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与韩非子的思想
2011级汉语国际教育 A班王彦钧学号20111203982 序号 41 说起法家大家一定会想到韩非子，的确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我认为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所以说法家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及其法制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作为法家的创始人就更是不能忽视的了。他提出了众多的思想如:“计算社会”论，法、术、势等一些观点，当中提到人人都有“欲利之心”：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
“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
君臣关系：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
“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
劳动雇佣关系：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
法治的根据：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说》）
法的执行：
“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
“去私曲，就公法”。（《有度》）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法与术的关系：法和术必须相结合
法与势的关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术与势的关系：“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
等这无不体现了他的思想。
从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重视法律而反对礼制。认为法律主要有“定分止争”和“定分止争”这两个作用。强调明确物的所有权并且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在他的思想中，我个人认为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方略中他将三者紧密结合指出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这与我们现在的民主法治的形式有很大的区别。他极力主张君主集权并且是绝对的。这点我认为我们有些可以借鉴，
改良并加以利用。其中我个人认为有这三点:1韩非倡导法治，反对人治，要求法一而固，反对朝令夕改主张法不阿贵，抵制贵族特权的思想，对于扭转特权思想，清除利益驱动以及权钱交易等不良风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2循名责实，察验群臣的工作方法，对于促进公务员勤于职守，言行一致，名实相符，建立高效勤政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3上法不上贤，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法家认为，要厉行法治，必须排除仁义道德当时法家崇尚法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没有严格公正的司法作保证，倘若无它那么法律制度则会形同虚设。
当然他的思想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及阶级地位，思想必然具有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待。总之他的”法”, “术”, “势”相结合，以法为主的法治思想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汲取其精华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服务，摒弃糟粕，以净化我们的精神园地。若把这种思想为我国所用，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定会还法制一片蓝天。
.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
《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王之子，荀子学生，李斯同门师兄。 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却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韩非入秦后陈书秦王弱秦保韩之策，终不能为秦王所用。韩非因弹劾上卿姚贾，而招致姚贾报复，遂入狱。后李斯入狱毒之。韩非人虽死，但是其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韩非子》为秦国治国经要。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 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著有《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 《史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可知当时秦王的重视。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是在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
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 《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创作的一篇散文。《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
法家社会思想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主张法治。他认为儒家的德治和礼治不可能克服当时战国时期的混乱，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法治才能制混乱的局面，秦国采用他的法治思想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虽然由于秦朝严刑峻法过重成为导致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也使法家思想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各朝还是运用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来进行统治，可见法家思想虽然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其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继承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种政治思想，他在之前法家论述法、术、势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韩非看到了法、术、势之间的互补关系，认为“徒法不足与自行”，三者必须结合，“不可一无”，因而在坚持“以法为本”的基础上主张“抱法处势而用术”。 首先，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特别强调法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的“以法为本、刑赏二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执法公平”等原则，已初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法治政的体系。在法、术、势关系中，法处于最基础的根本地位。其次，韩非指出了势的重要性。法、术、势相较，势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势”是君主治世的首要工具，贯彻法令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没有势便没有了一切；权力和地位具有至高无上性，“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其一，“势”在政治中表现为“势位”。“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可以发号施令。