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
陈洪波
【英文标题】The Interpre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Theory of Montelius in China
【作者简介】陈洪波，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桂林541004
【内容提要】 Typology, which is mainly originated in the ideas of Oscar Montelius, a Swedish archaeologist, in his Die typologische Methode, is one of the basic methodologie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Montelius' works were introduced the earliest by Hamada Kōsaku to the East: into Japan the first, and then into China. In 1930s, four Chinese versions of Die typologische Methode appeared in China, three of which were from its Japanese version and one from German original. The interpre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ontelius' works were started by Wen You, while Yu Jianhua, Zheng Shixu, Hu Zhaochun and Teng Gu also contributed much for the diffusion of the typological methods of Montelius in China.
【关键词】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滨田耕作/考古学史EE531UU1813157
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①一书的《方法论》部分，被公认是西方近代考古学中关于类型学研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在东西方均有重大影响。中国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通常也被认为是发源于蒙氏的思想，但这个传播过程到底如何，向来语焉不详，本文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略作介绍。
蒙特柳斯这部著作传入东方，最先到达的是日本，介绍人是日本考古学的鼻祖滨田耕作。滨田耕作在1913～1916年即赴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在考古学泰斗皮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并专攻埃及考古学。皮特里在伦敦大学教席的继任者惠勒(Mortimer Wheeler)教授，是夏鼐留英期间的导师。夏鼐留学后期亦曾拜见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从这一角度来说，夏鼐和滨田耕作确是同门中人，而且滨田耕作比夏鼐入门早得多②。滨田耕作返日之后，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日本，当然包括在欧洲最为人所重视的蒙特柳斯方法。滨田耕作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通论考古学》，其中方法论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就是上述蒙特柳斯《方法论》的摘译。滨田耕作后来又将蒙特柳斯的《方法论》全文译成日文，于1932年出版，书名为《考古学方法论》③。
近代日本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西方学术文化主要通过日本传播到了中国。例如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多位大师若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到的④。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传入中国，最早也是通过日本，主要人物是留日学生或者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学者⑤。蒙特柳斯《方法论》借助滨田耕作的著译传入中国也是如此。
受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之影响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本书，是一位曾经留法的学者张凤主编的教科书《考古学》⑥。书前有一则声明，对该书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交代：
此书不是在一时及在一地写成，其也不出于一人之手。二三年来，任课沪地各大学，若暨南，复旦，大夏，持志，讲授时，翻译及参考东西各考古学，史前史等著而成。最初只有一篇讲解的纲要，随编随讲，后由代课继任者续编。先后若程仰之闻野鹤两先生皆预其事。由程君讲授时，一按原目编纂，后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最后又由凤前后截割，酌量补充，具如现状。
与此书有关的3个人都是有名的学者。张凤（1887～1966年）字天方，浙
江嘉善人，曾经留学法国，雅好考古，对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活动多有参与。程仰之即程憬(1903～?)，清华大学毕业，后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知名。闻野鹤即闻宥（1901～1985年），是著名的文物考古和民族语言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国内古代铜鼓研究的首创者，还有字喃、彝文和羌语的研究都是由他开创的。
该书大概是从1928年开始作为几所大学考古学课程的讲义，经此数人之手陆续编纂而成。正式成书于1930年底，共计135页。此书质量甚高，虽然正文只有短短的120余页，但体例完备，内容先进，对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有相当细致、完整的介绍，是在中国系统介绍现代西方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知识的第一本书。书后的参考书目罗列了不少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考古学著作⑦。以张凤、程憬、闻宥的出身和经历，可能确实有条件接触到这些论著，并且有外语能力读懂这些书。
关于书中内容，有从欧洲版本的原著中直接的征引，也有从日文著作中转述而来。全书共分五编，讲述了考古学的各个方面。其中第四编为“研究”，其第二章为“特殊的研究法”，讲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文中称为层位学和型式学）等方法，重点叙述了蒙特柳斯（书中译为茫特拉斯）的方法，并举例说明；其第三章是“时代的决定”，讲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概念以及断代方法，重点介绍了皮特里（文中译为布他利）的序列断代法（文中称为假数法），并以埃及土器（即陶器）的演变示意图加以说明。
张凤称“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对事实表达并不充分。实际上，闻宥参译滨田耕作的《通论考古学》是这本书得以成形的关键。该书的编写主要是参考了滨田耕作的著作，其体例及内容与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基本一致。这应该主要出于闻宥的手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闻宥实是将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在张凤《考古学》正式成书的次年，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的正式译本便
出现了。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译者是著名的美术史家俞剑华（1895～1979年）。译本中文名称为《考古学通论》⑧，是王云五主编小百科全书丛书中的一册。俞氏一生著述有近千万字，但这本书的分量却很小。正文只有106页，篇幅少于张凤《考古学》，而且与张凤《考古学》一书对比可知，俞剑华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照搬了闻宥的译文。
1932年，蒙特柳斯《方法论》（书名《考古学研究法》）全文经滨田耕作翻译出版，在日本考古学界成为经典读物，不久也被翻译到中国，翻译者是郑师许和胡肇椿。郑师许和胡肇椿的译本首先在1935年发表于《学术世界》第一卷第2～6期，题目即《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又由世界书局印成同名单行本发行⑨。该书完全是对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转译，附有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序言、例言。译文本身基本上继续沿用了闻宥以及俞剑华的概念和词句，如将类型学称为“型式学”等。全书正文140页，内容十分完整，保留了全部498幅插图，这在印刷制版还比较困难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郑师许（1897～1952年）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名学者，在文物考古方面多有著述，曾为考古学社会员。胡肇椿（1904～1961年）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随滨田耕作专修考古学数年，是中国当时极少数受过专业考古训练的留学生。二位学者一直都是考古学的热情鼓吹者和参与者，对于当时影响较大的考古学论著相当了解。胡肇椿作为滨田耕作的弟子，翻译业师的著作不止一部，除了《考古学研究法》之外，还有一本《支那古玉概说》也十分重要。1932年，滨田耕作翻译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在日本出版不久，郑师许、胡肇椿二人便不约而同地着手将其译成中文。在各自独立翻译此书已经过半时，因为偶然的机缘，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工作，遂合力完成。因为出版困难，延至1935年夏才在新创办的《学术世界》期刊上连载发表。
郑师许为《考古学研究法》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交代了翻译此书的经过和背景。其中有一段话甚为重要，据此可以了解当时为数不少的这类学者的普遍心
理，特此引用如下：
