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及解析】黄宗羲的“学校”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黄宗羲的“学校”思想作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变动时期，影响其思想的时代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统治的“变态化”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已发展至末期，弊端尽现，而统治者为维护其地位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导致“封建统治已经逸出了常规”，形成“变态化”的畸形状态。
具体表现为自明初罢相以来，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行极端的君主独裁专制，君臣、君民关系高度紧张。这种“变态化”的统治衍生出许多恶果，如任意诛杀大臣导致明代朝臣一度所剩无几，形成统治中枢的瘫痪；又如宦官专权，阉党把持朝政，残酷迫害正直人士，使明王朝更加分崩离析，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
2．东林书院的影响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四方学者闻风来会，评议朝政，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被称之为东林党。
“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矢志“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在明后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就是东林党中的著名人物，黄宗羲十四岁时随父在京，深受其父及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影响。因此，黄宗羲所设计的“学校”与东林书院的实践不无关系。
3．抗清斗争的经验教训
清兵入关后，黄宗羲在家乡组织了“世忠营”，旨在抗清复明，但却同时受到两方的打压：一面是清政府的镇压追捕，一面是被阉党、军阀把持的南明小朝廷的排斥压制。
这种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使黄宗羲力不从心，对现实心灰意冷，于1653年基本上停止了抗清的武装斗争，转而从事著书立说。
斗争的经验使黄宗羲对明代的腐朽黑暗痛心疾首，进而开始了对以明代为典型的失范了的封建制度的反思和改造。
摘要：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有着较为重大的突破。将民本思想之中，尊重民意的思想上升到了尊重民众权益的层面。“以民为本”就是认为君为民而设，君为民之仆。君和臣都是为了天下人而服务的。与此同时，黄宗羲提出“先有法制后有人制”的政治学思想。黄宗羲所处的时代独具特色，独特的生活和成长历程，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 关键词：黄宗羲；学校议政；气外无理；心即是气 一、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朝政荒废，北满入侵，农民起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社会政治方面，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乱，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等历史事件相继发生，使得社会矛盾被激化。在社会经济方面，明末清初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货币的发展起到了积累原始资本的作用，雇佣关系继而发生与发展，在江南地区手工业资本化活动日益扩大，史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儒学的世俗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到后来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使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这也是黄宗羲思想诞生的源泉。 二、东林党的兴起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其父黄尊素，万历年进士，天启中官御史，是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后来在东林党的政治活动中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后下狱，遭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被除，天启朝冤案将黄尊素平反。黄宗羲上书恳请诛灭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黄宗羲从袖中拿出锥子刺许显纯，并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这件事后黄宗羲被人称为“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其父的孝顺。同时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的黄尊素，其政治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黄宗羲。 东林学派的兴起，以标榜气节，崇尚实学为目的，对于扭转当时的士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林党人在讲学的同时，也会关注社会及政治问题，他们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解决民不聊生的状况。东林书院是东林党人主要的活动、讲学场所。既讲学又议政的东林书院，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其中也包括一些因为批评朝政而遭到贬斥的官员。此时的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舆论中心，在讲学与讨论实事的过程当中，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转变成为一个带有独特政治思想的派别，这些具有相似政治思想的人集中在一起，从而在朝廷中也有了不小的影响力，而他们的反对者则称他们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的所谓“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只是政治思想，政治理念相似，有着共同的政治期望的一群人。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东林党没有固定的章程和稳定合理的组织形式，所以党内人士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只能通过个人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东林党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政治局面，主张既重视农业和工商业，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在官员录取与任命方面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应该按照个人的才智予以录用；另外在军事外交方面，东林党主张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式而言，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很早的就接触到了这些积极的思想，其中“东林学院”在当时对政治的评议的作用，也成为黄宗羲后来提出“学校议政”思想的一个蓝本。 三、黄宗羲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的批判 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一共有十三篇。“明夷”一次源于《周易》，是其中的一卦，
从《原君》《原臣》透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子夜飞蛾 所谓“民主”，并非《史记》中所记载的“人民之主”，而是“人民当家做主”，同“君主”相对。同理，“君主制”和“民主制”也是两种相对立的政体，各自有各自的利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过不同的作用。我国古代长期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之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他的《原君》《原臣》两篇文章中，通过讲述为君为臣之道对自己的思想主张作了具体阐发。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品读和评析，我们可清楚的透视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具体的思想内涵。 一、批判君主专制 哲学上说，“存在即合理”，君主专制制度既然存在，一定有它合理的方面，因此传播进步思想要先否认原有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为新思想的正确性奠定理论基础，这样才能保证新思想的快速传播。黄宗羲在这一点上做的可是相当出色，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先是古今对比，然后激烈批判，最后阐明事理，一针见血的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从而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 在黄宗羲看来，上古之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民主的具体表现，这也体现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托古改制。