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中国合同法中错误规则之我见
一、错误的含义
1.PICC 的错误概念。PICC 第3.4 条就错误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错误是合同订立时所作的关于既存的事实或法律的不正确的假定。从该定义中归纳PICC 下错误的特征是：当事人的误解需发生在合同订立之时,并且该错误是由于已经存在的法律事实引起的一种假定。相比较于大陆法系(例如,法国法认为错误仅在涉及契约标的物的本质时才是构成无效的原因)和英美法系(例如,美国法强调这种错误必须事关合同能否订立,应对合同所涉及的交易是有重大的影响,且认为错误的一方未承担该错误后果),我们可以看出PICC 对于这种错误概念的界定有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说明现在有关错误概念的界定是在逐渐扩大的。
2.中国合同法的错误概念。错误一词在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并未明确提及,而将这一概念定义为重大误解。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71 条规定,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行为的性质、对方行为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的情形。
3.二者的区别。那么,究竟我国民事立法中的重大误解与PICC 中的错误关系如何呢?所谓错误,是指表意人因误认或不知,致其表示与意思不一致。而所谓误解,不仅指相对人在领会意思时发生了错误,而同表意人的本意发生了违背,也指表意人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生了表意同本意不同的表达。所以笔者认为,错误和误解只是发生错误所涉及的主体不同,而无论是严重的错误,还是重大误解,强调的都是行为人遭受到了较大损失,所以其内容和结果则较为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尽管从字面上看,重大误解是误解的特殊情形之一,但是如果考虑到立法宗旨,再分析相关具体的条文规范后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重大误解与PICC 中界定的错误的表征和实质是基本相同的。
二、错误规则的适用
1.PICC。上文也提到,PICC 第3.
2.1 条将错误定义为在合同订立时,就已存在的事实或者法律所做的不正确的假设。可见PICC 中错误既包括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也包括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所谓事实认定的错误,即与具体订立事项相关的
合同事实有认知和表达上的错误,而法律理解的错误,即关于该事项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的理解与适用上的错误。另外,根据PICC 第3.5 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要想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需要至少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错误重大,如果是其他通情达理的人已知事实真相,在相同情况下不会像当事人一样订立有错误条款的合同,并且另一方当事人也犯此错误或故意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二是错误重大,如果是其他通情达理的人已知事实真相,在相同情况下不会像当事人一样订立有错误条款的合同,并且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另方当事人未依信赖而行事。另外,依据3.2.11 条则要求以通知对方当事人的方式行使宣告无效权。
2.中国合同法。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误解之所以重大,主要是指对事关合同涉及的主要条款和内容的误解,且此误解影响到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需要考虑当事人的状况、活动性质、交易习惯等方面的因素。(2)误解通常来说并不是由于双方当事人共同铸就,而是单方当事人因为没有具备相应的经验和认知造成的,因而背离了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3)该重大误解应同合同的订立或条件的确定互为因果。正是基于这种误解,当事人才同意订立合同或肯定合同条件。若无该因果关系,则不会订立合同或确定要件,则其便不属于重大误解。
3.二者之间的比较。(1)撤销权的行使程序上：PICC 采取的是赋予错误方撤销权和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履行互相通知的义务。而中国合同法中有关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必须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批准方能撤销。(2)撤销权行使的主体：依PICC 第3.2.2 条规定,PICC 中错误方可依法宣告合同无效。而实际操作中合同无效的宣告可由双方当事人同时行使,因为PICC 承认共同责任原则。而中国合同法则认为,申请撤销合同的一方为误解人,但享有实际变更撤销权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3)构成要件上：PICC 认为,误解方的另一方当事人也犯此错误或故意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的行为也是构成错误进而使合同无效的要件之一;而我国合同法更倾向于由于表意人主观原因而导致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错误,该原因包括主观上的疏忽,或者是认识能力的局限。而PICC 则认为,导致错误的原因不限于上述表意人的主观原因,还包括了由于相对方的知道或理应知道该错误,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等使表意人对合同的相关内容发生认知错误。这样实际上将我国合同法中的欺诈等都看成是错误的原因。在这一
点上PICC 同中国合同法是存在差异的。(4)错误的类型上：PICC 中错误囊括了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两大类型,而我国合同法只将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标的物品质量、数量等(《民通意见》71 条)的错误认识归为重大误解的内容,均属于事实错误一类,而法律错误不属于该范围内。因而可以看出我国对于错误的类型界定上是不完整的,这样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有可能无法找到适用法律。
三、错误合同的效力和救济
1.PICC。关于错误合同的效力,PICC3.5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除了前文提到的适用错误规则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两项条件外,该法还规定了一方当事人不能宣告合同无效的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此错误是由当事人重大疏忽所犯;二是因此发生错误的事实可能引起的风险已经被预料到或者该风险由错误方承担。这是基于保护过错方当事人权益和交易公平的考量。其中很有价值的一点是提出了当表意人一方对该交易承担了某种风险,那么他就不能以错误为由撤销合同,以逃避自己应承担的交易风险的思想,即如果一个人公开表意承担了某一风险,那其无论如何也必须继续承担。同时风险承担也可以从合同的性质、商人的角度或案件的当时情况等方面来确定。
2.中国合同法。在我国,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和效力未定的合同一道构成可撤销合同。同时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解构成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合同。这一法条体现了重大误解所构成的可撤销合同的两大特点,第一,其效力为可撤销;第二,有撤销权的机关实际上是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在撤销前有效,且过撤销期(我国规定除斥期间为一年)后,一方当事人撤销权消灭,可撤销的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由此看出我国合同法更注重保护错误相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促成合同发生效力。
