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08级1班 黄文军
国际商务系
08012192
陈彦秋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系 别 学生学号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关于不同来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技术溢出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硕果颇丰，不仅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国际上FDI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意义。随着学界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开始转向对转型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亮点。作为目前理论研究的最新热点和亮点，来源地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资料较新。本文对相关领域中涉及到FDI溢出效应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整理，就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及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来源地研究这些主题做文献综述。
1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Blomstrom, kokko(1998)检验了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溢出效应。他对技术溢出的概念，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市场准入溢出的概念，跨国公司经营产生溢出的定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同时分析了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影响的渠道：首先他检验了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并将当地企业和跨国子公司与前向和后向产业链上的联系进行对比；再分别研究跨国企业对当地员工的培训，来自跨国企业的示范和竞争的影响以及由跨国企业经营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最有可能来自东道国, 因为东道国企业的运营方式可能影响当地的行业内企业和行业外企业。然而，虽然有显示说明东道国的溢出效应在国家和行业间有系统性的变化，但没有准确的或计量上的证据证实这种影响的存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外商投资的正影响随着当地技术吸收能力和竞争的加强而增加。
邵留国，张仕璟，王国顺（2007），研究了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他们认为FDI技术溢出渠道度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有：一、吸收能力，东道国吸收能力强，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反之则不明显。而吸收能力强弱则与跨周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问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和R＆D水平有关；二、东道国发展水平，一般认为东道国发展水平与FDI 技术溢出效应成正比，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首先，通过劳动力流动渠道，欠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较低，其次，欠发达国家(吸收能力较低)吸引的跨国公
司与当地供应商和顾客存在较强联系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使得通过前后关联获取技术溢出的渠道失去作用；三、东道国市场结构，当外资企业处于垄断性市场地位，它将趋于维持现状，进一步采取新技术的动力大大减弱，甚至有意识地减慢技术更新的速度，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会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形成一种“孤岛经济”。当东道国企业处于垄断性市场地位将散失学习、模仿的动力，不再追求技术进步。
同时他们认为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是是外贸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外商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而影响FDI的流向，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从而对FDI技术溢出渠道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到FDI 技术溢出效应。
2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刘金钵，朱晓明（2004）分析了跨国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建立了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模型，并利用模型对我国工业领域内跨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在1993—2002年间，我国工业内的跨国直接投资通过投资的转移实现了技术的转移，也就是说随资本的转移发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其次，我国工业领域内存在明显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是通过利用跨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
郑秀君（2006），以技术溢出的四个渠道为理论基础，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选择浦东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外商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途径。调查问卷分析表明，虽然通过示范——模仿渠道和联系渠道能够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也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和竞争并没有在当地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说明我国的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并不“通畅”。同时，她认为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为防止技术扩散、利用我国优惠的政策，把我国作为一个生产加工基地，是“两头在外”的飞地投资。因此说明我国想通过引进外资来获得先进技术根本是不可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没有起到作用。并且，外资在我国的黑色金属加工业等瓶颈产业根本没有投资，那么在我国的能源等瓶颈产业不会有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因此，我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只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微弱存在，我们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不是免费搭车。
刘和东，施建军(2009)认为影响我国技术溢出的特殊因素有：我国吸引FDI 的传统战略和政策，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FDI的进入方式，FDI的产业流向，FDI来源结构。针对特殊影响因素，他们对此提出了提高我国FDI技
术溢出效应的前瞻性对策如下：一、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二、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三、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两人在传统R&D 投资项目实物期权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项目开发时间变量。建立了项目研发时间不确定的垄断投资期权模型。得到了开发时间不确定项目的投资价值和投资临界值。对企业研发投资策略均衡进行了分析，存在同时投资策略均衡、追随者和领先者策略均衡等，并给出各种情况下的最优投资时机，分析表明，随着项目开发时间的增加，企业的投资价值下降而投资临界值上升。因此。开发时间和投资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期权价值，巩固了投资项目对市场的垄断。
马林，章凯栋（2008）采用2000～2005年中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阿罗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了FDI技术溢出检验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溢出进行了经验研究。他们得出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按来源地分类检验显示，相对外国投资，海外华资负向溢出更大；按投资方式分类检验显示，合资企业负向溢出最大，合作企业次之，独资企业则表现出了不明显的正向溢出；从时间上看，随着经营的深入，呈现负向溢出减弱、正向溢出增强的趋势。
邱斌，杨帅及辛培江（2008），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研发和出口交货值两个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他们发现研发与出口交货值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渠道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不同的传导机制。主要得到的结论有：一、样本数据期内，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明显，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二、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与出口交货值两个因素表征内资企业的变量明显地促进了内资企业的创新与技术进步，这说明内资企业近年来的研发努力和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三、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存在着行业异质性。后向关联在一般行业中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在高技术行业中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技术溢出。
3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来源地研究
Javorcik ，Saggi ，Spatareanu(2004) 采用Amadeus 数据库中罗马尼亚50,597家企业的数据，对罗马尼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思维线性变换模型，用以检验FDI 的国别因素是否会影响FDI 垂直溢出效应。投资来源国对国内提供中间产物的上游行业溢出效应的关联主要来自两种途径：首先，由东道国跨国企业发起的中间产物投入份额随着东道国与本国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其次，模仿的发生受部分母国特惠贸易政策的影响。案例中，罗马尼亚与欧洲的交易表明受低税率的影响，欧洲投资者带来的溢出效应比美洲和亚洲的大。再者，当欧洲投资商为在国际上保持优势遵循中间产物从母国提供的原则，这会导致欧洲比美洲和亚洲更少从罗马尼亚当地采购资源，使得美洲和亚洲对罗马尼亚产生更大的垂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的结论也支持这一假设。美国和亚洲在罗马尼亚下游产业的参与程度对罗马尼亚供应商企业生产率有正关联。而欧洲投资者在下游行业的经营对罗马尼亚供应商企业生产率有负效应。实证证明不同投资来源对FDI 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的影响。
孟亮，宣国良（2005) 使用中国各地区相关数据，分析了不同来源FDI 在我国工业部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具体对港澳台外资与其它外资进行了比较，对我国共计30个地区的工业部门2001—2002年的有关数据，采用混合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处理，在Caves(1974)，Blomstrom(1983)等学者采用的检验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得到：
;
