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和方法论，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又称标型学或者器物形态学。通过对考古遗存形态的排比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凡是具有一定的形态并且延续了一定时间的考古遗存，都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
考古类型学的局限性
一、只能确定出现早晚的逻辑序列，不能判定每式具体存在的年代。器物新旧形态，总是存在着一定并存时间，甚至有的旧形态比新形态存在的时间还长。发掘所得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是代表了遗物被埋藏的时间先后，因此，也会出现新旧形态共存现象，甚至出现前后颠倒的现象，要判定具体存在年代，应采用多方法、多视角、多参照系的综合研究。
二、只能确定相对早晚，不能确定每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
三、只能对一部分遗迹、遗物或遗存群进行排序，特异形态、突变器物形态都不能用类型学方法研究。
四、类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需要在资料增加后重新排队。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把类型学研究与分类研究、器物形态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类型学研究只是分类研究中的一种，而分类研究又是形态研究中的一种。
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
物品的形态变化，虽然有一定的顺序，但当刚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顺序是以错乱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怎样才能从这种形态中找出头绪、整理出顺序呢,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按下列几个步骤来进行工作。
1(确定物品的共存关系
通过严格的田野发掘而得到准确的层位关系，是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因为:第一，知道了一群或若干群物品的共存关系;第二，知道了某群物品和另外一些成群物品在层位关系上的差别。这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一种情况，是进行类型学工作的基础。
2(归纳共存器物的组别
一个发掘地点得到的有一定共存器物的单位，数量往往很大。要把每一个单位逐个同其他单位比较，工作量会大得难以承担。这就应当先归纳各单位的组别。每个单位的具体内涵，自然各有差别，但总是可以归纳成若干组别。这种归纳，首先要考虑器别上的共同性，其次要考虑各器别形态上的共同性。也就是先根据器别组合上的共同性，把全部单位分为若干大组;每个大组之内，再根据同类物品形态上的共同性，分为若干小组。
3(按层次关系初分各组别的早晚
出土物形态演化的顺序，由于存在着制作时间和埋入时间的距离，也由于新、旧形态可能存在的交错现象，同其层位关系可能发生出入;但从总体情况来说，物品的演化顺序同其层位关系，基本是会一致的。因此，先从已归纳出的各组别所属层位关系出发，观察各种遗物形态变化的趋向，就很容易得到启示，能较快找到比较许多物品形态差别的关节点。当然，在比较形态差别的整个排队过程中，最初的考虑后来总是会发生一些反复和调整的，但先做这一步工作，可以避免开始时不知从何下手的处境，加快进程。
4(确定器别和选择典型器物
寻找器物形态变化过程的工作，只能是在同一种器别内进行，正确区分器别，就是研究
器物形态变化规律的首要基础。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把用途完全一样的东西，定为同一器名;用途不一样的，则分为不同的器名。用途是决定物品形态的诸因素之一，用途相同的，会有基本一致的形态特点，所以确定器别的工作，主要还是形态的归类。有时同一器别内也会出现某些较大差别，但同一器别形态是有一个幅度的，幅度的大小，是以提供相同用途为界限的。
各单位、各器物组别所包含的器别会是很多的;各器别的形态变化速度及其变化的差异程度，又不会一致。为了能较快地看出各组别、各单位的发展序列，可以选出若干典型器物，着重进行排比。
所谓典型器物，应当是一些大量使用而又是易于破碎的东西。使用量大，才能在各遗迹单位有较多发现，便于比较;易于损坏，又使它们抛弃时间与制作时间的距离不会太远，便于确定真正的共存关系及其出土单位的时间。在进行整理工作时，一般是拿陶器(尤其是较早的遗存)和瓷器(尤其是较晚的遗存)作主要排队标本。典型器物通常就在陶、瓷器中选择。对商、周时期墓葬的(尤其是中型以上的墓葬)整理工作来说，也会在青铜礼器中挑选。
典型器物还应具有形态的变化速度较快和变化幅度较大两大特点。各种器物应该选择对变化比较敏感的，而不是比较迟钝的为典型器物。典型器物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挑选多少器别和选择什么器物，都只能依具体情况而定。在一般情况下，普遍性大和变化特征明显，总是典型器物应该具备的两个条件。
5(确定各器别内的型别和式别
选好排比单位和器别之后，就要对每一件东西的形态，进行仔细观察，找出差别。尽管会先从典型器物入手，但最后应尽可能地把每一种物品都作比较。
人们的直接观察，最容易感觉出各种物品的形态差别。可以把需要进行比较的物品，按器别集中在一起，进行直接观察，按照形态不同，分为若干式别，然后把接近的式别靠在一起，连成一条长链。这就是一个形态变化序列。各共存器别的变化序列当然要互相参证，互相检验。合理的序列应该是彼此无矛盾的。
一个器别同时并存几种各有自身演化轨道的形态，就可以确定为不同的型别。应当在型别内再划分式别。只要把型别定准确，一些看来是形态很乱的器别，也一定能把演化的顺序排得很顺当。还要注意上面说过的轨道数量可能中途发生变化的情况，所以型别的多少，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正因同一器别往往存在不同的型别，器物的形态差别，常常要用型和式这两重关系来表示。
型、式确定后，就要给以编号。当然应把型别号放在前面，式别号放在后面，即有两层符号。关于型号，可以把最多见的、最主要的或是最早出现的型别，给以开头的号码。关于式别号，无疑应按演化的顺序，依次编号，有几个变化阶段，就有几个号码。考虑到当今国际通用的习惯，型号以使用大写拉丁字母A、B、C为宜。
6(根据器物组合和各种器别的型、式变化来划分期别
拿一个遗存的成批东西来作分期研究，会见到器物组合上的不同和单种器物的型、式差别。一般器物组合的变化发生得较慢，器别内的型、式变化，尤其是式别的变化比较频繁。因此，通常把式别变化作为划分期别的基础，组合变化则认为是较大的期别之差，同一期别内部又可因变化程度不同而区分为期、段。
对遗址材料的分期方法，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不过，因被整理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破碎陶片(动物骨骼不是类型学分析对象，故不计入)，具体工作步骤当然有特点，主要是应尽可能搞清楚原来还是完整器时候的器物组合及其型、式情况。
工作可以大致这样来进行:
1、区分陶系。把每一单位内的全部陶片，按陶质、陶色、纹饰、制法的不同分成若干陶系，每个陶系内再依素面、绳纹、篮纹、方格纹、彩陶等纹饰来分类，并区别它们是手制还是轮制，最后逐系、逐类登记陶片数量和统计每系、每类以及不同制法的百分比。因器物
的大小有很大出入，破碎程度也不一样，纹饰又可能或是遍布通身，或只是局部存在，记录不同陶片得到的数字和比例，并不等于器物组合的本来面貌，但这总是了解器物原有情况接近值的一种办法。
2、复原和辨认每个陶系内的器别。把每个遗存内的器别及其形态了解得愈详细，对其文化性质和所属时代的认识才可能愈深入。遗址中发现完整陶器或可立即复原的器物是很少的，只有经过大量的拼对工作，才能复原出一批完整器形。知道完整器形，碎陶片原属的器别是不难辨认出来的，所以应力争把不同的器别，甚至包括其不同的型别和式别，至少复原起一件标本。如果做到这一点，大量碎陶片应归属什么器别，就能基本判断出来。
3、统计各单位的器别种类及其个体数字。已复原的器物，个体数字很好统计。大量碎陶片只根据腹片是很难知道原来的个体数字的，可以据口沿或底、足来统计。古代陶器皆手工制作，不同个体的大小、色泽、厚薄不会完全一样，分辨各口、底、足所代表的不同个体的工作是不难进行的。
这步工作和上两步工作很难绝对分开。如果复原的器别很多，基本种类已齐全，通过碎片而看到的原有各器别的个体数，应当能基本反映当时使用陶器的本来情况。这样，只要制作各单位所出陶系及各陶系内的器别和个体(包括型、式)数字的统计表，出土物内涵就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记录，其他各种陶器的统计表自然都不需要了。如果因各种条件限制，这步工作做不充分，就要保留陶片统计表，并在各陶系下，记录已知各器别的个体数。无论是哪一种表，各项目在全部陶器中所占的
百分比都要统计清楚，因为这种百分比，正是说明各文化或是某一文化内部各期别特征的一项重要内容。
只要把陶片的整理工作做到这个程度，遗址材料和墓葬材料的分类、分期工作，方法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概况
正是为了通过实物辨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需要，人们终于找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而有了这两种方法，考古学研究历史的能力，才能够发挥出来。因此，可以说是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才真正从传统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利用古代遗留的实物资料来恢复人类过去时代面貌的科学。这样讲，当然是仅就学科本身的范畴而言;对一个考古学者来说，为了达到研究历史的目的，自然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于整个考古学科来说，又必须有许多其他学科的配合工作。
地层学是科学地取得考古资料的方法论;类型学则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而加以分类的方法论。如果说，前者是从地质学中引进的一种方法，那么，后者也可以说是从生物学中得到启示而产生的一种方法。当然，考古学中的这两种方法沦，不是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和生物学中的类型学的简单搬用，而是有其自身特点。为了区别起见，似乎把它们叫做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更准确些:当然，一般即可简称为地层学和类型学。
