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与违宪审查综述
公共管理学院许鹏飞2010200630
一、概念
违宪，是指违反宪法，包括违反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
违宪审查又称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对法理、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和特定主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处理的制度。其作用在于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违宪审查通常只能由宪法明确规定的特定国家机关进行、具有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审查的对象是宪法行为，由违宪审查机关作违宪判断或者合宪判断，并对构成违宪的行为进行处理。
“违宪”与“违宪审查”是两个密切相关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从制度层面上说，违宪与违宪审查并不必然相联系，“违宪审查”是对“违宪”的审查，但“违宪”并不一定都必然导致“违宪审查”。有些“违宪”需要通过“违宪审查”予以纠正，如议会立法违宪通常是如此，有些“违宪”则是通过其他途径纠正的，如行政首脑的违宪行为可能通过议会监督的方式解决。哪些“违宪”通过“违宪审查”的渠道纠正，在不同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有较大差别。
各国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大致上有以下3种体制：①由立法机关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瑞士联邦议会有权采取“旨在执行联邦宪法，保障各州宪法以及执行联邦义务的措施”。中国的宪法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②由普通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这本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后来有许多国家仿效这种制度，并在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③由特设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设立宪法法院、宪法法庭或宪法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专门处理违宪案件，保证法律性文件同宪法的一致。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宪法法庭，意大利、德国等国建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建立了宪法委员会。
各国宪法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大小不一。职权范围较大的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它除了有权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外，还有权确保共和国总统选举的合法性，审查申诉意见并宣布投票结果；有权就议员选举的合法性的争议作出裁决；有权确保公民投票的合法性，并宣布其结果。职权范围较小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检察院，它只能对最高人民会议及其常设会议、共和国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政务院以外的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审查其决议和指示的合宪性。
宪法监督机关的首要任务是审查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具体审查范围各国有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可以对一切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进行审查，有的国家可以对法令和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并加以变更，有的国家可以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并加以变更。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在监督机关审查处理违宪案件的方式上，各国也各不相同。就处理法律、法令等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相抵触的案件来说，有以下两种不同方式：①事后审查，即在规范性文件颁布实施之后审查。大多数国家采取事后审查的方式。②事前审查，即在规范性文件颁布实施以前，先由宪法监督机关审查。采取事前审查制度的国家很少。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这属于事后审查的方式；宪法同时规定，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这就带有事前审查的性质。
宪法监督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之后，要作出是否违宪的结论。这种结论一般都具有强制性，被宣布为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将全部或部分失去法律效力。在中国，因违宪而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没有法律效力。
违宪审查的基本功能：
1.保证宪法的根本法地位。通过违宪审查可以保障宪法的规定不被下阶法律违反而使宪法被架空，如宪法规定保障公民自由，但是如果某一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任意限制公民自由那么宪法的规定就被架空了，通过违宪审查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2.限制和约束国家机关权力的滥用。在宪法学语境之下，违宪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和某些个人。普通公民是不存在违宪问题的。国家机关违宪主要存在于制定法律代议机关（议会）身上，违宪审查可以防止代议机关滥用立法权力导致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在实行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的国家中，违宪审查还包括对国家领导人行为、某些政治组织的活动、以及重大政治活动（如选举、投票）等事项的审查，但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违宪审查中都只占极少部分。
3.保障公民权利。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其内容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宣示来保障这些权利，如果任由国家机关和某些团体违反宪法，那么这些公民的权利也将无法存在，所以通过违宪审查保障宪法的贯彻实施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必然要求。
违宪审查的依据：
违宪审查的“宪”是仅指宪法，还是包括宪法性法律?或者说，违反宪法性法律是违宪还是违法?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宪法性法律，因为“与宪法性法律相抵触，在一般情况下就会与宪法相抵触”。②事实上违反宪法性法律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规、决定、命令”等违反宪法性法律，这应该属于违法而不是违宪，与之相应的是违法审查而不是违宪审查。二是“法律”违反宪法性法律，即宪法性法律与非宪法性法律相冲突，这时候宪法性法律并不一定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从世界各国来看，二者的制定机关同为议会，制定程序基本相同，很难说它们之间有上下高低之分。在我国，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立法权，所以发生法律冲突时，首先应从法律位阶上区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而不是区分宪法性法律与非宪法性法律。非基本法律不得与基本法律相冲突，哪怕此时非基本法律是宪法性法律，如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作为非基本法律就不得与作为基本法律的《刑法》相冲突。但如果属于同一位阶，即都是基本法律或都是非基本法律，宪法性法律是否具有优先于非宪法性法律的地位呢?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制来看，肯定的理由似乎也并不充分，倒是另一个解决法律冲突的原则似乎更合理——后法优于先法。在有的国家某些宪法性法律的地位高于其它法律有制度上的依据，如法国宪法第61条规定，“各项组织法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的内部规章在执行以前，要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由宪法委员会裁决其是否符合宪法。”这表明这些宪法性法律有比一般法律更严格的程序、更重要的地位，从这样的规定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法国组织法的地位是高于一般法律的。又如意大利宪法第137条规定：“由一部宪法性法律规定合宪性审判的条件、形式和期限，保障宪法法院审判官的独立。关于宪法法院的构成和功能的其他必要规范可由普通法律予以规定。”从中似乎也可以解释出“宪法性法律高于普通法律”的含义。在没有宪法或法律作这种类似规定的成文法国家(如我国)，解决同一位阶的法律冲突时，除了适用“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之外，还可以由宪法审查机关根据宪法进行审查，看它们哪一个更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因此“违宪审查”
的“宪”应该仅指宪法而不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一般并不具有比其它法律更高的地位，不能成为审查其它法律的依据。
