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贪污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王某的辩护人，根据法庭已经查明的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发表以下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同公诉人商榷。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力、疑点重重，无法证明被告人王某犯有贪污罪。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现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链条，重要环节缺失。
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虚开粮油收购单、套取了国家资金”的证据中，缺失重要环节，无法形成完整链条。
其一，公诉人既然认为被告人王某在2006年6月19日四张《粮油收购单》中，假冒了李某、赵某名义，那么，就应当提供李、赵二人在当日没有出卖小麦的证据。如果缺乏了这一关键性的证据，就无法排除李、赵卖粮的可能性。假若该二人在某一天站出来说，他们确实在当天出卖了小麦，又将如何应对呢？
第二，在所有证据中，缺乏排除涉案仓库在保管期间、出库期间发生短库可能性的证据。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将短库原因归罪于被告人贪污，未免牵强武断。
二、被告人的供述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且均得不到合理解释。
1.证明王某有罪供述的具体表现：
其一，被告人王某的第一种供述（见于2011年6月24日王某第1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2006年6月19日，杨某唆使他一次伪造了四张票，赃款13万余元由两人平分，他将赃款投入同学马聪伟的矿山赔光。
其二，被告人王某的第二种供述（见于2011年6月25日王某第2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2006年6月19日，杨某唆使他一次伪造了四张票，赃款13万余元直到案发，杨某都未将赃款交给他。
其三，被告人杨某的第一种供述（见于2011年6月24日杨某第1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2006年6月19日，王某伪造了四张票，让他签字后，两人将13万余元赃款平分；2006年6月21日，两人再一次伪造了两张票，赃款5万余元两人平分。
其四，被告人杨某的第二种供述（见于2011年11月7日杨某第6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2006年6月20日早上，王某一人开了四张票，13万余元购粮款由他交给王某带来的外地粮贩。
2.供述之间不能相互印证。
上述所有的有关被告人王某有罪的供述中，其共同点仅是2006年6月19日伪造了四张票套取13万余元，但在票据一人伪造还是二人合谋、谁先提出犯意、如何预谋、伪造是一次还是两次、套取的款项去向等诸多问题上均不一致，而且自相矛盾，不能相互印证。
3.各种供述均得不到合理解释。
首先，被告人王某的第一种供述，被侦查机关的后续调查证明，赃款的去向是完全虚假的；正因为如此，王某才有了第二种供述，即他至今没有得到赃款。
其次，而第二种供述更加不合常理，若两人共同作案、共担风险，岂有一人独享赃款，一人分文未得的道理？这可能吗？
再次，被告人杨某的第一种供述称，王某到他房间后，直接伪造了四张票据，然后让他签名、分赃，根本没有预谋的过程，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仅仅只是一般同事关系两人之间，王某既不是杨某的领导又不是亲属，杨某为什么对其言听计从？再者王某不怕被揭发吗？因此，这一说辞完全是
不可能的。至于杨某供认2006年6月21日两人再次伪造了两张票，王某却对此一无所知，这种供述显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再次，被告人杨某的第二种供述称，王某带着一人来到办公室，四张票全系王某一人开具，他将13万余元全部付给了那个人，这也是不可能的。其一，既然票据显示卖粮者是两人，为何将款付给一人？其二，这个人究竟是谁？被领走的粮款是否分给了王某？各分了多少？二人又如何预谋？甚至这个人是否真正卖粮？如此种种，均得不到合理解释。
三、本案疑点重重。
疑点之一：一次伪造四张收购单违背常理。
二被告人有着多年工作经验，尤其是杨某曾因贪污被判处刑罚，必然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收购的过程长达两个月之久，他们完全有机会多次伪造票据，这样才不易被人发觉。但其却一次伪造四张收购单，资金多达13万之巨，如同自己放着一群羊，却只去拽一只羊的毛，完全违背常理，超出了正常人的行为模式。
疑点之二：被告人如何逃过了监管？
第一，作为经理的姚某为何没有发现。法庭调查表明，收购外地小麦，只能由姚某联系并安排夜间收粮款。换言之，姚某清楚地知道每天是否有外地麦收购、外地麦的来源及数量。无论是姚某本人和董某的证词，还是二被告人的供述，都清楚证明了这一环节的基本事实。但是，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却是：在涉案当晚，被告人一次就伪造了4车外地麦，涉案金额高达13万元之巨，姚某居然没有发现，这怎么可能呢？
第二，出纳董某和经理姚某都证实，董某每天都要向姚某汇报粮食收购情况，那么，既然在第二天上午董某已经把当晚收购四车外地小麦的情况向姚某作了汇报，姚某为什么还没有发现？这可能吗？
疑点之三：2006年6月19日晚，董某为何会给杨某留款。
法庭调查表明，由于收购外地小麦都在夜间进行，每次都是姚某事先同客户联系好之后，安排董某给杨某预留收麦资金，联系几车，预留几车的资金。那么，既然姚某当晚没有联系外地麦，就不可能安排收购任务，董某为什么会预留这么多资金给杨某呢？如果当晚二被告人确实伪造了票据，贪污公款，必然由姚、董二人，至少是一人就是同谋。若系姚某指示留款，则姚某难辞其咎；若姚某未指示留款，则董某必然参与其中。如果姚、董二人说的全是真话，那么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真正的收了麦子，王某就是清白的！
疑点之四：王某是如何被定罪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王某被锁定贪污的来龙去脉。
第一步，大家发现短库14万公斤小麦，开始寻找短库原因；
第二步，姚某直接指明了一个方向，问题出在外地小麦的收购上，因为他清楚的记得不超过五车，不可能是十一车；
第三步，发现2006年6月20日收购单经过改动，所以，这几张票是伪造的。
第四步，这几张票是以王某和杨某的名义开的，所以王某和杨某是嫌疑人。
第五步，上官文松回忆当晚没有在卸车，因此没有收购外地小麦；大家随声附和，因此王、杨二人伪造了票据。
第六步，王、杨二人在司法机关自认其罪。
不难看出，在上述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一，上官文松等人对四年前某一晚上活动的记忆是否靠得住？是否可以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任何人都不是电脑，记忆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就连上官文松自己的亲笔证言都写着：“因时间过长，与当时情况可能有出入，希望谅解。”因此，这样的证言显然是不可靠的。
