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家思想的理解
1法家背景介绍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在东周末年，随着“礼乐制度”的彻底崩溃，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大家不断的对现实不断的探索，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求社会的再次安宁。于是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而法家则提出以刑法治理天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却一直处在被批判的境地。
2法家发展历史
法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管仲（实编制查户口实行军管），但是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这让法家的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和发展，是法家的思想进入了空前的阶段，《韩非子》一书更是法家的典范。
3.法家的主张
3.1法
3.3.1明法去私
法的作用就是在公平的原则下，依照客观的标准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维护处理的公平性，就必须除去人因为身的自私自利而造成失去公利的行为。因而要培养臣民的先公利后私利的观念，有守法精神才会有法治的效果。
3.3.1.1明定公私的区别
国家的法令制度规定的就是臣民必须要奉行或禁止的，这是人主公开执行的国家规条。要做那些合乎个人私利的事，如对朋友讲义气等狭义的信条，不惟国家的禁止而节制，不因为国家的赏赐而劝勉的，这是私人的信条。君臣居心不同：国君使用心计来控制臣子，臣子使用心计来侍奉国君。由于利益的不同，出自的目的也不同，因而英明的君主不会因为自己的“私”来伤害臣子的“公”。若君主因为自己的“私”伤到臣子的“公”，臣子就不会依附与他，不会为他效力，国家就会衰弱甚至灭亡。所以，要强调君主应当明定法禁，来规范臣子的行为。
3.3.1.2奉公守法可以使国家强盛
一个国家要强盛就必须要求全体人民奉公守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要坚持公利和私利之间的差别，这就是人们守法的根本前提，然后坚持以公利为先。这样才能全民一心，这样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能使国家兴盛。
3.1.2制定法律：
3.1.2.1法应该开诚布公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因而要百姓守法首先就是要他们知法，只有先知法，才能守法。因此，贤明的君主谈到法令就应当连境内最卑贱的小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的。所谓的“罪刑法定主义”，就是要根据成文公布的法律才能判定某种罪，该受到某种惩罚。
3.1.2.2法应当详尽明白
法令倘若太简省，那么人们就各持一词，相互争讼，所以明主的法令一定要详尽地例举事例，要做到必要的详尽，有关何种情况，将如何解决都必须记载清楚，这样百姓有所遵循，官吏执掌法令约束人民，维护治安就容易多了。
3.1.2.3法要因时制宜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治理人民没有一定不变的准则，只有法才是治理的准绳。法令要随着时代演变转化修理，才能治理得好，政治措施要与时代相宜，才能出功效。时代转移而法令变更的一定混乱；智巧多端的人众多而法令没有改变的一定削弱。因而圣人治理人民，法令跟着时代更换，禁约随着人们的智力多端而改变。
3.1.2.4法应当统一固定
喜欢凭个人的私智改变法制，时常用个人的私情扰乱公道，法令禁约随意改变，号令不停的改变，这就是走向灭亡的征象。《韩非子*王征》一旦法令修正后，就不好无故经常改变，因为法令是全国奉行的准则，就必须统一固定，百姓才好理解，可以遵行无碍。（统一固定与前面的顺应势市而改变不矛盾，只是先后顺序而已）
3.1.2.5法应当易知易行
国君要凭一定的标准来用人行政，立法能顺及臣民易于理解易于实践，便可以使上下关系和谐，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不能苛刻。一旦苛刻就会造成百姓与臣子都很难实行，这样臣子的辛劳就得不到君主的安抚，君主就不能分清小人与君子，就会造成像秦始皇一样的暴政。
3.1.3实施法律
3.1.3.1法是一切行动的准则
英明的君主要求他的群臣，不能在法令范围之外，凭个人的私意随意加罪；不能在法令范围之外，凭个人的私意随意赏赐。一切施赏行罚，没有不照法令去做的。严格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屏弃私情的；严格的刑罚，是用来贯彻法令惩戒臣下的。这样一切行为有了准则，治理就有了准绳。社会就会明朗。
3.1.3.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处罚犯过错的人，即使权贵大臣也不能避嫌；赏赐行善事的人，即使是平凡的个人也不忽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人人自率，人人守法。“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强调的正是法的平等精神。这样执行不仅仅让国家稳定，晋文公就是这样称霸的。
3.1.3.3法的普遍性与绝对性
冀望百姓能受我的德化，在国境之内找不到十个人；用法律约束他们不敢为非作歹，那就可以是全国人号令统一；处理政事的人，要运用一套对多数人有效的办法，而不是只对少数人有效的办法。因而要讲究发的普遍性与绝对性。
3.1.3.4厚赏重罚
大凡赏罚有必然的作用，那就是奖劝赏功和禁止奸行。赏赐优厚，百姓便急切得到自己想建立的功业：刑罚严重，百姓就会急切节制自己的奸行。所谓轻刑，是让人在犯罪时的处罚轻，这样不能达到劝戒的目的，因为在大利面前小的代价是没有意义的。
3.1.3.5赏罚有信罚比赏有用
大凡法律规定的赏罚要做到位，做到赏罚分明，对于规定的赏赐一分不少，对于规定的处罚也不能因为不忍心或者其他的原因不罚或少罚。
3.1.3.6毁誉应与法令一致
君主贯彻法令上的惩罚，私下对于各种人士推尊和贬抑，一定要与赏罚一致。如果法令上该赏的，却加以贬抑，该罚的却加以推崇，法令就不能贯彻了。
3.1.4教育法律
3.1.
