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刘晓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比，特别是与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相比，目前财税体制仍然存在着宏观税负偏高、财力事权不对称、税制结构不健全、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重大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促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良性轨道，甚至会进一步固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产生逆向调节作用。推进科学发展，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协调推进。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税收负担是税收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反映一国政府取得收入的多少，也反映一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税负的轻重一般以税收负担率来表示，即纳税人实纳税额占其计税依据的比例。衡量世界各国税负轻重的指标，通常用宏观税收负担来加以比较。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鉴于中国预算制度的不完善性，存在着各式各样庞大的政府预算外收入，且这些数据难以获得，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不透明性，要精确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以统一口径与世界各国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但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其他可获得的相关资料，还是可以做出大致的测算和比较科学的判断：
1、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
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2、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3、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4、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无论从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拿走了多少收入的视角去考量，还是政府从纳税人手中拿走税后为纳税人做了什么的视角去考量，即使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中国的税负负担也是沉重的。原因在于，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
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如法国社会保障税占总税收收入和GDP的比重分别为43%和19.3%、德国为39%和15.5%、日本为36%10.4%、意大利为32%和13.1%、希腊为31%和12.6%。按照中国目前财政收入中不含社会保障税的税负加以比较，这些国家扣除社会保障税后的宏观税负，法国为24.7%，德国为23%，日本18%，意大利为28.1%，希腊为19.5%。显然，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同中国20.4%的中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不见得高，有的甚至比中国的税负还要低（如日本和希腊）。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主要根源。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导致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战略取向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1、财力快速上移。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
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2、事权下移。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3、“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如，中央政府不断将教育达标、卫生达标等具体指标下达到省一级政府，省级政府再层层向下分解，而且通常是向下各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就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就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合理的税制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作用的首要前提，既影响到政府收入、企业负担、民生改善，也关系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的调动。我国税制结构经过多轮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发展，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完整性、不适应性和不公平性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税种结构失衡。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2、税种结构不合理。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
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3、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我国的财政支出在统计上，一般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以及其他支出15个项目。在理论分析上，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划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5大类别，或更具可比性的大口径的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以及包括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用在内的
维持性支出3大类别。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支出中的经济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的比重趋于下降，社会性支出所占比重上升。但从所列表中历年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统计数据看，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尽管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支出结构仍不合理，行政管理费比重不降反升，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
1、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2、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年至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
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9年的1375.5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3600亿左右，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更是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3、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从1985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调控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对缩小地区财力差距和欠发达地区民生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诸多不科学、不规范之处。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其中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下面又划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细分项。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2、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作为分税制体制下的一种财力调节机制，转移支付制度要同时处理好“存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的关系。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
