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国曜律师所接受被告人王新民亲友的委托，并指派我们作为王新民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二审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认真查阅了相关案卷，现针对王新民涉嫌犯罪情况，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仅供法院参考：
一、受贿罪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两起受贿罪，辩护人认为均不符合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具体分述如下：
（一）关于2008年6、7月份收受周建民5万元贿赂一案。
1、被告人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
一审所认定的证据，不能作为“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处”的依据。因为，曹西村当时正在进行拆迁，且政府特此成立了“济宁市任城区城北片区拆迁建设指挥部”。该指挥部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拆迁相关工作，并代表政府与被拆迁人进行拆迁相关事宜的协调。其性质是由政府针对该拆迁事务而设立的组织，换言之，该指挥部才是属于国家授权的从事行政行为的组织。而被告人王新民仅仅是协助该指挥部工作的人员，其本身并未获得政府授权，并且其本人也属于“被拆迁人”。
2、被告人从事的工作不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性质
被告人所从事的工作仅仅是协助，而不是主导。其主要工作是进行政策宣传、村民安抚、为拆迁指挥部确认房屋性质提供参考性依据等。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具有确认房屋性质的职权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已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人当时向拆迁指挥部提交的房屋性质的证明材料）可以看出，房屋性质的确认过程，是先由被告人向拆迁指挥部提交关于房屋所有人和房屋规模的证明，再由拆迁指挥部进行
最终的确认。被告人所提交的证明只能是为拆迁指挥部确认房屋性质提供参考性依据。并且，一审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人被政府授予了确认房屋性质的职权。
2、依据一审所确认的被告人及周建民、周建华等人的证据，也不能确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
首先，被告人在笔录中明确陈述，周建民等人因房屋无法按照营业房进行补偿，所以找到被告人，希望其与拆迁指挥部负责营业房补偿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协调。
其次，不管是被告人本人，还是与本案有关的证人证言均可证实，被告人所得的钱财只是用来“协调关系”、“跑跑路”，而不是归被告人所有。同时，各方也都很清楚的一点，所请托的事项（营业房确认）并不在被告人的职权范围之内。
周建民等人的证人证言：第四卷第十二页（09年7月23日询问笔录），周建民陈述对被告人说：“这里有三万元钱你看着安排吧”，第十三页又说“我就是想把五万元给王新民，不管他怎么安排，让他把我们兄弟三个人的事情办成”。在第四卷十八页中（2010年5月13日询问笔录），周建民说：“我们弟兄三个给你准备了3万元钱，你帮着我们跑跑这个事儿，”并在解释“跑跑这个事儿”时说，“就是让王新民帮着协调协调关系”。在第十九页，其又陈述“你拿着这三万元钱帮着给跑跑这个事儿吧，看拆迁办公室能不能给我们按照营业房补偿”。第二十三页其又说“我们先给王新民送钱，让他找人协调好”。第二十四页又说被告人“和拆迁指挥部的人很熟，给王新民五万元钱是想让王新民找找关系”。
总之，被告人并没有收受他人财物，也没有能力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一审认定被告人该起受贿罪不能成立。
（二）关于被告人收受两汽车公司100万元。
辩护人认为，该100万元的收取，不构成受贿罪。
第一，被告人在收受该100万元时，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也未从事公务行为。
依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解释》，所谓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家公司、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而2008年对两企业的招商引资，被告人从中仅进行了协调工作，而不具备公务行为所附有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一审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的主体是错误的。另外，两个企业送给被告人的第一笔40万元时，企业已经进入投产阶段，招商引资的工作已经结束，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招商引资的情况，尤其是被告人2010年收受的李学庆的60万元，根本不构成受贿。首先，收取60万元的时间，招商引资行为早已经结束，李学庆任法人的公司，已经投入经营和生产。其次，企业和村组织之间，在此时只具有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情况，不存在招商引资或行政管理关系。因此，被告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具备对两企业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条件，不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权利；而相关费用的产生，也均与招商引资无关；最终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为两个企业谋取了何种利益。因此，该起认定不能成立。
第二，被告人所收取的该100万元，既不是集体财产，也不是政府委托管理的资产，更不是两汽车销售企业交付的土地款。首先，该100万元，不具备国有、集体或公共资产的性质。其次，从资金来源看，该100万只是两企业做账后所支出的普通款项。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认定受贿罪所必须具备的特点，均与国有资产或国家财政资金有关，或发生于被告人与本村村民的法律关系中。本案所涉及的资金，不具备该性质。
第三，被告人所属的村集体组织与两企业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
依据一审所认定的证据，两企业向被告人支付款项，只是出于为了能顺利履行合同、搞好村民关系、邻里友好相处、以及防止外力破坏生产经营的目的。而该意愿，并不是寻求国家权力的庇护，更不是为了与被告人进行权钱交易。这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一种非正常资金交往。
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该起受贿犯罪，不论从主观要件还是从客观要件均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
综上，公诉人虽称被告人构成受贿罪，但是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人被国家机关授予了哪些职权，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该两起犯罪中哪些行为是属于国家机关授权才能行使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因为其作为村集体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所有的行为特征并没有超出其村集体负责人的职务范围，根据刑法的谦抑原则，在无法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公务行为还是村集体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时，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因此，该两起受贿犯罪不能成立。