4.1人民惧怕威权服从法令
没有一个人是不害怕权威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受到惩罚，君主掌握权力，掌握处罚的条例，因而因为惧怕威权就要服从法令。
3.1.
4.2爱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有偏激的行为要请老师教诲；有严重的疾病要请医生诊治。父母光有爱心是不行的。因而论及治国也不能全靠爱心。换句话说：是要很客观很理智地用法治国。因为所谓的“仁”和“暴”就是在感情的层面下产生的。
3.1.
4.3以法令禁止人民为非作歹
法家有严密的完善的制度，是人民不能犯法，不敢犯法。借法来培养人的道德，方法是加强戒备。使人无法犯法，一旦犯法从严处理，使人们不敢犯法。确信法的效用普遍而绝对。比如说整顿脏乱，预期呼吁公德心，不如加强警戒，严厉取缔来得有价值。
3.2术
术是暗藏胸中的机智，可以私下监督臣下，所以越是高深越好。国君必须能用术驾御百官，然后监督百官治理百姓，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杜防大臣营私舞弊，进而监督群臣尽忠职守，使他们真正的为国家福利，提高行政效率。
3.2.1术的特征
3.2.1.1治国要有术
一个国家的治理一定要有“术”。光靠法术是不能的，因为君主和臣子的利益是不同的，这样就会有臣子蒙骗君主，阿谀君主，这样就会使君主做出错误的判断。因而君主要用术来控制臣子的真实性
3.2.1.2运用方术要隐秘难测
方术是用来暗中控制臣子的一种可靠的方式，这就要求其隐蔽和难以推测，否则不但失去了窥探的效果，有可能还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君臣的不和谐，得到的结果是欺骗的等等，因此要注意方术的隐秘性和难测性。
3.2.2无为是用术的总原则
3.2.2.1守法责成
法是全国奉行的规则，用术也要守法，那样才会有依循。国君守定法制，督责臣子治理百姓。要求臣子达到规定的功效，这是法家的“无为”。守定法制，掌握重点，那么细常自张，可以安逸地静侯成果，这就是术的最高境界。
3.2.2.2以一御万
君主不能躬亲琐细的事情，因为君王要把时间放在选任官吏上，他只要安排臣子分层负责，他只要督促首要负责人物就行了。要责成臣子分层负责。即使是军事，也不必自己亲自作战。
3.2.2.3虚静无为
君主只要掌握权柄就行了，虚静无为。倘若国君刻意表露，却被臣子看出弱点，就会虚咋掩饰蒙骗君主做违法的事，国家就乱了。
3.2.2.4依凭法度
君主的智慧有限，不能穷尽天下的事物，而且臣子惯于窥测君主的意向，诡诈掩饰，所以最好能掌握重要的法则，奉行一定的法度，运用考核方术，让臣僚安分守己，克尽职守。
3.2.2.5一个人的德化有限
法家认为德化的能力是有限的，速率也很慢，还不如用刑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整齐人们的步伐，舜虽然能在三年解决三地的耕田、打渔、制作陶器三件大事，但是速率相对于法家的做法来说还是很慢的。
3.2.2.6要委任重要的人员去治理众人
使用因物治物、因人治人的分层负责的方术，以及以天下为网罗的法术并用的严密统御术，分层负责，国君只要责成重要人员；有严密的制度，国君就可以无为而天下却在其掌握之中。
3.2.2.7君主安享成功，臣下竭智劳虑
