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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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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理论

Company number:【0089WT-8898YT-W8CCB-BUUT-202108】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品的需求差异、②公共产品成本与受益的外部性、③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④政府自身的管理成本和附属成本在最佳的政府结构(包括政府层级、数量及规模)形成中的作用。按照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最优政府规模的确定需要同时权衡这四种因素。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相一致,把组织(政府、公司)视为“黑箱”,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激励去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围绕着如下四个因素:地区间居民偏好的异质性、辖区间竞争和垂直分工、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以及地理和人口条件展开了讨论,陷入了集权与分权选择决策的两难境地。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紧张关系,使得要得出一致的规范判断相当困难。因此,随着一些新问题的不断出现,财政分权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

2.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沿袭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上有所拓展,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等研究框架,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家、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行为主体,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

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而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机制设计理论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开创,并由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瑞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所发展的(为表彰三人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

【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

【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使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代理人)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委托人)所要实现的目标。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分权在基础理论、分析方法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不同层次政府间职能分配、税收与支出划分和政府间转移支付。

第一,政府间职能分配。奥茨(1999)回顾历史时发现,20世纪后50年财政分权的趋势日趋明显,一些原本由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下放到了地方政府。

1996年在美国,长期以来联邦政府资助穷人的收入分配计划,被由州政府来决定其资助规模与形式的新计划所替代。在欧洲,财政分权倡导者所谓的补贴原则,即公共政策及其执行应分配给能够达成政策目标的最低层次的政府,已经被《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采纳。

之所以出现财政分权的趋势,是因为财政分权能够带来福利收益。这首先是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了解管辖区内选民偏好和当地公共产品提供成本的信息优势;其次,宪制约束和政治压力限制中央政府向一些地区提供比其他地区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从而只能向所有地区提供同一水平的公共产品,考虑不到地区间的差异。总之,财政分权福利收益的规模,取决于各管辖区间公共产品需求和提供成本之间的差异,而且在各管辖区间公共产品提供成本相同的条件下,财政分权的福利收益与公共产

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大量的经济计量研究表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典型地不具有价格弹性。因此,财政分权潜在的福利收益可能很高。

尽管很多学者支持财政分权趋势,但仍有一些学者为传统的职能分配模式提供新的证据。坦齐(1996)认为,财政分权会给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显着的成本。现在的问题是财政分权所带来的福利收益和损失孰高孰低。奥茨(1999)指出:关于财政竞争福利影响的争论,意味着迫切需要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另外,就算传统的职能分配模式在一般意义上具有正确性,它也不能为具体公共产品的提供职责在不同层次政府间的分配原则提供—个准确的界定。事实上,特定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存在很大争议,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存在很大差异。

第二,税收与支出划分。从蒂博特模型开始,对于税收划分问题的分析,就建立在经济单位、产品和资源在国界之间流动性低,而在国内各地方管辖区之间流动性高的假设条件之上,从而认为地方政府应注重对管辖区内流动性较低的经济单位和要素征税,而把对流动性较高的经济单位和要素的征税权力交给上级政府,也即地方政府应该征收财产税,州政府应该主要征收消费税,中央政府应该主要征收收入税。但这种划分原则并不准确,奥茨和施瓦布( Schwab1991)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注重征收流动经济单位的收益税,即这些经济单位应该对当地政府给予的公共产品为其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支付。与此同时,从效率要求出发,地方政府要避免征收流动经济单位的非收益税,非收益税最好由上一级政府征收。

戈登和茵曼、鲁宾费尔德(Inman、Rubinfeld1996)提出和分析了在经济单位和要素高流动性条件下,单个管辖区财政决策对其他管辖区产生影响的问题,如税收输出、外部拥挤效应等。为减少税收影响的输出等管辖区财政决策的外部性,茵曼、鲁宾费尔德(1996)和麦金农、内西巴( McKinnon、Nechyba1997)提出,地方政府应该依靠基于居民