当类型学的运用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以后，便可以在一些同时存在而内涵有别的单位中，看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划分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一个新发现的、真实的基础。这无疑是类型学方法的重大进步。
在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六十年代时苏秉琦先生又从分析仰韶文化开始，注意到对许多考古学文化要划分其区域类型问题。到八十年代，他又系统提出了要从“区系类型”角度来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谱
系的原则;讲具体一点，就是要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这又是我国类型学方法的新的重要发展。
二、考古类型学的范畴及其作用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最初是为解决年代学问题而产生的。人们从排比钱币、武器、工具、
容器、装饰品的形态和图案的变化序列而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直到现在，类型学方法还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
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可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物(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论所以是科学的，自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类制造各种物品，其形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而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捉摸的。大量类型学分析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的确是事实。
正像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关系那样，物品被做成某种特定形态，一定有其原因。决定物品形态的原因，有些方面非常抽象，要十分具体地说清楚它是很困难的。但概括来说，物品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由其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几种因素所决定的。在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区、任何人们集团中，客观存在的这几种因素，总是综合为一种特定的力量，决定着物品的特定形态。在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内，已经形成的某一种综合力量，会成为牢固的传统，使得各种物品已经形成的形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这些因素基本无变化，已有的形态就会基本稳定不变;如果这些因素有了变化，物品形态一定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人类社会总的来说是不停顿地前进
的，因此，这些因素总是不断变化的，物品的形态也就不会在很长时间内稳定不变。
简述现代智人和人种起源的理论
(1)、现代智人
智人一般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是指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人类。现代智人一般依据体质上某些能遗传的性状而划分不同人种，即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三大种族。或把棕种人从黑种人中划分出来，与其他三大人种并列。所有的人种，都属于同一生物种-智人种，人种间的差异相当于同一物种之下的亚种或更小的地方变种。 (2)、简述人种起源的单中心论和多中心论
单中心论认为人种形成于智人阶段。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世界各地的所有的猿人都进化成智人，或者并非所有的早期智人都进化成晚期智人。仅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古代人类首先演变为现代体质类型的智人，然后这一中心向亚、非、欧洲地区扩散，最终代替了各地原有的古人类，并适应当地环境形成了具有不同体质、形态的人种。
多中心论这认为人种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分化，现在各人种分别是在各地区的多个演化中心由不同类型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系统发展而来的。
细石器:是一种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但并非所有的小型石器均为细石器。所谓细石器，一般以间接打击法产生的细石核、细石叶及其加工品为限。严格来讲，细石核本身并不属于工具，细石器应指的是有使用痕迹的石叶或采用石叶加工而成的时期，它们主要是作为装备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
封土:指墓室之上高出地面的土堆，也叫坟丘。墓上封土是中国古代葬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封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墓室，也有标识墓位甚至含有显示墓主等级地位的作用。最早的封土墓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以来除崖墓外，一般墓葬多有封土，帝后陵墓的封土顶小而底大，整体似覆斗形。
陶土:即制陶用土，是制陶的主要原料。我国史前时期的陶土主要是一些低钙高铁易熔粘土
以及少数高铝质粘土。古代各地的先民，多根据本地区的资源条件，就近选择合适的黏土作为陶土。如华北的黄土地区，人们常选择红土、再生黄土或黑土等黏土作为原料。但并非自然界所有的黏土都适合于制陶，太细的黏土，制成陶坯易干裂，需加入羼和料;而含砂较多的土，可塑性差，应先行淘洗。
陶范:是用范铸法制作青铜器时用的模具。模具主要有陶范(也称为泥范)、石范和铜范三类。陶范因其原料广泛，易于制作、耐火性高、透气性好，应用最为普遍。陶范的制作需要经过制模、翻范、分范、烘范等工序。
遣策:是古代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以简牍为主要材料。遣策的类型有记录随葬物品、记录随葬物品和葬仪用物、记录随葬衣物、记录葬仪所用的车马兵甲等，以记录随葬品为主的遣策主要见于战国楚墓至西汉早期墓葬，西汉中晚期墓葬中常见衣物劵，而记录葬仪用的遣策仅见于战国楚墓，既记录随葬品又记葬仪用物的遣策见于战国楚墓到西汉早期的墓葬。
中国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等几种不同观点。
文明的概念和要素。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或称文明社会形成)。
在考古学上探讨文明时代的形成，有些学者简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对“文明要素”的概括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为政治(表现为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这一要素集中体现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演变为有阶级的国家社会的历史转折。有的学者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文明时代的开始径称为城市革命，这是继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划时代事件。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1、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2、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3、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4、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5、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有下列 5 种主要学术见解:
1、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2、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3、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4、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5、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正藏和外藏:外藏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献。外藏是相对于正藏而言的，是正藏的附属部分。一般认为，汉代的正藏是指墓室内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等设施及
随葬品，象征着帝王宫室及宫内生活。正藏之外的婢妾、厨、厩之属和象征百官衙署等埋藏设施为外藏。外藏多位于墓主椁室之外或墓外，是附属于墓主正藏的埋藏设施与埋藏物品。由于汉代帝王陵墓的外藏设施多为地下坑道式的木构架，结果类似于椁，故文献中称为外藏椁。
堆土墓和土墩墓
堆土墓:没有墓坑，尸体放置在地上，然后再用土掩埋。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地下水位浅，新石器时期中期就出现了土堆墓。有些地区延续至两周，形成显著的地域性葬俗特征。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屈家岭文化、薛家岗文化中都有发现。