二、贪污罪
（一）关于2009年4月因古槐路北延所得坟头补偿款60600元。
根据被告人陈述，2008年任城区城北片区拆迁指挥部外出旅游时，被告人自己垫付了6万元的费用。该6万元应当属于公共支出，因为按照常理，个人为政府公共支出所垫付的费用，应由政府偿还。但时隔一年多，被告人始终未从政府获得该笔费用的偿还。时至2009年4月古槐路北延建设时，经被告人要求，并经政府部门同意，以多报坟头的形式，由政府多补偿6万余元用以冲抵被告人垫付的费用。被告人不得以采取这种非法的形式，是为了能够尽早获得自己垫付的费用。这也正是被告人2008年就垫付费用，而直至案发时仍然未向政府追讨该部分费用的原因。另外，在获得该笔费用后，被告人曾将部分款项共计2.54万元用于偿还村集体的欠账，这属于公共支出，不应当认定为贪污。故该60600元虽形式非法，但被告人主观上是为
了追回垫付款项，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因此，不具备贪污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二）关于2009年8月关于瑞马公司占用土地所获资金91800元
一审认定为贪污不能成立。理由是该起补偿产生的原因不是政府或集体为了公共建设的需要而征用村集体土地，而是民营企业瑞马公司为了经营发展的需要，需要占用曹西村土地。而瑞马公司为了便于土地的取得，通过政府部门由政府安排城北片区拆迁指挥部负责土地的清表，而将相关的土地补偿费用三千余万元先期支付到政府，由政府负责向村集体和村民发放。因此，虽然土地的清表和拆迁是以城北片区拆迁指挥部的名义进行，相关费用也是从该指挥部领取，但是该起拆迁及补偿实质上应当是企业与村集体、村民之间的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政府部门的形式。政府部门之所以如此安排，也是为了招商引资的顺利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被告人在管理村集体事务过程中，以虚报坟头冒领费用，所获得的91800元真正资金来源是瑞玛公司交付到镇政府的补偿费用。该资金不是由政府支付，也不属于公共财产。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综上，两起贪污一起在主观上、一起在客观上，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一审对这两起的认定都不成立。
三、挪用单位资金罪
根据证据材料和证人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在借钱给他人时并不知道具体用途；而根据证人荆春华的陈述，也可以认定被告人当时并不明知款项用途；再结合财务人员的陈述，也没有确知款项用途的说法。而且款项实际被他人使用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三个月，因此，辩护人认为挪用资金罪不能成立。
四、职务侵占罪
根据被告人陈述，结合案件情况辩护人认为在该起犯罪中构成自首。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该起犯罪应当免于处罚。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不能成立。职务侵占罪有自首情节。同时被告人属于初犯、无前科劣迹，并在案发后积极的配合落实，赃款退还事宜具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情节。
辩护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给与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一个公正的裁决！
此致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
2011年12月5日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江西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律师。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代表被告人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表达深深的歉意！案发后，被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但错误已经造成，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鉴于被告当庭认罪，且本案属于因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案情本身比较简单，故本律师对检察机关指控严亮胜的罪名及犯罪事实部分无异议，仅针对量刑情节发表以下意见： 本律师认为，被告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本案属于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系姻亲关系，两家在长期的交往中没有处理好一些小问题而导致误解与心结，被害人对事情的起因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中，“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 0％以下：(1)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 2、被告认罪态度好，悔罪态度明显，积极赔偿。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被告支付了全部赔偿款，被害人表示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取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并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
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积极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 0％以下。” 3、被告具有刑法第67条第三款规定的“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情节，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可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4、被告当庭认罪，依据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可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5、被告系初犯偶犯，案发前表现良好，无前科劣迹，请法院本着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考虑给他一个从轻的机会，以使其家庭不至于破碎。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综合前述依据，本律师恳请法院从“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出发，本着“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被告人严亮胜从轻或减轻处罚，不仅有利于其改造,也有利于其家庭的和谐，同时体现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XX 2012年月日