与此相反，董某提供的2006年6月19日原始工作记录中，明确记载了涉案4车外地麦的累计重量95540公斤。这是原始的书证，在原始书证和凭回忆作出的并不完全确定的证言之间，孰轻孰重，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这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姚某提出问题出在外地小麦收购上，他如何能够排除在收购环节、管理环节和出库环节上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换言之，他作出这一推断的基础是收购环节、管理环节和出库环节上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请问，真的就没有问题吗？
疑点之五：出库环节是否存在问题？
法庭调查表明：在开始出库时，王某就被安排到新的仓库接受入库，原仓库没有安排保管员，仓库的钥匙被放置在财务室之中杨某未加锁的抽屉里，直到半个多月出完全部库存。这就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王某作为原仓库的保管员，出库时居然被调离岗位，这是违背常规的。这样违背常规性的安排，如果不是决策者的低级失误，就是别有用心的精心安排。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根据民法的规定，果园公司在未对仓库进行清盘的情况下，就将王某调离岗位，视为对仓储数量的无条件认可。
其二、由于没有新的保管员，仓库的钥匙未加设防，任何一个进入财务室的人（包括持有财务室钥匙的姚某、杨某、董某，以及他们带进的人、因事务进入的人、甚至是混进房间的人）都可能接触的钥匙，而任何接触到钥匙的人，都有可能在长达半个多月的出库期间的任何一个夜晚，盗走了仓库的粮食。
疑点之七：被告人杨某的种种行为令人匪夷所思。
杨某的种种行为令人不解，主要表现是：
1、他为何在事发之后跪地求救？
2、他为何会退赔损失9万元？
3、他为何连王某的鉴定费用1万都出了？
4、他为何供认贪污两次，累计达18万元之巨？
5、他为何又翻供？
四、被告人王某家属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如果成立，足以推翻对王某的有罪指控。
法庭调查证实，入库粮数量检验的方法是，首先丈量出仓库的长度、宽度和高度，计算出库存粮食的体积，再乘以粮食的容重，得出库存粮食的重量数据。这是我们国家通行的科学的检测方法。
涉案仓库在粮食收齐后，经过了县粮食局、市国库、省直属库层层验收和检测。涉案仓库自2006年7月完成入库，账面数量为2522000公斤；2006年11月23日《最低收购价小麦验收结果报告单》涉案仓库验收数量2520.108吨，与账面数量仅仅相差1892公斤，这就足以说明涉案仓库收齐未短库；也就是说，王某并没有伪造票据，所谓的贪污就根本不存在！
为了查明事实，本辩护人已经申请法庭调取相关证据。这些证据材料一旦被查证属实，就完全可以证明涉案仓库在王某保管期间并未短库，仓库之中的“硕鼠”另有其人。而被告人王某，只是代罪羔羊！
审判长、审判员，综观本案的全部事实，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力、疑点重重，无法证明被告人王某犯有贪污罪，请法庭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某无罪！
谢谢！
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
徐亚生律师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对被告人刘子豪参与聚众斗殴的定性没有异议，现就量刑方面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刘子豪具备应当从轻、减轻和可以从轻、减轻的情形 1.属未成年人犯罪 被告人刘子豪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预防和教育为主的原则，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早在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中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制度》报告向全世界昭示，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中，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中，都充分体现了上述精神。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 2.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案发后能自动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参与聚众斗殴罪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但一审在量刑上还有待商榷，恳请二审法官予以考量。 3.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 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二款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 二、被告人具有很大教育挽救的空间 1.未受“圈子”沾染，止于聚众斗殴一罪 根据一审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刘子豪为李阳所收拢，且与胡中华、李培岸、吕嘉诚、张浩、姜维亿、魏子豪等人为同门。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上所列人员除被告人刘子豪止于聚众斗殴一罪外，其他或犯数罪（涉及强奸罪、强迫卖淫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等）或犯相较聚众斗殴更为恶劣的一罪（如强奸罪）。 被告人刘子豪作案时仍处于未成年时期，好胜、冲动、叛逆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行为特征。加上被告人刘子豪父亲忙于运输盈利养家，母亲疏于管教，导致青春期好胜、冲动、叛逆的行为特征不断放大，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和被告人未成年时期的行为特征有着很大的关系，主观上对社会公序无较深的认识，
