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
作者：李彬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大公报┊阅读：741次┊
李彬杨芳
[摘要] 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 [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 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 [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蒋介石及其反
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
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
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
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 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
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
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 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 [13] 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 [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 ，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 。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 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极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 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
[21] 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
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 。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 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 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 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 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
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 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 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 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注释：
[1] 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 《与大公报论国事》，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转载自《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4] 《在野党的特权——再论大公报社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7月16日，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5] 德山文：《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6] 谢国明文：《“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
[7] 刘自立文：《“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
[8] 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9] 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10]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 周正华：《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3] 胡绳著：《中国近代史诸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讲座报告记录》（1955年2月11日）。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4] 张亦工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15] 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页。
[16] 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页。
[17] 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页。
[18] 《新闻界人物》（1），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04、143页。
[19] 方汉奇著：《序言》，转载自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0] [美] 德里克（Arif Dirlik）文：《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春季卷。
[21] 罗荣渠文：《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第44－45页。
[22] 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23] 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 许纪霖文：《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转载自
https://www.doczj.com/doc/6516865446.html,/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979。
[25] [美]艾凯（Guy S. Alitto）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26] 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27] (美) 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28] 最具代表性的阐述便是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在该社评中，张季鸾写道：“我们在今天，只希望认识一点，就是：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我们希望认识蒋委员长十几年来全力拥护此国家中心，决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中国建设国家的基础。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9] 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30] 周雨著：《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3]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
[4]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李彬著：《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年。
[6] [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7]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8]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9] [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10]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合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Discussion to the Mode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Research
--- Exampled by Dagong Paper
Li Bin Yang Fa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o Dagong Paper, the thesis has drawn out three models in Chinese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which are revolution model, modernization model and nation-state model. The thesis also discussed the background, developing process and general attitude of these three models.
Keywords: Revolution Model, Modernization Model, Nation-state Model, Journalism History Research [责任编辑叶芳]
——载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5年第4期。
第二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 所谓研究范式是在一定研究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体系。我们主要介绍四种典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社会批判研究范式、复杂系统研究范式。这四种研究范式各具优势和弊端。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呈现出综合化和辩证化的趋势。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范式”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8年)一文中首先引用的，后经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出版而广为流传并逐渐应用于各门学科的研究中。什么是范式?范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应明确的一个概念。 “‘范式’一词的原文是Paradigm，原意是‘词尾变化’。在语法书中，词的变化是有规则的，库恩借用语法上的Paradigm这个词来说明范式具有‘范例’、‘模型’、‘模式’等意义。’范式尽管是库恩首创，但他并没有对范式下过定义，但从他的使用上看，这一概念与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范式就是指科学共同体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来研究同一领域的特定问题，是常规科学研究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简言之，范式代