各变量的含义如下：LP ：本地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用各地区本地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总职工人数得到，表示各地区本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K/L ：本地企业的人均资本数量，用各地区本地企业的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除以总职工人数得到，表示各地区本地企业的资本密集度；RD ：本地企业的人均R&D 投入，用各地区本地企业的R&D 支出总额除以总职工人数得到，表示各地区本地企业的R&D 密度。FP ：外资进入的程度；e ：检验方程的残差。FP 1与FP 2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与其它外资进入的程度，用外资的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与地区内总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的比值表示。FP A 与FP B 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与其它外资进入的程度，同时采用上述两种计量方法分别进行检验的目的在于相互验证，进一步确定检验结果的正确性。发现在总体层次上，港澳台外资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其它外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LQ 与RD 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本地企业中技术人员的数量与R&D 投入并没有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上述检验结果从一
εαααααα++++++=25143210/FP FP RD LQ L K LP ε
αααααα++++++=B A FP FP RD LQ L K LP 543210/
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处于粗放型增长的阶段，工业产出主要依赖于资本的大量投入，技术含量有待提高。通过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程度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只有在经济发达地区，港澳台外资才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田素华（2007）运用交叉系数回归方法，以行业数据为基础，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外资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强调不同外资形式、外资来源和行业分布对外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又与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关。分不同外资来源的分析结果表明，OECD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对上海本地企业有明显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全部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港澳台投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大于OECD投资，OECD投资以直接技术进步效应为主。港澳台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小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OECD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上海经验出发，我们认为，我国必须根据外资对我国本地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甄别和遴选外资来源、流入形式和进入行业，在若干难以明显获得外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领域，采用内资替代外资的投资政策，以增加我国资本要素的投资收益，减少GDP与GNP之间的差距，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漏出。
隆娟洁，陈治亚（2009），选取了中国35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总体FDI及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工业部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提出总体FDI对内资企业存在显著的正向行业间溢出效应，其中，港澳台资本和其他外商资本均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行业间溢出效应。同时，总体FDI和港澳台资本均不存在显著的行业内溢出效应，而其他外商资本则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负向行业内溢出效应。当在进一步考察外资来源国差异是否导致其对资源密集度不同的产业有不同影响时，发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港澳台资本和其他外商资本均带来了显著的行业间溢出效应，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港澳台资本和其他外商资本均不存在显著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且其他外商资本带来了显著的负向行业内溢出效应。
王蕾(2007)采用了江苏省工业部门1999—2005年的有关数据。运用孟亮，宣国良（2005)所建立的模型对江苏省不同来源FDI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来源的FDI在我国工业部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在总体层次上，港澳台外资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其它外资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这表明FDI技术效应的发生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在外资与本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小，竞争较为
充分，以及文化背景接近时，技术溢出效应将更容易发生。
4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积累，涉及范围较广，研究较深入。FDI对国内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起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指出：技术的示范、模仿、传播和是市场竞争是技术溢出主要来源。溢出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当地企业与外商企业的技术差距，东道国吸收能力，东道国发展水平以及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Caves(1974)为先驱，后来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将他们的实证模型加以细化和扩展，但基本方法是相似的，即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将东道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将FDI以及其他有关的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相关性。但是由于目前计量模型、变量选取都还没有统一和规范，因此前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实证研究往往得到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相去甚远。在对我国的相关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中，由于采用的控制变量，样本数据及数据处理方式不尽相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学者大多证实了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有一定的正影响，但也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而在一定的样本选取，和控制变量下，也可能得出没有技术溢出效应，甚至是负效应的结论。影响我国技术溢出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我国吸引FDI的传统战略和政策，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FDI的进入方式，FDI的产业流向和FDI来源结构等方面。再者，大多数研究都基于全国层面。对单独省份的研究较少。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来源地的研究显示，FDI的母国因素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不同投资来源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影响因素大致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购买的中间品份额明显受公司总部与其在东道国的工厂距离的影响；部分外国投资者母国的优惠贸易安排；外国投资者从当地采购和销售情况的区别。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也较新，主要把FDI根据来源地分为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地区，结果发现在总体层次上，港澳台外资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其它外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港澳台外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只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港澳台资本和其他外商资本均不存在显著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且其他外商资本带来了显著的负向行业内溢出效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处于粗放型增长的阶段，工业产出主要依赖于资
本的大量投入，技术含量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Magnus Blomstrom, kokko.,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12).
[2]Javorcik, Saggi, Spatareanu., Does It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Vertical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Nationality of Investo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5)
[3]邵留国, 张仕绿, 王国顺. 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J]. 世界经济理论，
2007(4).
[4]刘金钵, 朱晓明. 跨国直接投姿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8).
[5]郑秀君.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对上海浦东地区外商投
资企业的问卷调查[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5).
[6]刘和东, 施建军. 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影响因素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09(6).
[7]马林, 章凯栋.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溢出的分类检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08(7).
[8]邱斌, 杨帅, 辛培江. 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研究：面板数据的分析
[J]. 世界经济, 2008(8).
[9]孟亮, 宣国良. 不同来源FDI在华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2006(Vol.26)
[10]田素华.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的结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3）.
[11]隆娟洁, 陈治亚. 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09(8).
[12]王蕾. 江苏省不同来源FDI的溢出效应分析[J]. 商业经济，2007(9).
