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士大夫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作者：阎步克
摘要
帝国官僚深受儒家教育，并有义务在各种情境中奉行、贯彻和维护它。意识形态的无所不包性，与士大夫角色的功能混溶性质相为表里，并使其“文人”的一面与“官僚”一面，充分地一体化了。
【编者按：本文摘自阎步克教授《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一章第一节，略有精简，且省去注释。征引请以原书为准。】
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政治形态，自汉代以后表现为一种“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文化形态有其独特的运作机制，构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秦汉以来的国家形式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帝国，皇帝与担当国务的官僚集团，共同对社会实施统治。官僚的巨大威望、特权及其运用权力谋取财富的可能性，使我们有理由将之视为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古代的帝国官僚还不仅仅是职业文官，他们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来自士人。士人拥有深厚的文化教养，从事哲学、艺术和教育等等文化性活动，特别是，他们承担着被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科举制度构成士人加入帝国政府的制度化渠道。这种特殊类型的文人官僚，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称呼：“士大夫”。
当学人用“士大夫”一词指称一个特定阶层的时候，“绅士”有时是其近义语。较早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等学者。
吴晗说：“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常，我们讲到士大夫的时候，常常就会联想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
相对说来，“绅士”或“乡绅”这种称谓，强调的主要是士大夫在社区之中的地位与功能。据张仲礼的估算，在19世纪、太平天国之前，取得了生员(以及监生)资格者已达到达110万人左右。这还要加上候补官员与退休官员，才大致构成了绅士阶层的主体。将绅士的家属计算在内，这个绅士阶层总人数约近550万。绅士及其家族拥有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特权，并且在社区与国家之间履行了司法、行政、治安、经济、教育与公益事业等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在历史上，这种绅士经常就直接被称为“士大夫”。
士大夫就是官僚与知识分子的结合物。《辞源》为“士大夫”这一语辞提供的解释中就包含“居官有职位的人”及“文人”两个义项：既是“居官者”，又是“文人”。如果要用现代语言对士大夫之特征做一个最简概括的话，那么，不妨暂时将之定义为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
在英语中，“士大夫”一词的译法有scholar-official(学者-官员)、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erati and officialdom(文人-官员)等，需要用两个词才能较好地表达中文“士大夫”这一个词的意义，仅仅“官员”或“官僚”一个词不足以传达其整体内涵。
或许，英语世界的历史上没有过一个与之相当的社会阶层，在那里学者和官僚是相当不同的社会角色，因而也就没有产生与之相近的语辞可供对译。这也提示我们，一个具有二重角色的“士大夫”阶层的存在及其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可能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富于特征性的现象。
美国学者赖文逊对中国的士大夫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呼：amateur。原义兼指业余爱好者以及外行，与专业人员或“专家”意义相对。他说：
如同八股文的极端美文主义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官员在履行官务上是amateur，这一情况到明代较此前更甚。他们受过学院式教育，(绝大多数)经过书面考试，但却没有受过直接的职业训练。……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
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在此它反倒颇有妨碍)，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
随后赖文逊对中国的士大夫给出了如下评语：
在政务之中他们是amateur，因为他们所修习的是艺术;而其对艺术本身的爱好也是amateur式的，因为他们的职业是政务。
赖文逊把中国与英国加以比较，因为在英国“人文修养也经常地构成了进入行政部门的资格”。
他引述了一段对一位文官的赞辞，这篇赞辞将此文官的出色表现归结到他的人文修养;可是赖文逊随即就指出，“由于作者生活在一个amateur几乎在各种场合都要向专家让步的高度专门化社会，一个在其中amateur一词事实上已经意味着技能疏浅而非无关报酬的爱好的社会之中”，所以作者在申说古典人文修养有益于官员专业任务之时，其语气带有了一种“分辨的意味”，因为他感到他的听众会对之表示怀疑。这与明代中国“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力辉煌的象征性结合”，仍然大为不同。而且赖文逊指出，在那段赞语之中，古典学识与行政职务之相关，是从“达到目的(案，指官员任务)的合乎逻辑的实用手段”意义上加以论证的;然而对于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对于一个生活于西方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学者，这显然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对士大夫之二重角色的这类特别敏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这涉及了中外差异：许多民族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阶层;同时也涉及了古今差异：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重大特点之一，便是社会分化与专门化，由之知识分子与职业官僚之间发生了制度性的高度分离，知识界与政治建制判然两分了。
社会分化，或略微确切一点儿地说，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分化，是这样一种社会过程：它的推进将导致社会的不同领域、系统以及相应的角色、群体、组织、制度、规范、价值等等的不断增殖。这些要素分化开来之后，随即就显示出各自特有的内部法则和外部联系，具有了自主性和专门性，并将要求在新的基础之上建立新的整合形态。如果整合的途径和形态产生了一个更复杂、更平衡、更具适应能力的社会系统的话，往往就被视为进化过程。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都是社会分化的产物，是社会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分化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社会角色专门化的结果。
帕森斯、李普塞、希尔斯等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投注于文化性事务、从事文化的创造、传播和使用的社会角色，其功能来源于人类的这一需要：与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最高或最本质的方面，建立认知、道德与审美的联系。
至于官僚，依马克斯·韦伯的定义是这样一种社会角色：他们仅仅依照专业资格受职任事，依照功绩和年资领俸迁升，并严格依照和充分利用成文的法典规章、文书簿记从事公共行政的职员。