3.总结。从效力的角度看来,我们了解到,处理合同错误的方法无非两种,宣告合同无效或允许被撤销、变更。在这一点上,PICC 采取的是宣告合同无效的处理方法,而我国合同法则赋予错误方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或变更合同的做法。PICC 宣告合同无效的做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合同的效力,即合同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必实际履行合同,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这种做法实际上会极大地牺牲对方的利益,使整个交易都处于不安全中。而我国合同法赋予错误方申请撤销
或者变更的做法,实际上认为合同自成立来是有效的,虽然经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后效力为无效,但基于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促成交易的考量而变更为正确的合同,却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保护错误相对方的权益,维护交易公平。而在错误合同的救济方面,两法均规定错误方需对相对方作出补偿,但对于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是,在救济层面不仅应当考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也要同时兼顾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等因素。
四、对完善我国错误制度的建议
1.综上来看,在进一步明确错误的内容和范围的基础上,建议我国采用错误代替《合同法》所确定的重大误解。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对事实内容产生的理解或是表达错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从事的与合同有相关关系的事物而引发错误,均应包括在错误的范围之内。另外,因为法律错误也受当事人的认知程度的影响,是由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因而也应在此范围之内,受此规范调整。
2. 在撤销权的行使程序上,PICC 采取的是赋予错误方撤销权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履行互相通知的义务,而我国合同法中有关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必须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批准方能撤销。这种方式,实际上无形当中加重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既违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表达自由,耗费当事人时间精力,又浪费司法资源。因此本着促进合同达成,保证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应将撤销权赋予双方当事人。因为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是发生在私人主体之间的行为,当错误发生时,行为人自行解决是正当而便捷的,从而体现最大程度上的自由。PICC 就采取了这种意思自治的途径,值得我国借鉴。
3.撤销权的主观条件上,PICC 中3.2.2 条规定,能够影响合同有效性的前提是双方必须对相关事实产生内容一致的错误,且这种错误采用一般过失作为双方的主观评价标准。而我国《民法通则》第59 条仅将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规定为可撤销民事行为,对于行使该撤销权,没有规定错误方的过失是由于何种原因造成的。所以对于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是,如果错误方是故意过失,则应剥夺其撤销权,这样避免造成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和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等情况的发生,防止被某些人为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的目的而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125条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以下是为你收集整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125条，欢迎参考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125条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释义】本条是关于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或者词句不一致的解释的规定。 合同的条款应当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达成的协议，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对某些条款的含义发生争议。对发生争议的条款应当本着什么原则进行解释才能符合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法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规定。 合同的条款用语言文字构成。解释合同必须先由词句的含义入手。一些词句在不同的场合可能表达出不同的含义，所以应当探究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 合同条款是合同整体的一部分，与其他条款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仅要从词句的含义去解释，还要与合同中相关条款联系起来分析判断，而不是孤立地去看待某条款，才能较为准确地确定该条款的意思。 当事人签订合同都是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合同中的各条款都是为达到合同目的而制定的。合同目的包括了整个合同的真实意图。因此，对条款的解释还应当从符合合同目的原则剖析。依合同目的原则解释要求，当条款表达意见含混不清或相互矛盾时，作出与合同目的协调一致的解释。 按照交易习惯确立合同条款的含义是国际贸易中普遍承认的原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此都有规定。交易习惯也称为交易惯例，它是人们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在经济交往中普遍采用的做法，成为这一地区、这一行业的当事人所公认并遵守的规则。因此，依照交易习惯解释合同条款，是十分必要的。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诚实信用原则贯穿合同从订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在解释合同条款时也应遵从诚实信用的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实事求是地考虑各种因素，包括上述从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来认定争议条款或者发生歧义的词句的准确含义。并以公平的原则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情况下，应当对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的含义。当各文本使用的词句在理解上不一致时，往往各条款都有该词句，此时按词句本身的含义或按相关的条款确定其含义已不可能，那么，应当按照订立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国际商事合同法 第一节国际商事概述 一、合同、商事合同、国际商事合同 国际商事合同法是国际商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学习国际商事合同法，首先要了解合同、商事合同、国际商事合同的基本概念。 (一)合同与商事合同 一般说来，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但就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合同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就我国而言，《民法通则》第85条的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 ___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可见，合同其实就是当事人就一些私法问题(民商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协议。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合同定义的了解，我们来看一下合同通常具有的几个特征：