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3、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不合理。目前，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达几百项，项目设置过多、过滥，覆盖面过宽、重点不突出，难以体现中央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引导和调控作用。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6891.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9.2%。2005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加上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专项支付的部分，占当年转移支付总额的53.2%。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覆盖面过宽，造成许多项目在管理上存在着“多头管理”现象。如灾后补偿和重建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涉及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很容易造成操作中挤占挪用、监督管理不到位、资金拨付效率低等问题。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补助进入地方预算，进入了地方人大监督的范围，而专项资金在使用上还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是要使生活在不同区域间的人民能够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差地区而言，财政转移支付是关键。但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很难起到均衡全国各地区财力差距、促进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而专项转移支付种类过多规模过大，多数项目通常又要求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相配套，容易产生中央和地方相互“钓鱼”、弄虚作假等问题。现行的“税收返还”以税收来源地为基础，以1993年为基数，在“多缴者多返，少缴者少返”的机制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数量和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在滚动增长中进一步拉大，弱化了税收返还作为支付手段均衡地区财力差距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未能体现主体功能区的要求，缺乏针对禁止开发、限制开发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难以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本文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7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2017年8月，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2017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一、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的改革部署，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宁德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结合我市实际，印发了本《实施方案》。 二、制定依据 1.《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7〕66号）; 2.《宁德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 三、政策用途 《实施方案》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分解落实2017年度各项具体改革任务。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改进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完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推进减税降费和各项税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做好财政体制改革相关工作，落实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办法。 四、主要内容 本《实施方案》包含五个方面内容，具体是： 1.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具体含六项工作，分别是：推进预决算公开，完善预算管理体系，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清理整合专项资金，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2.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具体含四项工作，分别是：抓好收入预算执行，落实支出进度通报和约谈机制，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改进财政资金投入方式。 3.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具体含两项工作，分别是：强化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完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 4.推进减税降费和各项税制改革。具体含三项工作，分别是：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跟踪落实其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5.做好财政体制改革相关工作。具体含两项工作，分别是：研究市以下财政收支划分改
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政策
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政策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讲座） 大家都知道，1994年那一轮财税改革提出的新的改革。二十年前中国历史上进行了一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种种关系，形成了当今财政运行的基础。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的大幕刚刚开启，营改增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一项重要财税体制改革，也是我们这批税政业务从事者的责任和光荣。。 一、财税体制的概念 大家对财政及财税体制的概念应当并不陌生，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常熟悉它的严谨定义。说到财政，我们是在讲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或者是政府的收支活动，好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入与支出，每个企业有自己的收入与支出一样，政府也有自己的收入与支出。所以，但凡涉及到政府的收支活动，通常用财政这个概念来表述。说到财税体制，无非是围绕着政府收支而形成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对财政、财税体制一个纯属回归
其本意的特殊定义。在讲到财政的时候，三中全会文件表述的是，它系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以此为基础，还对财税体制的功能给予了更宽范围的定义。比如讲到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原先财税的功能定位无非讲的是三件事：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对比三中全会文件关于财税体制定位，我们看到的要远远超出通常所认识到的那样一种定义，它不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而且跃出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其它相关的领域。这是一种从更广范围、更深意义上的一种重新认识。 三中全会定义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建设，甚至包括党的建设制度在内。这次三中全会文件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总目标的概念。那么，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呢？完整的表述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中全会文件中第一次把财政视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财政制度”这个字眼。将财税体制的功能定位得到大大的拓展，不仅仅涉及资源配置，而且包括市场统一、社会公平、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几个方面，把它视为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这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浪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 作者：马海涛,肖鹏时间：2009-01-18 浏览次数：599 次 [摘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为主线,回顾了30年来我国在上述三大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总结归纳了我国30年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五大经验: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同步进行、坚持走渐进式改革道路、改革中强化政府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财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协调推进、预算管理内部的改革也需要坚持同步推进。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在财政体制、工商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领域的进一步改革思路与措施。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经验回顾展望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在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里,一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这30年发展中,财税体制几经变革,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并符合公共财政运行规律的财税体制,基本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财政资金分配管理。30年改革成就有目共睹,但是,财税体制改革仍需在总体框架、运行机制、法制建设等方面作进一步完善。本文通过对中国30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总结改革得失,并对新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进行前瞻性描述。 一、30年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 (一)30年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 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是明确各级政府间职责划分和财力分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要求，针对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运行中遇到的外部障碍，借鉴国际经验，在“十五”期间乃至2010年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公共财政原理，明确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1.