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
作者：［德］扬·阿斯曼《光明日报》（2016年03月26日11版）
20世纪70年代，我们仿照“诗学与阐释学”这个德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研究小组的榜样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名字听起来有些拗口，叫“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小组建立之初，便召开两次学术会议讨论口传和书写。人们当时对“书写文化”与“记忆文化”加以区分，认为前一种文化借助文字和文本运作，而后一种则靠记忆和口传运作。经过两次学术讨论，我们得出结论，文字与记忆不仅不是相对的，而且密切相关。文字不是记忆的对立物，而是记忆的媒介。因此，我们试图寻找一个能够涵盖口传和书面传统的概念，最后决定使用“文化记忆”这一概念。借助这个新的概念，我们有可能从全新的角度对文化概念和记忆概念进行研究。
多数学者当时主要关注文化的共时性，即把它视为进行协调和组织的系统，而我们则试图关注文化的历时性，即它起到稳定作用和再生产的功能。文化如何经历世代交替和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保持一致性，换句话说，能够形成“历时的身份”。我们平常所用的概念如教育、学习、修养、传统、知识等对历时的文化身份的形成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它们都很难充分地表述文化的这一功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记忆这个概念，因为形成历时的身份正是记忆的功能，在个体层面上也是如此。正是记忆使得我们保持自我，明天的我如同昨天和今天的我。记忆帮助我们在超越生死界限的时间长河中确定位置。
为了弄清楚文化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经年累月之后仍旧保持它的本色，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的记忆层面，具体地说就是把文化视为记忆，这个记忆是由一个社会建构起来的历时的身份。毋庸置疑，如果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也服务于协调和组织不同的群体，但是它的历时性方面，即在时间长河中定位和促成身份的功能不容忽视，宗教、艺术和历史就属于这个范畴。我们把文化的这些方面和这个功能称为文化记忆。
迄今为止，记忆一直与人体，尤其是大脑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理解，群体不可能有记忆，因为他们不拥有身体和大脑。学者们充其量承认，某个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在他与其他人交往中，并且是在社会的框架里形成的，因为这种记忆的主人也是在上述环境中成长的。
这正是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观点。根据他的论证，没有社会机制就无从谈起记忆，因为一个人总是根据一定的范畴把接收的印象整理成可以回忆的信息，而这里所说的范畴具有社会性质。作为哈布瓦赫的老师，伯格森在哈布瓦赫之前就断言：回忆所回应的呼唤来自当下。也就是说，回忆和过去是社会的建构，如果使用哈布瓦赫的另一位老师涂尔干的话说，回忆和过去是“集体的描述”。因此，哈布瓦赫使用“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以指代个体的记忆及其社会起源。
我们用文化记忆这个命题对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加以扩展和完善。首先区分三种记忆形式：个体记忆，它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集体记忆，它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文化记忆，它是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因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遗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
文化记忆也有别于“知识”这一概念，因为前者涉及文化身份问题。换句话说，文化记忆涵盖的知识只是那些与身份和身份认同相关的部分。文化记忆呈现为一种机制，一方面，它借助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形式和媒体形成、传播和延续；另一方面，它的内容丰富多彩且难以驾驭，国界和语言等都很难限制它的发展。
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且形态各异，所以它很难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限制。另外，绝不应当把文化记忆这个概念理解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集体主义。文化记忆具有多层含义，它经常与其他身份相重叠。正因为如此，文化记忆一旦借助文字形式固
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被修改的可能性，有的文献可能被废弃或者受到忽视，有些则被视为核心文献，正如一个人为了记住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而忘记许多。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的变化，所有那些被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东西被忘记，而在有文字的传统中，文献通过审查被分为经典与档案，经典指那些必不可少，而档案则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把哈布瓦赫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叫作“交流记忆”，目的是把这一种记忆与文化记忆加以区别。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引语、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之间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对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集体记忆并非一个固定的机制，它分散在个人的头脑里。哪些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文化记忆，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犹如长销书与畅销书。
相比之下，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视域，它可以长达两千年甚至三千年，因为它建立在特定的基点上。以古代西方文化来说，这个基点就是《荷马史诗》和《圣经》。《荷马史诗》和《圣经》从时间上均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荷马与以赛亚是同时代人。我们现在知道古代埃及的金字塔铭文和苏美尔的祈祷文、史诗和知识类文献成文的时间在公元前三千纪，但是它们不属于西方文化记忆，因为它们并未构成西方人确立身份时的坐标，知识与记忆的区别正在于此。
