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今天就四个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阐述：法家思想概论、历史局限性、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法家与儒家比较。
首先是关于法家思想概论。
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 1）“定分止争”，即明确物的所有权。有比喻为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第二是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涉及人们思想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三.“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四.“刑用于将过”。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第三是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从李悝到商鞅：变法的勃兴与法家思想的发展。
李悝，战国初期人，尝任魏文侯上地之守、后升国相。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不见；《法经》。《晋书·刑法志》称：“是时（指三国魏明帝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接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吴起（？－BC381年）生年不详，卫国人，著有《吴起》四十八篇，已亡佚。今存《吴子》六篇。少时“家累千金”，破产求仕而未果。乡党笑之，吴起愤而杀其谤者凡三十余人，出走它方，临行与母诀，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师事曾子（曾参之子），复学兵法以事鲁君。终因受嫉而离开鲁国，奔魏而赴楚。楚悼王“素闻吴起贤”，遂任为相。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
商鞅（BC390－BC338年），复姓公孙，因封于商邑，故称之商鞅。为相十年。思想以重农、重战、重法、重君权为其大要。谓“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商君书·开塞》）。又称：“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
二.齐国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
申不害，郑国京（河南荥阳东南）人，生卒年不可考。《史记》：“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隋书·经籍志》谓：“梁有《申子》三卷，韩相申不害撰，亡。”申子力主以君言正天下，重君术、刑名、法令。谓：“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
三.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1）关于韩非子生平事迹与著述。
韩非（？－前233年），韩诸公子出身。《史记·老庄申韩传》：“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具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书以书谏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书成流布，秦王见之，惊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子》五十五篇。
（2）关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有度》）
法、术、势三者结合。所谓“法”，在韩非子看来就是编纂于图籍，设立于官府、并且在民间公布的成文法；“术”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势”就是国君的威势。
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主道》）
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是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夫道以与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长，持禄也久，故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禄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
于理者其持禄也久，故曰“深其根”。体其道者，其生日长，故曰“固其柢”。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解老》）不提倡使法变动得太过于经常：工人数变其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者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伤败，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解老》）
最后是关于法儒两家思想差异的简介。
在强调观点上，法家注重法治，儒家注重礼义；在主要内容上，法家注重制度法律，儒家注重伦理道德；在政治统治实施方式上，法家注重刑法，儒家注重教化；法家的特点在于以力服人，儒家的特点在于以理服人等等。两家思想的差异在这张简表有所体现。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法律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过程。儒家、法家在法律思想上的争鸣为法典的制定、修改、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法系延绵一千余年的重要保证。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家思想 刘开元 PB11206017 一.法家思想的起源---战国中后期的三大法家思想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在东周末年，随着“礼乐制度”的彻底崩溃，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大家不断的对现实不断的探索，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求社会的再次安宁。于是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而法家则提出以刑法治理天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却一直处在被批判的境地。 法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管仲，但是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这让法家的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和发展，是法家的思想进入了空前的阶段，《韩非子》一书更是法家的典范。 1.1商鞅的法家思想 商鞅本名公孙鞅，因其封地在商一带，而有商君之称。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做了两次变法改革。商鞅认为，在战国时代，“国家之所以被看重，国君之所以受尊重，全在于实力”（商君书慎法）。而“强大的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而最有效的治国措施是实行法治和耕战政策 讲法治，强调轻罪重刑，以刑去刑。所谓“用刑罚去掉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用刑罚招致刑罚，国家就混乱。所以说：施行刑罚时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
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律的影响 内容摘要：法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内涵，影响着我国现实社会。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明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虽然其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有所不同，但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法家法家思想当代法律的影响 一．法家的产生与代表人物 1法家的产生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周王室虽是名义上天下君王，但诸侯各自为政，欲成为当代霸主，于是富国强兵，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也为法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学派，如果说儒家和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当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而在现代也有学者在描述传统政治特点时，用几种说法：儒表法里，儒法互补，儒道互补。这可见法家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 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法家的产生为当时统治者统治天下，维护自身的权利，建立有秩序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而这些人当中主要代表是：法家理论的真正开创者李悝，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和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商鞅。他们为法家思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在法家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学说主张和派别，有齐国一派的法家，有秦国一派的法家；有慎到的“势”，有申不害的“术”，有商鞅的“法”。各种派别甚至互相矛盾。 商鞅认为，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治国手段，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已大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当时的世道是一个“乱世”，民心堕落狡伪—“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1) 因此，他认为在“贵贵而尊官”的“下世”，则亲