对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行为”进行审查时，如何判断其是违宪行为还是违法(宪法性法律)行为?关键是看宪法对某一问题是否有“具体”规定，如果宪法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是由宪法性法律作了具体规定，那么违反该具体规定的行为就是违法;如果宪法有具体规定，那么违反这些具体规定的行为就是违宪。如宪法对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任期有明确规定，超出该规定就是违宪;又如我国宪法第91条规定了国务院审计署审计的范围是“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如果超出该范围去审计人大、政协等部门就是违宪;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使职权，如果国家主席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行使职权也是违宪。这些行为由于明显与宪法有关规定相违背，因此在法治国家“行为违宪”较为罕见，许多国家的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一般都能自觉遵守宪法，不会公然去做明显不符合宪法的行为，这使得“立法违宪”成为各国违宪审查活动中主要的违宪类型，“越是在立法完备的国家，这种类型在其违宪案件中的比例也就越高。”③但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的宪法观念还比较薄弱，“行为违宪”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还时有出现，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成为违宪的主要形式，纠正这些“明显”的违宪行为可能成为宪法监督机关的主要职责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67条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一直以来，我国的法律中并未引入“违宪审查制度”这一名词，替之以“宪法监督”这个抽象的难以具体执行的词语。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的思想，是我国迟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原因之一。
关于立法违宪的实体规定。（1）全国人大对立法违宪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在这条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确定“不恰当”的具体标准；二是对“决定”的具体范围作出没有规定，而其他法律中也没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宪法的规定的精神以及参照一般的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只有在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时才构成“不恰当”。关于争议更大的“决定”的范围，在此应作广义的解释，意指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一切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包括制定和修改法律及法律解释性文件、批准违背宪法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出的决议等。这些不严谨的规定在使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难以具备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为全国人大在宪法监督上的任意的自由裁量权和不作为提供了条件。（2）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立法违宪的监督。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如果说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因为属于立法机关内部监督而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的话，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机关的宪法监督就体现了不同性质的权力机关之间的违宪审查的实质。①
在违宪审查的启动和审查程序方面，宪法并没有作出规定，一直到《立法法》才有了一些程序性规定。（1）启动违宪审查的主体、程序及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规定，对认为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则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建议。在这里，启动违宪审查的主体基本上包括了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民主性。在程序上，要求提出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书面的审查要求或建议，以体现违宪审查制度的严肃性。在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效力上，有权国家机关提出的审查要求将必然导致违宪审查的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对其要求进行审查。而有权国家机关之外的其他主体提出的违宪审查建议（即所谓的异议审查）并不必然导致违宪审查的启动，是否对其建议进行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这样规定，一方面有利于减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负担，因为有权国家机关的见解与人民群众的反映相比往往更“专业”和“准确”；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才是最直接行使宪法权利的权利人，其宪法权利也是最容易遭受侵犯的，而且，“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故人民群众对宪法权利的理解显然更具有直接性和实践性。无论是从利害性还是可行性上看，人民群众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效力都不应该比有权国家机关的低。（2）违宪审查的原则性程序。《立法法》第9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中进一步规定了具体的操作步骤：一是与制定机关进行沟通协商；二是通过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要求制定机关纠正；三是经过上述工作，制定机关仍不纠正的，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撤销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法规。由此可知，我国现行对违宪审查事项进行主要的实质审查的机构其实是全国人大属下的专门委员会或其联合审查会议，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是在此基础上对违宪的法规等的撤销权。这样的规定虽然有点类似司法领域中审判委员会与审判庭之间“审判分离”的情况，但另一方面这反而有利于保证审查意见的专业性和正确性。
（二）我国现行的有关“违宪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的缺陷
（1）我国现行的立法机关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规定全国人大是否可以对自己的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实质上是排除了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违宪及其审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也有可能违宪，也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毕竟作为基本法律制定主体的人大代表只是“人民”这个包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政治性群体概念，并不能排除其意志与以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权益为宗旨的宪法相冲突的可能性。此外，人大代表的意志也不一定是人民意志的完全体现，当人大代表因为以权谋私或是外界施加的影响等个人或社会的原因而违背人民的意思时，就更需要对其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有效监督。二是即使基本法律违宪，对事后如何处理未作规定，这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中的又一个空白。
（2）我国现行的立法机关违宪审查制度只规定了对立法违宪的审查而没有规定对其他违宪行为的审查，特别是缺乏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在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法院受理的对象仅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政府的积极违法行为和消极不作为），而且对具体行政行为也只是进行违法审查而不包括违宪审查，而没有对行政立法行为以及对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是否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审查。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正在逐步地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初次规定了，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均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正式将司法解释纳入到违宪审查的范围内。
结束语：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它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体公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此必须大力宣传宪法，坚决维护和实施宪法。
我国宪法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各项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按宪法的原则，我国的立法工作迅速发展，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全民法律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执法和司法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正在实施。
宪法规定我国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据宪法，我国将建立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加强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党对国家的领导，这是宪法的重要原则，同时宪法又规定党必须遵守宪法，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我国宪法颁布以来，党不但坚持了对国家的领导，而且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