田文昌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 贺某贪污、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贺某，42岁，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吉林省电力局财务处资产资金科副科长。1996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逮捕，1996年11月4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贺自1993年2月22日至1995年11月21日在担任资产资金科副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本单位帐户、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18113735元；贪污公款617381元。 一、《起诉书》指控 (一)在本单位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从本单位帐户借给省纺织工业产品经销公司15万元，张归还后，贺除归还私设帐户1万元外，其余14万元被贺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据为已有。 2．1993年4月，贺分两次从其经管劳保统筹户中借给华润公司经理杜某220万元，供杜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杜将借款归还到贺私设的84号帐户。 3．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通过省电力局财务部会计，在其经管的统筹户汇出50万，供贺进行营利活动。 4．1995年3月，贺将单位帐户中100万元借给三海公司总经理殷某。 (二)在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某1993年4月与姜某协商合伙开办采石场，4月5日贺从私设84号帐户转到石材经销处311779元。 2．1993年4月贺某与李某商议共同投资合办宏港大酒店，贺分两次从84号帐户转给李70万元。 3．1993年8月20日，贺由84号帐户借给华润物资公司杜某100万元。 4．1993年5月7日，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借给深圳蔡某150万元。 5．1993年初贺某与深圳蔡某商议，在长春购买经营摊位，1993年5月，贺分3笔从84号帐户转出341956元，以其妻名义购买面积为28．21平方米服务摊位，后因计划变更，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款退回84号帐户。 6．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贺为谋求20％至40％“大户积累”，先后两次从84号帐户投入400万元，案发后部分款项及利息返回84帐户。 7．1994年9月，贺某从84号帐户中拨45万元，借给桦甸孙某做微菜生意，案发后被追回。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和滥用职权两个罪名，辩护人将针对被告人涉嫌受贿罪进行有罪辩护，对被告人涉嫌滥用职权罪进行无罪辩护。 一、受贿。 认可公诉机关指控，对范8000元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提出异议（劳务和技术付出）。 二、滥用职权。 起诉书认定因为被告人在任某镇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期间，违反《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等规定，同意某村将公房冒充村民私房进行拆迁补偿安置，造成的损失300余万元，同时因虚假拆迁补偿安置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指控，将分别从职责、行为、损失和社会影响、因果关系四个方面进行辩护。 （一）职责： 1、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任何明确的职责。2005年，我们某市制订了《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评估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滨江新城该次拆迁的依据也是这两个文件，关于这一点，被告人和证人的笔录中多次反映。根据办法的规定，某市建设局是房屋拆迁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办法规定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某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规划区内的人
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为了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某镇于05年3月发文（20号）成立了某镇建设指挥部，被告人任常务副总指挥，同时于05年5月8日发文（24号）就协同做好滨江新城建设拆迁工作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大点的第1、2小点上。其中一（1）、指挥部下设若干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拆迁过程的相关工作。指挥部将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一（2）、指挥部负责将拆迁任务分解到各条线，机关各部门。各条线的拆迁工作由分管领导负总责，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这次拆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被告人指导某村。其实这条要求明确了建设拆迁指挥部和被告人的职责，即指挥部的职责是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而被告人的职责是对条线拆迁工作负总责，同时指导某村拆迁。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负总责还是指导某村拆迁，被告人的职责必须限定在“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这条政府40文的范围内，而对于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是文件明确由某市建设局负责。 2、其次，根据2005年5月10日，某市某镇人民政府和某市滨江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委托协议书。 首先这份协议书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权。规定被告人属于从镇机关抽调到拆迁指挥部脱产从事拆迁工作。而作为乙方的某镇政府的责任是：1、负责做好被拆迁户全过程的思想工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委托，指派XX律师担任被告人XXX被指控犯有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共犯，应对XXX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首先，被告人与甲某没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双方事前并无通谋。