君主做事是不需要事必躬亲的，坐享其成是一个明智君王的最佳选择。让自己的臣子竭尽全力为自己办事是一个明智君王所要达到的目标。要臣子为了自己创造价值而自己只要对他们实行合理的评价和给予合理的赏罚就可以了。
3.2.2.8集结众人才智，收揽总成果
集结所有大臣的才智使他为自己创造最大的价值，让他们忙绿。而作为君主只要收揽众人的成果并给予相对低价值的奖赏就能成功的使用他们。而这些成就也将会成就君主的英明，使自己流芳百世。
3.2.2.9把自己隐藏起来，只有无为可以窥探臣子的实情
由于君臣的利益不同，臣子往往窥探君主的心意，竭力迎合，以便利路畅通，因而国君不要轻易有所作为，不要随便表露自己的好恶欲望，那么臣子就无从窥探，便会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了。
3.2.2.10一鸣惊人也是术的手段
做国君的人要想成就事业，必须深沉静默，多加观察，不轻易表露自己却能调查臣下的隐情，在结合自己静默所得，便可以雷厉风行，有一番大革新了。否则不成熟的革新不是被否定就是遭到空前的灾难。
3.2.3二柄的赏析
3.2.3.1赏罚的权柄不能给臣下夺走
君主控制臣下最重的方式就是对臣子进行赏罚，因为军臣的利益有所不同。君主能够控制臣子的方式就是控制他的利益。用利益控制他们，达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是君主是君主存在的价值，若赏罚的权柄被臣子夺走，亡国就将不远。
3.2.3.2援用形术名来行使赏罚
法是一国行事的标准，赏罚就成为了一种统一的标准。但是赏罚也是臣子的追求，为了防止大臣对君王的蒙骗，就必须依靠“势”，和“术”来控制大臣的行为，使大臣的功过真实化，使君王的赏罚正当化。强调“形”和“名”的统一，就是要大臣各行其职，不越权，不渎职。
3.2.3.3不轻易表露欲望以免误用赏罚
作为一个圣明的君王，不应该轻易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因为一些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君王的利益而达到获得奖赏。同时，一些大臣为了君主的爱好而不惜诬陷大臣，使得一些忠臣受到迫害。因而君主不能轻易地表露自己的欲望一面误用赏罚。
3.2.4循名而实
3.2.
4.1参合名实，审查细验
对于大臣的考察首要问题就是要考察他们是否各司其职，又将他们的职位与贡献相联系起来，强调他们职位与功绩的相统一。对于那些不在己位的却在他方面有功绩的人也要加以限制，防止他们专权以及越权，从而导致的动乱。
3.2.
4.2发言与沉默不发言都要加以督责
发言易混淆视听，不发言者易隐瞒事实，因而对于发言的要求其保证真实性或者说有极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知情却不发言者要严惩，要求他们不得隐瞒事实的真相，防止自己的决策的失误。因而他们无论是否发言都要他们去承担发言是否的的后果。
3.2.
4.3循名实因参验可以使臣奉公守法
君主不审合法术之士才会被害，贤惠将会被排斥。循名实因参验可以使臣奉公守法。法术之人为什么会被迫害，贤惠之人为什么会遭到排斥就是因为君主的不审核，因为法术者总是考虑国家的安定与发展，贤惠之人总是看到的是大是大非，他们不会去因为君主的一是利益而放弃国家的利益，因而君主就会远离他，小人就陷害他。所以君主要审核利益，法术者与贤惠人才会免遭涂炭。
3.2.
