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有普遍适用性
周有光
六书原理创始于中国, 它不仅可以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方法, 还可以说明人类其他文字的造字和用字方法。“六书有普遍适用性”, 这是比较文字学的重要发现。本文分析五
种有代表性的古今文字中的六书, 并把它们跟汉字中的六书进行比较研究。
作者周有光, 1906 年生, 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等职。现已离休。
文字学创始于中国。古代称小学, 清末改称文字学, 50 年代又改称汉字学。名称一再更改, 说明认识在逐步发展。一千九百年前, 许慎著《说文解字》, 这不仅是最早分析汉字形音义的字典, 而且是开创汉字学的著作。许慎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 保氏教国子, 先以六书。”六书是造字和用字的原理, 在许慎以前就形成了, 到许慎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许慎用隶书说明小篆, 附录一小部分六国古文。六国古文没有系统资料传下来。小篆的形体经过千年变化, 有许多已经无法看到本来面目, 因此汉字不可能全部都用六书来说明。后来鼎彝、碑碣和其他金石器物陆续出土, 考证其中的铭文, 形成金石学。清末发现了甲骨文, 这是许慎没有见到过的最早汉字, 使汉字历史推前一千年。甲骨文的研究形成甲骨学。金石学和甲骨学使汉字学得到了补充、纠正和发展。
19 世纪, 西欧学者发现并释读了五千五百年前的两种古文字, 一种是西亚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又名楔形字) , 一种是北非埃及的圣书字。利用汉字的六书原理, 把这两种古文字跟汉字比较, 发现它们外貌迥然不同, 而内在结构如出一辙。丁头字、圣书字和汉字被称为三大古典文字。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个性, 又有彼此一致的共性。共性的宏观研究, 是任何学术的主导课题。三大古典文字的比较研究, 产生了以全人类文字为对象的比较文字学。
原来认为没有文字的美洲也发现了自源创造的马亚字。马亚字是美洲唯一的成熟文字, 能够无遗漏地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分析外形奇特的马亚字, 知道它也是一种古典文字, 跟西亚、北非和东亚的古典文字有相同的内在结构。利用六书原理, 把马亚字跟汉字作比较, 使释读工作得到出乎意外的进展。
六书不仅能说明汉字, 同样能说明人类其他文字。“六书有普遍适用性”, 这是比较文字学的重大发现。由此知道, 世界各地的古今文字不是一盘散沙, 而是一个有共同规律的人类文字系统。用创始于中国的六书, 说明人类的其他文字, 这是弘扬华夏文化的一项学术工作。
少数民族模仿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 有的变异仿造, 用汉字的原理另造字形, 有的孳乳仿造, 借汉字的偏旁组成新字。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的发现和释读, 使变异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得到学术界的注意。日文和朝鲜文跟中文的比较研究, 加深了对汉字性质的理解。越南的喃字研究, 引起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汉字型文字的重视。50 年代以来, 大规模调查少数民族的历史和语言, 发现多种孳乳仿造的汉字型文字。研究这些非汉语的汉字, 扩大了汉字学的视野, 形成广义汉字学。汉字大家庭的综合研究提高了对汉字的传播、演变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少数民族还有并非来源于汉字而跟汉字原理基本相同的“异源”而“同型”的传统文字,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彝文和东巴文。它们的发展水平接近于甲骨文。利用六书分析它们的文字结构, 跟汉字和其他文字作比较, 充实了比较文字学的知识。在教育发达的国家, 早期文字资料毁灭殆尽。只有在文化发展较晚的地区才能找到遗存的早期文字。中国的少数民族是珍藏早期文字资料的稀有宝库。
中国有“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西洋有“三书”说(意符、音符、定符)。“六书”着眼于来源。“三书”着眼于功能。从来源来看, 圆圈形的篆书“日”字是象形, 变成长方形的隶书“日”字依旧是象形。从功能来看, 长方形的“日”字失去了表形功能, 成为表意的“意符”。译名“日耳曼”中的“日”字, 不能表意, 只能表音, 成为“音符”。作为部首的“日”字(日昧: 口味) , 既不能表具体意义, 也不能表具体读音, 只有分化字形、区别字义的作用, 成为“定符”( 记号) 。
“三书”和“六书”的关系是: “意符”相当于象形、会意、独立的指事字(如: 一二三等)。“音符”相当于假借、形声字中的声旁。“定符”相当于指事字中的点画符号(木: 本末)、形声字中的形旁(部首)、汉字中某些区别记号(又: 汉权)。成熟的文字都脱离了“表形”阶段, 所以“三书”中不列“形符”(象形)。“三书”不仅适用于说明丁头字和圣书字, 也适用于说明汉字。“三书”也有普遍适用性。
利用“六书”进行比较文字学的研究, 不仅了解了汉字以外各种文字的结构, 也提高了对汉字结构的了解, 并且使“六书”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还能由此帮助完善文字类型学的研究, 认清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
“六书”有层次性。“象形”(表形) 是第一层次。“会意”( 表意) 是第二层次。“假借”(表音) 是第三层次。“形声”是会意和假借的结合。“指事”和“转注”属于会意性质。文字在早期主要运用“象形”和“会意”, 中期主要运用“会意”和“假借”, 晚期主要运用“假借”。“六书”能反映文字的发展水平。
字体有三类: 图形体、笔画体和流线体。丁头字有图形体(最早像图画, 不是丁头形式) 和笔画体(后来变成丁头笔画, 又分早期的繁体和晚期的简体) , 缺少流线体。圣书字有图形体(碑铭体) 和流线体(僧侣体和人民体) , 缺少笔画体。汉字有图形体( 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 , 笔画体(隶书和楷书) 和流线体(草书和行书) , 字体最全。“象形”只能说明“图形体”, 不能说明“笔画体”和“流线体”。汉字如此, 丁头字、圣书字和其他文字也是如此。“隶变以后无象形”。这不是“六书”失去了普遍适用性, 而是隶书和楷书抛弃了“象形”。