他分析说“人臣之于君主，非骨肉至亲，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至于普通平民百姓则更不要说了，“民故服于势”。其二，“势”在执法中表现为“威势”。“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只要掌握了权势就能“令则行、禁则止”。他指出君主与民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权势，所以他认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势”。他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法势合一”，明白“抱法处势则治”的道理，自觉将法和势结合起来并牢牢集权于手中，运用必要的“术”以使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威。再次，韩非强调治国一定要讲究用“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认为，术就是君主任免、考核、奖惩各级官员的手段、方法、政治技巧与政治策略，作为最高统治者“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主张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要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基于《韩非子》的分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国要崇尚法治 韩非子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鲜明提出治国要崇尚“法治”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鲜明地提出治国要崇尚法律，以法治国。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最高明的治国原则在于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P763）[1]可见，韩非子强调治国要崇尚“法治”而反对“人治”；（2）治国要崇尚法度而不依靠贤人：“上法而不上贤”（《忠孝》P741）[2]；（3）要把法治作为统治民众的根本：“治民无常，以法为本”（P759《心度》）[3]；（4）君主就应该依靠严守法治原则来建立功业：“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P516外储说右下）[4]；（5）要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唯一准则：“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无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P612问辩）[5]；（6）按法令办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据法直言，循绳墨，诛杀奸人，所以为上治也”（P649诡使）[6] 2．详细分析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还详细分析了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1）对于治国而言，法治对多数人有效，而德治只对少数人有效：“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P735）（2）法律是统治天下百姓的根本：“法者，王之本也”（P758）（3）依法办事能使国家强大，反之会使它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P41《有度》）“治强生于法，若孪生于阿”（P504外储说右下）（4）实行“法治”能有效地管理大臣：“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P175《饰邪》） （二）、“法治”之立法 1．原则： （1）遵循自然顺天道 韩非子提出，立法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不逆天道”、“因自然”（P313《大体》）这就是说，立法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的法则。“因道全法，君子乐而止大奸”（P314《大体》）这就是说，立法遵循自然的法则就能除暴安良。 （1）因时制宜应时势 韩非子认为，立法也要因时制宜：“论世之事，因为之备”。（P698《五蠹》）这就是说，治国要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P700《五蠹》）这就是说，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措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政事。“古今易俗，新故异备”。（P704《五蠹》）这就是说，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P759《心度》）这就是说，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化，国家就会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 （2）权衡利弊讲实效 韩非子强调，立法也要权衡利弊讲实效：“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P673《八说》）这就是说，法制的设立若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事情能办成，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弱爆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 [1] P763 [2] P741 [3] P759 [4] P516 [5] [6]
韩非子生平简介 韩非子原名韩非，韩非身世显赫，是韩国的贵族，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霍乱，他们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作为贵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的学习各家的思想。 因为韩非特殊的身世以及经历，使得韩非无法继承孔子这样大仁大义的儒家思想，相反的，与以儒家学说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论不谋而合，所以，拜入荀子门下。 我们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不难发现韩非子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利益”这一前提和基础上。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用讲太多的仁义礼，建立一个国家的秩序要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嬴政不谋而合，李斯告诉秦王，韩非子乃是自己昔日同窗，韩国贵公子。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这个人才，出兵攻打韩国，韩王无能无远见，为保残国，交出韩非。然而韩非没有纵横捭阖的口才，无法讨得秦王的开心。李斯害怕秦王终有一天看到韩非的才华而重用他，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的设计陷害了韩非子，又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纵观韩非子一生，只能用坎坷一词形容。 不过韩非子的依法治国，虽然不完善，但是却是有一定的依据，其中精华是可借鉴的。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 法家的代表人韩非子主张的思想就是“依法治国”，这也成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独霸中原的一个关键点，自秦国开始，就已经实行了唯一的君王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如今的民主社会体系，建立了中央集权制。 他认为推广仁义都是在空谈，他的“法治思想”反对着“儒家思想”，君主应该采用手段统一自己的权利，将所有的权利统一起来，治理国家应该制定法律，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也因为他的轻罪重罚思想，导致了后来因为滥用权利的暴政，秦始皇在政时非常的重视并且重用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并且推广实施韩非子的政治政策，不幸的是，韩非子在收到重用后，也遭到了同门师兄弟李斯的嫉妒羡慕，李斯与韩非子出师同门，因此密谋毒死了韩非子。 