1.合同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合同既然是一种协议，因而它不是任何一种单方行为或者任意行为，而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换句话说，合同至少要有双方当事人参加，而且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一致，合同才能成立。如果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就不能达成协议，于是合同就不能成立。这是合同的主体性特征。 2.合同是当事人明确表示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从合同的定义可以看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某种民商事法律上的效果，包括设立、变更或者终止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例如，买卖双方通过订立买卖合同，这是在建立买卖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对原合同进行修改，那就是变更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他们又通过协议终止原来的买卖合同，那就是终止买卖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合同的内容性特征。 3.合同属于合法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合同是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的一种活动，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因而属于合法行为，它不像侵权行为一样属于违法行为。定，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违法订立的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是合同的价值性特征。
第六章合同法 第一节合同法引论 第二节合同的概念 英美法系 合同是法律为之提供救济的诺言。英美法受传统的对价制度的影响，认为合同的本质是交易，是关于交易的协议；当诺言有了对价时，诺言与对价称为交易的对象，诺言才有了被强制执行的效力，此时诺言才成为合同。因此，赠与性协议不是合同。 大陆法系 合同的本质是合意，或称协议，即合同各方意思的一致。 现代商法的倾向 在商事领域，合同与协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使合同成立，而不管其中的诺言有无对价。 我国合同法 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三节对价和原因 对价（consideration） 对价是使诺言对诺言人产生拘束力的，与诺言互为交易对象的东西。 这意味着：①对价的作用在于使诺言对诺言人产生约束力；②对价与诺言互为交易对象：诺言人为了得到对价而许诺，受诺人为了得到诺言而提供对价；③所有作为诺言的交易对象的东西均可成为对价，可以是诺言，也可以是一种行为或不行为。 亦可称之为“诺言的回报”，或“诺言的代价”。如果对价由诺言构成，称为“待履行的对价”（executoryconsideration）；如果对价由行为构成，称为“已履行的对价”（executedconsideration）。 对价的作用 在法律上，对价使诺言对诺言人产生拘束力，使诺言发生强制执行的效力（enforceable）。诺言人不兑现诺言，受诺人可以起诉，但无对价的诺言如果已经兑现，诺言人不得反悔。 充分的（sufficient）或完好的（good）对价构成包括： ①对价须发生于诺言的同时或之后； 对价先于诺言的，称为过去的对价（pastconsideration），过去的对价不能得到强制执行，因此英美法系不承认无因管理为债的发生原因。 ②对价须是诺言的诱因，对价是诺言的交易对象，诺言人为得到对价才作出承诺； ③诺言须是对价的诱因，对价必须是对价的提供者，为了得到诺言包含的利益而提供； ④对价须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⑤对价与诺言在价值上不一定相称； ⑥空洞的诺言（illusoryconsideration）不能构成对价; 即一项诺言包含的条件使该诺言的履行，完全取决于诺言人的选择。如某案中，卖方对买方承担了再任何时候提供某品牌铁门的义务，但买方没有承担对应的在任何时候都购买该铁门的义务。 需求合同（requirementscontract），买方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供货量增大或减少至零，故卖方从买方得到的是空洞的许诺。该合同缺乏对价的互惠（mutualityofconsideration）指双方提供的对价应互为交易对象；如果一方依约定享有一种特权，另一方没有同等的与之对应的权利，合同就可能因为缺乏对价的互惠而被撤销。 ⑦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作为对价； ⑧既存的义务（pre-existingduty）不能作为对价。 对传统对价制度的变通
第二节合同的成立 一、要约与承诺 （一）要约 要约是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愿意按一定的条件同对方订立合同，并含有一旦要约被对方承诺时即对提出要约的一方产生约束力的一种意思表示。 1.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A.必须表明要约人愿意按照要约中所提出的条件同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区别于要约邀请：报价单、价目表、商品目录） B.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肯定，即应该包括拟将签订的合同的主要条件。（名称、价格、数量、交货时间） C.必须传达到受要约人才能生效。“要约的交错” 2.要约的约束力 A对被要约人没有约束力 B对于要约人：（1）要约的撤回（各国承认）；（2）要约的撤销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规定不一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作出协调，规定原则上可以撤销，但以下情况例外： 1.要约写明承诺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明要约不可撤销 2.受要约人有理由相信该要约不可撤销，并已做相应准备。 3.要约的消灭 A过期 B.未约定期限：口头合同必须立即承诺，非对话的方式则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予以答复。 C.要约撤回或撤销 D.被要约人拒绝 （二）承诺 承诺是指受要约人按照要约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一种意思表示。
1.承诺必须具备的三个要件 A.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 B.必须在要约的有效期间内进行 注意：迟到的承诺不是承诺，而是构成新的要约！ C.必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如果受要约人改变了要约的内容，则视为一项新的要约。 2.承诺生效的时间 （1）英美法系 投邮主义 （2）大陆法系 到达主义 3.承诺的撤回 英美法奉行投邮主义，故不存在承诺的撤回，大陆法系则可以。 二、对价与约因 （一）英美法的对价 （二）法国法中的约因 （三）德国法的规定 三、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能力 （一）自然人订立合同的能力 未成年人与精神病患者订立合同的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1、中国法 A.18周岁,16-18 B10-18，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可以进行与其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C.10岁以下，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2、德国法