【最新整理，下载后即可编辑】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之兄###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涉嫌的故意伤害罪罪名及查明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仅针对被告人量刑及处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事出有因。 本案起因是被害人没有借到门禁卡而在离开时使劲踢了监控室的门，导致与之后赶来的犯罪嫌犯人AA发生口角，期间，被害人有打电话叫人带砍刀来，最终酿成本案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被害人OO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如果OO能保持理性，克制自己的言行，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OO对本案冲突的发生、对矛盾的激化、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责任，由此，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考虑被害人OO的过错这一情节，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XXX到案后，积极向被害人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到案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家境一般的被告人还是催促家人积极筹措资金向被害人赔偿，有悔罪表现，并且在事后也得到了被害人OO的谅解。《指导意见》第3条第9款规定：“对于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酌情考虑对被告人XXX从轻处罚。
四川朱某某犯受贿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朱某辉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朱某辉的一审辩护人。经过今天的庭审，辩护人对案件有了清楚的认识，现发表以下辩护词，恳请合议庭予以斟酌并采纳。 一、辩护人对指控受贿罪的罪名有异议的辩护词。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理由如下：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担任的职务为三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老窖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主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简称老窖销售公司）产品部副部长、四川优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派公司）总经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该规定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并列规定，实际上间接说明了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仅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并且该《意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也可以得到推断：“在国有
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在卷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老窖股份公司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老窖销售公司为股份合作制公司，优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公司均非国有独资企业，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因此被告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国有公司中的工作人员。 而要认定被告人是否是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应当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及《意见》中第六条的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来认定。具体而言： 1、被告人担任研发中心主任职务时不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辩护词。 证据卷第4卷第9-10页，泸州老窖发【2007】118号文载明“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聘用朱某辉先生任产品研发中心主
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加诉讼。 在受理案件后，我们研究了广东省**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认真查阅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陈述的犯罪经过，对本案的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的罪名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被告人作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曾受当地政府委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里的公务仅指国家事务而不包括集体事务。国家事务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职能而进行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活动。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既可能是国家事务也可能是集体事务： （1）但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诸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所列举的事务时，属于从事国家事务。因为这些事务属于乡镇基层人民政府的职责，只是由于乡镇政府没有精力和条件单独完成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村基层组织予以协助。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从事这些工作时就承担了乡镇基层政府的部分职责，属于从事公务，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当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集体事务时，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意义上的从事公务，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公共管理职权的人员，而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不具有公共管理职权。