孟得鲁斯博士一生的生活，未尝操持过锄头的生活，又未尝埋头为一遗物的详细记述，始终坐在书桌上详校他人发掘的报告书而推定其年代先后及嬗变分布的迹象，以完成其大组织大综合的研究的学者。这本书即为孟氏一生研究经验得来的自然结论。其最大的成绩即在本书所论“型式学的研究”。滨田耕作译本序谓：“……博士殁后垂且十年，犹未有若此书第一册所述研究法之详尽者，此中型式学的方法论为尤精确而周密。当余攻习考古学时，若此书之深刻且坚强地影响于我的学问，可说没有再多的例子。”可见孟氏头脑的清楚和见解的高超，令人佩服的所在了。吾辈担任介绍翻译工作的人马，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
现代学术，分工至精至细，即以考古学而论，田野工作者和研究的专家确有分工的必要。吴理的《考古发掘方法论》第五章《考古材料的应用》里说道：“野外考古作业者的首要责任，乃在收集和整理材料，无论其当时对于该材料能否有见解。”这句话已经把锄头考古家最大的责任说出，其他不必苛求，但反过来说，这些由比较研究得到结论的责任，应求之有综合与解释能力、及有创造精神和文学天才的历史学者。而且在事实上，田野工作人员毕生埋头埋脑于一地的发掘与整理，所得常为片段，我们应该不必勉强他也同时担任研究的工作。所以，在这时应该另有一部分的人们罗致大量的报告，充实有记录的历史常识，立志终身为桌上的研究工作，如孟氏的一样。发掘与研究分工合作，这两方面的进行，如辅车之目依⑩。
这段话首先十分清楚地说明，此书的翻译是受到了滨田耕作成就的影响，希望借助此书在中国也能造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其次更重要的是，蒙特柳斯的工作给了郑师许等人极大启发，使他们知道即使没有机会从事田野实践，照样可以在考古学上做出伟大的成就！这很能表现出像郑师许这类雅好考古却没有田野机会的学者的期盼心情。这类学者的数量在当时并不算少，考古学社即集
中了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专业职能的划分上，郑师许毫不犹豫地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划入了收集材料的锄头考古学一类，而认为综合性研究具有更高的难度和要求，比田野工作更高一个层次。特别令他期待和欣喜的是，这个职能足不出户的历史学者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郑师许的这种观点，表现出对20世纪前后西方社会在考古学发达之后职能分工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时中国考古学正处在起步阶段，这种分工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另外，郑师许对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特点的认识，与《安阳发掘报告》等出版物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综合研究以及考古学解释方面较为薄弱的一种反思。
除了日文渠道之外，中国学者还经另外的渠道从蒙特柳斯那里获取“真经”。蒙特柳斯《方法论》的另外一个中译本，即滕固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11)的译本可能完成于1935年(12)，也就是郑师许、胡肇椿《考古学研究法》面世的那一年，只是到了1937年才得以出版。滕固（1901～1941年）是著名的美术史家，曾经留学日本，攻读文学和艺术史，获硕士学位，1929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2年获美术史学博士学位。从他的专业和教育经历来看，他应该通晓日文和德文，对滨田耕作和蒙特柳斯的著作都不陌生。他选择将蒙特柳斯《方法论》译成中文，其动机并不出于偶然。
滕固翻译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并非出于考古学的考虑，而纯粹是出于艺术史研究的需要。在译者序言中他说，“研究先史遗物的体范纹饰，蒙德留斯博士的‘方法论’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指示。近年来吾国学者治古代彝器，于款识文字而外，也兼及花纹；这个风气现方发轫，或需借鉴之处，爰译此者，献给从事于此方面作一种参考”(13)。滕固的着眼点主要在器物纹饰上，与考古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所不同。让不同需要的学者都能从中找到治学路径，显示出蒙特柳斯类型学方法的广泛适用性。在译者序言中，滕固对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研究的介绍可谓言简意赅，表现出他对蒙氏的思想有较好的理解和
这本方法论即为体制学的实例，他将意大利和北欧的金属斧锛、短剑及长剑，意大利和希腊及北欧的扣针，编列排比，明其年代位置，形式异同。又对北欧的铜器，意大利的陶器，就其器形纹饰，探究渊源胎息之所自。最后提出埃及，亚述利亚，腓尼基及希腊之莲花纹饰的发展行程，而对于古典的棕叶式纹缋之形成，以及伊沃尼亚柱头如何由莲花柱头演变而来，也作了详细的检讨(14)。
该书篇幅甚小，正文只有90页。滕固的翻译应系译自德文本，并未沿袭闻宥等人的译文，加之他是从美术史而非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待此书，所以他的翻译基本上是另起炉灶，概念和词句都与已经习用的考古学术语不同。例如，“史前”概念当时已经广泛流传，滕固却译为“先史”；至于“类型学”这个最重要的术语，前人三部著作皆译为“型式学”，而滕固却译为“体制学”(15)；“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这两个齐整的概念，他译为“相对的年代”和“绝对的年代”。其他不一而足。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由于滕固并没有吸收已往积累的知识成果，这实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译本。但该译本长处也很突出，有关纹饰演变的部分，滕固译得相当流畅、通达，显示出他在艺术史研究上的良好修养，而且在每段之后，夹有译者的简单注释，更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在与蒙特柳斯《方法论》有关的几本译著中，滕固的译本影响可能是最大的，也是被提起最多的一个译本。
盘点以上著作可知，在20世纪30年代，从1930年到1937年，蒙特柳斯《方法论》的直接与间接中译本先后出现4种之多，这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现过一个西书中译的高潮，当时以上海为基地，知识界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著作，其中来自日文者占大部分(16)。以上4种译著亦皆在上海出版，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书中译”运动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考古著作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小高潮，除了以上著作之外，还先后出现了《东方文化之黎明》(17)、《考古发掘方法论》(18)、《古物研究》(19)等一些考古学译著。
就与蒙特柳斯著作相关的4种译本而言，说明当时知识界对蒙特柳斯的思想
和方法已经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说蒙特柳斯类型学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知识分子没有产生影响，那是难以想象的。但奇怪的是，在当时中国考古学家的相关论著中，对蒙特柳斯《方法论》译本的引用却难觅踪迹。陈星灿曾经说，“（蒙特柳斯《方法论》的）中文译本，对当时中国考古界有多少实际影响，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从引用此书的情况看，影响似乎不很显著。不过，从方法论上说，不少学者相信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可能受到蒙德留斯的启发”(20)。就当时考古书刊资料的有限性，以及部分考古学者对相关资料综述的完整性而言(21)，这些译本为考古学界所熟知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据俞伟超回忆，苏秉琦在20世纪50年代还多次阅读蒙特柳斯著作的译本(22)。而且以上所有这些著作的传播相当广泛，在当代不少历史悠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室），这些书籍都非罕见之物，多是当时购置和流传下来的。这些书后皆未标明印量，但可以推测当时印量应不会太少，发行情况也不错。
蒙特柳斯译著对中国考古界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大家都得以了解当时国际流行的考古类型学方法。真正开花结果还是需要第一线考古学者在实践中的尝试和努力，苏秉琦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可能是惟一的代表。正如俞伟超所说，是苏秉琦“把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23)。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苏秉琦的成就实现了《考古学研究法》译者郑师许当初的一个愿望，“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苏秉琦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20世纪30年代，蒙特柳斯著作通过日本乃至直接来自欧洲的传译，使得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真正学到了欧洲考古研究的核心技术，使得在地层学之外，考古学另外一种基本方法也逐渐发展起来，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应该主要归功于闻宥、郑师许、胡肇椿、滕固等这些默默为人作嫁
衣的翻译者，今日我们回顾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史，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
注释：
①Montelius, O. Die lteren Kulturperioden en Orient und in Europa,1903-1923.
②刘正：《滨田耕作与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③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64页，齐鲁书社，2005年。
④李学勤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卷》季羡林序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⑤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36～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⑥张凤编：《考古学》，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年。
