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乌兰
学号：01106092
韩非与法家
[摘要]：韩非，先秦诸子百家的最后一个著名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甚至是先秦诸子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特别是法治思想，对于后世，包括当今，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本文将试图通过法治的理论基础，法治的现实可行性、法治理论本身等方面对韩非的法治思想加以初步介绍。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一.法治的现实可行性
韩非不仅从理论的高度为其法治理论打下厚实的根基，同时还从现实的角度论证的法治的可行性。从正面，他分析了法治的功能与目的，从反面，他探讨了其他学说，主要是儒家和墨家，与他的法治思想相较而言的缺陷。法治的功能就是指法治所能发挥的有益的作用，在现代法治理论中，法具有的功能有很多，包括控制功能、调整功能、指引功能等等。既然韩非如此极力地鼓吹法治，那么在他看来，法治又具有哪些功能呢？
韩非认为法治的主要功能在于“禁奸”。作为一个极端君主集权统治的支持者，韩非将法治的禁奸功能看得尤为重要是很自然。既然在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那么当君主的意志与臣子，百姓的利益不相符合时，他们就很可能做出一些奸邪的事情从未威胁君王的统治秩序。而对于臣子来说，“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法治可以防止臣子胡作非为；对于百姓来说，“故设柙非为备鼠也，所以使怯
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老百姓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是虎是盗跖，而法就是统治者来降服老虎的木笼，能够使老百姓得到有效的管束，不能作奸犯科。总而言之，韩非法治的核心功能就是其强制功能，可以使君王有效的控制臣民的行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地位。
但如果法治的功能导致法治的目的仅仅是在规范层面的禁奸和正行，仅仅是为了建立良好的国家秩序的话，那么它根本就不会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使得各国诸侯都竞相奉法改革。战国时期，是一个“争于力气”的时代，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各国统治者求之不得，梦寐思服就是如何才能富国强兵，用武力一统天下。而法家就迎合了统治者这种急于增强国力、建功立业的心理，将法治的终极目的确定为富国强兵。
韩非认为增强国家的实力应该从两方面入手，而这两方面都需要运用法治的强制功能和引导功能。首先应该增强国家的绝对实力，方法就是用法律劝科农桑，奖励耕战，同时用法律约束所有不利于耕战的人，也就是他所谓的五蠹的影响和存在，“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趋）本务而趋末作”这种单纯的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全部的思想，是当时自然经济形态的必然产物。其次，还需要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整合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从而间接地加强国家的实力。韩非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再强，如果人心涣散，一盘散沙，那么就这种实力根本不可能在宏观层面上与别国的竞争中表现出来，这种“有”在他看来等于“无”，他说“磐石千里，不可谓富；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没有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如同磐石和象人一样大而无用。而法治，就是要运用强制和引导的手段收效的将人们组织起来，做到真正的人多力量大，具体的方法就是使“利出一孔”。虽然韩非不同意商鞅以名爵奖励耕战的具体运作方法，但是他同样主张法律应该将人们取得利益的方式严格地加以限制，因为所谓“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用半；利出十空者，民不守。”
二. 法治理论本身
（一）法治的规范基础——法治中的法
所谓法治就是以法为治，法本身的定义与特质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法治的具体运作的方式和结果。
什么是法？韩非认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比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百姓者也”.与中国“百家争鸣”时期的所有政治思想一样，韩非关于法的定义只是一些法特征的列举，并没有按照属＋种差这种标准的概念定义方法概括出法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法，那个是法，但反过来，法是什么？根据韩非的定义，我们无从得知。严格地说，韩非关于法的解说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定义，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论断都是毫无价值的，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直接了解到韩非心目中法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法应当具有公开性。这指的就是韩非强调的法必须“布之于百姓”，他要求普遍宣传国家的法令，做到家喻户晓，使得“境内卑贱莫不闻知” .其次，法应当具有确定性。所谓法的确定性就是指法的内容应该是明确清晰的，而不是模棱两可，让人琢磨不透的微妙之言。它应该像规矩、悬衡、尺寸一样能为人们提供行为的准确方式。法的确定性是法区别于其他规范，如仁义，巧智的最大不同。
其次，法应当具有公益性，法不能只是为了一人一己之私而制定的，它应该能够体现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夫立法者所以废私也”.他坚决反对“释法任私”。他认为，统治者“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就能使人民安乐，国家治理：“去私行行公法者”，能使国家强盛，称雄天下。
然后，法应当具有平等性。法的规定应当不分贵贱等级，对待任何人应当一视同仁，所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辩，勇者弗敢争”
最后，法律应当具有国家强制力。这就是说，任何法律行为都必将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合法行为将得到国家的奖励，“有功者必赏”，而违法行为将得到国家的制裁，“有罪者必诛”，这样，人们才会一定的压力下遵守法律，而法律所想达到的目的才能因此实现。
（二）法治的动态运行——法治的具体措施
即使有了良好的，与法治理想相切合的法律，如果没有一套切实有效的措施和原则来将其具体有效地加以施行，所谓的法治，也只是一种妄谈。所以，比起法律规范本身，法律的具体执行对法治的实现来说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首先在立法上，要制定和颁布成文法，做到有法可依。这一点与韩非确立的法具有的公开性相照应。公布成文法是法家的一贯主张，韩非认为，法律公布让所有人都知道统治者的真实意志之后，既可以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又可以有效地控制民众，“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具体在立法的问题上，韩非认为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专属性。法是典型“帝王之具”，应该牢牢地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决不可让于他人；第二，统一性。立法应当前后统一，不能自相矛盾，否则“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第三，效益性。在制定法律时，遇到不能统一各方利益，协调各种原则时，应当权衡利弊，只要利大于弊，就应该大胆加以制定。立法应当求功而不求全，因为世上不存在没有副作用的法。“法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第四，稳定性。法律一旦制定了，就不应当轻易地加以更改，“法莫如一而固之，使民知之”因此“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而”法禁变易，号令数下“则往往是亡国的先兆，当时的韩国就是榜样。