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有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依法任命，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从其产生、任命、管理和实际承担的职责来看，若对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既与其实际享有的职权不符，也与其实际享有的待遇不相符，权利义务不对等。 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应属于第二种从事集体事务的情形，因为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名被告人在相应的征地工作完成时，代表村集体领取相应的征地补偿款项起，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职责已经履行完毕，相应的补偿款项也在此刻转化为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 因此，被告人陈卫安的身份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要求，其所管理的只是村民的征地补偿款项的集体事务，而非国家事务，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故其行为应该定性为挪用资金罪。 二、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
Xxxx故意伤害案的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陕西书宝律师事务所受xxx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通过庭审，辩护人对案情有了进一步了解，现结合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鉴于被告人认罪及全案证据情况，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不持异议。辩护人就被告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做如后陈述： 一、被告人xxx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事实，并愿意接受刑事处罚，应该构成自首。刑法规定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告人在案发后，主动报警，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犯罪过程，从自首至今天法庭审理阶段，供述稳定没有对其供述做过改动，符合自首的法定构成，已经构成自首。本案在山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中，已经认定自首。现丹凤检察院将自首改为坦白，有违本案的事实。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不是坦白，应该从轻减轻处罚。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
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的轻重及悔罪的表现，可以减少基准刑40%。 二、被害人对本起故意伤害案矛盾的激化有一定过错。 本案被告人骑摩托经过丰泰园差点和受害人骑的摩托相撞，两人不快相互自责对方，互骂结束准备离开。受害人之母出来骂被告，受害人趁机打了被告一拳，两人发生厮打。后来受害人亲属参与，多人发生厮打，后被告离开。被告人和受害人因为差点发生交通事故发生冲突，因为没有后果，事件完全可以平息。双方因言语不和，亲属参与发生殴打，导致被告被打自认吃亏，产生报复心理。最终，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案件起因上，受害人有一定过错。根据《指导意见》“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15%以下。 三、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请求法院酌定从轻处罚。 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根据《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恳请法院对xxx酌情从轻处罚。 案发后，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均能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配合调查，没有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委托家人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东江和兴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兴的母亲曾江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李兴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我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并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有了准确的认识。我现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2009年11月22日凌晨1时30分许，被害人马某及其朋友王某、黄某、刘某到本市镇海区东兴路2号梨园公寓找被告人李兴借钱，因被告人李兴不愿借钱，被害人马勇及其朋友对被告人李兴施以殴打，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从被害人马勇的朋友王和的左侧腰间皮带上摸到不锈钢折叠刀一把，并用该不锈钢折叠刀将被害人马勇刺伤，致马勇右胸刀刺伤（右肺下叶基底断裂伤，右膈肌穿透伤，右10肋骨骨折）右侧外伤性血气胸（经鉴定为重伤）。 二、关于量刑方面辩护人意见如下： 1．本案中的纠纷由对方首先引起，被害人在纠纷的起因上有明显的过错。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本案被告人李兴之所以发生斗殴行为是被害人马勇在借钱不成后，伙同朋友多人对其实施殴打、侮辱等行为，被告人李兴为了自保才愤然反抗，其并非为伤害对方之目的而恶意进行斗殴。这一点从该案各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笔录也得得出：李兴在被殴打之前并无任何预谋斗殴的犯罪准备，他也未随身携带任何能致人伤害的凶器。而致使被害人马勇被捅伤的凶器——一把不锈钢折叠
刀，根据询问笔录证实其为马勇朋友王和所有，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本能反抗，顺手摸到王和左侧腰间皮带上的折叠刀并刺伤马勇。因此本案中，对方人员首先对我被告人李兴等实施不法侵害，我方为反抗才实施伤害行为，虽造成了不该发生的严重后果，但对方也难免该结果的发生免除责任。显然，本案相比那些蓄谋进行故意伤害的行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小很多，在量刑上也应考虑对方的过错责任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我被告人适当减轻处罚。 2．本案被告人李兴系在对方先行实施伤害行为后才实施的反抗行为，且发生在夜间凌晨一点过，并未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及社会不良影响等危害后果，究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等明显小于那些蓄谋伤害、杀人的行为，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理应从宽处罚。 3．被告人李兴平时行为表现良好，本次犯罪系初犯，可考虑从轻处罚。根据调查我们发现，被告人李兴此前并无任何违法或犯罪记录，其所在江城市郁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梨园管理处有书面证明，李兴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上进心，爱学习，对人有礼貌，与同事相处融洽，领导及同事对其表现都很认可。被告人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自保反抗失手伤人，其本质上并非大恶之徒，且年龄尚小，从轻处罚可以给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请法庭酌情处理。 4．被告人李兴从到案后一直到今日庭审，积极主动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犯罪分子认罪态度的好坏，反映出犯罪分子人身危害性的大小及改造的难易程度，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本案被告
