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地区，是这一带几座石窟的总称，计有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等。其中，又以莫高窟建成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其余则为莫高窟的分支。莫高窟在今甘肃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断崖上，所占崖面全长1618米，绝大部分洞窟分布在南段长约1000米的地段内，仅有少量在崖壁的北端。莫高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说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历经了前秦、北凉、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朝代，共留存大小洞窟491座，塑像2400多躯。莫高窟采用木构建筑，现多已毁灭，仅存唐宋时期的木构窟檐5座。这些塑像、窟檐和45000余平方米的壁画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敦煌艺术。 敦煌自西汉起即为西域重镇，“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得中国和中亚及西方诸国的商业、文化交流得以发展，佛教和佛教艺术即是循此路线，经敦煌传入中国的。公元四世纪，中原战火不断，河西地区则相对安定；因此，从内地去的僧人在此开始了石窟的营建。公元六世纪末，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战乱和分裂，同时也加强了对西北的经营。由于隋朝的皇帝都崇奉佛教，所以尽管只有短短的37年，但莫高窟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仅至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即已有“窟室一千余”。五代时期及宋代，河西地区相对稳定，当地统治者及僧、民又开凿了许多洞窟，并对前代洞窟进行了全面维修。西夏统治期间，几乎没有开凿洞窟，仅是对以前的石窟加以改建或修补。元代，密宗佛教盛行，所以期间开凿的石窟均带有密宗色彩。此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沉寂，敦煌失去了其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与国际敦煌学项目 孙利平 （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流处）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联合创建的，是中国三个敦煌资料中心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资料中心于1988年8月正式成立，现属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资料中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是系统搜集、整理、入藏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为敦煌学界提供阅览和咨询，编辑出版有关目录和论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资料中心入藏 《英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等敦煌吐鲁番学书籍、期刊13000 余册，每年接待国内外学者 2000余人次。同时资料中心自1994年开展建立学者档案工作，为一百多位学者建立档案，专架存列，与所藏书刊资料相互补充，服务于学界。资料整理工作也初见成效，目前出版有《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专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等敦煌文献研究论著目录。可以说，敦煌资料中心很好地完成了创办时期敦煌学界对中心的要求，对于资料中心今后工作的开展起着奠基的作用。 随着国内外敦煌写卷的相继公布，以及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提供敦煌文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为学界服务，2001年3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签署五年合作项目，加入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敦煌写卷的研究与保护的国际敦煌学项目。在保证敦煌写卷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资源共享，揭示秘藏，由此拉开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序幕。国际敦煌学项目是由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倡议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合作的国际敦煌学项目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乃至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一年的积极探索，我们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自身特点，制定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总体发展思路，即：以国际敦煌学项目为契机，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资料信息中心，提高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在学术界的地位；以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基础业务工作支持国际敦煌学项目的发展，使两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此我们草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规划，征求各位专家的意见： 一、馆藏敦煌文献数字化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1907年、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先后闻讯来到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捆载而归。1910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经办的官员敷衍塞责，留在当地的遗书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