在比较中可以看到, “会意”有两种。一种是两符合一, 另一种是两符并立。汉字的“会意”采取两符合一(日月: 明)。圣书字的“会意”有两符合一(腿刀: 刺) , 又有两符并立(莎蜂: 王)。“形声”也有两种。一种是多符合一, 另一种是线性排列。汉字的“形声”采取多符合一(石草水甫寸: 礴)。圣书字和丁头字的“形声”都采取线性排列(圣书字“hm t 女: 妻”; 丁头字“礻a2su r: 亚述”)。“假借”(表音化) 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音节化”, 另一条道路是“形声化”, 而“形声化”中也有“音节化”。汉字采取“形声化”。彝文采取“音节化”。马亚字的“音节化”水平也很高, 因此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见下文)。诸如此类的文字学理解, 都是比较文字学的新收获。
下面分析五种有代表性的古今文字(圣书字、丁头字、马亚字、彝文、东巴文) 中的六书, 并把它们跟汉字中的六书进行比较研究。
一、圣书字和丁头字中的六书
圣书字有三种字体: 碑铭体、僧侣体和人民体; 下面举例用碑铭体。丁头字有两种字体: 图形体和丁头体; 下面举例少数用图形体, 多数用丁头体, 因为图形体例证太少。
象形
(1) 圣书字中的象形字(上行圣书字碑铭体, 下行古汉字对比) :
(2) 丁头字中的象形字(上行图形体和丁头体对照, 下行古汉字对比) :
指事
(1) 圣书字中的指事字:
上例说明: 指事符号“一竖”表明这个圣书字代表原来的意义, 不是引申意义。例如“口”下加“一竖”表示“嘴巴”; 如果不加“一竖”就变成音符“r”。三个“一竖”(也可横写或参差写) 表示“多数”。“双斜”表示“重叠”(汉字有类似的重叠符号)。“臂形”下加“双斜”表示“双臂”。“一叉”表示“破坏”或“分开”。圣书字“破坏”是音符“h d”加“一叉”; “分开”是音符“p ss”加“一叉”。
(2) 丁头字中的指事字:
上例说明: “房间”不加线条; 加线条成为“住宅”, 表示这里有人住。“人”和“头”用“脑袋”表示, 不加线条; 嘴巴处加线条成为“口”。“足”不加线条; 加线条成为“行”或“立”, 表示足的动作(比较汉字: “木”, 加线条成为“本末”)。
会意
(1) 圣书字中的会意字:
单个字符的会意字:
上例说明: 圣书字“天星为夜”(古汉字“日月为明”)。“日出高山为旦”(古汉字“日在地平线上为旦”)。“女生子为育”, 小圈表示子(古汉字画出婴儿头朝下)。“腿被刀割为刺”(汉字“刖”结构相似)。“目下有泪为哭”(汉字“泪”结构相同)。“洗”为“水出自瓶, 清洗泥足”。
两个字符并立结合的复合会意字:
上例说明: “书记”(文具加人) , 使用文具的人(汉字“仕”结构相似)。“国王”(莎加蜂) , 莎草代表上埃及, 蜜蜂代表下埃及, 南北埃及之王。“人民”(男加女) , 下面三小竖表示多数。“军队”(兵加男) , 男人当兵。“妇女”(乳加女) , 乳下馒形表示阴性。“天子”(鸭加日) , 鸭表儿子, 日表太阳神, 太阳神的儿子是天子。
(2) 丁头字中的会意字:
上例说明: 丁头体和图形体对照。“女”(M I) 加“山”( K U R ) 为“婢”(GEM E ) , 婢女是山区来的女孩; “婢”的读音跟“女”和“山”的读音无关( 汉字“明”的读音跟“日”和“月”的读音无关)。“口”在“饭碗”边表示“吃”。“口”在“水”旁表示“饮”。
假借
(1) 圣书字中的假借字:
圣书字由假借而产生辅音符号, 有单辅音、双辅音、三辅音。辅音符号实际读音都附带元音, 不过不写出来。“单辅音”符号被称为圣书字的“字母”, 有24 个。
上例说明: 假借就是表音化。图形古老, 原意难明, 表示原意的汉字都是假定。这里把a lep h 和ay in 用a 和A 代表, 是为了打字方便, 实际都是辅音。
“双辅音”符号和“三辅音”符号:
(2) 丁头字中的假借字:
上例说明: “妻”(DAM ) 和“锁”(GA R ) 的原来意义没有了, 只是借用它们的读音, 组成名词“商人”(DAM - GA R )。比较: 汉字中借“雷”( le i) 和“达”(da ) 的音构成名词“雷达”(RA DA R ) , 跟原来“雷”(打雷) 和“达”(达到) 的意义没有关系。
形声
(1) 圣书字中的形声字:
圣书字中的“形声字”占总字数的大多数(汉字相同)。“部首”由象形字转变而成。有“常用部首”92 个(根据Ga rd ine r)。“声旁”是单音节的“字母”和“多音节符号”。
(2) 丁头字中的形声字:
形声字是“部首”和“声旁”的复合(跟汉字相同)。丁头字的“部首”举例如下:
上例说明: “部首”放弃了原来的意义和读音, 只表某种词义类别, 或者仅仅有区分同音词的作用(跟汉字中的部首相似)。
部首和声旁结合成为“形声字”的方式:
上例说明: 部首“上帝”(相当于汉字部首“礻”) , 加声符“a”, 再加声符“su r”,成为“A su r”( “亚述”, 神名) ; 其中“上帝”( “神”、“日”、“天”) 原来读音为“ilu ”, 用作部首不读音。比较: 汉字“神”, 部首“示”原来读音sh i, 作为“部首”不读音, 表音靠声旁“申”。
转注
(1) 圣书字中的转注字:
“转注”如果解释为“字形略变、字义略异”, 那么圣书字中也有“转注字”:
上例说明: “人”, 坐着, 一手向前, 为“人”; 一手指口, 为“饥饿、饮食、思考”; 双手举向前, 为“祈求”。“牛皮”, 带弯尾, 为“皮革”; 带直尾, 为“杂色、斑驳”。“双腿”, 脚趾向前, 为“行进”; 脚趾向后, 为“后退、向后”。“人”, 直立, 举双手, 为“高兴、喜悦”; 头向下, 倒置, 为“倒下、颠倒”。“舟”, 在水上, 为“船舶”; 倒置, 为“颠倒、翻船”(比较古汉字: 左右、司后、子巳、孑孓)。
(2) 丁头字中的转注字:
丁头笔画掩盖了字形变化, 难于看出“转注”的痕迹。
圣书字参考: Ga rd i ne r: 《埃及文法》, 第一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 年版。B udge: 《埃及文初步》, 第二版, T rubne r出版社1923 年版。B a k ir: 《埃及语导论》, 埃及通用出版社1987 年版。丁头字参考: R. J. L au: O ld B aby l o n ian T em p le R eco rd s, AM S 出版社, 纽约, 1966 年。杉勇:
《楔形文字入门》, 日本中央公论社1976 年版。D ir i nge r:《字母》, H u tch in so n出版社, 伦敦, 1949 年。M oo rho u se: 《字母的凯旋》, H en ry Sch u m an 出版社, 纽约, 1953 年。大英博物馆: 《巴比伦和亚述古物指南》, 第二版, 伦敦, 1908 年。
二、马亚字中的六书
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现在墨西哥) 遗留有古代土著民族马亚人创造的文字, 称为“马亚字”, 也可以用“六书”来解说它的造字和用字的原理。
象形
马亚字中有许多象形字, 符号经过历史变化, 多半无法知道原来画意。
上例说明: 金字塔, 中间是梯道, 这种金字塔今天在马亚地区(墨西哥) 还可以看到。房子, 树叶盖顶, 横梁和支柱。美洲豹, 像食肉兽的嘴脸, 露出牙齿。花, 像四瓣的十字花, 用虚线方框围住。头盖骨, 像头盖骨。火, 像火舌。雨, 像水流下降, 地面水淹。树叶, 像树叶, 有叶茎叶脉。猫头鹰, 像它的头。鹦鹉, 像它的头。
假借
假借字大都从象形变来, 用读音, 不用意义, 表音化。
上例说明: 以上这些字, 原来是象形字, 已经变成表音的假借字。
会意