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 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 (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质证，以辨别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实际上主要凭被告人的口供来认定这30万元，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只要重口供不重证据的现象存在，就很难排除诱供、逼供的可能性，从而就不能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 3、本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先后五次会见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改变态度，争取从轻处罚，均受到徐的断言拒绝，并且双泪长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委屈状。
过失杀人怎么办失杀人罪辩护词 摘要：过失杀人罪辩护词、过失杀人怎么办?下面漳州刑事案专业律师来为我们专业解答，欢迎阅读： 网友咨询： 在打斗中不小心致人重伤，进了医院救治不了死亡，请问我这样能算过失杀人罪吗?过失杀人怎么办?过失杀人要怎么辩护? 漳州刑事案专业律师答：过失杀人怎么办? 1.建议自首。 2.积极和受害人沟通，积极赔偿，以求达到谅解。 3.找个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帮你做辩护【在线查找律师】 过失杀人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受被告人田某的委托作为其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开庭前我详细的查阅了案件材料，结合对证据出示、质证、调查情况，特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田某认罪态度较好，应从轻处罚。 被告人田某自2014年10月21日下午发生事故后，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悔罪态度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应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犯罪情节属于较轻，应判决有期徒刑执行缓刑刑罚。 其理由如下：1、事件发生后被告人田某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尽管张没有被抢救过来，但为实施抢救赢得了时间。2、在死者张死亡后被告人的亲属积极和受害人家属协调赔偿问题，尽管至今没有协商成功，是因为受害者亲属要求数额过高而被告人家依法无法承受才造成这种局面，被告人田某却表现真诚调解的愿望。3、受害人本身存在明显的过错。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四十分三点左右，受害人的工作范围是开筛煤机和捡拾煤块(见德州瑞和煤业有限公司辛某的证言)，此工作范围和铲煤工作区域较远，但是事故发生的当天中午死者为何到了铲煤的工作区域，主要原因是死者中午喝酒，造成行为控制能力降低，错误进如铲煤区域。4、对于死者张误入铲煤工作区域的过程被告人田某根本无法预见。5、按照正常工作状态绝不会发生此案。6、被告人田某为人忠厚、工作中追求进步、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违法记录。7、本案被告人属于过失犯罪也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 鉴于本案实际情况，被告人属于过失犯罪并且受害人存在一定过错，被告人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等因素依法判处被告人缓刑。
从起诉盗窃至起诉职务侵占一起成功的辩护附二审辩护词） 顾某为辽宁某饲料公司保卫科长，他与另一保安员，及一些公司内部生产员工相互配合，将生产原料蛋氨酸和赖氨酸成袋地运出贩卖，从而牟利。此案当地检察院以盗窃罪诉至当地法院。我接受顾某委托为其辩护。庭审中，我提出的辩护观点为起诉书认定窃取数量有误，起诉罪有误，此案各被告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一审判决，采纳了律师意见，改变了起诉书认定的盗窃数量，但罪名上仍以盗窃罪认定。我继续代理二审，中院法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今天传来好消息，基层检察院变更并重新送达了起诉书，指控罪名为职务侵占罪。 作为一名律师，感到非常鼓舞，享受到辩护成功的喜悦，也感受到当前司法环境的不断规范.司法机关确实能够严谨认真地对待案件，正确接受不同意见，从而保证司法质量。 下面附上二审的辩护词，可以反映律师关于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区别的一些意见，庭审中律师直述各被告人及公司实名，现将实名隐去。 附：二审辩护词 辩护意见 法庭： 作为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对一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各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各项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恰恰反映了顾某以及其他各被告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 根据刑法第271条第1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为职务侵占罪。 首先，从犯罪主体上看：除于某外，顾某某及其他被告人皆属某饲料（辽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该公司为外国独资企业（见判决书第6页）。 其次，从犯罪侵犯的对象上看，各被告所窃取的蛋氨酸和赖氨酸是本单位财物。 第三，从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看，各被告人分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辩护人注意到，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各被告构成盗窃罪，而非职务侵占罪，是将各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错误地认定为“利用工作上的便利”。 辩护人认为，行为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一条重要的区分标准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与其职务是否有关联性，即在其行使职责的情况下能否对相关财物产生约束力。