浅析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中国合同法中错误规则之我见 一、错误的含义 1.PICC 的错误概念。PICC 第3.4 条就错误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错误是合同订立时所作的关于既存的事实或法律的不正确的假定。从该定义中归纳PICC 下错误的特征是：当事人的误解需发生在合同订立之时,并且该错误是由于已经存在的法律事实引起的一种假定。相比较于大陆法系(例如,法国法认为错误仅在涉及契约标的物的本质时才是构成无效的原因)和英美法系(例如,美国法强调这种错误必须事关合同能否订立,应对合同所涉及的交易是有重大的影响,且认为错误的一方未承担该错误后果),我们可以看出PICC 对于这种错误概念的界定有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说明现在有关错误概念的界定是在逐渐扩大的。 2.中国合同法的错误概念。错误一词在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并未明确提及,而将这一概念定义为重大误解。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71 条规定,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行为的性质、对方行为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的情形。 3.二者的区别。那么,究竟我国民事立法中的重大误解与PICC 中的错误关系如何呢?所谓错误,是指表意人因误认或不知,致其表示与意思不一致。而所谓误解,不仅指相对人在领会意思时发生了错误,而同表意人的本意发生了违背,也指表意人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生了表意同本意不同的表达。所以笔者认为,错误和误解只是发生错误所涉及的主体不同,而无论是严重的错误,还是重大误解,强调的都是行为人遭受到了较大损失,所以其内容和结果则较为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尽管从字面上看,重大误解是误解的特殊情形之一,但是如果考虑到立法宗旨,再分析相关具体的条文规范后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重大误解与PICC 中界定的错误的表征和实质是基本相同的。 二、错误规则的适用 1.PICC。上文也提到,PICC 第3. 2.1 条将错误定义为在合同订立时,就已存在的事实或者法律所做的不正确的假设。可见PICC 中错误既包括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也包括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所谓事实认定的错误,即与具体订立事项相关的
论合同法违约责任论文论合同法违约责任论文 合同法违约责任论文 违约责任是我国《合同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合同法》对以往的违约责任制度进行若干补充和完善，其最大的特点在于： 第一，增加预期违约责任和加害给付责任，从而构筑了违约责任的真正内涵。 第二，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从而强化了违约责任的功能，顺应了合同法的发展趋势。 第三，将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兼容并蓄，从而弥补了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适用上的缺陷。 第四，将完全赔偿原则和可预见规则相结合，从而兼顾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第五，允许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给当事人行使权利提供充分的空间。 [1]本文拟结合我国现行《合同法》对违约责任制度的相关问题作粗略的论析。 一、违约责任的性质 违约责任即违反了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999年3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其中的违约责任制度吸收了以往三部合同法行之有效的规定和借鉴了国外的有益经验,体现了我国违约责任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发展性。 在英美法系中违约责任通常被称为违约的补救，而在大陆法系中，则被包括在债务不履行责任之中，或被视为债的效力的范畴。 违约责任制度是保障债权实现及债务履行的重要措施，它与合同义务有密切联系，合同义务是违约责任产生的前提，违约责任则是合同义务不履行的结果。
在我国违约责任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违约责任是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责任。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违约责任产生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若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则无违约责任可言;其二,违约责任是以违反合同义务为前提,没有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便没有违约责任。 第二,违约责任具有相对性。 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负违约责任。 第三,违约责任具有补偿性。 违约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 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偿合同当事人因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从合同法所确认的违约责任方式来看,无论是强制实际履行,还是支付违约赔偿金,或者采用其他补救措施,无不体现出补偿性。 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并不排除惩罚性。 第四,违约责任的可约定性。 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的方式,违约金的数额等,但这并不否定违约责任的强制性,因为这种约定应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那么，违约责任有什么样的法律属性?违约责任的性质是理论界和司法界素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通常形成三种意见: 其一认为违约责任是对违约方违约行为的制裁,其根本属性是惩罚性; 其二认为违约责任是对受害方因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的补偿,其根本属性是补偿性; 其三认为违约责任既是对违约方违约行为的制裁,又是对受害方遭受损失的补偿,既具有补偿性,又具有惩罚性,以补偿性为主。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因为首先，
私法论文：《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 摘要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编撰，2004年修订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自公布以来对学术界、商业界、法院和仲裁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则》的具体内容等问题上，对《通则》性质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是对《通则》的性质进行分析。 关键词私法示范法准据法 在过去的20世纪，国际统一私法运动基本上是采取制定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制定国际公约。只有少数国际组织从事国际商事惯例的编纂和制定示范法的工作。由于制定国际公约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很难达成一致得到各国的批准。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求助于非立法的方式来统一或协调法律。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并对其进行详尽阐述便是源于此。但是，尽管《通则》第二版已经颁布，关于它的性质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关于《通则》性质的观点及评析 目前，学者们对《通则》性质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通则》是国际商事惯例 国际惯例，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解释，是指在某
