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相关性分析
摘要：自1972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来，双边贸易额快速发展，目前
中澳贸易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进
口来源地。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在不断发展，但在此期间，也存在有不少
问题，中澳关系的不对称依赖性和在推动中澳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进程中我们遇到一些难题
和争端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影响，认识了解并很好的处理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我们研究的
关键。
关键词：中澳双边贸易互补性自由贸易区不对称依赖性
1.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关系回顾
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建国后以至于英国结盟，而此时的中澳外交关系几乎处于隔绝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美国的实力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形势的变化促动了中澳关系的转变。中澳两国虽然此期间内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商业往来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民间进行了。1941年澳大利亚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中澳贸易额仅有462万美元，1972年双边贸易额也仅有8655万美元。
1972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之后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国策后，中澳之间的政治经贸往来不断加强。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两国的经贸合作也有了极大的发展。1973年，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两国双边贸易额为2.16亿美元。1981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1984年，双边贸易额增加到11.83亿美元，科技文化领域也进一步加强合作。1986年，两国建立了部长级经济联合委员会以协调经济关系。
虽然在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时间后中澳政治关系急转直下，
澳大利亚也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裁。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双方的经济贸易，文化与技术合作仍然在进行。由于多年以来中澳双方交往的扩大以及加深，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加深已经使得中澳关系回到过去相互隔绝的境地，双方也主要从经济上考虑双边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巨大市场及其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能够为澳大利亚带来巨大利益。
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澳关系开始进入了理性务实的交往。此时，澳大利亚的贸易重心也已经转向了东亚地区。同时，欧洲统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澳大利亚更增强了与亚洲合作的紧迫感。1997年，澳大利亚联合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外交贸易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四对重要伙伴为美国、日本、印尼、中国，并将中国列为最重要对外关系之一。
2.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关系的现状
1999年，江泽民主席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是两国建交后中国国家元首对澳大利亚的首次访问，宣布建立两国高层的定期会晤制度，并将就共同构筑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对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再次之后，两国签署了贸易、投资、征税、文化、科技、教育、民航等一系列协定。合作范围从单一贸易往来扩大到包括贷款、经济援助、技术合作、双向投资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全面经济合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国经贸关系又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
随着中澳贸易合作的逐步发展，2005年4月双方开始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轮谈判。2007年6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第九轮谈判
在北京举行。双方重点就服务、投资、非关税措施、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在服务和投资和投资方面双方分歧较大，谈判进展缓慢，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仍有信心，并在努力寻找办法缩小分歧。2009年是澳大利亚同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两国双向贸易达到850亿澳元，占了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17%。2010年6月，澳大利亚同中国双边贸易已达到850亿美元。
3.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发展主要特点
伴随着中澳双边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迅速发展，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贸易总量增长迅速，贸易份额稳定。
据澳大利亚的官方统计，2004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211.7亿美元，同比增长37.4%，这是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市场。同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80.2亿美元，增长34.5%；从中国进口131.5亿美元，增长40.8%；澳方逆差51.3亿美元。据统计，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额达到50亿美元，用了24年，从50亿到100亿美元，只用了6年。而在2003年到2004年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翻翻，实现了另一个百亿美元增长。
到2005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284.38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121.96美元，同比增长51.1%，出口增额在澳大利亚前15位贸易伙伴中是最快的，向中国的出口占澳出口总额的11.6%，中国仍位
列澳出口市场的第二位，仅次于日本。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16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3.7%，从中国的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13.7%，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美国。
