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试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试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一、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及不足
严格地讲，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纠纷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言之，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因此，“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而事实认定的过程又是建立在对证据的获取、核查和认定的工作之上。所以，证据就成了决定一个案件最终判决结果的依据，成了构筑刑事司法这幢大厦的砖和瓦。
一般而言，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者由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的具有法定表现形式并能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该概念基本符合刑事证据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三个方面的特征。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本身必须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事实上，证据的合法性就是证据的资格问题，它要解决某一证据材料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能力的问题，也即证据力问题。刑事非法证据显然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其不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取得证据的方式、程序及认定过程中。
因我国现在没有专门的证据立法，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内，根本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明文规定，但也零碎地体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精神。首先在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并同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仅仅依照此规定，我们根本无法得出通过上述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有效证据被法庭采信的结论。严格的讲，该法条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甚至整个刑诉法中，根本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使用的规则。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通过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看出，虽然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并未真正以立法的形式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在司法解释的规定中，排除使用的仅仅是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所针对的取证手段也仅仅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对非法收集的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即使是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甚至窃听等手段所获得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应当拒绝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含司法解释）尚未确立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构建和适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与司法公正
（一）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
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些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对这些基本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个人的暴力；一方面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后者主要是因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而产生的冤假错案③。
中国古代司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冤案史，中国古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舞台上的司法就是一部冤情控诉剧。如《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玉堂春》等等。中国古代人权受到严重的侵害之一就是司法迫害。这都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铲除了封建专横的司法制度，冤假错案得以大大减少，但直至今日，媒体披露的大量冤假错案仍然骇人听闻。如云南昆明警察杜培武杀人案，就是在司法专横、刑讯逼供之下杜撰的现代司法闹剧。试想，作为本是一名警察的杜培武就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中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因真凶出现才无罪开释。那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又何能免受刑讯逼供之苦。因此，刑讯逼供就是冤假错案之源。是侵犯人权最赤裸裸的表现形式。
毋庸讳言，人权一词来源于西方，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关于人权的描述和法律渊源。如英国1215年颁布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即规定：任何自由人，若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判决，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流放、剥夺法律保护及受其他任何损害。且在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试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适用第2页
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的《权利法案》等文件中，都对公民人身权、自由权、财产权的保护作出了专门的规定。美国宪法于1787年颁布后，就因宪法没有规定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条款而立即遭到强烈的批评，故在随后增加的《人权法案》中，充分规定了保护人权，反对司法专横的精神。
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各国维护本国公民人权的国际公约、宣言不断出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52年《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66年《国际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和处罚公约》、1988年《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督的人的原则》以及一些洲际的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类及人民宪章》等国际性法律文件的相继诞生，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正如我国学者夏勇所言：尽管在当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要以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来享有权利，而且，对权利的实际享有要受到财产、国籍、性别、能力、教育等因素的制约，但人权观念无疑是权利观念的一个升华，它表明权利主体关于权利的意识从利已的本能冲动和简单的利益动机，上升到维持自己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层次，表明权利主体在维护自己利益尊严时有了一种终极的凭籍，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开始走向一种超功利的相互认同与合作。
人权的辐射对象是一切意义上的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然不能被无理排除在外④。就我国而言，鉴于几千年封建司法专横历史在人们心中烙下的深深印迹，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等被追诉对象的人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联合国在1984年12月10日的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详细界定了“酷刑”的含义，意在最大
