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上）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刑事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规范的不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是证据能力问题；该规则也不对一般意义上的证据适用问题加以限制，而主要涉及公诉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问题。具体而言，对于侦查人员以违反法律程序的方式收集的证据，检察官一旦将其提交给法庭，法庭即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使其不得为法官、陪审员所接触，更不得转化为定罪的根据。可以说，将侦查人员通过违法手段所取得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并使其失去作为定罪根据的资格，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它区别于其他
“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之所在。[1]
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一份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对于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言词证据，法院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十余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
[2]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主要涉及在死刑案件中审判判断证据的规则，但也包含着不少排除非法证据的内容。这两部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法律文件的颁行，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通常说来，一项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含着“实体构成性规则”与“程序实施性规则”两大部分。前者规定非法证据的种类和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法官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裁量权、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例外等规则，后者则对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方式、立案标准、司法裁判方式、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相关救济机制等问题确立可操作的程序机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通常较为重视实体构成性规则，对于非法证据的范围、排除后果、是否可以补正、派生证据是否排除等实体性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程序的启动、法院对诉讼申请的受理、裁判方式等程序问题则不予重视，结果，法律和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上述两个证据规定制定过程中，改革者不仅重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部分，而且对带有程序保障性的实施性规则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在实体构成性规则方面，两部证据规定针对不同的非法证据确立了“强制性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两种规则，并对那些违法情节不严重的“程序瑕疵”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但对于那些从非法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两个证据规定都没有确立排除性的法律后果。
在程序实施性规则方面，上述两项司法解释确立了职权启动与诉权启动相结合的启动方式。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可依据职权将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而在审判阶段，辩护方的诉讼申请是法院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程序的前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程序审查优先”的原则，也就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即应中止对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的实体审理，而优先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在被告方提供有关非法取证的证据或线索后，法庭经过初步审查，对于侦查人员取证的合法性有疑问的，
即应要求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两部证据规定对于非法供述的合法性确立了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但对于其他言词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则确立了由举证方承担证明责任的规则。对于公诉方承担的证明侦查程序合法性的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最高的证明标准。不仅如此，对于一审法院拒绝审查侦查程序合法性问题的，被告方还可以向二审法院继续提出申请，二审法院可以启动新的程序性裁判程序。
当然，法律的颁布并不等于法律的实施。在两部司法解释生效施行之后，刑事法官们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素养及其所要面对的司法环境，都可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推行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同时，鉴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我国的相关法律理论也深深地受到西方证据理论的影响，但我国的相关刑事司法实践则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问题。新颁行的两部司法解释究竟能否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我国新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初步的考察。笔者将运用模式分析方法，将西方国家的相关证据规则作为参照系，对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征进行简要分析，同时，对两部司法解释所取得的几项制度创新做出理论上的解读。
二、强制性的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
在证据法理论上，非法证据的排除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强制性的排除”，也就是法院一经将某一控方证据确认为“非法证据”，即可将其自动排除于法庭之外，而不拥有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自由裁量权；二是“自由裁量的排除”，亦即法院在即便将某一证据确认为“非法证据”，也不一定否定其证据能力，而是要考虑非法取证行为的严重性、损害的法益、采纳该非法证据对司法公正的影响等若干因素，并对诸多方面的利益进行一定的权衡，然后再做出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决。
例如，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采用了这种分类方式。根据该法的规定，对于警察采用“强迫”或其他可能导致证据不可靠的方式所获取的被告人供述，法庭不得将其采纳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而对于被告人供述以外的证据，该法则采取了“自由裁量的排除”方式。对于警察非法取得的这类证据，法庭在考虑了包括证据取证方式在内的所有情况之后，认为
采纳该证据将对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的，就可以将该证据予以排除。[3]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确立的“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规则，一般不要求法官对于所有侵犯宪法权利的侦查行为都采取自动排除的态度，而是给予法官在判定某一宪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以及应否排除该项证据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于那些违反刑事诉讼法典的方式所获取的
非法证据，法院则采取了强制排除的做法。[4]
当然，这种分类方式并没有为其他国家所普遍接受。例如，美国所确立的就主要是“强制性的排除”规则，而没有赋予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只不过，考虑到在特定情形下排除非法证据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法院也会对某些非法证据做出不予排除的裁决。迄今为止，
这种“强制排除加例外”的模式还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判例法中。[5]相反，加拿大确立的却是较为单一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具体而言，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尽管被确立在加拿大
《公民权利与自由大宪章》之中，[6]但法官在考虑是否排除某一特定非法证据时，却要考虑证据取证方式是否侵犯了宪法权利、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与非法证据的取得之间是否具
有因果关系、采纳该项证据是否损害司法制度的形象等因素。比如说，假如某一强制性证据被认为是“不可重新发现的”，也就是警察不采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就无法获取该项证据的，那么，法官就可以认定采纳该证据将对司法公正带来消极的影响，从而将其排除。相反，对于那些“可以重新发现的”证据，法官还需要考虑侵权行为的严重性以及排除证据所带
来的后果等因素，来做出是否排除的决定。[7]