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无关，仅因熟悉环境、容易混入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因素占有财物，则属“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有关，其有权对相关财物控制、支配、管理，而不适当行使该权利，则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本案中，各被告人窃取本单位财物，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截留财物，第二步是移出公司。 第一步的行为人为赵某、黄某、常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赵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小份计量，按配方秤取原料，被告人黄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推料，被告人常某是该公司看仓员，负责接取输送玉米（见判决书第6页）”。对于他们截留本单位财物的方式，一审判决如是认定：“白天被告人黄某等人利用工作之便利从该公司库房里推出饲料添加剂蛋氨酸和赖氨酸，被告人赵某等人采取少投入添加剂的方法，将留存的蛋氨酸和赖氨酸藏起来。” 黄某的工作职责就是推料，赵某的工作就是计量、取原料，二人对所窃取的本单位财物，具有职责上的控制、管理关系，显系在“利用职务之便”，而非“利用工作之便”。 第二步是移出公司。这一步的重要行为人为顾某、付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顾某受聘某饲料有限公司保卫科长，负责全面安全管理工作；被告人付某系该公司的保安（见判决书第7页）”。对于财物移出公司的方式，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晚上利用被告人顾某担任公司科长、付某提供公司保安夜间值班看护本公司财物工作上的便利，再将藏起来的蛋氨酸和赖氨酸从围墙扔出公司外，然后用车接走运离公司。” 顾某是保卫科长，其职责是全面安管工作，按公司要求手机常开，晚上有查岗任务，有案情听到报告随时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焦鹏 案情简介：被害人崔某于2009年11月27日下午，醉酒驾车在街上遇到陈某某，对陈某某进行恫吓，扬言要致陈某某于死地。陈某某打电话向其孪生哥哥陈甲及堂兄陈乙求救。后陈某某驾车离开，被害人崔某某纠集多人绕路迎面截住陈某某，将陈某某从车上拽下殴打。陈甲和陈乙赶到现场，见到被害人崔某某及数名同伙正在殴打弟弟陈某某，遂加入战团，双方撕打在一起。混乱之中，陈甲用利器将被害人崔某某刺伤，后陈甲离开现场。崔某某当晚经抢救无效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将被告人陈甲诉至法院。陈甲在案发次日中午于家人的陪伴下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且其家人主动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表示愿意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在法官的主持下，就民事赔偿部分，双方达成调解意见，陈甲家人赔偿被害人家属100万元。 另查，被告人陈甲曾于2011年12月19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于2006年7月14日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一年执行。 起诉后，被害人家属不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开庭时，公诉人当庭给出对被告人陈甲处以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开庭后，经过合议庭合议，采纳了辩护人大部分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诉讼各方对判决均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生效。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节选
鉴于被告人认罪及全案的证据情况，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不同意公诉人给予被告人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应在有期徒刑幅度内进行量刑，并且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综合考量各量刑情节的调节率，本案可以在有期徒刑5年至有期徒刑10之间量刑。具体理由及意见如下： 一、关于量刑起点以及基准刑的确定 根据2010年10月1日开始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规定，量刑步骤的第一步为“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结合本案案情，能够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因此应该在《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同时根据《指导意见》关于常见犯罪量刑起点的规定：“有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的情形，可以在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人并不具备应当处以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例外条件。《刑法》第234条明确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与致人死亡的后果两个客观方面的要件。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与之相符，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但被告人没有其他可以提高量刑起点的证据与事实。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
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之兄###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涉嫌的故意伤害罪罪名及查明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仅针对被告人量刑及处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事出有因。 本案起因是被害人没有借到门禁卡而在离开时使劲踢了监控室的门，导致与之后赶来的犯罪嫌犯人AA发生口角，期间，被害人有打电话叫人带砍刀来，最终酿成本案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被害人OO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如果OO能保持理性，克制自己的言行，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OO对本案冲突的发生、对矛盾的激化、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责任，由此，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考虑被害人OO的过错这一情节，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XXX到案后，积极向被害人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到案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家境一般的被告人还是催促家人积极筹措资金向被害人赔偿，有悔罪表现，并且在事后也得到了被害人OO的谅解。