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区域收入差距关系
财政分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区域间收入差距有何影响是经济学界探讨的重要内容。下文对财政分权与区域收入差距关系进行了探讨。
【摘要】利用2003～2013年泉州市各区县的面板数据，考虑各区域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构建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财政分权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印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将加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因此，分权应适度，配合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财政分权区域收入差距空间自相关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自“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权力的下放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事权力显著增强，这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于财政分权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国内不少学者都对财政分权与经济的关系做出了研究。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各地方的居民偏好存在差异，中央政府统一提供的公共产品，可能无法有效满足居民的异质偏好，而通过财政权力下方，地方政府则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各地方政府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将加剧竞争，有利于各地间要素的合理流动分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也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低效率的税收制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等问
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从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中可看出，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区间的收入不平衡，拉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本文以泉州地区为研究区域，用2003～2013年间，泉州各区县之间的数据作为依据进行相关研究，探讨泉州市内财政分权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假说
第一，财政分权可能增加区域间收入差距，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第二，地区收入差距还可能受生产集聚与贸易自由化等因素影响，生产集聚可能加深地区间收入差距，而自由贸易化可能对收入差距具有负面影响。
三、模型设定、实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3～2013年泉州市各区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数据的主要来源有：《泉州统计年鉴》、泉州市各年《统计手册》以及社会发展公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传统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根据传统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本文分别运用随即效应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对以上假定模型进行了估计，根据回归结果及F检验的结果，决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以上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范围内，综合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影响，经过比对后，最终选择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最优
的实证分析模型，分析结果如下：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D1和FD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FD3对于收入差距有正的影响，即财政分权程度每增加1各单位，地区间收入差异将增加17.0123个单位，因此，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生产集聚CV1对于收入差异的影响为正，但均不显著，说明生产集聚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
贸易自由化CV2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将导致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增大。
(二)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由于泉州市各区县之间的数据可能具有相关性，在进行回归时可能具有空间上的自相关性，故在此对于数据进行空间相关性的检验，主要采用Moran’s I作为检验的指标，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各区县之间的收入差异存在空间自相关，因此需要利用空间自回归对模型进行修改。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及空间误差模型两种模型作为数据处理方法，对重新进行回归，通过对比最终回归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下表显示为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5和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地域之间的确存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相邻的区县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容易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看出，财政分权确实不利于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生产集聚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出口则对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的减少也
有着阻碍作用。
五、实际情况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对数据处理的结果，本文以模型3，即以各区县财政支出占泉州市财政支出的比重为计算财政分权的方法来具体分析泉州市财政分权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
财政分权体现的是地方的财政事务方面的独立程度，越高的财政分权表明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支出的支配能力较高。人均GDP则是衡量地区收入水平的重要标准，通过对比各区县的人均GDP可以看出地区间收入水平的不同。
由以上两张图可以看出，近几年各地区财政分权程度逐渐提高，人均GDP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但同时，各区县间人均GDP的差异水平也逐渐拉大，尤其丰泽区，石狮市和安溪县，惠安县等的收入差距成明显的扩大趋势。可以明显看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控制。
六、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就财政分权与泉州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论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减小有负面的影响，产业集聚对于泉州地区的收入差距不具有明显的影响，同时，出口的扩大有将增大泉州市各区县间的收入差距。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笔者认为，财政分权作为地方政府有效控制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力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
但同时，从其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一方面看来，财政分权制度仍有待提高和完善。建立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执行，不仅需要从财政制度方面着手，有效完善分配制度、税收制度、会计制度等，同时也要对财政有关部门的工作作出规范有效地管理，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规范政府公职人员的工作内容。