上例说明: 四角用石堆定界的小块土地, 土地黄色, 表示“黄色”。玉米的秆茎白色, 表示“白色”。树叶绿色, 表示“绿色”。脚印表示“道路”, 四周加方框。四瓣花朵, 花开有时, 花开向日, 表示“时、日”; 用实线方框, 跟虚线方框有别。播种了的“田”, 中间有下玉米种子的小坑。矛头, 附加装饰符号, 表示“战争”。天上有云雨, 附加装饰符号, 表示天时变化, 新的“季节”来临。水滴, 在半个方框中, 有附加符号, 表“及”、“和”等虚词, 会意难明。横S 形, 像虫, 加虚线方框, 表示“宣告”等意义, 会意难明。
形声
马亚字有许多形声字, 用两三个符号(文) 组合成一个复合体(字)。声旁表音不
准确, 或近似、或不全, 或不能表音, 表音只有近似性(汉字相同)。马亚字的声旁,
可以在上、在下、在左上、在右上, 位置无定(汉字相同)。
上例说明: 啄木鸟, 上为部首“鸟”, 表示鸟类, 下为声旁yax ,表音不全。响尾蛇, 下为部首“蛇”, 上为声旁cuc, 表音不全。神, 下为部首“兽类”, 表示“神”的图腾, 左上为声旁。兀鹰, 下为部首“鸟头”, 左上为声旁, 表音不符。蝙蝠, 下为部首(蝙蝠的头形) , 上为声旁itz, 只能提示部分读音。女人, 部首是女人“面形”, 中右有声旁ch up , 跟女人ch ’up 读音相近。蚂蚁, 下面的嘴脸是部首, 原意不明, 左上为声旁vay, 中右还有一个声旁ah , 两个声旁组成复合声旁。天, 上面图形是部首“天”, 下面是声旁ch a, 表音不全。坐, 下面是部首“坐着的人”, 上面是声旁m o , 表音不符。脸, 部首“脸形”, 右上角是声旁k in。
指事
指事字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读音, 只有指事作用。
上例说明: 三, 三个点子。二, 两个小圈, 中间有附加符号。点子, 一个点子, 外加虚线方框。三圈, 方框围住。虫, 像虫, 不加方框。火焰, 像火焰, 无读音。繁育, 有牺牲等意义。“符号”, 无意义, 无读音, 用于区别字形。神, 像脸形, 中有“龙目”符号, 表示“神”的图腾, 无读音。狩猎, 像矛头, 表示“狩猎”、“战争”等意义。
转注
把符号反过来、倒过去, 或者略作变更, 成为另一个字, 这是转注的一种方法。
上例说明: 在内, 符号原来横写, 表示眼睛; 改为竖写变成“在内、内边”等意义。然后, 符号原来横写, 表示“二”; 改为竖写变成“然后”的意义。更新, 这是复合符号, 左边横写, 右边竖写, 两符结合表示“更新”等意义。虫形符号加虚线方框, 表示“符号”等意义。青鸟, 跟上例“啄木鸟”图形近似, 二者分别在鸟形略异。
本节参考: Iu. V. Kno ro z o v: 《马亚文》,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 年版。Iu. V. Kno ro z o v:《古马亚文研究简述》, 周有光译;《马亚文的释读》, 丁酉诚等译,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 年版。A. M . T o z ze r: 《兰大的尤加坦纪事》, 美国麻省剑桥博物馆, 1941 年。N a t i o n a l Geo g r ap h ic, vo. 176, no. 4, 1989, p. 435。
三、彝文中的六书
彝族有古代传下的老彝文, 史称“韪书”、“爨文”。彝文也可以用“六书”来解说。
象形
上例说明: “头”像人头(1 有发、2 无发、3 变方)。“脸”像人脸( 突出鼻子)。“梳”像木梳。“饭”像一碗饭。“蛋”像蛋。“鸭”(鸭浮水上)。“鸟”(像飞鸟, 123 逐步简化)。“胃”、“手”、“树叶”, 近似实物。
会意
上例说明: “湖”(海) , 四周有岸, 水在中央。“雨”, 水从天降。“漏”, 水在渗漏。“浸”, 物在水中, 上加盖子。“滴”, 水字倒置, 水滴流下。“浮”, 水上有飘浮物。“凫”, 野鸭浮水。“孵”, 鸟在蛋上(123 逐步简化)。“洒”, 饭粒洒出碗外。“献”, 贡品味散碗外。“走”, 两脚迈开, 表示前走。“傻”, 心不灵则傻。会意字大都是合体字。
指事
上例说明: “地”, 上加两横为“上”字, 下加两横为“下”字。“位”, 左下加符号为“左”字, 右下加符号为“右”字。“指事符号”依附于另一符号而表示意义。
假借
(甲) 借彝字( “同音假借”或“近音假借”, 借音改意)。
上例说明: “丘”p u ( “田”, 123 三体) , 意义借作“打开、价钱、祖先”。“木”sy ( “柴”, 123 三体) , 意义借作“死、杀”。翅1 ddu (贵州大方) , 意义借作“后、可能、脚迹”。翅2 (云南禄劝) , 意义借作“通同、脚迹、遗迹、有关、地洞、扫帚、一堆”。翅3 (四川凉山) , 意义借作“出、做完、吃过、激怒、木杈”。“浮”bbe (水上有飘浮物) , 、壅”。“蛋”h la , 意义借作“月亮、关牲口”。“哭”nge (两眼流泪) , 意义借作“摇、讨饭”。“洞”bo (山洞) , 意义借作“公畜、议论”。
(乙) 借汉字(借古汉字, 见鼎彝、钱币、《古泉汇》等)。
1. “借词”(形音义兼借)。借中有变。“借形”改形, 接近原形; “借音”改音, 接近汉音; “借义”不变, 作为彝语。
2. “借形”(借形, 不借音义)。“借形”改形, 改读彝音, 改表彝义。
3. “借音”(借音、借形, 不借义)。“借音”改音, 接近原音; “借形”改形, 接近原形; 不借汉语意义, 改为彝语意义。
上例说明: 这些字来源于古汉字, 形体略变, 读音各地不同, 但都接近汉音; 用作音符, 意义任意改变。例如: 借“五”ngo (1234 四体) , 表示“鱼”( 云南绿春、新平) , 表示“我”(弥勒) , 表示“借”(禄劝、武定) , 表示“阴间”(双柏) , 表示“猪嘴拱地”(路南、泸西) , 表示“犁地”(贵州大方、毕节)。借“九”ge (123 三体) , 表示“跪”(云南弥勒) , 表示“土块”(罗平) , 表示“里面、内”(禄劝、武定) , 表示“摇摆、烟、雷”( 贵州大方、毕节)。借“二”n i, 表示“天”。借“箭”no , 表示“多”。借“眼”n ie, 表示“看、黑”。又, 借古汉字“匚”表示彝语“危”fo。借古汉字“甲”表示彝语“加”ge。
41 “借义”(借义、借形, 不借音)。“借义”采用汉义; “借形”略改字形; 不读汉音, 改读彝音。
上例说明: “白、写、鱼、水”等字来源于古汉字, 取义不取音, 改读彝音。“水1 ”(贵州大方, 异体8 个) ; “水2 ”(云南, 异体5 个) ; “水3 ”(四川, 异体7 个)。又, 有的彝字, 笔画太繁, 改借简单的汉字, 但又略变字形。例如: 人1 (太繁) , 改用汉字: 人2 (用于“牧人”、“农人”等)。力1 (太繁) , 改用汉字: 力2。兵1 (太繁) , 改用汉字: 兵2。
“假借”主要是“借音”(表音化)。云南规范彝文中的“表音字”, 四川规范彝文中的“音节字”, 主要由“假借”(借音) 而形成。
形声
一般认为, 彝文是从“表意兼表音”逐渐变为表音的“音节文字”, 没有“形声字”。丁椿寿《彝文论》(1993 年) 认为彝文有形声字, 但是为数甚少, 处于萌芽期; 彝文的形声字有三种: 表音兼表义、一形二声、会意兼形声。
上例说明: “觅、锈”属于“表音兼表意”。“头”有“看”的意思。“铁”会生锈。“主”属于“一形二声”。“仙”表音, 并帮助表意。“财”属于“会意兼形声”。“钱”和“粮”都是“财”。
《彝文论》中举出“形声字”20 例, 但是其中的表意符号(部首) 没有一个兼用于两个形声字中, 这跟表示“意类”的“部首”可以通用于多个形声字完全不同。这样的形声字只能说是“准形声字”。
本节承彝族专家武自立先生、毕云鼎先生、姚昌道先生通信指正并提供资料, 特此申谢!