限度的制止“酷刑”的发生，保护包括刑事被追诉对象在内的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保障的国际化和法制化直接影响了各国国内立法对刑事被追诉对象基本权利的关怀程度，这主要体现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筑上。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在其法律文件且更多是宪法性文件及司法审判实践中都做得很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在该国的司法实践中，以强迫手段获得的证据完全不能使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基于宪法修正案第4条之规定，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对非法收集的物证的排除规则。相对美国的刚性排除规则而言，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较为灵活。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尤其是对刑讯、强迫等方式获得的不利于刑事被追诉对象的言词证据排除使用，早已被英国法官视作保护刑事被追诉对象的重要手段。但对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物证，英国则完全交由主审法官来“自由裁量”。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强调通过刑事诉讼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在排除非法证据上较为谨慎，尤其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态度谨慎。但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则一般都排除使用。在这方面，法国和德国不论是从立法的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都对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持否定的态度，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采取灵活的态度，且原则上不否认实物证据的证据效力。日本直到1978年才正式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诉讼理念也相应地从以发现事实真相为中心的证明能力问题，转化为以正当程序为中心的证据能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指出了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二条中关于刑事诉讼任务的规定中，也同样规定了“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尽管在刑事诉讼中、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与否的制度考量中，必须考量惩罚犯罪需要，但在我国现实社会的人文环境和法制环境下，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尤其是宪法、刑事诉讼法中尚未明确规定保障人权的字眼，但从上述条文中我们不难发现立法者对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视。因此，如果我们构筑了严格、完善且刚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必然能够控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必然能够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必然能够促使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观念的转变。即从注重惩罚犯罪到注重保护人权。在此进程中，我们也许在个别案件中会因此而不能发现“事实真相”，“放纵”了“犯罪”。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我们可以做到既保护了刑事被追诉对象的人权，又准确、公正的打击犯罪。实现从“警察社会”向真正的“法治社会”的转变。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用在于促进司法公正
什么是公正，各方学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对正义、形式正义、社会正义、资格正义、实体正义等等关于公正、正义的说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公正或正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实现。法律无疑是实现公正的最好形式，这是由法律的权威性、统治阶级的意志性、广泛的社会认同性而决定的。通过法律实现公正有三种形式，首先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实现。但必须是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制定的良法，因为恶法甚于无法；其次是通过行政人员或行政机关实现。但必须特别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的行政执法观念；再次是通过司法实现，但在强调“司法最终裁决”这一法治社会基本原则的同时，还须注重法官的良知和理性的培养。同时，建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切实遵行，就可以结合立法和司法两面的优势，充分体现刑事活动的公正性。
公正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的目标是尽可能在罪责相适应的基础上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定刑事责任，打击邪恶，伸张正义。而程序公正是要在刑事审判（包括刑事侦控过程）——而非裁判结果——中实现特定的价值，它有其独特的内在要求和意义，法院的审判能否符合正义要求与其能否作出公正的裁判并无必然的联系。前者强调的是结果，后者关注的是过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性质上说，是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但是我们决不能简单地认为该规则包涵的公正价值仅仅是程序公正，忽略甚至否认其实体公正的价值。排除非法的刑事证据，可以使刑事诉讼活动更富有理性、文明、民主的氛围，昭示法律对人性的关怀，必然使刑事程序获得更大的公正品格。只有排除非法的证据，司法机关才更有可能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不被一些虚幻的现象所误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强调正当程序，在司法操作中程序公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实体公正，为了追求一种绝对的程序公正，美国的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放弃对实体真实的追求，其代价是为数不少的显而易见是犯罪分子的刑事被告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美国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杀妻案”就是明证，在大量的实物证据可以证明辛普森是杀人凶手的情况，就因为警察在取证程序上的小小瑕疵，就裁判其无罪。对此，尽管美国70的公民都认为这样的判决结果就实体处理而言是错误的，但100的美国公民都确信，辛普森得到了国家对他的公正审判，对司法公正却是满意的⑤。而人们对司法公信力的尊重，必然促进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自然就能促进社会化的正义追求。
公正的司法必须建立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而正义程序的设置中，必须要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不仅仅是法治的要求，也是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
三、构建和适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思考及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学术界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观点
我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学术界已有充分的研究，但是分歧意见比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⑥⑦：
1、采纳说。认为应当将调查收集的方法与证据本身区别开来，非法证据如果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应当采纳。理由是在个别案件中非法证据往往是唯一可以用来定案的证据，如果排除，可能放纵违法犯罪分子，从而使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重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排除非法证据的成本大于收益。
2、排除说。认为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执法机关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非法证据应当一律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衡量采证说。认为执法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采纳非法证据，才能保证执法的社会效果。裁量的主要标准是调查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案件的社会影响以及采纳非法证据的成本等。