我国新颁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相结合的证据排除规则。根据该项证据规定，对于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法庭应将其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同时，对于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经确认侦查人员的取证手段“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法庭应当责令公诉方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也不得将该物证、书证作为定案的根
据。这种给予法庭一定自由裁量权的排除规则，具有“自由裁量的排除”的性质。[8]
如果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分别确立了不同排除规则的话，那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则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都确立了一些新的强制性排除规则。例如，对于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侦查人员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侦查人员讯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或者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的书面证言，应将其予以排除；对于侦查人员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的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格和条件、鉴定事项超出其鉴定项目范围或鉴定能力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或者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辨认结果，法庭也应当无条件
地予以排除 (9)
为什么要针对不同的非法证据分别确立“强制性的排除”和“自由裁量的排除”呢？这主要是考虑到有一部分非法取证行为违法情节较为严重，要么侵犯了极为重要的利益，要么违反了法律明文确立的禁止性规定，要么通常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唯有确立最严厉的程序性制裁，也就是无条件地宣告无效的方式，才能体现程序性违法与程序性制裁相适应的原则，从而达到有效地抑制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效果。例如，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方式获得的被告人供述，就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并且严重侵害了被告人的身体健康、人格尊严，违背了国际公约中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并且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人道性、公正性。因此，对这类非法证据就应采取“强制性的排除”，使违反法律程序的侦查人员受到最严厉的程序制裁。
相反，对于那些违法情节不严重、侵害的利益不很重大、造成后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假如一律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做法，未免过于严厉，容易破坏程序性违法与程序性制裁相均衡的原则，并且也可能导致一些有价值的证据仅仅因为取证手段的轻微违法而被否定了证据能力，使得案件的事实真相难以发现，甚至带来放纵犯罪的消极后果。尤其是那些违法情节轻微的“程序瑕疵”，通常在侦查行为的步骤、方式、地点、时间、签名等技术性手续方面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法律程序的问题，而不存在违反基本法律原则的问题，也没有明显侵犯任何一方的利益，更没有造成诸如证据虚假、案件系属错案等严重的后果。对于这些程序瑕疵，法院唯有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综合考虑若干项有关的因素，在通过对若干项利益的权衡，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对于那种采纳该证据所获得的利益超过排除该证据
所带来的收益的，就可以不作出排除证据的决定。与此同时，在对此类“非法证据”进行审查时，法院还可以考虑有关的程序瑕疵可否得到适当的“补正”。假如公诉方经过必要的补充调查，侦查人员经过重新收集证据材料，原来的程序瑕疵就可以得到弥补，或者原有的侦查手续违法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就意味着这种“非法证据”属于可以重新发现的证据，侦查程序上的瑕疵并不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对此类经过补正的证据不予排除，可能就属于一种明智的选择。
应当说，按照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程度来区分“强制性的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这是中国新颁行的司法解释所取得的重大制度突破。在以往的司法解释中，中国最高法院一度将非法证据的表现形式作为是否排除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于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法院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对于非法所得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无论非法取证手段有多么严重，法院都不对其适用排除规则。这主要是考虑到言词证据的可靠性受取证手段的影响较大，非法取证容易造成言词证据的不可信；而实物证据则相对稳定一些，其真实性很少受到取证方式的影响。这种确定是否排除
的标准仍然是“重证明力、轻证据能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10]新颁行的两个证据规定抛弃了这种证据排除标准，确立了一种“程序中心主义”的排除规则。只要侦查人员采取了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手段获取了证据，那么，不论这种证据的种类和表现形式是怎么样的，也不论这些非法证据本身是真实的还是不可靠的，是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法院都要予以排除。换言之，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理由不是证据的不具有证明价值，而是证据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和侵权性。这就是“强制性的排除”规则的精髓之所在。
另一方面，对于“强制性的排除”，两部证据规定也在适用范围上做出了一些限制。毕竟，采用这种排除规则，意味着法院对控方证据做出无条件的排除，无论是公诉人还是侦查人员都没有对该证据加以补救的机会。正因为这种排除的后果是最严厉的，对公诉方的指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最大的，所以，司法解释将这种排除规则限制在最严重的非法取证行为方面。例如，对于非法获取被告人供述的行为限制在“刑讯逼供”等方面，对非法证言、被害人陈述的行为限定在“暴力”、“威胁”等方面，而对过去争议较大的“欺骗”、“利诱”等非法手段，则适用“强制性的排除”。又如，对于非法获取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物证、书证、辨认证据的行为，也主要限制在一些公认的严重违法行为方面，而对那些带有违法情节不严重、侵权性不强的技术性违法行为，特别是大量的“程序瑕疵”，则不再适用这种最严厉的排除规则。
与“强制性的排除”所具有的“自动排除”的性质不同，“自由裁量的排除”意味着法官在是否排除某一非法证据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人可能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两种排除规则时都或多或少地享有自由裁量权，即便是对“强制性的排除”规则，也必须确定哪些证据属于最严重的非法证据，哪些证据需要列入自动排除的适用对象，这都需要法官的审查判断，也不可避免地使法官拥有一定的裁量空间。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强制性的排除”，意味着法官一旦确定某一非法证据属于这种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就不再享有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自由选择权，而只能将证据的证据能力予以否定。至于该证据为什么需要进行强制性的排除，在确定排除时考虑了哪些因素，这属于“立法领域”的事情，而不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某一证据的违法性究竟是否达到强制性排除的程度，这也属于法官在适用排除规则上的事实认定问题，而“强制性的排除”则属于一种法律适用问题，它是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的排除规则。相反，对于那些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的非法证据，法官在是否排除问题上则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排除与不排除的自由选择权。当然，法
官在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方面，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进行适当的利益权衡，并要给出排除或者不排除的理由。可以说，即便是“自由裁量的排除”，也要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否则法官就可能滥用自由裁量权。
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表述和精神，在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的场合，法官在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性质及其违法程度；二是非法取证行为是否违反了重要的法律准则，尤其是法律所确立的禁止性规则；三是非法取证行为是否侵犯了重要的权益；四是采纳该项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性；五是采纳该项证据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六是所涉及的犯罪是否重大；七是该非法证据是否可以重新发现；八是该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可以得到及时的补正，也就是公诉方可否重新收集该项证据，是否可以对那些程序瑕疵给予合理的解释……。