文化记忆并不一定与文字相联系，它也可以借助仪式、神话、图像和舞蹈保存下来。但是在有文字的文化里，文字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古代埃及，文化记忆主要是借助文字和书写传播的。当然，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符号繁多、文字系统复杂的书写文化，而对腓尼基、以色列、希腊、波斯和罗马这些使用字母文字的文化则不然。在文字复杂的书写文化里，谁具备读写能力，谁就有机会了解该文化中的核心文献，并掌握经济和管理方面的技能，从而成为精英。古代埃及初学读写的孩子把重要的文献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背诵和默写，其中包括示范性的叙事、教谕文、哀歌。三类文献都以富有埃及特色的形式涉及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埃及人作为核心教育材料传授给学生的文献中，并没有讲述创世和英雄事迹的神话，如巴比伦的《创世之初》和《吉尔伽美什史诗》。有的学者以为奥西里斯神话与其他文明区域的神话和史诗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两河流域和希腊，神话和史诗旨在传授和传播，而在埃及，奥西里斯神话完全与仪式相关联，只有少数职业祭司了解神话的内容。职业性的专业知识不属于文化记忆，在古代埃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而且这个判定标准对现代也适用。文化记忆一般来说是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共有的，所以说祭司为死者念诵的经文以及作为随葬品放置在墓里的文献不属于文化记忆范畴。以集会为主要形式并伴有仪式和歌舞的节日是广大民众都可以参与的文化记忆形式。
宏伟的王陵、神庙以及官吏们的坟墓扮演了文化记忆的角色，它们起到了承载过去的作用。此外，这些建筑物构成了文字和图画的载体，我们可以称此为石头般坚固的记忆，它们不仅向人展示了过去，而且为人预示了永恒的未来。从以上例子中可以归纳出两点结论：其一，文化记忆与过去和未来均有关联；其二，死亡即人们有关生命有限的知识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借助文化记忆，古代的人建构了超过上千年的时间视域。不同于其他生命，只有人意识到今生会终结，而只有借助建构起来的时间视域，人才有可能抵消这一有限性。
（［德］扬·阿斯曼，作者系德国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康斯坦茨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金寿福教授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9日/第003版 春節特刊 节日仪式是文化记忆的要素和过程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是经过长期发展、由历史累积起来的文化体系，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从当代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看，它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和载体，具有承载与传递传统文明的重要功能。传统节日通过众多具体节俗和时间节点的周而复始来不断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对外是文化身份的表现，对内则是文化认同的方式。只有内外的结合一致，才能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彰显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意义。 节日从来都不是空洞的东西，它有丰富的仪式内容，节日的意义正是通过仪式得以体现。中国的节日不是通过文字记录来传承，而是通过仪式活动和身体表达来实现，在仪式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统的仪式活动多与信仰和人间伦理观念相联系，仪式活动一方面显示了节日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人们表达情感和愿望的重要方式。人们在观看和参与仪式的解释、操练和表演过程来强化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所以说仪式也是记忆的一个过程。如果将节日仪式省略，那么节日就成了空洞的东西，跟平常的时间没有区别，仅仅成为一个时间符号。节日之所以为节日，是因为它有所区别于平日的仪式活动。所以我们目前应当重现或复现以往被遗落的有价值的仪式，同时给它们注入新的内容。 有意味的文化需要拥有象征符号，而不是直观的表达，仪式就是节日的象征符号之一。现在很多人认为春节的拜年就是简单的见面打招呼，实则不然，春节的拜年是很有讲究的，从拜天地、拜祖先、拜长辈，再向邻里、朋友一圈一圈地拜过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它将人们和祖先、社会联系起来，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能起到修复与牢固社会关系的作用。受到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冲击，我们的仪式被省略了很多。随着电子传媒的出现，磕头拜年已经被短信、电话拜年等新方式冲淡。对于新的多种表达方式的出现我们要给予肯定，这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无论方式怎么变，其中祝福的内涵没有变，与自然协调和祖先沟通的感情是一样的。传统节日里的仪式活动所表达的情感更为直接、更为强烈，传统节日的仪式活动似乎可以用短信和电话来替代，但事实上这种替代不如面对面的交流来得直接、真切。节日就是给大家平日里难得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提倡大家尽量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参与仪式活动来表达思想与情感。如果因为一些因素的限制，无法到达现场，那么无论是用短信还是电话，一定要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比如亲自编写与对方息息相关的短信内容，让对方感受到真挚的情感，从而让节日变成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 中国正处在跨越式大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传统与现代对接，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转变的特殊时期。因为历史的原因，传统节日文化目前出现了一些断层。面对这一现状，我们要让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下去，应该把握三个关键因素。 首先，象征物不能丢。节日的象征物组成了节日的物质文化系统，它是节日文化的载体。比如春节的年画、春联、灯笼、桃板和桃符，中秋的兔儿爷和月饼，清明团子和七夕巧果。每个节日都有一套很丰富的物质文化系统，象征物不仅有象征层面的意义，还有烘托节日氛围的作用。其次，仪式活动不能省略。像春节的祖先祭祀，清明的扫墓，端午的赛龙舟，中秋的拜月和重阳的登高，这些都是人们情感和愿望的表达，是对先人感恩的体现，是祈福迎吉的方式。最后，我们节日的精神核心不能忘。节日的精神核心决定了节日的发展生命力。在传承文化传统的时候，更要不断地赋予传统以新的解释。精神核心拓展了，节日才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古代的节日偏重于人与神、人与家族的和谐，偏重家庭的内聚力，在当代我们可以重新强化人与自然、人与社
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 [ 来源：《城市文化评论》 | 发布日期：2012-11-20 ] 张海燕 【内容提要】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记忆的丧失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市记忆不仅是一种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还是一种文化记忆。文化认同是城市记忆中的一种自我主体意识，文化认同感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的自我同一性。城市记忆作为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城市文化认同感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市记忆的文化认同面前，城市建设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关键词】城市记忆文化记忆文化认同 一、城市的“集体失忆”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宣告着城市社会的来临。然而，中国在跑步进入城市社会并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由“城市化急躁症”和“文化短视症”所引发的问题。一方面，在城市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很多城市片面追求物质文化和城市化率的增长，而忽略了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一些城市在旧城改造和危房拆迁中，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采用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于是，在轰隆隆的推土机声中，北京的四合院不见了，上海的石库门消失了，成都的明城墙倒塌了……这种大拆大建的城市开发方式直接导致了很多富有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文