但是，我国违宪审查体制还有不小的缺陷，违宪审查制度化的道路还有不少路程，所以只有健全违宪审查制度的各项内容，充分保障违宪审查机关的职权得到行使，并且能够有效地行使，才能建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充满活力的违宪审查制度，树立宪法的权威，最终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案例分析： 1．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什么 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之前的政策在现今社会情况下是不适合的。 首先从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来看，公众与社会团体也是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但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之时，政府没有广泛的征集社会的民意，也没有采取应有的途径或程序，更没有开听证会，将广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意见考虑在内。我相信，这些流乞人员还没有听说要制定一个办法来管制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政策制定主体在广泛性与代表性上的缺失，决定了这项政策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以合法的名义的剥夺； 接着是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影响公共政策内容合法性的主导性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利益的正义分配，即利益分配要凸显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等价值。《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想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受惠的就是拥有中国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中国8亿左右只拥有农村户口的公民就被排斥在这个政策的受惠范围之外，甚至是处在这项政策的管制之下，更甚至有可能成为该政策的受害者。“孙志刚事件”不是唯一的惨剧，当一个弱势的公民无可奈何地在异乡成为一个很不尊严的流浪乞讨人员时，他或她得到的不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帮助，而是强制与遣送，这样的公共政策，其合法性在哪里呢如果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照顾了除流浪乞讨人员之外绝大部分中国公民的利益，那么它就可以忽视乃至剥夺那些少数流浪乞讨人员的利益吗这样的政策也不符合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 最后从政策的长期适用来看。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也还源自于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会的长远发展需要，也就是政策的延续性。一个公共政策，是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协商讨论，经过各种程序方法才建立起来的。如果只注重当前的利益而忽略未来的成本，即便是遵循多数人的同意也不意味着多数人的正确，更不意味着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旨在解决的当下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城市治安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妥当地考虑到人文关怀、社会和谐健康和国民精神文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替代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所以，它说明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适合我国社会情况，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合法性不足。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把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强制和遣送改为救助，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法的政策。 2．新闻媒介在这一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孙志刚案”无疑是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结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法律工作者、公众、政府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终结了一部恶法，也使“孙志刚案”成为我国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媒体的介入和参与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孙志刚案最初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引起世人关注，完全是基于媒体对这一案件新闻价值的判断。没有媒体独立的议程设置，就不会有孙志刚案的深远影响。《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采写者陈峰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常去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的BBS，这个大BBS里，有一个小的讨论区‘桃花坞’，里面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朋友。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这里公布的。她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不知道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别人追问，但是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还是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陈峰，2005）就这样，陈峰后来做出了那篇影响深远的深度报道《被
我眼中的违宪审查制度 【内容摘要】本文从《监督法》的实施入手，介绍了违宪审查的概念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四种违宪审查模式，简要分析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不足，最后现实的得出自己的结论：要坚定地按照现有模式走下去。 2007年1月1日实行的《监督法》，其中专设一章，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作了具体规定，这是在立法法已有的立法监督规定基础上，把司法解释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规范性文件”范畴，并由法律明确地作出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如果规范性文件存在违宪或者违反法律的情况，公民和任何组织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来，有关的国家机关也可以提出来。对于受质疑的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审查，如确认违法、违宪，按照法律程序，可以撤销相应的规定，亦可以要求制定机关自行改正。不难看出，《监督法》的出台，再次对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明确和深化。但是，是不是说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日益完善，且易于实践操作、有效呢？我想在这方面做一点粗浅的或者是不正确的理解。 一、违宪审查的概念 违宪审查，是指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特定事项的合
宪性进行审查并决定其是否违宪的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从形式上看，是通过对特定事项是否符合宪法规定进行审查，对于违反宪法行为予以纠正和制裁，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违宪审查追求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处理，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证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法的精神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根本制度和基本活动准则，其核心在于通过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并予以纠正的机制，确保宪法得到遵守和执行。 二、违宪审查的模式 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首次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违宪审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得到发展。二战后，各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全世界人民对法西斯暴行的深刻反省，使得宪法至上观念空前高涨，违宪审查制度也随之在世界上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违宪审查的主体来看，世界上违宪审查的模式主要有四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审查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审查模式；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模式。 1、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也叫司法审查模式，是指由普通的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附带就所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违宪审查模式。这种模式下，法院应当事