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以及如何干？由私人机构来执行政府的一些任务，能否做得更好？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选民和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尤为紧迫和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对转轨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结论（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17页），首先政府在生产和产品分配及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由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一做法必须是一种例外，而非惯例。只有在市场失败的方面，如国防、初等教育、农村道路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等，而且在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被视为合情合理。其次，政府必须停止对微观经济活动的限制和直接控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竞争提供一种法律上的保证。最后，提供社会保障是所有国家政府的主要功能，但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应该主要针对最需要保护的那些脆弱的群体，政府不应为了使所有的人获得足够的生活标准而提供慷慨的保障，而是有必要强化个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更大的责任心。 2.按分职治事、受益范围和法制原则依法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分职治事是指在政府事务与民间事务按效率原则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对政府有充足理由承担的事务，在政府内部按照凡是低一级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上一级政府、凡是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中央政府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受益范围原则是指政府行使政治经济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时，若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则应划为中央政府事权，若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区域的居民和企业则应划归某一级地方政府。法制原则是指各级政府事权的确认、划分、行使及调整等应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做到法制化、规范化并保持相对稳定性。根据上述原则和中国国情，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及主导作用应主要包括：（1）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GDP分配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调节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宏观经济结构偏差，促进并保持总供求和部门结构的大体均衡，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运行；（3）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有效承担起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4）调节GDP分配结构和组织社会保障，从全国着眼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范围内，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5）调控各地区之间的财政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6）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7）自觉组织和推动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8）维护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9）维护全国的生态平衡，搞好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 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主要包括：（1）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收入分配关系等具有区域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根据本地区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数量和质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分税财政体制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十多年以来，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大量财力来调控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充实地方财政的“腰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阵痛中开始“破冰”！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１９９４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较好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十多年来，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１９９４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２．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７．２％。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７０％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４３％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７０％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６８．４％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５９％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财政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土地财政”。据统计，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４５３９１公顷上升至１６５８６０公顷，年均增长率１５．５％。同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５１４．３亿元上升至１０２５９．８亿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２０倍，年均增长率３９．５％。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年
浅谈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出路 刘华光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LiuHuaGua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dong guangzhou, 510520） 作者简介： 刘华光（1976—），男，汉族，广东广州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税务 摘要：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财税体制框架，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财政税收的稳定 增长。然而，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致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面临 一些矛盾和问题，难以满足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我国财税体制 的科学发展。为此，进一步深化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在分析我 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对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出路进行探析。 关键词：财税体制；分税制；税制改革 一、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 （一）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然而其 在执行的过程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上下级政府之间呈现出事权模糊不清的 现状，导致财政与事权不相匹配。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原则上明确了中央与地 方地府的事权和财权，但是在执行中两者矛盾依然突出；其二，尚未规范划分财 政收入预算级次，国地税的收征管不协调，同时在地方税收方面，其税收权利被 严重弱化，财政收入空间一再被积压；其三，税收立法滞后，中央政府没有赋予 地方政府足够的税权，并且其自身的税收管理制度也尚未健全；其四，转移支付 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宏观税负不合理 这里的宏观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宏观税负则可通过国家一定时期政府获得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政府获得收入总量的表示方法有以下几种：