物、地方民居的破坏乃至消失。城市的楼房越来越高了，马路越来越宽了，广场越来越大了，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惶惑：这还是我们的城市吗？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陌生？原来充满亲切感的城市哪里去了？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很多城市并不去认真分析自己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而是一味采用“拿来主义”，不仅城市规划方案完全采用欧美的，就连城市住宅区的命名也跟着开起了“洋荤”，诸如“加州花园”、“东方巴黎”、“迈阿密水岸”、“阳光西班牙”、“新西兰文化花园”、“柏林爱乐”、“路易凯旋宫”、“东方威尼斯花苑”随处可见，置身其中的你一时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也难怪有人戏称中国城市是“万国城镇”。此外，由于城市规划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城市的“麦当劳化”也日见严重：城市建设完全采用现代商业的标准化生产方式，以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来取代现实生活对城市灵活多变的要求，人类的“造城”运动遂沦落为拙劣的“克隆”伎俩，“千城一面”的现象随之出现：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① 上述“城市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城市记忆和文化认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建设中人为地割裂历史文脉和文化空间的做法导致了城市记忆的丧失，而城市记忆的丧失又导致了城市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 二、城市记忆是一种文化记忆
文化创意产业结构的理论研究 刘杨 王立荣 （东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想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支柱性产业，就应该先从文化创意产业入手。然而，设计艺术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解读文化创意产业结构的框架，分析设计艺术创意产业的发展途径，阐述文化创意产业结构的理论依据。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文化产业资源丰富，如何有效地利用文化资源，改变中国“中国制造”的格局，构建“中国创造”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理论，就成为目前设计艺术创意行业发展的趋势和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设计艺术 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典和芬兰 也都是在经济十分发达之后，才将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 展起来的。在中国文化创意发展较快的城市,如北京、 上海、长沙、深圳等,其经济发展水平也都相对东北较 高。因此,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 第一步，同时文化创意产业又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物质经济满足的人们，逐渐显现出对精神层面的诉求， 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就渗透到商品中在交换的各个环 节中产生改变社会意识的因素；文化产品的消费诉求 的高涨催生了种类繁多的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价值能满 足人们的精神诉求，任何一种文化创意产业都能通过引 入文化艺术创造力来提升它经济附加值。 3.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来源于个人的创意思维和技术能力的活 动结果，通过学习知识，运用知识来生产创造性的文化 产品，促进社会整体生活环境的发展。英国在世界范围 内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国家，其中它包含了 建筑、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家具设计、服装设计、音乐、 舞蹈、影象、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传播领域。之后， 创意产业又扩大到文化、艺术和娱乐等各个方面。通过 英国的案例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创意产业立足于三个基 本条件；第一基于个人思维与创造力等相关领域。创意 的结果是难以复制的，是个人思维的一种价值表达。第 二是符合自然资源的市场生产经营的产品。第三通过知 识产权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互动流通获得的商业价值 是不可估量的。在这三个基本条件下，各个国家更加强 调个人创意思维和经济价值的关系，更多的是依靠市场 和消费者自身的推动力，同时又在不断地策划市场，激 发市场活力，设计艺术产业也是如此。此外，创意产业的 发展呈现多维化多层次的趋势，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高端 拓展模式，把文化创意当做产业来组织、管理、生产和流 通，是商业化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建 立在新经济全球化属性下，以创意、创造、创新为表达手 段的产业，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为社会 创造了财富提供了就业的新产业形态。由此可见，文化作者简介：刘杨（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王立荣（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文化立校：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s研究方案 姚天勇 一、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人类文化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我们面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民族文化的自救！