其次在执法上，要做到有法必依。要使得法律得到良好的贯彻执行，就必须使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有法必依。第一，君主应当带头遵守法律，做好榜样。上文已经分析了韩非主张的“法治”的工具本质，即它实质上是一种人治，不可能使得最高统治者真正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约束，但是为了是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统治者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韩非还是敦敦劝告君主要遵守法律，“明主不游意于法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第二，“法不阿贵”。是说，法律的适用应当不分高低贵贱，不论功过，一律同样对待，这是与法的平等性相照应的。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十分强调这一点，当太子犯法时，他大胆地“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韩非继承了商鞅的主张，他进一步指出，春秋时期，违法犯禁危害国家的几乎都是一些王公贵族，但是国家法律制定出来，针对的对象却都是一些“卑赋”之人，以至于“其民绝望，无所告诉”.所以执法要做到平等适用，要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第三，在执法上，执法要做到“信赏必罚”。韩非将赏、罚做为君主治理国家的“二柄”，是法治施行的关键所在。统治者要做到有功必赏而有罪必罚，“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否则“赏于无功，使馋谀以诈伪为贵；诛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虽国大必危”。所以韩非打比方，国家即使发生饥荒，人民都要饿死了，也不能发放粮食赈济灾民，使得“有功与无功具赏”，统治者为了做到信赏必罚，即使饿死所有人的也要在所不惜。同时舆论上，要做到道德评价与赏罚保持一致，民众对于道德上的毁誉是非常在意的，如果法律支持的得不到道德称誉，那么奖赏将起不到鼓励人民守法的作用，如果法律反对的得不到道德谴责，那么惩罚将起不到禁止犯罪的作用，如果“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
再次在司法上，要做到“严刑重罚”。韩非发展了商鞅的重刑思想，为了证明重刑的正当性，他还针对性地批判了儒家的“轻刑”论调。首先，他针对儒家提出的“轻刑止奸”论提出了“重刑止奸”论。韩非人性是自私好利的，人在行为时考量的只是“利”和“害”而已。如果施行“轻刑”，犯罪人得到的利益很大，因此受到的惩罚却很小，那么“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根本没法控制犯罪；反过来，如果采用“重刑”，犯罪人得到的利益很小，因此受到的惩罚却很大，那么“民不以小利蒙大罪”，犯罪就会因此得到遏制。其次，他针对儒家提出的“轻刑爱民”
论提出了“重刑爱民”论。轻刑就像小土堆一样，人们容易触犯。如果“犯而不诛”，等于鼓励人民去犯罪；而如果“犯而诛之”，又等于事先设下陷阱让人民去跳。所以说“轻刑”才是伤民。反之，重刑就像山一样，人民不会轻易触犯，没有人作奸犯科，便不用刑罚，刑罚都不用了，不是“爱民”是什么？最后在法律宣传上，要做到“以法教心”。韩非主张广泛地宣传法律，做到妇孺皆知，这和他所论及的法的公开性相照应，要使得法律成为人民思考问题、言行举止的唯一标准和规范，“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同时废弃所有的学派学说，人民如果想学习文化，就以官吏作为老师。之所以施行“以法教心”，“以吏为师”，以法治作为国家倡导的唯一治国思想，除了以上指出了其他学说自身有着致命的缺陷外，还因为这些学说之间也存在矛盾，韩非举例说，墨家的葬礼，“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家的葬礼，“破家而葬，服丧三年”，“世主以为孝而礼之”，这两种学说，就像“冰炭、寒暑”一样的不相容。而儒家墨家的德政尚贤与法治的要求更是存在着全面的对立。韩非说“为故人行私谓不弃，以公私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为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这些都是儒家墨家所倡导的，而在法治学说看来，“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这些都是应该谴责的行为。如果所有这些矛盾的学说同时存在，并都加以遵循，导致的结果将是“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人民无所适从；而统治者“兼听杂学谬行同异之辞”，将无从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如此，国家又怎么会不败乱呢？！
三．法与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抱法处势”
所谓“势”，韩非给它下的定义是：“势者，胜众之资也”，就是指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权势和地位。韩非作为一个绝对君权者，认为君主必须专势，不可使臣下擅势。韩非借用了慎道的一个比喻，将君主的权势比作“飞龙”，“腾蛇”赖以飞行的云雾，他说云雾一旦消散，龙蛇就会变得跟蚯蚓和蚂蚁一样，碌碌无为。韩非又将君主的权势比作“虎豹”的爪牙，“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人主失去了权势，就像虎豹失去了爪牙一样，必将为人所制。权势是如此的重要，“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孔子德行高洁，名誉海内，但却要臣服于鲁哀公，就在于孔子“非怀其义，服其势也”，因此君主必须牢牢地将权势掌控在自己手中。
韩非认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即指君主掌握权势，公开或暗中驾驭官吏的策略和手段。法与术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在表现形态上，法作为指导人民行为的规范，最好公开，“布之于百姓”，而术作为君主“潜御群臣”的工具，多以暗藏，所以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现）”在功能上，法从正面控制着臣民遵循君王的意志，术是从反面考察臣民是否奉公守法或者作奸犯科。而更重要的，韩非主张将法和术结合在一起，他把法和术，比作人的衣和食，两者缺一不可，“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一下，此不可一无也，皆帝王之具也”他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结果“无术以知奸” ，“五年而秦不益（增加）一尺之地”，他同时批判申不害“徒术而无法”，结果被奸臣钻了空子，使得“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霸王者”两者的问题都在于“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然也”
。
四．对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
韩非主张的法治其实是一种人治，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君王应该真正受到法律限制的意思，他所谓的法、势、术都只是君王实现自身意志的工具罢了，他所提倡法治中法、势、术三者的结合，正是人治中利用各种手段治理国家的典型特征。虽然韩非辩解，“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实行法治是为了维护民众的长远利益，但在《韩非子》中，出现的最多词的就是“君主”“人主”，韩非完全是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持和强化统治者的统治而献计献策。正如鲁迅说的那样“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
点也没有。”立说以为帝王师，是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文人的理想，韩非自然不能免俗。所以韩非的法治思想虽然貌似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理论，但是在本质上却与其天差地远。