4.4逻辑理论敌不过事实
逻辑理论是建立在以往的事情的基础上的，新的情况就当有新的解决方式。因而事实发展的态势才是事情解决的参考方式。事情的真实性比逻辑的理论更加能够说明问题。无论哪一方面的发展都要求以事实说话，遵循前世的理论是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
3.2.5听言的方术
3.2.5.1无为和参任并用
对于大臣的进言自己不能去亲自实行，而是要他们根据自己的言论去实行，去达到言论的效果，自己只要无为等待最后的结果就行。同时要求他们的言论与自己的职位相匹配，要求他们不越权，不越职位，以免其越权越职。
3.2.5.2由各方面参合比验冷静判断
对于大臣的言论不能一味的听从或否定，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比对，分辨是非冷静判断，是自己的决策正确化，不做错误的判断。尽量实现国家利益，君主利益与臣子利益的相和谐。
3.2.5.3多方面综合观察
对于大臣的言论要综合大臣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考察他们实施言论后会得到哪些方面的利益，是否会与国家的利益相冲突，与自己的利益相冲突，防止他们的言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危害到其他方面的利益。
3.2.5.4督责言论综合观察
臣子的言论总是要实现某种利益的，因而要全方位的考虑言论的真实性和价值作用，要运用言论的正向价值同时也要否定其负面的价值，使利益的最合理。对于有益的言论要进行表扬，对于不利的言论要加以制止。
3.2.5.5要求臣子言论不要过多的修饰，直接为宜
大臣言论不要过多的修饰，因为在修饰的过程中难免失真，而且经过修饰的言论使得君主的理解加大了困难，因而要求臣子的言论要以直接为好，这样君主更加明白言论的价值性，更加容易决策。
3.2.6.用人的方术
3.2.6.1用术选择官吏
选择官吏仅仅只是靠明摆的事实功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表面的功绩使可以作假的。因而在实行功绩的考核时，还要坚持运用术，防止大臣对功绩这方面弄虚作假。同时还要考虑其做人的品德等除功绩以外的各个方面。做到职位和臣子相协调。
3.2.6.2用舍自如
对于大臣的升降与使用与否根据律法规定用舍自如，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而对大臣做一个不公平的抉择。不能因为一些方面的顾及而影响大臣的升调。要做到用舍自如就要坚持法律是唯一的标准，做到不徇私情。
3.2.6.3因材器使
在决定大臣的职位时，要根据大臣的不同能力安排特定的职位，不要颠倒他们的才气，使他们无才可使。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才能使他为君主实现最大的价值，创造最大的利益。
3.2.6.4专任分职
一个大臣的行为就要与所在的职位相统一，相协调。要求他们不越权，不擅权，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不得议论不是自己职位上的事情，不得行使不是自己职位上的权利，更不能行不是自己权力的事情。
3.2.6.5循序升迁
对于大臣的升迁要按照一定的制度，不能随意的进行，加入不这样将会导致升迁者一朝得志就不可一世；未升迁者心寒，这样的话君主的权威就会面临挑战，这样就会出现投机倒把的事态，国家的秩序也将会因此而混乱。
3.2.7伺察之术
3.2.7.1故意让臣子摸不透君主的旨意
在窥探臣子的忠诚时，可以采取旨意的模糊态。这样一来臣子在选择利益时就会路出马脚。忠臣总是会选择国家的利益，而奸臣就会选择个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忠诚是否立马见影。
3.2.7.2掌握明确已知的事来探问臣子
通过暗地里了解到的事实，臣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了解事实真相且真相对大臣本身不利的事来反问臣子，听取他的回答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忠臣会直言以对，而奸臣就会隐瞒事情的真相，或者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
3.2.7.3颠倒言论来试探自己疑虑的事
对于自己疑惑的事情，可以颠倒自己事情的发展来试探臣子的想法，或者用自己的思想相反的以免第一臣子进行询问，来试探臣子的想法或者做法，从而使自己更加了解事态的发展，让大臣措手不及。
3.2.7.4提防臣子拿类似事情干扰自己
新的事态下发生的事情总是具有以前发生的事情的不同点，因而要提防大臣利用所谓的”成例”来干扰自己的判断。同时祖宗家法使一种最大的约束，要防止大臣来约束自己，使自己不能做出明智的抉择。
3.2.7.5该明察谁可能因为这件事获利
事情的发生总是存在利益的冲突的，因而当一件事情摆到君主的面前时，君主就要考虑事情发展到最后活力的一方是谁，是国家还是大臣。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决策正确性提高，加大自己的活力的机会。
3.3 势
3.3.1任势才能治国
3.3.1.1任用威势来行法用术
法和术的施行必然伤害到大臣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君主就必须依靠威势来控制大臣的行为。利用威势来统治臣子实现他们的贡献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才会是法和术的有效地贯彻。
3.3.1.2人民畏服威势
避开惩罚是人们的天性，因而人们畏惧君主的威势。因此君王要使用威势来控制臣民，使他们不违法，不乱法。对于臣民的违法事件要依法进行严惩，使他们畏法从而遵守法律，这样实行法治治理国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3.3.2威势必须由君主掌握
3.3.2.1君主要有威势才能生存
一个法律的施行，一个术的贯彻，就必须依靠威势作为前提，因为只有在威势的前提下，大臣才会选择听从你的指挥，才会行使你的命令，才会令行禁止。
3.3.2.2大臣太贵必易主位
大臣的权力太大必将危及君主对大臣和百姓的赏罚，势必会将会影响君主的决策的效应，使君主的威势受到损害或被夺去，这样君主必将易位。
3.3.2.3不能与大臣共用威权
威权是君主的象征，君主不能与大臣分享威权，只有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臣子一旦掌握威权，必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一些不利于国家君主的事情来。威权共享过大必将导致君主无权，这样君主离去位也将不远已。
3.3.2.4不能掌权等于亡国一样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权力的掌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权力被臣子夺走，那么君主将会被架空，君主就失去了发号施令的地位，就不能对大臣进行赏罚，这样臣子必将离弃他，这样一来与亡国有什么区别么？
3.3.3借用赏罚来巩固权势
3.3.3.1顺应人情来制定赏罚
赏罚的制定是为了满足臣子的利益，使其很好地为君主服务，因而赏罚不能违背人世常情，赏罚要顺应人情，只有这样才会加大臣子对利益的追求和有害事物的远离，这样才会使社会安定。
3.3.3.2对于不愿为国出力且可能危及安定的进行严惩
隐士、游侠等这些身份特殊的人既不愿为国家的发展出力的且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的，对于这些人一旦发现具有危及社会安定的行为或言论就一定要进行严惩。因为这些人不仅不遵守国家的法度，而且对国家的危害大于常人，因此应该严惩。
3.3.3.3赴汤蹈火是赏罚的功效
君主对大臣的赏罚的目的就是实现对大臣的最大使用化，使他们最大限度的为自己服务。因而君主对于赏罚的功效就是大臣可以为了自己而赴汤蹈火而无怨无悔。
3.3.3.4必罚明威
人不仅仅有趋利性，更重要的还有避害性，而且避害性更加突出。因此，君主的权威不仅仅来源于对待大臣的赏赐和给予，更重要是来自于惩罚。用对大臣的惩罚来体现自己的权威比以赏赐更来得有用，来得直接。
3.3.3.5不该慈慧乱了赏罚
君主的慈惠是一种提高臣子办事效率的方式，但是赏罚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本基础，不能因为君主一时的慈惠而乱了赏罚的次序，乱了赏罚的根本。坚持赏罚的根本才是治理的根本方法。
3.3.3.6赏罚得宜比近悦来得妥当
君主的赏罚得宜是长久治国的方略，短时间的近悦虽然能够解决眼前的部分问题，但是必将伤害国家的长久大计。英明的君主不会因为短暂的利益而伤害长久的效益。
3.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卫意，在乎君政，政之所为，在乎一道”。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并非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是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了名为法制实为人治的封建规章体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