通过考虑上述因素，法官需要进行必要的利益权衡：如果某一证据的取证方式仅仅属于技术性的违法，或者属于违反诉讼手续的“程序瑕疵”，而该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又非常重要，侦查人员即便不采取非法取证行为，也可以获取该项证据，并且该证据经过必要的补救行为，侦查人员就可以消除原有的程序瑕疵，那么，法官就可以判定采纳该项证据并不会对司法公正造成严重的影响，也就可以经过必要补正后不再排除该项证据。相反，假如某一证据的取证方式违法情节较为严重，被告方也反复要求排除该项非法证据，该证据属于不可重新发现的，而且即便经过侦查人员的补救，有关非法取证行为的危害后果也难以得到消除，法官就可以认定采纳该证据将对司法公正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应当做出排除该项证据的决定。
很显然，“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就需要法官以善意的态度，掌握利益权衡的精神，对于多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对多方面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所谓“自由裁量权”，其实是法官通过运用法律人的思维来发现正义，弥补成文规则的不足。“自由裁量的排除”绝不意味着法官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意味着法官对于适用“强制性的排除”以外的其他非法证据，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自由裁量的排除”绝不简单地等于“自由裁量的不排除”。否则，司法改革的决策者确立这种排除规则的初衷就根本无法实现了。
三、可补正的排除
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士不难发现，中国新颁行的两部司法解释在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上做出了两项重大的妥协：一是没有确立“毒树之果”规则，对于那种由非法证据所派生
出来的证据没有作出排除性的规定[11]；二是确立了若干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也就是对那些具有“程序瑕疵”性质的非法取证行为，法庭给予公诉方“予以补正”的机会，要么责令其重新实施某一取证行为，要么责令其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在确认该项侦查行为的“违法性”得到补正之后，就不再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重大妥协，主要是考虑到两部司法解释对排除规则适用范围的界定假如过于宽泛的话，就势必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太大的冲击，造成侦查破案的较大困难，使得两部司法解释的制定初衷无法实现。
尤其是那些“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作为中国司法解释独创出来的制度安排，更是给予公诉方对那些程序瑕疵进行补救的机会。事实上，前面所说的“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属于一种带
有“极端性”的程序性制裁机制，一旦得到适用，就可能会导致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受到否定，导致公诉方的证据体系受到破坏，甚至导致公诉方追诉犯罪的努力归于失败。这种“不可补救”的宣告无效制度既然具有如此严厉的制裁后果，那么，在适用范围上就不能不受到适度的限制，使得那些最严重的非法取证行为承受这种严厉的程序性制裁后果。但是，对于那些带有技术性违法性质的“程序瑕疵”，法庭如果动辄采取“强制性的排除”，就显得违背比例性原则，使得宣告无效的制裁行为与非法取证行为的严重不相适应，并且容易导致其他重要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比如说，对于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是无意之中实施的，没有违反重要的法律准则，没有侵犯重大的利益，也没有造成影响司法公正的后果的，法庭如果将有关证据予以排除，就可能损害被害人的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导致犯罪行为受到纵容，甚至造成实体法的实施受到阻碍。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新的司法解释才对那些侦查人员具有“程序瑕疵”的非法取证行为，确立了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在西方的证据法理论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一种“要么全部，要么没有”（all or nothing）的游戏规则。法庭一旦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决，即意味着该项证据不得被采用为定案的根据。为避免法庭不当地适用这一规则，法律最多确立一系列的例外，要求法院对特定的非法证据不适用这一规则，或者确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给予法官通过考虑若干因素、权衡各项利益，然后再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换言之，法院一经确认某一证据系属非法证据，就会做出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裁决，而没有第三种选择。法院一般不会给予公诉方对有关非法证据予以补救的机会，更不会在审判阶段再给予侦查人员重新收集证据或者补充制作案卷笔录的机会。
当然，在排除非法证据以外的场合，特别是法院宣告撤销起诉或者上级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的案件，那种“可补正的无效”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在英美法中，对于检察机关滥用诉讼程序的行为，如违反迅速审判原则、造成被告人受到超期羁押的公诉行为，侦查人员滥用诱惑侦查措施的行为，或者对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实施重复追诉、造成被告人受到双重危险的行为，法院可以宣告终止审理，责令检察官撤销起诉。但这种撤销起诉通常都是“无不利后果的撤销起诉”，也就是检察官对公诉程序做出必要的补正，仍然可以对被告人重新提起公诉。那种“有不利后果的撤销起诉”，也就是相当于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撤销起诉，往往只适用
于那些特别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而在实践中很少适用。[12]再比如说，无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对于初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上诉法院通常都可以做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而一般不会在撤销原判后，直接改判被告人无罪。这里所说的“撤销原判”也就是宣告原审判决无效，而这里的“发回重审”其实也就是责令下级法院通过重新进行审判来对原
来的程序违法做出补正的意思。[13]
大陆法中的宣告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也存在着违法诉讼行为的补正问题。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对于那些违法后果不严重的一般违法行为，法院可以做出“相对无效”的宣告。这种无效属于一种“取决于抗辩的无效”，相关当事人法定诉讼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宣告无效的诉讼请求，是该种无效实施的程序前提。但这种无效也被称为“可补正的无效”，也就是说该项违法诉讼行为是可以得到补救和治愈的，这种补正和治愈的条件一般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能提出无效之抗辩的；有关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无效之抗辩，或者愿意接受该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的；那些涉及传唤、通知和送达等方面的无效情形，如果有关当事人出庭或者放弃出庭的……但是，对于某一非法诉讼行为，法院无论是宣告“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都可以在否定其法律效力之后，责令警察、检察官或者下级法院的法官重新实施该项诉讼行为。可见，“相对的无效”之所以被称为“可补正的无效”，是因为当事人通过放弃行使抗辩权
等行为，就足以带来有关诉讼行为的违法性得到补救和治愈的后果。至于法院在宣告无效之后责令侦查人员、检察官重新实施该项诉讼行为的决定，则一般不被视为“诉讼行为的补正”。
[14]
中国新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所确立的“可补正的排除”，与大陆法中的“可补正的无效”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而与英美法中的“无不利后果的撤销起诉”以及“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具有相似的性质。具体而言，这种“可补正的排除”得到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法庭经过程序审查过程确认侦查人员存在着非法取证行为，但既不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也不做出不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而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责令公诉方采取程序补救的行动，然后视这种补救的效果，再来决定是否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可补正的排除”具有“附条件的排除”的意味，而这种“附条件”也就是要求公诉方进行必要的程序补救。