其次，在本文的实证中，产业集聚并未对地区收入差异造成显著的影响。虽然泉州地区产业集聚现象十分普遍，并且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其产业集聚现象主要集中的加工业等小产业，以劳动力导向性为主。地方政府应多鼓励技术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同时拉长产业链，形成更加完整的产业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第三，本文采用出口作为衡量贸易自由化的指标，结果表明，出口对于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有着不利的影响，说明出口对于GDP贡献的增加将导致泉州市各区县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注意发展方式的调节，以促进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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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 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地方财政能力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依托公共权力筹集财力，为满足本辖区内广大居民的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地方财政能力差异的形成，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制度原因。本文将从政府间财力分配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制度对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影响。 一、 地方财政能力差异的统计性描述对地方政府间财力差异的度量，主要采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财政能力自给系数、泰尔指数等。研究财力差异的方法和指标很多，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不平衡性数值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反映出来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在分析地区财力差异的指标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人口差距较大，本文本着简洁方便、通俗易懂的原则，选择以人口为权数的、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加权变异系数来分析我国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 ＣＶｘ＝ ｋ Ｘ其中Ｘｋ、Ｙｋ分别表示按省份计算的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Ｘ、Ｙ分别表示全国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Ｐｋ表示各省人口比重系数。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ＣＶＹ＝ Ｐｋ Ｙ各地人均财政收入直接反映了各地区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能力，也折射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人均财政支出指标，反映着经过财政体制再分配后的财政支出水平，与人均财政收入相比，也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 （一）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动 通过对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分析可见（见图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各地区财政收入差距十分明显。１９９５年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为６６．３６％，人均财 政收入最大值是最小值的１１．３９倍，到了２００５年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提高到８１．０９％，人均财政收入最大值是最小值的１７．０３倍。２００６年后，由于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２００６年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下降到７３．４７％，但２００７年又迅速提高到７７．０７％。 （二）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异系数明显小于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系数，基本在５０％上下波动，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趋势。２００５年后，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异系数出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７年下降到４６．４２％。由于人均财政支出指标反映了经过财政体制再分配后的财政支出水平，因此，可以基本判断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差异，促进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均衡。但是，从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的对比情况来看，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的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各地区财政能力的差异在继续扩大。换言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虽然在缩小地区财政能力差异上 政府间财力分配与 中国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 ◆ 陶 勇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我国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财政分权改革过程中政府间财力分配体制设计的缺陷，是导致我国地方财政能力差异扩大的体制性原因。本文从中国政府间财力分配的两次过程，来分析这一制度对地方财政能力差异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我国政府间财力分配体制、缩小地方财力差异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间财力分配 政府间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四） 2012年11月22日13:52 来源：《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作者：邓可斌易行健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9 接着，我们重复模型（8）的检验过程，结果见表8。与表6相比，表8的结果是相似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yt+1和inclt单独进入方程时，yt+1的系数显著为正、inclt的系数显著为负。此时这两个解释变量符号是符合预期的。但当这两个解释变量同时进入方程时，yt+1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inclt的系数就从原来的显著为负转变成显著为正了。显然inclt系数的正号是不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这就再次说明研究假设3是成立的。 表8 模型（8）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注：（1）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统计显著。（2）财政分权=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同时预期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分别采用农村人均预期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均预期收入不确定性指标。
六、结论 财政分权理论虽然在解释中国改革问题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理论却一直没有和消费理论很好地衔接。换言之，财政分权理论与消费理论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解释是彼此分离的。消费不足是中国现阶段改革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既然财政分权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力之一，财政分权理论就不应与消费问题相脱节。而且我们也看到，已有的消费理论或模型均只能够从某个侧面去解释某种因素对中国居民消费的作用，缺乏从微观到宏观、内洽统一的理论解释。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首次尝试将财政分权因素引入已有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中，观察财政分权因素对中国消费问题的解释力。我们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复杂但却关键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经济学意义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带来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又会使得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进而带来消费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存在，使得传统消费理论中的两大因素——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全面地解释居民消费行为。接着，我们采用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上述判断：缺失了财政分权因素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解释力，而融人了财政分权因素的模型则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于传统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而言，由于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同时受到财政分权因素的影响，当它们共同进入模型时，因为两者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并与消费水平变量间存在内生性，只有预期收入水平变量显著为正，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的系数符号是不稳定的，会产生不符合理论预期的结果。而引入了财政分权因素后，模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则与理论预期完全吻合。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信性，本文还尝试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无论是引入控制变量，还是调整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结论都是稳健的。我们的研究既是对财政分权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均具有统一性且具解释力的中国消费资产定价模型。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也是显见的，要解决收入增长、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等领域的问题，就不能忽视对政府财政权力分配领域的改革。在制定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时，应该注重利用分权因素对预期收入水平的正面影响，并设法消除分权因素对收入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附录：最优消费的决定 （3）式两边对a求导得：Bexp（-αa）=βBrexp（-α（r（a-c）+κ）+α2σ2/2 两边取对数得：-αa=lnβr-α（B（r（a-c）+K））+α2B2σ2/2 （A-1） （2）式右边对c求导并令其为0，得到：exp（-αc）=βBrexp（-α（r（a-c）+κ）+(α2σ2）/2，两边取对数得： -αc=lnβBr-α（r（a-c）+κ））+（α2σ2）/2 （A-2） 由（A-1）式和（A-2）式得：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empirenews.page--]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由于奥茨分权定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偏好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这些限制性条件似乎有点强加于人，很难使人信服，后续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出，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也就无财政分权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优势；迫于一些政