但是也不得不说韩非子的“法治”也成就了现在我们的中国，法家思想成为了法律的起源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国家政权，人口，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他也认为在追求利益的社会中是没有道德可言的，两千年的法治社会也和我们现在追求的法治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刚建立起的法律下还不是很成熟，很难做到人人平等，虽然说法治的思想跟本是“公平公正”。 因此，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有利也有弊!法律成为了当时统治国家的一种重要工具，不过秦国虽然因统一六国而强大，也因为了他的暴政走向了改朝换代。 韩非子的著作 韩非子最大的成就就是《韩非子》，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韩非子·说难》、《韩非子·五蠹》、《韩非子·物权》等等。 他的著作多以寓言故事为主，其形象生动的表述了社会人生的道理，有些寓言故事非常的诙谐幽默，但却真实客观。 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时期，他是当时势力最弱的韩国的贵族，从小口吃，但是天资却非常的聪慧，虽然不善于语言表达，但是他的著作可谓是一个大手笔，非常的有才华，再加上他的见解也十分的深刻;他目睹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入灭亡，于是向韩王说了自己关于治国的意见，但是韩王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韩非子非常的失望，不过却斌没
王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本科论文|字号大中小订阅 王颖 【内容提要】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法术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
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
论析商鞅、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摘要：本文主要探究法家商鞅、韩非两位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就体现其主要观点态度的代表《商君书》及《韩非子》等进行了着重分析,并对其理论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进步的探讨。文章主要运用定性研究的方式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探究。 关键字：法家政治思想商鞅、韩非子 法家法律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其它古代文成果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同时,法家法律思想作为在我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的思想文化成果, 具有一定理论系统思想,又有其特殊的价值。法家的思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鸣中所创造的辉煌成果的一部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先生都对法家思想,包括法家的法律思想投入了研究的心力,他们在研究作为百家之一的法家及其思想理论时,都程度不同地论及法家的思想理论。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革时期。在经济上,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但不普及,进入战国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普遍使用铁工具。《管子》里谈到: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銚,女工必须有会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具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生产工具方面的变革和广泛使用既 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不
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甚至卖买,井田制渐趋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 “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破坏，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行业很多,有铁工、木工、纺织、刺绣、制陶等。内部分工还很细,有专做鞋、帽、农具、炊具、车子以及专做葬具的。战国时期,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方的鱼、盐, ;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在政治上,随着西周统治集团的日益退变,旧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瓦解，国家陷入“礼崩乐坏”的恶性循环。各诸侯国也乘其最大宗主国腐败衰落之际，;以挽救周王室统治危机的名义暗中充实自己的国家实力。此时,人才、先进的治国理念便成为各诸侯国迫切需要的财富。而有着不同政治理想,不同政治主张的才学之士也纷纷为统治者治国理政出谋划策。由此有着相似或相同主张的学者便自发或人为地形成许多不同的政治派系,如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等。 先秦法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同派别概念,而因其自称“法术之士”、“法士”、“耕战之士”等而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作为法家学派被提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对法家的理论体系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代表作《商君书》是其政治思想的最集中体现。现有《垦令》、《外内》、《开塞》、《耕战》等二十四篇。下文主要就其历史进化论、耕战、法治思想进行分析。 二、《商君书》与历史进化论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商君书》中提到的历史进化
法家与韩非子的思想 2011级汉语国际教育 A班王彦钧学号20111203982 序号 41 说起法家大家一定会想到韩非子，的确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我认为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所以说法家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及其法制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作为法家的创始人就更是不能忽视的了。他提出了众多的思想如:“计算社会”论，法、术、势等一些观点，当中提到人人都有“欲利之心”：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 “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 君臣关系：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 “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 劳动雇佣关系：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