《指导意见》第3条第9款规定：“对于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酌情考虑对被告人XXX从轻处罚。 三、本案的发生是由犯罪嫌犯人AA、被告人XXX以及罪犯BB、CC共同造成，并非被告人一人所致，并且被告人参与到本案当中也是因犯罪嫌犯人AA的“召唤”，并非主动参与到本案当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小，所起作用不大，恳请法庭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并有悔改表现。根据《指导意见》第3条第6、7款的规定:“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及悔罪表现的情况，可以减轻处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由此，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五、在本案发生前，邓均安一贯表现良好，从无违法犯罪记录，系初犯，本次事件属于偶然发生。 综上，被害人对本案发生有过错，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小，所起作用不大，情节轻微，并有悔改表现，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
辩护词（网络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燕某某父亲的委托，并经得被告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及管辖权有异议。现就被告人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情节及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定性和管辖权存在异议。 本案从被告人投案自首到侦查、起诉阶段都是依照聚众斗殴罪进行的。根据被告人燕某某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为从犯，只应当对其参与的犯罪并根据其地位和作用承担责任，不应当对聚众斗殴罪的全部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不应当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不适用罪名转化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燕某某所涉罪名为聚众斗殴罪，而非故意伤害罪，本案不宜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是从犯，不是本案聚众斗殴犯罪的首要分子，不应被认定为主犯。 本案是一起极其特殊的案例，如果不仔细分析案情，被告人很容易被认定为本案的首要分子。辩护人经认真细致地阅读了全部卷宗、两次到昆山市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查阅参考相关判例以及刑法学专家对共同犯罪的论述，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从本案整体
上考量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和特征，不难看出：被告人燕某某先因劝架不成，后又被动地参与到犯罪中来，对主要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其主观恶性小，人身伤害及社会危害程度小。 （一）本案犯意的发起者、教唆者、纠集者、组织者和实行者是同案犯刘某，不是被告人。同案犯刘某受到被害人方寻衅滋事无故殴打后，为了报复对方，主动电话给被告人燕某某让其帮忙打架，同案犯刘某行为性质为组织、教唆行为，被告人燕某某是“被组织者、被教唆者”，被告人燕某某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到犯罪中来，假托“在昆山，回不去”，事实上不想参与到犯罪中来。 恳请合议庭高度关注一个事实，在本案聚众斗殴事件发生之前，被告人就有三次机会不参与到打架事件中，从而断开与聚众斗殴事件的联系。第一次，是在同案被告人刘某在给被告人打的第一个电话时，被告人没有想参与到打架中来，相反目的是劝架，为了息事宁人，消除事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民间调解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如果对方接听电话，通过双方协商和沟通，事情可能到此为止了。被告人也不会事实上也没有主动再给任何人打电话挑起事端。第二次，如果同案被告人没有第二个电话，对被告人来说，事情也就到此位臵了，恰恰是刘某在被无辜殴打后，为了报复，找被告人到现场帮助其打架，有着明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有条件（辩护人请求法庭进一步调查核实事发现场和被告人所在位臵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达现场的可能性）到现场却没有到现场，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因为被告人是做职业中介的，在正仪镇时间长，
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范本 如果有证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是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此时辩护律师该如何来写这个辩护词呢?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本律师接受被告人xxx的委托，经过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xxx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涉及该案的全部卷宗资料和证据材料、先后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了解了本案案情，现结合本案证据、事实及适用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可知，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必须是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可知，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被告人xxx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被害人xxx 重伤的损害结果; 根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知，被告人xxx与被害人xxx因为摊位而发生的互相殴打的冲突过程中，仅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其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方重伤的结果，即其主观上根本不具备“明知”的故意。 (二)被告人xxx根本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xxx重伤结果的发生; 结合本案中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可知，被害人xxx 在纠纷发生后，正常收摊回家，并未立即出现身体异样。试问，如果被告人xxx是故意致被害人重伤，那被害人xxx还有何种可能在纠纷发生之后正常回家，且并未立即发生身体不适的异样?