安慰剂效应的科学性分析与应用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一班甘霁耀 所谓安慰剂效应是指病人在获得无效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时，病症得到缓解的现象。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就有医生发现并利用这一现象为病人治病，但一直到1955年这一概念才正式由毕阙博士提出并开始对其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时至今日，人们对安慰剂效应的看法依然分歧较大：一部分人质疑安慰剂效应的科学性，并认为不应将安慰剂引入临床应用当中；另一部分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虽然人们对安慰剂效应的争论一直在继续但它已然被运用到了药物研究以及临床治疗领域。相信随着对安慰剂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将不断加深，并能在实践中合理应用。 在多数情况下安慰剂效应由患者服用安慰剂引发，而充当安慰剂的通常是蒸馏水，淀粉片，或空胶囊等本身不含药物的伪药品。而有时产生安慰剂效应甚至不需要服用药物引发，医生的几句话或一个积极的暗示，甚至仅仅当病人走进诊室见到医生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病人的病症。美国牙医约翰·杜斯在其27年的行医生涯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病人走进诊室后便声称自己的牙痛缓解了许多。这只是安慰剂效应的一个例子。而在更多的案例中，由安慰剂引发的安慰剂效应则更为普遍。在这里我要着重讨论的也是后一种与安慰剂相
关联的情形。 一直以来，人们对安慰剂都抱以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在临床治疗中，医生发现安慰剂有时确实能缓解病症，减轻病人的病痛；另一方面因为其受主观因素影响巨大，人们也对其效力及科学存在性抱有疑问。 为了弄清安慰剂是否真能客观减轻病人的病症，起到治疗效果，Asbj?rn Hróbjartsson 及Peter C. G?tzsche对安慰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分别于2001年及2004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对156个试验进行了系统地整合分析，比较安慰剂群组及不接受治疗的群组的病情进展。在对试验数据进行整合后，156个试验中有38个得到二元结果（病情有/没有改善），118个试验得到连续结果。得出二元结果的试验群组显示：与不接受治疗的群组相比较，不论结果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安慰剂都没有重大的影响力。而在得出连续结果的试验群组中，他们发现安慰剂有正面影响，但影响力随着试验群组增大而下降。由此他们提出安慰剂效应只是偏见造成的。因此，综上所述，他们研究结果的结论是：只有少数证据显示安慰剂有强烈的临床影响力。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安慰剂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由病人主观精神因素引起而无真正临床治疗效果。 Asbj?rn Hróbjartsson 及Peter C. G?tzsche的研究结论受到了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有研究人员指出很多其他相关研究发现安慰剂的作用效果非常显著，有时甚至和真实药物无显著差别。除此之外有试验表明虽然主观因素对安慰剂效应产生十分重
内隐情绪启动效应的文献综述 一、情绪 （一）情绪启动 近年来，当启动刺激与探测刺激具有相同的情绪色彩时，控制组与实验组的反应会有明显的不同，这种情况被称之为情绪启动。这种情绪研究的发现为情绪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现代心理学产生不久以后，Williian James于1884年提出了被后人称为情绪的外周理论，但是由于情绪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困难，在其后的时间里情绪研究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情绪研究才出现了快速发展，早期情绪研究主要涉及情绪的生理唤醒、情绪脑机能定位、情绪的生理伴随模式、情绪发生序列、情绪与体内平衡、情绪与环境、条件性情绪反应、情绪与人格发展等课题。 情绪启动（affective priming）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当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有相同效价即在评价上一致时（如: 阳光母爱蟑螂死亡），与具有不同效价即在评价上不一致时（如：蟑螂母爱阳光死亡）相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对目标刺激（母爱死亡）的加工会更快和更准确，这通常就被称为情绪启动效应。 [1] （二）内隐情绪 为我们所熟知，弗洛伊德是无意识研究的先驱之一，在他的《性学与爱情心理学》中第三章就是对无意识情绪的阐述。他认为，本能是要寻求一种与观念或情感状态的结合。原始的本能与观念的结合之后就产生认知，而原始的本能与情绪情感状态结合后，就成为外显的情绪情感，两种结合过程之中都会伴随压抑影响作用，往往就把这种原始的观念和情感称为无意识观念和无意识情绪。而且弗洛伊德把意识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无）意识，并且指出无意识对人的心理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就像上文所提到的，在20世纪60年代后，现在心理学开始蓬勃发展，认知革命开始，而内隐学习和内隐记忆的研究也快速发展，因此内隐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开始成熟。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表明内隐社会认知揭示了无意识认知成分参与有意识的社会认知过程。这些都为内隐情绪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什么是内隐情绪，当今研究中尚未有一致的可被所有人认可的界定，在1999 年，Kihlstrom在《无意识心理》中明确提出“implicit emotion”这个概念，表明 内隐情绪是指某种情绪状态所导致的经验思想和行动上的变化，这种情绪状态独 立于他/她对这种情绪状态的有意识的觉知。也就是说相对于个体意识到情绪、 情感及情绪状态知觉的外显情绪，内隐情绪则是归于一个人情绪状态引发的体 验、思想或行为的改变，而这种情绪状态的引发是阈下即无意识的。 [2] 二、内隐情绪的相关研究 目前内隐情绪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阈下刺激诱发内隐情绪并且因此产生的反应是被试可以觉察到的，即被试可以意识到自身的情绪反应；第二方面是阈下刺激诱发的内隐情绪并且因此产生的反应是被试不能察觉到的，即被试的内隐情绪变化是被试没有意识到的。 （一）阈下引发的内隐情绪并且有外显反应
外国直接投资R D与溢出效应对四个高技术行 业的分析 集团标准化办公室：[VV986T-J682P28-JP266L8-68PNN]
国际经济学 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四个高技术行业的分析（初稿） 黄烨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内容摘要：论文在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资溢出效应的文献，归纳出该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论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模型方法，选取了中国四个高技术产业下的18个小产业为分析对象，对这些产业从1997年至2002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指出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与工程技术人员比重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有正的影响，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因素是外资溢出效应的来源。 关键词：外商投资溢出效应技术 一、有关溢出效应含义和相关的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是近年来外资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间接效应研究中的一个主题。在有关外资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的间接效应的研究成果中，大量论文都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关联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这些在直接的外资投资收益之外的积极影响成为溢出效应的来源，主要表现在本地企业技术提升、出口渠道的扩大和企业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善。其中有论文从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角度对外资的这个间接技术效应作过分析（陈国宏，1997；李平，2001）。就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而言，由于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有关溢出效应的存在和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从1974年到2001年期间国外学者正式发表的有关外资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中，14项研究得到了溢出为正的结论，13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不确定的结论，4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负的结论。就中国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在许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研究，溢出效应都作为一个积极效应被提出，但是，同时也有论文分析了外资给当地企业带来的负面的间接效应。就相关的实证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项目对于溢出效应的检验的视角、数据的来源和检验方法有着不同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也因此不同。 （一）有关外资溢出效应的内涵 首先，就外资溢出效应的定义而言，由于溢出效应的具体内容和发生机理是一个复杂的很难精确定义的过程，因此，它是伴随着外资为源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而产