的税种,而不是依靠基于来源的税种,因为前者对基于所有者居住地的生产要素和基于消费者居住地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征收,而后者对雇佣地的生产要素和购买地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征收。但是,因为基于来源的税种易于管理,所“被地方政府普遍使用。

关于公共支出的划分,特蕾莎·特尔-米纳西安(Tcresa Ter-Minassian1997)认为,研究文献中已存在广泛的共识,即支出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收益,而且把公共支出的责任划分给最能代表这些支出的受益者的相应层次政府,将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依据这种分析,中央政府只能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使全国范围受益,并且其提供水平受制于实际经济规模,如国防、外交、洲际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等。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观点认为,实际中的制度约束会损害分权在理论上的效率收益,因为地方政府管理能力较弱,它们不能发展现代化的、透明度高的公共支出管理体系( Tanzi,1996)。然而,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实践是把最昂贵的支出责任,如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分派给地方政府,却把主要的税收权力划分给中央政府。这种划分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垂直财政不平衡,从而为不同层次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提供了基本理由。

第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奥茨(1999)指出,各种文献强调了不同层次政府之间转移支付的三种潜在作用:内部化财政溢出效应的收益、地区管辖区之间财政均等化和整体税收体系的改善。

不同层次政府之间转移支付主要采取两种形式:附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或称之为配套转移支付)和无条件的转移支付。一般而言,用于内部化溢出效应的转移支付多采用配套转移支付,而用于地区之间财政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多采用无条件的转移支付。

配套转移支付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加以分析,地方政治家作为代理人,其财政决策和行为既要对地方宪制负责,也要对转移支付的授权者或出资者负责。对用于地区之间

财政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建立在衡量各地区财政需求和财政能力均等化公式的基础上,这一公式的结果是向财政能力最差和财政需求最强烈的地区进行倾斜性的转移支付。财政均等化本身还存在争议,它一方面有利于创造一个财政富裕的地区与财政贫穷的地区相互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有可能阻止财政贫穷的地区进行必要的、促进发展的地区调整(麦金农McKinnon,1997)。

关于整体税收体系的改善,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有效的征税代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共享”,其原因在于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税收体系比中央政府的税收体系更具有累退性质。对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对所接收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加的反应,比对公众私人收入增加的反应显着得多,这种现象被称为“粘蝇纸效应”,也即钱在其最初拨给的部门粘住了。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出发,沙安文( Shah,2005)提出有效转移支付需要满足的几个条件: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充足性、保持地方政府有效的征税和支出控制、促进地方财政均等化、保证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财政分权理论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 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d9746192.html,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作者:王平 来源:《中国市场》2018年第03期 [摘要]近些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对财政分权的研究日益深入。文章在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演变历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征,并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分权;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DOI]10.13939/https://www.doczj.com/doc/8d9746192.html,ki.zgsc.2018.03.052 1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内涵及演变历程 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以两个节点为分界,一共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4年之间的“分权让利”财政体制、1994年至现在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1.1 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虽然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整体上仍然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收支具有绝对控制地位的高度集权财政体制。这一时期,公共产品的生产计划制订以及决策权在中央手中,而具体的执行则下放到地方政府手中,两者之间属于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绝大多数要上缴给中央,其财政支出则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1.2 “分权让利”财政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我国实行了“分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这一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深化改革,变传统的“吃大锅饭”为“分灶吃饭”,这样不仅大大改善了以往我国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问题,还极大提升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独立性,有力促进了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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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可持续循环发展理论界定 2.1.2 可持续循环发展的原则 2.2 低碳经济理论 2.2.1 低碳经济的界定 2.2.2 低碳经济的特征 2.3 环境会计理论 2.3.1 环境会计的概念 2.3.2 环境会计的必要性 2.4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2.4.1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界定 2.4.2 企业社会责任的分类 2.5 环境会计体系相关理论关系 第 3 章低碳经济视角下环境会计框架体系3.1 低碳经济视角下环境会计的确认 3.1.1 环境会计的基本假设 3.1.2 环境会计确认的对象 3.1.3 环境会计确认的条件 3.2 低碳经济视角下环境会计的计量 3.2.1 环境会计计量的模式 3.2.2 环境会计计量的方法 3.3 低碳经济视角下环境会计的记录 3.3.1 环境会计要素