土墩墓:先在地面上堆筑高达的土堆，然后在其上挖造墓穴。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如早期的张陵山、赵陵山，中期的瑶山、反山，晚期的寺墩和福泉山最为典型。
土墩墓与堆土墓之间存在着承袭、演变的关系。
战国以前铜镜发展演变
齐家文化的铜镜，已发现2枚。一枚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出土，直径约6厘米，镜背平素无纹饰，钮细小。另一枚在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出土，直径9厘米，镜背铸出七角星形，外围饰栉齿状斜线纹，钮小而呈圆形。商代铜镜在河南省安阳西北岗和小屯出土有5枚，大的直径12厘米左右，小的直径7厘米左右。其共同特点是钮较大，呈桥形。花纹各有不同，但主要的纹样都是由若干平行线组成的斜格纹或栉齿状纹。西周铜镜至今共发现2枚，分别
出土于陕西省的宝鸡市和凤翔县新庄河，均为素镜，直径分别为6.5和7.2厘米，钮甚细小。从齐家文化经商代到西周，中国铜镜始终处在原始状态，形体小，制作粗陋，缺乏规格，铸造量也少，但其存在是可以确认的。
进入东周，铜镜的铸造量有所增加。在河南三门峡市和浚县、山东临淄、山西长治、辽宁宁城、湖南长沙和湘乡等地，都有春秋时代铜镜的发现。但主要仍是小型的素镜，制作粗简。个别镜虽有花纹，但纹样稚拙。镜钮较大，呈桥形，与商代的有相似处。当时的铜镜仍然没有脱离原始状态。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铜镜铸造业迅速发达起来，质量也有显著提高。镜的形制和花纹已经规格化。镜钮多为细小的桥形，已有钮座。镜缘也有明确的形制。镜背花纹精致，其特点是完全采用虺龙纹、饕餮纹、兽纹、羽状纹、涡形纹等青铜容器上的纹饰。战国中期以后，镜的形体增大，一般直径为十余厘米。由于铸造量大增，多采取铸造同范镜的办法，开后世同范镜铸造的先例。镜钮普遍为三弦纹的桥形小钮，钮座主要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除平缘的以外，镜的缘部多为断面呈弧曲内凹的。镜背的花纹可分地纹和主纹。前者如羽状纹、涡云纹、雷纹等，仍然是采用青铜容器上的花纹;后者如山字纹、花菱纹、禽兽纹、蟠螭纹等，则是适应铜镜的特点而设计的。战国时代的铜镜，绝大多数为圆形，少数是方形。有的镜由镜面和镜背分铸配合而成，镜背铸出透雕式的兽纹和蟠螭纹。个别的镜则用金银错出各种生动、复杂的花纹，十分精致。各地所铸铜镜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从考古调查发掘看，战国中晚期，与北方的六国相比，楚国的铜镜铸造业显得特别发达。
魏晋南北朝铜镜的发展演变
魏晋南北朝的铜镜仍属汉式镜的范畴。由于南北分裂，社会经济状态不平衡，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不仅随着年代推移而变化，而且还有明显的地域上的差异。
三国和西晋时期，黄河流域因汉末的战乱，铜镜铸造业不很发达。曹魏在洛阳恢复尚方工官，制作铜镜的是右尚方。所铸的铜镜，都是东汉以来北方流行的旧样式。新兴的所谓“位至三公镜”，也是由东汉后期的双头龙凤纹镜演变而来。长江流域汉末未遭动乱，经济发展较快，铜镜铸造业尤为兴盛。吴郡的吴县、会稽郡的
山阴和江夏郡的武昌是吴的最重要的铜镜铸造中心。所铸铜镜不少是与北方相同的，但画像镜和神兽镜始终是南方的产品，尤其是神兽镜，铸造量最大，其种类除东汉以来的环状乳神兽镜外，还流行新的同向式、重列式和对置式神兽镜。在吴的铜镜中，还有用佛像作图纹的。和汉代一样，少数精致的铜镜在镜背镀金。吴镜的铭文多有纪年，有时还记明工场的所在地和工匠的姓名。
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已，铜镜的铸造几乎完全停顿。南方的东晋保持安定，铜镜铸造业得以维持。所铸铜镜仍以神兽镜等为主，但镜的图纹趋向简化。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仍然沿用东汉以来的旧式镜，而且数量甚少。南方的宋、齐、梁、陈，铜镜的生产也逐渐衰退，神兽镜、夔凤镜等质量粗陋，花纹简化，而各种粗制滥造的小铜镜却不断出现。
浅谈建筑类型学 摘要：类型学是一种分析建筑的方法，通过对建筑类型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认识，可以使建筑设计师对特定历史的文化生活与真实的环境条件进行分析，从而设计出类似于以往而又不同于以往建筑形式的理想建筑。 关键词：类型学；建筑设计；方法论及现实意义 1建筑类型学的含义 “类”，即有种类、同类、分类、类别之意。我国古代逻辑中，“类”就已被作为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和手段了。所以，“类”也有相似、类推、法式的含义。现代词“类型”更加强调了其方法论特征。类型，指按照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而形成的类别。性质特征相同或极其相近的群组为其主要内容。群组，是类型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单体。 类型概念是法国拿破仑时代著名理论家Q•德•昆赛（Quatremere De Quincy）第一次提出的。他认为：“类型”一词代表完全去复制或模仿一事物的意欲，而不是相同的形象，至今还适用。而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类型就是人类在其漫长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中，历史的、约定俗成的确定下来的各种形态和形态关系。它既原始，又新奇。由于它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所以它曾经也必将永远为人们所接受。因此，类型并不意味着对事物形象完全的抄袭和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因素的观念，是人们能够据此创造出种种绝不雷同的作品的概念。这也就是说，类型所模仿的总是感情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类型决非等同于建筑师所设计出的形式，形式只是类型的一个变体。一种类型可以有多种变体，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问题。 2建筑类型学的研究重点 类型学在建筑上研究的重点有3个主要方面：类型选择、类型转换及类型与城市形态关系研究。 2.1类型选择 它是创造过程的第一步。有时候，创造过程也就是类型选择的过程，选择时应该依据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其过程往往是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相互适应。 2.2类型转换 转换是结构的基本属性和构成方法之一。转换的最常见方式是在同一类型内
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读书笔记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但又有着悠久学术渊源的学科。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来说，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但金石学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的考古学。而早期的考古发掘更接近于挖宝，直到近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考古发掘中，地层学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借用地质地层学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多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根据“土质土色”来区分不同的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来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说地层学为遗存的收集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的考古地层学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做过发掘，在沙漠地带很难辨认层位关系，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更在意宝藏。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作为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非常注意地层的叠压关系。他不仅强调确定文化的早晚关系要依赖于地层学，而且还批评鸟居龙藏早年的工作，“未为地形及地层详细之考察”。并对他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事实上无论砂锅