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 近年来，我县财税体制改革工作在省市财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财税体制改革精神，积极适应财税体制改革新形势，结合我县工作实际，从加强预算管理和完善税收制度入手，着力构建体系规范、公开透明、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加快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实现了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平稳推进。 一、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一）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快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一是健全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和预算定额标准体系。加大“四本”预算资金统筹力度，坚决把政府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统一安排，对大项目等支出优先使用政府性基金及相关非税收入，如有不足再通过公共财政预算解决。同时，做好将全口径政府预算提交县人大审议准备工作。完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出台了县直机关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管理办法，充分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硬化预算约束，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预算未安排的 。 资金认真梳理、查找原因、分类处理，并将结余结转资金与预算安排紧密结合，努力消化和压减结余结转规模。 （三）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一是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加大预算执行力度，在保证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的前提下，着力抓好支出调度，及时保障重点支出。督促各预算部门加强预算执行分析，研究解决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切实提高执行效率。对预算执行进度较慢的单位，进行深层次剖析，及时查找根本原因，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对预算执行不力的部门，采取通报、调研或约谈等方式，推动其查找原因并改进工作。注重结果利用，对当年预算执行进度低于平均进度的项目，视情况给予相应处罚；对于连续两年未使用的结转资金，取消项目经费；对于支出进度较低，存量资金数额较大的预算单位，适当核减下年度预算。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积极探索财政绩效管理新路子，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及跟踪问效，从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办法入手，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制定出台了县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编制、项目库管理和绩效管理办法、县本级财政绩效考核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制度规范。同时，以重点项目和部门支出管理为突破口，组织预算、投资评审、财政监督、会计科等组成专门班子，建立局绩效考核工作小组，加大预算绩效考核。加大预算绩效管理扩面试点工作进度，明确规定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覆盖每个预算单位，并选取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民生项目，如基本公共卫生、文化、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财政一事一议建设项目等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四）完善税收制度，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全面推进“营改增”工作。围绕做好营改增工作，对已明确的改革事项坚持做到早着手、早研究，及时研判税收制度改革对地方产生的影响。2013年初，组织人员开展了“营改增”工作专题调研，对纳入“营改增”范围的业户进行全面调查，深入分析税负变化和收入增减情况，印发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方案》，全面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截至2014年9月底，全县共有营改增纳税人登记1378户，占我县增值税户数的26.6%，其中小规模纳税人845户，占比91%，一般纳税人133户，累计入库增值税1430万元，顺利实现了新旧税制的转换。二是做好资源税改革准备工作。按照上级财政部门工作要求，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学习改革精神，组织专门人员对行政辖区内的三家煤炭企业2011年以来的产销量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据实测算企业税负，为上级拟定资源税改革政策提供了详实资料。 二、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一）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切实提高省直管县财政资金分配调控能力。自去年起，省财政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7e7123293.html,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作者：陈会霞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8年第03期 摘要：文章结合财税体制改革落实的现状，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基于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落实情况来看，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对稳定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需要着力解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充分协同各方力量，做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工作，以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关键词：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实践性 现阶段，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任务具有传承性、制度性、导向性特点，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努力完成各项任务。“营改增”正式开始是2012年，到现在已有5年，就改革的成效来看较为乐观，但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财税体制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导向，更是人们观察深化改革的风向标，因此必须要做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要将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的优先位置，并且通过的《决定》中，有32条决定和财税体制改革相关，基于此能够看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比如“营改增”全面启动：推进了资源税改革进程；消费税征税范围不断扩展等。 二、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直接税改革成效不高 就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着参差不齐的问题，间接税改革不断推进，而直接税改革未得到有效的推进。直接税在我国整体税收结构中，所占据的比例近30%，与间接税相比相差较多。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重视调整与优化当前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将重点加强对个人所得说以及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改革力度。就2016年财税体制改革情况来看，“营改增”全面推行，但是直接税改革进程不明显。 （二）税收立法需要细化 就我国现行的实体税种体系来看，仅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有正式立法，其余税种实施的依旧是暂行条例，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这是财税体制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营改增”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深化，使得各界也重点关注税种立法问题。
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今天听了XX教授关于财税体制改革课后，明白了财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问题。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但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没跟上，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中央与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以54%的财权收入承担了85%的事权支出，中央政府以45%的财权收入仅承担14%的事权支出。因此，在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其他手段进行“开源”：一是卖地收入，二是通过融资平台的举债作为收入。前者形成的“土地财政”，是持续推升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多年来房地产调控重需求、轻供给的主要原因。后者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直接发债融资而催生的替代产物(2014年预算法修订之后地方政府才可以发债)，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国有公司）等等平台发债融资，并对其进行隐性担保，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急剧膨胀的历史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只有通过财税体