3.3.2 环境会计核算的账户设置 3.4 低碳经济视角下环境会计的报告 3.4.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因分析 3.4.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 第 4 章低碳经济视角下环境会计面临的问题 4.1 企业缺乏环境会计理念 4.2 尚未出台环境会计法规准则体系 4.3 环境会计核算体系不完善 4.4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监管与披露弊端 4.5 环境会计人才缺失 第 5 章低碳经济视角下保障环境会计的对策 5.1 增强低碳经济与环境会计理论指导与环保意识5.2 尽快出台环境会计法律法规制度 5.3 借鉴成熟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 5.4 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监管机制 5.5 积极培养高素质环境会计人员 第 6 章结论及研究展望 6.1 结论 6.2 研究展望 财务分析论文提纲二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四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四) 2012年11月22日13:52 来源:《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作者:邓可斌易行健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9 接着,我们重复模型(8)的检验过程,结果见表8。与表6相比,表8的结果是相似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yt+1和inclt单独进入方程时,yt+1的系数显著为正、inclt的系数显著为负。此时这两个解释变量符号是符合预期的。但当这两个解释变量同时进入方程时,yt+1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inclt的系数就从原来的显著为负转变成显著为正了。显然inclt系数的正号是不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这就再次说明研究假设3是成立的。 表8 模型(8)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注:(1)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统计显著。(2)财政分权=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同时预期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分别采用农村人均预期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均预期收入不确定性指标。

六、结论 财政分权理论虽然在解释中国改革问题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理论却一直没有和消费理论很好地衔接。换言之,财政分权理论与消费理论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解释是彼此分离的。消费不足是中国现阶段改革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既然财政分权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力之一,财政分权理论就不应与消费问题相脱节。而且我们也看到,已有的消费理论或模型均只能够从某个侧面去解释某种因素对中国居民消费的作用,缺乏从微观到宏观、内洽统一的理论解释。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首次尝试将财政分权因素引入已有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中,观察财政分权因素对中国消费问题的解释力。我们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复杂但却关键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经济学意义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带来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又会使得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进而带来消费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存在,使得传统消费理论中的两大因素——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全面地解释居民消费行为。接着,我们采用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上述判断:缺失了财政分权因素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解释力,而融人了财政分权因素的模型则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于传统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而言,由于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同时受到财政分权因素的影响,当它们共同进入模型时,因为两者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并与消费水平变量间存在内生性,只有预期收入水平变量显著为正,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的系数符号是不稳定的,会产生不符合理论预期的结果。而引入了财政分权因素后,模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则与理论预期完全吻合。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信性,本文还尝试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无论是引入控制变量,还是调整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结论都是稳健的。我们的研究既是对财政分权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均具有统一性且具解释力的中国消费资产定价模型。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也是显见的,要解决收入增长、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等领域的问题,就不能忽视对政府财政权力分配领域的改革。在制定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时,应该注重利用分权因素对预期收入水平的正面影响,并设法消除分权因素对收入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附录:最优消费的决定 (3)式两边对a求导得:Bexp(-αa)=βBrexp(-α(r(a-c)+κ)+α2σ2/2 两边取对数得:-αa=lnβr-α(B(r(a-c)+K))+α2B2σ2/2 (A-1) (2)式右边对c求导并令其为0,得到:exp(-αc)=βBrexp(-α(r(a-c)+κ)+(α2σ2)/2,两边取对数得: -αc=lnβBr-α(r(a-c)+κ))+(α2σ2)/2 (A-2) 由(A-1)式和(A-2)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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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分析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于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物质的通货膨胀,全球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下生存下去。特别对于奶制品而言,在经历08 年三聚氰胺事件过后,人民将购买的目光转向了国外奶制品,对于国产奶制品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从而导致中国很多奶制品企业都处于倒闭的边缘。盈利能力与质量的分析作为利润表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企业获得利润最直观的表现。在中国奶制品企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企业不仅对自己的产品越来越重视,同时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视也逐渐加大。怎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获利的能力是各大企业所研究的重点。而盈利能力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无疑是提高净利润。本文通过结合伊利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其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采取正确的盈利能力模式,对于伊利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关键词:伊利公司、盈利能力、盈利质量前言: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的企业无不把利润、竞争、创新与盈利能力放在首要位置上,并且给予极大的重视,都希望在对市场发展和竞争对手预测的基础上拟定自己相应的对策,力图使自己在盈利能力上高人一等,并且使企业更加的强大,获得成长和胜利,而这些问都可以归结为企业的盈利能力。一、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概述彭新亮(2008)在《北方经贸》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指标浅析中说道: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反映,是投资者了解公司、决定投资行为的最全面、往往也是最可靠的第一首资料,而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是财务分析的核心指标。刘淑蓉(2007)在《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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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文献综述评价表