屯的第一次发掘或是仰韶村等地的其它发掘，安特生都对地层叠压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建立了基线测量标本的出土位置，还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试图了解遗物在各层分布的规律。由于标本都记有详细的层位，所以到四十年代安志敏研究砂锅屯洞穴的层位时，还能借助于出土标本上的标签来辅助工作。但安特生在发掘时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1925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1928年以后，在李济主持下，安阳殷墟的发掘也开始了。李济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但他最初毕竟不是专攻考古学的，所以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并末严格按地层学要求来进行。李济先生的发掘方法用的也是水平层位的方法，但是跟安特生的方法相比，他在发掘时采用了探方发掘法，通过这种方法记录出土物更合乎科学本身的要求。 三十年代，在周口店发现旧石器后，裴文中多次同新生代研究生名誉主任步达生谈论改革发掘方法的事情。1932年春，周口店的发掘改变了原来的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改为采取探沟和探方相结合的考古学的发掘方法。这种按探方及采取水平层位的发掘法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突破，裴文中、贾兰坡等当年的发掘者都称这种方法是发掘方法上的革命。1930年粱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安阳后岗的发掘，这次发掘还是采用了探沟的方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读后感 本学期阅读了一本语言学专业书籍—《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这本书使我不仅仅了解到了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知识，更加是让我对世界语言的共性得到了了解。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但是它们却都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同时，阅读这本书也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母语—汉语。 语言类型学是属于语言学，而不是属于类型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世界上所有语言的类型。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不一样，外语跟自己的母语会完全不同。但是在世界许多语言学家的研究来看，语言也是有类型的，但只有几种为数有限的语言类型。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中的要素和规则的。语言中的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语音和词汇单位。语言中的规则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构词法、句法、篇章构成的方法等等。要素的客观存在是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的，规则的客观存在则是要通过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而必须服从来体现。因此语言学要研究的都是可观察的对象，拿客观性这个标准来衡量，语言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不同于主观性为主的文学艺术等学科。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类对探索自己的语言的兴趣至今不减。我们对语言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通过这本书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类型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实际上就是普遍性，或者共性。因此语言类型学对世界语言的划分是一种追去普遍共性理论解释的工作。它对语言的划分本身表现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尽可能地对所有语言具有普遍的解释价值。语言类型学要解释的是不同的语言类型之间都有哪些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哪些方面要表现为一套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背后是什么样的制约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规律性的作用是否同样作用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考察，发现某些规则是某些类型的语言所具有的，而另一些语言并不具有。语言类型学也同样追求对人类的语言作出普遍的解释，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有层次的规则系统来解释的。这就是我读过这本书所了解到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目标。 每一种学科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就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也是由研究目标所决定的。语言类型学首先便要学会调查。语言类型学要建立的是人类语言的类型，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现存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语言，因此语言类型学要求研究者对人类语言作尽可能广泛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各种现象进行一致性分类，并从这些分类中寻求规律。接着研究语言类型学就要分类并寻求相关性。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对某种语言现象进行了甚至是穷尽性的调查，得到了许多翔实的数据或者是资料，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同时寻求这些类别与另一些相关的类型参项的联系，即寻去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只有把这种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建立起来，我们才能从中寻求解释，才能建立起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最后对类与类之间的相关性或条件关系提出它们为何存在必然关系的证明和解释。这就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格林伯格是语言类型学研究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语言类型学的奠基者。他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向从语言的形态研究方便转向了语言的语法类型。因而语言类型学的形态类型和语序类型是研究得相对较为充分的，成果丰富。而语音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时体类型、地理类型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理解，使我知道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我相信，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人类语言的真实面目终究有一天会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犹如人类基因图谱真是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是我们能一睹生命的奥妙一样，我们
考古地层学 一、考古地层学的基本概念 考古地层学，是借用地质地层学对地层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但需要说明的是，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以各种自然堆积（自然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搞清地壳形成的历史；而考古学中地层学，则是以主要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文化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究明人类文化堆积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两种地层形成的原因不一样，内涵和存在的形式不同，因此观察和分析地层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此外，考古地层学中还包括了一些地质地层学中所没有的内容，即除了观察、分析各种文化层形成的原因外，还要拿这种理解来指导发掘工作，处理各层次的遗迹。为了区别两种地层学，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就叫考古地层学。考古地层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将这些性质、时间不同的文化堆积层次区别开来，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即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二、文化层形成的基本原理 文化层的形成，就其最基本的原因来说，是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的文化堆积，必然包含有人类活动而遗留的各种文化遗迹、遗物，由于各个时期堆积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反映在土质、土色与包含物等方面均有所区别。考古层学主要任务就是区分各个时期文化堆积的层次，判定古文化遗址中各个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层次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 一般说来，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有一定的共同要求，如近水、向阳、安全和生活资源丰富等。因此，在一些符合上述条件的理想地点，往往被历代居民都选作居住地。这样，在同一个遗址中，常常包含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堆积层次，构成了这一遗址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过程的记录。 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地层形成的顺序是自下而上依次堆积，即老的在下、新的在上，这叫地层层序律。