参考: 陈士林: 《彝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1985 年版; 《四川规范彝文》, 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民族出版社1992 年版;《试论彝文的起源、类型和造字法原则问题》, 载《罗常培纪念文集》1984 年版。武自立: 《传统彝文》, 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字》1992 年版; 《规范彝文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巨大作用》, 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 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 武自立的通信资料。武自立、纪嘉发、肖家成: 《云贵彝文浅论》, 载《民族语文》1980 年第4 期。朱文旭: 《彝文类型浅议》; 毕云鼎: 《云南规范彝文概况》, 载《文字比较研究散论》, 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 毕云鼎的通信资料。马学良: 《彝文》; 陈士林: 《彝语》; 胡庆均: 《彝族》, 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1986 年版。马学良: 《再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 载《民族语言教学文集》, 民族出版社1988 年版。凉山州编译局选编《彝族语言文字论文集》,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版。丁椿寿: 《彝文论》,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李民: 《彝文》, 载《民族语文》1979 年第4 期。姚昌道的通信资料。
四、东巴文中的六书
纳西族有传统的民族文字, 主要用于书写民族宗教“东巴教”的经书, 经师称“东巴”, 文字称“东巴文”。东巴文的结构可以用“六书”来解说。
象形
指事
东巴文中的指事字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的指事符号(主要是数字) , 另一种是不独立的指事符号, 附加在其他独立符号上表示意义。
上例说明: 数字是独立的指事符号。指事符号“点子”表“多数”或“粉碎”:“实物粉碎”为“粉”; “二人加点”为“众”; “双木加点”为“林”; “仓满”为“富”; “我们”为“咱”; “蕨多”为“增”; “空腹”(饥) 加点为“饱”; “乳头”(白) 加点为“乳”。“小圈”表“位置”: “山顶加圈”为“上、巅”; “圈心串线”为“中”; “脚下有圈”为“下、底”; “圈分左右”为“分”; “圈在盖下”为“罩”。“折线”表示“声音”: “人吐线”为“说”; “鸟吐线”为“鸣”。
会意
东巴文有两种“会意”。一种是“篇章会意”: 一个或一组图符, 代表长篇的语言( 篇章、章节、语句、成语、名称等)。另一种是“语词会意”: 组合两三个图符, 代表一个语词。“篇章会意”如下:
上面是纳西族“开天辟地”神话中的一段: 叙述洪水滔天之后, 人类始祖“查热丽恩”上天去找天女“翠红褒白”的故事。只用几个图符: 鸟在篱上, 箭射嗉子; 男人持弓射箭; 女人拿梭投掷; 织布机。大意: “翠红褒白正在织布的时候, 有一只斑鸠飞来歇在菜园的篱笆上, 查热丽恩带了弩箭去射它, 瞄了三次, 不曾射出。翠红褒白连声说: 射呀, 射呀。她赶快拿起织布的梭子往查热丽恩的手肘上一撞, 箭就射出去
六书有普遍适用性
指事
东巴文中的指事字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的指事符号 (主要是数字) , 另一种是不独 立的指事符号, 附加在其他独立符号上表示意义。
上例说明: 数字是独立的指事符号。 指事符号 “点子”表 “多数”或 “粉碎”: “实物粉碎”为“粉”; “二人加点”为“众”; “双木加点”为“林”; “仓满”为“富”; “我们”为“咱”; “蕨多”为“增”; “空腹”(饥) 加点为“饱”; “乳头”(白) 加点为 “乳”。“小圈”表“位置”: “山顶加圈”为“上、巅”; “圈心串线”为“中”; “脚下有 圈”为“下、 底”; “圈分左右”为“分”; “圈在盖下”为“罩”。“折线”表示“声 音”: “人吐线”为“说”; “鸟吐线”为“鸣”。
会意
东巴文有两种“会意”。一种是“篇章会意”: 一个或一组图符, 代表长篇的语言
( 篇章、章节、语句、成语、名称等)。另一种是“语词会意”: 组合两三个图符, 代表 一个语词。“篇章会意”如下:
上面是纳西族“开天辟地”神话中的一段: 叙述洪水滔天之后, 人类始祖“查热 丽恩”上天去找天女“翠红褒白”的故事。只用几个图符: 鸟在篱上, 箭射嗉子; 男 人持弓射箭; 女人拿梭投掷; 织布机。大意: “翠红褒白正在织布的时候, 有一只斑鸠 飞来歇在菜园的篱笆上, 查热丽恩带了弩箭去射它, 瞄了三次, 不曾射出。翠红褒白 连声说: 射呀, 射呀。她赶快拿起织布的梭子往查热丽恩的手肘上一撞, 箭就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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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汉代学者创立“六书”说，对文字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功绩的。此后一干多年的汉字研究，大多以《说文》为中心，“六书”为基本理论。过去的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的时候，一般都遵循“六书”的说法，把汉字分成象形、指事等六类。“六书说”建立起了汉字构造学权威，在崇经媚古的时代里，研究文字学的人都把“六书”奉为不可违逆的指针。尽管他们对象形、指事等“六书”的理解往往各不相同，却没有一个人敢跳出“六书”的圈子去进行研究。大家写了很多书和文章，对“六书”的一些问题，诸如怎样给“转注”下定义，究竟应该把哪些字归人象形，哪些字归人指事，哪些字归人会意等等争论不休，但又争论不出有意义的结果来。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此举不够明智，白白浪费了很多精力，还影响了对文字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就曾说过:“。··…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个人可有个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单从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了。”‘〕裘锡圭先生评唐先生的话时也说:“这段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川，」为了完善汉字的结构理论，后代的学者试图突破“六书”理论的框架，作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说有:清代学者戴震的“四体二用说”,1935年唐兰先生提出的“三书说”,1956年陈梦家等人提出的“新三书说”、当代一些学者提出的“平面结构”和“层次结构”以及北师大王宁先生提出的“结构一功能”分析法等等。这些学说的提出说明:虽然“六书说”为中国文字学奠定了基础，给古文字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但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六书”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六书”是分析近古文字亦即小篆的结果，它既不能全部解释古文字，也不能全部解释今文字。第二，“六书说”不够明确，历代的理解虽说大休相近，但也有不少歧异之处。“六书说”的问题的确不少，汉代学者对汉字构造的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 “六书”理论是历史上汉字创制者与使用者总结出来的汉字形体结构规则,在近两千年的汉语文字学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的价值与功用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也应看到,传统“六书”说是前人提出的一种汉字构形理论,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观点一样,不能不受其产生时代客观与主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有得也有失。 后人关于“六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六书”命名与划界是否合理,这实质上涉及“六书”能否涵盖全部汉字,是否与汉字一一对应的问题;二是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的讨论,这实质是涉及“六书”是否处于同一范畴、同一层面的问题。讨论者的分歧与争议,有的是《说文》本身历史局限造成的,有的则是讨论者认识上的差异所至。 实际上,在运用“六书”对汉字进行形体结构分析时,对于典型的只包含一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可以作对应的分析。而对于蕴含多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如有一种方式为主体,则可按主体归类;如其主体方式不明显,可只作分析说明,不必强行归类。 “六书”的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后二书分属于不同层面,古代学者却将它们并列在一起。作为具有“重感悟,轻理念”的东方文化传统的我国古代学者来说,将其混同在一起,是不足为怪的(堪称中国古代学术经典的《毛诗序》中也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的说法,不仅将作为“诗之体”的“风、雅、颂”与“诗之用”的“赋、比、兴”相提并论,而且交错排列),但却给后来的研究者和使用者造成了不少麻烦,并形成了学术上的分歧。 争论多年的“六书”造字说与“四体两用”说没有本质上的太大的区别。我们不妨称所谓“六书”造字说为反映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包含不同层面的广义造字说,称“四书”造字说为专门说明汉字形体结构的狭义造字说,而戴、段提出“四体两用”说,不失为“快刀斩乱麻”的做法。 由于传统“六书”说存在分类界限不明和涵盖范围缺乏周遍性的争议,特别是难以说明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等)的构型规则,现代学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字构形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古文字学者提出的“三书说”。 应当指出,“三书说”将“假借(或表音字)”作为一种造字方法,其不属于对汉字进行形体结构分析的狭义造字说,而是反映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广义造字说。“三书说”将“象形”、“指事”、“会意”统称为“象形(或表意字)”,虽然避免了三者之间的纠葛,但对于人们认识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说,不免显得笼统。