⑦书后的参考书目列有西文书籍14种，分别是《考古学的研究法及其目的》(W.Flindes Petrie, 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 London, 1905)、《考古学的价值与其研究法》(W.Deonnd, L'Archeologie, Le valeur, Les methodes, Paris, 1912)、《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其方法》(J.De Morgan, Les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 Leur Buts Et Leur procedes, Paris,1906)、《考古学发掘的方法》(G.Boni, Metoodo'nell Espolazioni Archeologiche, Roma, 1913)、《东方及欧洲的古代文化期》第一册方法编(O.Montelius, Die Altern Kultoperioden In Orient und In Europa Stock-A.1m, 1903, 1 Die methde)、《考古学》(F.Roepp, Archaologie, Sammuing Goecsehen, 1911)、《考古学教本第一卷》(H.Bulle, Handbach Der Archaologie Munchea, 1913)、《考古学教本》(J.Decheltte, Munnel D' Archeologie, Prehistorique, Celtique Et Gallo Romnie, Paris,1908)、《古典籍与考古学》(D.G.Hogarth, Authority And Archaeology, London, 1899)、《史前的时代》(Lord Aoebury, Prehistoric Times,
London, 1913)、《欧洲原史》(Sophus Muller, Urgeschichte Europas, Strassburg, 1905)、《人类与自然及原史》(M. Hoernes, Natuiund 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 Wier & Leipzig, 1900)、《人类原史》(M. Hoernes, Urgeschichte Der Menachhoit, Sammulung Goeschen, 1905)、《第十九世纪考古学发现史》第一册(A. Mechaelis, Die Archaeologisichen Entdekungen Des Neunzehate HanduetsLeipzig, 1905)。
⑧（日）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王云五主编：《考古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
⑨（瑞典）孟德鲁斯著，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⑩（瑞典）孟德鲁斯著，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郑师许序，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11)（瑞典）蒙德留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
(12)序言写作的时间是1935年2月。
(13)（瑞典）蒙德留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
(14)同(13)。
(15)该书第5页注4作者对自己的译法做了专门说明：“译者按：Typus一语，通常译为‘类型’或‘型式’，乃包含一物品之造型与纹饰。译者以为嵇康琴赋中‘体制风流莫不相袭’，‘体制’适当Typus，‘风流’适当Stil，前者较多实质的意义，后者较多精神的意义；故译Typus为‘体制’，而下面的Typologie，则译为‘体制学’”。
(16)邹振环：《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17)（日）滨田耕作著、汪馥泉译：《东方文化之黎明》，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
(18)（英）吴理(C.L. Wooley)著、胡肇椿译：《考古发掘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
(19)（日）滨田耕作著、杨炼译：《古物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
(20)陈星灿、马思中：《蒙德留斯与中国考古学》，见《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第686～6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1)如郑师许和刘耀分别总结过当时中国考古学著作的出版情况。郑师许的总结见《考古学研究法》的译序。刘耀的总结见其一篇书评《考古学研究法》，载1934年9月《出版周刊》第96期，署名刘虚谷。该文其实是刘耀对自己打算写作的一部考古学著作的介绍，该书后来并未写成。
(22)俞伟超：《考古学的中国梦》，《读书》1998年第8期。
(23)同(22)。
来源：《考古》(京)2011年1期第91～96页
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读书笔记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但又有着悠久学术渊源的学科。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来说，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但金石学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的考古学。而早期的考古发掘更接近于挖宝，直到近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考古发掘中，地层学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借用地质地层学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多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根据“土质土色”来区分不同的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来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说地层学为遗存的收集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的考古地层学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做过发掘，在沙漠地带很难辨认层位关系，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更在意宝藏。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作为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非常注意地层的叠压关系。他不仅强调确定文化的早晚关系要依赖于地层学，而且还批评鸟居龙藏早年的工作，“未为地形及地层详细之考察”。并对他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事实上无论砂锅
屯的第一次发掘或是仰韶村等地的其它发掘，安特生都对地层叠压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建立了基线测量标本的出土位置，还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试图了解遗物在各层分布的规律。由于标本都记有详细的层位，所以到四十年代安志敏研究砂锅屯洞穴的层位时，还能借助于出土标本上的标签来辅助工作。但安特生在发掘时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1925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1928年以后，在李济主持下，安阳殷墟的发掘也开始了。李济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但他最初毕竟不是专攻考古学的，所以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并末严格按地层学要求来进行。李济先生的发掘方法用的也是水平层位的方法，但是跟安特生的方法相比，他在发掘时采用了探方发掘法，通过这种方法记录出土物更合乎科学本身的要求。 三十年代，在周口店发现旧石器后，裴文中多次同新生代研究生名誉主任步达生谈论改革发掘方法的事情。1932年春，周口店的发掘改变了原来的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改为采取探沟和探方相结合的考古学的发掘方法。这种按探方及采取水平层位的发掘法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突破，裴文中、贾兰坡等当年的发掘者都称这种方法是发掘方法上的革命。1930年粱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安阳后岗的发掘，这次发掘还是采用了探沟的方
中国考古最大惊世发现 中国考古最大惊世发现：发掘历程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部门立刻对该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历时5年多，考古工作者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整个发掘过程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考古水平，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文物保护水平，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展示水平。墓园的考古发掘有10余家单位跨学科合作，运用科技手段全程提取和记录信息。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前期，大量使用了地球物理探测、GPS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控、全球地理信息系统(GIS)记录等科技手段，将调查资料完整信息化。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海昏侯国遗址的地理信息系统。所有发掘工作都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指导考古发掘，为今后大遗址的保护展示提供科学依据。[4] 通过考古，考古人员发现除了2011年盗墓者对西汉海昏侯墓实施一个大的盗洞之外，该墓的西北角有一个五代时期留下的盗洞，从现在这个方位发现的装衣服的漆箱、写有昌邑九年字样的漆器等文物来看，盗墓者未能成功实施盗墓。人们不禁要问，公元104年至五代时期，中间几百年时间，为什么它没有遭遇盗墓者的骚扰呢?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徐长青、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等多位专家都提到，这得益于东晋时期江西的一场大地震，使墓室早年就坍塌，地下水上涌淹没了墓室。当时人们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才使得该墓得以幸免。