一、个案的功能与宪法学理论发展 在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人们开始关注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即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对个案的解释与分析中过去被人们认为枯燥、抽象和沉寂的宪法学开始发挥起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说，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激活了沉默的宪法学。长期以来，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利益上的互动，理论的实践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但通过近几年出现的宪法实践中的个案，社会成员们开始认识到宪法与自己生活之间的利益联系，从宪法生活中的被动角色变为积极发现宪法问题，并以个体的力量推动宪法实践发展的积极角色。 从宪法学本身的发展途径看，没有人会否认宪法实践中的个案对宪法学理论发展产生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价值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脱离社会现实，脱离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的宪法学回到了关注社会现实，赋予社会成员理想、利益与追求的定位。我们知道，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其宗旨与历史使命是解释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人类通过宪法获得幸福与自由的经验、智慧，为人们解决共同面临的宪法问题提供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在一个法治国家，宪法是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与规则，是人们对基本制度与价值体系所表达的基本共识。宪法学理论的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协调直接关系到这种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实现程度，并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开始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并且开始走出五十年代的法理传统，将理论研究的视野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但发展进程比较缓慢，没有获得社会环境的整体支持与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到了八十年代，我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现行宪法的结构为基础来展开研究思路与理论体系的。宪法学研究的重点也主要立足于对现行宪法文本的静态含义的理解和释义上，社会各界对宪法学的关注仍停留在粗浅的认知与制度性的评价上，还没有从社会实践与学理理性的角度认可宪法学知识的社会功效。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有提供宪法走进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与必要的空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规范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等新的方法，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局面。九十年代后期，从文化学、哲学的角度研究宪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也受到了宪法学界的关注。特别是社会生活中出现与宪法有关的个案以后，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功能得到了加强，进一步丰富了宪法学研究范围与领域。通过个案的探讨，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得到开拓，研究宪法问题的深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构建系统性的宪法原理逐渐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最主要的学术风格与特色。 在宪法学方法论日益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宪法学者对宪法原理的论证也从单纯地依赖价值判断逐渐过渡到价值判断与经验判断并用，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个案的大量出现给宪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如：面对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传统的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因出现个案而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或制度性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宪法学本身的功能，把宪法学推向“宪法市场”，提供了宪法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的纽带与平台等。学者们认识到，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宪法问题、
从孙志刚案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很久以前就已经对“孙志刚事件”略有所闻，今天特地上网查看了“孙志刚事件”的详细始末，读后让我感觉触目惊心。不知是自身为法律人的关系还是自身性格比较容不下不公之事，面对孙志刚一案，顿时对中国的法制多少感到了无奈和愤慨。 孙志刚在收容中被打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孙志刚事件被报道出来才是一个偶然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人们讨论中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恶法：反市场、反城市化、对农民的歧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滥用暴力和疯狂敛财、权力的异化。 作为共识，学者普遍认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基本内容和目的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而且与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类似的法规，应该通过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的审查机制彻底杜绝。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如能按宪法、法律提供的制度化管道，对有关行政法规作出是否合宪合法的裁判后再予废止，当更有制度意义。 从孙志刚案中可以看出两大法制漏洞：一是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缺乏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也没有设定宪法争讼裁决程序，即违宪审查制度不健全；二是对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行政强制措施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即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学者们认为，只有从宪法的高度去审视孙志刚案，才是一种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态度，也才能对我国人权保障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产生实际意义。 从孙志刚案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 针对现行的审查体系我们发现，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是主要原因。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违宪及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宪法的这些规定来看，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但是，宪法中的一些对于国务院权限的规定又似乎我国的违宪审查权并不专属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 其实，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机关都没有宪法解释权，我国的宪法解释权是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以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违宪审查的主体。宪法解释权是违宪审查权的前提，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因而，这些规定不仅使我国的违宪审查权的归属变得模糊，而且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从而形成了违宪审查“谁都可以管理，但实际上谁都不管”的局面。不仅如此，就是当然享有宪法监督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至今亦未实际建立起违宪审查的机构，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切法律的制定主体全国人大就是违宪审查的主体，进一步而言，就是自己对自己制定的东西进行审查，自己监督自己，这很难回避逻辑的悖论。 二、宪法缺少可适用性，违宪审查失去了根基 从宪法监督的历史看，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宪法的最高性，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的一切规范性文件和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宪法的可适用性，即宪法能够直接用于审理和解决具体
关于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1) 谈宪政和法治，落实到一点上，就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宪法的最高性？我们把问题集中到违宪审查制度上。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始终未能建立起正常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导致法治国家型态难以在中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先谈一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阻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障碍是什么。第一个障碍：议行合一论。这个理论是从巴黎公社到列宁到中国宪法都是如此，其制度化的体现是宪法第三条：所有的国家机构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实行的是以人大为一体化的、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体系，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两个政治制度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去，凡是赞成议行分离或三权分立的学者，都被扣上“右派”或“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人大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而在实际上，人大又不具有最高权力。在对人大负责的背后是只对政党负责，在议行合一的理论框架中，一切国家权力都合一于执政党，为此，议行合一论就得到执政党的欢迎，违宪审查制度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谁能够审查人大通过的法律违宪。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审查人大，在法理基础上，他就应该高于人大，至少平行于人大。如果议行合一论突破不了，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第二个障碍：专政理论。专政理论说白了，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列宁有一个讲话，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