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人类面临着经济、科技片面发展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科技凯歌行进的过程中，更加隔膜和疏远，日益丧失精神家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对峙和冲突越演越烈，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极端全球化的价值理念使全球面临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核扩散的或者别的巨大威胁……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新旧社会形态及其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发生剧烈的文化冲突，以儒家为代表的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正在遭遇现代西方文化体系的猛烈冲击，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学校文化建设也出现了种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学生自我中心和自我缺失并存，不考虑他人，不关心他人，心理问题发生率偏高，网络依赖症呈严重化趋势, 家庭结构破碎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教师缺乏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职业道德水准严重滑坡，“有偿家教”日趋蔓延。“学校无文化”现象严重，片面推崇物化管理，盲目追求“做大、做美、做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适时提出了面向21世纪“学会关心”的口号，强调人类必须具备信仰、理性、诚信、社群意识、同情心、友善、文明等人文素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几乎不约而同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有远见的政治家甚至把人的文化素养视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与此同时，人文精神的高扬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精神和走向之一，人类社会在诸多领域也开始显示科学与人文、能力与德性、认知与情感的汇合趋势，社会对人的需求突破了以往以知能为本位的框架，纳入了新的人文的标准，知识与人文的对立正在逐步消解，这就为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可能。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因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对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体布局。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迫切需要培养既具备科学精神又具备人文素质的真正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未来公民。这对教育战线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基础教育因此开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第八轮课程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口燕海鸣 我们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些事情拼命想记住，却总是将它遗忘；而另一些事情我们拼命想要将其忘却，却总在某些时刻出现在回忆中。看来，记忆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那么记忆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灭呢？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记忆与忘却。集体记忆所探求的，正是这种种回忆背后的“缘”与“故”。 涂尔干（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的学生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Ｈａｌｂｗａｅｈｓ）被公认为是集体记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研究的鼻祖，他将记忆这个概念首次赋予了社会学的内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在哈氏看来，记忆产生于集体，即只有参与到具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３涂尔干一生都在探讨道德与规范在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到了学生哈布瓦赫这里，这种道德的力量被具体化到了记忆。 哈布瓦赫虽然将集体记忆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记忆中剥离出来，但是剥离得并不够彻底。他的理论偏重解读个体的记忆如何在集体互动中塑造。这种通过集体互动而形成的记忆，归根结底还是个人的记忆。而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指的其实是许多个体记忆的总和。集体在此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个体集合。真正使集体成为记忆的主体的，是哈布瓦赫以后的学者。康纳顿（Ｐａｕｌ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２’在康纳顿那里，集体记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体的记 ［１）Ｈｏｌｂｗａｃｈｓ。ｎａｕｒｉｋ，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Ｒｏｗ，１９８０． （Ｚ］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Ｐａｕｌ。Ｈｏｗ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ｕ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Ｉ中国图书评论ａ妇勘嚏Ｒ嘲＿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00—1949） 【摘要】：本文旨在回顾和检讨1900—1949年间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史理论)与实践，通过梳理其发展脉络，总结其成就得失，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特点。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即把文化史研究置于整个20世纪前期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背景下，通过对各时期文化史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考察，来揭示这一史学分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及特点，以便为今日的文化史研究和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除“导言”部分的学术史回顾和论文研究思路说明外，正文凡四章：第一章为“文明史观启示下的史学新视野(1900—1915)”，主要讨论清末以后国外“文明史观”及其理论的传入对中国史坛的影响。文中首先考察了英国巴克尔和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史研究理论输入及其内涵，认为其核心思想是把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以实现史学的科学化。当然，巴克尔与福泽谕吉是不同的。前者所探究的历史进步是对当时英国强大的炫耀和对科学的崇信，后者则是对进步的苛求和对科学的实验。进而分析了梁启超、章太炎和陈黻宸等人的中国通史编纂的设想；并对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的学术史和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的风俗史等史学著作做了评述。第二章为“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史研究(1915—1927)”。探究了“五四”期间国内文化史研究风气日盛的原因，