一地区、行业或贸易中通常得以遵守的并可以期待在该笔交易中获得遵守的习惯和做法。据此，有学者认为，《通则》应列入国际惯例的范畴。《通则》的条文并不是制定者的主观臆断，而是源自国际商事交易实践的基本原则、惯例和习惯。从《通则》的适用时间和适用趋势上看，随着国际商事交易对《通则》的逐步适用，《通则》很有可能成为“具有稳定性的惯例”。 但是就目前而言，本文认为将《通则》界定为国际商事惯例为时过早。一项国际商事惯例应具备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长期使用；二是法律确信，即人们认为有法律约束力。对比《通则》，这两个要素显然不完全具备。首先，从时间上，《通则》自通过至今只有十余年，相对于国际贸易的悠久历史来说，不能称之为“长期使用”。其次，《通则》在制定时尽管融会了两大法系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并且试图将两大法系合同法的一般规则进行整合，但是，两大法系无论是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一部《通则》不可能统一全部的合同法规则，其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要得到一致的信奉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另外，《通则》在制定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学术因素且《通则》中有些规定显然是起草者通过理性推理新发展，所以很难从整体上被证实为完全的国际商事惯例。
第六章：国际货物买卖法 ***法国公司甲给中国公司乙发盘：“供应50台拖拉机，100匹马力，每台CIF北京4000美元，合同订立后三个月装船，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请电复”。乙还盘：“接受你的发盘，在订立合同后即装船。”问：双方的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 ***小结：在调整国际货物买卖的国内立法上,大陆法与英美法各立门户、自成体系。《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充分考虑了两大法系的分歧与契合, 以使拥有各种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广泛接受为目的,在合同的发价、接受、格式、买卖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货物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违约的类型、条件及双方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免责条件等方面,形成了既有综合性又富调和性的体系。《公约》得到了愈来愈多国家的认可, 成为国际货物买卖法领域最具国际性、权威性的立法。在中国1999年新颁行的《合同法》关于货物买卖的规定中大量借鉴了《公约》的立法思路与具体条款。 ***思考题：1.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发价的含义是如何确定的? 2.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买卖双方的义务主要有哪几项? 3.简述《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则? 4.比较大陆法、英美法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违约分类的异同? ***课堂练习 法国公司甲给中国公司乙发盘：“供应50台拖拉机，100匹马力，每台CIF北京4000美元，合同订立后三个月装船，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请电复”。乙还盘：“接受你的发盘，在订立合同后即装船。”问：双方的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 例1：英国上诉庭裁定货品被贴上价钱标签后被放在货架上这行为是「邀请要约」，顾客把货品拿到付款处这行为是「要约」购买，店员接受顾客付款这行为是「接受」。
对国际商法的认识 俗话说，编筐编篓，贵在收口。因此，在此时纵观本学期的商法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本学期，通过对国际商法的学习，很是受益匪浅，虽然我是一名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学生，但经济贸易与法本就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国际商法是法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入世，它在国际贸易实务以及商事往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下面，我就谈一下通过这半个学期的学习，我对国际商法的基本认识，以及国际商法的一些基础知识。 一、国际商法的概念 1、国际商法的含义 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是调整跨国境的贸易活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商业交易活动的私法规范和国家对贸易活动进行管理的公法规范。同国际经济法的渊源一样，国际贸易法主要表现为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立法、规章。 2、国际商法的特征 主体的普遍性 调整对象的广泛性 法律规范的多样性 二、国际商法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国际商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学学科，并且不断发展。其调整范围由原来的商事交易范围扩大到贸易管理规范，从性质上已不再限于私法；由货物买卖扩大到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与国内法相比，其渊源不仅包括国家立法、国际条约，还包括没有当然约束力的国际惯例。商人之间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受到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制定的规范的影响。自然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国家、国际组织，都是国际贸易舞台上的主角。 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
合同的国内法与国际法适用问题在国际贸易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合同的国内法与国际法适用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本文将探讨该问题，并就中外合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和比较，旨在进一步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 一、国内合同法适用 在国内层面，关于合同法的适用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主要依据。该法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合同行为，包括国内合同和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际合同。具体规定如下： 1. 合同的成立与效力：根据合同法，合同是自由订立的，当事人一般具有平等的地位。同时，合同的成立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合同要素。合同成立后，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合同的解释与效果：合同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进行解释，当事人的解释与陈述应当与合同条款一致。合同一经成立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履行义务，否则可能引发违约责任。 3. 合同的履行与违约：合同的履行应当双方共同履行义务，当一方不能或者不愿履行合同义务时，另一方有权请求履行、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赔偿违约损失。同时，法律还规定了特殊情况下的不可抗力和基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法定解除原因。 二、国际合同法适用