区域空间发展战略与优化设计 ——以甘肃省国营敦煌农场为例仲夏时节，千里迢迢驱车来到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国营敦煌农场。只见一路上拉西甜瓜的车辆络绎不绝；一块块整齐划一的农田里，农场职工们正在忙碌着摘瓜装箱；农场总部所在地黄墩子，一排排红顶白墙的小二楼鳞次栉比，“同心园”文化广场芳草萋萋、风清气爽，新建的“同舟岛”观光旅游区湖波荡漾、别有洞天，与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遥相互映，构成了一派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小城镇。 区域区外、区内背景分析 地理位置 甘肃省国营敦煌农场，是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国营农场，1958年建场，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北30公里处，交通便利。 图表1同心圆所在位置为敦煌农场
如下图所示，国营敦煌农场目前已形成三个盘旋路十字路，是这一区域发展的核心，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很明显，中间的一个增长极是最初独立存在的核心，左边伴随着学校出现的是附属核心，右边是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增长极，已形成完整的新增长点，沿着三点一线形成主要交通道路。 地区概况 甘肃省国营敦煌农场，1958年建场，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北30公里处，交通便利。农场现有总资产3213万元，总人口3250人，职工1215人，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8人，其中中级16人，初级32人；全场下设两个农业分场，12个生产队，一个棉花加工厂、学校和医院等；在敦煌市设有农垦宾馆，床位90个；农场有农机具170余台件，机井131眼。地方农业银行、邮电所等驻场机构为农场生产生活提供方便。 农场现状 敦煌农场占地面积96万亩，耕作面积3万余亩，主要种植棉花、哈密瓜、西瓜。种植的哈密瓜远销广东、广西、上海、越南等地。农场本着“质量第一”的发展宗旨，在种植技术上一直保持着“精益求精”的科技领先精神，农用物资统一经营，在农作物种植上从根本上杜绝农残问题，肥料使用有机肥、生态肥，防虫采用生物防治。现种植的哈密瓜、西瓜均已取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证书。并通过了
敦煌书法 一、概述 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自从一九 OO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 4 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 17 帖临本 3 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 492 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 17480 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石窟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1924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其中一些贪官私藏了一些，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最后只剩下八千多件了 敦煌壁画以北朝和唐代为最盛。北朝壁画多“本生故事”，宣扬一种彻底的牺牲精神。北朝的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民生多灾多难，备受苦难的人民把理想寄托在这些佛教理义上。到了唐代社会安定，壁画宣扬的良辰美景恰是对盛唐繁荣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折射，作品充满健康、乐观的情调。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石窟中以莫高窟建窟最早，内容最丰富。其余石窟,均系莫高窟的分支,西夏和元代的作品还可补莫高窟之不足。敦煌石窟上起十六国，下迄清1000余年间连续不断，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 莫高窟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塑像和绘画。这里的塑像是泥塑，不同于云冈和龙门的石像。这主要是因为三危山石质较粗，不能凿成佛像，所以工匠们才用泥塑。相传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而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年代应为北凉（5世纪初），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由历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累积完成，因而也呈现出不同时代的风格。北魏时期的塑像，体格高大，额部宽广，鼻梁高隆，眉眼细长，头发呈波浪状，袒露着上身，留下了印度艺术的浓重印记。隋代的塑像，面相丰满，鼻梁相对稍低，耳朵相对加大，脸部线条柔和了，整个身体比例虽然还不尽相称，但已中国化了，体现出一定的民族风格。唐代，莫高窟的雕塑达到了顶峰。这些雕塑完全抛弃了模仿痕迹，面容温和慈祥，神情庄严从容，服饰华美。天王像表现了男子的健美，让人感到威严、正直、勇猛、坚毅；菩萨像身段秀美，面庞圆润，嘴角带着微笑，胸臂袒露，衣裙轻薄，形象酷似现实中的妇女。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举世闻名的佛教遗址，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三危山。据唐代碑文记载，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十四世纪，边续千年凿窟造像不断。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各个朝代，形成南北全长1680米的石窟群，共存洞窟700多个，其中有彩塑和壁画的洞窟492个，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木构窟檐五座。莫高窟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宏大、历史最久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良好的佛教遗址。 莫高窟各窟均由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综合构成。洞窟建筑形式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大像窟等。