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内地实行多级政府体制。在中央政府之下，我国计有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级政府、３００多个地市级政府、２０００多个县区级政府、４００００多个乡镇级政府。在这样一种层级结构下，各级政府均有着自己特定的服务领域和服务对象：它们对当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对地方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团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和法制环境的协调发展，承担着直接责任。另外，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也要依靠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来贯彻落实。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各级政府均承担着在本辖区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既然各级政府均承担着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所谓“事权”），它们就相应地拥有依法课征税收或取得其他收入的权利（所谓“财权”）。财权与事权基本一致，各级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便有了经济基础，这既是公共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最基本问题。我国自１９７９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体制改革始终是构成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９年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１９８０年以来，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指导下，我国在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实２中国地方政府融资２２种模式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１９８５年又实行“划
分税种、核定收支”的办法；直到１９９４年在全国实行“分税制改革”，才最终确立了在分税制基础上的各级地方政府各自行使职能、中央政府进行适当调配的多级财政体制。但是，在任何国家，地方政府的职能都不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提供私人产品和私人服务的活动。中国作为转型经济国家，情况更是如此。与这些活动相对应，各国地方政府都需要通过财政之外的手段来筹集部分资金。不仅如此，从事权和财权之间的对应关系来看，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权常常并不能与其事权完全对应：对于那些财源丰厚的地方政府来说，其财政收入常能覆盖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于是便有了财政盈余；而对于那些财源不那么丰厚的地方政府来说，其情况就会相反，于是便出现财政赤字。财政出现赤字，显然需要予以平衡。就各国经验来看，平衡的途径主要有二：或向中央政府要求补贴（对应于中央预算，便是所谓“转移支付”），或通过市场用金融手段进行筹资。即便财政出现盈余，也有一个预算安排平衡的问题：超出支出需要的财政资金也需要被配置在安全且有利可图的用途上，这也需要借重金融系统。总之，为了能够有效执行公共管理的职能，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需要进入市场进行金融运作。 事实上，即便是中央政府，也有利用金融体系来运筹资金的需要。我们熟知的中央政府利用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安排。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之中，资金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毋庸讳言，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的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他们主要集中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最优财政分权度及财政分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经济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民主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大多数同意决定。3]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实行财政分权。在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财政分权理论以Tibe0ut1956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Hayek、Tibeout、Musgrave、Oate为代表。4-7]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相一致，把组织（政府、公司）视为“黑箱”，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激励去提供公共商品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Montin0la、Qian和Weingast、Qian和Roland、Qian和Weingast、T0mmast和Weinschelbaum为代表。8-11]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它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本文按照各国为什么要实行财政分权？实行财政分权后，后果会怎么样？财政分权的后果必然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最优财政分权的存在性这样的逻辑顺序来展开分析。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沿袭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上有所拓展，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等研究框架，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家、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行为主体，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而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机制设计理论 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 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开创， 并由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教授埃瑞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所发展的(为表彰三人
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 【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使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代理人)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委托人)所要实现的目标。第二
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的分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债务安排、税收管理和预算执行方面一定的自主权,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就以“减税让利”的税制改革为先导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94 年的税制改革进一步建立了分税制的财政分权体制,现在《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我国也经历了财政逐步分权的历程,从这一点看出,财税分权有着其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性。 财政分权的含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财政分权的常见理解： (1)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利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以此使公众满意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使最基层的公众自由的选择他们所需要的政府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2)财政分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问财政分工的方式，并认为财政分权是释放财政压力的体制变革，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可以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前者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体制下的效率性，体现经济性、地方政府优先性、民主性，即老百姓说了算。