因此，韩非的法治思想在总体上是不足为取的。在具体问题上，韩非的法治理论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人性问题上，过分强调人性自私的一面，而忽视了人性中存在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面。对“赏罚”的迷信又导致了他在执法中对于“重刑”的偏执。虽然他也认识到了赏罚应当于功罪相称，“用赏过则使民，用刑过者民不畏。又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孔子说，过犹不及，但是相对于赏罚的“过”，韩非似乎更担心赏罚的“不足”，尤其是罚的不足。韩非之所以极力鼓吹重刑，无非是认为“人皆畏死”，但如果罪行无论大小都加以重刑，就会摧毁人们心目中的朴素正义感，就会逼迫人们铤而走险，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为之？”应该说韩非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但这并不是说，韩非的法治思想一无是处。他提出的积极的历史进化论，国家与法的社会发生论，和批判其他学说时运用的逻辑辨正方法等等，都是他学说中不可磨灭的闪光点。而在这些闪光点中最为耀眼的，还是他的法治学说本身，也就是“以法为治”。他相信客观确定的法律，不相信主观易变的人类的情感和巧智；他所理解的法，具有的公开公平性，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等级制的贵族统治时代，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现代法律相差无几。尤其他在法治的实施过程中，提倡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是时下中国所孜孜以求的。这样的法，这样的法治措施，可以说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的必经之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治传统深厚，等级观念顽固，急需塑造法律权威的国家，其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韩非子·定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韩非子·奸劫弑臣》《韩非子·显学》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论析商鞅、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摘要：本文主要探究法家商鞅、韩非两位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就体现其主要观点态度的代表《商君书》及《韩非子》等进行了着重分析,并对其理论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进步的探讨。文章主要运用定性研究的方式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探究。 关键字：法家政治思想商鞅、韩非子 法家法律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其它古代文成果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同时,法家法律思想作为在我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的思想文化成果, 具有一定理论系统思想,又有其特殊的价值。法家的思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鸣中所创造的辉煌成果的一部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先生都对法家思想,包括法家的法律思想投入了研究的心力,他们在研究作为百家之一的法家及其思想理论时,都程度不同地论及法家的思想理论。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革时期。在经济上,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但不普及,进入战国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普遍使用铁工具。《管子》里谈到: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銚,女工必须有会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具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生产工具方面的变革和广泛使用既 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不
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甚至卖买,井田制渐趋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 “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破坏，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行业很多,有铁工、木工、纺织、刺绣、制陶等。内部分工还很细,有专做鞋、帽、农具、炊具、车子以及专做葬具的。战国时期,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方的鱼、盐, ;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在政治上,随着西周统治集团的日益退变,旧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瓦解，国家陷入“礼崩乐坏”的恶性循环。各诸侯国也乘其最大宗主国腐败衰落之际，;以挽救周王室统治危机的名义暗中充实自己的国家实力。此时,人才、先进的治国理念便成为各诸侯国迫切需要的财富。而有着不同政治理想,不同政治主张的才学之士也纷纷为统治者治国理政出谋划策。由此有着相似或相同主张的学者便自发或人为地形成许多不同的政治派系,如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等。 先秦法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同派别概念,而因其自称“法术之士”、“法士”、“耕战之士”等而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作为法家学派被提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对法家的理论体系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代表作《商君书》是其政治思想的最集中体现。现有《垦令》、《外内》、《开塞》、《耕战》等二十四篇。下文主要就其历史进化论、耕战、法治思想进行分析。 二、《商君书》与历史进化论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商君书》中提到的历史进化
法家社会思想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主张法治。他认为儒家的德治和礼治不可能克服当时战国时期的混乱，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法治才能制混乱的局面，秦国采用他的法治思想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虽然由于秦朝严刑峻法过重成为导致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也使法家思想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各朝还是运用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来进行统治，可见法家思想虽然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其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继承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种政治思想，他在之前法家论述法、术、势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韩非看到了法、术、势之间的互补关系，认为“徒法不足与自行”，三者必须结合，“不可一无”，因而在坚持“以法为本”的基础上主张“抱法处势而用术”。 