的暴力。中国的法学界很多年来一直在讨论专政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对许多政治案件，实际上就是按照专政理论模式在审判它的公民，而不是按照法治理论推行法治实践。这个专政理论是阻碍中国实行违宪审查制度的很关键的因素。在专政主义的理论中，制宪权被置于特定阶级手中，最终又被置于统治阶级的“先锋队”手中，从而人民制宪权变成了特定政党的制宪权。在这种理论观念中，违宪审查制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第三个障碍：党治论。党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一直没有搞清楚。彭真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针对一位县委书记的话，发表过看法。那位县委书记说，“在我们县委，我说党大。”彭真开人大会时，有人把这个县委书记的话反映给他听，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县委书记大，是法大。但这个东西在法理上要有根据。中国宪法规定了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要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党章也有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是没有制度保障，所以党和宪法的关系一直没有解决，违宪审查制度也就一直建立不起来。中共建国后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但中国宪法有关宪法监督和解释的规定已为违宪审查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以五四年宪法为代表。五四年宪法是一九八二年宪法之前最好的一部
“违宪审查”相关概念之分析(一) 违宪审查是我国宪法学界二十多年来的热门研究话题，从反思现行体制到提出改革方案，从介绍国外相关制度到探讨中国模式，从概念、思想的论证到具体案件的分析，“有关‘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的著述，已有汗牛充栋之观。”①据有关学者统计，1980—2003年国内关于宪法监督方面正式发表的论文有178篇，有关论文集6部，专着16部。 ②但其中有些人对违宪审查及其相关概念的运用不够严谨，往往将违宪审查与宪法保障、宪法监督、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解释等概念交替使用，使其内涵与外延混乱不堪。③“几乎被活用和诠释到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的程度。”④概念使用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问题把握的准确度和研究的深入，因此有必要对与“违宪审查”相关的概念做一梳理，对有关关系予以澄清。 根据我国宪法学界对“违宪审查”的理解，违宪审查的含义基本可表述为，违宪审查是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对某些宪法行为进行的有法律效力的审查和裁决。 一、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 “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都是为了防止权力腐败而对特定权力行使结果进行的一种审查监督制度，但二者仍有一定区别。“司法审查”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审查的程序是司法程序，从这个角度看，“司法审查”只是“违宪审查”的一种（“违宪审查”还有立法机关审查和专门机关审查）。“司法审查”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指
的是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通过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一种是宪法学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指的是通过司法程序，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从这个角度看，“违宪审查”又只是“司法审查”的一种。因此，“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既有相互交叉的部分，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交叉之处在于既是司法的、又是违宪的审查，即由司法机关进行的违宪审查，如德国、美国等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各自独立的部分在于，“违宪审查”中只有一部分是司法的违宪审查，其余是立法机关的违宪审查和专门机关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中也只有一部分是“违宪审查”，除了违宪审查外，其余为违法审查，即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的审查。 因此，从“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的含义来看，“当代中国只有行政法层面上的司法审查”（且只有具体审查，没有抽象审查），“违宪的司法审查制度尚未建立起来。”⑤ 二、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 我国宪法学界的许多学者都对“宪法诉讼”的定义作过阐述，笔者认为“宪法诉讼”应同时具备五个要件：一是原告认为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且已经穷尽了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向法院起诉要求宪法救济。⑥但原告并不局限于公民等私权利主体，如在德国，州政府可以控告联邦政府违反了基本法对联邦与州权力划分的界限，从而破坏了联邦制原则的行为，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等公权力也都可以成为宪法诉讼中的原告。⑦二是被告应是公权力，而不
违宪审查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在宪法的实施与保障中，违宪审查是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由有关国家机构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行为等进行审查以就其是否违宪作出裁决的法律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作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而我国的宪法监督仍停留在宪法的规定中，离制度化还有相当的距离，所谓的违宪审查远未进入实际的运作阶段，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及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违宪审查；宪法监督；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 宪法在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应当被置于最高的法律地位，对宪法的效力可以做到保障的，不仅在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时，严格遵守宪法之外，更应该对法律实施中出现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行为违宪的情况作出及时有效的处理。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往往标志了一个国家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现代法治国家纷纷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违宪审查机制，中国也在适应发展和迎合中寻求自己的违宪审查机制。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出台至今，中国的违宪审查机制有着循序渐进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从违宪审查的历史、现状及其弊端的分析中，结合世界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之路。然而，我国立法法中虽对违宪审查做有规定，但极不完善，违宪审查的效力仅及于事先审查，事后审查几乎空白，并且各种违宪事件屡屡发生，却没有有效的措施进行制裁。 从目前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机制来看，主要有普通法院审查制、特设机构审查制、议会审查制三种模式，每种违宪审查模式的审查主体不同，审查范围、审查方式及审查结果等均有所不同。 目前，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尽管英国是世界上三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但早在君主立宪制度确立之初，《权利请愿书》与《权利法案》就明确法律由普通院与衡平法院独立适用。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英国法律是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君主及其大臣必须批准与确认。英国实行“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内阁和法院由议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议会可以制定、修改和废止任何法律，包括各种宪法性文件。任何一部法律如果违宪，议会都有权修正或废止。这种监督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而保证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得以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但是，问题在于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有的时候就失去了审查的真正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效仿的极少。 