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开源，纠正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错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困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从而解决当前存在的行政运行效率偏低、国家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等问题，为建立全国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根本保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两大目标： 一是健立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二是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关系全国政令统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事务，集中到中央，以提高全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在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刘晓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比，特别是与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相比，目前财税体制仍然存在着宏观税负偏高、财力事权不对称、税制结构不健全、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重大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促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良性轨道，甚至会进一步固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产生逆向调节作用。推进科学发展，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协调推进。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税收负担是税收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反映一国政府取得收入的多少，也反映一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税负的轻重一般以税收负担率来表示，即纳税人实纳税额占其计税依据的比例。衡量世界各国税负轻重的指标，通常用宏观税收负担来加以比较。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鉴于中国预算制度的不完善性，存在着各式各样庞大的政府预算外收入，且这些数据难以获得，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不透明性，要精确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以统一口径与世界各国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但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其他可获得的相关资料，还是可以做出大致的测算和比较科学的判断： 1、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
摘要：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点。未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也很难建设成一个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字：财税体制改革十二五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中的重点，我们更加应该予以重视和完善，所以新世纪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及建筑安装行业税收、土地出让金征收秩序，强化房地产及建筑安装行业财税征管，打击违法建设，保护房地产企业合法权益,确保我县房地产行业公平、有序、健康发展，县政府决定对全县房地产行业、建筑安装行业财税收入缴纳情况进行一次专项清理检查。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房地产、建筑安装行业财税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县长江小忠任组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小中任常务副组长，副县长何文龙、县政府调研员范正义、县公安局政委龙永红、县监察局局长刘峥、县地税局局长刘正强任副组长，县国税局、规划局、国土资源局、房产局、住建局、财政局、招投标局、公安局、监察局、督查局、云阳街道办事处、下东街道办事处、思聪街道办事处、洣江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地税局，由范正义兼任办公室主任，李建宁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郭建林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清查摸底组、财税征管组、执法保障组。
二、检查年限、对象和内容 (一)检查年限：20xx年至201x年。但经查发现有逃避缴纳税款和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不受上述年限限制，可以向以前年度无限期追查。 (二)检查对象：房地产企业、建筑安装企业；个人开发、销售、转让的房产和土地项目；城区红线范围内安置房、廉租房、小产权房项目。 (三)检查内容：涉及房地产、建筑安装项目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由地税局代征的相关规费的申报和缴纳情况，以及土地出让金缴纳情况。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5月30日前)：召开房地产、建筑安装企业和个人动员大会，开展行业税收、土地出让金政策辅导，组织各企业、个人进行自查自纠。 (二)检查清收阶段(6月30日前)：县规划局、国土资源局、房产局、住建局、招投标局和4个街道办事处向财税征管组提供各自管理的相关信息和底册。财税征管组根据提供的各项资料，对房地产行业、建筑安装行业纳税，土地出让金缴纳以及有关行政事业
2013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分析报告 2013年5月
目录 一、背景脉络 (3) 1、包容性增长 (3) 2、从包干制到分税制 (5) （1）1980-1993 (5) （2）1994-2001 (5) （3）2002 -至今 (7) 3、面对的问题 (8) （1）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 (8) （2）土地财政 (9) （3）基层财政 (9) （4）转移支付 (10) 二、完善分税制 (10) 1、事权与财权 (10) 2、税种切换 (11) 3、税制改革的理念 (13) 三、国际比较 (14) 1、美国案例 (14) 2、香港案例 (16) 3、德国案例 (16) 四、对行业的分析 (18) 1、流转税与所得税 (18) 2、营业税改增值税 (20) 3、消费税 (23) 3、资源税 (24) 5、房产税 (25) 6、预期与超预期 (26) 五、现时中国各主要税项说明 (27)
一、背景脉络 1、包容性增长 不久前，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演讲中谈及了“包容性增长”，引起广泛的关注。在他看来，“包容性增长”从广义上说，是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统筹发展；狭义上来讲，就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区，惠及所有的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对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途径，有三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其一：强调政府职能，国家通过大比例地提取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以此实现结果的公平。其二：国家适当地提取财政收入，适当地进行再分配政策，注重公民发展机会的公平，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其三：国家较少地提取财政收入，通过长期赤字维持大规模的再分配。 楼继伟部长强调第二条路径才是走向“包容性增长”的正确之路。政府适当介入，该管则管，但也要留给市场足够的空间。注重机会均等，平等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结果平等。 这应该是接下来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财税体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被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新一轮改革的先行者。 在长远发展的路径选择之外，财税改革一个更为迫切的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放缓。然而财政支出受制于各种刚性费用，其增速下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多次征求意见，慎重决策，从1994年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我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这场改革的第一责任人，感到其中值得回顾之处很多，现选取相关的几个片段，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和体会。 机不可失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应地，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集权过多，管的过死，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因而，如何最大限度的增强经济活力必然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当然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 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总是首当其冲；不管进行何种改革，都离不开财税的参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两个包干体制：一是财政包干制，二是企业承包制。无独有偶，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干”。 大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所谓企业承包经营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快，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税收上不来。这一财政体制的弊病，从北京和上海可窥见一斑。北京当时内部规定在包干期内，财政收入每年只增长4%，绝不多收，因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分税制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八九十亿元的收入。又如上海，中央对其包干体制规定，以1988年核定的作为基数，超过部分中央与地方打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165亿元之间，基本没增长。 如此，结果自然是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人们当时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年在海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说，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同志兼任部长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我说，过去旧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国库空虚，当时不理解，今天当了财政部长，才理解了这四个字，而且体会非常深刻。国务院副总理朱鎔基对我说：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为缓解财政困难，也曾想过一些办法：一是打费的主意，以费补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要求各省作“贡献”，共借了三次。名为借款，实际上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也不愿意慷慨解囊，所以闹的很不愉快，真的非常伤感情。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到1993年，中央财政的状况以难以为继，朱鎔基讲，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 面对这种局面，从1987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在少数地区和企业中进行了“税利分流”和分税制改革试点，但局部的试点跟总体的政策发生矛盾，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