文化层主要是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文化层的形成过程，较之自然层要复杂的多，期间除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之外，也同时受到自然力的作用。但在正常情况下，居住于同一地点的历代居民活动形成的堆积，也是按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堆积而成的。即年代早的在下，年代晚的在上。下部地层中包含的遗迹、遗物年代也应早于上部地层中的包含的遗存。考古层学就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判定古文化遗址中不同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种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和相对年代的。 三、文化层的划分与地层关系 1、文化层的划分 由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内容、生存环境等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在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等也就会产生差异。这些就成为划分文化层的主要依据。由于人类文化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形态有所差异，故文化遗存的变化也是划分文化层的依据之一。考古地层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主要依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并参考包含物的变化及遗迹现象等，准确地将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堆积层次划分开来，并确定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土质：堆积物的岩性如颗粒成分（粘土、粉砂土、砂土等）、结构（疏松、紧密等）、质地（软、硬等），是划分地层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些层次的土色虽相近，但结构或颗粒成分不同，即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土色：土色是指堆积物呈现的颜色，由于不同时期堆积中的包含物或形成的原因、气候等不同，土色也常有区别。常见的土色有灰色（浅灰、深灰）、黑色（浅黑、深黑等）、褐色
城市设计(Urban Design)一词首次出现于195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城市设计系列研讨会”。它的出现取代了含义较窄的“市政设计”(Civic Design) ，而是更多地从人的体验和社会试用角度去关注公共空间的设计，是对“公共领域”（Public Realm）的设计和管理(Carmona, 2003)。城市设计从20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至今，已基本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及创作方法，并在过去的20年里，得到实践操作的验证日趋成熟，被越来越多地被东西方学界所认知和接受。 城市设计最初起源于对当时西方社会盛行的“现代主义”城市建设的一种批判声音、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考，它包括对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及景观规划等的颠覆性质疑。这种对当时权威的质疑首先出现于简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一书。书中从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角度，强烈地谴责了以CIAM为首的现代主义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是对美国城市的大肆破坏，并指出现代主义设计中所提倡的所谓“花园城市”会导致城市高犯罪率的产生。而真正的和谐城市的设计应该更多地鼓励公众回归街道、广场及其他公共空间。 此外，对城市设计的理论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文献和思想还包括：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City,1961）所提出的城市空间的“可读性”(legibility)，强调了城市设计中，公众对城市场所的认知；高登库仑在《城镇景观简编》(Gordon Cullen, The Concise Townscape, 1961)中提出用创造“一系列视觉印象”(a serial vision)来构筑城镇景观，并为后来的城市设计工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美学创作方法；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Aldo Rossi,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1965)从对传统城市的类型学研究关注人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度，并提出城市的“集体性记忆”概念；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Yan Gehl, Life between Buildings, 1971）中深刻地剖析了街道、步行道和公共广场做为城市居民生活的“容器”和社会交往的场所的重要性；而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的《建筑模式语言》(Christopher Alexander, A Pattern Language,1977)则为设计师提供一种“有用（但并非预先确定的）行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序列”，使城市设计具有了全局控制及阶段发展的可能性；科林若于1984年在《拼贴城市》中提出新老形式在城市空间中的并存，再次强调了城市的多元性（Variety）的重要；1985年牛津理工学院以本特利等所组织的学术团队完成的《共鸣的环境》(Responsive Environments: A Manual for Designers)首次填补了城市设计实践方法指南的空白，从此城市设计逐渐从理论研究步入实践操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处在美国兴起的“新城市主义”及其提出的“新传统邻里”(NTDs)、“步行口袋”（TOD）等等，这些理论的出现都不断地为当今城市设计理论体系的完善垫定基础。 随着七、八十年代城市设计理论逐渐成熟和发展，基于学界对前期理论的认可和共识，进入90年代以后，对城市设计的研究有了更全面和系统的发展。Leon Krier于1990年提出了四种城市空间的类型（见图），并严厉地批判了“现代主义”设计师们创造出来的只注重建筑形式而完全忽略城市形态的发展模式。Albert Pope又在《阶梯》（Ladders, 1996）中就城市街道网的蜕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快速交通及交通层级系统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中断了网格空间的连续性，排除了选择机会，形成了‘超级街坊’”，并把这种过程称为“网格系统腐蚀”（见图）。1998年John Montgomery以图表的形式提出增强城市空间潜在场所感的设计要素，他们分别是：活动（Activities），意象(Images)，及形式(Forms)，并详细地罗列了每个要素所包含的详细设计内容. 城市设计理论发展至今一直在反复地探讨着几个话题：“什么是城市设计”、“什么是好的城市设计”、“好的城市设计必须具备的要素”，等。Kevin Lynch于1981年为城市设计的5个功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贡献 提要： 考古学乘西学东渐之风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至现在贡献巨大，解决并正在试图解决很多重大课题，例如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人类起源演进问题等，而考古学最根本的基础即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其地层学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其地层学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就其渊源问题有些语焉不详。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梁思永先生发掘后冈遗址考古地层学始真正得以确立1。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与世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并认为考古地层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2，但是对于作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传统，学界并没有给出清晰结论。这样，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史上显得比较突兀，似无源之水或者说源头不甚清晰。 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经过是被誉为地层学革命的20世纪初新大陆考古，考古地层学原理得到广泛应用。而此时正是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之时。 本文除了试图厘清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脉络外，主要目的还在于试图考察影响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变化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是经验积累导致地层学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还是考古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致使考古学需要新的获取资料的手段，从而带来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这似乎是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 1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10 p22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出版社1997.6p151