着重结合当时各种西方文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考察分析了梁启超、柳诒徵、陈登原、朱谦之和张东荪等人的文化史研究实践。认为此期西方文化史研究理论的输入规模较为宏阔，不仅和国际史学并轨，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新史学”、新人文主义、新生机主义和唯物史观，以及由孙中山先生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而创立的三民主义(唯物史观和三民主义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我们将放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新史学”以美国的鲁滨逊为代表，关注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主张重点研究平民生活，认为史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新人文主义者以白璧德为代表，关注精神、道德在文化史发展上的作用，主张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史学的意义在于教育。新生机主义者以柏格森、杜里舒为代表，关注文化史发展动因，将人类的创造看作是本能与知识，主张史学研究采用生物学的方法。从实践上看，其时文化史研究的成果虽然不是很多，有的且未完成，但大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如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对于“新史学”理论的实践，柳诒徵具有文化守成倾向的《中国文化史》写作，朱谦之《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对新生机主义等文化观念的展示等，其影响决不可小视。第三章为“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交融并茂(1927—1937)”。认为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开展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文化建设的讨论，以及西方文化史论著的系统译介和文化学学科的建立，从各方面促进了文化史研究的繁荣。在当时流行的文化理论中，社会科学观念以关注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下层的生活著称，在方法上采用分科研究；文化人类学则关注域
从象征意义看文化记忆 【摘要】文化是一个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紧密相连的领域，文化记忆是文化体系中的“凝聚结构”。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都会有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记忆，在跨文化交流时会引起碰撞。而象征作为一个文化的承载体，最能显示出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本文就不同的民族文化记忆中的象征意义探讨各族文化差异。 【关键词】文化记忆；象征意义；文化差异 一、什么是文化记忆理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作为一种后事实被认识的。这意味着文化要存在就必须保存自己的过去，而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是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获得现实意义，就这样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了一起。这些物质现实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民族的象征，而不同民族的象征正是作为该民族的集体记忆而存在的，是文化感性存在和精神世界的融合体。 二、象征在不同的文化记忆中的表现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民族文化记忆的不同，文化的碰撞是时有发生的，同一种现象或事物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下面就分别从建筑、动物、数字等方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象征差异进行探讨。 1、建筑 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它所展现出来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思想。而这些差异表现在建筑上主要有以下几点： 1.1上帝之上与宗法家族 在古代西方人看来，那些威力无比的众神主宰着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西方建筑非常强调单体建筑的个性，其建筑常常有着巨大的体量和超然的尺度，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在里面举行各种活动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表现人与神之间的对话，从而达到一种纪念性。 而古代中国人以儒家哲学为主要思想，它以“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这一思想基础决定了中国建筑的基本模式是许多屋室组合在一起的群体，并将各种使用功能分别布置在单体建筑中，构成在平面方向上，可以无限延伸的建筑组群。 1.2物我二体与天人合一
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马海霞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４） 摘要：目前国内外有关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了对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理论建构， 文化产业的政策制定和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产业的行业分析、区域分析、比较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等。但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区域研究偏重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对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关注较少；缺少对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比较研究；缺少对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系统研究，以及缺少对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统计分析。 关键词：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研究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２４５（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８９－０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自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以来，为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党和政府提出一系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思想。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文化资源的开发，于是关于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加。