被告人与甲某在集市上约定接到甲的电话到某地点收牛的行为不属于事前通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12月28日关于对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本案中被告人只是与甲某约定被动地接到甲某的电话到事前不知道的不固定的多个地点去收牛，且约定时被告人并不知道甲某是否要实施盗窃以及可能实施盗窃的具体的盗窃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如何盗窃等内容。可以认定被告人XXX与甲某并没有事前通谋。 其次，被告人与甲某并没有共同的盗窃行为。 被告人并不知道盗窃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并没有到犯罪现场，也没有帮助甲某实施犯罪行为。而只是在甲某的盗窃行为完成后才被通知到某一地点收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特征，应当对被告人XXX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揭发了甲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XXX有立功表现。请法庭依据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对XXX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 1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不掌握其具体犯罪事实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使得本案得以迅速侦破，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2 被告人积极主动地退还全部赃物，减少了被害人的损失。 综上所述，被告人XXX的行为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构成盗窃罪，同时XXX又有立功情节，请合议庭对以上事实和情节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辩护人： 山东XX律师事务所 年X月X日
四川朱某某犯受贿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朱某辉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朱某辉的一审辩护人。经过今天的庭审，辩护人对案件有了清楚的认识，现发表以下辩护词，恳请合议庭予以斟酌并采纳。 一、辩护人对指控受贿罪的罪名有异议的辩护词。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理由如下：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担任的职务为三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老窖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主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简称老窖销售公司）产品部副部长、四川优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派公司）总经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该规定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并列规定，实际上间接说明了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仅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并且该《意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也可以得到推断：“在国有
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在卷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老窖股份公司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老窖销售公司为股份合作制公司，优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公司均非国有独资企业，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因此被告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国有公司中的工作人员。 而要认定被告人是否是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应当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及《意见》中第六条的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来认定。具体而言： 1、被告人担任研发中心主任职务时不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辩护词。 证据卷第4卷第9-10页，泸州老窖发【2007】118号文载明“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聘用朱某辉先生任产品研发中心主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题要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律师365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 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接受江汉区司法局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徐某某提供法律援助。本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某构成盗窃罪没有异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 据来看，被告人已经涉嫌盗窃犯罪。因此，对指控的罪名没
有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属于聋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被告人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自主控制能力较弱，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且其家人也表示日后会加强对被告人的看管和治疗，盗取金额也比较少，能够自愿认罪，积极悔改，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本人建议合议庭按照我国刑罚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宽大处理，给予管制、或者缓刑的处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参考并采纳。 辩护人：于XX