摘要：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点。未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也很难建设成一个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字：财税体制改革十二五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中的重点，我们更加应该予以重视和完善，所以新世纪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 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 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 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然而在斗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不但要做到以上三方面，而且还要加快改革 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根据〈〈建议》精神，结合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
财政部长楼继伟详解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思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腾讯财经[微博] 2014-03-23 14:59我要分享8 发展论坛：楼继伟谈财税改革 时长：17'53'' 来源：腾讯视频 发展论坛：楼继伟谈财税改革收起 推荐视频： 猎鹰突击队狙击手一枪命中刀刃 反馈意见自动播放 正在播放 发展论坛：楼继伟谈财税改革 利用博鳌论坛年会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思路 播放：711 李克强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代表 播放：29644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经济峰会今天开幕 播放：183 首届世界大城市交通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播放：21 首届中日影视产业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播放：9 20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 播放：117 北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 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成辩论焦点播放：14 北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 经济学家关注中国调低经济增速播放：10 上海车站：能源与汽车发展论坛(上) 播放：20 上海实业：抓住国企改革新一轮发展机遇 播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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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和展望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在致力于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调整的同时，着眼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力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本报告拟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进行概括的回顾，对其现状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并简要涉及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的改革。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财政体制的沿革，着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描述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纵向财力分配，以及地区间横向财力分布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缺陷。 1.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 （3）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6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2.对财政包干体制评价（1）财政包干体制的历史作用首先，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的过度集中管理模式，中央各职能部门不再下达指标，地方政府由原来被动安排财政收支转变为主动参与经济管理，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
摘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很难大力支持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而这种“新常态”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现代经济发展核心地位的财税和金融，必须率先进行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因此深化改革财税金融体制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财税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体制 1河北省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必然趋势，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基本确定改革思路并进行了高端的顶层设计，以此来进一步整合改革的方式、途径和手段。其中河北省的各项改革整合问题尤为突出。河北省对如下方面率先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对部门预算和中长期预算细化管理;其次，对政府间财政支出明确了责任划分;再次，改革实时监督，使其具备了旁站式特征;最后，改革县乡财政体制等，但是各级部门改革工作没有实现完全对接、改革进程，步骤和成效不一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河北省财政厅为了梳理、整合，提高上述改革成果，提出了构建地方现代公共财政体系的重大举措。 2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遇到的瓶颈 2.1缺乏科学高效的预算管理制度 支出预算约束的弱化，导致预算执行过程中过度强调收入任务，出现了丰年缓收、歉年重收的现象。预算管理制度缺乏科学性还体现在没有对预算资金尤其是超收收入的执行进行制度性约束，年末追加的情况频发，不利于依法治税和实时监督。河北省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包括改革部门综合预算、完善项目预算、实现中长期滚动预算、开创全过程绩效管理相继推出。但是，河北省的系列改革缺乏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缺乏科学的预算决策机制、零基预算方法应用不彻底、缺乏透明的预算公开制度和程序以及配套的预算法律制度等。 2.2税收制度的功能发挥不全面 税收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也要通过税收这个工具来实行宏观调控并调整收入分配。其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收收入占比较低，而流转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却占据主要地位，这就导致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难以发挥其自动稳定功能。 2.3改革结构不合理 国家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的比重失衡，税收收入占比较低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导致非税收收入远远高于税收收入，而且即使是在税收收入内部，直接税收收入与间接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呈现失衡的状态。在税务改革中，部分税目定位不清晰、不明确，导致河北省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了重复征税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3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职能与定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重视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财政，优化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也需要科学的财税金融体制来保障。国家首次开宗明义地对财政进行了重新定位，进一步提升了财政的地位。 3.1一个总体目标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通过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使之具有科学的管理模式、健全的制度体系、规范的管理制度、平稳的运行程序、公正公开的政策、透明的工作流程、高效的宏观调控和健全的法律保障，以此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3.2两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