焦虑及其应对方式的研究综述 2012010331 祁琪 一．焦虑 1、前言 焦虑是由D.Epstein和C.D.Spielberger提出的理论。罗洛．梅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旧的生活观、伦理观、价值观逐渐崩溃，人们的独立性丧失了，对自我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因而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他认为只要主观上认为某个价值受到威胁，人就足以产生焦虑的体验。爱普斯坦的理论建立在对伞兵的研究上，他发现焦虑是在知觉到极度危险后所产生的无方向的唤醒状态。他把这种状态描绘为极端有害的，并往往导致直接的动机（恐惧），以致造成行动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适应性的作用，当情境（威胁）恶化时，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斯皮尔伯格详细论证、完善了由卡特尔（Ｒ.BCattell）提出的状态和特征焦虑的概念，把焦虑分为特征性焦虑和状态性焦虑，其理论不仅可以对焦虑作定性研究，而且可作定量探讨，从而结束了仅在理论上定性研究焦虑的历史，开拓了焦虑研究的新领域。 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种关于焦虑的分类[1]。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焦虑产生于过分的、使自我无法控制的刺激。并将其分为：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这是从焦虑产生的根源出发的。这其中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焦虑产生由客观上对自尊的威胁引起，无论这种威胁是外界的危险还是内部的道德与自我行为之间的冲突。我们将这种由现实存在的威胁而引起的焦虑成为正常焦虑。而神经性焦虑则是个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而产生的异常焦虑。 因此，从焦虑的性质上看，我们也可以将其分成正常焦虑和过敏性焦虑[2]。但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正常焦虑的“正常”指的是焦虑的性质，并不是指焦虑的程度，即适当水平的焦虑，它同样可能出现过高或过低的不同水平，这取决于客观情境对自尊心的威胁程度。而过敏性焦虑则是遭到严重伤害的自尊心本身引起的。 2、焦虑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和现状 在心理学领域，各个学派从各自立场出发对焦虑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3]。 2.1雅各布森的焦虑理论 雅各布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她将本我、自我、超我这一心理结构视为一个能量系统，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可以用能量的变化来说明。而情绪就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种释放会伴随特定的体验，焦虑也是其中一种能量释放现象。雅各布森认为：无论选择性释放途径可得与否，自我都必须使多余的能量得到释放，使紧张水平回落到适中状态。因此，如果多余的能量是通过选择性途径释放的，则个体产生愉快的情绪；反之，如果多余的能量是通过非选择性途径释放出去的，则个体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焦虑便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情绪的性质取决于选择性释放途径能否得到，而选择性途径又取决于自我的机能，因此自我是焦虑发展的根源。在雅各布森看来，焦虑是一种结构现象，它是由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张力所引起的，即当自我被迫通过非选择性的释放途径释放多余能量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焦虑又起到信号的功能，它促进自我发展更多的释放途径，以
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产业关联与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一) 摘要：获得充分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产业关联则是跨国公司在我国技术扩散的一条有效路径。由于受种种因素制约，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产业关联效应较弱，我们通过该路经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有效。因此，如何有效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关联，提高我国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效果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跨国公司产业关联技术溢出一、产业关联对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必然参与该国的产业分工。由于跨国公司通常拥有技术或信息上的优势，当与东道国的供货商或客户发生联系，当地厂商就有可能从跨国公司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免费搭车”，于是就产生了溢出效应。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关联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称为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后向联系效应。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购买加工原料或零部件是其间接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后向联系，可以使东道国上游产业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能力得到加强。同时，为保证其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跨国公司往往会为供应商提供诸如技术援助、咨询、人员培训等服务，以帮助供应商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这种后向联系，可促进东道国上游产业技术重组，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二是前向联系效应。东道国企业通过购买跨国公司较先进的技术产品，能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跨国公司产品的相关技术（维修和操作等技术）也会向东道国企业转移，这种前向联系对东道国下游产业技术水平将产生影响。 产业关联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中的作用已得到理论和经验的证明。在理论研究方面，Markusen和Venable(1999)建立了一个包括两种产品（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和三类企业（东道国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企业以及仅生产最终产品的跨国公司）的局部均衡模型。在模型中他们分析了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认为跨国公司创造了对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的需求，一方面增加了国内供应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促使新的国内供应商进入上游部门，从而增强了下游最终产品生产者的竞争力。这两个方面都对生产中间产品的国内供应企业的整体生产能力具有正效应。Blomstr和Kokko(1996)在研究企业间联系的情形也指出，当地企业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前向或后向联系增强自己的生产能力。关于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在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也较多。如Lall(1980)在研究印度卡车制造业时认为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关联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促进技术溢出的产生：如通过帮助当地潜在的供应上建立生产性设施；提供技术支持或信息帮助以提高供应商产品品质或促进创新；在组织管理上提供各种培训和帮助等产生产业关联效应，提升当地企业的标准，有助于技术溢出。Handfieldetal(2000)对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各行业84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开发活动改善了当地供应商在成本、质量和交货方面的表现以及产品周期时间。Gorg和Strob（2002）在研究爱尔兰的制造业过程中，运用总进入率作为联系的衡量指标，结果表明下游部门的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对处于上游部门的爱尔兰企业的进入和生产能力具有很大的影响。 大多数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活动能产生正的产业关联效应，然而，也有一些文献认为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并不明显，有的甚至存在负的关联效应。这表明跨国公司虽然能够与东道国的企业建立产业关联带来技术溢出，但这种效应是潜在的，是有条件的。Smarzynska(2002)在对立陶宛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当地购买程度越高越容易建立产业关联，当地市场采购型的跨国公司比出口导向型的更容易发生关联效应，同时，产业关联效应要受到东道国供应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的制约。 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最为活跃的产业关联模式就是OEM合作和零部件配套生产合作。中国沿海的电子产业大都采用这两种关联模式。如沿海城市的一些小型IT企业已经成为跨国电脑厂商国际供应网络中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在上海IT业内，本土企业大约60%的生产