专家所说的大地震，指的是公元318年豫章郡发生大地震，此次地震使原来的枭阳县、海昏县等豫章古县淹没到鄱阳湖中。张仲立表示，正是因为墓穴内充满水，这种绝氧的环境不利于微生物生长，才使得墓内的文物得到保护，腐蚀程度不高。 中国考古最大惊世发现：研究进展 2015年12月15日，南昌西汉大墓主棺进入清理阶段，主棺将整体打包至附近实验室，多证据指向墓主为汉武帝之孙刘贺。[5]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说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科学。 美国学者霍尔姆斯首先提出文化人类学这个概念。 在美国称文化人类学，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称为民族学。 人类学的奠基者：拉菲托《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 古典进化论学派 这是文化人类学史上第一个流派，是文化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盛行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成熟的标志在于E.B.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古典进化论学派认为文化进化的动力：心性一致，即人类心里一致说，人们都朝一个地方想。古典进化论学派很好地解释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它却把文化的差异性简单地解释为发展阶段的不同，从而为文化歧视甚至是种族歧视埋下了理论种子。 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的背景：一，早期的人类学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组织的建立； 二，殖民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人们研究异种族、异文化的需要， 也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阈； 三，思想根源在于进化论理论的提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斯 宾塞社会进化论。 E.B.泰勒：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第一个给文化和宗教下定义之人，第一个主张采用 统计法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人。《原始文化》、《论研究制度的方法：对婚姻和继承 法的应用》 进化论观点：人类社会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跟自然界一样， 是通过不断进化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文化发展的 各个阶段是相继相承的。 宗教理论：明确了什么是宗教：一切对于神灵的信仰；探讨了宗教的起源和产 生：万物有灵（全部宗教史的基础）。 婚姻家庭理论：“回避”习俗与居住模式：从妻居到从夫居；命名制度：亲从子 称；继嗣制度；产翁制：由母系向父系转变；婚俗：抢婚和外婚制。 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法（分类比较）、残存法（残留的风俗习惯）、统计法 摩尔根：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对易洛魁部落联盟的研究，首次使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人类学，首创用亲属称谓来研究家族制度。《古代社会》、《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 亲制度》 原始社会分期理论：根据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发展确定：蒙昧时代，野蛮时代， 文明时代。 氏族制度的发现：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氏族、胞族、部落、 部落联盟是一次发展的几个阶段，最终形成民族。 家庭史的研究：首次从亲属称谓制度来研究家庭和家族制度；家庭发展：“血缘” 家庭，伙婚制家庭（普纳路亚），偶婚制家庭，父权制/母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其他学者：德国人类学之父：巴斯蒂安：人类心里一致说 瑞士的巴霍芬：母权论，标志着家庭史研究的开始 英国的麦克伦南：内外婚姻制度：母权制先于外婚制 英国的卢伯克：第一个提出残存法思想；宗教阶段理论 英国的弗雷泽：首创“社会人类学”一词；《金枝》：关于人类智力发展连续性和 进步性的理论：人智力发展经历了巫术阶段、宗教阶段、科学阶段 传播论学派
浅谈建筑类型学 摘要：类型学是一种分析建筑的方法，通过对建筑类型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认识，可以使建筑设计师对特定历史的文化生活与真实的环境条件进行分析，从而设计出类似于以往而又不同于以往建筑形式的理想建筑。 关键词：类型学；建筑设计；方法论及现实意义 1建筑类型学的含义 “类”，即有种类、同类、分类、类别之意。我国古代逻辑中，“类”就已被作为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和手段了。所以，“类”也有相似、类推、法式的含义。现代词“类型”更加强调了其方法论特征。类型，指按照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而形成的类别。性质特征相同或极其相近的群组为其主要内容。群组，是类型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单体。 类型概念是法国拿破仑时代著名理论家Q•德•昆赛（Quatremere De Quincy）第一次提出的。他认为：“类型”一词代表完全去复制或模仿一事物的意欲，而不是相同的形象，至今还适用。而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类型就是人类在其漫长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中，历史的、约定俗成的确定下来的各种形态和形态关系。它既原始，又新奇。由于它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所以它曾经也必将永远为人们所接受。因此，类型并不意味着对事物形象完全的抄袭和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因素的观念，是人们能够据此创造出种种绝不雷同的作品的概念。这也就是说，类型所模仿的总是感情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类型决非等同于建筑师所设计出的形式，形式只是类型的一个变体。一种类型可以有多种变体，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问题。 2建筑类型学的研究重点 类型学在建筑上研究的重点有3个主要方面：类型选择、类型转换及类型与城市形态关系研究。 2.1类型选择 它是创造过程的第一步。有时候，创造过程也就是类型选择的过程，选择时应该依据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其过程往往是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相互适应。 2.2类型转换 转换是结构的基本属性和构成方法之一。转换的最常见方式是在同一类型内
考古地层学 一、考古地层学的基本概念 考古地层学，是借用地质地层学对地层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但需要说明的是，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以各种自然堆积（自然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搞清地壳形成的历史；而考古学中地层学，则是以主要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文化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究明人类文化堆积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两种地层形成的原因不一样，内涵和存在的形式不同，因此观察和分析地层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此外，考古地层学中还包括了一些地质地层学中所没有的内容，即除了观察、分析各种文化层形成的原因外，还要拿这种理解来指导发掘工作，处理各层次的遗迹。为了区别两种地层学，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就叫考古地层学。考古地层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将这些性质、时间不同的文化堆积层次区别开来，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即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二、文化层形成的基本原理 文化层的形成，就其最基本的原因来说，是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的文化堆积，必然包含有人类活动而遗留的各种文化遗迹、遗物，由于各个时期堆积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反映在土质、土色与包含物等方面均有所区别。考古层学主要任务就是区分各个时期文化堆积的层次，判定古文化遗址中各个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层次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 一般说来，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有一定的共同要求，如近水、向阳、安全和生活资源丰富等。因此，在一些符合上述条件的理想地点，往往被历代居民都选作居住地。这样，在同一个遗址中，常常包含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堆积层次，构成了这一遗址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过程的记录。 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地层形成的顺序是自下而上依次堆积，即老的在下、新的在上，这叫地层层序律。文化层主要是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文化层的形成过程，较之自然层要复杂的多，期间除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之外，也同时受到自然力的作用。但在正常情况下，居住于同一地点的历代居民活动形成的堆积，也是按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堆积而成的。即年代早的在下，年代晚的在上。下部地层中包含的遗迹、遗物年代也应早于上部地层中的包含的遗存。