从广义上说，“可补正的排除”属于“自由裁量的排除”的一个特殊分支。一般说来，那些“强制性的排除”都是“不可补正的排除”，也就是说，法庭对那些严重的非法取证行为做出的是自动排除的决定，而不会给公诉方做出程序补救的机会。但是，“自由裁量的排除”则通常都属于“可补正的排除”。对于那些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的非法取证行为，尤其是非法收集物证、书证的行为，法官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性、对公正审判的影响程度等，然后经过利益权衡才能做出排除与否的决定。在法官所要考虑的逐项因素中，有关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可以“得到补正”的问题，属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假如公诉方经过重新调查取证，发现该项证据即使经过合法取证方式，也可以被重新收集起来，原有的非法取证行为并不足以影响该项证据的提取效果，那么，该非法取证行为也就得到了补救，法庭没有必要对该项证据予以排除。又假如侦查人员经过合理解释，使法官相信当初的程序违法行为是无意之中造成的，并且纯属技术手续上的不严谨，那么，经过侦查人员的解释和说明，法官对这种技术手续上的缺陷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由此可见，在“自由裁量的排除”适用过程中，法庭应将“非法取证行为能否得到补正”的问题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并依据这一点做出是否排出的决定。“可补正的排除”其实就是“自由裁量的排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与“强制性的排除”不同的是，“可补正的排除”所针对的都是非法取证情节较轻的“程序瑕疵”。所谓“程序瑕疵”，主要是指那些在程序方法、步骤、时间、地点、签名等技术环节存在违法情节的调查取证行为。这种技术手续上的非法取证行为，由于没有违反重大的法律准则，没有侵犯重大的利益，没有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禁令，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性的排除”，而应给予公诉方予以补救的机会。
例如，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4条的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法庭可以将其视为收集证据程序上的瑕疵，并可以适用“可补正的排除”。又如，根据该规定第21条的规定，侦查人员讯问被告人时“没有签名的”，或者“首次讯问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法庭也可以将其视为程序瑕疵，并适用“可补正的排除”。该规定的其他条文，如第9条（对物证、书证）、第26条（对勘验、检查笔录）以及第30条（对辨认结果），也都做出了大体相似的规定。甚至就连《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4条有关排除非法物证、书证的规定，也都包含了这种“可补正的排除”的意思。只不过，这一条文既属于一种自由裁量的排除，也同时带有“可补正的排除”的性质。
那么，在法庭确认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并责令公诉方予以补正之后，公诉方究竟如何进行补正呢？根据两个证据规定的精神，公诉方的补正行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重新进行调查取证行为，二是对那些无法重新收集的证据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前者是指公诉人亲自或者责令侦查人员重新收集证据，如重新讯问被告人、重新询问证人、被害人或鉴定人、重新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提取、辨认等行为。通过重新调查取证，将有关证据再次以合法的方式收集起来，并重新提交法庭，要求法庭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至于原来非法收集的证据，就可以弃之不用了。当然，这主要适用于那些有重新收集证据条件的情况。而对于那些由于时过境迁而无法重新收集的证据，公诉方可以责令侦查人员做出合理的解释，以说明当初的程序瑕疵并不是有意造成的，而属于技术上的失误，或者这种程序瑕疵并不属于伪造证据的情况，也没有带来证据虚假的后果。公诉方通过这种解释或说明，意在让法官相信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没有因为取证方式上的瑕疵而受到消极的影响。
对于公诉方经过补正的非法取证行为，法庭究竟如何处置呢？在笔者看来，法庭应当对这种补正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认真的审查，如果确认原有的“程序瑕疵”得到补正，就可以拒绝被告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否则，就仍然保留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例如，公诉方经过补正，无法使法官相信该证据可以被重新收集起来，而且该证据的证明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取证方式的影响。那么，法官就可以做出排除的决定。又如，公诉方经过解释，不仅无法使法官相信侦查人员是无意之中造成了程序上的瑕疵，反而令法官怀疑非法取证行为系属侦查人员的有意行为，或者侦查人员存在着明显的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在此情况下，法庭仍然可以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可见，从司法解释的制定意图上看，“可补正的排除”绝不应被理解为“经过补正后的不排除”，在是否排除非法证据问题上，法官只是将公诉方的补正情况视为一种需要考虑的因素，仍然可以经过自由裁量而做出是否排除的决定。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献综述 学号：201228010140 班级：2012级法学二班姓名：李树斌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刑事诉讼以人权保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准则。强化对证据规则的研究，是改善司法制度的着手点。[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正文] 近年来，诸如佘祥林此类案件频繁发生，引起了人们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高度关注。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像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社会舆论压力等等方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证据的可采性原则。也可以说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证据作为审判和定案的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证据规则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应用都必须严格的依照其规定。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人权还可以遏制非法取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如何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国外注重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强调法治和正当程序，非法证据将被排除在外，不能得到采纳。由此，我们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将可取之处应用到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 （一）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作为最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发展的较为完善，“其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刑事诉讼中被告的基本权利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 其主要内容有：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其核心内容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被告人供述。 2、违法证据（违法获取得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即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予以排除，并且直接或间接产生与非法搜查的其他证据，包括言词和实物证据，其最著名的极为“毒树之果”规则。 （二）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国对非法证据采用倾向于总体上适用的原则。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衡量裁定，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 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 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 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
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 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可看出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它包括: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如前所述,现今刑事诉讼法是一国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前提,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了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关键词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适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规定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具体规定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出现个别司法人员因破案压力或受利益驱动，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新刑诉法吸收了《证据规定》和《死刑证据规定》中的有关条款，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收集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证据类型、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非法程序或者非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不得被法庭采纳为定案依据的规则。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证据，也包括违反有关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例如提取物证时没有制作笔录，并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口供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等。