第二种模式是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典型代表是美国。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这种模式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基础上。由于司法是三权分立中的独立一部分，因此，具有独立审查立法的权力。这种模式中的许多案例是与判例法制度相适应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公民手中。他们可以通过个案向任何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搁置违宪的立法：也可以在议会走廊说服议员修改宪法，推翻违宪的判决结果。现在，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效仿美国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由专门的政治性组织即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法国是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法国是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根据法国现行宪法，宪法委员会成员有9人，任期9年，每3年更新1/3。成员中由总统任命3名，由议会两院各任命3名。此外还规定，各前任总统是宪法委员会的终身成员。宪法委员会负责违宪审查的优点在于可以对法律进行事前审查，一经宣布违宪即被废止，保证了法律的同一性。既避免了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尴尬，
司法院大法官平等原則違憲審查標準之探究111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2006年6月 第一卷第一期頁111-168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une 2006, Volume 1, No. 1, pp.111-168 司法院大法官平等原則違憲審查 標準之探究 陳怡如* 摘要 平等權作為主觀公權利，可對於來自公權力之侵害行使防禦權﹔平等原則作為客觀法規範，則可拘束法律之適用與法律之制定。司法院大法官基於權力分立制衡、民主制度之反省、自身專業能力與特定議題之社會共識等「司法自制」之體悟，儘管歷年來釋憲實務並未開宗明義的將「違憲審查標準」放置在解釋文及其理由書中，但在大法官意見書中仍有不少欲將之嵌入本土解釋案例者，或將之依附於比例原則，或將之依附於平等原則。此外，有採行美國法的違憲審查標準，亦有採行德國法的違憲審查標準，凡此均可謂其對政治自由形成空間涉入程度之自我限制。本文即旨在探究司法院大法官有關平等原則違憲審查標準之建構概況，希冀透過釋憲實務的總體分析與個體分析，能釐出一個屬於本土適用的違憲審查標準。 關鍵字：違憲審查標準、滑動尺度理論、平等原則、憲法價值體系、事物性質、合理審查標準、中度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 * 現為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
112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壹、前言 有關違憲審查標準之探討，美國有所謂的合理審查、中度審查與嚴格審查。「合理審查標準」乃在要求目的須追求合法的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應具有合理關聯性﹔「中度審查標準」係要求目的須追求重要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須具有實質關聯性﹔「嚴格審查標準」則係要求目的須追求極為重要政府利益，手段須屬必要且侵害最小。1德國則有所謂的明顯性審查、可支持性審查與強烈內容審查。「明顯性審查標準」係僅就有無明顯錯誤作審查﹔「可支持性審查標準」係就立法者決定是否合乎事理、可以支持或可以說得通進行審查﹔「強烈內容審查標準」則就立法者所為事實論斷或預測決定判斷是否具有充分真實性或相當可靠性，只要對其判斷之正確性存有合理的懷疑，就可認定違憲。2 在美國法的違憲審查標準方面，根據Harlan F. Stone大法官在一九三八年的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案3中所提出的「雙重基準」審查標準，即在說明法院何時能以違憲審查權介入，以協調司法違憲審查權與民主政治間的緊張關係。換言之，只有在立法與行政部門的決定會影響到民主程序時，法院才應予介入導正民主程序本身的不公與不健全，否則，原則上即應尊重立法及行政部門依民主程序所為之決定。基此，在審查與民主程序無關之經濟性基本權利或社會福利立法時，應採行「合理審查標準」（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以尊重立法與行政部門。倘若政府之立法或其他措施涉及與民主程序運作有關之基本權利（政治性基本權利），才應以「嚴格審查標準」（the strict scrutiny test）予以審查。此外，與社會大眾分離隔絕的少數族群因並無法在多數決的民主程序中獲得公平參與機會，故凡此社會少數者的基本權利，不論是經濟性基本權1 參見法治斌，《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台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頁213-228。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頁163-167。蘇彥圖，《立法者的形成餘地與違憲審查》，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59-76。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輯入李建良、簡資修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年，頁119。 2 參見蘇彥圖，前揭註1書，頁76-86。許宗力，前揭註1文，頁119。 3 有關Stone大法官於1938年的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案之意見，原文可至以下 網頁查詢：https://www.doczj.com/doc/682127143.html,/supct/html/historics/USSC_CR_0304_0144_ZO.html，上網檢視日期：2006年1月8日。
中国大陆的「违宪审查」与「司法审 查」 壹、前言 一般来说，台湾的政法学界，大有将「司法审查」与「违宪审查」视为同义词，大陆政法学界似乎也有这样的趋势。 例如龚祥瑞便说：「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亦称违宪审查[1]」；陈业宏、唐鸣亦直陈：「违宪审查制度，也有人称之为司法审查制度」。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仍有所区别。清华大学王振民教授的「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一书中，便指出：「违宪审查也可以被称为是合宪审查或者宪法审查，英文 是’ConstitutionalReview’，其本意是宪法性审查。有些国家由于普通司法机关履行这个职责，因此又被称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在中国正式的叫法是宪法监督或者宪法实施的保障，学术界和社会人士一般叫做违宪审查」。李步云教授也认
为：「在我国法学界，有些学者把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相等同，…这种说法有欠妥当」。因此，在探讨中国大陆的宪政改革时，必须先行区别「司法审查」与「违宪审查」的意义。 二、「司法审查」与「违宪审查」的异与同一般来说，「违宪审查」系指拥有司宪权力的国家机关，无论是立法机关、各级法院或特设宪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审查或裁决一切法律、地方法规、命令或是行政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或精神，并对违宪的样态做出具有司法判决或宣告其效力的一种 制度性安排。 然而，「司法审查」却意指专门由各级法院或特设宪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前述之「违宪审查」以外，并得对「命令是否抵触法律」加以审查。 换言之，「司法审查」的机构仅限于司法机关，而「违宪审查」的负责机构尚包括立法机关；「司法审查」与「违宪审查」都包括了审查「法律是否合宪」的范围，但「司法
论中国违宪审查制度 11级法本19班董勤生 违宪审查，是指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的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它是宪法监督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保证宪法实施，维护宪政制度。一般认为，这种制度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7世纪，英国枢密院对其殖民地的立法进行监督审查被认为是违宪审查的先例。随着宪法实施制度的不断完善，违宪审查已日益成为世界宪政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 从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内容的规定看，我国存在着违宪审查制度是不容怀疑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排除了对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主体自己做了自己的法官，导致审查缺乏客观性、公正性；违宪审查的程序中缺失对法律违宪审查的程序。因此，我们应考虑我国有成功移植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传统和经验，后发的法治现代化国家大都选择的是欧洲的违宪审查模式的实际，在我国完善宪法审查制度，以消除现有违宪审查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一、违宪审查制度基本特征 1、享有违宪审查权主体是特定的国家机关 宪法调整着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宪法法律关系，特定机关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审查和裁决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的行为是否违宪；审查和裁决公民个人宪法权利是否受到国家机关的侵害，解决宪事纠纷，制裁违宪行为。这关系到公民的宪法权利能否实现，关系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特定行为是否合宪的问题，这是国家生活中的大事。一般的国家机关或个人是不能担当此任。大多数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违宪审查机关。 2、违宪审查是以司法或准司法的方式解决宪事纠纷 违宪审查是通过司法或者准司法的方式来达到解决宪事纠纷，维护宪政秩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 3、违宪审查的原则是合宪性原则 世界各国已采用的违宪查模式尽管有所差别，但是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也不论违宪审查机关是最高法院还是宪法委员会或者是宪法法院，它们在进行违宪查过程中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宪性原则——即违宪审查机关只服从宪法，并直接以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及宪法精神来解决宪事纠纷。 4、违宪审查的范围是特定的 违宪审查是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之一，是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宪法至上的宪政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其法律依据是宪法。因此，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等都由宪法或违宪审查机关组织法明文规定。 5、违宪审查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违宪审查的形式多样，世界上实行宪政的国家或因自己所属法系的不同或因自己历史，政治制度以及传统习惯的区别或因各自的宪政理念的差异，在建立本国的