考古层学就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判定古文化遗址中不同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种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和相对年代的。 三、文化层的划分与地层关系 1、文化层的划分 由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内容、生存环境等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在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等也就会产生差异。这些就成为划分文化层的主要依据。由于人类文化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形态有所差异，故文化遗存的变化也是划分文化层的依据之一。考古地层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主要依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并参考包含物的变化及遗迹现象等，准确地将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堆积层次划分开来，并确定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土质：堆积物的岩性如颗粒成分（粘土、粉砂土、砂土等）、结构（疏松、紧密等）、质地（软、硬等），是划分地层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些层次的土色虽相近，但结构或颗粒成分不同，即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土色：土色是指堆积物呈现的颜色，由于不同时期堆积中的包含物或形成的原因、气候等不同，土色也常有区别。常见的土色有灰色（浅灰、深灰）、黑色（浅黑、深黑等）、褐色
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一） 分享 首次分享者：/mg/阿吉！已被分享1次评论(0)复制链接分享转载举报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考古资源十分丰富。20世纪的100年，是中国考古学从产生、发展到壮大，并取得辉煌成就的1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评选出的“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就是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的代表。 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在地域上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在年代上涵盖了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公元17世纪初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这些考古发现都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 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北京人、山顶洞的发现、 北京人距今70万年～距今20万年，山顶洞人距今18000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发现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 发掘年代：1921年 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人类在东方大陆的起源，并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剑齿虎头骨化石：（上） 剑齿虎上犬齿化石：（中） 山顶洞人头骨化石：（下，脑量1300毫升～1500毫升 2 云南元谋人的发现
距今170万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发现地，位于云南省元谋县。 发掘年代：1965年 对于研究猿人化石的地理分布、体质形态演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元谋人牙齿化石：（左上：11.4毫米，右上：11.3毫米） 刮削石器：工具（下）
3 陕西蓝田人的发现 （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00万年左右）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发现地，位于陕西省蓝田县。 发掘年代：1963年 为研究古人类进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石器：工具（上，长3.7～4.6厘米） 蓝田人头骨化石：（下，脑容量780毫升） 4 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金牛山人的发现
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 考古发现的重大突破：考古发现中国史前最大古城。关于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之史前石峁古城遗址 2013新年伊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按往年惯例，在京发布了刚刚过去的2012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其中陕西神木发现的史前石峁古城遗址，赫然在列。 在这之前我就预测到石峁古城会入选，这不但是我近来没少从央视等媒体看到石峁古城的报道，更主要的是我曾去实地学习考察过，还曾在专家座谈会上用“震惊”之类的词语，形容过我的观后感。 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之惊人之处 石峁古城究竟以什么样的发现让我“震惊”之至呢?首先是三个字：面积大!大到什么程度?比较一下就清楚了：此前中国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史前大型古城，像山西襄汾陶寺古城和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面积分别约为280万和300万平方米。这般量级的古城，常被考古界当做史前时代区域性中心聚落甚至国家都城来认识和研究，堪称标示中国文明起源的代表性古城，有的还被形容为“中华第一城”。但它们与面积大达42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过去上课向学生介绍良渚古城时，曾形容它有4个故宫那
么大，同学们听得不免啧啧称奇。而石峁古城却有6个故宫面积那么大，相当于大约600个足球场。 石峁古城之大还只是它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另外，它的石砌城墙之高、结构之复杂、构筑技术之先进、布局和结构之清晰和完整、保存状况之好，也都算得上中国目前业已发现的史前古城之最。譬如布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这三个由小到大的重圈，构成了三重城墙相套的“城中城”格局。再譬如，石峁古城的建筑材料几乎都用石头垒砌，因山势而建，具有中国北方高原地带特点，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多在平原或丘陵地带兴建古城以及多用土堆筑城墙明显有别。还有就是，历来史前城址考古都很难发现城门，可在石峁古城却几乎完整地清理了出来。这不仅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最早石城门，而且其结构异常复杂，为研究我国城门建筑史提供了珍贵资料，乃至于一向严谨的考古学家都难抑兴奋，说它足以称为“华夏第一门”了。 说起来，我国史前古城的发现和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但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界逐步开展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之后，像文字、铜器、城址等最能标示文明起源基本要素的考古发现便逐步增多。目前全国各地迄已发现的史前城址，粗算已不下百余处，其中几万到几十万平方米的史前城址，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年代早的可到距今五千多年的仰韶时代，晚些的像龙山时代中晚期石卯这样的古城也距今4000多年，即接近夏代了。这样一来，我国城市史不但有了更早、更长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且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国家
民族学2005级文化人类学理论考试试卷 学号：姓名：成绩： 一、填空题（共10分，2分/题） 1、。在民族学的早期专著中，《原始婚姻》一书尽管作出地结论并不可靠，但是在当时地时代影响很大。该书的作者是。 2、在同一阶段内文化为适应生境而提高其适应度的进化，结果创造出千姿百态的异种文化，这种进化属于进化。 3、苗族血缘认定、通婚界限的界定、财产继承、祖灵归属都以苗族父子连名制命名法为基础，请问以上相关文化因子结成的功能关系属于关系。 4、借鉴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语言”、“音位”、“言语”概念，提出文化也是一种语言，它也可分为两层：表露在外具体社会文化现象相当于言语；现象背后潜藏的无意识结构相当于语言。 5、自然条件对文化的影响力在透过社会时，要经过该社会的 三重加工。在经过此三重加工时，因不同民族自身的特点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化。这就是相同的地表条件，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文化的根本原因。 二、名词解释（共20分，每题5分） 1、鲍亚士学派 2、原始文化 3、文化 4、索绪尔 三、简答题（共30分，10分/题；4道题中任选3题） 1、摩尔根认为人类的家庭是如何发展进化的？ 2、怀特如何描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化？ 3、为何往往落后民族反而超前，成了后起之秀？ 4、民族与种族有哪些区别？ 四、论述题（共40分，从两个题中任选一个完成） 1、结构功能主义其基本理论是什么？你认为这一理论有何利敝得失？ 2、为什么说地理决定论是错误的？