（一）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或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言词证据，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及《证据规定》第1条的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既包括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也包括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取得手段，虽然新刑诉法第54条只明确列举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三种手段，但在实践中，对于非法手段的理解可以参照《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豍，构成“非法言词证据”的手段，并不要求其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一、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及不足严格地讲，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纠纷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言之，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因此，“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而事实认定的过程又是建立在对证据的获取、核查和认定的工作之上。所以，证据就成了决定一个案件最终判决结果的依据，成了构筑刑事司法这幢大厦的砖和瓦。一般而言，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者由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的具有法定表现形式并能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该概念基本符合刑事证据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三个方面的特征。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本身必须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事实上，证据的合法性就是证据的资格问题，它要解决某一证据材料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能力的问题，也即证据力问题。刑事非法证据显然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其不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取得证据的方式、程序及认定过程中。因我国现在没有专门的证据立法，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内，根本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明文规定，但也零碎地体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精神。首先在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并同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仅仅依照此规定，我们根本无法得出通过上述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有效证据被法庭采信的结论。严格的讲，该法条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甚至整个刑诉法中，根本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使用的规则。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通过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看出，虽然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并未真正以立法的形式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在司法解释的规定中，排除使用的仅仅是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所针对的取证手段也仅仅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对非法收集的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即使是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甚至窃听等手段所获得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应当拒绝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含司法解释）尚未确立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构建和适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与司法公正（一）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些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对这些基本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个人的暴力；一方面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后者主要是因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而产生的冤假错案③。中国古代司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冤案史，中国古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舞台上的司法就是一部冤情控诉剧。如《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玉堂春》等等。中国古代人权受到严重的侵害之一就是司法迫害。这都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铲除了封建专横的司法制度，冤假错案得以大大减少，但直至今日，媒体披露的大量冤假错案仍然骇人听闻。如云南昆明警察杜培武杀人案，就是在司法专横、刑讯逼供之下杜撰的现代司法闹剧。试想，作为本是一名警察的杜培武就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中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因真凶出现才无罪开释。那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又何能免受刑讯逼供之苦。因此，刑讯逼供就是冤假错案之源。是侵犯人权最赤裸裸的表现形式。毋庸讳言，人权一词来源于西方，在绝大多数西方国
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案情回顾 （一）案件基本事实 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二）本案的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昌邑市检察院研究室桂召学 内容摘要：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刑诉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该规则的有关内容。改变了相关规则的确立将有效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保障人权、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缺陷及应对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同法系国家之间法文化传统、价值基础、司法状况的差异,有关非法证据的界定各不相同。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程序、方法及手段等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它包括:证据的内容不合法、证据的表现
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身份或资格不合法、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与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之一,就是非法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笔者同意狭义的界定。因为这种定义比较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蕴含的保障人权的根本精神。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目的来看,其初衷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个人合法权利。这种界定比较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从我国当前保护人权、诉讼民主的现实国情看,侦控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仍然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顽疾之一。所以,将非法证据界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更有现实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其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抑或“可采性”问题,即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采纳并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