而“后世为人君者不然”，表明和古代背道而驰，他们“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古今君民客主倒置，对为臣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臣为君而设者”，在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之时还认为是“纤芥之疾”。为君者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主，于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Yin乐”，导致为臣者同样轻视人民，“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当社会动荡危及君权之时才去治理人民。让这样的君臣来治理国家，社会能不动乱吗？君主以天下为产业，定会殃及人民，因此古之君主受到人民爱戴，“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而今之帝王，则人民“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同样使用了古今对比的手法，旨在说明实行专制不仅残害万民，而且对君主和臣子自己都是不利的。不仅如此，在《原君》的后半部分中作者提到了刘准与明毅宗，提出争夺产业的行为同样害其子孙。可以说作者很巧妙的站在了统治阶级的角度上，但他是头脑冷静的对自己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专制可能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结论，从而坚定了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主张。这种论证方法的好处就在于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全面客观，同时容易被一些已经习惯于君主专制的人们接受，从而使论点更加有力。 否定了君主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就更要批判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彻底摧毁它所依靠的精神支柱。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适应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南宋时的程朱理学为推行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面对这些流毒无穷的学说，黄宗羲一概持否定态度，但是他欣赏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推崇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此是“圣人之言”，肯定武王伐纣的行为，对“君权神授”和理学中所宣扬的等级观念进行批驳，再次坚定了他的思想立场。在《原臣》中，他又针对“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发起激烈攻击，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臣非君之仆妾，臣与君“名异而实同”，从而彻底颠覆为人臣者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为臣态度——“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此外，黄宗羲还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君主专制不符合当前国情，并提出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说明他主张通过天下分治以分割
第4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课标要求：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说明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及影响。难点：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背景、影响及其评价。知识结构：一、李贽的离经叛道 1、历史背景（明朝后期）：①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②政治上：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严重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理学仍占统治地位 2、生平及代表作品：《焚书》《藏书》等、 1527-1602，明朝后期反封建专制启蒙运动的先驱，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自称“异端” ，一生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永不妥协，晚年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3、主要思想：①否定孔孟及儒学的权威性③强调人正常的私欲（反权威）（尊人性）②批判程朱理学的虚伪性④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反正统）（倡个性）（八股取士） 4、评价：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②将矛头对准封建正统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是明清时期反封建专制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二、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1、背景和经历（明末清初）：①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并缓慢发展②政治上：社会动荡，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日益深化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文字狱），自然科学有一定发展，西学东渐④生活经历：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 2、思想主张及其影响、代表作品：黄宗羲主要思想具体主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①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②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的民主思想；③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其他思想代表作品具体影响共同影响“工商皆本” 《明夷待访录》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产生一定影响区分“亡国”与“亡天下” 朴素辩证法思想（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开一代脚踏实地学风；对近代民权有启蒙影响《周易外传》《读通鉴论》、（《船山遗书》）影响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顾炎武经世致用①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②学以致用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①世界是物质的；②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变化有规律；③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①批判地继承儒学，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②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进步性；③影响了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 A 小结：一大时期（明清时期）一股思潮（反封建民主思潮）四位人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B 比较：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的异同②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③思想都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④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同：①反封建专制；异：①黄宗羲政治上激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的民主思想；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 。②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主张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③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气理相依” ，认识来源于实践；有朴素辨证法思想。并具Ｃ分析：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是怎样从不同角度批判理学的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实学，批判理学空谈。