临床疼痛试验和临床实践中安慰剂反应的机制及其影响 1．前言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安慰剂反应的机制。大多数研究明确具体假设，如心理或神经生理学类型。有趣的是，很多对于安慰剂的研究发现它的反应是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整合并证实了大脑－身体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对于安慰剂反应的新研究，尤其是对安慰剂镇痛的研究，可以影响临床试验设计和临床实践，并最终增加临床实践的有效性，进一步揭示疼痛的复杂经历和大脑－身体相互作用。 2．研究安慰剂机制的研究回顾 尽管文献有其他假设，但大多数研究认为安慰剂镇痛的心理机制产生于心理条件作用和预期，条件机制是以经典条件反射理论为基础的，就是通过非条件刺激（主动的药物）与先前的中立刺激（如病人周围的环境）配对，从而引起反应（条件反射）。很多使用阿片类药物，非阿片类药物和其他训练方法的实验为条件反射机制提供依据，但是，最好的证据就是动物试验中条件反射起重要作用，如1962年的Herrnsrein的试验。 预期机制在给予病人治疗后的期望中发现。在最近的文献中很多研究和支持预期机制。研究通过给予安慰剂前的条件反射程序和简单的口头暗示来调节预期值。曾经认为条件反射和预期机制是两个独立的整体，现在认为两者均参与安慰剂的反应机制，条件反射在非意识层面（如激素分泌），预期机制作用在意识层面（如疼痛），尽管后来才实施的条件反射。 当Levine等人指出安慰剂镇痛作用可以被阿片拮抗剂纳络酮逆转，揭示了安慰剂反应的神经生理学机制可能是因为产生了内生阿片。大多数对安慰剂镇痛的神经生理学机制的研究都针对内生阿片类因素，但是，其他非阿片机制（如血液复合胺和激素）也作用其中但并未广泛研究。很多试验支持内生阿片作用，如安慰剂诱导的呼吸抑制和预期以及阿片类条件反射诱导的安慰剂镇痛都可被纳络酮逆转。 最近的影像学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内源性阿片在安慰剂镇痛中的作用。此研究作者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412117436.html, 我国产融结合效应评价文献综述 作者：王龙祥刘扬 来源：《时代金融》2016年第08期 【摘要】在我国关于产融结合的研究中，产融结合效应评价文献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现有相关实证研究尽可能全面地纳入分析框架，通过对效应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主要观点的回顾和评述，为未来我国产融结合效应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产融结合企业绩效企业效率评价方法 一、引言 企业产融结合是产业和金融通过一定途径进行协同发展的模式[1]。在许多发达国家，产 融结合都得到实践，因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得到肯定；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过度金融化也压垮了一些大型产业集团。这表明产融结合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 我国产融结合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末，并于9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实施产融结合可降低交易费用，消除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通过构建内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为企业乃至国家经济带来积极作用。但随着德隆、农凯等企业集团相继发生严重危机，研究人员开始围绕产融结合的效应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分析我国企业实施产融结合的实际情况。本文将现有相关研究尽可能全面地纳入分析框架，通过脉络梳理，提炼精要，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未来产融结合效应评价建立更广阔的视野。 二、我国产融结合效应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现阶段我国关于产融结合效应评价的文献中，学者们大都将焦点放在产融结合有效性分析上。傅艳（2004）认为，若企业扣除资本成本后的资本收益大于零，即为有效的产融结合[2]。这一观点成为学者们在研究产融结合效应时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若实施产融结合后企 业绩效或企业效率提高，就意味着企业获得了产融结合的正效应。 （一）企业绩效相关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林世协（2004）以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绩效衡量指标，运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进行显著性分析[3]。李革森（2004）考虑到证券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选用市盈率 和每股收益作为评价指标建立回归模型[4]。张庆亮和孙景同（2007）首先以每股收益和净资 产收益率作为衡量指标，分析产融结合前后的经营绩效；其次以每股收益和市盈率为被解释变量、金融参股比例为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研究[5]。徐赐豪（2009）从企业发 展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六方面选取12项指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
前言 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的频率加快、范围加大和程度加深。有数据表明：“在我国20世纪 80年代中期，23%~25%的大学生存在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 %，近年来已达到30%，存在心理障碍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多”。[1]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加关心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任长顺在《不同运动项目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的调查研究》中提出“大学时期是大学生良好心理习惯的形成和心理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近年来随着现代人对健康认识的转变，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大学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变化最大的时期。他们既要应付生理变化带来的心理问题，还要应付社会环境变化产生的心理矛盾，常常处于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心理卫生问题”[2]。曾四清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的途径》中提到“心理疾病最重要的治疗手段是行为疗法”[3]，而刘卫平、李平等认为体育教学恰恰在这方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思维活动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文化课，由于学生的心理思想和外部行为不宜表现，所以在课堂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多以理性的说教为主，学生的主体参与水平仅处于较低的被动 认同活动阶段，故难以实施有针对性、及时性的教育来改善增进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相比之下，体育实践课由于它具有群体性、竞争性、艰苦性、娱乐性、释放性、外显性等特点，故可以看成它是个社会活动的缩影，或者说是社会活动模拟游戏化，人们沉浸在体育实践课活动中，会感受到丰富多变的刺激，也会体验到几乎和社会活动完全相同的精神磨难与心理冲突。所以，它更易于有效地把培养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与心理健康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在寓心理健康教育于课堂身体活动的过程中主动加强主体的参与性，并充分地体验、领悟、内化，然后附诸实践直接接受实践的检验”。[4]正因为体育教育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体育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影响。本课题主要是从平时的课堂教学出发，研究体育运动本身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各种不同教学手段对学生的心理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使体育教师在课堂体育教学过程中渗透和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从而促进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 [主题] 大学阶段是人们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的最后时期，也是人们进入社会前的最后阶段。大多数学生离开了家长而独自生活和学习，其中有来自日常生活的苦恼、有与同学交往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矛盾、有学习中的困难和挫折以及即将毕业进入社会而产 生的就业压力，因此，高丹娜在《如何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出本阶段“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变化最大的时期”[5]；同时还要应付生理变化带来的心理问题，从而常常处于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心理卫生问题。