内容提要 诉讼证据规则是指在运用证据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可以作为解决当前司法实务中突出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形式取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问题的对策，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可供操作，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排除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非法证据。文章认为通过借鉴英美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而完善对刑诉中当事人的保护。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阐述笔者对在我国确立该规则的有关问题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录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2) (一)人权保障理论 (2) (二)程序正义理论 (3) （三）排除虚假理论 (4)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尊重人权的价值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程序的价值 (5)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侦查手段进步的价值 (5) 四、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 (一)我国对是否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观点 (6) (二)我国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有关规定 (7) (三)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操作 (8)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 引言 执法人员“人权观念”淡薄，在执法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以为然、有意无意甚至恣意损害其权益的不在少数。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件正是对当事人人权不予重视乃至肆意践踏的典型。 另有：被告人魏清安，男，被指控为强奸犯，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击审讯”，公安人员采取捆绑、电警棍捅和指供、诱供、骗供等非法手段，终于在讯问人员冒充县公安局长进行审讯时，逼使被告人作了招供。魏在一审被判死刑。魏以“没有作案、口供是刑讯逼供所得”为由提出上诉。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在魏被执行死刑半年后，强奸案的真正罪犯被抓获。后魏案得以平反。从佘案与魏案的发生看，无不与执法人员的“人权观念”淡薄、漠视生命的思想有关，更与我们的司法体制有关。对于佘案，“当地法院及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均表示，公安人员在侦查取证时可能采取了暴力手段”。在这些非法取证案件中，虽然致害者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是刑讯逼供之非法取证行为之恶果已然铸成，被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的生命已然终结，纵“平反”、“制裁”又有何用呢?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之屡禁不止，我们所做的不应只是事后的“平反”、“制裁”，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设置一个完善的规则、制度来遏制、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借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对于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或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这一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定这些后来取得的证据是否会因为它之前的程序上的违法而受到“污染”。以上这些行为在我们现时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出现之多，已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理论上，这涉及到对此情况下取得的证据的采信问题，而证据的可采性或者证据能力主要是一个价值或者正当性判断问题，法律可以明确加以规定。所以，证据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1】。这就涉及到证据规则问题，涉及到英美法上的一项著名的理论——毒树之果，涉及到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即就是本文要论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采纳。该规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不仅仅涉及被追诉人的权利，而且还可能涉及诉讼以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起源并发展于国外的证据规则，在对其进行分析以前，对相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简要介绍，进而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起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轫于美国。从法制史观察，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是颇为近代之产物。虽然早在18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判决中曾约略提及违反宪法规定为搜索所得证据之排除规则，然美国依然承继英国习惯法之见解，即，凡与系争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与重要性之证据，均认为有证据能力，纵使该证据之取得系出于不正之方法，或有违宪法之规范者，仍无碍其证据能力。[2]直至19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v. U.S一案中，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之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扬弃了上述的英国传统证据法则，正式宣示采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此规则并未推行，很多州议员根据银盘原理，逃避此规则的使用。直至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Mapp v.Ohio 一案的裁定中，才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适用于各州法院。而随着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一案之判决，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完全确立。 综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他各级法院多年来有关证据排除之判决加以归纳分析，证据排除法则之适用，最主要乃在排除因违反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及其相关规定所取得之证据。质言之，该法则概以适用于非法搜查、扣押(Search-and-Seizure Exclusions)、违法通讯监察(Exclu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by Illegal Wiretapping or Eavesdropping)、非法取得自白(Exclusion of Confessions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强制自证己罪(Self-incrimination and Related Protections)、违反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Exclusions)及侵害辩护权(Rights to Counsel as it Relates to 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等情形而取得之证据排除。[3] (二)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法系，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同，正所谓“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4]，两者在对该规则的制定上存在很多区别。而两大法系这方面的代表，分别为德国与美国。下面以两国为例，观察两者的区别。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体例不同。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律预先设立排除证据材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从证据法规则的形式上看，尽管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通过判例法逐步确立起来的，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缺乏英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采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制度立法上表现出的成文化倾向令学者们相当惊奇。[5] 2、非法证据排除发生的阶段不同。美国事实审理与法律审理者的区分以及高度发达的审前准备程序，为避免非专业的陪审团成员接触到那些非法取得的证据，而形成不恰当的事实判断，就要在事实审理之前确定哪些证据不能进入庭审。因此，其证据排除是发生在