王夫之通过气和理的关系，论述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通过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形而上学观点。 D 分析：对三大思想家的评价①继承晚明进步思想，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重视工商业，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②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经世”爱国的优良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③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掀起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思想解放的潮流。④冲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但未提出新的社会制度，未能动摇封建统治基础。 E 思考：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波澜壮阔的景象①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极为薄弱，使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②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③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早期民主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史料及解析】黄宗羲的“学校”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黄宗羲的“学校”思想作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变动时期，影响其思想的时代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统治的“变态化”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已发展至末期，弊端尽现，而统治者为维护其地位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导致“封建统治已经逸出了常规”，形成“变态化”的畸形状态。 具体表现为自明初罢相以来，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行极端的君主独裁专制，君臣、君民关系高度紧张。这种“变态化”的统治衍生出许多恶果，如任意诛杀大臣导致明代朝臣一度所剩无几，形成统治中枢的瘫痪；又如宦官专权，阉党把持朝政，残酷迫害正直人士，使明王朝更加分崩离析，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 2．东林书院的影响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四方学者闻风来会，评议朝政，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被称之为东林党。 “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矢志“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在明后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就是东林党中的著名人物，黄宗羲十四岁时随父在京，深受其父及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影响。因此，黄宗羲所设计的“学校”与东林书院的实践不无关系。 3．抗清斗争的经验教训 清兵入关后，黄宗羲在家乡组织了“世忠营”，旨在抗清复明，但却同时受到两方的打压：一面是清政府的镇压追捕，一面是被阉党、军阀把持的南明小朝廷的排斥压制。 这种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使黄宗羲力不从心，对现实心灰意冷，于1653年基本上停止了抗清的武装斗争，转而从事著书立说。 斗争的经验使黄宗羲对明代的腐朽黑暗痛心疾首，进而开始了对以明代为典型的失范了的封建制度的反思和改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已经学过了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在监狱学又开始学习了这门课程，很多人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都有误区，如：“过时论”、“无用论”，认为马克地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结构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那时代的变化，因而都认为已经过时无用，其实则不然。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年代的还有鲍德里亚：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他再197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媒介的挽歌》（的文章，抨击马克思的所谓经济还原论或“生产力论”，开始发展他的媒介理论的。还有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这些看来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名人”。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其中具代表性的是作为自然科学重大成就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 而根据老师的上课所说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有以下几点：第一，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历史条件。关于经济的不免会出现财富的增加，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他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产生的经济时代背景。还有就是经济全球化，当时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能够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只有在当今时代再更深一步的研究马克思，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分析。 第二，新技术的出现：这算是马克思哲学产生的科学背景，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前提，从19世纪开始，新技术已经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到整理材料的科学，天体演化学、胚胎学、生理学、有机化学的产生使得新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在这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中，细胞学说的创立，能量守衡定律的发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问世，具有特别重要的划时代意义。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的这些成就，为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观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三，社会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历史条件。早工业革命兴起。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发展，也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机器迅速增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快，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发展，既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确立和巩固，也使这种制度开始显示出它所固有的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不仅表现为生产技术发生了飞跃，而且表现为以机器大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代替了封建社会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推动了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开始发展、激化，周期性地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这促使人们全面思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周期性的经济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基于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在这批启蒙思想家中，与法律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和唐甄，而以黄宗羲最为突出。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黄遵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后被宦官杀害。黄宗羲知识渊博，既是思想家又是史学家，对数学、天文、地理等也很有研究。他的著作很多，不下数十种，主要有《南雷文定》、《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明夷待访录》不但是他，也是当时所有启蒙思想家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学术界曾将其与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同类著作相提并论。但《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2年（一说1663年），比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1762年）要早几十年或上百年，比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更要早得多，比洛克的《政府论》(1690年）也早二十多年。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法律思想是当时启蒙思想家法律思想的集中表现。 （一）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 黄宗羲认为政治之所以腐败，人民之所以受难，最大的祸根就是专制君主。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里指的不