俞伟超著；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P54-P107 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使用和发展概况 大体说，最初似乎有较多的人基本按照李济的那种方法去作类型学分析。他们摒弃了以序数作标记的琐碎方法，首先是确定各种器物的器别，再比较每一种器别内部存在的形态差别，把形态基本一致的东西定为一个式别（也往往称型别），个别较特殊的、不宜和其他东西划为一个式别的，订为异式（或异型）。各式别的号码次序，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如果进行得很仔细，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个分析全部器物形态变化序列的条件。可是，使用这种划分法得到的式别符号，表达不出彼此是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习惯于这种方法的工作者，就往往缺乏一种寻找同时并存几条演化轨道的紧迫感，从而在划分式别时就忽略了这种辨认，结果是很容易使别人难以根据报告上发表的材料来重作划分。当然，这种分式结果，还是能把许多器物形态的显著差别揭示出来，只要考虑到彼此的共丰关系，若干遗物的演化顺序，仍能重新排列出来；若干遗迹单位的年代，亦能大体判断出来。 由苏秉琦先生首先使用的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文化性质及其期别、年代的方法，至五十年代后期以后，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苏秉琦先生自己在分析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时，不仅划分了期别，而且对整个墓葬开始作了类别的划分，也可以说是对包括了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都综合成一个整体而进行型和式的划分，即型是分类，式是分期。 当类型学的运用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以后，便可以在一些同时存在而内涵有别的单位中，看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划分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一个新发现的、真实的基础。这无疑是类型学方法的重大进步。 ……（略） 在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六十年代时苏秉琦先生又从分析仰韶文化开始，注意到对许多考古学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问题。到八十年代，他又系统提出了要从“区系类型”角度来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原则；讲具体一点，就是要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这又是我国类型学方法的新的重要发展。 二“考古类型学”的范畴及其作用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最初是为解决年代学问题而产生的。人们从排比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的形态和图案的变化序列而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直到现在，类型学方法还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 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可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论所以是科学的，自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类制造各种物品，其形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而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捉摸的。对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这好像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可是大量类型学分析的实践，却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的确是事实。 为什么是这样呢？
类型学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和影响 摘要：本文主要以西方当代建筑类型学理论及其设计方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它对建筑形态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简略综述类型学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主要针对现代建筑之后直到现在（即20 世纪60 年代至今）的当代西方建筑形态中涉及类型学理论的建筑实践加以归纳和论述。 关键词：建筑类型学、原型类型学、范型类型学、第三种类型学、新理性主义、新地域主义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im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and its design meth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s effect on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study. A brief overview of type theo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mainly for the modern building until now (that is, since the nineteen six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to practice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Keywords: Architectural typology, prototype typology, generic typology, third types of schools, the new rationalism, New Regionalism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建筑类型学概况 自然科学中的分类行为我们称之为分类学，而社会领域的分类行为则称之为类型学。二者既区别又联系。但是，分类学往往对于“自然属性”进行探讨，而类型学却可以用来研究可变性与过渡性问题，类属间变化愈细微，限定自然类属的区别因素就愈困难，所以分类学就愈不胜任。同时，由于类型学通常为追加的目的来进行条理化，所以分类学可以被看作限于条理问题的类型学。 建筑学上常以功能、形态、结构、地域等分类，由此可见，建筑学中讨论的分类行为应该是类型学的而不是分类学的。把一个连续、统一的系统（continuum）做分类处理的方法用于建筑，因而有了建筑类型学。至于把类型学明确引入建筑设计，则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建筑类型学”还是一门较新的研究课题。类型在建筑理论中亦有独特含义，作为一种形式创造手段，它也超出了史学范畴。 类型学在建筑中的运用 类型进入建筑领域是源于人们的需要和对美的渴求。 在新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一些建筑家首先发展出一套类型学理论，将古典
域的语言文字标准。信息领域的语言文字标准具有工业标准性质,促进了制标手段的现代化,特别是在 民间首倡、政府颁布 转变到 政府为主之后,又开始出现 企业为主、国际合作 的制标新体制。 时代日行千里,新的语言生活领域不断出现,一些领域对语言文字标准会有新需求。比如,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建立语言文字标准、语言文字教学标准和相关的工作标准;计算机屏幕的书面语显示,需要有新的标点符号、行款格式标准;信息时代的小学识字教学,需要有合适的小学信息教育软件和支持识字教学的软件;需要研究中西文混排、汉语与民族语混排等的技术标准;等等。语言文字标准的制定应有战略性思考,在机制、体制等方面要有新举措,特别需要认识新形势,研究新问题,理念更新,思想解放,开拓语言文字标准建设的新局面。 [附注] !见?说文解字#序?。 %1981年5月停用。 &1987年5月,在山东泰安举行的全国第三次手语工作会议,确定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易名为?中国手语?。1994年出版?中国手语?(续集)。 2003年5月,?中国手语?再次修订出版。 [参考文献] [1]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 1995)[Z].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2]李宇明.搭建中华字符集大平台[J].中文信息 学报,2003,(2). [3]李宇明.信息时代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J]. 语言文字应用,2009,(2). [4]厉兵.汉字字形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4. [5]王均.