治安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姓名：黄力乾区队：10级涉外警务二区队学号：201020720064 首先来明确非法证据的定义。广义的非法证据包括三种：（1）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法定主体资格的人提取或提供的证据。（2）形式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3）程序或手段不合法的证据，即通过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或者最主要的非法证据则仅指第三种。而在实际的治安案件查处的过程中，采取狭义的非法证据定义是片面的。例如面对一个经常撒谎并有违法前科的证人，是不是能完全采纳他的证言呢？这名证人的证言即便是在没有任何干扰下取得的，其证明力也值得怀疑。所以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时候，非法证据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是复杂繁多的。大体总结出来的有以下五种：（1）真实肯定，凡是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即使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也都可以采纳。（2）一律排除，凡是非法证据，一律排除，不得采纳。（3）排除加例外，非法证据一般都要排除，但法律规定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可以采纳，如严重刑事案件中的例外、善意违法的例外、危害不大的例外等。（4）线索转化，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但是可以用做证据线索，经转化为合法程序或手段之后，可以采纳。（5）区别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要区别对待，既不要一概采用，也不要一律排除。具体来说，这又有以下几种做法：第一，不同种类的证据要区别对待，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要区别对待，例如，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反程序规定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不同情况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例如，一般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严重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四，证据与行为人要区别对待，例如，违法收集的物证可以采纳，但是违法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要受到处罚。采取区别对待做法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予以排除的。 治安案件危害程度不大，对违法主体的惩罚较之刑事案件要轻很多，以第五种方式来制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有助于公安机关处理治安案件的时候能够有更高的效率。当然，公安机关在处理时完全由自己负责，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所以在某些规则方面要更加的公正与严格。 以下是根据上文内容制定的治安案件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1.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的时候，应当对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可采性是证据证明 力的体现，也是证据关联性的体现。对可采性较高的证据应当予以接受，对待可 采性较低的证据也应当接受，但是在进行处罚决定时应当更采取可采性较高的证 据。特别是在治安案件中，证据以证言为多。对证言可采性需要判断，例如证人 的精神状态、与违法主体的利害关系、是否有做假证的前科等都是影响可采性的 依据。 2.通过非法手段或者不合法定程序获得的证据，要有选择性的接受。通过侵害违法 主体人权而获得的证据排除，其他手段予以接受。特别是违法主体的供述，在英 美法系的国家违法主体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沉默权”。但是在 中国违法主体有供述其罪行的义务，可是现实执法之中公安机关过于重视违法主 体的供述，特别是通过暴力的手段逼供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很多冤假错案的发 生。所以在依据法律的前提下，规定通过侵害违法主体的人权而获得的证据将被 排除。但是其他手段获得的证据，虽然在程序上可能不合规定，可以转为线索再 形成合乎规定的证据。 3.违法主体或者其委托人有权利出示调查取证人员与该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证明，要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2011-03-04作者: 未知来源: 法律快车 分享到：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叫排除规则，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证据的表现形式、证据的内容和获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事实上，非法性并非排除证据可采性的唯一原因，公民的权利保障和实现程序公正才是排除规则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性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我国，尽管立法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禁止非法取证，但是对违反这些规范的法律后果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尽管略为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却由于其规范制定的比较粗略，难以具体规范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此背景下，分析和比较其他国家的立法和法制，借鉴其经验和做法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且在国际公约中也有所规定。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而我国要建立自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考察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则，借鉴其经验。以下是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和分析： （一）英美法系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对通过侵犯公民在第四修正案下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自动排除，但存在四种例外，而对非法言词证据则自动排除。 通过1914年威克诉合众国、1920年斯沃多？拉伯诉合众国等一系列案件，不仅确立了将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并且在“毒树之果”理论中，对“被污染”的派生或二级证据也予以排除，至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在美国达到了顶点。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面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例分析题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 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2）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时间 第五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3）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 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4）公诉人举证 第七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 a)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 b)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 c)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 予以证明。 d)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 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e)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休庭和延期 第八条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综述 [摘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众多证据中，非法证据却又占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虽然我国对于非法取证采否定态度，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予以排除……为我国证据制度领域增添了一大亮点。本文从非法证据的界定及排除范围，以及我国关于非法证据的立法现状几个方面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行分析，看到进步，找出不足。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 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新增了五条条文，专门针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规定。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由之前的司法解释上升为基本法律，大大提高了其法律效力，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又向理想状态迈进了一大步。 （一）对非法证据的界定 何谓非法证据,【英】伊丽莎白 A 马丁编著的《牛津法律词典》将“非法证据” 注释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如果证实系非法获得（例如：由无搜查令而作的搜查房舍所得），它并非不能被接受，但法院可以此作为自由裁量的事项而拒绝接受。非法获得的供认很可能是非自愿的，因而不能接受。”我国《诉讼法大词典》列有“非法证据”的词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虽然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目前大致可概括为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认为，刑事非法证据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收集方法及证据的形式这三个方面或其中之一不合法而造 成的。据此，非法证据应包括以下类型： 第一，非法定主体取得的证据。