与国内法相比，国际合同的适用问题更复杂，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的因素： 1. 合同当事人的选择：国际商事合同一般涉及跨国当事人，根据国 际惯例，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适用的法律来约定合同的法律适用。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某个具体国家的法律，也可以选择适用国际公约 或国际商事惯例。 2. 合同的主体性原则：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一般倾向于尊重当事人 的真实意愿和选择，即主体性原则。根据该原则，合同适用的法律应 当由当事人自由选择。 3. 合同适用的法律规则：在无明确选择的情况下，国际合同的适用 将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规定。例如，根据《罗马公约》的规定，当事 人未选择适用法律的，适用有明确联系的法律，如合同履行地或合同 订立地的法律等。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合同的适用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合同涉及的交易双方可能属于不同国家，双方的国家法律体系和文化 背景的差异也会影响合同的适用。 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比较 国内合同法和国际合同法在适用范围、效力认定和解决争议等方面 存在一些差异。具体比较如下： 1. 适用范围：国内合同法适用于国内合同和涉及国内的国际合同， 而国际合同法主要适用于涉及跨国当事人的合同。
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20》并解释补充 CISG的理论 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20》并解释补充CISG的理论，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无论是在法院诉讼还是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20》(简称《通则》)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CISG)的适用在内容解释、补充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则》序言宣称:《通则》可以被用作解释或补充国际法律文件的工具。考虑到CISG对国际商事合同关系调整的重要性以及CISG与《通则》的特殊渊源，梳理反思《通则》解释、补充CISG的实践类型、制度依据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通则》解释、补充CISG的实践类型 (一)《通则》对CISG具体条款的国际性释义 这种实践是法院或仲裁庭从CISG第7条第1款的规定出发，运用《通则》来阐明或进一步确认CISG条款的具体含义。比如在荷兰，上诉法院审理的一个涉及CISG适用的案件，该案中荷兰买方从法国卖方那里购买货物但只支付了部分货款。卖方提起诉讼，不仅主张剩余价款支付，而且要求依据发票背面的标准条款对买方的迟延支付处以罚金。该案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发票背面标准条款的效力问题。荷兰的上诉法院指出，从CISG对合同成立的规定来看，任一条款要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并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必须在要约中得到体现并为受要约人接受。由于CISG对标准条款
问题并没有作特别规定，为进一步明确标准条款并入合同的条件，法院特别引用了《通则》第2.1.20条及其评论，对CISG的前述规定作了进一步明确。法院进而认定，该案标准条款首次出现在发票背面，不符合CISG在要约中就应得到体现的时间要求，进而得出该案标准条款不产生拘束力的结论，不支持卖方的罚金请求。 概言之，目前实践中《通则》作为明晰CISG条款语言含义的解释功能，在事由上主要涉及合同成立、变更、习惯做法的形成、减损义务和损害赔偿条款等几个方面。 (二)《通则》对CISG立法空白或漏洞的替代补充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适用《通则》来补充CISG的成案是最多的，比如维也纳商业联合会仲裁院受理的编号为SCH4318和SCH4366的两个仲裁案件。两案均涉及赔偿金的利息支付问题，但是CISG第78条却没有规定如何确定利息率。仲裁庭认为，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应该尊重其选择适用于本合同的法律规则CISG，根据CISG第7条第2款的规定，凡本公约中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因此，仲裁员根据CISG第74条所规定的对当事人的损失实行完全补偿原则，计算损失额则适用《通则》第7.4.9条第2款的规定，即利率应为付款地银行对于最佳借款人通常支付货币的平均短期贷款利率。若该地无此利率，则为货币支付国家的此种利率。当上述两地无此利率时，应为货币支付国家法律规定的适当利率，并以此来补充CISG第78条。理由是CISG和《通则》均规定了完全补偿原则，而且《通则》构成了对同一原则更为完整的表述。
PICC与中国合同法在缔约过失问题上的比较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过错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为德国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首创。该理论认为，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合同关系也应该包含在内，否则，合同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故意或疏忽的牺牲品。故而，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合同不成立时的，对信其合同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此项信赖而产生的利益。i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16条第1款）及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以下简称《民法通则》）部分地吸纳了这一思想，至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则专门作出一般规定（第42条、第43条），至此，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为学说继受的成果，正式被立法全面采用。此处我们重点研究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 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
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法》第42条第1项规定的“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恶意磋商”这一规则显然参考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PICC）。其中规定： ARTICLE 2.1.15 (Negotiations in bad faith) (1) A party is free to negotiate and is not liable for failure to reach an agreement. (2) However, a party who negotiates or breaks off negotiations in bad faith is liable for the losses caused to the other party. (3) It is bad faith, in particular, for a party to enter into or continue negotiations when intending not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other party.ii 即：第2.1.15条（恶意谈判）（1）当事人可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一方当事人如果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但与PICC相比较，《合同法》规定的“恶意磋商”只规定了恶意进行磋商，而未规定恶意终止磋商。这样规定未免有虎头蛇尾之嫌，既然可以恶意与他人开始磋商，那就不应当排除恶意终止的可能性。另外，恶意进行磋商在解释上也应当包括恶意开始磋商和恶意继续磋商两种情形。从理论上讲，缔约过失应该惩罚的就是本来可以缔结合约，