塑绘结合的彩塑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壁画内容丰富博大，分为佛教尊像画、佛经故事画、佛教史故事画、经变画、神怪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七类，是古代社会历史形象的反映。精美的彩塑与壁画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四至十四世纪的文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4万余件。其中文书，大部分是汉文写本，少量为刻印本。汉文写本中佛教经典占90%以上，还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敦煌文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与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文学、艺术、科技等的重要资料。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后历经劫难，大批敦煌文物与石窟中的一些壁画和彩塑，先后被英、法、日、俄、美等国的盗宝者劫运国外，流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与博物馆。这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本世纪初以来，以藏经洞出土文书与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在全世界兴起，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944年，在莫高窟设立了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大为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 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 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 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8 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
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现存的敦煌诗歌写本为四百多个，在敦煌文献中所占比例很小。敦煌学研究中，敦煌诗歌也不算热门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王国维、潘重规等对《秦妇吟》的考订与研究；王重 民、潘重规、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对《全唐诗》的补编、校订工作；黄永武、徐俊等对敦煌诗歌的整理校辑；胡适、戴密微、张锡厚、潘 ［法］重规、朱凤玉、项楚等对王梵志诗歌的研究；王重民、潘重规、柴 剑虹、陈国灿等对陷蕃诗的研究。总体来看，文字校订和内容解读方面的成果较突出。 本文所依据的敦煌诗歌写本材料，主要基于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至少要包含下述问题：唐代敦煌，人们如何获取和复制诗歌文本？这些文本是如何编集的？文字抄写、版式安排有何特征？ 传播意味着要有复制。敦煌诗歌写本的复制方式为手抄。这种抄写复制行为，称为“传写”或“传抄”，汉唐史料中常见 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是汉唐时期文 本传播的主要方式。敦煌诗歌写本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存在方式看，敦煌诗歌写本可分两类：诗集和单篇。其主体是诗集。单篇指一件写本只抄一首诗作，如《秦妇吟》，此类
写本很少。诗集又包括别集（个人诗集）和集抄（集合数种诗作或数个诗人的选集）两种类型，以集抄为多。 从传播的角度看诗集，至少要知道它的名称、作者、编者、编选思想等信息。以此来看敦煌诗歌写本，立刻会发现，此类信 息几近缺失。“既无书名又无编者，也无编例可寻的诗歌选本所在着相当大差异”。这种现象的产生，部分可能与敦煌诗集写本均为残卷有关，但总体来看，即使将残卷因素考虑在内，依然会一头雾水。 占比例最大。敦煌诗歌写本与传统意义上的‘诗集'概念存1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 先看诗集名称。现存敦煌写本，极少数残卷上保留有集名如 故陈子昂集”、“珠英集”、“王梵志诗集”等。绝大部分今人熟悉的《唐人选唐诗》、《高适诗集》、《李峤杂咏注》、《白香山诗集》等敦煌写本集名，其实并非残卷上原有的题署，而是罗振玉、王重民等早期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们根据集子内容推测或拟定的名称，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集名已证明并不准确②。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多以“唐诗丛抄” “诗钞”等为名，一方面更符合敦煌写本原貌，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诗集的名称实在无从查考。 再看作者。在徐俊统计的63 种诗集中，只有《伦人王克茂诗抄》、《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李矫杂咏注》、《李翔涉道诗》、《释玄本五台山圣境赞》、《高适诗集》、《张祜诗集》、
敦煌文献概述 Document number【AA80KGB-AA98YT-AAT8CB-2A6UT-A18GG】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八国联军进北京。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不让你往外运了。宋以后的丝路就断了。元明就更不行了，管都不管了，算外国了，控制不了就把边界把里收，到清朝，才往外开。但也没开到唐朝的范围。现在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清朝奠定的。）王道士，没什么文化，认几个字。修缮洞窟，积功德，把老壁画泥上再画上新的，岂有此理，他不懂老的壁画有多值钱。他还把很多个洞窟打通了。我们现在去看是有云梯的。开通通道破坏了很多壁画。不是他一个人干，还有两个小喇嘛，你看，他们这小团队也是多元的。（此处有笑声）。