取证主体违法有两种情形：其一，不具有取证主体资格的人员取证。按照我国传统证据法理论，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其他主体皆不具有取证主体资格，其所获取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其二，本为法定的取证主体，因违背回避、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取证而成为不合法主体。这种情形下，虽然参与调查取证的侦查、检察人员等本为合法的取证权主体，但符合法定的回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一) 论文关键词]证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权利保障日益成为法律文明与进步的标志，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必然。但只仅仅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在立足于国情、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发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theExclusionaryRuleofUnlawfullyObtainEvidence)，是指对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被采用，应排除在证据之外。排除规则在美国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第四修正案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在英国，排除规则是指如果证据的采纳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没有定义。 在这里首先理解什么叫“非法取证”。《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指出的“非法取证”，是指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我国是指，草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口供。美国包括以为凡被取证人的宪法性权利而获得的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从这一概念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非法取证的范围很窄，仅对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加以排除，而不包括实物证据。取证的人员范围，我国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被指使的其他人。在美国，仅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常指警察。设立这一规则主要是限制警察的非法行为。 二、我国当前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状况。我国宪法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凡是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任何余地。” (二)非法取证排除在实践中很难发挥作用。 1我国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的法律规范。如开庭前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在美国有：预审程序、证据开示程序、辩诉交易程序。而我国没有相应的程序，所以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的具体操作上没有详尽的规定，只是很难落实。 2沉默权。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的权利，这样很容易导致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3非法搜查扣押。范围仅限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三种，同国外相比，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我国没有相应的规则。也就是说，对于实物证据是不存在排除与否的。在英国有这么一段话：“最贫穷的人可以在其村舍中与王室的一切军队对抗。村舍可能脆弱，屋顶可能动摇，狂风可能吹打，暴雨可能袭来，但英国国王不能进入，他的一切武装力量不敢跨越已倒塌的村舍的门槛。”这段话足以说明，公民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无论谁都不能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 4对于证据是否要排除的前提和标准，我国规定非法证据必须“经查证确实”，相对美国的非法自白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英国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言，我国的标准太高，证明难度太大很难进行操作。 5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我国法律也为涉及。没有证明责任的落实，控辩双方都不愿举证，很难达到非法证据排除的能力。 三、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相脱节的原因
摘要 (1) 一、引言 (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2) 3、“毒树之果”的排除 (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5) 2、引发的社会问题 (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7) 六、结束语 (7) 参考文献： (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 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关键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司法实践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
浅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英美法，美国早在在1914年就正式确立了该原则，我国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亊诉讼法》中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明确规定，至此改变了以往用司法解释替代法律排除非法证据的状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证据制度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当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以及司法公正的维护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主要计对的是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且采用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但把非法言词证据范围界定为通过刑讯逼供或威胁、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并没有对通过刑讯逼供和威胁以及暴力手段之外的非法手段所获得 证据的效力以及排险有提及。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中存在的问題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是司法领域 的一项重大进步，但不可否认，在立法方面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还不够详尽和明确，缺乏对实物证据非法性排除规定。对于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形式的非法证据如何排除并没有相关规定，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仍然很难被刑事司法机关所排除，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二）司法实物中的缺陷
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认可，并且得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但其运行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良好的配套设施。由于我国司法人员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落后，价值社会转型期犯罪率上升，导致司法工作中非法取证现象普遍，屡见不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限制了公权力，增加了司法人员办案的难度，致使我国司法实务一直对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持排斥态度。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也阻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在我国证据非法的主张是由辩方提出的，多数法院会要求辩方承担证据违法的举证责任，这使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更无力完成这一举证责任而无法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应对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要做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就要理清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具有片面性，突出表现就是侦查机关全力过大，重配合，轻制约。应该把审判放在核心位置，前期的侦查、控诉都是为了最终的审判服务的。只有摆正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扭转我国长期以来的以侦查为中心的现象，三机关各司其职，非法证据排除的真正贯彻才指日可待。 （二）完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的排除措施 首先，严格非法书证、物证的排除措施。由于书证、物证和言词证据相比有更好的证明效力，对于通过违法的程序或者手段获得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