4、排除加例外说。认为首先应当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方可确定一些例外。例外情形主要是指案件的危害程度和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等等。
5、去伪成真，线索转化说。认为应以补正方式，即重新而合法地取证，使非法证据合法化，或以之为“证据线索”，以期靠它获得定案证据。
6、区别对待说。认为应将非法取得的口供和物证区别对待，非法逼取的口供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应该排除，而非法取得的物证则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
的违法而改变性质，只要查证属实，可予采用。
（二）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思考
笔者认为，适宜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符合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正以及控制犯罪的需要。上述的几种观点，都仅仅考虑到了某一方面的价值需求，要么强调惩罚犯罪，要么侧重保障人权。因此，笔者认为：
1、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一律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刑讯逼供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冤假错案之所以屡见不鲜。其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这些非法取得的证据其证据效力应归于无效。刑事诉讼法第43条虽然对非法取证方法有禁止性规定，但对违反禁止性规定非法收集的证据如何处理却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因此，一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建立强制性的刚性规定，使执法人员在实施非法取证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不仅有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职务行为，而且也有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在多年的国际人权对话中，我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妇女问题都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同，但对我国的司法人权问题，却一直是国际上普遍指责的对象，尤其是我国的死刑问题（我国判处的死刑占了全世界判处死刑的80左右）更是如此。我国已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国际接轨是我国司法活动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建立强制性、刚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为重要，但在司法实践中还须坚决防止规则缩水。
2、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应否定其证据能力，应当排除，特殊情况下才能例外。
从根本而言，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必须在法律上被否定。因此，未来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宣示，一切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包括实物证据都是不合法的证据，应当排除，同时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对某些非法的实物证据不予排除，具体例外情况如下：
（1）违法行为轻微，影响不大，如果排除该证据对全案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根据利益衡平的原则保留该证据。
（2）虽然有违法取证的行为，但是该实物证据的取得与违法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或者联系不紧密，通过其他合法行为亦可取得此证据，该证据保留。
（3）在重大特殊案件中，例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重特大侵害人身安全的犯罪等案件，虽然不法取证行为表现比较明显，但是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安抚群众情绪等考虑，采用该证据，但是必须对违法取证行为在法律上作出处理。
（4）上述作法主要的依据是利益衡平原则，但是有一种情况应作为这些例外作法的例外，即如果使用这些有缺陷的证据将严重影响司法声誉，在普通公民心中造成司法不公的印象，笔者主张不使用该证据，即使由于该证据的不到位将可能“放纵”刑事被告人。因为当个案的价值与整个司法部门的权威发生矛盾时，显然后者更值得我们珍视。
（三）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应一并考量的几个问题：
1、沉默权制度。早在300多年前，英国就实行了沉默权制度。沉默权的核心就是法律不能要求任何人自证其罪，行使沉默权可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某一阶段，也可以全程行使，但事实上大部分人都是对警察行使。无论在何时保持沉默，法律都不能因此而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⑧。美国的米兰达忠告就是对此的完整演绎。目前，我国已从立法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理应成为无罪推定的题中应有之意。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了被告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但根据
宪法“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以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事实上都明确承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也应随之确认其通过积极的防御行为或者消极的“不作为（沉默）”进行辩护的正当性⑨。而且就国际上来看，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都是一脉相承，不可或缺的。因此，应尽快确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2、司法令状问题。为使执法机关的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有序实施，保证通过这些司法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合法有效，必须强化执法人员的司法令状主义精神，确保任何公民在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到国家“侵害”时，都是依法进行，依令状进行。这对扼制司法专横，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尤为重要。
3、律师作用与侦查透明。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在1996年刑诉法修订后曾经就律师作用说过一句话，其大意是：在讯问时，只要确保律师在场，刑讯逼供将不可能实施也无从实施。鉴于我国律师远远供不应求，目前借鉴英国的做法是可行也可能的。即，将警方的讯问经过全程录音或录像，且时间上不得间断，以防不实。加封后由警方和嫌疑人各持一份。一旦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声称受到刑讯逼供，即启封核查，以辨明真伪。此措施就我国目前来看，应是可行可取的。
综上所述，原则是方向，是旗帜。规则是手段，是方法。规则为原则服务，原则促规则发展。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应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基本使命和追求，在此大原则、大框架内，应当构筑和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且该规则应当尽可能一步到位，做到高起点、严要求。我们无须一味强调国人的承受能力，也不应过多关注刑事追诉机关的部门考虑。只要是在充分的、进步的民意基础上构建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实践中以贯彻“五条禁令”的精神来面对，我想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半夜不怕‘警’敲门，涉讼无虑难公断”。因为我们不需自证其罪，无虑刑讯逼供，勿忧司法不公。如是，那定有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功用。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 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 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 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