文献综述: 基于哈佛分析框架的财务报表分析的 文献综述 财务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不仅代表着企业的经营成果,还为企业以后的发展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财务分析是通过一系列分析技术与方法,对企业的各种能力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及时发现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为企业的管理者管理和决策的信息。这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分析过程,需要从各种复杂的信息中把握分析逻辑,形成分析框架,才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财务分析对于投资者和股东的未来投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本文对哈佛分析框架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1 国外关于财务分析方法的研究 伴随着西方资本市场的发展,其财务分析方法日益完善,财务分析体系快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建立财务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行分析。少数学者提出从筹资活动、经营活动和投资活进行财务分析。而绝大部分学者则是在财务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引进战略分析、会计分析和前景分析三个维度。一部分学者是从三个维度来构建财务分析框架的。以Salmi(199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从概论、会计分析和财务分析三个维度进行财务报表分析。而以Stickney(1999)为代表的学者则是从环境分析、会计分析和财务分析这三个维度展开。相比较而言,Stickney的尝试在原来两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环境分析,使得财务分析结果更为可靠。 还有一部分学者是从四个维度来构建财务分析框架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佩普(K.G.Palepu)、希利(P.M.healy) 和伯纳德(V.L.Bemard)(2000)在《运用财务报表进行企业分析与评估》一书中提出了哈佛分析框架。其提出了一种集战略与财务报表分析为一体的、更具实际应用效果的财务分析框架,即哈佛分析框架。该框架由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前景分析共四个部分组成。哈佛分析框架的战略分析模块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能发现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机会和威胁,更能从战略高度为企业发展指出方向。哈佛分析框架做到了结合企业外部经济环境与企业个体特征、行业经济发展状况、生合周期和获利能力等因素对企业进行综合评判,对于投资者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empirenews.page--]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由于奥茨分权定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偏好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这些限制性条件似乎有点强加于人,很难使人信服,后续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出,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也就无财政分权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优势;迫于一些政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精)

收稿日期:2011-1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73085 作者简介:闫文娟(1984-女,新疆哈密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钟茂初(1965-,男,江西铜鼓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闫文娟1,钟茂初2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 竞赛0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关键词:财政分权;排污费;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8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203-0032-06 一、引言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并没有使环境质量下降[1]反而使环境质量提高[2],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3]。中国的财政分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4],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0的/标尺竞争0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通过以GDP 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在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而在俄罗斯等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5],这是中国式分权相比联邦财政分权的最大不同,那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国内专门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主要如下:杨瑞龙、章泉[6]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的努力。李猛[7]从财政分权角度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趋势的新假说: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上升,当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超过倒U 型曲线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趋于下降。张凌云、齐晔[8]分析了作为/理性人0的政府,在面临政治激励(政绩考核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财政约束(地方政府财税压力大下的环境监管困境,只是没有对相应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第3期(总第165期 2012年5月 财经论丛 C 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3(General,No.165 May.2012 闫文娟等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财务报表分析研究文献综述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文献综述 题目双汇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研究 姓名宋孟姣 专业 2010级财务管理本科1班 学号 201040016 指导教师董玥玥 郑州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二〇一四年三月