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人治主体。
4法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主要与儒家的不同）
4.1末期代表及代表意义
儒家儒士; 法家谋士; 道家隐士; 墨家侠士
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
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
4.2法家面对现实，其他立足过去
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儒家、墨家、道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孔子喜欢援引古代权威周文王和周公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墨子与儒家争辩，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传说中比夏禹更古老的圣王。道家为能胜过儒家和墨家，请出伏曦、神农等三皇五帝比尧舜更早几百年。
法家是先秦各哲学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当今世界才能相应的改变世界。彻底放弃“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3对于选择主体
儒家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不考虑受众的代价别人无法接受，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他是不会针对某一特定场合，特定空间，特定人选的变化性。
法家强调对方的选择，对方的选择是决定的主体，能够让人接受且有用是法家唯一追求。
4.4百家谈中国人性解说
孔子（不谈人性）---
孟子（不要抽象地谈人性，不谈人的动性。人性向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可以为善，乃所谓善矣《孟子。告子》]人有四天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荀子（一分为二）---性（本性）自然属性{恶}，伪（人为）社会属性[后天]{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有道德{人性有恶，有善}--学习仁义礼乐都可以变成圣人
儒家共同点（人性是基础人的社会性是善人有两种可能性-向善，向恶）
不同点孟子向善的可能性大比如像水--柔性的，荀子防止做恶--比如成火--刚性的
荀子四大法宝：君权礼仪法度刑法以法治国
韩非----人性本恶
4.5礼制的价值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4.6儒家和法家对“任势”的不同看法
第一、儒家标榜“贤治”重在以身示教，以德化民，不采取强制的手段；法家认为的“势治”要求普遍而绝对地采取强制的手段去面对现实中的问题。
第二、儒家强调贤者来“任势”，法家提出“人设之势”（法术势并用）。只要能运用着套方术，“贤与不贤”就不再成为问题
4.7治理的效果—伪君子的产生
儒家德治是不想做坏事。但是由于若干条件的存在，要想人们不想做坏事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因为德治的起点是存放在一个十分高的地方，那么在此教育下就会产生大量的“等而下之”——产生了大量的伪君子。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时，原型就会显现出来。
法家刑法治理就是使人不敢做坏事。刑法治理的起点是存放在一个最为下方的地向高度，只要你违法就罚，有成就就奖励。这样来就没有高度，但是由于法律的条款一般前瞻性不强。因为条款的出现总是因为之前有类似事件发生，而且在一些法律管不到的地地方，治安一样会很混乱。换句话说，在法律管得到的地方大家都道貌岸然，在法律管不到的又是胡作非为----伪君子。
4.8对君主才德要求不同
儒家强调君主实行德治，这样一来，首先就要要求贤明的君主或者退一步说，要求有贤德的臣子掌握权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德育民”。而法家强调的是只要君主一般才能即可，因为他不要求很高的的才华和德操，因为他只要守住法制底线即可。而中国五千年的传承制度从总体上说是“嫡长子”制度，这样的选择下能够保证君主一定贤明么?因而用刑罚治理更加有现实意。
5.法家的作用
5.1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5.2“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5.3“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5.4强调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看法。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6.法家有其不足的地方
6.1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
6.2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
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而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1、孔子: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着重伦理道德教育。“仁学”就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也就是其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前提。1、“仁学”的内容: 1)、孝悌——仁学之血缘基础2)、“仁者爱人”3)、恭、宽、信、敏、惠4)、克己复礼为仁 2、“克己复礼”——孔子的救世“良方” 1)、礼制文化2)、礼与仁3、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想人格4、“仁学”现代价值之思考:1)、积极的入世之主体精神。2)、自觉的道德自律意识。3)、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4)、恭敬与尊重的礼仪文明导向。2、孟子的“仁政”思想: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仁政主张与“民贵”“君轻”的思想,发挥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性善论的伦理观,2、孟子的仁政学说:A、省刑罚,这与法治有关;B、薄税敛,这就是属于财政问题;C、深耕易耨,这就是属于经济建设;D、教化,以孝悌忠信为大要。6、“仁政”学说的当代价值A、孟子的仁政学说,对我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德治国”B、孟子的民本思想, 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的主张,对当代“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的贯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强调以人为本,即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所谓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统治-人。C、“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价值完善方法。“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见利思义、舍生以取义。“修身养性” 3、荀子把人治与法治统一起来,把自律与她律统一起来,把教育感化