2006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346.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5%，高出澳洲对外贸易平均增幅7.4个百分点。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154.1亿美元，增长25.6%，向中国出口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12.5%，中国位列澳洲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日本；澳大利亚192.4亿美元，增长18.4%，从中国进口占其出口总额14.5%，比排名第二的美国高出0.6个百分点，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06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8.2亿美元，占澳逆差总额的41.4%，下降4.1个百分点。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444.8亿美元，增长28.5%，高出澳大利亚货物贸易平均增幅11.7个百分点。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200.1亿美元，增长30.1%；自中国进口244.6亿美元，增长27.2%；逆差44.5亿美元，增长15.4%，中国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在2008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573.0亿美元，增长28.9%，高出澳大利亚货物贸易平均增幅 2.6个百分点。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279.3亿美元，增长39.6%；自中国进口293.8亿美元，增长20.1%；澳方逆差14.5亿美元，下降67.5%，中国为澳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进口来源地。
200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619.4亿美元，增长8.9%。其中，澳大
利亚对中国出口333.7亿美元，增长21.4%；自中国进口285.7亿美元，下降2.8%；澳方顺差48.0亿美元，而上年为逆差。中国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进口来源地。而同时澳大利亚也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唯一取得正增长的。
根据澳洲贸易委员会指出，今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有望攀至1000亿澳元(折合910亿美元)。目前，澳洲与中国去年贸易额增加近30%，达860亿澳元。中国是澳洲最大贸易伙伴。去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澳中双边贸易仍有可观的增长。若此一趋势不变，澳中双边贸易有望达到910亿澳元。
第二，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互补性很强。两国之间贸易互补性的强弱，体现着一方集中出口或进口的产品是否为对方集中进口或出口的产品，决定着两国双边贸易发展的潜力。从整体来看，中澳之间亿垂直分工形式开展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中澳两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基础?中国和澳大利亚在自然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矿产资源丰富,在生产土地资源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中国人多, 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 在生产
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有比较优势, 这种天然的互补性构成了中澳两国贸易。综合贸易互补性取决于产业特别是优势产业的贸易互补性。中澳两国各自具有极强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互不重合，两国产业竞争性不强。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以纺织品?服装?鞋类?食品?化工和机电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和少量高新技术产品;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主要以铁矿砂?羊毛?氧化铝?糖?粮食?小麦等初级产品为主和少量高附加值的制成品?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主要是工业产品，而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型产品。中国自澳大利亚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尤其是非食用原料产品占初级产品进口总额的56%。工业制成品中，我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商品主要为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占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的60.7%。从长期看中澳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互补程度紧密, 并在日益增强。两国之间有56.52%的产业呈现较强的贸易互补性，特别是在各自具有极强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绝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由此，可以推断两国综合贸易互补性会比较强。基于中澳两国之间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大部分产业特别是各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贸易互补性较强、综合贸易互补性近年来不断增强。我认为，中澳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很大，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前景广阔。
除此之外，还有中澳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对称，双边贸易领域在不断拓宽，双边贸易对两国的重要性上升等特点，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之间，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但是这个状况在2009年首次得到变化，澳方顺差48.0亿美元。
4.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存在主要问题——不对称依赖关系
第一，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资源类商品难以替代。
矿产品一直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2009年出口额为24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4％，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3.4％。贱金属及制品是澳对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出口额21.2亿美元，增长58.3％，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6.4％。纺织原料是澳对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类商品，出口额12.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8.1％。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除总体出口增幅有所下降外，铁矿砂等主要出口商品仍保持稳定增长，而以铜、铝、钢铁等为主的金属制品出口增幅甚至高于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矿产品中，铁矿石在澳对华出口贸易中占有绝对重要位置。中国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份额的一半以上。另外，亚洲很多国家如今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它们也构成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潜在出口市场。铁矿石的消费与经济关系直接挂钩，而且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采用长流程工艺生产钢材，这使得铁矿石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很强的刚性消费品。
我认为，中澳从两国的双边贸易分析来看：一国对另一国贸易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贸易量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双方贸易关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特别是不对称的脆弱程度。衡量贸易不对称关系脆弱性的指标主要是一国对另一国进出口商品的市场替代性。替代性越强，脆弱性依赖较小的一方在贸易谈判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定价权，它同时在双边经济合作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主导权。