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 中国出版社,1995. [6]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 社,1958. 语言类型学的眼光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格林伯格(J.H.Greenberg)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他在1966年撰写的 语法的某些共性:论有意义成分的序次 (Some universals of gram 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一文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论文。语言类型和语言共性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类型学是通过比较从结构特点上对语言进行分类,然而比较得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比如,要比较各种语言名词短语的结构,前提是承认每种语言都有名词,这个前提就是语言的共性。另一个角度的理解是,世界上的语言看上去千变万化,无一定宗,其实不然,语言之间的变异要受一定的限制,有一定的变化 模式 ,有些变异不可能出现,这叫做 万变不离其宗 。这种普遍适用的变异模式也是一种共性。因此,语言的类型研究和共性研究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类型学主要关心语言有哪些种不同的变化类型,共性研究主要关心语言类型的变化有哪些限制。 研究语言的共性也就是要回答 什么是可能有的人类语言 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大致有两条路子,一条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它主张对一种语言用推演法找出语 # 11 # 2009年第3期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笔谈
第四章遗存的整理分析与类型学 第一节整理和分析的目的 一、整理的重要性 从考古学研究的程序来看，首先是材料的收集。然后便是对所收集的材料（包括各种实物标本和文字记录）进行科学的整理，只有在整理的基础上才能对遗存所反映的社会信息和内容作合理的解释。 整理本身也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因为整理本身是其它各方面研究的基础。如果这种基础是坚实可靠的话，那么才能保证其它研究的科学性。否则，便会给其它研究带来很大的水分甚至会直接导致研究的失败。 第二节技术性整理和遗存的鉴定分析 一、技术性整理： 所谓技术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出土遗物进行加固、修复，写号及其它种种保护性措施。 2、对器物进行照相，绘图和分类制作卡片，并登记造册。 3、核对遗物和记录是否有出入，对原始记录进行分类归档。 4、现场拍摄的照片要进行暗房处理，对于照片要编号归档。 二、遗存的鉴定分析 （一）人工遗物的鉴定分析 1、石器的鉴定与分析 （1）石料鉴定：主要是借助地质学的知识，目的是了解石料的种类、性能和产地，这样可以推断当时的人类的活动范围和对石料软硬度的掌握程度。其中特别侧重一些产地比较少的稀有石料。
（2）制作过程或方法的鉴定：比如是打制的还是磨制的，若打制的属哪能种打制方法。 （3）功能鉴定：主要包括对器物使用痕迹的观察，根据器物本身的形状大小进行推测；根据民族志上已知的工具进行类比等。 2、陶器的鉴定分析、 （1）质地鉴定：利用中子活化技术，对陶土成份进行鉴定，以了解陶土的产地和来源；另外还可以从表面观察到陶质中是否夹砂或掺杂其它物质。 （2）制作过程分析：制作过程主要包括成形、器表处理、烧制技术等。从制作成形来看：分手制、轮制和模制几种。其中手制又包括捏制、泥条盘筑、泥圈套接、贴附等。轮制又可分为慢轮修整个快轮成形两种。 （3）从器表纹饰来看：是否经打磨处理，是素面还是纹饰陶，纹饰陶又可分为刻划、压印、绘彩、刮削等种。 （4）从烧制技术来看：可以利用科学的手段检测陶器的烧成温度。 （5）功能鉴定：一种是根据文献记载。如鼎、鬲、豆等，文献上有明确记载，说明了它们的使用功能；另一种是靠对器物的使用痕迹进行观察，如附近陶器表面有烟薰的痕迹表明它是炊具，有的陶器里面有水锈，表明它是水器，还有的器物中盛有粮食，表明它是储蓄器等。 （二）自然物的鉴定与分析 1、植物鉴定 主要用的是确定其种属。 （1）灰像法 一般较常用的是灰像法：由于植物皮壳中的SiO2骨架比较稳定，所以通过加热使其变为白灰，便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SiO2骨架的不同形状，进而判定出土植物的种属。 （2）花粉分析法 另外，可用花粉分析法，推断古植物的种类。花粉分析又叫孢粉分析，它是孢粉学的一
历史街区保护中的类型学方法研究 祝莹 提要本文从城市设计过程中类型学的应用特点出发,通过对杭州大井巷传统街巷群落保护区城市设计过程的分析研究,尝 试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保护性城市设计,探索关于历史街区保护设计的过程和方法。 关键词历史街区保护城市设计类型学 文章编号1000 - 3363 (2002) 06 - 0057 - 04 中图分类号TU984. 2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与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大环境,对历史街区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发展越来越深入。要体现“原汁原味”的历史传统风貌,并在传统建筑群落与环境中充分表达出来,仅对历史街区进行功能定位、地块划分、交通组织,以及对传统风貌的保护停留在容积率、密度、建筑高度、色彩、形式及绿地等指标控制上是不够的,还必需进一步深入到城市设计的层次上,建立整体城市设计思想,以高超的城市设计技巧,对重点地段的传统风貌、空间形态做深入具体的探讨,从而增强方案的可操作性来达到既能满足城市历史街区发展的要求,又能将“原汁原味”的历史传统风貌具体化、可视化。 在历史街区保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即使是在传统文化和宗法观念的历史条件约束下,每一代人仍有权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延续,即不断的推陈出新是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继承的基本前提。反映在建筑上人们重视并延续的是建筑空间的功能及体验, 而不是建筑物物质形体本身。中国传统建筑木结构的百余年寿命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连续的文化背景下,建筑虽然在不断更新,但只要格局不变,风貌永存,就足够令人产生认同感和历史意识了。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冲突,在保存传统建筑形态的前提下转变内在功能来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呢? 在历史街区保护性城市设计过程中合理运用类型学策略,探索城市、街道、建筑类型抽象化与具体化的互动关系,发掘历史街区中传统建筑与环境的个性以及其具备的地区性特征在居住人群中的心理积淀,对于达到上述平衡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2 研究的理论基础 类型学作为建筑及规划领域内一种分类组合的方法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和丰富多彩的方法体系,它的符合地域性及历史文化的特征对建筑和城市的实践已经起到相当大的影响。通过类型学概念,既可以研究传统建筑形式特征的历史变化与发展,又可以研究建筑与建筑群的空间组合关系及城市形态的延续。维特考尔(L. Wittkower) 把建筑类型作为特定时间内起作用的文化影响,通过建筑类型的比较重新发掘并运用曾经存在并起作用的文化影响。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 Rossi) 则在发展类型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罗西看来, “城市作为集体记忆的所在地,是交织着历史的和个人的记录的所在”, “类型学是研究构成都市、城市, 或建筑的元素之中揭示永恒关注主题的原型”, “应建立起建筑的类型以确定城市的形态结构”①。 在类型学中,历史性传统建筑要素形成了人们在建筑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而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无论城市形态如何发展变化,一旦人们的记忆被某些类似性城市片段所触发,传统就能在个人的记忆中呈现出来。通常居住在同一社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和对传统的记忆具有共同点和相似之处,至于如何去触发人们的这种思绪,就与类型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类型选择和类型处理息息相关了。建筑的深层结构———类型中存在着的大量的社会文化积累,只有通过对建筑类型的研究,才能探询到建筑现象的根源,并进而将之反映到建筑的表层结构———形式上。同样,通过研究城市的深层结构———“集体记忆”,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在城市的表层结构———街区及建筑的组织或结构中将之表现出来,既能满足传统建筑