相应地，那种以集权的科层形式分配职能、资源和权威，以经由特定铨选程序进入晋升阶梯的专业领薪文官任职、并依赖于成文的系统化法规而运转的行政组织，就可称之为官僚制。
官僚制的基本精神是所谓“工具理性”，它表现为目的明确的、可计算的、合乎逻辑的、普遍主义的和系统的达到目的的手段。
上述这些定义产生于高度分化的社会背景之中，因此其定义的作者，首先要尽力略去知识分子与官僚的社会脉络，如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等等，以凸显其专业功能。[page]
假如我们暂时进入这一框架来透视中国士大夫，可能会生发出这样的印象：较之现代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判然两分，中国古代士大夫之二重角色形态，显示了功能混溶性或角色弥散性;其制度化的“一身二任”，显然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原则相左。
前述赖文森称士大夫为amateur即有此意;又如白乐日断言，“中国士大夫行使所有的中介功能与行政功能，……然而在此前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门化。”
至于官僚政治理论的奠基人韦伯对中国士大夫的论断，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缺少专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根本不懂法律，但却是写文
章的好手，懂八股，擅长古文，并能诠释讲解。在政治服务方面，他不具有任何重要性。……拥有这样官吏的一个国家和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两样的。”
韦伯引述《论语·为政》“君子不器”之语来概括士大夫之非专家特质，这可以说是对孔子此语之极具匠心的发挥。在他看来，这种士大夫“君子”形态缺乏所谓“合理性”(“形式理性”)。社会分化当然不等于“合理化”(形式理性的增长)，但是它将为“特定手段针对于特定情境的特定问题”的发展开辟道路。反过来说，从理论上讲，不同领域的法则、规范和角色的混淆，将降低由于要素专门化而带来的合理化性质。
这是否是在套用现代或西方的标准，用一个狭窄的标尺苛求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呢?在此，我们确实应该谨慎地把论断限制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以免陷入误区。但这个参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官僚组织在中华帝国很早就相当发达了，在西方社会则很晚才达到了相近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然而双方各自的官僚形态却是如此的不同，毕竟显示了士大夫形态的独特性。
在我们把士大夫视为二重角色的结合之时，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点：从功能上看，我们已足以在其中清晰地分辩出两种角色了帝国政府庞大复杂的行政事务凸显出了“官僚”的形象，浩如烟海的诗文著述凸显出了“文人”的形象。假如这一事实未曾发生，则如上引述就无大意义;然而士大夫之“二任”已明明有别，并且各自都已相当发达，但是又整合于“一身”之上，甚至发展出了相应的以美文为考试内容来录取文官的科举制度，无论如何，这应是个特别现象。
事实上，对科举文人疏于政务的指责并不仅仅来自西方学人，在中国这是“古已有之”。例如对科举制“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之类的批评，很早就是选官讨论的重要论题了。这种批评表明，文人居官对行政效率的负面影响，古人已颇有认识。由于那个官僚体制所达到的发达程度，它确实已经表现出要求专门化的内在倾向了。
一般说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元分层的传统社会之中，上层阶级往往兼有宗教与文化功能，这原是普遍现象。这也可以表述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级之间的更大重合程度。但是中华帝国的特殊之点在于，这里的文人角色与官僚角色分别都有了相当分化，同时二者又紧密地融合为一种“士大夫”形态，并且达到了赖文森所谓“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力的辉煌的象征性结合”。这不但不同于现代社会，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政权与教权的判然两分，或古印度的宗教代表婆罗门与政权代表刹帝利划分为不同瓦尔那的情况。
官员在专门化方面呈现出来的特征，并不仅仅是行政组织发达程度的问题;它是一个更大的政治文化秩序之特质在政治角色方面的体现。如韦伯所言，“拥有这样官吏的一个国家和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两样的”。
将士大夫视为文人与官僚的结合，毕竟只是一个相当简化的说法。士大夫之所谓“一身二任”，实际形成了一种新产物。尽管其间也存在着矛盾，然而从另一些方面看，“官员”和“文人”这二者又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
士大夫不仅涉身于纯粹行政事务和纯粹文化活动，还承担了儒家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综合性的观念体系，以及根据这种观念体系从事政治的企图和实践。儒家思想对天、地、人之间的众多事象加之以系统的解释安排，以此来处理人生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治国平天下问题等等，直到宇宙问题;并力图以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支配帝国政治。帝国官僚深受儒家教育，并有义务在各种情境中奉行、贯彻和维护它。意识形态的无所不包性，与士大夫角色的功能混溶性质相为表里，并使其“文人”的一面与“官僚”一面，充分地一体化了。
从专门化的角度看，士大夫治国与专家政治颇不相合;但是专门化的行政并不一定就能促成一个平衡的、具有适应性的社会系统，这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背景。社会分化也必然提出社会整合与调节问题，如果相对于其背景与传统来说某一要素是“过度”地专门化了，那反而有可能对其它要素产生负面功能，这种消极影响又将反馈到其自身。专门化当然不是评价政治文化模式优劣的唯一标
准，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也发展出了精致微妙的运作机制，并且尽管它确实存在着缺乏专门化的问题(以及其它种种问题)，但两千年长盛不衰，毕竟表现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适应性。
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这种以“士大夫”形态出现的社会角色，以及由之所承担的“士大夫政治”，上面所引用的那些参考当然还很不够，然而它们还是带来了不少分析上的便利。例如“知识分子-官僚”的二重角色观照，就颇有助于我们切入论题。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官僚之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分化。在帝国创建之始，恰恰就是由那种颇为纯粹的职业官僚构成行政骨干的，学者文人反而颇遭排斥。这就是秦帝国的情况。在秦王朝，一种被称为“文法吏”的角色成了帝国政务的基本承担者，大异于后世的士大夫。
也就是说，士大夫政治，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决不是自初如此，那种一身二任的士大夫，是较晚的时候才出现的。然而这种纯粹的文吏政治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定背景中却难以为继，世入汉代，文吏群体就开始逐渐让位于儒生官僚兼为学者、官僚的“士大夫”了。