关于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司法公正在我国当下的法治话语体系中似乎享受着特别的恩宠，论及它的文章可谓纷至沓来，数不胜数。但由于话语本身的前见作用，我们关于司法公正的涵义的认知，却嵌上了浓重的中国法制语境色彩。我们过去对司法公正的判断主要以社情民意为基准，集中表现为民众关于冤案昭雪、正义伸张、权利实现、利益保障等实体诉求，正所谓“法者，平之如水也。”但公正在西方的法治语境中主要是一种精英话语。在他们看来法律不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科学，非由经过专门和长期系统训练的“法律人”来感知和判断，即不能达成关于法律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方法。而且因为司法公正往往与个案的处理有密切勾连，案件的客观真实状况裁判者并不能亲闻亲睹，只能依据诉讼各方所提供的证据来推知案件的真实，因此司法公正除了与自然正义相关外，更应该体现为关于“推知”的游戏规则的公正，换言之，司法公正就是程序公正。其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程序应当是公平的，它要求案件的裁判者应该严守中立的立场。用美国学者戈尔丁的话来说，裁判中立要求：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裁判者不能与裁判的结果有利益瓜葛；冲突的裁判者不应当对当事人一方有好恶偏见。这个立论是建立在对人性本身的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中国的一句名言所云：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性是靠不住的，因此任何制度建构的意旨都在于限制和减少因人性的不可靠所带来的危险。第二，由于程序是以当事人为中心而安排的，因此程序的公正应保证当事人在程序面前是平等的。具体言之，它意味着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当事人双方有平等和对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要公平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裁判者要平等对待诉讼各方。第三，程序的公正还要体现程序的“参与性”。它要求：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裁判者应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法院裁决应论及诉讼双方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等等。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保证，没有程序公正是很难保证裁判者能够做到正确平衡各种利益主张，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外化，尤其在以合议庭的多数决定来裁决诉讼各方的利益时，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其裁决的执行成本也会极其高昂。因此，为了促成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序制度的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程序权利也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建立和健全以宪法为核心，以各种程序法律为保证的制度体系。司法的根本功能在于依据法律来判断是非，解决纠纷，因此，法律是司法活动的根本前提，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承认判例法而以制定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家，司法公正首先必须要求立法是公正的。借用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的话说，如果司法不公正是污染了河流的话，那么立法不公正却是污染了河流的源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建国后所颁布的四部宪法中只有“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同样是这条原则在中西法制体系中却有着不同的语境。西方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既包括司法上的平等，即“法律对于所有人，无论是实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六条）又包含着立法上的平等，即“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人权宣言第六条第二款）而在我国过去的通说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只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在适用法律和执行法律时，相同案件应当相同对待，不同案件应当不同对待；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有阶级性的观点，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不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能包含立法上的平等。具体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就有政治上人民和公民的划分，经济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差别，甚至在人民内部也还有工人、农民、城市和农村的二元严重对立和分割法律规定等。从司法平等到立法平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宪法平等权成为人权保障内容的重要标志，同时它更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因为平等权的产生源于人人都享有因其本质所决定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应当是等同的。立法者不能制定损害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必然有损于某些人的自然权利。”（台湾学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分析》 一、序言 当前，现代宪政发达的国家大多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也正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目前我们国家的宪政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够发达且问题较多，原因很大部分在于违宪审查制度不够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其他的诸多原因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倒不是因为它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我们应当从当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从诸多方面综合考虑，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先进制度与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更是宪政实施的必然要求。 二、违宪审查的历史演变 从宪法制定到实施的历史经验来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理所当然离不开违宪审查制度：宪法规定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宪法规范得以真正实现。正是宪法与违宪审查制度如此紧密的关系才使我们可以通过某国家的宪法史了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史，这两种历史通常是平行的甚至可以是重叠的。但是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演变却没有严格遵循这个规律而是呈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立宪目的并不在于行宪。以制定宪法的统治政权的性质为标准，可以将旧中国的立宪运动大致分为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时期以及南京国民党时期。首先是清末时期，这个时期的立宪活动有《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十九信条》。前者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君上大权以及臣民权利义