与强制约束统一起来。提出的隆礼重法、王霸并用的治国模式,把儒家的人文精神渗透进法治理论当中,强调执法者应当抱着“爱民”的态度,又把法的精神引入儒家思想里,实现了儒法两家传统治国理念的优势互补。历史证明,荀子的这一构想,为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为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所实际奉行。 1. 老子它以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崇尚自然,倡导无为,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无为而无不为的社会、政治、人生论1、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观老子所提出的“道”,开辟了一个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本体世。界。这个本体世界的开辟,为以后中国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安顿自己的心灵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从而开启了超越的人文精神。超越的人文精神与入世的人文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老子的无为而治,也对以后中国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上,无为政治与有为政治总就是相辅相成的。西汉初年,就通过无为政治取得了“文景之治”的成效。 范文澜对老子思想的总的评价。她说:“老子就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她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她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她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就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中国通史简编》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家思想 刘开元 PB11206017 一.法家思想的起源---战国中后期的三大法家思想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在东周末年，随着“礼乐制度”的彻底崩溃，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大家不断的对现实不断的探索，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求社会的再次安宁。于是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而法家则提出以刑法治理天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却一直处在被批判的境地。 法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管仲，但是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这让法家的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和发展，是法家的思想进入了空前的阶段，《韩非子》一书更是法家的典范。 1.1商鞅的法家思想 商鞅本名公孙鞅，因其封地在商一带，而有商君之称。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做了两次变法改革。商鞅认为，在战国时代，“国家之所以被看重，国君之所以受尊重，全在于实力”（商君书慎法）。而“强大的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而最有效的治国措施是实行法治和耕战政策 讲法治，强调轻罪重刑，以刑去刑。所谓“用刑罚去掉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用刑罚招致刑罚，国家就混乱。所以说：施行刑罚时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
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律的影响 内容摘要：法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内涵，影响着我国现实社会。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明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虽然其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有所不同，但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法家法家思想当代法律的影响 一．法家的产生与代表人物 1法家的产生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周王室虽是名义上天下君王，但诸侯各自为政，欲成为当代霸主，于是富国强兵，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也为法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学派，如果说儒家和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当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而在现代也有学者在描述传统政治特点时，用几种说法：儒表法里，儒法互补，儒道互补。这可见法家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 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法家的产生为当时统治者统治天下，维护自身的权利，建立有秩序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而这些人当中主要代表是：法家理论的真正开创者李悝，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和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商鞅。他们为法家思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在法家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学说主张和派别，有齐国一派的法家，有秦国一派的法家；有慎到的“势”，有申不害的“术”，有商鞅的“法”。各种派别甚至互相矛盾。 商鞅认为，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治国手段，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已大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当时的世道是一个“乱世”，民心堕落狡伪—“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1) 因此，他认为在“贵贵而尊官”的“下世”，则亲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关键词：历史背景联系区别“德”“法”结合标本兼治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2006年第2期No.2,2006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总第185期 Sum No.185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张 分 田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摘 要:从现存文献看,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公平”、“以道正己”等政治思想命题。这表明,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对这类思想现象应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统治思想;法家;君权;政治规范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106(2006)022******* 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对法家缺乏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有的学者以简单化的方式点评法家,诸如“极权”、 “绝对专制”之类。这类说法颇值得商榷。 一些学者早就指出:法家学说包含理性成分。[1] (P236—255),限制贵族特权[2](P106),符合资产阶级实行的罪刑法定主义[3]。其中德国政治学家罗曼?赫尔佐克明确指出:“法家的法律概念中包含着很多现代法治国家的思想。”[4](P277)然而学界尚未从君主规范的角度全面揭示法家学说的政治理性。 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法家著作,就不难发现: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有些论述具体入微。诸如《韩非子?