虽然从总体来看，全球铁矿石储量较为丰富，但对铁矿石生产却处于较为集中的态势。全球铁矿石产量主要集中在两拓与巴西淡水河谷三大矿业巨头手中，这使得该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寡头垄断。对于矿商来讲，其可以通过控制产量来间接控制铁矿石价格。除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外，中国铁矿石的另一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印度。然而，从未来趋势看，中国从印度大量进口铁矿石不仅是购买成本问题，而是买不买得到的问题。印度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亚洲崛起过程中的潜在竞争对手。目前，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但其成交量仍然不断扩大。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出口前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较为乐观。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矿产品贸易依赖性很强，特别是铁矿石的进口。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核心经济利益也集中在铁矿石贸易上。据中国海关统计，铁矿石是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地。鉴于此，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程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矿产品的替代性很小，而造成澳大利亚在贸易谈判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定价权和主导性。
第二，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制造品市场竞争激烈
虽然中国凭借其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这些领域占据澳大利亚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这些类别产品的特点一是技术含量不高，二是市场替代性较强，三是消费刚性比较小；而且，它们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美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在此类商品的制造和出口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在澳大利亚的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发展中国家同样依靠
成本优势，在澳大利亚此类商品市场上显示出较强的竞争潜力。对澳大利亚而言，从中国进口的几类主要制成品在上述市场上具有进口替代性。
而且，从近年趋势看，由于市场竞争残酷，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部分制造品价格和增幅都在下降。以中国出口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商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为例，其平均进口价格在2006年下降3.6%，进口仅增长6.3%，远远低于澳大利亚从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进口增幅，后两者增幅分别为13.3%和40.7%。虽然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初级制成品量在不断上升，但平均出口价格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没有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问题，盲目大量生产导致供过于求，因此压低了价格。这种情况在纺织品、鞋类贸易中尤为突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关税的逐步下降，优势产业纺织品、鞋类的出口迅速扩大。但是，近年来贸易呈现饱和趋势，出口价格逐渐下降，比如2005年中国棉制针织衬衫的出口价格就由2004年的3.12美元降低到1.71美元，降幅达45%。第二，中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较为分散，盲目追求销量，没有形成统一的出口定价协调系统，出现了厂商之间竞价出售的局面，形成恶性竞争的价格战。第三，中国的初级制成品加工程度低，技术附加值也不高，厂商没有将重点放在品牌形象的提升和产品的创新开发上，导致产业整体形象不高，所出口的大多数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价格较低的劳动。
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不对称以来的关系。中澳双边贸易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铁矿石贸易上。无论从中国占澳大利
亚铁矿石出口的份额看，还是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占中国消费的比例看，中澳双方在铁矿石贸易中都对对方具有很高的敏感依赖性。按照敏感性依赖关系的定义，一旦切断这种贸易关系，在不做出其它调整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损失都会非常惨重。这说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较敏感的贸易依赖关系。但是，中澳之间这种依赖关系却是明显不对称的。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确定权力天平的倾向，更关键的是判断双方对对方的脆弱依赖程度如何。确定脆弱性的关键问题在于，双方需要为其他可选择的替代方案支付的成本有多高。通过对中澳双边贸易结构和市场替代性进行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脆弱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脆弱性依赖程度，其中产生的权力明显倾向澳大利亚一边。这可能将导致中国在有关贸易的价格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
对中澳之间这种不对称依赖关系的认识，或许可以引申出对其它相关问题的一些大致判断。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去理解中澳双边自贸区建立的阻力。目前，双边自贸区的谈判是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焦点事件。两国的官方机构和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做了不少研究，认为中澳两国在资源上存在明显的互补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充分发挥两国的比较优势，提高它们各自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最终为两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且现有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从双边自贸区中可以获得更多收益。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简单、乐观地预见，中澳双边自贸区会顺利达成，或认为中国可以在自贸区谈判中获得更为主动的权力。从贸易不对
称依赖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在中澳双边自贸区谈判中更可能占据优势地位，这或将提高中国为双边自贸区所支付的成本。从目前情况看，两国自贸区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导致其受阻的原因是多重的，比如来自双方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双边自贸区签订所导致的外部性等因素。我们从双边贸易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切入，或许也构成理解中澳自贸区阻力的一个视角。在自贸区谈判中，中国寄望的最大福利之一，便是突破澳大利亚现有的严苛的政策限制，在其国内直接投资矿业领域。就我们的分析来看，是否对中国降低其矿业领域的投资门槛，是澳大利亚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的一枚关键筹码。消除或缓解由于中澳贸易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产生的自贸区阻力，关键是价格问题，而这一定价权主要并不掌握在中国手里。当然，这一粗线条的结论还需要日后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论证。