民族学2005级文化人类学理论考试试卷 学号：姓名：成绩： 一、填空题（共10分，2分/题） 1、。在民族学的早期专著中，《原始婚姻》一书尽管作出地结论并不可靠，但是 2、在同一阶段内文化为适应生境而提高其适应度的进化，结果创造出千姿百态 3、苗族血缘认定、通婚界限的界定、财产继承、祖灵归属都以苗族父子连名制 4借鉴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语言”、“音位”、“言语”概念，提出文化也是一种语言，它也可分为两层：表露在外具体社会文化现象相当于言语；现象背后潜藏的无意识结构相当于语言。 5 不同的文化。这就是相同的地表条件，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文化的根本原因。 二、名词解释（共20分，每题5分） 1、鲍亚士学派（补） 鲍亚士学派的理论基点为文化独立论，即文化是一个独立完整，不依赖地理、经济、社会而存在的自然实体。正因为文化是具体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 无法简单评论，所以必须一个一个地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该学派还提 出了文化平行发展论和“辐合论”。文化平行发展理论提出各民族文化不相连贯，只是相对独立的演进；“辐合论”说明表面相似的文化现象，其来源 可以截然不同。因此该学派重资料，轻推导，力图使资料搜集严密完整化， 使文化的内涵丰富化和多元化 该学派对民族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显著的有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区域论、文化模式和综合决定论。文化相对主义立足于文化具体观的系统认识，是反种族和民族歧视的利器，动摇了欧洲中心论民族学体系。文化区域论反对文化中心的形而上学推理。文化模式是文化分类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表明了民族分类研究的可能性，是当代文化谱系和族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很早就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下面由为你整理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
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 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读后感 本学期阅读了一本语言学专业书籍—《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这本书使我不仅仅了解到了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知识，更加是让我对世界语言的共性得到了了解。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但是它们却都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同时，阅读这本书也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母语—汉语。 语言类型学是属于语言学，而不是属于类型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世界上所有语言的类型。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不一样，外语跟自己的母语会完全不同。但是在世界许多语言学家的研究来看，语言也是有类型的，但只有几种为数有限的语言类型。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中的要素和规则的。语言中的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语音和词汇单位。语言中的规则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构词法、句法、篇章构成的方法等等。要素的客观存在是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的，规则的客观存在则是要通过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而必须服从来体现。因此语言学要研究的都是可观察的对象，拿客观性这个标准来衡量，语言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不同于主观性为主的文学艺术等学科。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类对探索自己的语言的兴趣至今不减。我们对语言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通过这本书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类型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实际上就是普遍性，或者共性。因此语言类型学对世界语言的划分是一种追去普遍共性理论解释的工作。它对语言的划分本身表现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尽可能地对所有语言具有普遍的解释价值。语言类型学要解释的是不同的语言类型之间都有哪些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哪些方面要表现为一套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背后是什么样的制约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规律性的作用是否同样作用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考察，发现某些规则是某些类型的语言所具有的，而另一些语言并不具有。语言类型学也同样追求对人类的语言作出普遍的解释，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有层次的规则系统来解释的。这就是我读过这本书所了解到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目标。 每一种学科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就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也是由研究目标所决定的。语言类型学首先便要学会调查。语言类型学要建立的是人类语言的类型，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现存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语言，因此语言类型学要求研究者对人类语言作尽可能广泛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各种现象进行一致性分类，并从这些分类中寻求规律。接着研究语言类型学就要分类并寻求相关性。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对某种语言现象进行了甚至是穷尽性的调查，得到了许多翔实的数据或者是资料，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同时寻求这些类别与另一些相关的类型参项的联系，即寻去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只有把这种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建立起来，我们才能从中寻求解释，才能建立起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最后对类与类之间的相关性或条件关系提出它们为何存在必然关系的证明和解释。这就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格林伯格是语言类型学研究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语言类型学的奠基者。他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向从语言的形态研究方便转向了语言的语法类型。因而语言类型学的形态类型和语序类型是研究得相对较为充分的，成果丰富。而语音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时体类型、地理类型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理解，使我知道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我相信，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人类语言的真实面目终究有一天会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犹如人类基因图谱真是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是我们能一睹生命的奥妙一样，我们
俞伟超著；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P54-P107 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使用和发展概况 大体说，最初似乎有较多的人基本按照李济的那种方法去作类型学分析。他们摒弃了以序数作标记的琐碎方法，首先是确定各种器物的器别，再比较每一种器别内部存在的形态差别，把形态基本一致的东西定为一个式别（也往往称型别），个别较特殊的、不宜和其他东西划为一个式别的，订为异式（或异型）。各式别的号码次序，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如果进行得很仔细，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个分析全部器物形态变化序列的条件。可是，使用这种划分法得到的式别符号，表达不出彼此是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习惯于这种方法的工作者，就往往缺乏一种寻找同时并存几条演化轨道的紧迫感，从而在划分式别时就忽略了这种辨认，结果是很容易使别人难以根据报告上发表的材料来重作划分。当然，这种分式结果，还是能把许多器物形态的显著差别揭示出来，只要考虑到彼此的共丰关系，若干遗物的演化顺序，仍能重新排列出来；若干遗迹单位的年代，亦能大体判断出来。 由苏秉琦先生首先使用的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文化性质及其期别、年代的方法，至五十年代后期以后，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苏秉琦先生自己在分析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时，不仅划分了期别，而且对整个墓葬开始作了类别的划分，也可以说是对包括了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都综合成一个整体而进行型和式的划分，即型是分类，式是分期。 当类型学的运用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以后，便可以在一些同时存在而内涵有别的单位中，看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划分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一个新发现的、真实的基础。这无疑是类型学方法的重大进步。 ……（略） 在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六十年代时苏秉琦先生又从分析仰韶文化开始，注意到对许多考古学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问题。