说说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 石立善 日本京都女子大学 一 敦煌写本S.6557现藏大英博物馆，是唐代禅僧神会（684―758）语录的一个新写本，由日本学者入矢义高（1910―1998）于1957年秋首先发现1。敦煌写本S.6557是继P.3047与石井光雄藏敦煌写本后所发现的第三个神会语录写本，也是神会及唐代禅宗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入矢义高根据此写本卷首所载编者刘澄《序》以及日僧圆仁（794―864）《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的记载，考定这一部神会语录的原名为《问答杂徵义》，并于1959年4月将自己的发现与考证结果用书简报告给胡适（1891―1962）。其后，胡适则根据入矢提供的资料与线索，修改补充了自身早年的神会研究2。 S.6557卷首所载刘澄《序》，不见于P.3047及石井光雄藏敦煌写本。此《序》残缺，仅存后半部分135字，兹录全文如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教弥法界。南天绍其心契，东国赖为正宗。法不虚传，必有所寄。南阳和尚，斯其盛焉。禀六代为先师，居七数为今教。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明镜高悬，鬓局 ．．怀丑。海深不测，洪涌澄漪。宝偈妙于贯花，清唱顿于圆果。贵贱虽问，记录多忘。若不集成，恐无遗简。更访得者，遂缀于后。勒成一卷，名曰《问答杂徵义》。 但简兄弟，馀无预焉。前唐山主簿刘澄集。 此写本中的“鬓局”二字，胡适《神会和尚遗集：胡适校敦煌唐写本》[增补本]辨认为“须眉”3。入矢义高于1959年4月8日写给胡适的书简中迻录此文，则写作“鬓局”4。说明胡适并未采纳入矢的辨识成果。 经笔者检核S.6557的照片，发现此二字确作“鬓局”无疑。大概由于“鬓”与“须” 1参照入矢义高著，石立善译《回忆胡适先生》（《胡适研究通讯》第三期，北京：胡适研究会，2008年8月）。 2参照石立善《胡适与入矢义高——写在书简上的一段中日学术交涉史——》（《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所收，第277―327页，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9月）。 3第426页，台北：胡适纪念馆，1968年12月。 4参照石立善《入矢义高致胡适的十封书简》（《胡适研究论丛》第一辑，第316―317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
敦煌文献库 内容简介： 敦煌文献库是专门收录敦煌汉文文献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上个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发现、而后流散世界各地的数达5万件之多的汉文和藏文、梵文、于阗文、回纥文、吐火罗文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奇珍。不仅使大批亡佚已久的古文献重现于世，更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进与中世纪中亚和中国相关之歴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化艺术之研究，并形成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库辑录现藏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之敦煌汉文文献3万余件，分为佛书编（佛教经卷）、遗书编（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写本）、文书编（官文书，私文书及寺院文书残卷），各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成保留原件所有信息的数码全文，采用还原式页面，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图表、标记及怪僻字、重迭字、翻转字、涂抹字等。总计全文超过1亿字，影像超过30万页，数据总量约1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整理标注随心所欲，编辑下载按键即得，为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开出新生面。 技术标准： 页面显示：还原式全文页面，逐页对照原版影像 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 条目检索（题名、时代、作者、篇目） 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 高级检索（进阶、逻辑、关联） 研读功能：放缩（影像放大阅读） 全屏（影像全屏阅读） 去灰（影像去除灰度阅读） 翻转（影像旋转180度阅读） 连缀（影像前后页连缀阅读） 设置（全文设定版式和字体） 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 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 打印（全文打印） 下载（全文编辑拷贝） 辅助工具：研究提示（查找相关研究成果） 常用字典（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 采用字库：方正楷体S-超大字符集 适用环境：Windows8/7/vista/XP/server2003/2008 出版信息 敦煌文献库分为五集，自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初集已出）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肯定了其研究具有“先行”意义。尤其是王氏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王氏在治学方法上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和在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王氏是早期敦煌学研究中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楷模，各国的相关机构应为推进学术、文化大交融早日刊布相关资料。 【关键词】王国维/敦煌遗书/敦煌学/“二重证据证”/治学方法 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虽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而在学术上却颇为开放。他一方面身体力行。坚守乾嘉朴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咸之际开始形成的新学潮流；他非但一贯致力于传统汉籍及中原出土的钟鼎铭文、碑刻、石经、甲骨的考释，也十分关注边疆史地及西域出土的简牍文书的考订；他不仅乐于接触并引进、吸收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而且与东邻日本学者有密切的切磋交往。这就形成了他鲜明的治学特色。恰如陈寅恪先生1934年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归纳的：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捡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 在这段话中，陈寅恪先生没有提及王氏的敦煌学专论，但他于1930年所作《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云：“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我认为，这“三数人”，是应该包括王国维在内的。王国维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可以作为他治学方法的典型例证。