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活动的非规范性、分工的行政性，认为中国的分权属于后者。 (3)财政联邦主义，即分权的财政体制，特指地方政府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如税收立法权等。按地方政府权力的大小，分权类型有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完全的分权化，并认为我国的分权类型复杂，属于“市场维持的联邦主义”。 (二)财政分权的含义。 财政分权是建立在政府职能或事权基础上、符合经济效率与公平、体现民主精神采取民主方式并有法律保障、各级政府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各政府问关系等的一种财政体制。其关键特征： (1)财政职能性与收支相对独立性。即政府职能明确。职能在政府问划分也明确。相应各级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范围明确。 (2)效率性与最优化。即事权与财权相统一，体现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目标，各级政府使用居民的税收为全体居民提供最合意的公共产品，包括最优税收税率与结构、最优支出规模结构等。 (3)民主性与公平性，体现“政府是一个为民办事的组织”的思想，既要保证各经济微观主体的利益与自由，使得各微观主体的偏好得以显示，又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要为居民参与财政活动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与渠道；保证中央政府不能随意
比较我国与国外财政分权体制及启示 【摘要】在中国经济这艘巨大航母启航的今天，党和国家不断探索着一条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 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我们要 想在世界经济之林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在重视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 把本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放在首位。比如现行的财政体制，由于 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而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或将会成为阻碍我国经 济发展的绊脚石，这是亟待我们着手去研究和解决的事情。通过和美 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体制相比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 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财政体制分权制问题对比启示对策 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财政体制由集权制转成了分权制，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分灶吃饭”。该体制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演变，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相对稳定的6种大包干或者其他的包干形式也是“分灶吃饭”下的一种包干制、分成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中央把原来的行政性分权改为经济性分权，跳出了过去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分权模式上，走上分税制的道路，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尽管这种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是跟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相配套的，使整个政府财力运作的规范性和地方理财的稳定性也都大大提升了。但是，在从它建立到现在发展的大约二十年中，不断出现了许多阻碍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不由得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其中既有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也有更深层次上的整体制度环境的不足。以下是一个关于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问题的综合概述以及简单分析。
财政分权理论 Company number：【0089WT-8898YT-W8CCB-BUUT-202108】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中央—地方政府财政分权中的效率损失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对与地方信息掌握的不充分性，从而采用财政分权的方式将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我们注意到地方政府对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度的设计与执行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成性，而这种不对称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会使财政分权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当中央政府采用财政分权的制度的同时务必注意由于后一种信息不对称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自从上世纪初台伯特（Tiebout）的经典文章《分权与地区竞争》发表后，随后围绕着这一文献产 一个简单财政模型 一国由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区政府（相对而言比较富裕），另一地区政府（相对而言比较贫困）三方构成。 假定1 地方政府谋求地方福利最大化，中央政府必须从全局出发谋求全部地区的福利最大化。
假定2 中央对于地方的信息并无充分，并且获得信息的成本很高，但可以通过财政法规制度约束或激励地方政府的行为。 假定3 地方政府只对于本级政府人民负责，即中央政府并无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 由于富裕的地方政府相对于贫困的地方政府而言，拥有更多的资源，对于全局的发展（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有着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富裕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相较而言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调控全局的能力和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 消除地方差 政府可以采用会计、审计的办法防止这种地方的偏离，可是根据假定2中央政府]这种行为的成本高昂，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央态度是谨慎的，这一点地方政府也了解。财政分权的措施是将税收和支出的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只是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的协调与服务，由于地方政府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假定地方政府的服务行为是高效的。这种财政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如果这种不平衡累积到一定程度也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并假设这种效率损失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成本同样是高昂的。下面将以上论述通过一个完全静态信息模型来表示：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一)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 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 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 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 （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 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 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
财政分权与区域收入差距关系 财政分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区域间收入差距有何影响是经济学界探讨的重要内容。下文对财政分权与区域收入差距关系进行了探讨。 【摘要】利用2003～2013年泉州市各区县的面板数据，考虑各区域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构建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财政分权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印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将加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因此，分权应适度，配合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财政分权区域收入差距空间自相关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自“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权力的下放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事权力显著增强，这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于财政分权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国内不少学者都对财政分权与经济的关系做出了研究。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各地方的居民偏好存在差异，中央政府统一提供的公共产品，可能无法有效满足居民的异质偏好，而通过财政权力下方，地方政府则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各地方政府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将加剧竞争，有利于各地间要素的合理流动分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也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低效率的税收制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等问