【标题】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的SVO和SOV之争 【正文】 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详尽的、穷极的分类和描写。经过检 验，它对词的形态、词的顺序及其组合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语法学中的线性结构分析与层次的认定 就建立在这一描写的基础之上。描写——结构的理论把语言研究推向了言语的解剖台。 被人们称之为描写语言学的反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或乔姆斯基理论）有它自己的种种特点。但无 法否认的是，它仍然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所形成的语言诸要素、诸成分、诸单位作为操作对象并将其进一步抽 象化和符号化。 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及其对现代汉语研究的影响 美国的Joseph H. Greenberg是当代描写语言学派中的重要学者。他的有关人类语言共性的研究蜚声语言 学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他的分析语言类型学的重要论文《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1〕将 人类诸语言的基本语序类型作了分类。从逻辑分析出发，他把绝大多数语言的语序整理归纳为6种可能出现 的类型。这6种语序是： ①SOV（主·宾·谓）②SVO（主·谓·宾）③VSO（谓·主·宾） ④VOS（谓·宾·主）⑤OVS（宾·谓·主）⑥OSV（宾·主·谓） 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可是，在对不同语言间的差异进行的研究中却能够导出对语言共性的研 究。每种语言中的词在进入句子之前，仅仅是一个语言单位，而在进入言语之后，则同时还是一个句子成分 。句中的语言单位不再是词的随意排列而是有规则、有顺序的组合。线性句子的产生实际上就是说话人（或 写作者）对词（成分）的排序行为。 SVO这三种句子成分的不同排列产生出6种句子类型。世界上多数语言的语序，都不外这几种类型。英语 、泰语的名词宾语放在动词后面，并使用前置词。所以，它们是SVO型的语言。日语、土耳其语的宾语放在 动词前面，并使用后置词，所以，它们是SOV型。 除了句子这三种主要成分的语序之外，语言类型学还提出了另外的几个参数或标度。〔2〕 ①VSO/Pr/NG/NA ②SVO/Pr/NG/NA ③SOV/Po/GN/AN ④SOV/Po/GN/NA 这些符号的意思是：Pr＝前置的地位词；Po＝后置的地位词；N ＝中心名词；G＝所有者；A＝形容词。 这就成为：
(单选题) 1: 恩格尔系数属于城市发展指标体系中的()。 A: 经济指标 B: 社会指标 C: 生态环境指标 D: 人口指标 正确答案: (单选题) 2: 城市化的第一前提是()。 A: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B: 产业革命的兴起 C: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D: 人口集中 正确答案: (单选题) 3: 世界上城市化起步最早，并且最先进入成熟阶段的国家是（）。 A: 美国 B: 中国 C: 英国 D: 德国 正确答案: (单选题) 4: 以下哪一部书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代表作（）。 A: 《都市及其心里生活》 B: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C: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D: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 正确答案: (单选题) 5: 城市规划的编制程序是（）。 A: 资料分析-调查-确定目标-拟定草案-确定方案 B: 调查-确定目标-资料分析-拟定草案-确定方案 C: 拟定草案-调查-确定目标-资料分析-确定方案 D: 调查-确定目标-拟定草案-资料分析-确定方案 正确答案: (单选题) 6: 采取双重机构，双重领导，有利于各部门之间沟通的是哪种组织结构？（）。 A: 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 B: 单元制组织结构 C: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D: 矩阵制组织结构 正确答案: (单选题) 7: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其中（）把城市看成是一个以高强度的物资和能量的流动为特征，不断进行新城代谢的人工生态系统。 A: 自然生态观 B: 社会生态观 C: 经济生态观 D: 复合生态观 正确答案: (单选题) 8: 城市指标体系只有充分体现出人本主义，城市才能发展，描述的是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编制中的哪种原则？（） A: 科学性原则 B: 综合性原则 C: 可比性原则 D: 主体性原则 正确答案: (单选题) 9: 最早关于城市地域结构的理论是（） A: 扇形模型 B: 同心圆模型
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和方法论，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又称标型学或者器物形态学。通过对考古遗存形态的排比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凡是具有一定的形态并且延续了一定时间的考古遗存，都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 考古类型学的局限性 一、只能确定出现早晚的逻辑序列，不能判定每式具体存在的年代。器物新旧形态，总是存在着一定并存时间，甚至有的旧形态比新形态存在的时间还长。发掘所得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是代表了遗物被埋藏的时间先后，因此，也会出现新旧形态共存现象，甚至出现前后颠倒的现象，要判定具体存在年代，应采用多方法、多视角、多参照系的综合研究。 二、只能确定相对早晚，不能确定每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 三、只能对一部分遗迹、遗物或遗存群进行排序，特异形态、突变器物形态都不能用类型学方法研究。 四、类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需要在资料增加后重新排队。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把类型学研究与分类研究、器物形态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类型学研究只是分类研究中的一种，而分类研究又是形态研究中的一种。 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 物品的形态变化，虽然有一定的顺序，但当刚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顺序是以错乱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怎样才能从这种形态中找出头绪、整理出顺序呢？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按下列几个步骤来进行工作。 1．确定物品的共存关系 通过严格的田野发掘而得到准确的层位关系，是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因为：第一，知道了一群或若干群物品的共存关系；第二，知道了某群物品和另外一些成群物品在层位关系上的差别。这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一种情况，是进行类型学工作的基础。 2．归纳共存器物的组别 一个发掘地点得到的有一定共存器物的单位，数量往往很大。要把每一个单位逐个同其他单位比较，工作量会大得难以承担。这就应当先归纳各单位的组别。每个单位的具体内涵，自然各有差别，但总是可以归纳成若干组别。这种归纳，首先要考虑器别上的共同性，其次要考虑各器别形态上的共同性。也就是先根据器别组合上的共同性，把全部单位分为若干大组；每个大组之内，再根据同类物品形态上的共同性，分为若干小组。 3．按层次关系初分各组别的早晚 出土物形态演化的顺序，由于存在着制作时间和埋入时间的距离，也由于新、旧形态可能存在的交错现象，同其层位关系可能发生出入；但从总体情况来说，物品的演化顺序同其层位关系，基本是会一致的。因此，先从已归纳出的各组别所属层位关系出发，观察各种遗物形态变化的趋向，就很容易得到启示，能较快找到比较许多物品形态差别的关节点。当然，在比较形态差别的整个排队过程中，最初的考虑后来总是会发生一些反复和调整的，但先做这一步工作，可以避免开始时不知从何下手的处境，加快进程。 4．确定器别和选择典型器物 寻找器物形态变化过程的工作，只能是在同一种器别内进行，正确区分器别，就是研究
语言类型学 一，语言学流派大体上分成两类：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这两派都是为了寻找语言的本质。 但是语言类型学并不关心语言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关心)，这一流派以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而区别于传统的两大阵营。当然，在语言类型学中，也有的学者偏形式，也有的学者片功能，用刘老师的话说就是：这里没有分界，只有程度。现在比较热门的方向是词类类型学。 二，形式语法跟语言类型学基本是正好相对的(这和那台湾老师的说法一样)。形式语言学是从一种语言出发，向纵深挖掘，找出人类语言的深层结构，这是演绎式的。类型学是从很多种语言中找出共同点来，从而探索到人类语言的共同形式，这是归纳式的。 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认定每一种语言都是深层结构的分支，从一种逆流向上总能找到源头。后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是深层结构的一个表现，通过大范围整理语料，可以消除不同之处，找到原初的语言形式。 三，形式学派是test，即告诉人们什么是“不可说”，未作规定的便合法（这就和法理上的原则是一样的） 功能学派是text，即重视篇章、语用这些东西，“这世上没有语法，只有语法化”。 类型学派是attest，探讨某几种语言的共性和变异限度，看语言中是否有某种结构。 四，双宾语结构可以作为非常好的测试样本，各种语言中的双宾语有很大不同，不但表现了语法规则，还代表了语用、篇章知识在语法化过程中的痕迹。我们要考察的是：这一意义是怎么表达的？近宾语和远宾语的结构是怎样的？是否被介词隔开了？ 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有广狭松严不同的种种含义，但都离不开一个“跨”字，即它必须有一种跨语言（及跨方言、跨时代）的研究视角，才能称为类型学研究。而严格意义上的类型学，是具有自己研究范式的“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研究”。 从当代语言学的学术构成看，语言类型学既是语言学的一种分支，也是语言学的一种学派。 说它是分支，因为它和其他研究领域构成了某种分工：承担了跨语言比较和在比较中总结人类语言共性的任务，从而与注重语言结构内部深入研究的工作形成学科上的一种互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