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 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 (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质证，以辨别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实际上主要凭被告人的口供来认定这30万元，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只要重口供不重证据的现象存在，就很难排除诱供、逼供的可能性，从而就不能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 3、本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先后五次会见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改变态度，争取从轻处罚，均受到徐的断言拒绝，并且双泪长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委屈状。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田精彩辩护词 案情简介 某，原省某市轻工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毛纺制品厂厂长。 起诉书指控某在1988年至1990年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1笔，总数额51867元；受贿3笔，总数额20100元及金戒指2枚；并因流氓斗殴构成流氓罪。 一审判决认定，某贪污总数额为20770元；受贿总数额为6790元；同时构成流氓罪。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二审判决否定了受贿罪，减少了贪污罪的总数额，以贪污罪和流氓罪二罪并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 合议庭： 我们接受被告委托，受第四律师事务所和市第六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
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某犯有贪污、受贿和流氓等罪一案的辩护人，出庭为被告某辩护。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和调查取证，特别是经过法庭调查和对本案部分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之后，认为本案在事实、证据和侦查程序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问题和许多疑点。现提出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贪污罪 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辩护人认为，首先，被告人被指控的问题，大部分属于在改革中出现的政策界线上的失误和违反财务制度的问题。由于承包、租赁企业的特殊性质，被告人管理经验不足，造成财务制度混乱。为了救活企业，他又采取了一些超出常规的变通做法，因而导致了一系列违反财政纪律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与故意侵吞公共财务的贪污行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必须划清这些错误与犯罪的界限。其次，起诉书中指控的问题，许多是在帐目没有结算或结清的情况下提出的。然而，众所周知，一般来说在没有结帐的情况下，是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贪污事实的。其三，被告人在公款开支上比较随便，甚至有挥霍之嫌。但是，这些行为也不能与贪污罪混为一谈。本案起诉中失误的要害之一，正是将上述错误与贪污罪的界限相混淆。 下面分析起诉书指控的具体事实： 1．关于从宋××手提取现金16507．24元占为已有的问题。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赵XX，结合今天法庭调查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在主观方面，赵XX没有和张XX等人共谋盗窃电瓶三轮车，赵XX的主观意愿是想用购买张XX等人的三轮车再进行出售而牟取利益； 2.在客观方面，赵XX没有实施盗窃行为； 3.张XX等人的盗窃行为和赵XX的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如果收购赃物是张XX盗窃集团的组成部分，那么赃款也应由犯罪集团统一分配。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赵XX接收电瓶三轮车后，由其丈夫陈XX 高价卖出，从中每辆赚50-60元钱，并不存在销售赃物后与张XX等人共同分配赃款的事实。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盗车行为与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收购赃物构成盗窃罪共犯必须具有事前通谋，并且对盗窃必须具有共同协商的行为，事后对盗窃分子所窃赃物予以收购。对“事前通谋”，应理解为“事前共同商议盗窃”。只是连续多次收购赃物不足以认定是事前通谋。本案中，张XX等人盗车前，与赵XX不存在谋划或合谋，赵XX只是知道张XX等人可能要去盗窃，但对张XX等人去盗车的时间、地点、作案的具体目标等均不知情；张XX等人盗车时，赵XX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就每次特定的盗窃行为对张XX等人进行教唆、组织、或提供帮助（如指示作案目标、时机，提供作案手段，指引作案路线等）；张XX等人是在每次作案得手后才联系、商谈销赃。所以，赵XX主观上与本犯张XX等人事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被告人甲是重庆某地村委会主任，在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的过程中，须有宅基地地票交给土地整理公司，置换为建设用地。于是，甲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后补办了宅基地相关证件，上报给镇政府。镇镇府初审后，由土地整理公司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土地整理公司审查发现该地并非宅基地，但出于利益考虑(并且该小作坊占用地此时已经有了补办的证件)，仍然给予甲10万元，将不符合复垦条件的该土地纳入复垦以宅基地土地面积算。 检察院对甲提起诉讼，控告其犯贪污罪。 现须拟一份辩护词，作无罪辩护。 辩护词 Xx律师事务所接受甲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甲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相关事实并通过实地走访，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被告人甲的量刑情节 1.甲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上报给镇政府并交由土地整理公司验收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 揭发案件中土地整理公司犯罪行为的事实，即土地整理公司因