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和解题方法。范式不是理论，但它对理论的形式起着很大的作用。 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2）共有的信念；（3）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 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就是从一种科学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科学研究传统，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是由范式来指导的，科学革命其实就是范式的“格式塔转换”。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 （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 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产生于近代。又可称作唯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作为一般的科学研究范式，它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该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著成就，随之对社会科学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孔德等的努力，科学实证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对于教育教学研究来说，则主要通过冯特、桑代克等人在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中的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而逐渐确立了一种注重实证和分析的研究范式。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201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考试大纲 （招生代码：1007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考试范围： 1．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为止的历史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主要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包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争取国家、民族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内容。 2．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专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洋务运动应如何评价?如何看待近代农民运动？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是非？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等等。 二、考查重点： 1．对近现代历史的综合分析：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近现代历史之中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关系；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历史与现实思考；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毛
泽东本人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政治学原理》 一、考试内容范围： 政治、政治观、政治权利、阶级阶层、政党制度、民主政治、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管理、政治文化、国际政治。 二、考查重点： 1. 马克思政治观、权利政治观、道德政治观、现代利益政治观。 2.政治权力的构成要素、政治权力体系及体系运行的制约条件；政治权利的外部特征和内在属性。 3. 阶级、阶层和社会关系 4.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实需要、实质、优缺点；中国不照搬西方政党制度的原因和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必然性。 5.民主的含义和主要原则；西方国家民主观的进步性、局限性和侵略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遇到的难题和基本对策。 6.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造成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 7.电子政府的角色定位、构建步骤、发展模式、目标和经验；电子政府的商务活动；电子政府的技术安全框架和法律法规建设。
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释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谓范式，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因此范式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学科探讨基础的思想、技术和方法论的“模子”，其实质是一种语言方式。在同一学科中，可以有若干个对立的范式，绝对客观的科学是没有的。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各种范式接替的历史，各种范式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的实质的最大效率而相互接替。但是，谁也不能肯定，在某一时期形成科学核心的范式永远不会被另一种竞争力更强的新范式所替代。例如在物理学中，牛顿的经典力学是一种范式，相对论是一种范式，量子力学又是一种范式。近年来霍金和彭罗斯（R.enrose）致力于建立物理学的大一统理论，希望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其实质也是用一种新范式来代替另外两种旧范式。将范式的观念运用于经济学，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1.经济人假设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2.看不见的手假设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3.社会分工假设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4.研究对象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1.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2.市场均衡假设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1.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2.工资刚性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尽管管理学研究范式的数量繁多，但传统的范式都是企图根据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和环境条件，或者系统的、心理鸵、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要求来建立描述性的或规范性的管理理论，以便指导管理人员的未来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范式，其目的侧重子用预测、证实、证伪方法来构建一些新的管理理论。这就是现代管理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tparadigm)。 事实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功地应用在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优点可归纳为： 实证科学方法有着其他获取知识的方法所没有的特点： 自行校正(self-con'eetion)，在获取科学知识的全江程中有许多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用来控制和验证管理学家在获取自身以外的可靠知识过程中的行动与结论。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方法主要有证实法和证伪法两种。 首先，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的，其代表作为《实证哲学教程》，后由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继承和发展，其主要著作有： 《论社会分工》、《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论自杀》。孔德生活的时代正式法国社会变革的时代，他亲历法国大革命，看到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于是他把社会学界定为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科学。 其理论基础是： “起源于经验主义哲学,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对客体的认识方式上，承认在人的外部存在着一个真实世界，它独立于并外在于人类的感官和意识，通过科学方法人类可以直接地认识这一真实世界，并且这个“真实世界”又由社会事实所决定的。 具体的研究方法：
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报告 ——刘志丹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2016年6月
1928年，由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渭华起义，是西北地区继清涧起义后规模最大的军队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武装起义，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尝试。华起义的深远意义在于它用热血和生命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刘志丹同志正是吸取了渭华起义的经验教训，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创建了西北工农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