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积极作用，他能够激励创新活动的发生，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关于技术溢出[1]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动已经有了较为深入与完备的研究。例如2007年张倩肖等[2]证实：FDI知识溢出是促进本土技术创新的主要外部力量。2007年赵克杰等[3]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 计算出了各产业的工艺创新溢出效应和产品创新溢出效应, 并给出了技术进步综合溢出效应较大的产业。2007年张杰等[4]通过构建一个空间动态博弈模型,考察了集聚视角下领先企业与跟随企业间的多维技术溢出效应对双方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发现在单向溢出效应和双向溢出效应不同情形下,对企业创新动力的激励有着根本不同的表现。2009年赵骅等[5]在考虑集群内企业拥有不同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情形下, 建立两阶段非合作博弈模型, 讨论当集群企业在不同时机创新时, 技术溢出对其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2011年杨秀文[6]基于Feder 两部门模型分析框架,采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从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经济结构五类吸收能力角度分析外资对我国省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结果表明,整体上外资部门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主要依赖于边际要素生产率优势,且存在微弱的负向溢出效应。除人力资本及人均GDP外,其他四种吸收能力与外资科技创新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2011年宋宝香等[7]选取外部技术获取模式、转移技术特性、企业特性和技术学习过程四个方面，以苏州制造业本土企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在利用外部技术资源过程中，企业的技术战略、学习文化和技术学习
过程对提升技术能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2012年艾兴政等[8]提出一个基于一个供应商和生产可替代产品的两个竞争制造商的模型, 研究无合作创新、无技术溢出的合作创新和有技术溢出的合作创新3种模式的均衡绩效。研究结果表明, 强势制造商和供应商选择合作创新是占优策略。进一步还发现, 在下述3 种情况下强势制造商会与零件供应商达成技术溢出合作创新机制。范如国等[12]采用2004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分析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可行性,揭示FDI、R&D 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3个投入要素之间以及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Young Bong Chang等[13]研究发现在IT服务行业从技术溢出效应获得的收益较大，有长期的影响作用。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8版)[M]．萧琛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l：48～50． [2]张俏肖、冯根福．三种Ｒ＆Ｄ溢出与本地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 工业经济，2007(11). [3]赵克杰，刘传哲．产业技术进步溢出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3)． [4]张杰, 张少军, 刘志彪. 多维技术溢出效应、本土企业创新动力 与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形态的研究 [J]. 南开经济研究, 2007, ( 3) . [5]赵骅,丁丽英.技术溢出对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2009,（17）.
MBA管理类015——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 一、安慰剂效应的概述 安慰剂效应，又名伪药效应、假药效应、代设剂效应（英文：Placebo Effect，源自拉丁文placebo解“我将安慰”）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类生理反应，但亦有人认为这是医学实验设计所产生的错觉。这个现象是否真的存在，科学家至今仍未能完全理解。 安慰剂效应于1955年由毕阙博士（Henry K. Beecher）提出[2]，亦理解为“非特定效应”（non-specific effects）或受试者期望效应。 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效应亦同时存在——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病人不相信治疗有效，可能会令病情恶化。反安慰剂效应（拉丁文nocebo解“我将伤害”）可以使用检测安慰剂效应相同的方法检测出来。例如一组服用无效药物的对照群组（control group），会出现病情恶化的现象。这个现象相信是由于接受药物的人士对于药物的效力抱有
负面的态度，因而抵销了安慰剂效应，出现了反安慰剂效应。这个效应并不是由所服用的药物引起，而是基于病人心理上对康复的期望。 二、安慰剂对照研究 有报告纪录到大约四分之一服用安慰剂的病人，例如声称可以医治背痛的安慰剂，表示有关痛症得到舒缓。而触目的是，这些痛症的舒缓，不单是靠病人报称，而是可以利用客观的方法检测得到。这个痛症改善的现象，并没有出现于非接受安慰剂的病人身上。 由于发现了这个效应,政府管制机关规定新药必须通过临床的安慰剂对照（placebo-controlled）测试，方能获得认可。测试结果不单要证明患者对药物有反应，而且测试结果要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群组作比较，证明该药物比安慰剂更为有效（“有效”是指以下2项或其中1项：1)该药物比安慰剂能影响更多病人，2)病人对该药物比安慰剂有更强反应）。由于医生对有关疗程实用性的观感会影响其表现，亦可影响病人对疗程的观感。因此，此药物测试必须以双盲（double-blind）方式进行：医生及病人都不会知道该药物是否安慰剂。
第25卷第4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10月Vol.25,No.4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Oct.2004经济研究 现代西方学者财政政策效应理论文献综述 匡小平,龙 军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部,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是一个既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更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自凯恩斯理论问世以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财政政策效应的主 要指标是财政乘数,因而本综述主要讨论关于财政乘数问题的理论文献,其中主要涉及政府增加支出和减少税 收对乘数的各种影响,目的在于判断财政扩张对经济产生刺激效应的条件。由于财政政策无非是通过作用于 供给、需求和制度而产生效应,故本综述分别从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和制度约束三方面阐明西方学 者的主要研究文献是如何解释财政乘数的决定因素的。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效应;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4)04-0076-06 作者简介:匡小平(1962-),男,湖南双峰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财政政策; 龙军(1978-),男(侗族),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财政理论政策。 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如何,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亦是区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各大经济学流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献,既有理论研究文献也有经验研究文献。