文献综述 1.财务报表分析的概念 纽约大学Leopold A. Bernstein(2012)把财务报表分析定义为: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成果进行的分析,通常包括对企业投资收益、盈利能力、短期支付能力、长期偿债能力、企业价值等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得出对企业财务状况及成果的评价[1]。 美国学者Gerald L.White(1998)认为:对财务报表的分析,旨在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2]。 国内学者如杜胜利、谢志华等(2008)把其定义为:财务报表分析是财务分析人员根据企业财务报告信息及相关经济信息分析企业经济活动,其目的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预测未来可能的业绩,以帮助信息使用人员改善经营决策[3]。 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Leopold A. Bernstein把财务报表分析看做一个成果分析,通过各项财务指标来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杜胜利、谢志华等主要把财务报表分析定为一个判定流程,评定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对企业未来的经营成果和业绩做出预测。 虽然说国内外学者对财务报表分析的定义不同,但可以看出其共同点都认为财务报表分析是一种技术手段,是以财务报表和企业的相关经济活动信息为载体,目的是给报表的使用者提供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的相关信息,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认为财务报表分析是对企业披露和隐含信息的一个挖掘过程。 2.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 付小丽(2006)指出:报表在披露信息层面包含一定的局限性,令针对财务报表的分析很难系统化及全面化开展[4]。 陈如意(2006)指出:财务报表中的数据是分类汇总性数据,不能直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详细情况[5]。 黄秋玲(2006)指出:第一,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为基础,未考虑到现行计价与历史计价的差别。第二,财务报表分析通常是假定报表是真实的,其真

关于财务报表分析研究的文献综述 精品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关于财务报表分析研究的文献综述 学生姓名学号js0843544 专业财务管理 指导教师职称副教授学历本科 开题报告内容: 本篇论文综述了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方法,从财务报表分析盈利能力分析方法的研究、财务报表分析偿债能力分析方法的研究、财务报表分析杜邦分析方法的研究三个层面来阐述财务报表分析理论的发展与研究,在总结各个文献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他们采用的分析方法,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并采用以传统比率分析和现金流量比率相结合的方法对上市公司个案进行分析和评价。在分析时,分析公司基本情况,关注上市公司的历史,关注会计处理方法对利润的影响、分析子公司和关联方对利润的影响、分析会计主要项目的详细资料,并且了解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被分析对象所处行业的发展水平。 一、本文选题的意义 公司财务报表是关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原始资料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必须遵守财务公开的原则,定期公开自己的财务状况,提供有关财务资料,便于投资者查询。上市公司公布的一整套财务资料中,主要是一些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分析,就是利用会计报表直接提供的信息,采用专门的方法,对财务报表进行资料归集、加工、分析、比较、评价等,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做出综合评价,并提出改善财务状况的措施办法。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可以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新的会计分析信息。这些会计分析信息,对于企业的主管部门,投资者、经营者及有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财务报表分析是会计工作的升华。 财务分析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角度对企业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判明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这对于企业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及其他与企业有关的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效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前面的财务分析通常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就企业的某一方面的经营活动所做的分析,这种分析不足以全面评价企业的总体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效,很难对企业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关联性做出综合结论。为弥补财务分析的这一不足,有必要在财务能力单项分析的基础上,将有关指标按其内在联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报表体系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为基础的财务报表体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成果 1、国外研究现状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也未能幸免,经济增长趋缓。 为此,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激进的财政政策—投资四 万亿建设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但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一种昀 佳的选择么?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 效用呢?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 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 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 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 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 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 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 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 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 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 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 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 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 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 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 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 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 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 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 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 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 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 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

财政分权理论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中国的财政分权

NO. 2015-1观 察 与 建 议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a n d S u g g e s t i o n s