首先，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特别强调法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的“以法为本、刑赏二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执法公平”等原则，已初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法治政的体系。在法、术、势关系中，法处于最基础的根本地位。其次，韩非指出了势的重要性。法、术、势相较，势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势”是君主治世的首要工具，贯彻法令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没有势便没有了一切；权力和地位具有至高无上性，“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其一，“势”在政治中表现为“势位”。“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可以发号施令。他分析说“人臣之于君主，非骨肉至亲，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至于普通平民百姓则更不要说了，“民故服于势”。其二，“势”在执法中表现为“威势”。“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只要掌握了权势就能“令则行、禁则止”。他指出君主与民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权势，所以他认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势”。他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法势合一”，明白“抱法处势则治”的道理，自觉将法和势结合起来并牢牢集权于手中，运用必要的“术”以使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威。再次，韩非强调治国一定要讲究用“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认为，术就是君主任免、考核、奖惩各级官员的手段、方法、政治技巧与政治策略，作为最高统治者“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主张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要
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战国时代韩国人，自幼喜形名之学，后师从荀子，并深化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历史上受儒、墨、道、法门户之见的束缚，和韩非子本人重事功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韩非子是放在李悝、吴起、商秧、申不害等政治人物的历史链条中理解韩非子思想的，但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更应该放在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理解。 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墨子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重法思想的思想家，但墨子的重法思想并没有深层次的理论论证。中国思想发展中，经过韩非子之前的百家争鸣，墨子重法思想缺乏理论上的支撑更得到了充分的暴漏，韩非子意识到墨子思想的这个弊端，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而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粥，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清醒地意识到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不足，一改荀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进路，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墨子重法思想的基础，完成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论证。 在老子的思想里，包含着割裂道、人关系的思维倾向，在儒、墨、道的初步融合中，子思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论断克服了老子思想中存在的脱离是要素发展、空泛地谈论道的理论思维倾向。庄子虽然承认道与是要素之间的不可分离，但庄子强调“为是不用而寄诸庸”，割裂了道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提
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的观点。荀子看到了庄子思维存在脱离是、彼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空泛地谈论道德的弊端，荀子认为没有不表现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过程的、独自存在的所谓“道”；凡“道”必然表现在是要素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必然表现在是、彼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庄子希声之乐、无迹之行是一种想当然的杜撰，“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这样的思维导致庄子的思想“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施行，岂不过甚亦哉？”。韩非子接受了荀子对庄子思想的批判，说：“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人之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彻底否定了庄子的思想，“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坚持从道、名相互结合的角度阐述和理解老子“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的思想，反对庄子一是非、合同异的思想，提出：“道者，万物之始也，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从静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的不同的名；从动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都必须遵守的“法”，“因道成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法者，事最适者也。”，“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 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一法律万能主义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证。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二、法律专制主义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
结合韩非的说难和李斯的谏逐客书简述法家思想的优缺点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 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强国弱民”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
.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