事实上,人文学科不能完全用科学方法来说明,任何造字理论都难以涵盖整个汉字、乃至一个时代或一种字体的汉字的构形规则。因此,在运用传统“六书”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来分析说明汉字结构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要囿于历史的成说,不要受古人的局限,更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以免白白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其二,要注重语言文字的逻辑性和规则性的探索,尽可能建立汉字构形的理性规则,以便为汉字教学和文字的信息处理服务;同时要承认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性质,承认具象(或形象)思维在语言文字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识语言文字现象的人文特征。其三,要认识文字构形规则的相对性和多元性,不可能一种规则能够无一例外地涵盖所有文字现象,也不要因为存在某些例外而否认规则的客观存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有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的性质及其形成原因，才能更好揭示“六书”的真谛。 世界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多种多样，但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音文字，一类是表意文字”。表音文字
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导读：本文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一、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2、
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
六书理论 第一节“六书说”的提出及其发展 “六书说”是最早也是传统分析汉字结构类型的理论。 “六书”这个名称，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周礼·地官·保氏篇》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但其中对六书只有一个总名称，而没有具体细目。到两汉时期，对此有具体说明，主要有三家。 班固的“六书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 郑众的“六书说”。东汉的郑众曾经注解过《周礼》，写成《周礼解诂》一书。该书后来亡轶，但东汉郑玄的《周礼注》保留了郑众《周礼解诂》的一些内容。郑玄注云：“郑司农（按：即郑众）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3】 许慎的“六书说”。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4】 以上虽然分成三家，但实际上出自同一个源头。前人考证认为，班固的《六艺略》完全照录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而来，所以，班固对六书的说明，实际上就是刘歆的认识，班固的六书观也就是刘歆的六书观。又根据记载，刘歆教授的学生中，就有郑兴、贾徽。郑兴把自己从刘歆那里得到的小学知识传授给儿子郑众。贾徽是贾逵的父亲，而许慎就是贾逵的学生。汉朝的学者，很重视学术传承，因此，三家的“六书说”实际只有一个源头，他们对六书性质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班固谈到六书的性质时说“造字之本也”，也是郑众和许慎的共同认识。 三家的“六书说”虽然出自同一个源头，但内部也有差别，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具体名目有出入。班固的六书名称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则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只有象形、转注、假借三书的名称相同，其余三书则各有出入。 第三，比起前两家来，许慎的“六书说”有很大发展。前两家的六书，只有具体名称，没有解释。许慎的六书，不只有具体的名称，还有定义，并在每一书之下举了两个例字。虽然由于认识、字数、押韵的限制，其定义有不严密的地方，但是，在文字学的初创时期，这已经十分难得了。许慎的定义和例字使六书的内
书法理论之我见 书法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它不仅要求学书者长期有效的艰苦练习，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学养水平，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除了老辣沉雄的字内功夫给人以美的感受外，书写者通过作品反映出的学识素养也是感染读者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国历代书家都主张“字内功夫字外求”，道出了学习书法理论知识的重要性，颇发人深思。 书法理论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未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一定要从中分缕出文字的研究或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从书法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看，学习书法理论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学习理论，能够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书法。书法艺术在它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艺术形态，乃至每一种审美时尚，每一种风格，每一种技法都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时代内涵。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用狭隘的、“道德”的眼光，
凭个人的好恶去任意否定某种风格或简单地肯定某种风格；才能从历史的发展中去正确认识某些书家某些流派的得失功过，从而在追摹临习他们书迹的时候能自觉地扬长避短。 西周时期出现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才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则与它基本无关。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被视为立足的根基。 第二，学习书法理论可以增加艺术创造的自觉。书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它是中国特有的、以文字造型为载体，以情感抒发为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世界上国家民族可谓多矣，而很多国家，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然而他们的文字却没有发展成中国式的书法艺术，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和中国（汉民族）的思维习惯、民族心理、审美习尚等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看待书法艺术本质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评价和运用“六书说” 苏宝荣，李 智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16） 摘 要：要说明的问题有三点：（1）辩证地认识 “六书”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历史地说明传统“六书”理论的得与失；（2）采取更加达观的态度认识“六书”造字说与“四体两用”说的联系与区别；（3）人文学科不能完全用科学方法来说明，正确把握未来汉字构形研究的导向。 关键词：历史辩证的观点；“六书”造字说；“四体两用”说；汉字的人文性中图分类号：~12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5）06!0069!04 以“六书”离析字形，因形以说音、义，是许慎著作《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基本原则。汉代的“六书”理论，是许慎著作《说文》的基础。 “六书”之名虽非许慎独创，然“六书”理论的最后形成却应归功于许氏。 “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义：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其具体所指，未作说明。 “六书”细目始于汉代刘歆的《七略》。后来班固和郑众也分别列举了六书的条目：班固《汉书?艺文志》：“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然而，也仅是列举名目，未作说解。 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则对“六书”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 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爱，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并且用他的“六书”理论逐一分析了《说文》所收录的数千个汉字，从而揭示了汉字形体结构的系统性和规则性，建立了汉字的形义体系。此后至今，一千八百余年间，文字学者虽然对许慎“六书”的次第略有调整，对每书具体所指及其分合略有异义，但基本上沿用了许氏的“六书”说。 一、历史地说明传统“六书”理论的得与失， 辩证地认识“六书”定义的内涵与外延 “六书”理论是历史上汉字创制者与使用者总结出来的汉字形体结构规则，在近两千年的汉语文字学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的价值与功用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也应看到，传统“六书”说是前人提出的一种汉字构形理论，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观点一样，不能不受其产生时代客观与主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有得也有失。 后人关于“六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六书”命名与划界是否合理，这实质上 !收稿日期：2005!06!19 作者简介：苏宝荣（1945! ），男，文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校长，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辞书学与文字学研究。李智（1979! ），女，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2005年11月第28卷第6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 f ~ebe i N or m al u n ivers it y （Ph iloso p h y and S ocial S ciences e d ition ）N ov.2005 """"""""""""""""""""""""""""""""""""""""""""""""""""""""""""" V o l .28N o.6