利益考量将甲上报的小作坊纳入复垦宅基地土地面积。此为案件调查的重要线索。 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一）我们认为甲不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甲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 首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是对贪污罪的规定。依据其前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构成贪污罪的必要条件。此案中，甲的身份是村委会主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甲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其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着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此物的，以贪污论。”本案中，甲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并将地票上报经土地管理公司审核，这些仅仅是自发的帮助行为，与镇政府之间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委托管理、经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甲也不是构成贪污罪的合格主体。 2.甲也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渝生律师为被告人郑国强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对公诉人对本案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在此想就本案事实部分做两点说明： 第一，被告人郑国强实施的盗窃行为是5次，而不是121次。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先后121次从他人账户非法转入金额30497元到自己的账户"，辩护人认为这一点与事实有出入，疑为公诉人的笔误。公安机关提供的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第39页和第40页载明，被告人从2000年4月27日至2002年6月中旬先后5次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21笔，即是说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共作案5次而不是121次。 第二，关于盗窃数额巨大的问题。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没有异议，但辩护人想说明的是本案被告人盗窃的具体数额是30497元，刚刚达到盗窃罪关于数额巨大的起点30000元，所以辩护人恳请合议庭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另外，本案中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郑国强的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郑国强年龄较小，系初犯，以前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工作业绩也不错，系原工作单位培养的年青工作骨干。被告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和一时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2001年4月27日，被告人在网吧上网通过网上银行取钱，因输错自己的"阳光卡"账号，发现与自己同期受赠"阳光卡"的持卡人没有及时修改密码，所有的卡只是卡号不同而密码一样。当时，被告人正面临结婚，需要大量花钱而手头并不宽裕，面对这次偶然发现的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被告人没能经受住考验，于是犯下了令他今天后悔没及的错误。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其犯罪的借口，究其犯罪的根源，应该说是由于挣钱少而又面对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的原因，加上他自己自我约束、控制能力比较差，再加上结婚需要钱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以上因素的促成，被告人可能不会走上犯罪道路，还有可能继续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青年。因此，可以认为，被告人通过自己懂得的一点计算机知识，利用受害人的麻痹大意，走上犯罪道路，只是一念之差，心存侥幸所致，比起那些惯犯，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来讲，其主观恶性并不算大。 其次，从犯罪后果来讲，本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只是秘密地侵犯财产权，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及人身权利构成危害。因每个受害人损失的金额较小，除有一位受害人报案外，没有其他反应，说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另外，案发后被告人及其家属马上就退还了全部赃款，挽回了受害人的损失，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由于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后果。 第三，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从庭审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能够顺利地得以侦破，被告人积极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
辩护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 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