浅谈法家思想在当代管理学中的应用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战国，衰落于西汉时期。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管理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思想的优缺点也被我们所认识，所改进。本文就将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浅谈一下对法家思想与当代管理学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法家思想，管理思想，应用价值，优缺点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他们认为，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2、以担保公司中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王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本科论文|字号大中小订阅 王颖 【内容提要】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法术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
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与道家思想似乎不存在交集。本文将从韩非道法思想的产生、道法思想的理论义涵、道法思想的现实运用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对韩非道法思想与作为其思想来源的黄老学派的道法思想之异同进行探讨。 论文第一章主要对韩非道法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探讨，这是研究韩非道法思想的背景与基础。通过分析老子、荀子、法家、黄老学派对韩非思想的影响，从而为韩非的道法思想寻绎历史文化背景上的渊源。 第二章主要对韩非道法思想的推演路径进行论述。韩非通过对老子“道”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理”这个概念的引入，使得“道”具体延伸至“道理”，以“理”的概念将“道”延伸至具体政治层面并与“法”相结合，实现普遍规律性的“道”与现实的、具体规律性的“法”的内在统一。 第三章主要论述韩非道法思想在政治上的施用。分析韩非如何将法家思想与道家“虚静”思想在其政治观念上进行融合。一方面，君主只有以法为行事基础与准绳才能更好地实现内心的虚静，同时，君主的虚静状态实际又是以行事更加合乎法为目的。君主虚静而任法，国家方能得到好的治理。另一方面，韩非所提倡的循名责实，其归旨还是在于以法治国。 文章还对韩非道法思想与黄老学道法思想的异同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韩非与黄老学对“道”的认识方式、认识目的的比较可发现，黄老学通过直观的方式体道，认为体道后而能知万物；韩非则通过对“道”在现实世界中的功用——“理”来认识“道”，使得对“道”的认识具有了可行性与现实性。黄老学虽与社会现实结合得较为紧密，但体道是黄老学的目的，是其探讨社会治理的前提，黄老学偏重于以道为统治根据的“道法”，而韩非则是以认识“道”作为实现法治的理论基础，走向了以“法”治国。 关键词：韩非；道；理；法 I 万方数据
法家管理思想浅谈 【摘要】：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本文浅析了法家思想及其对我们今天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家，思想，商鞅，韩非子 一、法家管理思想概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一）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
法家与韩非子的思想 2011级汉语国际教育 A班王彦钧学号20111203982 序号 41 说起法家大家一定会想到韩非子，的确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我认为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所以说法家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及其法制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作为法家的创始人就更是不能忽视的了。他提出了众多的思想如:“计算社会”论，法、术、势等一些观点，当中提到人人都有“欲利之心”：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 “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 君臣关系：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 “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 劳动雇佣关系：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
法治的根据：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说》） 法的执行： “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 “去私曲，就公法”。（《有度》）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法与术的关系：法和术必须相结合 法与势的关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术与势的关系：“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 等这无不体现了他的思想。 从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重视法律而反对礼制。认为法律主要有“定分止争”和“定分止争”这两个作用。强调明确物的所有权并且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在他的思想中，我个人认为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方略中他将三者紧密结合指出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这与我们现在的民主法治的形式有很大的区别。他极力主张君主集权并且是绝对的。这点我认为我们有些可以借鉴，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理论来源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2]，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3]。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4]。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5]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礼包括仪文、礼节、举止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不成文法；它的应用范围只限贵族，称为“君子”(它的字面含义是君王之子，像君王那样举止的人，有文化教养的人)；刑即惩罚，它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即“庶人”，或称“小人”(琐小的人)。《礼记》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说明了这两项原则的不同应用范围。 法家的社会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靠这两条原则而运转，因为西周封建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天子、诸侯、大夫之间，有血缘关系和联姻关系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论上，每一个侯国都从属于周天子，在侯国里，小贵族又从属于王侯大贵族。但实际上，大小诸侯从祖先那裹继承领土和贵族特权，年代已久，并不觉得周天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因此，周天子只有名义，并无实权，各侯国事实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在这些侯国里的大夫(统率的范围称“家”)也是处于半独立状态，这些王侯彼此都是亲戚，按照大家的不成文法，保持着私人关系、外交关系、以至商业往来。