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历史概述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而文献中明确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记述，大概出现于战国。《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学习古代官制时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是指四方之夷，而《论语》中未出现“东夷”、“南蛮”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称谓。《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莅中国而抚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孟子》中虽已出现“东夷”、“南蛮”等称谓，但在《孟子·尽心下》说：“君好仁，天下无故焉。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征而西夷怨。奚为后我！”证实孟子所说“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管子·小匡》和《礼记·王制》中关于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习性、语言、衣服、器用等不同的记载。《管子》为战国中晚叶齐人追叙，虽依据了管仲相主而霸的事迹与言论，但所指五方之民，方位整齐的观念，是战国中晚叶成书时对齐桓公霸业的概括。《礼记》则是西汉中叶学者们依据先秦材料所作。以上征引两书的记述，说明战国已出现的五方民族整齐配合的观念，到西汉得到了确立。
华夷五方配合，只是战国秦汉受华夷大一统思想支配而对五方各族的一种划分，无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只是对一方民族的统称，并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团。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属同一族系，而且具体包括哪些地区的民族，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不同。
第一节东夷
一、东夷的起源与分布
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
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