法治的根据：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说》） 法的执行： “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 “去私曲，就公法”。（《有度》）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法与术的关系：法和术必须相结合 法与势的关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术与势的关系：“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 等这无不体现了他的思想。 从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重视法律而反对礼制。认为法律主要有“定分止争”和“定分止争”这两个作用。强调明确物的所有权并且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在他的思想中，我个人认为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方略中他将三者紧密结合指出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这与我们现在的民主法治的形式有很大的区别。他极力主张君主集权并且是绝对的。这点我认为我们有些可以借鉴，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
结合韩非的说难和李斯的谏逐客书简述法家思想的优缺点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 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强国弱民”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
《韩非子》 煌固中心小学陈道元 田墩中心小学何龙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王之子，荀子学生，李斯同门师兄。 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却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韩非入秦后陈书秦王弱秦保韩之策，终不能为秦王所用。韩非因弹劾上卿姚贾，而招致姚贾报复，遂入狱。后李斯入狱毒之。韩非人虽死，但是其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韩非子》为秦国治国经要。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 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著有《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 《史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可知当时秦王的重视。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是在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 《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创作的一篇散文。《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
《韩非子》中“分明”正诂 [摘要]：对于形容词“分明”最初例证，历来学者都认为出自《韩非子》。《汉语大词典》《辞海》等大型辞书同样收入“分明”一词，释义为：明白、清楚，并以《韩非子·守道》为首例。文章通过分析词汇意义与语法结构，并结合语言环境与同时代其他文献的考察，认为：《守道》篇的“分明”并不是一个复合词，而是“名+形”结构的主谓短语，“分”读去声，当视为“界限、本分”之意；“明”表示“明白、清楚”的意思。 [关键词]：《韩非子》；分明；考证 关于古汉语中“分明”一词的出处，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来自《韩非子·守道》“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认同这是形容词“分明”的始见书例。《韩非子》各注译本或校注本，大都着重于前半句“立法度量”的注释与校勘，对“分明”采取意译的方式，未明确说明该词的用法。如邵增桦《韩非子今译今释》（1983:104）中认为：龍宇纯韩非子集解补正：“量字衍，下量字当作谅，声同而误，谅亦信也。后人不知谅信当连读，改谅为量，又于上文度下增量字”尚有见地。 关于《守道篇》中“则贞士不失分”，邵增桦则认为： 贞士，正直的人。分，读第四声，指应有的职位权利等。 在《汉语大词典》《辞源》《古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中，也将《韩非子·守道》中的“分明”视为一个复合词。如《汉语大词典》：“明确；清楚。”《辞源》：“明确，明了。”并且都以“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该句为首例。 当今学者对《韩非子》语言研究的论述中，也把《守道》篇中的“分明”定性为一个复合词。如廖集玲在＜论《韩非子》复音词＞（1991），将该例中的“分明”归为动补式复音词，与“戮死、挠乱”并列。车淑娅（2004）、张岱松（2008）都认同廖集玲的这一看法。 关于邵增桦《韩非子今译今释》（1983:104）的分析，笔者以为还值得考虑。“度”与“量”原指用以计量长短和容积的标准，后意义泛化表示一切的标准。《韩非子》极力推崇“法”的思想，讲究法的原则，文中有许多与“法”同义的词，其中“度量”就是代表。用“度量”表示法度，又见于《荀子》与《管子》。如： （1）循法則、度量 ．．、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荀子·荣辱第四》） （2）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 ．．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荀子·儒效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理论来源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2]，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3]。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4]。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5]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礼包括仪文、礼节、举止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不成文法；它的应用范围只限贵族，称为“君子”(它的字面含义是君王之子，像君王那样举止的人，有文化教养的人)；刑即惩罚，它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即“庶人”，或称“小人”(琐小的人)。《礼记》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说明了这两项原则的不同应用范围。 法家的社会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靠这两条原则而运转，因为西周封建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天子、诸侯、大夫之间，有血缘关系和联姻关系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论上，每一个侯国都从属于周天子，在侯国里，小贵族又从属于王侯大贵族。但实际上，大小诸侯从祖先那裹继承领土和贵族特权，年代已久，并不觉得周天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因此，周天子只有名义，并无实权，各侯国事实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在这些侯国里的大夫(统率的范围称“家”)也是处于半独立状态，这些王侯彼此都是亲戚，按照大家的不成文法，保持着私人关系、外交关系、以至商业往来。这种“君子协定”式的关系便是“礼”。 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上，和庶民大众没有直接的交道，如果需要打交道，也是由下级诸侯、小贵族去做。王公贵族各有自己的封地，由于这些封地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因此，贵族通常可以实行个人统治，靠刑罚来迫使庶民服从。可以看出，在西周封建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的。 这种关系在此后若干世纪里逐渐削弱，社会的瓦解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变化。公侯君子和庶民小人的社会分野，逐渐模糊。孔子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有的贵族失去封地和称号，有才能或运气好的庶民百姓，也有的上升到显贵的地位。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与此同时，大国用侵略、兼并的手法，扩大统治的领土。在这形势下，各国为准备战争或防御入侵，都需要强化国家的统治，就是说，需要集中权力。这就使政府的结构和行使职权都日益复杂化了。 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问题，对各国都一样。