汉晋唐宋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演变 ─兼谈《韩熙载夜宴图》的人物造型 张朋川（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我在早年曾向一位考古界老前辈求教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他说有的人进行器物的分型分式,形状有一点不同,就分出一个式,这是不理解分型分式的意义。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每个人的面相都不同,岂不是要将面相分成十多亿个式。古人很聪明,将人的面相分成“国”、“目”、“由”、“甲”、“申”、“田”、“风”等类型。对脸部五官也归纳出不同的式样。我听后深受启发,觉得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人物造型也可用类型学的方法去研究。 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原因是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人们的审美观念的不同，还与美术作品需求者的民族和生活的地域有相当的关系，其中君王和统治集团的审美取向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不同，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约定俗成的已经标准化的人物造型。因此系统地进行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不可或缺的课题，会有助于我们对传世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进行鉴定。 以往对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研究较为简略，如描述南北朝美术作品中人物的面相和体态，多以“秀骨清相”言之。唐代美术作品中人物的面相和体态往往概称为“丰满肥腴”。实际上南北朝和唐代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是有区别的，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地笼统而言的话，在鉴定传世的美术作品时，就会含混不清，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因此对不同时间地点的美术作品的人物造型要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以有可靠的年代分期的美术作品作标尺，同时注意民族和地域的差别，可以梳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变化。 本文将探讨汉晋唐宋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变化，并且重点研究《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面相和体态，区分五代和两宋美术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不同类型，对五代两宋传世古画从人物造型的角度进行梳理。 一、简练豪放─汉代的人物造型 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各国美术作品的人物造型有着不同的面貌。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两张帛画，各为男女墓主人升天的景象，帛画中的男女人像都为侧面，嘴瘪而下巴前突，面目清秀。妇女身材苗条，秀颈细腰，正是楚女的范式图像（图1）。在《楚辞·大招》中，对楚国美女的容貌体态作了生动描述；“朱唇皓齿，嫭以姱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靥辅奇牙,宜笑嘕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1鲜明地描述出楚女秀雅娟美的风貌。 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动用了国力修造秦始皇帝陵，秦陵出土的数千件兵吏陶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秦人体型面容的形象资料。虽然秦陵陶俑的体型面容各有差异，但显示出共有的造型特征。秦兵吏俑的体型高大，腰粗膀阔。秦兵吏俑的面相皆额角宽广、颧骨高大、腮骨宽厚、下巴宽而前突。五官疏朗，鼻头宽平。眼距较大，单眼皮，眉眼微上挑，有英武之气。人中较短，嘴一般较大， 1、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电子版光碟。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 —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 前言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 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 1
高考1伦复习历史试卷(附知识点讲解）上海 一、选择题（共75分） 以下每小题2分，共60分。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凡父母双方均为公民者有公民权，公民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薄中登记。”这一规定最有可 能出现在 A.古代埃及 B. 古代印度 C. 古代希腊 D. 古代中国 2.下图所示为某一宗教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这一宗教是 A. 犹太教 B. 佛教 C. 基督教 D. 伊斯兰教 3.炎帝是我国传说中的英雄，又称神农氏。据传他使用“焚林而田”的耕作方法，还发明耒、耜 等生产工具。这些传说 A.折射出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 B.可以作为中国原始农耕的直接证据 C.是一种没有史料价值的想象 D.证明了炎帝的真实存在 4. 右图反映的情景式
A.柏拉图在雅典学园讲课 B.中世纪大学教师在授课 C.主教与教士讨论教会事务 D.民间艺人吟诵《荷马史诗》 5.儒学成为官学是由哪位思想家的主张直接促成的？ A.孔子 B. 孟子 C. 董仲舒 D. 朱熹 6. 唐朝贵族的体育活动广泛多样，马球运动尤为盛行。下列与此现象有关的史实是 A.丝绸之路的繁盛使洗浴的风物传入中国 B.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C.朝贡贸易加强了与南洋诸国的交流 D.民间海外贸易因海禁政策取消再度活跃 7.古代有一位汉族士大夫教他十七岁的儿子学习鲜卑语、弹琵琶。儿子通晓这些技能之后，以此 侍奉达官贵人，深得他们宠爱。这一情形最有可能发生在、 A.秦朝 B. 西汉 C. 唐朝 D. 北齐 8.王安石认为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本在于生产少，生产少儿民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为根本上解 决问题他颁布了 A.募兵法和保甲法 B. 青苗法和农田水利 C. 将兵法和均衡法 D. 方田均税法和科举新法 9.将粘土上刻成一个个单字，烧硬后用于排版印刷。印完一版，单字可以卸下以备再用。此项技 术最早记载于 A.《史通》 B. 《农政全书》 C. 《农书》 D. 《梦溪笔谈》 10.元代加强了对疆域的有效管理，其中管辖琉球的机构是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1](一)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6]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一） 十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9]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干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10]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11]，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12]、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着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13]；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4]；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15]；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16]……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18]。