（一）我们考察20世纪敦煌学开创、形成的历史，当然不能忘记罗振玉、王国维二位大师的筚路蓝缕之功。同时，亦应注意到日本学者在调查、提供、交流敦煌资料方面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众所周知，斯坦因、伯希和劫走大批藏经洞卷子的消息在学界传开后，最积极赴欧洲查阅、抄录敦煌写卷的，就是日本学者。早在1909年11月28～29日京都帝国大学史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就展出了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从罗振玉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第二年8月，帝国大学派内藤、狩野等五人赴北京调查敦煌写本；1912年，又专派狩野博士赴巴黎、伦敦查阅敦煌写本；1916年秋，矢吹庆辉赴英、俄调查敦煌文献。日本学者的这些早期查访活动，都和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声气相通。如1912年9月26日，当时寓居日本的王国维知道狩野赴欧，就写了66句的七古长诗相赠，诗中即有“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石室 书自能事，缟带论交亦故情”的句子，道出了他们之间在学术切磋中结成的友谊和对敦煌遗书的共同关注。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王国维为敦煌文献所撰写的跋，一大半都是狩野直喜博士提供的原卷录文。王国维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1909年协助罗振玉校理刊印《敦煌石室遗书》及翻译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险记》。1911年罗、王二氏赴日寓居后，敦煌文献逐渐成为王氏治学的重要对象。据我查阅，算上1909年的译文，到1920年为止，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写卷专论文章有30篇（则），现试按撰写时间罗列如下： (1)翻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1909年冬） (2)唐写本《太公家教》跋（1911年6月，据罗氏藏本） (3)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1913年6月，据罗氏藏本） (4)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1913年秋，据罗氏藏本） (5)《流沙坠简》序（1914年春） (6)《流沙坠简》后序（1914年4月） (7)敦煌所出汉简跋14则（1914年） (8)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及自序（1916年） (9)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1917年） (10)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1917年） (11)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1917年，据伯希和藏本及大谷搜集品） (12)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自序（1918年6月） (13)唐写本残职官书跋（1919年，据狩野直喜博士录本） (14)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1919年，据狩
敦煌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40 000余件手写本和少量的木刻本。国内外学者视这批文献为珍宝，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研究，成果斐然，以致形成了新兴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医学文献只占敦煌文献的很小一部分。自敦煌文献发现之后，我国又陆续在新疆、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发现了许多古卷子写本，其中也有少量的医学文献。现代学者一般将它们归入敦煌医学文献进行研究。 目前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万余卷之外，其余都为当时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所获，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以及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据马继兴研究，现存于国内外的敦煌医学卷子约有93种，其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方面。这些医学文献的年代多撰成于六朝及其以前，也有部分系隋唐时期的医学文献。这些文献中有许多长期失传的医药古籍，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古籍最早的传写本。它们最能反映早期医学文献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对校勘、补缺和探求宋以后木刻本的源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五脏论”一类的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著录多种，但宋以后已罕见原书。因此，后世对这类以讨论脏腑学说为中心的古代医书原貌知之甚少。敦煌出土的《张仲景五脏论》、《明堂五脏论》、《耆婆五脏论》等，使古代脏腑理论研究有了新的依据。 医方本草是敦煌医学文献的主要部分。出土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卷子残卷，其文字内容更接近原始原貌，可以用来校正宋代以后通行的各种《伤寒论》刊本之疏误和遗漏。敦煌出土的卷子本草类著作有9种之多，其中《本草经集注》残卷保留了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用朱、墨分书的原始形态。唐代政府组织编撰的<新修本草>，以及唐代孟诜《食疗本草》的残卷，为现代辑佚复原这些本草名著提供了珍贵材料。此外，20余种医方残卷记载了丰富的病种和所用药方，可以充分反映唐以前医家宝贵的临床经验。 20世纪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化。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少数敦煌出土的医药专著。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致力尤多。