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从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中可看出，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区间的收入不平衡，拉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本文以泉州地区为研究区域，用2003～2013年间，泉州各区县之间的数据作为依据进行相关研究，探讨泉州市内财政分权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假说 第一，财政分权可能增加区域间收入差距，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第二，地区收入差距还可能受生产集聚与贸易自由化等因素影响，生产集聚可能加深地区间收入差距，而自由贸易化可能对收入差距具有负面影响。 三、模型设定、实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3～2013年泉州市各区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数据的主要来源有：《泉州统计年鉴》、泉州市各年《统计手册》以及社会发展公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传统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根据传统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本文分别运用随即效应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对以上假定模型进行了估计，根据回归结果及F检验的结果，决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以上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范围内，综合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影响，经过比对后，最终选择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最优
论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发展 【摘要】中国财政分权在大致被分为三个阶段，到现在为止，财政分权制度既有成功，但也遇到了问题，尤其体现在地方经济差距上。本文从我国财政分权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了我国在实行财政分权制度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财政分权、高度集中、分级包干、分税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1950—1978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财政体制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财政收入的来源、数量和财政支出方向，地方政府完全失去了独立的财政地位，其职责不是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是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命令。在这一体制下，财政支出依存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首当其冲要确保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财政收入不仅仅局限于税收，国营企业利润、价格控制下的不等价交换也是国家获得资金的另外两条重要途径。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一五”的经验教训，在1956年的讲话中指出传统财政体制的弊端在于权力过于集中，束缚了手脚、扼杀了积极性，并在实践中做过两次权力的尝试，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最后都无疾而终。因而这一段时间根本就谈不上财政分权。 （二）1978—1993年为第二阶段 1980年开始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是中国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起点，1985年和1988年分别对此进行了两次调整。这一时期的“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是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支配权力，使地方财政初步成为责、权、利相结合的分配主体。地方在确定收支基数、分成比例、补助拨款方面可以与中央进行谈判，还可以与下级政府签订财政收支承包合同。因此，“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是中国财政分权的发端。
中国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的特征事实：历程与评价 王守坤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330013） 内容提要：无论是财政承包制阶段还是分税制阶段，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的主轴都是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改革。通过将中国分权体制的变革历程与中央、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相对变化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财政承包制在边际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比例，模拟出了类似于市场竞争机制的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机制。但是，各地 方政府在财政收支划分等财政问题上往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这就造成了“两个比重”的下 降。而分税制则确立了以正式法规为基础的税收分成方案，改变了承包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一对一讨价还价的局面，从而充当了在新的制度环境下重塑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与利益分享格局的关键制度安排。 关键词：经济转型财政分权财政承包制分税制财政能力 一、引言 从1949年建国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的财政收支管理制度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对政府间关系形式具有主导权威的前提下，这期间财政管理体制虽多有变动，但基本 上采取的都是“以支定收、一年一变”的统收统支办法，即地方预算支出指标每年统一由中央政府安排，并在相应的“条条”部门管理下进行核定，收入指标每年根据支出需要由中央划定，然后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①在这种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下，不管通过地方组织的收支占国家财政收支比重有多大，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充当了中央政府拨付款的代理机构。 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虽然可以有效地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集中和配置所需的资金，但是计划体制本身无法克服的信息和激励问题使得生产效率日益低下。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建设投入都由财政负担的情况下，这将使得中央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巨大的财政压力最终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在意识形态上，计划经济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来减轻财政压力。而且由于知识局限性等因素，改革还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在面临M 型政府管理架构的现实条件下，中央政府只有选择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压力，走向财政分权改革之路。因为中国财政体制率先通过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局面，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 因为国家财政本身承担了诸多职能，如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等，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的诸多变动必然都会牵涉到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经济利益得失的再分配。可以说，政府间财政体制安排的变革对整个转型进程发挥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从而成为联接并贯通整体改革工程的纽带。从最初实行的财政承包制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都是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尝试与逐步规范的过程。这其中，即使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被广泛地认为是集权式的税制改革②，但可以肯定的是，分税制仍然没有改变中国地方政府对大部分财政资源进行配置的M 型政府组织结构· 49·① ②张光：《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1949—2009）》，《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6期。分税制后中国陆续将许多原来由地方“块管”的权力变成了“条管”，如工商税收、质量监督、土地管理、环境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