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各国对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研究的具体内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国内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２１世纪的朝阳产业， 日益显示 出对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加就业等的积极作用。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概念、本质特性、范围划分，结合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分析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联系区别，介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分析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解决方案及发展对策。 （一）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理论构建 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概念，一直成为国内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依据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的差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内涵和范畴。我国文化部将文化产业界定如下：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 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文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旅游等四个领域。 程恩富提出，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各种资源总和。文化资源可分为文化自然资源和文化社会资源，还可以分成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具有以精神形态为主要存在形式的无形性、地域差异性、更新和发展性、无限性的特点。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指为发挥、提高和改善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并使文化生产顺利进行所采取的一系列技术经济措施与活动。开发的实质是尽可能的发现和利用各种文化资源，通过劳动加工使其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产品。开发有两种形式：单项文化资源开发和多项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 吴圣刚提出， 文化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 的、以一切文化产品和精神现象为指向的精神要素。和自然资源一样，文化资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重要资源。文化资源具有无形性、传承性、稳定性、共享性、持久性、效能最大性、递增性等特征。文化资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方向性、支撑力、凝聚力、推动力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李东红、杨利美认为，文化资源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总和，它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样重要。资源有价，文化资源的“自然成本”与“使用成本”，应纳入文化资源消耗型企业的成本与效益核算。以文化为资源基础的产业，必须为资源的使用与消耗付费，把生产能力的增长建立在科学的资源观之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１４ 作者简介：马海霞（１９７３－），女，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经济学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年３月 第２９卷第１期 Ｍａｒ．，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９，Ｎｏ．１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754865478.html, 大学开学典礼的文化记忆及其教育意蕴 作者：缪学超曾令琴 来源：《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05期 摘要：大学开学典礼是大学新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通过性仪式”，不仅象征着新生身份的转换，还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大学开学典礼通过相应的文化机制对文化记忆进行选择、重构与传承，为大学生在大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探究大学开学典礼的文化记忆功能，有助于促进大学文化认同感的再生产，实现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传承，构建促进大学生生命成长的动力结构。 关键词：开学典礼;文化记忆;仪式;大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5-0051-07 DOI：10.15958/https://www.doczj.com/doc/754865478.html,ki.jywhlt.2019.05.009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MIAO Xuechao， ZENG Lingqi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410081，China） Abstract：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university is a “passing ceremony” for freshmen entering higher education. It not only symbo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identities， but also has rich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university selects， reconstructs and inherits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mechanism， providing spiritual motiv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tage. Exploring the cultural memory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pening ceremony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reproduc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al identity，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of university culture and university spirit， and build a “power structure” to promote students life growth. Key words：opening ceremony; cultural memory; ceremony; university culture “文化记忆”的概念最早由扬·阿斯曼夫妇于1988年提出，指对社会交往体系中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进行编码、存储和重新调出，是对过去的一种集体理解和集体建