形声字认知功能浅析 杨秋泽王玉新 段玉栽《说文解字注》说：“形声即象声也。其字半主义、半主声。半主义者，取其义而形之；半主声者，取其声而形之。”这是对传统形声说的高度概括。依据这一观点，形声字包括“半主义”的形旁和“半主声”的声旁两个部分。形旁的作用是表意，而声旁的作用是表音。这是一种已经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认识，甚至是一种定律。从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来立论，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汉字与认知的关系来看，这种认识又存在着对形声字构造过程及其作用的分析过于简单化的缺憾。因为这种“半主义”“半主声”的形声说，不仅未能对形旁怎样表意作出具体的交代，而且对声旁的作用的认识也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因此，分析形声字仅仅区分出形旁和声旁或仅仅指出形旁“主义”、声旁“主声”是远远不够的。本文拟从汉字与认知关系的角度来谈谈形声字的认知作用及其构造类型，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从汉字与认知关系的角度看，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都具有特定的认知作用。 先说形旁的认知作用。形旁的认知作用主要有两种，一是类化作用，一是区别作用。 众所周知，客观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只有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出发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人们在认知实践中常用汉字偏旁来标识事物
之间的某种联系，如“杨、柳、梧、榆、槐”等字都带“木”字旁，这个“木”字旁表明这些字标识的对象都是同类的，即都属于树木类。这种用来标识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的字符（主要是指形声字的形旁而言）就是我们所说的类化符号。类化符号通过直观的书写标记表现出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使杂乱的认知对象有序化，形成一个个类聚体，并在此基础上使得人们对于事物间联系与区别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这种使认知对象有序化、类聚化的作用就是我们所说的类化作用。 在汉字系统中形声字形旁的认知作用之一就是这种类化作用。 氵—江、河等（都属于河流）/渴、潮、湿等（都与水有关）彳—徒、徙等（都与行走有关） 纟—绳、结等（都与绳索有关） 灬—煮、熟、蒸（都与火有关） 等等。认识形旁的类化作用，对进一步分析汉字的形体构造与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是多方面的，所以，作为类化符号的形旁在表示事物联系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表示同类关系，也就是说形旁相同的同一类聚中的所有汉字所标示的事物是同一类属。如： 氵—江、河、渠、沟、汉、济、沂（形旁表水流之属。） 钅—铁、铜、钢、锡、钨（“钅”由“金”而来，形旁表金属之属）
談談對六書的認識 汉语言文学 2012011024 肖涛
談談對六書的認識 引言： 這個學期學生有幸再次聆聽高智老師關於中國古文字的教學，而古文字學習中，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是我們學習的重點了，其中關於“六書”則更是重中之重了。因此，高智老師佈置下關於六書的認識的作業，我覺得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學生對這方面學習還不夠，正如老師您說：“古文字學習沒有三十年的積累是出不了成績的。”所以在這次作業中，學生主要根據查找相關資料並結合老師的授學筆記，對六書認識談談我個人的一點皮毛見解，說得不准確之處，望老師斧正。 一、六書的來源 以“六書”離析字形，因形以說音、義，是許慎著作《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的基本原則。漢代的“六書”理論，是許慎著作《說文》的基礎。“六書”之名雖非許慎獨創，然“六書”理論的最後形成卻應歸功於許氏。“六書”的名稱，最早見於《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義：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然其具體所指，未作說明。“六書”細目始於漢代劉歆的《七略》。後來班固和鄭眾也分別列舉了六書的條目：班固《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以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眾注《周禮》，以為“六書”是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然而，也僅是列舉名目，未作說解。
二、許慎對六書的定義 而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則對“六書”理論作了全面的闡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扌為，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愛，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三、對六書的具體闡述 關於六書次序上，我們後學常常採用班固的說法，把“六書”的名稱和次序排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這是因為漢字是起源於圖畫。象形、指事、會意都和圖畫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圖畫在前；而有標音成分的形聲字則是在象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也是符合由表意到標音的文字發展規律的，所以形聲字在後；假借則只是有讀音上的聯繫，與字義毫不相干，所以放在最後。 一曰象形，許慎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意思是象形字的結構特點是依樣畫葫蘆，許慎所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即用畫畫的辦法畫出那個物體，筆劃的波勢曲折同自然物的態勢相一致。如日、月、止、目、人、車、行、牛、瓜、眉、虎、高、夕、犬、女等。屬於“獨體造字法”。明確說就是用文字的線條或筆劃，把要表達物體的外形特徵，具體地勾畫出來。例如“月”字像一
对《说文解字》的认识 《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史上的不朽名著，可以探索汉字的本源意义，探寻古人造字的神秘。阐述《说文解字》的集大成意义。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书名许慎这样解释：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结实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 许慎所以做《说文》，是与两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风尚分不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灭经书，涤除旧典，又严禁私人藏书，规定了“挟书之律”。到了西汉初年，惠帝废除“挟书之律”。文景以后，渐开羡书之路，并有意识地搜求旧典、发掘古籍。武帝更提出“罢黜百官，独尊儒术”。为了解释经书，古文家和今文家互相排挤。许慎站在古文家的立场著《说文》。从《说文解字》可以看到了汉字的发展有形变和势变。形变即字形有了改变；势变即书写的笔画有了变化。形变如金文跟六国古文相差很远，小篆跟金文相比又有了很大变化。单体变为合体，加上不同偏旁则成为形声字。书写上由繁复趋于约易，字的繁衍上由形以表义向表音方向发展。最早先有图画代表形象，作为文字把图画简化而成为象形字。还有指事，《说文》举“上”“下”为例，因为无物可象，所以有指事。又有会意，会意一般是合体的，如“相”，是由两个独体合成的会意。此法还是有时而穷的，遂向表音方向发展，因此有了形声。又有转注、假借，合前几种为六书。 《说文解字》探索字的本源意义，给我们保存了汉字的形、音、义，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训访不可缺少的桥梁。特别是《说文》对字义的解释一般保存了最古的含义，对理解古书上的词义更有帮助。另外当我们追寻字的原始意义，探索古人造字之始的原始意图时，我们就会感到一种陌生化地新奇效果，原因是我们被日前所习惯的字的引申义遮蔽了感受的新鲜，字只成了一个表达意思的符号，我们不去推寻远古人类造字的巧妙。 《说文解字》保存了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是我们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的阶梯。在许慎看来，那些保存下来的经典才是古文字及传统文化的正脉。这里有古文传统谙昧不彰与政治纲纪失序之间相伴生的关系，礼乐的崩坏与王纲的废弛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关联性因素，共同导致社会的衰变：而反过来，社会政治清明的时候，古文传统也往往受到很好的尊重和延续，并与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规范形成良性的互动。 《说文》包括各种含义的字的解释，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如《说文》“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根据《说文》的说解，可以肯定在夏代已有“车”这种交通工具。又如“姓”字从“女”和诸如“姜”、“姬”、“姚”等一系列从“女”旁的姓，可以窥测到古代母系社会的痕迹。很多鬼部的字由此可见，反映了崇拜鬼神和恐惧鬼神的心理。鬼文化是原始先民对自然界及自身的现象从困惑到恐惧而产生的畏惧心理，并逐渐演变、积淀为一种全社会的文化传统。原始先民产生鬼魂观念并对之虔诚侍奉，乃是基于