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阅读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春天，一个孤独的身影迎着最灿烂的太阳向光亮深处走去。费孝通在中国田野里行走 了75年的脚步，现在不得不停下。95岁的他和我们告别了。也许老人内心深处已经意识 到了，他貌似曲折跌宕的一生，其实最终仍是在循着中国知识分子最本分的路径前行—— 以士大夫的结局终其毕生。 士大夫区别于普通官宦阶层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政治活动与自己的学术内容结合起来。“政治型学者”，是外界流传的一个关于他的称呼。费孝通与其他“国学大师”级的学者 最大的不同之处，恐怕就在此。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埋头治学，晚年则进入到了国家权力 的中枢，先后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实现了一个士大夫的终极梦想——学而优则仕；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明显的性格特质———重情、坚韧。于是他存在的符号定义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他不再只是一个忙碌的老者形象，他成了众多 读书人的心灵典范。他走了，但他的灵魂仍在黑暗中舞动。 《江村经济》这篇著作不但使费孝通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一代宗师，也作为经典著作 流传于世。而与此有关的一段爱情却留在思念里，它只存在于老人的梦中，这一梦就是70年。在这70年里，老人自述常常“半夜来梦”，“情义”二字成了压在他心中最重的一 块石。24岁那年，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爱情，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与其他热恋中的男女不同，费孝通和王同惠是理智的，他们并没有让夏花一般绚烂的爱情 成为羁绊，阻碍事业的发展。他们共同署名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 肃土人的婚姻》。语言功底深厚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 同时，她提议他们合写一篇著作。9月，他们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调研。考察进行 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而向导也不见了踪影。慌乱中，费孝通误 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在营救未果的情况下，王同惠独 自下山求援。然而天妒良缘，在半山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7天后，王同惠的遗 体漂浮在湍急的山涧中。那天，他们刚好成婚108天。被营救后的费孝通回到家乡养伤， 利用这段时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到达英国后， 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在奠定费孝 通成为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这本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1939年，他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结婚。第二年 有了一个女儿。仍难忘怀前妻的费孝通给女儿取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1957～1980年，这23年的时间在费孝通的生命里几乎是个空白，一个学者的23年空白，足以令其郁郁一生。这源于他最初面对政治时，仍摆脱不了学人的“幼稚”。1957年，在《重访江村》一文里，费孝通对当时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 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
夫脱钩是新做法,但把礼法文化的承担者与士大夫挂钩是南北朝的老规矩,把官爵与士大夫挂钩则是旧瓶装新酒的亦新亦老的规矩。士大夫或者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指门阀士族,并不指官员,南朝中书舍人王宏应该属于文官,但并不是士大夫。可见士族与官爵不构成必然联系,只是那个时候的士族都有官爵,才构成了二者的相关性。唐太宗强调官爵对于士族的意义,一方面是北朝门阀的老规矩。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南北朝的旧士族失去官爵之后的情况而发的。所以是旧瓶(北朝士族门阀重官爵)装新酒(新王朝无门阀可依的显贵)。于是,士大夫概念的内涵就在逐渐演变,到宋代就是泛指士人做官者,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 以上关于士大夫概念内涵变化的考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实际所进行的分析,不是用简单的贵族制崩溃和平民社会兴起所能概括的。后者不仅有比附西方社会之嫌,而且把历史的复杂内容过于简单化了。过去虽然人们也都谈中古士族的变化,但是,只是从士族被庶族所取代来讨论,而我则认为要从士族所承担的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去讨论。这是根本的区别所在。 总之,唐宋变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阶段性变化。具体说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士族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实际上是士族把文化传递给了社会其他阶层,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可以这样说,汉唐时代,是儒家伦理通过士族的化身变成社会的实践的伦理的时期;唐宋以后,是这种实践的社会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时期。前者是从社会到思想的时期,后者是从思想到社会的时期。这就是唐宋变革的分水岭所在。 参考文献: [1][日]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A]1《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Z]1北京:中华书局,19931 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37)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十分广泛,本人在这里不拟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是想就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谈几点看法。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评王安石变法以来,传统的观点多是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展的角度探讨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兴起,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学说已退出历史评价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把王安石变法作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仍然是现今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然而仔细认真考量这个观点,就会发现它带有很浓的按照矛盾激化必然导致改革或革命的理论范式演绎的痕迹,与史实有一定的距离。