这种“君子协定”式的关系便是“礼”。 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上，和庶民大众没有直接的交道，如果需要打交道，也是由下级诸侯、小贵族去做。王公贵族各有自己的封地，由于这些封地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因此，贵族通常可以实行个人统治，靠刑罚来迫使庶民服从。可以看出，在西周封建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的。 这种关系在此后若干世纪里逐渐削弱，社会的瓦解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变化。公侯君子和庶民小人的社会分野，逐渐模糊。孔子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有的贵族失去封地和称号，有才能或运气好的庶民百姓，也有的上升到显贵的地位。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与此同时，大国用侵略、兼并的手法，扩大统治的领土。在这形势下，各国为准备战争或防御入侵，都需要强化国家的统治，就是说，需要集中权力。这就使政府的结构和行使职权都日益复杂化了。 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问题，对各国都一样。面对这样的形势，从孔子起的各派思想家都力求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往往并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所爱听的不是劝他们怎样谋求民众的福祉，而是要能应付眼前难题的灵机妙策。 在谋士中也有少数是懂得现实政治的。各国君王通常也愿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国王就待如上宾，甚至委以高位。这些谋士就是被称为“方术之士”的一班人。 他们以此得名，是因为他们为君王公侯出谋划策，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统治者的手里。他们鼓吹，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套方略，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还有一些方术之士，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出理论根据，这便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 因此，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以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一个人如果想走极权主义道路，组织大众，充当领袖，就会认为法家的理论和方法颇有一点道理。 韩非子，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本章里，便以韩非子作为法家的思想代表。他是韩国(今河南西部)皇室后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子以著书立说见长，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时代，秦国采用了韩非子的主张，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韩非子因而声望日隆，由此遭到秦国宰相、他的旧日同窗李斯嫉妒，被陷害下狱，最终死于秦国狱中，时在公元前二三三年。
浅析韩非的“法、术、势”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大变革的局面。各个诸侯国为在斗争中取得霸权地位而林立纷争，各国国君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的政治思想学说武装自己，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国富兵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封建经济的极大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文化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产生并得到发展。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想团体与当时的政治权势是相对立的，他们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阐发各自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各成一家之言，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历史现象。 可以说，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进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受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支，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和形成于战国时期。在其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发家思想因为曾经指导了秦国的极端的政治实践而风靡一时。 韩非是发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批判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将法家的治国思想融会成了以“法、术、势”为基本核心的系统思想体系。他的治国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深刻的哲学基础上的，论证了其治国理念的现实可能性。相对于儒家思想的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法家思想则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因此，韩非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 “法、术、势”是韩非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相成”。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大多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的权术阐释。 首先，韩非的“法”是建立在荀子的“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继承了荀子的“以法制之”的思想主张，强调统治者应该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以“法”“术”“势”相结合的“王者之道”来控制被统治者。他认为：“民之故及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并不主张“性”，只是主张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所以，他说：“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禁令则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对人性的剖析直接从经验出发，对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性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他的理论容易得到注重实践者的赞同。韩非论证了对各种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他在法律的理论中最为强调的就是“法”的地位。他提出“以法为本”、“以法为教”。他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该注重的，主张“立法于君”，强调法权的集中。此外，韩非还坚持法律的平等性，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提出了“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