对六书的浅显理解古人把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结 构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结论，而决不是古人依照这六种法则来创 造文字的。 六书的定义 "六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但是没有明确指出六书的含义，直到后来的许慎才明确提出六书的含义。 象形，即用简单的线条描摹客观事物的形状，使人一看就能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在甲骨文中，很多字都是象形文字。 指事，即用一种特殊性符号，标记某一客观事物和表示某一概念，这种标记符号或是加在独体象形字的某个部位，或是加在代表某种事物符号的特殊位置。如甲骨文中的上、本等字，都是用指事的方法创造出来的。 会意，即把意义可以相互配合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象形字或指事字结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如从，两个人形组合在一起，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后面，表示跟从，这样就表现出了跟从的意思。 形声，即用一个字作形旁，表示意义类别，用另一个字作声旁，表示读音。两者结合成为一个形声字。如河，左边是水，作形旁，表示与水有关；右边是"可"，作声旁，表示读音。如谋，左边是言，作形旁，表示与语言有关；右边是"某"，作声旁，表示读音。 转注，即指同一部首的字可以互相解释。
假借，即借用已有的字，表示同音而不同义的字。如求原来是指毛皮的，但后来被用作请求的求。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造字法呢？应该是以下的原因。 第一，因方言殊异或古今音变而制字。中国地幅广袤，方言繁多，于是使用不同方言的人各自按照本地的语音造字，这样，一个词义就分成两个词两个字了。 第二，因词义发生变化而制字。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认识也由简趋繁，于是词义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并且因此而产生新词新字。这样产生的新词和旧词之间，在音义上是互相关联的。 第三，为由同一语根派生的相互对立的词制字。汉语里有很多反义词，因此，这也是创造文字的一个原因。 以上就是我对六书的浅显理解，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因为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對“六書”的認識 漢語國際教育 岳媛照 2013015058 2016.06
對“六書”的認識 “六書”是關於漢字的造字用字方法的一套理論。我們都十分明確，漢字是唯一流傳下來並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文化財富。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距今約五千年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瑪雅文字，都已經逐漸演變成一種死文字。只有中國的漢字一直沿用至今，從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歷經歲月變遷，經過漫長的發展演變，直到我們今天通用的簡體字，一直伴隨着我們這個擁有五千餘年歷史的華夏民族的興衰榮辱，直到如今一直在世界民族之林葆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六書”就是古人對上古漢字的構形規律的邏輯總結，要瞭解漢字的構型和歷史，必須瞭解“六書”的基本內容和基本原理。下面我將從“六書”的起源與含義、內容、漢字歷史演變、漢字的未來等方面來簡單談一談我對於“六書”的認識與理解。 一、“六書”的起源及含義 “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保氏（官名，掌教育）以六藝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六書”即是六藝的一種，但是這裏並未說明“六書”的內容。直到漢代纔有關
於“六書”的細目。一是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二是東漢鄭衆《〈周禮·地官·保氏〉註》有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三是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記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日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此三家“六書”說，名稱、次第雖不盡相同，但是可以看出其源頭大抵是一致的。清代以後，六書的名稱大致採用許慎的說法，而次序則採用班固的，依次爲：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漢代三家，只許慎一人對“六書”下了定義（見下文），因此要準確把握“六書”的含義，一定繞不開許慎。“書，箸也。從聿者聲。”（《說文·聿部》）“聿，所以書也。”（《說文·聿部》）根據許慎的註解，可見“書”即是用筆寫的字，那六書便可以認爲是六種關於所寫的字的學問。許慎認爲“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說文解字·敘》），漢字的構型大致分爲兩類，一類是“依類象形”的獨體“文”，一類是“形聲相益”的合體“字”。宋人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文是独体字，字是合体字，而假借视本字而定，故文、字兼有之。他从“文”与“字”这两种不同结构类型入
目录 序 (1) 一、草创期 (1) 二、成长期 (2) 三、成熟期 (3) 四、新时期 (4) 小结 (5) 参考文献 (6)
“六书”理论研究综述 (山东经济学院文学院李波) 序 “六书”理论形成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六书”理论正式创立的标志。从那以后,“六书”理论就成为传统文字学中的一个基础理论，同时也是核心理论之一，甚至还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六书学”。纵观“六书”理论的整个研究过程，可以分为草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新时期四个时期。本文就“六书”理论研究的历史分期、各个时期独特的学术成就以及“六书”理论的优缺点等问题进行归纳概括，理清脉络，并加以系统分析和科学评价。 为了论述的方便和清晰，本文对“六书”理论研究分为两个层面、四个时期：第一个层面是传统“六书”理论研究的层面，这一层面贯穿了草创期、成长期和新时期三个时期；第二个层面是从现代语言学视角研究的层面，其中既有传统性质的因素，又更多地蕴含着现代语言学因素，主要是指新时期。 一、草创期 “六书”理论的草创期可以追溯到周代，贯穿春秋战国和两汉，直至南唐。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的诞生标志着草创期的结束。这一时期，就其研究的总体趋势和特性而言，始终没有摆脱传统“六书”的性质，一直是在“六书”理论的影响下研究和探讨汉字的构形问题，或者说这个层面对于“六书”的研究，其基本精神是继承式的、阐发式的、修正式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许慎的拘囿。 “六书”名称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日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①由此可知“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门学科，最初是用来教育公卿士大夫子弟的。至于“六书”的具体名称，《周礼》并没有明确说明。 有关“六书”具体名称的确定大概到汉代时期才产生的。具体来说，汉代主要有三人对“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排列顺序做了界定。郑玄注引郑众《周礼解诂》谓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指出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次第。班固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②。郑众和班固虽然说明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次第，然而却没有对“六书”作解释，更没有运用“六书”的原理去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许慎师从贾逵“受古学”，作《说文解字》.他在该书的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许慎不仅提出“六书”的名称，而且对“六书”的内容做了具体阐释：“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③。三家对“六书”的名称和次第都不相同。于是唐代张参《五经文字叙》用“六书”，名称依许慎，次第依班固，即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以后徐锴《说文系传》、郑樵《通志·六书略》，一直到近代朱宗莱《六书释例》等都均沿用张参说。“六书”的这种排列次序反映出汉字产生和孳乳的一般规律。 ①《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3月第1版第24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5年10月第1版第18页. ③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
谈“六书”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 摘要：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汉字词是深入学习汉语时必须掌握的内容，可以说如果汉字没有过关那么汉语水平就只能原地徘徊，所以如何让留学生在短时间内高质量、高效率的掌握基本的汉字是每一位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本文试从《说文解字》中所提出的六书角度来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试图给汉字教学一些建议。 关键词：六书；汉字；汉字教学 留学生在习得汉语时一般都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1.拼音。汉语拼音是用26个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所以外国学生学习起来很轻松，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掌握拼音的读写法。 2.基本词汇、汉字。留学生掌握汉语拼音之后，就要学习基本的词汇和汉字了。大一部分留学生开始感觉汉字非常难学。 3.背景文化。在基本词汇和汉字掌握的基础之上，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等个方面进行学习。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第二、三阶段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汉字。