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 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可看出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它包括: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如前所述,现今刑事诉讼法是一国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前提,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献综述 学号：201228010140 班级：2012级法学二班姓名：李树斌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刑事诉讼以人权保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准则。强化对证据规则的研究，是改善司法制度的着手点。[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正文] 近年来，诸如佘祥林此类案件频繁发生，引起了人们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高度关注。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像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社会舆论压力等等方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证据的可采性原则。也可以说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证据作为审判和定案的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证据规则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应用都必须严格的依照其规定。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人权还可以遏制非法取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如何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国外注重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强调法治和正当程序，非法证据将被排除在外，不能得到采纳。由此，我们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将可取之处应用到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 （一）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作为最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发展的较为完善，“其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刑事诉讼中被告的基本权利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 其主要内容有：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其核心内容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被告人供述。 2、违法证据（违法获取得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即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予以排除，并且直接或间接产生与非法搜查的其他证据，包括言词和实物证据，其最著名的极为“毒树之果”规则。 （二）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国对非法证据采用倾向于总体上适用的原则。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衡量裁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了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关键词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适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规定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具体规定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出现个别司法人员因破案压力或受利益驱动，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新刑诉法吸收了《证据规定》和《死刑证据规定》中的有关条款，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收集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证据类型、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非法程序或者非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不得被法庭采纳为定案依据的规则。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证据，也包括违反有关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例如提取物证时没有制作笔录，并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口供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等。（一）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或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言词证据，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及《证据规定》第1条的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既包括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也包括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取得手段，虽然新刑诉法第54条只明确列举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三种手段，但在实践中，对于非法手段的理解可以参照《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豍，构成“非法言词证据”的手段，并不要求其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案情回顾 （一）案件基本事实 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二）本案的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昌邑市检察院研究室桂召学 内容摘要：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刑诉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该规则的有关内容。改变了相关规则的确立将有效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保障人权、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缺陷及应对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同法系国家之间法文化传统、价值基础、司法状况的差异,有关非法证据的界定各不相同。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程序、方法及手段等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它包括:证据的内容不合法、证据的表现
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身份或资格不合法、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与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之一,就是非法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笔者同意狭义的界定。因为这种定义比较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蕴含的保障人权的根本精神。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目的来看,其初衷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个人合法权利。这种界定比较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从我国当前保护人权、诉讼民主的现实国情看,侦控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仍然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顽疾之一。所以,将非法证据界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更有现实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其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抑或“可采性”问题,即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采纳并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摘要：刑讯逼供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一项 痼疾，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规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多年的惯常司法实践和既定司法体制下，应冷静分析《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本身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瑕疵，以期有助于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治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2010 年5 月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或《规定》）共15 条，主要包括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两方面的内容。