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人性论思想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关于人性论的思想是对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他试图缓和程朱理学性二元论的思维，主张性情合一；另一方面，在天理人欲观上，他又继承了程朱的思想，不反对天理人欲的对立。本文主要就《明夷待访录》的思想主张，来分析介绍黄宗羲的人性论思想。
一、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
在人性论问题上，从宋明理学以来，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儒主张性二元论。所谓“性二元论”，即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是天理禀赋于个体人物身上所成之性，后者是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既有理之用，也有气之用，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交错综合。“天命之性纯善无恶，而气质之性是恶之根源。”从这种性二元论出发，程朱理学主张一种先验的性善论，人之善性与生俱来。黄宗羲基本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性善论主张，但他在此同时缓和了理气与性情的主张。黄宗羲将性分为人性和物性。在他看来，人本身就具有“有理之气”，不同于物的“无理之气”。“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禽兽何尝有是？故气质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虽有昏明厚薄之异，总之是有理之气；禽兽之所禀者，是无理之气。”由此可见，黄宗羲认为人性善是天生就具有的，人性只有天命之性，气
质之性只是物才会有的。而与之同时代的陈确认为，“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他们都主张性善，但有分歧。黄宗羲认为，人性本善，不管是扩充尽才还是不扩充尽才，都是善的。而陈确的观点在他看来是得半而失半。“得半，是当一个人‘扩充尽才始见其善’证明了性善，失半，是当一个人‘不扩充尽才未可为善’又证明了性不善。”2另外，在理气关系上，朱子以为理义是理义，气质是气质。而在黄宗羲看来理气并非二物，理只是气之条理，理需要依附于气。他认为“理气是一”“人之气本善”。在程朱那里，气大体是指构成形体的材质，气之中很多内容是要被否定的。黄宗羲认为，气本身就是充满了道义之物。“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因此，“黄宗羲反对二程朱熹否定气的观点，认为离开气质之性，便无义理之性，无气外之理。”3与之相比，陈确为了反对理气之别，采用“性之善即在气情才中见”这种说法。陈确认为，人之善非悬空之本体，而是寓于人的情感、才智和气质之中的，因而只有通过情、才、气才能表现人性之善，这样他就突破了程朱的先验的性善论，而将人性之善与人的后天活动结合在一起。
在性情关系上，程朱理学将性分为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同样，情也有善恶之分。而黄宗羲试图弥合性情两者之
间的距离。在他看来，性情与理气关系一样，不可分割。“是故性情二字，分析不得，此理气合一之说也。体则情性皆体，用则情性皆用，以至动静、已未发皆然。”黄宗羲确立起一种因情见性、性蕴于情，故而性情合一的性情关系论。性情合一正如理气合一，同样是一种一元论理路。
二、天理人欲之辩
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黄宗羲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与陈确的论辩之中。他反对理气、性情之间的对立，但并不反对天理人欲的对立。在这个问题上，他基本继承了程朱理学的立场。“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不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若人心气质，乌可言寡耶？”对于人欲的界定，程朱理学一般认为是一己之私，对此黄宗羲的观点也基本相同，他提出“无欲而后纯乎天理”的命题。
陈确的观点则不同。陈确的理欲观强调理欲统一，人欲恰到好处则为天理。“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以生，功名富贵即道德彼归，而佛氏一切空之，故可曰无，奈何儒者亦云耳哉！确尝云，人性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之可言矣。”这里陈确强调人的正当欲求是符合天理的，他反对禁欲与纵欲两种极端的情况，主张以理节欲。“言寡欲，则非无欲可知，犹《易》言节食，非教人废饮食也。克己亦非无欲义……欲胜
理为小人，理胜欲为君子，绌欲从理，儒者克己之学也，世儒流而不反，以至于纵，二氏一切空之，以至于无，两病正相等，要是其作耳。两氏乃多欲之甚者，却累离尘，以求清静，无欲之欲，更狡于有欲。而曰长生，曰无生，妄莫大焉，欲莫加焉。真无欲者，除是死人。”陈确的理欲观肯定了天理人欲的统一，强调人欲的合理性。
黄宗羲虽然对陈确的这种观点提出批判，但并不意味着他固守禁欲观。他只是对不合理的欲望提出批评，对民众一般之欲他认为也要合理满足。“天下虽大，万民虽众，只有‘欲’‘恶’而已。故为君者，所操甚约，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此‘欲’‘恶’即从吾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以我之好恶，絜而为天下之好恶，恕也，仁也。聚之、勿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在处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他援引大学的“絜矩之道”作为处理理欲关系的原则。“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他将人心所共同向往的欲望推扩为天下人所共有，从而完成由欲向理的转化。但是对于掌权者而言，他们容易将集体的利益化为私有，成为天下之大害。
因此君主、士大夫等上位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恕道的主要履行者，当然，也是制欲之教的主要针对者。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他肯定了一般民众私有财产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掌权者的德性，激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维护儒家传统伦理的规范作用。在天理人欲观上，黄宗羲强调灭除不正当欲望的重要性，进而突出天理对规范社会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他并不反对人的正常欲望，并指出一般的私欲是构成社会的原始条件。在理欲问题上，黄宗羲虽然讲絜矩之道，却并不主张放纵每个人的自利之心去竞逐物欲，从而造就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理是绝对之善，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是一个价值论维度的问题；欲则是构建政治社会的基本前提，是一种客观现实的需要。”
总之，黄宗羲的人性论肯定了人心道心、性与情、气与理之间的统一关系，主张先验的性善论。在天理人欲观上，他不反对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但强调民众一般欲望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