法家法律思想及其实践 一、引论 法家是先秦诸学派中最重视法律的一派，因此学界也流行着一股到法家思想中寻找现代法治要素的思潮。然而，在进行这种尝试之前，首先应当回答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在法家法律思想体系中“法”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或者说“法”与法家的另外两个重要范畴“势”与“术”之间是什么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理解法家的理论，更关键的是为法家在现代的复活提供目标指向。事实上，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尊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所谓“法”与“术”只是君主维持“势”的两种工具，韩非就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1]这种倾向掩盖了法家在谈论法律时闪现出的智慧与理性的光芒。秦国的实践正是法家溃败的力证，也表明对法家思想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在研究上述问题之前，有两个前提必须明确。第一，笔者所指称的法家主要包括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四人，并希望从这四个法家巨子中发现法家思想的合理性与缺陷。第二，笔者所理解的法家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孤立的思想家不足以构成一个学派，因此对法家思想的认识应当将上述四人的思想视为一个整体，并于其中探索思想的内涵及流变。以往的研究多为单独分析慎到、申不害、商鞅，最后再论述集大成者韩非，这种研究方法不易于真正指明法家诸子思想的前后承继关系，似乎给人一种各自为战的感觉。韩非对慎、商、申三人的继承决不可能是简单相加，只有将四人放在一起并置于各自的主题之下，才能真正认识到韩非与其他三者的联系。 二、法家之势论与君主专制 法家思想有三个重要范畴，即“法”、“势”、“术”。关于三者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术”中心说（如熊十力）、“法”中心说（如杜国庠）、“势”中心说（如谷方）。[2]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这可以从商鞅、慎到以及韩非的论述中获得明证。 《尹文子·大道上》云：“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非常明显，“势”就是君主统有天下的权位。商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势”这一概念，但也提出一个近乎类似的名词——权。“权者，君之所独制也”。[3]尽管商鞅推崇君权，但是以他又是一个法治主义者，这就使他必须处理君权与法权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商鞅是一个君权胜法权的典型。商鞅认为国家的治乱寄于君主一身，法律只不过是维护君权的手段，“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者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同时，商鞅否认君主的圣人化，他指出君主的德行、智力并不是最出众的，君主必须依赖法维持至高无上的权位。“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急，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2]基于此，商鞅将君主的地位完全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国之所以重，君之所以尊者，力也”。[3]这种一味推崇实力的政治观点将法权完全置于君权的控制之下，商鞅设想的“君臣共操”之理想绝无实现的可能，相反却转变卡里克利斯、斯拉雪麦格所说的“强权即公理”的霸术。事实上，造就一实力强劲、上下一心、君主独尊的帝国本就是商鞅的心愿，在此过程中君主已成为可怕的权力利维坦，在君主之上没有任何客观的价值准则足以形成制约。在这一点上，韩非传承了商君的事业，并将法、术理论异化，使君主成为恐怖的、深不可测的独丵裁者。恰如萧公权先生所说：“其势治之论，不问君主之行为如何，而责臣民以无条件之服从。于是君主本身遂成为政治之最后目的，唯一之标准，而势治成为君主专制最合逻辑之理论。”[4] 与商鞅的极端尊君不同，慎到虽然直接提出了“势”这一范畴，但是慎到是比较坚定的黄老思想的拥护者，他在君主之上设置了“道”这个永恒的宇宙运行法则作为权力的制约。他基于黄老学的立场，明确主张君主的行为应受到“道”的限制，如“以道变法，君长也”，“小人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今天就四个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阐述：法家思想概论、历史局限性、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法家与儒家比较。 首先是关于法家思想概论。 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 1）“定分止争”，即明确物的所有权。有比喻为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第二是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涉及人们思想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三.“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四.“刑用于将过”。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
儒家、法家和道家管理思想在当代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摘要】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在现实管理中既有其合理性，并为现实中的管理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但是也存在一些过时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为现代的管理工作服务，我们要深刻的理解三家的管理思想，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积极性、局限性。 【内容】 （一）开篇简介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沉淀了很多优秀的思想文化，它们就像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一样一直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并且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其中，就有着我国伟大的古代管理思想体系，他们不断的发展完善，并在当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断的得以应用，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也为提高长期以来一直制约着企事业单位效率的提高，今天，当我们在不断的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的同时，来进一步的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积极的一面和它消极的一面，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的管理思想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不同，它们在当代表现除了一些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一些局限性。我们只有深刻的分析出它们的这些积极性和局限性，不断的挖掘它们的深刻涵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的为我们所用！ （二）儒、法、道三家的主要管理思想 在我国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中，儒、法、道三家的思想毫无疑问的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无论是影响上还是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历史上无不是主要围绕着这三大家管理思想来进行的，可以说，我国的历史也是这三家思想相互竞争和应用的过程。 一：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它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它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