到八十年代，他又系统提出了要从“区系类型”角度来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原则；讲具体一点，就是要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这又是我国类型学方法的新的重要发展。 二“考古类型学”的范畴及其作用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最初是为解决年代学问题而产生的。人们从排比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的形态和图案的变化序列而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直到现在，类型学方法还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 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可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论所以是科学的，自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类制造各种物品，其形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而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捉摸的。对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这好像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可是大量类型学分析的实践，却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的确是事实。 为什么是这样呢？
20世纪中国10项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一、周品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研究 1918年2月的一天，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偶然听说周口店附近一个叫龙骨山的地方有"龙骨"和石灰岩的洞穴，于是只身前往，对一小块遭到破坏的含化石的堆积物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仅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化石，收获不大。1927年，由代表中外双方的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共同签署了系统发掘周口店的协议，1928年，发掘的堆积物2800立方米，得材料575箱，又发现了一件少年女性右下颌骨和一件成年人的保存有三颗完整臼齿的下颌骨。 沉睡地下几十万年的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在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由北京人的遗骨可以推测他们的外貌。北京人的头骨的特征是前额低平，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房檐一样遮盖着双眼；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要厚一倍。 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使周口店成为闻名世界的人类化石宝库之一。它解决了19世纪末爪哇猿人发现以来，猿人究竟是人还是猿的长期争论，确立了猿人阶段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于人类发展和人类起源的认识。 二、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 半坡遗址的遗存丰富，面积约5万平方米。它是在1953年被前西北文物清理队发现的，1954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连续进行了5次发掘，它是我国考古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的一处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后经14C测定年代为距今6700至6100年。 半坡聚落遗址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家庭到家族再到氏族社会的完整的生活场景，它不仅是新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人类发展史、文化史诸领域研究的极为珍贵的实物遗产。 三、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 良渚文化最早发现于浙江杭县（今余杭市）的良渚镇。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工作是在1936冬至1937年春，由当时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主持。"良渚文化"的命名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于1959年12月26日正式提出的。 良渚文化玉器主要出自良渚文化墓葬。就目前的资料显示，良渚文化玉器已有30多个品种，主要器物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器和镯、管、珠、坠、柱形器、锥形器、带钩、环等。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文化渊源于距今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是在崧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北部的广大地区，距今约5200年至4000年。 良渚文化的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征，无论在出土数量上，还是在造型、种类、琢制工艺等方面均达到了我国史前玉器发展的顶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社会内涵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四、殷墟的发现与发掘 晚清光绪年间，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的农民在翻耕田地时，常常拣到一些刻有奇特字形的骨片，这些骨片被认为是不祥之物，有碍庄稼生长而被填于枯井或被冒作"龙骨"转售于药店，"一斤才值数钱"。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染病取药，从中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这此奇异的刻划。王本是金石学家，经他考证，确认这种非篆非籀的字形乃商代贞卜文字。1908年，经罗振玉多年留心探访，才得知甲骨实出自河南安阳之小屯，1936年6月12日，H127的坑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大纲 第一节古典进化论 古典进化论学派是文化人类学史上的第一个理论学派，其成熟标志是泰勒的《原始社会》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问世。进化论学派运用比较的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认为人类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要经历这种循序进化的过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心理具有一致性。 一、产生背景 1、人类学知识的增长和研究组织的成立 2、殖民贸易的促进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蓬勃发展，殖民贸易和殖民地统治达到空前的程度。除殖民贸易和殖民统治官员的需要这一主要社会经济因素之外，殖民当局的官员和传教士将他们在当地所见所闻报导给国内，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此，学者研究的方向也为之一变，转向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民族文化风俗的人类学研究。 3、进化论思想的催生 进化论学派产生的思想根源是19世纪进化理论的提出。达尔文首次详细阐述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物种起源》一书概括了达尔文的主要思想，即物种不是永远远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过程中，生物的自然选择机制与高度的变异性起着重要作用；自然选择就是把有利的变异保存下来，把不利的变异淘汰掉，从而使自己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并生存下来。 第一个系统地借鉴生物进化理论阐述社会进化理论的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他第一次使用进化这个词是在1850年；1857年斯宾塞描述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过程；1862年，斯宾塞给出了进化的明确定义：“进化是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的变化。”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将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视为本质相同的事物。 4、古典进化论的基本观点 所有研究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论各有特点，但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基本持相同看法，这就是：第一，用人类本质的一致性观念来说明文化发展的单一性。第二，各族文化都循同一路线向前进化，目前各个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各阶段在程序上是固定的，但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快慢的差别。第三，整个世界是依自然法则运行的。 二、泰勒的文化人类学理论 1、生平与著述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自学成才，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而驰名世界。泰勒是第一个从科学意义 上给文化下定义的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体，包括知识、 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泰勒的进化论观点 泰勒认为：一方面，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发展与进化是有其固有规律的，这些规律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说明。 泰勒提出了两大原则：第一，“在文明中有如此广泛的共同性，使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拿一些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泰勒进一步指出：世界各地文化的一致性，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人的本性的普遍相似性；另一个是生活环境的普遍相似性。第二，“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泰勒还划分了文化进化的三个主要阶段，即原始末开化或狩猎采集阶段、野蛮的以动物驯化和种植植物为特征的阶段和文明开化的、以书写艺术为开端的阶段。