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 一、什么是“文化研究” 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 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 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 “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 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 二、“文化研究”的特点 美国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1、跨学科。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 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 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 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 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萨德尔（Ziauddin 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 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 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 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 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文化研究” 以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 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 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 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 三、“文化研究”发展史 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而注重消费研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 简?奥斯曼 2011-12-20 11:27:41 来源：《文化研究》(京)2011年第11辑 问题和计划 20世纪的第三个10年，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 Halbwachs)和艺术史家阿比?瓦博格(Aby Warburg)独立地发展出了两个理论，即“集体”记忆理论和“社会”记忆理论，他们拒绝从生物学角度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①这类生物学的尝试在世纪交替时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一个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依然存在的倾向，②正是这个关键性的拒绝，使得这两种理论相遇了，否则，它们就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研究路径。瓦博格和哈布瓦赫都使关于集体记忆的话语从生物学的框架转向文化的框架。 一个人得自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那些特点，与其说是作为系统进化的结果而代代延续自身，不如说是社会化和习俗的结果，文化的准种类(cultural pseudo-species)意义上的“类型留存物”(the survival of the type)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功能。③在尼采看来，虽然在动物世界，遗传程序保证着种类的生存，但是人类却必须发现用以维持其本质始终如一地代代相传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由文化记忆提供的。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
我们通过双重界定来使文化记忆区别于以下两点。④ 1.我们所说的“交往的”或“日常的记忆”(“communicative”or “everyday” memory)，后者在其狭义的用途中缺乏“文化的”特征。 2.科学。科学并不拥有记忆的特点，因为记忆联系于一个集体的自我形象。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把第二个定义——哈布瓦赫把它作为记忆和历史的区别而发展出来——放在一边，只限于第一个定义，即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 交往记忆 对我们而言，“交往记忆”这个概念包括那些只是以日常交往为基础的集体记忆的种类。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的概念下收集和分析的这些集体记忆类型，建构了口头史的领域。⑤日常交往的特点是高度的非专门化以及角色的交互性，主题的不稳定性，非组织化。⑥它典型地发生在可以交换的伙伴之间。不管是谁讲述一个笑话，一段记忆，些许闲言碎语，或一段经验，他在下一刻必然成为听者。存在一些预先决定交流的场合/情境，如乘火车、候诊室、公用的桌子(the common table)，而且也存在一些规则——“市场规则”——规范这些交流；⑦还存在一个限定这些交流发生的“家”。⑧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外，这些交流则有高度的非正式性、任意性、非组织化。每一个个体都通过这种交流方式构成了一段记忆，这种记忆正如哈布瓦赫已经表明的，是：a)
第30卷 第2期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V ol.30 No.2 2010年4月 Journal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Apr. 2010 收稿日期：2009-12-10 作者简介：邓筑虹，女，1978年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从《理解大众文化》看约翰?费斯克的文化理论 邓筑虹 （广东海洋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广东 湛江 524025） 摘 要：解读约翰?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了解费斯克的文化理论，认为：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语义转换和辩解，由此强调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娱乐和逆反功能。