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期并不是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为尖锐、激化的时期,如果要讲社会矛盾尖锐激化也是在宋仁宗庆历新政前后和宋徽宗统治后期,而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之时恰恰是北宋社会矛盾相对较为平静的时期。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在这里只能点到而已。其实对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个观点,邓广铭先生在四写王安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时已不再坚持,但邓先生没有具体论述。既然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矛盾的发展看作是王安石变法兴起的必然结果,那么就可以转换一个视角,从北宋士大夫的崛起01
《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读书报告 目录
一、作者简介 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 三、本书简介 四、写作背景 五、读书心得 一、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
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 (一)教育思想:
论述教育：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理气论：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动静观：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格物致知论：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 心性理欲论：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二）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 三、本书简介：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许守泯 （成功大学 历史学系；台湾 台南） 一、经历简介 萧启庆教授是当今海内外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萧教授生于1937年，祖籍江苏泰兴。1955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姚从吾先生（1894─1970）启发。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后来负笈德国，受到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班汉姆（E. Bernheim）影响，回国后结合兰克史学和干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 萧教授在姚先生的教导熏陶之下，选择以蒙元史为研究领域。1959年完成学士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并考进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仍跟随姚先生研习蒙元史。1963年提交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同年并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在哈佛大学，萧教授主要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与杨联升两位先生。杨联升先生以博学多闻知名，其治学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和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柯立夫先生则师承二十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萧教授在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并由哈佛大学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萧教授于1969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先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1974年转任新加坡学历史系。1994年应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返台任教，讲授“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退休，荣聘为清华大学历史所梅贻琦荣誉讲座教授至今。 二、研究取径与重心 萧启庆教授认为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着重纵向分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而萧教授的研究重心，早年较重视第一条主轴，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但萧教授也体认到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中的地位。 三、出版著作 截至目前，萧教授已经出版专书两册，联合编着三种，论文集五册，分别是：专书《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联合编着方面，与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陈学霖两位教授合着《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官时或根据财产厚薄均役,或以差人钱为雇人充等,对差役弊政做了局部改革。是故王安石颁行免役法 后,“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12](卷11,P 119 )其三,王安石以法“先王之政”、摧抑兼并作为富国强兵的施政理念,正是当时士大夫门高扬内圣外王大旗、重建社会秩序理想的具体实践。宋仁宗时期“回归三代”的意识颇为盛行,不少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了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这是神宗熙宁变法的思想背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则可看作是这一思潮的最后结晶。对此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一章“回向三代”中有较为详细地论述。不复赘言。 参考文献: [1]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Z ].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Z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4]朱熹.朱子语类:第8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4. [5]陈亮集(增订本)[Z ].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司马光.