虽然有的留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基本对话，但是其掌握的汉字却有限，有的是会读不会写，有的是会读会写但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找到好的教学方法才是突破汉字教学的关键。 一、汉字难学的原因浅析 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种———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用固定的符号表示一种语言里有限的音素或音节，作为标记词语声母的字母。一般来说，一定的音就用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音。人们掌握了字母的发音和拼写规则，就能够听词而写，见词而读。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不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它用不同的笔画构成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语的音节语素，从而代表了语素的声音。因而汉字常用的意符就有几万个，常用的也有几千个。汉字构形时，部件数量的多少、采用哪些部件、部件之间的组合方式及位置等都是依据它所记录的语义而决定的。因此汉字的各个构形元素之间存在相应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这导致了汉字复杂的结构。 日本、韩国等国的语言里保留了很多汉字，所以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学习汉字的情况要稍微好些。而欧美等国家的留学生由于语言差异，学习汉字则相对困难。 二、六书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大多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熟，而《说文》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学专著，对汉字的解释和阐述在现在看来依然系统且完备。因此将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认清字形，识记字音字义，为汉字教学提供一定的辅助捷径。 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就是描绘事物性状的造字法。古代象形字有的像事物的整体轮廓，如“舟、车”；有的像事物的特征部分，如“牛”像牛角向上弯；“羊”像羊角向下弯；有的除具体的事物外还有必要地附带部分，如“瓜” （上面古文字分别为月、牛、羊、车、舟、瓜）
对六书说的认识？？？ 中国的汉字具有独特的韵味，汉字的造字结构也独具特色。两千年来，汉字的结构学说以“六书说”为正统。汉字"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解释。西汉刘歆在《七略》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在这本书的"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就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凼”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一样。 在“六书说”为基础之上，随后又衍生了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后世对于六书说的评价褒贬不一，作为理性的后学者，应当去其糟粕，批判地加以继承，任何虚无主义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对汉字演变历史的认识？？？ 文字产生以前，人们曾使用过实物记事、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图画记事等记事手段，但是都不甚方便，于是文字应运而生。汉字的起源也是如此。 汉字，汉语的书写用文字，也可被借用于书写日语、朝鲜语/韩语等语言。是中国的通用文字和唯一的官方文字，也是新加坡的官方文字之一。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古汉字，是距今3300多年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8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前面提及的甲骨文、金文以及籀文，组合成了线条化、规范化的大篆，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的文字改革创建的统一标准的小篆，为汉字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篆书逐渐演变成字形扁方、笔画有粗细变化的，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的隶书，并且慢慢代替了篆书，走向定型。 汉字历秦经汉的磨砺，在三国时期，出现了第一位楷书家钟繇。随后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相继发扬各具特色的楷书书法，后世有“汉隶唐楷”之称，可见楷书在唐朝的光芒。 汉字的成形是为了记事，然而隶书、楷书等书写过于方正，因此，比楷书等更具有流动的行书、章草、狂草乃至到尽头的简体字等等的发展就水到渠成了。
浅析传统“六书”对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的启示学校：黑龙江省穆棱市下城子第二小学姓名：何珊珊 电话：邮编：157516 摘要：在老师和学生们的眼中，汉字是难教、难学、难写的老大难问题，汉字枯燥的学习过程常常销蚀着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由于只是机械的记忆，导致“回生率”较高，也大大挫伤了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当今，我们在对外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要做好内功，加强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通过对传统“六书”的理解和运用，帮助学生们重拾学习汉字的热情和信心。 关键字：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字理 识字是小学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是汉语从口头语向书面语过度的载体。所以学好汉字，关系到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也影响着汉文化的传播。传统的汉字教学只是将汉字生硬的分解成笔画和部件，使学生误认为汉字只是由点、横、撇、竖组合起来的一个个架子而已，缺少了汉字的“魂”与“灵”，也使汉字教学缺乏趣味性、流于形式，学生机械记忆、频繁记忆，学习任务繁重，而且效果不理想。新课改实施以后，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课节减少了，而汉字学习数量却不减反增，由原来的2500字上升到了现在的3000字，这无疑对汉字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种种，创新汉字教学理论，开拓汉字教学的新方法迫在眉睫。而我们的创新方向就是，告别过去机械的笔画、部件教学，创设新的富有趣味、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又体现汉字特点的教学方法。 汉字在造字上尤其独特性，正所谓汉字字字有字理。汉字的由来不是照搬照抄其他语言，不是人们天马行空想象出来，也不是几个学者关在家里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而是在6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由“结绳”、“绘画”、“书契”发展起来，经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字体的演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造字规律，即“六书”。东汉的许慎最早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古代汉语，但大部分的现代汉语生字依然是表意文字，汉字仍然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因此传统的“六书”对于小学的汉字教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尤其是“六书”中的“象形”、“指事”和“会意”，能很好的
谈翰墨师和造字六书对汉字教学的积极意义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华夏文明是唯一没有产生断代的、岁月久远的人类文明。在推动历史巨轮缓缓转动的过程中，汉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据《淮南子·本经训》中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后人解释为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天降谷雨，世间各个角落皆落满谷物，让游荡的孤魂野鬼无处栖身，夜里号哭不止。另一种认为，仓颉造字，让蒙昧启智，兵戈之象骤生，世间再无宁日，为此，百鬼夜哭。但就仓颉造字的重要性来说，笔者更倾向于“粟雨鬼哭”是汉字诞生所带来的天地异象，昭示着炎黄子孙从此摆脱了结绳记事的无言时代，进入到了自由阐述天地造化的符号时代。 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所以，最初的文字造字，许慎认为是“依类象形”，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象形造字法，称之为“文”。“其后，形声相益”，称之为“字”。这是许慎为文和字分别所作的定义。后人为了称颂这位造字的传奇人物，而称之为“史皇氏”，甚至到后来惯性地对之加以神化，“双瞳四目”甚至“实有睿德，生而能书”，而造书所产生的“天雨粟”也成了后来“谷雨”节气的由来。在现在的河南，有康熙九年修筑的仓颉大殿一座，殿内塑有仓颉高大坐像，至圣先师孔丘拜坐身前，明柱上书“天下文章祖，古今翰墨师”，以供华夏儿女凭吊瞻仰。 当然，仓颉造字毕竟是稽不可查、太古悠悠的传说，我们只能从古代典籍中的零星记载去窥视一二。那么汉字到底如何产生？是否就如《淮南子》和《说文》所载，由造字圣人所为？在近现代有两位文学大家提出了基于理性思考的观点：“……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鲁迅《门外文谈》）“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就像最初的房屋、最初的庄稼、最初的诗歌产生一样，文字的诞生也绝非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了整个汉字体系的构建。也许黄帝的史官确实存在，也确实奉命去创造文字，不过一定会有一个庞大的团队或者后续的力量参与进来，日渐丰隆，终于约定俗成，让后世子孙代代传承。 传说也罢，史实也罢，从最初的“象形”、“形声”，又慢慢产生其余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