司法界和法学理论界均对该《规定》作出了较高评价这次‘两个规定' ，尤其在刑事诉讼法制方面，实现了对违法诉讼行为实行程序制裁的最终目标，反映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然而，与当下多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通过状况 相同，人们有理由思考这一规定将来的执行状况，拷问其实 践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不同机关基于其不同职能、立场的考 量和博弈，也反映在“两个规定”制定的过程中。仅从目前 该规则的文本出发，该规则在复杂的刑事司法体制与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前景不容乐观。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非法言词证据的含义与范围 《规定》第一条将非法言词证据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列举了非法手段，但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用一个“等”字作为兜底描述，在被告人供述这一方面，这个证据规定明文规定了刑讯逼供，除此之外，比如说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被告人供述，算不算也应该排除的范围？通过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要不要排除？在规定中都没有具体说明。陈卫东教授提到“非法证据除了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外，还来源于以下违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以及饥饿、疲劳、声光刺激、冻晒、精神折磨等软性的刑讯逼供的方法和使用麻醉剂、违法窃听等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徐博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如何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和分类，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然后又从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对我国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 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构建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是证据理论中的特有概念，《牛津法律词典》解释称“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手机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1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中队非法证据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2由此可以看出，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泛指才有违法的方法收集的一切证据材料，即收集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等都不合法。从狭义上讲，非法证据是指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有学者称之为“非法取得证据”。3 （二）非法证据的分类 对于非法证据的类型，学术界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1.收集或提供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若由上述主体作证人提供证据，将不符合法律对于收集、提供证据主体的规定，是非法证据。 2.取证程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这是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非法证据。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若以上述方法收集证据，将因为不具备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而成为非法证据。 3.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也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4.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列出了证据的七种表现形式，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 1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2何玉波：《试论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3李学登：《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湾教育部出版，1982年版，第243页。
一、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及不足严格地讲，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纠纷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言之，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因此，“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而事实认定的过程又是建立在对证据的获取、核查和认定的工作之上。所以，证据就成了决定一个案件最终判决结果的依据，成了构筑刑事司法这幢大厦的砖和瓦。一般而言，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者由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的具有法定表现形式并能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该概念基本符合刑事证据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三个方面的特征。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本身必须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事实上，证据的合法性就是证据的资格问题，它要解决某一证据材料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能力的问题，也即证据力问题。刑事非法证据显然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其不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取得证据的方式、程序及认定过程中。因我国现在没有专门的证据立法，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内，根本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明文规定，但也零碎地体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精神。首先在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并同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仅仅依照此规定，我们根本无法得出通过上述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有效证据被法庭采信的结论。严格的讲，该法条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甚至整个刑诉法中，根本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使用的规则。