传家集[Z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79. [8]陈舜俞.都官集[Z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 [9]毕仲游.西台集[Z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 [10]脱脱.宋史[Z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杜大？.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集[Z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 [12]邵伯温.邵氏闻见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83.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陈 峰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710118 ) 在宋代历史上, 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①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 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文”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长期存在天子与诸侯分治天下的等级分封政治,天子与诸侯在统治的过程中,依靠或选择的政治力量主要限于各级贵族之内,与之相适应而实行了世卿世禄制度。当时已有“士大 夫” 的称呼,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战国时期,随着等级分封制度的逐渐衰落,统治者开始招贤纳才,吸收其他阶层中的部分成员参与政治,分享权利。 秦朝之后,历代统治者在建国和治国的过程中,都依靠并培植特定的集团及其阶层力量,以作为自己的中坚政治力量或统治支柱。于是,出现了秦汉时期的军功贵族、魏晋之时的门阀世族、隋唐王朝的 关陇集团及高门大族等等。与之相适应, 乃实行了军功爵、征辟察举、九品中正与门荫等选官制度,出身以上集团及其阶层者通过这些制度保障成为治国的政治主力,构成当时的政治精英群体,执政官僚也多 出身于此。在此历史阶段, 皇权主要依靠社会上层这一较小的集团支持,因此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资源大多被他们垄断,而更为广泛的庶族阶层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士大夫一词主要局限于以上特权阶层,包括普通文人在内的庶族基本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很难跻身权力中心,通常情况下也自然不能 21①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3期;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6期。
中国古代史复习资料 选择、填空： 1、开皇九年正月，隋攻入建康，灭掉了陈朝。 2、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利于各民族的融 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3、隋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核心的南北士族地主阶级。 4、三省六部制度，自隋定型。三省之名在魏晋时早已存在，而三省并立，各有分工，三省长官共同向皇帝负责则 始于隋。 5、隋朝在府兵制度上的改革，使府兵制进一步与均田制结合起来，从而巩固了府兵制。 6、开皇三年，隋文帝命苏威、牛弘等进行修订，制成《开皇律》。制定《开皇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的需要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开皇律》继承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基本精神，所以也为历代封建法典所沿袭。《唐律》就是直接沿袭《开皇律》而来的。 7、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是以九品中正制为考核。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 始。 8、杨坚集团在夺取政权后，首先是确保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隋代的均田令，扩大了品官授田数量，实质上 就是利用法令强行扩大贵族官僚的地产。 9、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称帝后立即颁布均田令。隋初曾实行均田，但主要是解决官僚的永业田，此即所谓“方 蒙爵土”；而民田问题尚未全面推开，故出现“民田不赡”的现象。 10、“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既有利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打击了豪强士族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促 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11、大业元年，营建东都，于宫城东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探出粮窖259个，大窖可储粮一万数千石， 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朝建国20年，隋朝的库藏尚未用尽，隋代仓储之丰实是前所未有的，它为后代封建史家所艳称。 12、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 白瓷。 13、造桥技术：河北省宁晋县著名的安济桥(又名赵州桥)，隋代杰出工匠李春设计的。 14、隋炀帝时，日本开始采用汉人的衣冠制度。 15、隋炀帝的暴政主要表现为役赋繁重和刑法苛暴两方面。他即位后，隋朝的国力、武功达到极盛，他修建东都， 开凿运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深远的意义。 16、隋炀帝穷兵黩武，频繁发动对外战争。隋炀帝即位后，凭借着国家的富强，威胁高丽王高元来朝，高元不理， 炀帝即以此为借口，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 17、隋炀帝为了张扬国威而连年出巡，他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 18、大业七年十月，山东（首先爆发）邹平王薄起义于长白山，王薄起义具有明显的反徭役、反兵役的性质。 19、隋末农民起义的各地义军逐渐汇合，在617年前后形成三支主要力量：一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二为窦 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三为杜伏威，辅公袥领导的江淮义军。 20、正当农民起义勃兴之时，一些地主官僚也乘时起兵。首先是礼部尚书杨玄感于大业九年起兵黎阳，进围东都。 21、隋朝自开皇元年（581年）建立，到大业十四年（618年）灭亡，前后历时37年。 22、唐朝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三省六部制，在地方上，唐朝仍实行州、县两级制。 23、唐高祖时，命裴寂等人以隋《开皇律》为基础，与武德七年（624年）损益而成《武德律》。太宗时对《武德 律》加以修订，修成《贞观律》，至此，《唐律》基本形成。高宗时，以《武德律》《贞观律》为蓝本，修成《永徽律》，后又对《永徽律》作出具体解释，撰成《疏议》30卷，后《疏议》附于律文之后正式颁行，形成流传至今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备的法典。