司法适用过程中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国内强制性规则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本质上属于非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然而十几年来《通则》在司法程序中的适用与日俱增。《通则》适用过程中如何协调法院地强制性规则和其他强制性规则存在很多理论盲点与实践难题。总的原则是法院地强制性规则具有优先地位,其他强制性规则视具体情形而定。 标签：《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国内强制性规则司法适用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简称《通则》,即UPICC)自1994年第一版公布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它本质上属于非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但是十几年来《通则》在国内司法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却与日俱增。据UNILEX 不完全统计,截止2008年11月4日,法庭(包括法院及仲裁庭)涉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适用的案件达172件。这172件案件中,法院受理58件,其中中国5件,余下案件均由仲裁庭受理。《通则》不只是“软法”(Soft law),而是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发挥司法功能的国际性文件。这一切表明,现在该是我们深入细致研究《通则》司法运转状态的时候。《通则》适用过程中存在很多理论与实践难题,本文旨在就《通则》与相关强制性规则的协调展开探讨。 一、国内法院适用《通则》时UPICC与相关强制性规则的协调 国际私法理论传统上认为,法院有义务适用本国法,包括冲突法;冲突法赋予国际民商事合同当事人有选择准据法的自由,但是当事人只能选择国家法,排除任何超国家法或国际法。因而国内法院通常把当事人在国际商事合同中援引《通则》的条款视为《通则》的相关条款并入合同。他们否定《通则》作为合同的准据法,并进而依据自己的冲突法规则给合同重新确定准据法。在这种情形下,《通则》面临着与依冲突法规则而确定的准据法中的强制性规则的协调问题,也即《通则》的适用是否必须以不与该准据法中的相关强制性规则相抵触为前提就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准据法中的非强制性规则可以被《通则》的相关规定所取代,而准据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却必须得到优先适用。《通则》1.4条为自身的适用也设定了限制,即《通则》的任何规定都不应限制根据国际私法有关规则导致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且不论这些强制性规则源于国内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而国内的、国际的或超国家规则是否具有此等强制性将取决于法院或仲裁庭的决断。当法院地的规则构成强制性规则时,《通则》更需要无条件的让位。这种实践在1980年的《罗马公约》第7条第2款有了法律依据,当法院地法的规则构成强制性规则时,公约不应限制这种适用,更无须考虑合同的准据法。1994年《美洲国家国际合同适用之墨西哥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前述条款之规定不得有碍法院地国法中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即,法院地国法强制性规则优先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下的他国法或国际商法等。 法院适用下有争议的问题是,在国际商事案件中是否应该考虑与合同有联系的第三国法律的适用,即前述中的法院地法、合同准据法外的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问题。比如有一个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在该案中法院地法为X,合同准据
合同法中“错误”理论的比较分析 合同法中“错误”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合同法中“错误”的概念与划分 在合同法理论中，错误（mistake）是指合同当事人在签约时对有关事实情况的假定与该事实情况不符，①通常可分为共同错误与单方错误两种。所谓共同错误，是指合同双方在签约时存在着共同的对事实的假定，而这种假定与事实不符。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如果发生了共同错误就没有意思表示一致可言；所谓单方错误，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对构成合同双方交易基础的事实在认识上发生的错误。在发生单方错误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并没有共同的错误假定，只有一方作了这样的假定。作为一般规则，单方错误合同有效。其理论依据是，发生单方错误时，双方之间虽然没有合意，但相对方的正当期望应当受到保护。② 二、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一）英美法 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52（1）条规定，基于错误而订立的合同，在满足了该条款规定的条件时，可以由受到不利影响的一方撤销。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对于合同一方以单方错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抱着勉强的态度。不过，如果一方的错误是由他方误导造成的，或者另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有理由意识到对方的错误，则合同可以因一方的错误而无效。若当事方已经意识到某一事实存在的可疑之处，并基于对该事实的臆测而签约，便无权要求撤销合同，因为他已经承担了发生错误的风险，美国法院称其为“自知无知”而依然行事的愚昧行为。③在英国，如果当事人因过错而没有发现事实真相，或者当事人关于事实的信念没有任何合理依据，那么他们就不能以错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销。 （二）大陆法 在法国，依法订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近年来，宪法委员会允许在一定限度内对合同自由进行干预，但是，立法者不得损害合法订立的协议与合同的整体
论我国合同法上的严格责任原则 合同责任是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则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新?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规定即是关于合同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与1993年修订的?经济合同法?相比，该条删去了有关过错归责的内容，从而使我国合同责任确实立不再以过错为根本要件，学者称之为严格责任。〔注：梁慧星：?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1997年版，第4—5页。〕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确实立，是合同法的一个重大举措，它使得我国合同责任制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如何正确理解严格责任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之，是目前急需探讨的问题，笔者仅对此作一初步分析。一、严格责任含义的界定在合同法上，严格责任是与过错责任相对立的一种归责形式。一般认为，大陆法系沿袭了罗马法后期的传统过错原则，强调要有债务不履行的归责事由〔即过错〕才承担合同责任，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导致债务不履行时，债务人可免除责任；而英美法系则奉行严格责任原则，认为只要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当事人违约后即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主观上无过错并不能成为抗辩事由。我国学者虽大都认为?合同法?第107条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但在对严格责任的理解上则见解不一，有的认为严格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有的则认为是绝对责任。对严格责任认识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其的不理解甚至排斥心理，因而有必要厘清严格责任