法家及主要思想 一、法家及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 法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初期的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据说韩非子口吃，不善言谈，但善于著述，其文章气势逼人，当时堪称大手笔。他与李斯曾同是荀子的学生，但由于博学多能，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让李斯很是嫉妒。其虽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最终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著作不受韩王重视。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后来秦王攻打韩国。鉴于形势紧迫韩王安便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极为高兴，却未予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诋毁，说其“终为韩不为秦”，“不如以过法诛之。”于是秦王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伺机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后秦王后悔，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二、法家的主要思想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2、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4、“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5、“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帝王之具”。他所说的帝王就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具就是
浅谈法家思想在当代管理学中的应用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战国，衰落于西汉时期。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管理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思想的优缺点也被我们所认识，所改进。本文就将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浅谈一下对法家思想与当代管理学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法家思想，管理思想，应用价值，优缺点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他们认为，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2、以担保公司中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王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本科论文|字号大中小订阅 王颖 【内容提要】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法术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
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
法家思想在战国初期孕育成熟，并在战国后期由韩非集大成。韩非以儒、墨为显学，其实法家在战国时期也居于显学位置。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制的确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走上历史的前台。法家是自西周以来的士阶层，是奴隶主贵族的下层，又是读书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容易接受新事物。战国时期的法家首先在政治上要求改革，以实际耕战之功擢选人，以取代奴隶主世袭名分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减轻民众的捐税负担，鼓励开垦荒地；在军事上主张鼓励战功，论功行赏。显然这些改革对社会下层有利。战国时期的法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借助王权来推行法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路线，在王权至上的总目标下，主张法、术、势合一的强权专制。这一点在当时天下列侯纷争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但留下的不良影响就是民众自立和创造精神受到抑制。 秦王赢政赏识韩非，但后来又把韩非赐死。韩非死后，秦灭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法治，制定秦律，实行法制。秦的术治也达到极点，仅仅十几年，赵高被杀，杀韩非的李斯也没逃过术杀。秦始皇为君权势治，清除一切哪怕微小可能的威胁，他身侧不留人。秦始皇可谓法家法治思想的始实践者。作为实践者和法治利益的第一获取者，秦始皇消解了韩非关于法原于道的法治本根，又把法的公开性、公正性完全消解于残酷的术治与极权之势中。当然让韩非去实践自己的法治思想，亦只能与秦始皇一样，令社会危机骤至，几近崩溃。 秦二世亡，秦始皇的极权实践失败。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法家思想以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为其深层底蕴，当中有许多合理的思想。汉初黄老之学表面上是秦暴政后的休养生息之学，实际是部分接受了法家统一集中的社会思想。董仲舒向汉武帝呈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其实他的新儒学中，以一统为大，强调皇权比天的集权思想，颇有法家思想的影子。汉初也有过类似分封的做法，结果是出了七国之乱。此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特色。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总结，秦用商鞅之法，推行郡县制，至唐代一贯未变的史实，论述了法家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基本模式。明清之际王夫之也在《读通鉴论》中，阐述了法家思想顺应了历史“理势”，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主流。 法家的政治哲学作为潜流传承两千多年，形成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直至影响到现代中国社会。法家思想在现代社会折射为大一统观念，注重社会的协调一致；服从观念，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转生出现代社会的全域观念。这些观念引导得法，会形成与传统接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和谐社会。但引导得不好，会引发权力过度集中、官僚主义，直至由领导者利用民众的信任而产生贪污腐败等问题，进一步败坏下去则是权力性质的改变，引出局部的专制与强权，欺压下层百姓。韩非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在秦一统中得到实践，形成定位。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发展，法治思想也在发展，法律制度细密化，法治观念丰富化，形成中国特有的法治文化传统。这包括了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对西方法治思想合理因素的吸收。而先秦法家商鞅的历史哲学，韩非以自然之道为依据的法哲学，均是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重要参考。
1.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是春秋时期邓析提出的主张。法即效法，是肯定的意思。不是即不承认、反对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先王”的所作所为，并不可能被万世所效法。礼义，也不见得正确，没有必要非遵循不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是邓析主张改革，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旨。 2.竹刑： 指邓析不满子产对周礼的改良，因此对于子产刑书也持否定态度，于是私自编定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刑法。因为写在竹简上，所以称为“竹刑”。 3.道法自然： 道家认为，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普遍而无私，并且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受任何人的意志影响。与礼、法相比，“道”是最高的原则。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照自然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统治者只有“惟道是从”，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 4.任法而治： 即按照君主的主张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从而实现民务耕战，富国强兵。 5.重轻罪 指加重轻罪的刑罚。对轻罪采取重刑，人民就不敢犯轻罪，轻罪不能产生，重罪更不会出现，这就是用刑罚的手段达到了不用刑罚的目的。 2.《唐律疏议》：是指唐初经几代统治者修纂完成的法典。它以《武德律》、《贞观律》为基础，永徽时又作《律疏》解释律文，后人合其为一体，称之为《唐律疏议》。 3.除收孥相坐律令：指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则处死，轻则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西汉文帝时明令废止。 4.天人感应：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最高的主宰者，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2.存天理，灭人欲 是宋代理学朱熹的法律思想。天理指封建纲常伦理，人欲指违背天理的意念和超过生存需要的物质欲望。他认为天理是纯粹的善，人欲是绝对的恶。“存天理，灭人欲”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工具。 3.熙宁新法 指1069年—1072年，北宋王安石主持变法，先后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统称熙宁新法。 4.便宜一十八事 是元代政治家耶律楚材为统一全国政事而写的奏章。其内容很广泛，涉及政治、吏治、赋税、刑法、诉讼等方面，经朝廷批准，以成文法形式颁行，成为当时的临时法典。 5.一家之法 这是黄宗羲对维护君主利益的法律的一种称呼。他认为这是没有“一毫为天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