一、建议必买。（教材除外）（最好全买，尤其是参考教辅，有电子档也可，但最好买纸 质的） 1、长孙博系列：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史学基础名词解释；2017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史学基础论述题；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史学基础名校真题解析。 2、范无聊：2017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历史学统考+自主命题论述题高分解析（目 前还未出版） 3、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5、罗志田：胡适传；权势转移 6、张昭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 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9、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或中国近百年史亦可。 10、沈艾绨：《梦醒子》 1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12、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13、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三联书店 14、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二、建议选买（只需选购部分即可） 1、长孙博系列：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史学基础真题模拟30套；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史学基础中国史大纲解析 2、仝晰纲：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考必备历史学辅导全书 3、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5、王健：中国史理论前沿 6、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执拗的低音 7、郭廷以：中国近代史 8、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9、柴德庚：史籍举要 10、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11、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 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乱世潜流: 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道出于二: 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 12、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13、葛兆光：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1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6、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17、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18、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 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19、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2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
中国需要士大夫精神的回归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个人为君王所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的豪迈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群人内心世界对责任与道德的使命感；“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是一个阶级对他们高洁情操最美的诠释。他们就是活跃在历史上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文人学士——士大夫。 士大夫出现于战国，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它是一种文化的结晶体。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们独立衍生出来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 然而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载道。它是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忠烈；它是心宽体胖，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是勇敢的大无畏，它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忠贞，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翻开中国历史，那些名臣贤相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不让人心怀敬仰。孔子怀抱天下大治的理想，周游列国讲学论道，成为万世师表；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陶翁弃官躬耕田园；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国藩权倾朝野，却谨小慎微，克己修身，他们高风亮节、忍辱负重、为民请命，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远为流传，彪炳千古。 可是，今天还要不要“士大夫精神”？ 顾名思义，答案是肯定的。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世俗愈渐变得急功近利，一些官员不秉持操守，不讲官德官品，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丢掉了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学者文人立场丧失，沦为某些理念的道具。官员们不作为、不清正，知识分子媚俗化，世俗化，他们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置诸脑后。这些都是士大夫精神的亵渎与缺失。 就如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作为浅谈。我国公务员制度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不断探寻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真谛的理性产物，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就没有现代高效率的现代政府。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公务员制度已得到普遍实施，但制度的完善尚需时日，各种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探讨性。纵观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几年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公信力受到国人的普遍怀疑，许多公务员的执政能力遭遇强烈质疑，这固然有其个人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还得归咎于制度的原因。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普遍存在着三大缺陷和弊端：一、公权私用，缺少必要的民主监管机制。二、鱼龙混杂，缺少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三、缺少必须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是的，一棵参天大树，若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定逐渐枯萎；一个国家或政党，若任腐败毒瘤蔓延，最终也难免趋于衰亡。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和国家肌体的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