此外，通过中澳贸易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我们也可以对中国战略资源的需求和发展成本的关系问题窥见一斑。如今，中国对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各种经济物资的需求规模非常大，而且有不断膨胀的趋势。巨大的需求自然会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但资源品国际价格的整体提升，并不仅仅是由自由竞争市场的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对许多战略物资的刚性需求实际上都与外部世界产生了权力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对世界资源依赖程度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其结果导致中国虽然成为国际市场的超级买主，但在定价权的争夺上却处于劣势。特别对于类似铁矿石这样带有市场垄断色彩的资源产品，更是如此。在最新一轮的谈判中，铁矿石的基准价格又在上年的基础上暴涨了65%以上，最后中国还是无奈地接受
了这一价位。如此涨价过程和幅度简单依靠传统经济学经典的供给需求理论难以解释全面。这中间很大程度是由不对称依赖关系中产生的权力所导致。类似情况若持续下去，在将来可能会极大增加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成本，抑制中国发展的空间。中国要为这种可能的结果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从历史经验看，一国实力的强大往往与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呈正相关；但作为后起过程中的大国，中国在需要低成本生产要素支持的经济起飞阶段，毕竟不可能再享有美欧和日本这些发达强国当年所拥有的廉价享用世界资源的历史条件。尽管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中澳双边贸易关系的范畴，但它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命题。
5.中国与澳大利亚有关自由贸易区的对策和建议
积极发挥比较优势，稳步推进中澳自由贸易区进程。
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和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加快自贸区建设有利于资源的优化和福利的提高。相对而言，中国在鞋类、帽类产品，文教体育用品，纺织产品，家具，金属制品，茶叶等饮料，非金属矿物制品，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产品上的显示性竞争又是指数都大于0。而相对于中国，澳大利亚在矿物产品上，粮食，畜产业，植物和饲料，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品，矿物燃料，动植物油脂及其产品和纺织原料的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较高，具有一定优势。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化步伐加快，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中澳互利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中国在农业、电信、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
面庞大的需求，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很好的投资合作机会。而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打开国外市场，获得战略资源，是我国统筹国内外发展，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也是我国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加快“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步伐的重要手段。
而澳大利亚不仅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还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资源，其天矿石、铀、煤、矿砂和氧化铝等17种矿物资源的产量名列世界前六位，同时还是世界第五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澳大利亚2004年对中国的矿物出口量约占中国出口产品总量的60%，对中国矿物出口近十年内实现几乎500%的增长。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能源和资源供应方面的保障。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些技术如电讯、导航、交通控制、港口建设、采矿、粮食储运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建设时所需要的科学技术。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其国内市场狭小，对于国际市场依赖性强。中澳两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双方已互为非常重要的投资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能提高双方这些优势产业的产出，整体上促进双方GDP 的增长，提高双方和世界的总福利水平，还可以营造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投资与商贸环境。中澳经贸关系的合作和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双方在周边事物中更加重要的角色。
参照WTO规则，建立和完善贸易救济措施。
一般的，根据贸易冲击的不同原因，多边贸易体制有两种类型的救济措施。一是一对不公平进口竞争的，而是应对无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进
口激增的保障措施。目前，绝大多数区域贸易协定都参考了WTO规则，保留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特别是规定可以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以减缓或消除因进口而对国内市场带来的较大压力。其中紧急保护措施包括一般保障措施、过渡性保护措施和农产品特殊保护措施等内容。
尽管澳大利亚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修改了自己的《海关法》和《海关条例》，但是以上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文化等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而中国式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澳大利亚是比较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建立自贸区至少在短期内会加深这些矛盾和冲突，特别是从近几年中澳双边贸易关系发展中可以看出，双方在农产品和防止服装等产品面临很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贸易救济措施，以确保双方贸易能在稳定和公平环境中良性发展。
加强协商和沟通，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中澳如果建立自贸区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建立的自贸区，不仅存在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存在着政策法规等制度性差异，容易产生一些争端。所以，建立一个持续有效的双边协商和移交机制，采取建立知识产权小组等方式加强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协调将十分必要。
中澳都是WTO成员，有关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应当在贸易规则上和WTO的基本规则相统一协调。此外，还需要建立一整套可执行的监督措施。
参考文献：
张海森,《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由贸易区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王旭，中澳贸易的回顾与展望，世界机电经贸信息，2002，第八期
Moonjoong Tcha,《中国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决定因素》,《国土资源情报》
王明宇,《全球“围堵”中国钢铁业？》,《中国经济周刊》,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