十過》告诫君主不能贪图小利、傲慢无礼、耽于女乐、荒废国政、刚愎自用、不纳忠谏等。有些论述则提纲挈领,诸如“大道为本”、 “以法治国”、 “天下公平”、 “以人为本”。若干公认的君主规范,诸如以道修己、尚公去私、纳谏兼听、任贤使能、爱民利民等,都可以在法家文献中找到。 本文简要地列举几个重要的思想现象,以证此说不妄。这样也可以使读者见一斑而窥全豹。 一、因人论与“上君尽人之智” 在先秦,法家最为重视人的因素。他们不迷信鬼神,不相信上帝,不神化天道,专注于从人类本性、社会矛盾、时代变迁、政治情势、君主心智、臣民取向等角度,探讨政治的本原、制度的成因、法律的依据、施政的手段。在现存文献中,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命题,这决非偶然。 法家主张君主无为,即“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慎子?民杂》)。无为之术的要旨是因道、因人。“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君主不应“自任而躬事”,而应设法因人成事,使臣民“莫不可得而用”(《慎子?因循》)。这就需要君主以高明的、有效的手段驾驭臣民。 收稿日期:2005208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关系研究”(03AZS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历代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研究”(05JJD840005)。 作者简介:张分田(1948—),男,河北辛集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法家经典：《管子》《邓析子》《韩非子》《商君书》《慎子》《申子》 1、《管子》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颍上（今属安徽）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之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博通坟典，淹贯古今；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2、《邓析子》邓析(前545-前501)】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邓析的法律思想主要有：①反对“刑书”，私造“竹刑”。他不但反对旧的奴隶主贵族，也反对以子产为代表的继承周礼的新贵族。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②私家传授法律。传说，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还以类似讼师身份帮助民众打官司（被戏称为春秋末期的律师）。作品传世两篇《无厚篇》《转辞篇》。 3、《韩非子》韩非子（前281？——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人。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韩王室宗族，韩王歇的儿子。《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
儒家、法家和道家管理思想在当代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摘要】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在现实管理中既有其合理性，并为现实中的管理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但是也存在一些过时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为现代的管理工作服务，我们要深刻的理解三家的管理思想，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积极性、局限性。 【内容】 （一）开篇简介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沉淀了很多优秀的思想文化，它们就像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一样一直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并且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其中，就有着我国伟大的古代管理思想体系，他们不断的发展完善，并在当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断的得以应用，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也为提高长期以来一直制约着企事业单位效率的提高，今天，当我们在不断的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的同时，来进一步的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积极的一面和它消极的一面，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的管理思想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不同，它们在当代表现除了一些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一些局限性。我们只有深刻的分析出它们的这些积极性和局限性，不断的挖掘它们的深刻涵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的为我们所用！ （二）儒、法、道三家的主要管理思想 在我国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中，儒、法、道三家的思想毫无疑问的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无论是影响上还是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历史上无不是主要围绕着这三大家管理思想来进行的，可以说，我国的历史也是这三家思想相互竞争和应用的过程。 一：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它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它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比较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纷纷 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与法家属于当时的“显学”，两家所持政治思想迥异，却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家思想为秦王朝所用，统一了六国，而儒家思想再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 的正统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礼、德、法、中央集权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分别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因为两家从根本上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从其哲学基础，人性观念，平等思想，政治统治思想以及民本和战争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点。 一、阶级立场和哲学基础 儒家思想代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的；法家思想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锐意改革，主张征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儒家从自己阶级立场出发，崇尚周朝“礼”，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源自于道家的“道”的观点，认为人应该遵道行事，即法家所主张的“法”。 二、政治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认为，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做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自能达