中华文明的曲折发展----三国魏晋南北朝（检测三） 1．据《景定建康（南京）志》记载：南北朝南京城里有小市、牛马市、谷市、纱市等10个市，苑市在广莫门内东边，盐市在朱雀门两边，内纱市在城两的北耆寺前。这一记载表明南京城 A．专业市场广泛分布B．市坊制度得以建立 C．政府城市管理松驰D．南方经济赶上北方 2．东晋南朝纸的种类很多，有赤纸、麻纸、敕纸、法纸、藤角纸等。王羲之为会稽内史，一次就给谢安9 万多张，朝廷曾下令“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种现象 A．体现了区域专业化生产的特点B．促进了文化高度发展 C．说明了官营手工业主导造纸业D．反映了经济重心南移 3．北魏后期，许多北方的汉族士大夫认为南方已不是正统所在，中原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这种认识反映了 A．北方经济重心地位仍然较稳固B．儒家文化自南向北的传播趋势C．北方地区民族交融的趋势加强D．南方三教合一的趋势日趋明显4．北魏中后期，工商业者由原来与“皂隶”并称，不准与自由民通婚，不准衣袖、不准做官，上升为与“吏民”同列，可上书言事甚至做官。这一变化A．推动了北魏工商业的发展B．使北魏统治基础得以削弱C．说明北魏抑商政策的松动D．为民族间融合奠定了基础5．汉、魏时，州郡长官可以自行选用僚佐；北周、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已归吏部选授，隋更确立制度，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这说明 A．官员素质日渐提升B．行政效率日益提高 C．官僚机构渐趋膨胀D．中央集权不断加强6．曹魏中正定品任官的政策虽从形式上来说是汉末“乡举里选”的翻版，然其实质却是中央政权对世家大族“乡举里选”的模拟，它既是名士大族控制士人的方式在国家用人制度中的反映，又是对名士大族的一种制约。可见，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 A．力图把选举权由地方收归中央B．导致专制皇权不断走向衰落C．有利于从地方选拔高素质人才D．难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政治学专业重要参考书目 一、经典理论著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 2、《列宁选集》1—4卷 3、《毛泽东选集》1—5卷 4、《邓小平文选》1—3卷 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6、[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8、[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9、[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10 [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1、[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美]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上、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3、[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17、戴维?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舆论》（上、下）（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18、[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 19、[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7年版 20、[英]费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二、比较政治学重要书目 1、[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著《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美]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3、[美]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4、宁骚著《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香港]郭少棠著《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西方政治现代化的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美]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7、[美]罗伯特?A?达尔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英]戴维?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美]李普塞特著《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1、[日]山口定著《政治体制》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2、[日]冈泽宪芙著《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4、[美]戴伊、齐格勒著《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5、宁骚著《公共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6、[美]阿伯巴奇、普特南、罗克曼著《两种人：官僚与政客》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17、[加拿大]弗兰克著《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美]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0、[美]杰里菲、怀曼编《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1、[美]斯梅尔塞著《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2、[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下）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作者：高晓东 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专著简介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4]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5]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究。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6]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