随着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和复制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对敦煌出土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从而促进了敦煌文献的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系统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敦煌古医籍考释》等多种学术专著。目前，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纵深发展。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沙知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1999年10月第2次印刷） 甲、买卖类 p1 1 S.1475v《未年（827?）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卖地契约》 宜秋十里西支地壹段，共柒畦拾亩。东道，西梁，南索晟，北武再再。未年十月三日，上部落百姓安环清为突田债负，不办输纳，今将前件地出买（卖）于同部落人武国子。其地亩别断作斛豆斗汉豆斗一硕陆豆斗，都计麦壹拾伍硕、粟壹硕，并汉斗。一卖已后，一任武国子修营佃种。如后有人忓恡识认， p2 悔，罚麦伍硕，入不悔人。已后若恩（因为目）敕，安清罚金伍两纳入官。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共平章，书指为记。地主安环清年廿一母安年五十二师叔正灯（押）见人张良友姊夫安恒子 p3 2 S.2092v《年代不详张来儿卖宅舍契》 壁三张来儿舍一口，东西并基一丈六尺八寸，南北并北头基七尺八寸。计重张地一百三十一尺四分，着物二十六石二斗四合。 p4 3 P.3394《唐大中六年（852）僧张月光博地契》 [宜][秋][平]都南枝渠上界舍地壹畦壹亩，并墙及井水，门前[道][张][月][光]张日兴两家合同共出入，至大道。东至张日兴舍平分，西至僧张法原薗及智通薗道，南至张法原及车道井南墙，北至张日兴薗薗道。智通舍东。又薗地三畦共四亩。东至张日兴薗，西至张达子道，南至张法原薗及子梁，并智通薗道法原薗□□墙下间四尺道，从智通舍至智通薗，与智通往来出入为主已。其法原薗东墙□□□智通舍西墙，法原不许讫恡。北至何荣。又僧法原薗与东无地分井水共用。薗门与西车道□分，同出入，至大道。又南枝下界地一段叁畦共二十亩。东至刘黑子及张和子，西至氾荣子庙，南至梁及周兴子，北至索进晟庙。已上薗舍及车道井水共计，并田地贰拾伍亩。大中年壬申十月廿七日，官有处分，许回博田地，各取稳便。僧张月光子父将上件宜秋平都南枝渠薗舍地道池井水计贰拾伍亩，博僧吕智通孟授忩（上有艹）（葱）同渠地伍畦共拾壹亩两段。东至阎家及子渠，西至阎咄儿及建女道，南至子渠及张文秀，北至阎家。 p5又一段东至阎家及麻黄，西至张文秀，南至荒，北至阎家。壹博已后，各自收地，入官措案为定，永为主己。又月光薗内有大小树子少多，薗墙壁及井水开道功直解出买（卖）与僧侣智通。断作解直，青草驴壹头陆岁，麦两硕壹豆斗，布叁丈叁尺。当日郊（交）相分付，一无玄（悬）欠。立契，或有人忓恡薗林舍宅田地等，称为主讬者，一仰僧张月光子父知当。竝（并）畔觅上好地充替，入官措案。上件解直斛豆斗驴布等，当日却分付智通。一定已后，不许休悔。如先悔者，罚麦贰拾驮入军粮，仍决丈（杖）卅。如身东西不在，一仰口承人知当。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用作后凭。薗舍田地主僧张月光（手印）保人男坚（手印）保人弟张日兴（藏文押）男儒奴（手印）侄力力见人僧张法原法原见人于佛奴见人张达子见人王和子见人马宜奴见人杨千荣见人僧善惠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56814379.html, 敦煌文献中三种植物新考 作者：王守云 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22期 [摘要]敦煌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人工栽培或野生的植物品种，也有一些域外引进品种，其籽粒可供食用或作饲料，也可入药。本文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三种植物草子、荜豆、豆进行了分析考证。 [关键词]敦煌文献；草子；荜豆；豆 [中图分类号]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14-03 一、草子 在敦煌文献中，有几件关于唐代沙州仓曹的会计牒，记录了不少可以食用的“草子”。如P.2763《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肆拾叁硕玖斗肆升肆合叁勺草子。”P.2654《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壹阡柒拾捌硕肆斗肆胜肆合贰勺草子。”这些关于草子的记录，说明它是敦煌当地人们的食物原料之一。 在敦煌文献中，草子又叫野谷，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野谷”条记载：“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藜高二尺以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这是记载武周时期，敦煌收武兴川之野草子以充军粮之事。根据上述有关这种草子性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断定其就是古代史书中常说的东蔷，又叫做登相、登厢、登粟，在甘肃河西一带被称为沙米，生长在干旱的沙漠中，形状如同蓬草，色青，耐旱，叶子窄而长，尖有刺，生长期短，夏季遇雨发芽，炎暑迅速生长，在雨水丰沛的年份，能长半人多高，九、十月间成熟。成熟后，收割、打碾，除去秸秆，可以得到沙米籽，呈扁圆形，黄褐色。沙米种子营养价值很高，其含有16%～17%的蛋白质，赖氨酸含量更是远远高于其他作物，是甜荞麦含量的40%，是小麦粉的549. 6%；苏氨酸是小麦粉155. 5%；蛋氨酸是小麦粉的198. 7%；苯丙氨酸是小麦粉的112.9%；异亮氨酸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矿物质含量也很高，锌的含量是小麦粉的148.4%；钾的含量是小麦粉的285. 1 %，是苦 荞麦的139%；镁的含量是小麦粉的560%，是苦荞麦的129. 8%；铁的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只有钙的含量相对低一些。沙米性温味醇，助消化、健脾胃，菜粮兼用，可谓食品中的佳品。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和酒泉的一些地方，很早就有采集沙米用作旱荒之年食物补充的习惯。河西人除了将其加工为炒面食用外，主要用来做馓饭，如同小米或黄米。 东蔷，元代始称沙米，成廷珪《送潘仲明之泰兴》诗云：“年丰沙米贱，江近网鱼鲜。”明胡侍《真珠船·东墙》载：“甘、凉、银、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细如罂粟，堪作饭，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8“沙米”条引《瀚海记》云：“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作为粥，滑腻可食；成为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