类型学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和影响 摘要：本文主要以西方当代建筑类型学理论及其设计方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它对建筑形态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简略综述类型学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主要针对现代建筑之后直到现在（即20 世纪60 年代至今）的当代西方建筑形态中涉及类型学理论的建筑实践加以归纳和论述。 关键词：建筑类型学、原型类型学、范型类型学、第三种类型学、新理性主义、新地域主义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im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and its design meth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s effect on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study. A brief overview of type theo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mainly for the modern building until now (that is, since the nineteen six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to practice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Keywords: Architectural typology, prototype typology, generic typology, third types of schools, the new rationalism, New Regionalism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建筑类型学概况 自然科学中的分类行为我们称之为分类学，而社会领域的分类行为则称之为类型学。二者既区别又联系。但是，分类学往往对于“自然属性”进行探讨，而类型学却可以用来研究可变性与过渡性问题，类属间变化愈细微，限定自然类属的区别因素就愈困难，所以分类学就愈不胜任。同时，由于类型学通常为追加的目的来进行条理化，所以分类学可以被看作限于条理问题的类型学。 建筑学上常以功能、形态、结构、地域等分类，由此可见，建筑学中讨论的分类行为应该是类型学的而不是分类学的。把一个连续、统一的系统（continuum）做分类处理的方法用于建筑，因而有了建筑类型学。至于把类型学明确引入建筑设计，则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建筑类型学”还是一门较新的研究课题。类型在建筑理论中亦有独特含义，作为一种形式创造手段，它也超出了史学范畴。 类型学在建筑中的运用 类型进入建筑领域是源于人们的需要和对美的渴求。 在新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一些建筑家首先发展出一套类型学理论，将古典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贡献 提要： 考古学乘西学东渐之风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至现在贡献巨大，解决并正在试图解决很多重大课题，例如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人类起源演进问题等，而考古学最根本的基础即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其地层学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其地层学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就其渊源问题有些语焉不详。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梁思永先生发掘后冈遗址考古地层学始真正得以确立1。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与世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并认为考古地层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2，但是对于作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传统，学界并没有给出清晰结论。这样，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史上显得比较突兀，似无源之水或者说源头不甚清晰。 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经过是被誉为地层学革命的20世纪初新大陆考古，考古地层学原理得到广泛应用。而此时正是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之时。 本文除了试图厘清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脉络外，主要目的还在于试图考察影响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变化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是经验积累导致地层学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还是考古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致使考古学需要新的获取资料的手段，从而带来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这似乎是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 1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10 p22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出版社1997.6p151
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首 20世纪作为现代史的开端，考古学在这个阶段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首 殷墟博物苑位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因其坐落在“殷墟宫殿区”而命名，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2001年3月，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2006 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文物遗址 司母戊鼎 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二个王朝，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相比较，殷墟的青铜文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以青铜礼器为基础，发展成为一套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在世界青铜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体现出独特的东方色彩。殷墟出土青铜器种类繁多，器形厚重，纹饰繁缛，铸造工艺高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尤以王陵遗址出土的司母戊大鼎最负盛名，大鼎高达133厘米，器口长79.2厘米，重量达875公斤，它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鼎
造型庞大雄浑，纹饰精美细腻，通体以雷纹为底纹，饕餮纹、夔纹为主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又神秘的感觉，是古代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是中国青铜器文化中的瑰宝，美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54号凹形遗址 54号基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基址濒临洹水西岸，整体呈凹字形，缺口向东。包括南、北、西三组基址，这些房基构成半封闭状的建筑群，面积达5000平方米，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已具备了中国“四合院”的雏形。该基址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宫殿宗庙区内发现的最重要的建筑基址。 殷墟车马坑 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但由于受当时发掘技术的限制，都未能将坑中的木质车架清出。1953年在殷 墟首次成功清理出商代车子的残迹，搞清了车子的大体结构及部分构件的尺寸。殷墟发现并清理的多座车马坑以及道路遗存，展示了我国古代道路交通的基本雏形，对研究商代社会的阶级、等级关系、亲族制度、埋葬习俗及工艺水平等，都是极重要的研究资料。华夏幅员广袤，畜力车是古代先民陆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古文献中说夏代就发 明了车，但是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殷墟考古发掘的殷代车马坑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由此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文明古国之一。殷代车马坑不仅展示了上古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