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通过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看出，虽然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并未真正以立法的形式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在司法解释的规定中，排除使用的仅仅是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所针对的取证手段也仅仅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对非法收集的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即使是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甚至窃听等手段所获得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应当拒绝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含司法解释）尚未确立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构建和适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与司法公正（一）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些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对这些基本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个人的暴力；一方面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后者主要是因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而产生的冤假错案③。中国古代司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冤案史，中国古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舞台上的司法就是一部冤情控诉剧。如《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玉堂春》等等。中国古代人权受到严重的侵害之一就是司法迫害。这都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铲除了封建专横的司法制度，冤假错案得以大大减少，但直至今日，媒体披露的大量冤假错案仍然骇人听闻。如云南昆明警察杜培武杀人案，就是在司法专横、刑讯逼供之下杜撰的现代司法闹剧。试想，作为本是一名警察的杜培武就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中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因真凶出现才无罪开释。那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又何能免受刑讯逼供之苦。因此，刑讯逼供就是冤假错案之源。是侵犯人权最赤裸裸的表现形式。毋庸讳言，人权一词来源于西方，在绝大多数西方国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现状与不足 王其林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价值的博弈与衡平的结果。新《中华人民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严格执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于虚置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或许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保障人权，推动刑事司法程序的进程。分析我国法学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看法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意义、现状与不足，认为必须有限制地在刑诉法中正式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确立非法搜查、扣押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秘密侦查监听排除规则。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现状;不足 目录：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现状； 3、不足； 4、参考文献； 5、致谢； 6、附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被采纳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的在于通过将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防止限制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确保刑事诉讼依法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随着世界各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世界各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不少非法取证行为导致的“佘祥林案”等冤假错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建立和完善是当代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违法取证危害性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名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了法典，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完全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工正，且不能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予以排除，可以说，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1、现有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独立并没有得 到真正彻底的贯彻执行。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公安机关是属于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是一种准行政机构，人员编制、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财政给付都是参照行政机关进行。这就使得在部分案件的侦查、审判、执行阶段要受到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影响。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诉讼立法存在的问题，现行法律只是笼统地规 定刑事侦查机关不得违法行使职权采用非法手段获取案件证据，但对于非法证据是否可以在案件审理中使用、以及证据的证明效力有多大、何种取证手段构成程序违法、违法取证的监督机关是谁等在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明确的定义。 3、传统观念上存在的问题，首先，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司法审判实践中， 对于言词证据的采集非常重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使得依口供定罪这一判案传统对以后的案件审理规则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次，我国长期以强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则重视不足， 这种情况的存在对于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很容易使一些冤假错案 滋生，也与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 4 、司法资源有限性导致的问题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法律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必然会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在维护稳定的大的社会背景下，某些司法侦查机关过于强调案件的侦破率，甚至不惜借助非法证据使案件获得侦破，非法证据也因此变得“合法”
摘要 (1) 一、引言 (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2) 3、“毒树之果”的排除 (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5) 2、引发的社会问题 (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7) 六、结束语 (7) 参考文献： (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 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关键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司法实践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