是君主个人的好坏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在他看来，“人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并没有君主。但到后来，各人只顾各人，天下有“公利”无人去兴，有“公害”无人去除。为了兴“公利”、除“公害”，于是才产生“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君主。他认为唐、虞、三代（夏、商、周）的君主就是这样。 黄宗羲肯定三代以上的君主，正是为了否定三代以下的君主。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是兴公利、除公害，反而“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所以黄宗羲所否定的，是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 三代以前与三代以后的君主有这样大的差别，关键就在于三代以前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后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这样一来，人们为了争当君主，便使得天下不能安宁。在其未当上君主以前，不惜“涂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在其当上君主以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黄宗羲还对三代以前和三代以后人民对待君主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他提出了一个包含有君臣平等意义的新命题，即“臣
每一个作品的产生都是作者在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下，根据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创作出来的。换言之，每一个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上时代和社会的烙印。那么，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应该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吗？ 有人认为解读文本应依附于文本本身，认为结合背景资料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反效果，影响对文本的深刻感受；有人认为对文本的解读离不开背景资料，抛开特殊的写作背景来解读文本根本无法理解作者的本意，从而会影响对文本的准确把握。 我认为，既然我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准确、深刻地感知和把握文本，那么，我们为何不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依据文本，结合背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以《背影》为例。 依据文本，通过对首尾两段的解读和对文中“背影”描写的分析，我们能够对文本有初步的把握。首段中“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余年了”中的“不”字提醒我们：“不相见”不是“没有见”，说明这是主体的主观行为，而不是客观结果。是不愿见？还是不能见？为什么呢？结合末段“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我们会发现叙事主体发生变化，这说明先是父亲不见“我”，再是“我”不见父亲。为什么呢？“他终于忘记了我的不好”——因为“我”不好，因为“我”做错事了，父亲长年不愿见我，直到他觉得自己“大约大去之日不远”的时候，才给“我”写了一封信。父亲只是“惟膀子疼痛厉害”却说“大约大去之日不远”了呢？在这矛盾的表达中，身为儿子的朱自清
最明了：这是老父亲想儿子了，想孙子了。看着老父亲深情款款的信，朱自清想起了曾经的种种，想起了父亲对自己种种的好，想起了父亲为自己买橘子时的可爱可亲的背影。那背影，肥胖、蹒跚，“我”感受到了父亲的爱，深沉、不易。 解读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了。但我们的阅读教学力求深刻，仔细一想，还有疑问：文中写道“我的泪很快流出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我的眼泪又来了”“在晶莹的泪光中”，“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二十岁的大男人何以动辄流泪？而且前文“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何以作者的情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就因为送了一些小小的橘子 吗？这个时候，继续挖掘文本就有些难度了。 查阅资料就可以发现，朱自清和父亲长年都有矛盾。从朱父私领朱自清的工资到包办婚姻；从朱自清私改姓名到携妻儿搬出家门，种种矛盾使得父子几乎断绝关系。然血终究浓于水，当年迈的父亲主动去信，虽不言思念却满含思念之情，身为儿子的朱自清怎能不为之动容？眼前怎能不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不浮现出父亲曾经的种种？ 朱父纵有千般不好，对儿子的好恐怕难以计数，那么，朱自清为什么唯独写买橘子？再查阅资料，才明白，朱自清先生的老家扬州有一个习俗“走大局”。在扬州话里，运气叫做“局气”，走运叫做“走局”，橘子的“橘”和局气的“局”谐音，所以赠人橘子，就含有把美好的运气带给他人的美好寓意。朱父此时也是用心良苦呀，要知道，此时的他可是面临着丧母失业的双重困境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但劝慰“我”“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还不怕
2010年第9期N o.9,2010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IANG S OCI AL SCIENCES 2010年9月 S ep.,2010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 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 刘华安 内容提要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 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 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关键词 黄宗羲 君主政治 协同治理 作者刘华安,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副研究员。(宁波 315012) 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杰出的学术成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反思中国封建社会何以会 天崩地解的原因时,他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见解和理论学说,特别是在君主治理理论上彻底否定了 君天下的传统专制政治思想,提出了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观念,并以这个思想为出发点,设计了一套君主政治的治理制度,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推进到新民本主义的阶段。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能实现从传统民本主义向新民本主义转型升级,是以君臣协同治理观念作为批判和改革君主政治模式突破口的。他正是以其社会协同治理的政论新见,来深刻揭露 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不正当性,并从朝政、取士、法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构想其认为合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新民本主义的理论学说。