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而臻于治平。儒家提倡的礼崇尚节制，杜绝争乱，使贵贱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是一种伦常的理想，渴望建立起儒家理想的西周初年的政治统治。 法家认为，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主张“以法治国”，“一断于法”。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在执法上，主张赏罚分明，轻罪重罚。重视法律作用忽视仁义、教化。法家主张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认为君主应当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主张君主利用法、术、势来家与群臣，统治民众。 总之，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儒家以道德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 三、人性论与政治统治方法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故而以人为本，提出一些民本思想，主张德治与人治。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 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 “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 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今天就四个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阐述：法家思想概论、历史局限性、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法家与儒家比较。 首先是关于法家思想概论。 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 1）“定分止争”，即明确物的所有权。有比喻为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第二是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涉及人们思想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三.“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四.“刑用于将过”。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浅谈法家思想在当代管理学中的应用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战国，衰落于西汉时期。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管理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思想的优缺点也被我们所认识，所改进。本文就将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浅谈一下对法家思想与当代管理学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法家思想，管理思想，应用价值，优缺点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他们认为，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2、以担保公司中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王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本科论文|字号大中小订阅 王颖 【内容提要】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法术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
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
法家思想在战国初期孕育成熟，并在战国后期由韩非集大成。韩非以儒、墨为显学，其实法家在战国时期也居于显学位置。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制的确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走上历史的前台。法家是自西周以来的士阶层，是奴隶主贵族的下层，又是读书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容易接受新事物。战国时期的法家首先在政治上要求改革，以实际耕战之功擢选人，以取代奴隶主世袭名分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减轻民众的捐税负担，鼓励开垦荒地；在军事上主张鼓励战功，论功行赏。显然这些改革对社会下层有利。战国时期的法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借助王权来推行法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路线，在王权至上的总目标下，主张法、术、势合一的强权专制。这一点在当时天下列侯纷争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但留下的不良影响就是民众自立和创造精神受到抑制。 秦王赢政赏识韩非，但后来又把韩非赐死。韩非死后，秦灭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法治，制定秦律，实行法制。秦的术治也达到极点，仅仅十几年，赵高被杀，杀韩非的李斯也没逃过术杀。秦始皇为君权势治，清除一切哪怕微小可能的威胁，他身侧不留人。秦始皇可谓法家法治思想的始实践者。作为实践者和法治利益的第一获取者，秦始皇消解了韩非关于法原于道的法治本根，又把法的公开性、公正性完全消解于残酷的术治与极权之势中。当然让韩非去实践自己的法治思想，亦只能与秦始皇一样，令社会危机骤至，几近崩溃。 秦二世亡，秦始皇的极权实践失败。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法家思想以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为其深层底蕴，当中有许多合理的思想。汉初黄老之学表面上是秦暴政后的休养生息之学，实际是部分接受了法家统一集中的社会思想。董仲舒向汉武帝呈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其实他的新儒学中，以一统为大，强调皇权比天的集权思想，颇有法家思想的影子。汉初也有过类似分封的做法，结果是出了七国之乱。此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特色。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总结，秦用商鞅之法，推行郡县制，至唐代一贯未变的史实，论述了法家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基本模式。明清之际王夫之也在《读通鉴论》中，阐述了法家思想顺应了历史“理势”，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主流。 法家的政治哲学作为潜流传承两千多年，形成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直至影响到现代中国社会。法家思想在现代社会折射为大一统观念，注重社会的协调一致；服从观念，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转生出现代社会的全域观念。这些观念引导得法，会形成与传统接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和谐社会。但引导得不好，会引发权力过度集中、官僚主义，直至由领导者利用民众的信任而产生贪污腐败等问题，进一步败坏下去则是权力性质的改变，引出局部的专制与强权，欺压下层百姓。韩非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在秦一统中得到实践，形成定位。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发展，法治思想也在发展，法律制度细密化，法治观念丰富化，形成中国特有的法治文化传统。这包括了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对西方法治思想合理因素的吸收。而先秦法家商鞅的历史哲学，韩非以自然之道为依据的法哲学，均是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