治安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姓名：黄力乾区队：10级涉外警务二区队学号：201020720064 首先来明确非法证据的定义。广义的非法证据包括三种：（1）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法定主体资格的人提取或提供的证据。（2）形式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3）程序或手段不合法的证据，即通过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或者最主要的非法证据则仅指第三种。而在实际的治安案件查处的过程中，采取狭义的非法证据定义是片面的。例如面对一个经常撒谎并有违法前科的证人，是不是能完全采纳他的证言呢？这名证人的证言即便是在没有任何干扰下取得的，其证明力也值得怀疑。所以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时候，非法证据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是复杂繁多的。大体总结出来的有以下五种：（1）真实肯定，凡是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即使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也都可以采纳。（2）一律排除，凡是非法证据，一律排除，不得采纳。（3）排除加例外，非法证据一般都要排除，但法律规定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可以采纳，如严重刑事案件中的例外、善意违法的例外、危害不大的例外等。（4）线索转化，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但是可以用做证据线索，经转化为合法程序或手段之后，可以采纳。（5）区别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要区别对待，既不要一概采用，也不要一律排除。具体来说，这又有以下几种做法：第一，不同种类的证据要区别对待，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要区别对待，例如，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反程序规定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不同情况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例如，一般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严重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四，证据与行为人要区别对待，例如，违法收集的物证可以采纳，但是违法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要受到处罚。采取区别对待做法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予以排除的。 治安案件危害程度不大，对违法主体的惩罚较之刑事案件要轻很多，以第五种方式来制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有助于公安机关处理治安案件的时候能够有更高的效率。当然，公安机关在处理时完全由自己负责，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所以在某些规则方面要更加的公正与严格。 以下是根据上文内容制定的治安案件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1.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的时候，应当对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可采性是证据证明 力的体现，也是证据关联性的体现。对可采性较高的证据应当予以接受，对待可 采性较低的证据也应当接受，但是在进行处罚决定时应当更采取可采性较高的证 据。特别是在治安案件中，证据以证言为多。对证言可采性需要判断，例如证人 的精神状态、与违法主体的利害关系、是否有做假证的前科等都是影响可采性的 依据。 2.通过非法手段或者不合法定程序获得的证据，要有选择性的接受。通过侵害违法 主体人权而获得的证据排除，其他手段予以接受。特别是违法主体的供述，在英 美法系的国家违法主体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沉默权”。但是在 中国违法主体有供述其罪行的义务，可是现实执法之中公安机关过于重视违法主 体的供述，特别是通过暴力的手段逼供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很多冤假错案的发 生。所以在依据法律的前提下，规定通过侵害违法主体的人权而获得的证据将被 排除。但是其他手段获得的证据，虽然在程序上可能不合规定，可以转为线索再 形成合乎规定的证据。 3.违法主体或者其委托人有权利出示调查取证人员与该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证明，要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最近两高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分别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旨在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虽然这两个规定还称不上尽善尽美，却是我国证据法发展的道路上一大进步。文章针对两个规定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足；思考 一、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的现实意义 （一）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在《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从以上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没有正式的确立。两个规定出台之后，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和排除之后的效力，也对具体的程序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例如对监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以及在庭审中法庭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证据是非法获取的，法庭都要根据两个证据的规定进行特定的程序予以认定或排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就是由于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才得以确立的。 （二）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首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庭审理阶段的具体操作程序，确定启动的主体，同时还规定了证明责任的承担以及证明的标准，还涉及到证人出庭的相关规定。可以说规定得比较详细和完备，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一大进步。 二、两个证据规定的不足 虽然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其中也有些许不足与缺陷，接下来笔者谈谈自己对两个规定的认识。 （一）对非法证据规定过于片面 传统的非法证据的界定，主要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中对于刑讯逼供的概念和标准没有做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同样对于威胁、引诱、欺骗如何进行认定，认定的标准如何也没有进行说明。所以规定过于片面和狭隘。但是在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一条“采用
内容提要 诉讼证据规则是指在运用证据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可以作为解决当前司法实务中突出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形式取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问题的对策，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可供操作，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排除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非法证据。文章认为通过借鉴英美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而完善对刑诉中当事人的保护。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阐述笔者对在我国确立该规则的有关问题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录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2) (一)人权保障理论 (2) (二)程序正义理论 (3) （三）排除虚假理论 (4)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尊重人权的价值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程序的价值 (5)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侦查手段进步的价值 (5) 四、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 (一)我国对是否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观点 (6) (二)我国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有关规定 (7) (三)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操作 (8)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 引言 执法人员“人权观念”淡薄，在执法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以为然、有意无意甚至恣意损害其权益的不在少数。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件正是对当事人人权不予重视乃至肆意践踏的典型。 另有：被告人魏清安，男，被指控为强奸犯，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击审讯”，公安人员采取捆绑、电警棍捅和指供、诱供、骗供等非法手段，终于在讯问人员冒充县公安局长进行审讯时，逼使被告人作了招供。魏在一审被判死刑。魏以“没有作案、口供是刑讯逼供所得”为由提出上诉。