本文就君主制下黄宗羲的君主政治的社会协同治理思想作一探讨,以期对进一步研讨黄宗羲政治思想能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 从当代社会政治学说的意义上说,所谓协同治理,首先是决策权不应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所霸占,而应当属于所有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伙伴;其次是协同治理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利益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得到调和,并产生合作,最终建构集体决策的合法性;再次是协同治理的实现,既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又要求治理主体权力边界的清晰。协同治理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当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产物,社会协同治理是当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诉求。 显然,在黄宗羲以前及其所处时代的人们政治观念中,是不可能产生上述意义上的 协同治理思想的,在黄宗羲的政治学说中也没有提出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提纲） 提纲：1.黄宗羲思想产生的背景 (1)明清时期，沿海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2)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和社会矛盾空前恶化,黄的思想有和传统民本思想不同 地方是黄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指出君主的绝对权力是一切伤害百姓的根源，主 张废除专制，建立平等的人权，这同西方的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有相近之处，而中 国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为百姓作事作个好官就是目的了，这将直接导致官僚体 制的加强和膨胀，而要求官僚本身提高道德修养来更好的为民作主更是空想。道 德治国是这种思想的直接说明。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实施和作为治国的理念，治 标不治本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权力监督机制，国家官僚腐败是必然的,人民也不 能真正获得民主权力而改善地位 2.黄宗羲的主要政治主张 (1)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已矣”和“君为天下之大害” (2)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 (3)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4)批判旧儒学的封建“君为臣纲”的思想 3.黄宗羲思想与伏尔泰思想的简单对比 伏尔泰思想 (1)强调天赋人权，大胆揭露旧制度的弊端。 (2)宣扬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批判天主教会和专制制度，反对等级 (3)特权和不平等现象。 (4)他还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 4.黄宗羲思想的评价、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1)他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他的主张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封建制度 的衰落。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 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韬黄宗羲是一个拓荒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瑰宝。 黄宗羲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非君的民本思想。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君主的个人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原君》篇）是否以民为本也是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裁决。也就是“由于民本的治政全靠君主的仁德，所以古来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君主的思想，权能只在君主方面。更尖锐的说，民本思想是君主方面为了柔和地 维持其专制政治并使之再生的一种安全阀的思想。”（[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5 P259）而黄宗羲反对这种“民本”，他提倡的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黄宗羲继承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但他却更进一步，他将“天下”与“君王”分开，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11 月出版《原君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M〕·北京:中华书局, 1981）在君主与天下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他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君》篇）由此可以看出。黄宗羲心目中的国家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主应该为天下服务，为天下操劳，而不是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巧取豪夺。黄宗羲将千百年来一直占据社会历史舞
题目：黄宗羲的民本思想 姓名：吴婷婷 院系：西葡语系 学号：140470113 班级：2014级1班
黄宗羲(1610 年—695)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理论家。他在清代前期与孙奇逢、李颙齐名, 并称“国初三大儒”, 自清末以来,则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 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 可见他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地位之重要。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 黄宗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和意义。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中, 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 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从揭示君主的起源入手, 黄宗羲指出君主的职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秦后君主背离了这一初衷;在此基础上, 他指出现存的君臣关系从同为天下服务的同事关系异化为主仆关系, 并为改变这种关系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方案。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使君主的权威遭到了打击, 并且直指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三纲”, 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 他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 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民本思想基本内容 黄宗羲的“君客民主”观点,是他民本思想基本内容,也是他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民本思想一直居于主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所谓民本,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即以民为国之本,并以民众为执政施治的基础。以民众为本,政权才能巩固,天下才能太平,失去民心,政权就会丧失。黄宗羲为维护封建统治,主张封建君主、官吏在治国中应该以民为本。他 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 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就是说,谁是社会的主体。这是根本的问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深刻阐述了这个思想, 对君民、君臣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这就是谁是社会主体,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谁 为主,谁为客的问题。他明确地提出“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为 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作为君主,必须“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 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今也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对于“为”与“被为”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君主只能“为天下(人民)”,不能使天下“为君主”。这里的“天下”是指“兆人万姓”的人民。“天下为主”也就是以人民为主,君主仅仅是为民众服务的公仆,从而肯定了民众的主体地位。