对于浩如烟海的这些研究成果,即使要进行粗略浏览亦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为此,本综述将对近年来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的主要理论研究文献进行阐述,以明确这一领域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轨迹,把握其目前动态,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的财政政策效应(尤其是近年来实行的并将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一个国际参照平台。之所以要将文献综述限定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方面,除了有关文献数量过多这一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人们研究重点的转移和这方面研究成果对我国具有的更大实际参考价值。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西方学者对财政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导致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差额的高额财政赤字、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作用,以及如何精心设计税收制度和安排支出项目以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话,那么,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困境,印尼、韩国和泰国经济因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严重衰退,以及最近美国和欧洲经济萎靡不振,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主要转向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发挥的经济刺激作用方面了。 由于人们通常用财政乘数来说明财政政策的 收稿日期:2004-09-20
心理学效应趣谈系列② 安慰剂效应 在这个系列中，我会和大家分享一系列有科学实验支持的心理学效应。这些心理学效应通常都有一个故事背景，而且不但很有趣，也很有用，它可能正好可以揭开你生活中经常遇到却不明所以的某些现象的谜底。今天是本系列的第二篇：安慰剂效应。什么是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又名伪药效应、代设剂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效应是——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病人不相信治疗有效，可能会令病情恶化。这两种效应并不是由所服用的药物引起，而是基于病人心理上对药物疗效的期望。总结一下，在药物本身对病情毫无影响的前提下（既无益也无害），病人的期望积极，则会缓解病情；病人的期望消极，不但没疗效，还会加重病情。安慰剂效应小故事安慰剂进入现代医学视野通常认为最初 始于美国的毕阙医生。毕阙是一个二战战场麻醉师。在攻占意大利南部海滩战斗中，镇痛剂很快用完。当伤兵嚎叫着要镇痛剂时，万般无奈的护士告诉他现在给他注射的是强力镇痛剂，但实际注射的是盐水。让毕阙医生震惊的是，注射盐水后，伤兵居然真的停止了哀嚎，疼痛止住了。对这一情形印象深刻的毕阙战后回到美国哈佛，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测试
药物疗效的实验。安慰剂效应和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上一篇文章中（《心理学效应趣谈系列① | 皮格马利翁效应》，欢迎订阅我的头条号「心理学时代」查看之），我们提到皮格马利翁效应是指学生在被老师付予更高期望以后，学生会表现得更好，这是一种典型的「观察者期望效应」。而安慰剂效应则是指病人自身对治疗动作的积极期望对病情产生了影响，属于「受试者期望效应」。这两种心理学效应都是有科学实验证据支持的。不得不感叹，人的心理状态实在是太神妙了。无论是这种期望是源自观察者还是受试者，心理上的期望效应为什么会对现实产生如此明显的影响呢？一种被广泛接 受的心理学观点就是人的无意识（又称潜意识）起了巨大作用。无意识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心理暗示。心理暗示的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之广，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几乎所有心理学效应都暗藏着无意识的身影。我将在「心理学效应趣谈系列」中从更丰富的角度展示无意识的巨大魅力。（如果你对有关安慰剂效应的科学研究及理论探讨不感兴趣，以下内容概览即可）有关安慰剂效应的实验研究安慰剂效应于1955年由毕阙博士（Henry K. Beecher）提出，是最为典型的「受试者期望效应」。他第一次指出，吃药这个动作本身就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只有强于安慰剂的药物作用才能认定为有效药物。此后，临床试验中，与安慰剂组对照成为开发新的药物或疗法的不二规则。有报告纪录，大约四分之一服
半导体研究文献综述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材料化学 班级：材料122 姓名：刘田防 学号：2012141009
半导体材料的研究综述文献综述 摘要：半导体材料的价值在于它的光学、电学特性可充分应用与器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半导体材料越来越多的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其产品更好的服务于人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及生产。文章从半导体材料基本概念的界定、半导体材料产业的发展现状、半导体材料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针对此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关键词：半导体材料，研究，综述 一、该领域的研究意义 物质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固体、液体、气体、等离子体等等。我们通常把导电性差的材料，如煤、人工晶体、琥珀、陶瓷等称为绝缘体。而把导电性比较好的金属如金、银、铜、铁、锡、铝等称为导体。可以简单的把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材料称为半导体。与导体和绝缘体相比，半导体材料的发现是最晚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材料的提纯技术改进以后，半导体的存在才真正被学术界认可。 本征半导体：不含杂质且无晶格缺陷的半导体称为本征半导体。在极低温度下，半导体的价带是满带（见能带理论），受到热激发后，价带中的部分电子会越过禁带进入能量较高的空带，空带中存在电子后成为导带，价带中缺少一个电子后形成一个
带正电的空位，称为空穴。导带中的电子和价带中的空穴合称电子- 空穴对，空穴导电并不是电子运动，但是它的运动可以将其等效为载流子。空穴导电时等电量的电子会沿其反方向运动。它们 在外电场作用下产生定向运动而形成宏观电流，分别称为电子导电和空穴导电。这种由于电子-空穴对的产生而形成的混合型导电称为本征导电。导带中的电子会落入空穴，电子-空穴对消失，称为复合。复合时释放出的能量变成电磁辐射（发光）或晶格的热振动能量（发热）。在一定温度下，电子- 空穴对的产生和复合同时存在并达到动态平衡，此时半导体具有一定的载流子密度，从而具有一定的电阻率。温度升高时，将产生更多的电子- 空穴对，载流子密度增加，电阻率减小。无晶格缺陷的纯净半导体的电阻率较大，实际应用不多。 20世纪中叶，单晶硅和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及其硅集成电路的研制成功，导致了电子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初石英光导纤维材料和GaAs激光器的发明，促进了光纤通信技术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使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超晶格概念的提出及其半导体超晶格、量子阱材料的研制成功，彻底改变了光电器件的设计思想，使半导体器件的设计与制造从“杂质工程”发展到“能带工程”。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此笔者主要针对半导体材料产业的发展、半导体材料的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综述，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该领域的研究背景和发展脉络 半导体材料很多，按化学成分可分为元素半导体和化合物半导体两大类。锗和硅是最常用的元素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包括第Ⅲ和第Ⅴ族化合物（砷化镓、磷化镓等）、