与之相反地，被告人xxx不仅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重伤的结果，而且其在主观上根本就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更不论说是放任此种结果的发生! 与此同时，正因为被告人不具有伤害的故意，不希望或放任重伤结果的发生，所以，结合案件事实可知，从此次伤害行为发生(即xx年3月14日上午10时)至被害人xxx重伤结果的出现(即xx年3月14日下午 17时)，这中间间隔达7小时之久，很难保证被害人xxx是否在此期间遭受到其他外力侵害，或旧病复发。虽然有相关证据证明被害人xxx在案发后并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当事人委托，并指派我担任涉嫌故意伤害的被告人董小明的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相关的卷宗材料，并结合刚才的庭审情况，辩护人对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现依据事实与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在量刑方面，本案存在以下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害人对本起案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本案起因于作为同乡又同姓董的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论资排 辈行为，在中国的风俗习惯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被害人不同意被告的说法，也不妨一笑了之。然而面对案发时刚刚21周岁的被告人，被害人提出要“单挑”、“摔跤”解决，这才导致年轻气盛、出手不知轻重的被告人将其打伤。值得一提的是，被害人案发时已经42岁，相比于小他20多岁的被告，从为人处世经验上讲要丰富得多，如果他当时能有宽人之意，能和平解决二人的争执，而不是采取漫骂和其他一些过激行为的话，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二、被告人犯罪行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 根据案卷材料反映的内容，结合今天的庭审实况，我们可以看到，本案起因于工友之间的日常琐事，属于双方对于矛盾处理不当所致，
被告人事前并没有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其性质应当属于临时起意型激情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小。 三、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偶犯、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在被害人过激语言与行为的刺激下，一时冲动才伤害了被害人，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案发后，被告人并没有立刻离开事发工地，后来被害人找其商量赔偿医药费，但索要赔偿数额显然过高。在此情形下，他只是对于赔偿数额提出异议，并没有刻意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也向家人表示希望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在辩护人会见时，被告人反复表示了悔罪之意，他表示对不起受害人，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希望法庭对他从轻处理。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希望法庭能充分考虑本案社会危害性不大和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实情，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判处。 此致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姜伟律师 2010年3月18日
辩护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 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
经典刑事辩护词——故意杀人案 来源：作者：日期：09-07-06 辩护词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我受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被告人朱某委托，作为他的辩护人出庭为他辩护。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辩护词，希望合议庭采纳。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盗窃、敲诈勒索罪均不能成立。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曾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10月25日作出过不起诉决定，该决定虽然于2009年1月15日被省人民检察院撤消，但从今天庭审控方提供的证据看，本案仍然存在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本案的焦点应该是林某某是否已经死亡并且系被告人所为，正是在这个焦点问题上，控方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控方指控被告人实施了故意杀人、分尸、多次抛尸的行为，但控方没有向法庭提供被害人尸体、作案工具、抛尸现场、抛尸包装物等构成故意杀人犯罪的基本证据。尽管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曾作过认罪供述，但也作过没有杀人而系林某某自己外出未归的辩解。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明确表示其在公安机关的有罪供述系逼供所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其口供不能成为定案依据。在认定犯罪的基本直接证据缺失
的情况下，间接证据必须形成证据锁链，并且排除其他可能，足以得出被害人已经死亡且系被告人所为的唯一结论。但庭审的结果表明，控方提供的证据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证据锁链，并且排除其他可能”的程度。 1、控方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林某某确实已经死亡。 一）没有提供尸体、尸块或尸体各部分残骇；没有提供杀人、毁尸工具、运尸工具和运送尸体残骇的包装物；没有提供抛尸现场。 二）现场仅发现少量血迹、少量可疑组织碎屑及一块很小的骨质碎片。涉及这部分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没有在法庭上当庭宣读。在厨房的血迹不能排除切菜时手指受伤流血的可能，在卫生间的血迹不能排除鼻血或妇女经血的可能；在卫生间发现的组织碎屑不能排除系头皮、脚皮等因新陈代谢而产生的正常脱落物；骨质碎片不能确定是何部位，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林某某确实已经死亡。 三）魏某某在2006年11月14日证言中证实：11月11日，也就是林某某“死亡”3日后，魏某某曾收到林某某手机发给她的短信。这短信系谁所打？目前并没有证据排除不是林某某所打的可能性。 四）控方在辩论中认为林某某出走时什么都没带，没有生活来源，两年多没有任何消息，这些都说明她已死亡。辩护人认为这些都只能是猜测、分析、判断，不是证据，不能说明她已经死亡。据报载，某母女二人被某兄弟二人拐卖十年才被发现，佘祥林妻子也是十几年才回，其间同样都是和家里失去联系，从家庭角度看都没有生活来源。因此控方的以上说法不能证明林某某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