[内容提要] 本文从《明夷待访录》入手，重新审视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其产生的背景，深入分析其自身特征，并对近年来出现的对黄政法思想“新民本”的定位做出评价，旨在论证其与传统民本间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本人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可定位为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基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而非指传统民本可以自发地发展为近代民主思想，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 [关键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过渡形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古藏室史臣、双瀑院主持、改斋等，学者多称其梨洲。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潽人，于顾炎武、王夫之同成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与孙夏峰、李二曲并称为“国初三大儒” 世人对黄宗羲多有赞扬之辞。蔡元培曾言：“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梭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陈天华将黄的地位抬得更高：“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实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著的书有一种叫《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的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孙中山亦曾将此书作为鼓励民众反清情绪、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并将之赠送给日本友人。 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文人陶望龄曾将时局形象地比为“漏舟泛江湖”。黄宗羲一生著作颇多，其所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便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言以及乡人遗著），有十余种，一千余卷，一千万字以上。……另一类是黄宗羲亲自撰写的著作，又一百余种，三百余卷，字数在三百万字以上。”其政治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 《明夷待访录》写作始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完稿于1662年（康熙元年）。今本注原君、原臣等二十一篇。近年又有黄遗著新发现，如“文质”、“封建”等两篇。百年来，围绕此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清一代将之列为禁书，当今学界多对其褒扬有加，典型的如侯外庐先生直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 明清之际的政治法律思想，尤其是黄宗羲的政治法律倾向向来是学界谈论的焦点。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大体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仍属传统民本思想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已经超越传统民本的界限，而归于民主思想行列。第三种——同时也是本人所持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界于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之间，属于两者间的一种过渡。接下来，本人试透过黄的饱受争议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所谓重新审视是指本人认为黄的这种“过渡形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这种交叉十分模糊以至于不管哪种单独将之归类的做法都没有十足充分的依据。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定位有“新民本”之说，本人认为这种界定应作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是“民本”，即使是有了“新”的因素，其本质上还是应当归入传统民本思想的行列——其提法本身就有类似“白马非马”的哲学诡辩的嫌疑，从而使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们在不得不论证黄的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近代型或称先进性的部分时陷入不可避免的前后矛盾的困境。朱义禄先生在其所著《黄宗羲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文化的角度对黄的思想作出了多方位的探讨，在坚持黄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先进性的同时，又可观地评价了黄身上所具有的不可磨灭传统、保守的印迹，而最
1公共管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现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建构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开的，在“二分”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达成既定目标。有关政治、政策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是科学的问题，可以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忠实和有效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则。公共员系统依据这些组织原则运作，剔除任何个人感情因素，像驴一样受赏罚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赖以立足的二大理论基础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2、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实践中正在遭受日益广泛的抨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的抨击。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的没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经济理论的变革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所承担的管理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日益扩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公共选择理论异军突起。公共选择理论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领域，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研究政府官僚系统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知识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竞争。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使那些对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反应迟钝或不愿作出反应的政府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论文关键词］黄宗羲；民本思想；卢梭；民主思想；现实意义［论文内容摘要］民主政治观念产生于15、16世纪的西欧，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而运用的一种思想武器，进而演变成西欧各国的一种治国思潮。本文选取中国民本思想的代表黄宗羲与法国民主思想的代表卢梭来作比较，力求通过对比两者思想的差异性分析出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借鉴意义。一、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卢梭民主思想共性的比较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作为一种超越儒家传统文化的新型民本思想，与卢梭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具有很多共性，其相似之处有： 1.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相似。