然而，尽管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乐观有着鼓舞人心的地方，但他对大众的文化生产力是否标举过高，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费斯克；大众文化；生产者式文本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159(2010)02-0080-05 On Fiske’s Cultural Theory i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DENG Zhu-hong （Foreign Affairs Office ,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 Zhanjiang 524025, China ） Abstract: Sinc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is the most theoretical of John Fiske’s works, it can shed light on Fiske’s cultural theory. As is shown in this book, Fiske proposes a redefinition of popular culture that sets great store by its creativity, entertainment and rebellious spirit. Though Fiske’s optimistic view of popular culture is inspiring, whether he has over-evaluated the creativity of popular culture still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Key words ：John Fiske; Popular culture; Producerly text. 作为“世界知名的文化研究健将”，[1]7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是20世纪80年代以 来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是任何研究大众文化和电视文化都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费斯克 子·尽心上》云：“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荀子·劝学》亦有所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之说。刘勰对前人的理论在文学的鉴赏批评的实践中进行了升华和超越。 综上所述，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鉴赏批评论中，以其全部的心灵与精神对“知音”进行了充满诗意的美学探索：力主“觇文见心”的同情体验而要求避免“贵古贱今”的孤独体验，并以“博观”打开眼界、开阔胸怀，对前人的理论在文学的鉴赏 批评的实践中进行了升华和超越！ 注 释： ① 本文所引皆据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出版社 1995年版。 参 考 文 献 [1] 张佐邦. 文艺心理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M]. 济南：齐鲁出版社，1995.[3] 钱谷融，鲁枢元. 文艺心理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关于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苏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创新是其实现效能与价值、获得活力与魅力、不断开拓与进取的内驱力。在当代中国，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成为智慧能力和国民素质的集中体现，成为时代风貌和社会风尚的鲜明标志。文化要担当起如此重大的使命，关键就在于不断创新，以创新来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一、理论、观念、体制是文化创新的根本要素 实现文化创新，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以理论创新为核心，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体制创新为保障，通过理论创新推动观念和体制创新。 １．文化理论创新是核心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时代提出的重大文化课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新特点、新规律，努力作出符合时代和现实要求的理论阐释和说明，不断推动先进文化理论的创新，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所在。从创建新中国到进入新世纪的５０多年中，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丰富、创造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文化整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起点，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和“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整合了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文化资源，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武装、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先进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对建国以来的先进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我国人民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更好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对影响和平与发展的文化力量进行新的整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文化基础①。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注重文化理论创新，提出了关于文化的突出作用论、指导地位论、文化生产力论、文化创新论、文化权益论、文化产业论、文化体制改革论、国家文化安全论、“三贴近”论、提高建
唐代广州之“通海夷道”与文化记忆 摘要：唐代广州，伴随着在岭南政治中心地位的稳固，海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海外贸易得到极大发展。同时，在封建农业文化本位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海外商业经济活动频繁，这极大冲击了唐代世人尤其是文人的视野。他们或是对当时贸易盛况作客观反映，对异国珍奇作积极赞美，抑或对商业经济繁盛背后的腐化现象作批判指责，这些都成为他们心中关于广州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关键词：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商业贸易；文化 Abstract：The Tang Dynasty Guangzhou，is following in the Lingnan politics center status stability，everywhere traffic conditions improvement，the overseas trade obtains the enormous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in under the feudalism agrarian civilization standard special time background，the overseas commercial economic activity is frequent，this has enormously attacked the Tang Dynasty common people in particular writer's field of vision．They perhaps made the objective reflection to at that time the trade grand occasion，did preciously to the foreign land praises positively，or made the critique accusation to the commercial economy prosper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