战斗应激反应 军事文献中用来描述士兵在战场上出现的心理、精神障碍的名词很多，例如：“炮弹休克”、“战争精神症”、“战斗衰竭”、“战斗应激”、“战斗应激反应”等。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士兵在战争中出现的心理、精神上的异常，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例这类减员是战场癔症性失明，出现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史学家Herodotus是这样描述的：雅典人Epizelus异常勇猛，但在马拉松混战之后却丧失了视觉。奇怪的是他的身上没有任何受到损伤或被击中的痕迹，而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了，且其整个后半生都是如此。Epizelus认为自己失明的原因是当时看到一个非常粗壮的男人就在面前。那是个胡子长得把整个盾牌都遮住丁的怪物，他猛冲过来一下子杀死了站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人。一瞬间，Epizelus的整个世界一片漆黑。由于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主要减员原因是刀箭伤，战场情况对士兵的心理压力不大，故这类战场癔症性减员的数量很少，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美国内战、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中，精神性减员数量的增加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了解这种精神异常的重要性，并开始对士兵在战场上出现的影响战斗力的心理、精神异常表现的本质进行探索，其认识过程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将此类心理、精神异常视为“贪生怕死”的阶段 这个阶段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开始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自从有了军队、军纪和战争，该阶段就开始了。这是在战场这个特殊的条件下形成的，尤其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完全有理由将士兵现精神心理障碍看成“贪生怕死”的表现，是一种违反战时纪律的行为，因而这时的士兵应该被送到战时的军事法庭，按照违反战时军纪处理。在各个国家的军队中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这种“违反军纪”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自然的认识。通常对这类士兵的处罚比较严厉，如：将这些士兵关进监狱，强迫其加入“突击队”，甚至处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白人部队中有3％的士兵因患严重的“思乡症”而失去了战斗力，并被以“违反军纪”的罪名处决，但这种办法并未能降低“思乡症”的发病率。在现代战争中，“违法军纪”的观点仍被很多军事人员所坚持。究其原因，除了对这个问题的本质认识不清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二、将此类心理、精神异常视为“精神病”的阶段 l8世纪，一些法国军医最早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精神医学问题。他们了解到，部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士兵(其中包括一些违反纪律的士兵甚至逃兵)所受到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士兵存在着病态的心理障碍，故而不能理智地对待错误，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以是不应该受到审判的。于是在l759年，法军建立了一所医院，专门收治那些怀疑其违纪犯罪行为是一种精神疾病表现的士兵。此后，有心理障碍的士兵就不再因其违反了纪律而受到军法制裁了。由于战时出现的精神异常表现与日常人们见到的精神疾病表现十分相似，所以法国军医提出“精神疾病”本质论，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但是，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军事精神病学保障工作却遇到了很多难。例如，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军一方发生大量的精神病减员现象，俄军将领认为这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重要军事医学问题，于是在哈尔滨设立了一所精神病中心医院。这里每天可以接收43～90名病员，但经过l5天的治疗，病员中只有极少数在短期内归队，在收容的275名军官中就有2l4名被后送，l072名士兵中有983名被后送。从日俄战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将战时的精神性减员按平常的精神疾病性减员处理，虽然使士兵免遭军法制裁，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仍然流失了大量的有作战指挥技能的军事人才。 三、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ThomasSalmon博士提出处理此类伤员“及时、就处理战时精神异常人员的三原则。这个里程碑标志着“精神疾病”的阶段发展到了高潮，也标志着应激阶段的开始。三原则提出以后，大量的战争心理医学保障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对精神异常本质的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有很多事实表明：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通过对这类减员的观察研究，人们发现减员的主要原因是战场环境因素一应激源一造成士兵的心理生理适应障碍。战场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战斗的激烈程度、指挥官的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凝聚力的强弱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战场环
技术溢出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verview） 1.技术溢出效应概述 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也不是由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获得利益。换句话说，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是外在的，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 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发明了一项新技术，随之该技术被竞争企业复制或学习，表现为竞争企业通过搜集跨国公司新技术的基础知识，加上自身研究开发组合成与跨国公司相近的研究成果，一段时间以后，相关市场中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会体现这类技术，那么这些产品或服务使用者的利益将是外在的，由于是实现或产生利益的企业与产生技术的企业展开竞争，即技术产生了溢出效应。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早已不是陌生的词汇。尽管各界对其有不同的定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事实：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高科技的应用和科学研究成果在20世纪中所获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由于高科技的投入，在诸如计算机？生物和制药工程？电子和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中，生产和就业的增加最快，对GDP的贡献的增长也最多。 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用于高科技科研开发的支出无论在相对数上还是绝对数上都小得多。因此，显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技术溢出又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实现的。 所谓技术溢出是指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先进技术拥有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包括国际技术溢出、国内技术溢出、行业间技术溢出、行业内技术溢出四种形式。在本文中主要指国际技术溢出。本文分析了跨国公司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以及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强化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2.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背景 1.阿罗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 2.罗默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罗默模型中总生产函数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力L，以及创意技术的存量A与产出Y之间的关系。 如图片其中：a为介于0与1之间的数；A是介于0和1之间的一个参数。 3.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但他并不因此得到收益。 4.帕伦特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设计了一个特定厂商选择技术和吸收时间的边干边学模型, 他认为在前后各种技术吸收之间。厂商通过边干边学积累的专有技术知识为进一步的技术引进做好了准备。 5.科高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其二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主要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相互影响。 6.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决策行为对溢出的影响。一方面，假定跨国公司子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扩散的成本，另一方面，假定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溢出的存在。在互为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求取各自的动态最优解。理论上，无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可见，除了原有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着一种取决于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投资决策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是累积的!具有正反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