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君主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中出现，人们日益要求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各种思想讨论异常活跃，这种情形与卢梭所处的18世纪的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8世纪大革命前的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到了消亡的地步，整个社会处于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社会变革期，思想界也是非常活跃，因此二者的思想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制度即将诞生以及学术讨论非常活跃的时期产生的。 2.思想的内容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在论述国家权力的起源时都设想有一个自然状态，认为在这个自然状态中的人都是有私利的，而且是平等自由的。其次，二者都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君权民授”的理论。黄宗羲在《原君》中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对君主权力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卢梭也极力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要为了他们的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①他以“主权在民说”取代“主权在君论”。第三，二者都崇尚法治，黄宗羲反对儒家学说中的人治观点，他认为现在的法乃“一家之法”，这种法是以维护君主的利益为前提的，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他主张应该建立“天下之法”，这是他法治思想最先进的地方。卢梭也是极力主张法治的，他认为人民主权具体体现为“公意”，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而法律又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因此，要遵循人民主权的原则就必须实行法治。二、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卢梭民主思想的差异性比较尽管黄宗羲和卢梭在政治思想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不能把二者相提并论，黄宗羲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贡献是一块“敲门砖”，而卢梭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贡献就如同一块“试金石”，二者在民主思想的内容、影响等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差异。 1.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程度不同。黄宗羲和卢梭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时，深刻程度上黄宗羲不及卢梭。黄宗羲批判否定的仅仅是个别残暴的“恶”君，即把权力只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的封建专制君主；推翻的也仅仅是“恶”的政治，即封建君主专制，他崇尚“善”君，也就是肯分权给臣民的君主，他对君主制度还抱有幻想，因此，黄宗羲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但不否定君主制；卢梭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是很彻底的，他不仅批判一切封建君主，而且否定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制度。卢梭指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国家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国王一人手中，而这个权力永远是为国王一人的利益服务，而并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都不能够抗拒国王”②。 [!--empirenews.page--] 2.所推崇的政体不同。正是由于黄宗羲和卢梭批判封建君主制制度的程度不同，也导致了二者所推崇的政体也产生了差别。黄宗羲不否定封建制度本身，主张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一系列的修补，以改变现状，因此他推崇的仍然是封建君主制度，即“善”的君主制，黄宗羲主张仍然实行君主制度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分权观念的提出已经是向近代民主迈出了一大步，是值得肯定的。卢梭极力反对封建君主制和贵族制，主张建立民主制，但他认为最理想的民主制就是古希腊雅典城邦那样的直接民主制，他认为人民的主权既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分割，而只能由人民自己行使自己的权利。显然，卢梭的直接民主制是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对现代国家来说，是具有不可操作性的。 3.对“民主”内容的阐释不同。黄宗羲虽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但他缺乏“主权在民”的观念，不像卢梭直接打出“主权在民”的鲜明旗帜。黄宗羲并不认为天下所有的人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力，而只
浅论黄宗羲《原法》篇思想 摘要：《原法》是《明夷待访录》中重要的一篇，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在黄宗羲所处的动荡、变革的时代，他凭借自己的睿智提出了一系列超前的法律主张。他认为应树立“天下之法”，同时指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最终认为要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黄宗羲关于法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我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形成，对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原法背景意义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黄宗羲一生著作颇丰，重要的有《孟子师说》、《金水经》、还编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除此之外还有《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对三代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构想。该书分为十三个专题，本文只对《原法》篇进行简单剖析，以加深对其法律思想的了解。 一、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黄宗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进而形成“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局面，围绕这一核心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天下之法 黄宗羲在《原法》开篇就写到：“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接下来他自己给出了原因——“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了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了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①。 从这可以看出，黄宗羲认为三代以上的法是从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制定的，其实这里的“法”已经不仅仅是法律，还包括国家制度和各种政令和国家设施。这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是“天下之法”，是真正的法。 （二）“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黄宗羲通过对比认为三代以上的法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三代以下的法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为了君主一人利益，因此三代以下的法是“一家之法”。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鍶鍶然，日唯筐箧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②。后代的法为君主一个人服务，全然不顾百姓的利益，这样的法就不能称作“法”，是“非法之法”。 黄宗羲把法律分为“天下之法”和“一家之法”两类，二者的根本区别是法律是为“天下”还是“一家”服务。他明确指出，后代的法是维护封建君主的私利，没有天下之心。批判三代以后的统治者立法目的在于为自己利益、掠夺天下之财，丝毫没有为天下人的观念。（三）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笱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不无不行之意； ①[明]黄宗羲著.段志强译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华书局.2011.第21页. ②[明]黄宗羲著.段志强译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华书局.2011.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