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在魏被执行死刑半年后，强奸案的真正罪犯被抓获。后魏案得以平反。从佘案与魏案的发生看，无不与执法人员的“人权观念”淡薄、漠视生命的思想有关，更与我们的司法体制有关。对于佘案，“当地法院及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均表示，公安人员在侦查取证时可能采取了暴力手段”。在这些非法取证案件中，虽然致害者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是刑讯逼供之非法取证行为之恶果已然铸成，被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的生命已然终结，纵“平反”、“制裁”又有何用呢?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之屡禁不止，我们所做的不应只是事后的“平反”、“制裁”，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设置一个完善的规则、制度来遏制、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借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对于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或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这一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定这些后来取得的证据是否会因为它之前的程序上的违法而受到“污染”。以上这些行为在我们现时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出现之多，已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理论上，这涉及到对此情况下取得的证据的采信问题，而证据的可采性或者证据能力主要是一个价值或者正当性判断问题，法律可以明确加以规定。所以，证据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1】。这就涉及到证据规则问题，涉及到英美法上的一项著名的理论——毒树之果，涉及到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即就是本文要论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采纳。该规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不仅仅涉及被追诉人的权利，而且还可能涉及诉讼以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综述 [摘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众多证据中，非法证据却又占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虽然我国对于非法取证采否定态度，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予以排除……为我国证据制度领域增添了一大亮点。本文从非法证据的界定及排除范围，以及我国关于非法证据的立法现状几个方面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行分析，看到进步，找出不足。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 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新增了五条条文，专门针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规定。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由之前的司法解释上升为基本法律，大大提高了其法律效力，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又向理想状态迈进了一大步。 （一）对非法证据的界定 何谓非法证据,【英】伊丽莎白 A 马丁编著的《牛津法律词典》将“非法证据” 注释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如果证实系非法获得（例如：由无搜查令而作的搜查房舍所得），它并非不能被接受，但法院可以此作为自由裁量的事项而拒绝接受。非法获得的供认很可能是非自愿的，因而不能接受。”我国《诉讼法大词典》列有“非法证据”的词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虽然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目前大致可概括为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认为，刑事非法证据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收集方法及证据的形式这三个方面或其中之一不合法而造 成的。据此，非法证据应包括以下类型： 第一，非法定主体取得的证据。取证主体违法有两种情形：其一，不具有取证主体资格的人员取证。按照我国传统证据法理论，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其他主体皆不具有取证主体资格，其所获取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其二，本为法定的取证主体，因违背回避、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取证而成为不合法主体。这种情形下，虽然参与调查取证的侦查、检察人员等本为合法的取证权主体，但符合法定的回
浅议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起源于刑事诉讼的证据采纳规则,随着法制的进步、人权意识的 觉醒,这项规则逐渐应用到行政诉讼领域并发挥了维护程序公正、保障人权和促进依法行 政的作用。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图分类号:D915.4文献标识码:A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对证据的采纳与整合决定了案件的终极结果,所以显得尤为重要。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是规范证据采集、认定、以及证实力判定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由于各国法律 文化的不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尽相同,始终是理论界讨论的热门题目。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渊源(一)英美法系中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由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宪法修正案确立的,采取的是严格、尽 对的标准,起初应用在刑事法律诉讼制度中,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职员使用非法手段取 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英国于1984 年通过了《***与刑事证据法对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首先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英国对待非法证据总的指导思想比 较宽泛,为查明案件事实起见,尽量缩小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二)大陆法系中证据排 除规则的历史由来。在口供方面,大陆法系国家严厉禁止非法获得口供的采用,如 1994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获得的被告人自白不得作为证据采用。日本对非法取得的口供,法律亦有明文规定,不得采纳为证据。实物证据方面,基于 人权的保障,两国法律都一致反对非法收集到的证据。(三)中国行政诉讼法中的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1995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可以视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端倪,同 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61条也有类似规定。1999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题目的解释》开始针对行政诉讼有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行政证据规定》第57条从证据形式、证据证实力、证据 的收集方式、收集对象、收集程序等八个方面完善了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是目前排除 非法证据的主要法律依据。二、体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观念 (一)正当程序。程序是诉讼的支撑,程序不仅包括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亦包括与诉讼 有关的各种环节。证据的收集程序不正当导致证据在诉讼程序中遭到否定,《证据规定》 明确指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收集到的证据是不正当的,应该被排除。(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37条、39条分别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隐 私权等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尤其不受公权力的非法干涉。2004年宪法修改后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