面对这样的形势，从孔子起的各派思想家都力求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往往并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所爱听的不是劝他们怎样谋求民众的福祉，而是要能应付眼前难题的灵机妙策。 在谋士中也有少数是懂得现实政治的。各国君王通常也愿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国王就待如上宾，甚至委以高位。这些谋士就是被称为“方术之士”的一班人。 他们以此得名，是因为他们为君王公侯出谋划策，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统治者的手里。他们鼓吹，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套方略，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还有一些方术之士，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出理论根据，这便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 因此，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以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一个人如果想走极权主义道路，组织大众，充当领袖，就会认为法家的理论和方法颇有一点道理。 韩非子，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本章里，便以韩非子作为法家的思想代表。他是韩国(今河南西部)皇室后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子以著书立说见长，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时代，秦国采用了韩非子的主张，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韩非子因而声望日隆，由此遭到秦国宰相、他的旧日同窗李斯嫉妒，被陷害下狱，最终死于秦国狱中，时在公元前二三三年。
浅析韩非的“法、术、势”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大变革的局面。各个诸侯国为在斗争中取得霸权地位而林立纷争，各国国君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的政治思想学说武装自己，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国富兵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封建经济的极大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文化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产生并得到发展。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想团体与当时的政治权势是相对立的，他们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阐发各自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各成一家之言，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历史现象。 可以说，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进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受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支，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和形成于战国时期。在其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发家思想因为曾经指导了秦国的极端的政治实践而风靡一时。 韩非是发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批判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将法家的治国思想融会成了以“法、术、势”为基本核心的系统思想体系。他的治国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深刻的哲学基础上的，论证了其治国理念的现实可能性。相对于儒家思想的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法家思想则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因此，韩非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 “法、术、势”是韩非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相成”。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大多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的权术阐释。 首先，韩非的“法”是建立在荀子的“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继承了荀子的“以法制之”的思想主张，强调统治者应该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以“法”“术”“势”相结合的“王者之道”来控制被统治者。他认为：“民之故及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并不主张“性”，只是主张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所以，他说：“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禁令则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对人性的剖析直接从经验出发，对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性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他的理论容易得到注重实践者的赞同。韩非论证了对各种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他在法律的理论中最为强调的就是“法”的地位。他提出“以法为本”、“以法为教”。他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该注重的，主张“立法于君”，强调法权的集中。此外，韩非还坚持法律的平等性，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提出了“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姓名：乌兰 学号：01106092 韩非与法家 [摘要]：韩非，先秦诸子百家的最后一个著名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甚至是先秦诸子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特别是法治思想，对于后世，包括当今，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本文将试图通过法治的理论基础，法治的现实可行性、法治理论本身等方面对韩非的法治思想加以初步介绍。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一.法治的现实可行性 韩非不仅从理论的高度为其法治理论打下厚实的根基，同时还从现实的角度论证的法治的可行性。从正面，他分析了法治的功能与目的，从反面，他探讨了其他学说，主要是儒家和墨家，与他的法治思想相较而言的缺陷。法治的功能就是指法治所能发挥的有益的作用，在现代法治理论中，法具有的功能有很多，包括控制功能、调整功能、指引功能等等。既然韩非如此极力地鼓吹法治，那么在他看来，法治又具有哪些功能呢？ 韩非认为法治的主要功能在于“禁奸”。作为一个极端君主集权统治的支持者，韩非将法治的禁奸功能看得尤为重要是很自然。既然在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那么当君主的意志与臣子，百姓的利益不相符合时，他们就很可能做出一些奸邪的事情从未威胁君王的统治秩序。而对于臣子来说，“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法治可以防止臣子胡作非为；对于百姓来说，“故设柙非为备鼠也，所以使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