? 201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亚洲开发银行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2015.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版权所有。2015 年出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and policies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or its Board of Governors or the governments they represent. Accounts presented here are anecdotal and do not represent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projects or programs. ADB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ncluded in this publication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consequence of their use. By making any designation of or reference to a particular territory or geographic area, or by using the term "country" in this publication, ADB does not intend to make any judgments as to the legal or other status of any territory or area. ADB encourages printing or copying information exclusively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with proper acknowledgment of ADB. Users are restricted from reselling, re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ADB. 本出版物中所述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行理事会或其代表的政府的观点和 政策。在这里所阐述的事件是实际案例,不代表项目或规划的全面影响。 亚行不担保本出版物中所含数据的准确性,而且对使用这些数据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在此出版物中标明、参照某个版图或地理区域,或使用术语“国家”不代表亚行对任何地域实体的合法性或 其它法律地位的任何判断。 亚行鼓励仅出于个人和非商业性目的对信息进行印刷或复制的行为,但须给予亚行适当的承认。未经申请 并得到亚行书面同意,使用者严禁出于商业目的再出售、再发行、或创造衍生作品。 Note: In this publication, "$" refers to US dollars. 注:在本出版物中,“$”表示美元。 Disclaimer for Translated Documents 译文声明 This document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 order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While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has made efforts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English is the working language of ADB and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is the only authentic (that is, official and authoritative) text. Any citations must refer to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为扩大读者范围,特将本报告由英文翻译为中文。亚行尽力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但英语是亚行的官方语言,因此,本报告的英文原版为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即正式的和经授权的)文本。任何对本报告内容的引用,必须以其英文原版内容为准。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他们主要集中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最优财政分权度及财政分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经济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民主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大多数同意决定。3]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实行财政分权。在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财政分权理论以Tibe0ut1956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Hayek、Tibeout、Musgrave、Oate为代表。4-7]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相一致,把组织(政府、公司)视为“黑箱”,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激励去提供公共商品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Montin0la、Qian和Weingast、Qian和Roland、Qian和Weingast、T0mmast和Weinschelbaum为代表。8-11]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它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本文按照各国为什么要实行财政分权?实行财政分权后,后果会怎么样?财政分权的后果必然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最优财政分权的存在性这样的逻辑顺序来展开分析。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 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傅勇张晏 摘要: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 用1994 ̄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 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 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 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 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 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中国式分权政府竞争 一、引言 有关财政支出的大量文献认为,为了吸引要素尤其是资本的流入,地方政府会竞相削减税率(ZodrowandMieszkowski,1986),同时溢出效应(spillover)和地方政府的非合作行为也 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偏离最优水平(Cremer,MarchandandPastieau,1997)。在中国的财政体制 下,公共投入的责任更多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然而,至少在基础设施上,中国演绎出了一个 罕见的有效机制,大大领先于同水平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在内地城镇,宽广的马路、开阔的 市容规划常常令人吃惊。与此同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 不足。1995年,中国(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同时,国 民生产总值中大约30%用于实物投资,在美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5.4%和17%;虽然中国近 年来教育投入略有提高,但不平衡状态仍然显著(Heckman,2005)。在转型和财政分权的文献 中,俄罗斯通常被当作是中国的一个反面参照系;然而,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是俄罗斯而 不是中国更接近经典分权理论所蕴涵的图景。Zhuravskaya(2000)提供的俄罗斯35个大城市 的数据显示,1992 ̄1997年间教育在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4%稳步上升到22.9%,在教 育、卫生和文化体育3项上的支出比重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相形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同 期支出在教育和科教文卫上的比重分别仅为15%左右和不足25%#"。 除跨国比较之外,1994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甚至还有持续加剧的趋势。 其间,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扭转这种态势的政策,但收效甚微。以教育为例。依据1986年施 行的《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逃避责任、挪用教育经费等一度成为 地方政府简单的集体选择。针对这一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确立了财政预算内教育 拨款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的*感谢“复旦大学985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的资助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 提供的部分数据支持;此外,傅勇感谢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KBH3246523)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优秀 论文(EYH3246037)、张晏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批准号:05JC790090)对该项研究的资助。作者感谢第六 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与会代表的有益评论,尤其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张军教授、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龚六堂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副教授、封进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夏纪军副教授的宝贵建 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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