务；后者同前者相比对皇权则进行了更多的限制，确立了更加接近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形式。接着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宪活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此宪法并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任何规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与宪法有关的的有三个，其中《天坛宪法草案》有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但《中华民国约法》没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南京国民党时期，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三部宪法。这三部宪法对违宪审查制度都有规定，但我认为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最为详尽。接下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曾颁布过四部宪法，其中1975年宪法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规定，而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则对违宪审查制度有一些规定。 三、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之争 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说，针对是否存在违宪审查制度，理论界尚且存在争论。理论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否定论”，一种“肯定论”。其中有的学者持“否定论”，认为我国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而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是要有专门的机构，但是我国至今都没有建立这种机构。另外只有当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抵触时，才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即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必须满足宪法的最高性和宪法的可适用性两个条件。然而我国宪法不具有可适用性。另外我国在法律适用中并没有启动违宪审查制度，使违宪审查制度等同虚设，这从另一个方
深圳涉黄人员当街示众，评析警察的做法 11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9日下午，深圳市福田区警方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对近期“扫黄”专项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操纵、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公开处理。在沙嘴社区公处现场，有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50名涉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后，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宣布处罚决定。 人权这一概念，从观念上的普及、法律上的界定，国内范围中，1991年我国发表了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2004年《宪法》第33条庄严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明确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尽管该公约迄今对我国尚未生效、不能直接适用其规定，但结合我国积极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努力进程，特别是基于《宪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规定，秉持基本人权理念，毫无疑问，我们应积极在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落实该规范 在福田警方的举措中，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被强制带到公开场合，仅以口罩半遮面，且当众宣布对其的处理决定，不能不说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侵犯。按照《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界定，绝大多数涉黄人员仅涉嫌违法，只须接受行政处罚，而只有极少数人涉嫌犯罪，应受到刑罚制裁；根据福田警方公布的数字，涉黄人员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也证实了绝大多数人仅是轻微违法，并非触犯刑律。而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的是“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不管其是违法还是犯罪，不管其被判处刑罚的种类和期限，换言之，即使是死刑犯，其得到人道及尊重人格待遇的权利也不容剥夺。 福田警方的公开处理，在目前的执法司法实践中绝非个例，在各类“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中的“公开处理”、“公捕”、“公判”中，人们不难窥见运动式执法不自觉地对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背离。 大学生旷课，有权力？？请评析 一、大学生旷课是一种越轨行为 所谓越轨是指：违反重要的社会规范的行为。亦称离轨行为或偏离行为。当然，这种行为是属于不适当行为类型。指违反特定场合的特定管理规则，但对社会并无重要损害的行为。此种行为虽会引起众人的不满，但通常不会受到正式惩罚。也就是说，对于越轨，是几乎所有人都会有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有故意和无意以及情节轻重的区分。大学生旷课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校园现象，这种行为违反了学生守则和课堂秩序，因此属于越轨行为。 在学校，作为一名学生所希望的是，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得到发展，老师激励学生追求知识，帮助学生形成批判的思考方式，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里，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教学环境。它鼓励创造力、好奇心和求知欲，学习进度和课程结构也富有个性。如果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学校的环境都能向着这些方向改造好，那学生旷课的几率也会大大减少。相信每一位有理性的大学生都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对于逃课，当然不被提倡，但本人也不反对，关键是逃的是什么课，什么课该逃什么课不该逃，有应该的理性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学的旷课现象，分析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看旷课。 齐玉岺师案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齐玉苓被陈晓琪等被告侵犯的权利包括姓名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但实际
浅谈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是否存在违宪审查制度之争 (一)否定论的评述 1982年宪法虽然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但是，违宪审查的制度化虽然并不是很高，主要表现在违宪审查的提请和审理程序不明确，有关违宪审查的各项制度之间的制度联系不够。所以，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由于关于违宪审查的各项制度彼此分散和独立地存在，无法通过一个统一、有效的法律程序连接起来，所以，违宪审查的程序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很难启动，导致有些学者否认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 否认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的学者有其自己的理论支撑。违宪审查制度滥殇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它确立了司法机关审查制度;随后，欧洲的德国、法国又建立了有效的专门机关审查制;英国又有自己的议会审查传统，而我国现存的宪法实施保障机制则和以上三种模式不甚相符，这在理论上否定了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再加上我国在现实中并未真正启动违宪审查制度，这又在实践上否定了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 仔细评析以上否定论的论点我们可以发现其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在理论上，他们根本没有理解违宪审查制度的制度功能，他们只是从西方的违宪审查制的审查机构的角度来衡量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显然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无论建立什么样的违宪审查机构，只要能达到保障宪法实施的目的，就可以说存在违宪审查制，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实践中，翻开我国违宪审查的历史，却是没有历史的记载，但这并不代表我国不存在违宪审查制。我国没有真正启动违宪审查制和存在不存在违宪审
查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存在很多缺陷，很不完善。 (二)肯定论的依据 我国复合审查制中的司法审查制只针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在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法院也建制了相应的行政庭，1994年我国又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这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模式。显然这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相差甚大，但是，我们只要承认这从制度上能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利益，这已经达到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违宪的情况还是法律规范的存在。所以，我国的违宪审查是以对法律规范的审查为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为辅。也基于这种情况，难怪有的学者极力否认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 而我国复合审查制中的立法机关审查制是针对法律规范的。我国《宪法》和《立法法》都原则性地规定了立法机关审查制的权限及程序。我国的立法机关包括最高立法机关和地方各级立法机关，其依据:我国宪法第3条、62条、63条、67条、94条、99条128条和133条都规定了立法机关的违宪审查权;我国《立法法》第88条又进一步具体化了违宪审查权限和后果。这是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 从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我国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的体制。其行使具有集中的一面而又有分散的一面。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只是它们行使审查权的对象和权力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