与其他归责原则的关系。依笔者浅见，严格责任是一种既不同于绝对责任又不同于无过错责任的一种独立的归责形式，与其他归责原则相比，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严格责任的成立以债务不履行以及该行为与违约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要件，而并非以债务人的过错为要件，这是其区别于过错责任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在严格责任下，债权人没有对债务人有无过错进展举证的责任，而债务人以自己主观上无过错并不能阻碍责任归加。在这一点上，似乎有理由认为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相一致。但是，过错推定的目的在于确定违约当事人的过错，而严格责任考虑的则是因果关系而并非违约方的过错。例如，在严格责任下第三人的原因导致违约并不能免除债务人的违约责任，而此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推定债务人存在过错。因此，二者仍是存在一定区别的。第二，严格责任虽不以债务人的过错为承担责任的要件，但并非完全排斥过错。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容纳了行为人的过错，当然也包括了无过错的情况；另一方面，它虽然不考虑债务人的过错，但并非不考虑债权人的过错。如果因债权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不履行，则往往成为债务人得以免责或减轻责任的事由。可见，虽然严格责任往往被我国学者称为“无过错责任〞，但其与侵权行为法中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过失〕的无过错责任是存在一定区别的。第三，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并非绝对。这一点使之与绝对责任区别开来。所谓绝对责任，是指债务人对其债务应绝对地负责，而不管其是否有过错或是否由于外来原因。严格责任在19世纪英美古典合同理论中也曾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 第一章总则 第1.1条(本通则的目的及范围) 本通则规定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规则。 第1.2条(本通则的适用) (1)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本通则管辖时，应当适用本通则。 (2)以下情况可以适用本通则： (a)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人法”(“lexmercatoria”)或类似法律管辖；或 (b)双方当事人未选择任何法律管辖其合同。 (3)当适用法对发生的问题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规则时，本通则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4)本通则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的文件。 第1.3条(缔约自由) 双方当事人自由订立合同及确定合同内容。 第1.4条(合同的约束性) 有效订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仅能根据合同条款或通过协议或本通则另有规定修改或终止合同。 第1.5条(强制性规则)
本通则的任何规定不得限制依据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则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不论这种强制性规则是国内的、国际的或是超国家的。 第1.6条(当事人排除或修改本通则) 除本通则另有规定外，双方当事人可以排除适用本通则，或部分排除或修改本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 第1.7条(本通则的解释及补充) (1)在解释本通则时，应考虑其国际特性及其目的，包括促进其统一适用的需要。 (2)凡属本通则范围内但通则未明确规定的问题，尽可能根据本通则依据的思想来解决。 第1.8条(诚信和公平交易) (1)任何一方当事人应当根据国际贸易中的善意和公平交易原则行事。 (2)双方当事人不得排除或限制该义务。 第1.9条(惯例和习惯做法) (1)双方当事人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及双方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2)在国际贸易中为有关特定贸易的当事人广泛知悉并为其惯常遵守的惯例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除非该惯例的适用不合理。 第1.10条(通知) (1)凡需要通知时，通知可以适合于该情况的任何方式发出。 (2)通知于到达被通知人时生效。 (3)如第(2)款的目的，通知于口头发给被通知人或寄给被通知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到达”被通知人。 (4)为本条的目的，“通知”包括声明、要求、请求或任何其它意图的告知。 第1.11条(定义)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原则 篇一：一、试评述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试评述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 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问题，国际社会中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主张 ，由于国际社会交流的发展，国际合同种类繁多且各种合同都有其特点，因此客观主义并不能灵活地解决各种合同纠纷。而主观主义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先知道行为的后果和有利于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并且有利于争议的迅速和妥善地解决，成为国际社会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的最普遍的原则。同时国际社会中也存在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论。主要有：1.质的限制论，认为当事人的准据法的选择只能在人依法的范围内进行，国内法上的强行法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适用或不适用的。2.量的限制论，将当事人的选择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国家的法律内，强调合同与准据法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而不得选择与合同毫无关系的国家的法律。3.法律规避论，认为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不得规避本应使用的法律。 虽然国际社会中广泛承认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合同应适用的法律，但当事人选择的方式应是如何以及当事人在没有选择准据法时应如何确定准据法国际社会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解释问题上，当事人的明示意思在实际合同中并不常见，这就需要各国推究当事人的默示意思，一般情况下，当事人的默示意思的探
求必须以另外的某一明示出来的因素作参照。因此有的国家将合同中采用的形式、语言文字、合同的起草格式、支付的货币种类与以前交易的联系等作为推定默示选择的依据。多数国家是承认默示意思的，但在探求默示意思时，要求只有在事实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才能推定当事人的默示意思，以此将其限定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在是否采用反致制度的问题上，为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国际社会的通用做法是排除适用当事人选择的适用的准据法的国家的冲突规则的适用的。并且在选择的时间上，当事人是可以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基础上变更选择且在诉讼中也是允许当事人选择的。而当事人没有选择时准据法的确定有客观主义和依最密切联系原则两种主要解决方式。客观主义是依据与合同有关的客观连结点来确定准据法，如依合同缔结地，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国籍或住所，物之所在地以及法院地或仲裁地。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在与该合同法律关系有联系的国家中，选择一个与该法律关系本质上有重大联系，利害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而作为连结点的最密切联系是抽象的，在如何认定上，各国认定的方法和标准也不同，英美国家通常运用“利益分析”、“合同要素分析”的方法来判定，大陆法系国家则使用“特征履行“规则来认定。 虽然我们普遍认可合同准据法选择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其并不是没有限制的适用的。因此，在承认当事人自治原则的前提下，就合同准据法以外的一定国家的强行法的适用主要有公法理论、公共秩序保留理论、强行法的特别链接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