二、提出三色论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吴岱峰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创造三窟论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四、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 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解读教育研究三大范式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潘茂明 内容摘要在教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范式随着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同时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不可否认，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解释主义这当今教育研究三大范式所着眼于教育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它们各自擅长于解决不同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三大范式的特点，理顺它们的共性，旨在于使读者能理解并合理使用这三大范式。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主义解释主义 一、前言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教育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从融于哲学之中到自成体系的风雨历程，在2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研究范式的发展与革新始终是推动教育研究向前迈进的基础动力，而在教育科学日益分化和融合的今天，对教育研究中最基础的构成——研究范式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界定 “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库恩提出的，其基本含义即为学科的科学群体所认同，学科的内容和研究要素、过程、方法等须形成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研究，它的研究范式即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需明确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教育研究范式是与教育研究活动相关的范式，不包含与具体学科内容有关的方面，仅对教育研究过程、方法意义上的范式进行探讨。 （二）当今三大研究范式 毋庸置疑，自西方教育教育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各个时期的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有很多，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opkewitz（1984）的教育研究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经验分析科学、符号科学与批判科学，这是直接受Hanbermas（1968）的认识兴趣分类的启发的结果。当代一些学者则主张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教育研究范式。Cohan等人建立在人们的“知识的质疑，认识，获得途径，传播方式的研究”这一认识层面上的，等分化出:实证的，规范的，解释的，自然的及批判的这三个进行科学研究的范式。但若从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及影响范围来看,笔者认为教育研究范式形成至今主要有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 二、教育研究三大范式的特点 （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圣西门的学生兼秘书孔德。孔德不仅建立了实证哲学体系，而且致力于将实证的科学精神贯彻到一切知识领域之中。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诸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法等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只有将实证精神贯彻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才能为社会改造和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实证主义的推动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统摄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主张用实证方法取代抽象思辨，认为可观察的事实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这种以追求自然科学化为特征，以应用为目的的研究范式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一大批学者投身于教育实验、教育测量，使得传统的哲学——思辩的理论教育学改变为科学的教育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本体论上，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也在对近代社会质这一基本国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质，全面总结■■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
库恩（kuhn，1962认为：“范式是着眼于科学研究的规范性，它不只是将科学的历史作为单个贡献的累积过程，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范式变迁的路径来把握。”所谓会计范式就是指在会计研究者之间被共用的思考模式或者“知识的框架”。传统的会计理论研究遵循的是“命题+论证=结论”范式，显然己与现实的经济环境不相适应。进入60年代，随着经验统计分析方法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原理被引人会计研究之后，会计研究范式变得日益精密而复杂化，传统的三段式研究范式过于简化已难以在研究中奏效。 著名会计思想家、方法论学家马切斯特（mattcssich）在经过系统研究后提出了如下的理论研究范式：（1）观察、分析；（2）定性和定量描述；（3）概括；（4）分析（运用数理方法和演绎法）；（5）解释和建立模型（运用一系列假设、原则把会计理论术语和实际中的概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6）验证与修正（实证方法、逻辑检验）。 比较会计研究中的国际化倾向，今后会计范式面向实用性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①解决不同类型课题的相应范式是什么，它可能会遗留些什么问题 ②在解决课题方面，范式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③作为权威性的会计研究，期望能解决怎样的问题，会计研究的边界是什么 ④解决某种课题的相应范式是什么，需要开发应用哪些分析工具 为有助于这些课题的研究，本文拟就会计范式变迁的过程作一综述性的探讨，以便人们把握会计研究发展的轨迹或路径。 一、会计理论研究推动着传统范式的变迁 会计范式的变迁与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紧密相连，美国会计范式的变迁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本世纪申叶，美国会计界为研究解决gaap的关键性问题，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规范论。即将普遍认可的会计规则（准则）体系化，通过对体系的解释及再构造，导出新的规则并以此形成相应的会计研究主题。这种研究范式貌似科学，但仍存在许多不足，有点类似于法的“解释论”和“立法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这些会计规则没有围绕成本效益原则在规则制定的目的方面和持续确认的经济性方面展开合理的论证；另一方面，在信息价值形成方面也尚未依据资产计量、收益计算等有效手段来构筑一个完整的概念框架。 这种传统的会计研究范式，50年代后期急速地失去了向心力，人们对gaap的动摇巴达到了顶点，美国会计师协会（aia弓aicpa）开始转变以往会计程序委员会准则制订的形式，并通过构建更体系化的研究体制，按照会计原则委员会（apb）的要求重新编制gaap，从而使该机构跃入美国会计规范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gaap的疑惑，美国会计学会（aaa）颁发了57年版的会计准则草案，目的是想重新检讨会计规范，以提高会计准则的公平、效率及稳定性。然而，其结果却背离了初衷，反便会计信息相关者失去了对会计规则（准则）讨论的兴趣，不再迷信以往按会计规则处理得出的各种具体信息，更看重建立在严密分析基础上的信息披露。此时，会计规范模式的重点适应人们的信息偏好，迅速转入对会计信息实施客观全面分析的轨道。66年的声明（asobat）就是这一转换期的产物。 60年代以来，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开始从传统的研究方法中退出，即从会计准则及由此产生的会计信息的特性、功能出发，摸索建立更客观的分析概念和方法，虽说稍有滞后，但仍不失时机，开始向经验科学研究的方向奋起猛追。以此为契机，伴随着40年代末收益概念的再次探讨，一套建立在数量分析基础上的会计计量体系逐步形成。一些学者参照经济学中的所得（收益）概念，尝试用经验研究方法来揭示会计收益信息之间所具有的特征及关联性。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带来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使研究者从传统会计实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为以后会计研究基点的转变（即向经验分析方面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形成的会计计量理论与方法尽管仍然会有一些不足，如在收益概念上还残留着一些不彻底成分，但在计量规则方面则已构筑出了相对于以往的更高层次的、便于充分揭示的精致理论。 二、证券市场研究范式的形成
历史唯物论即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大体由以下一些原理构成:劳动创造人类自身,劳动创造历史,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由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随之改变。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改变,政治制度、理论观点也随之改变。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便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历史成为阶级斗争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①。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因此应当用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在上述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时
则被认为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 所谓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发展，或者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整体世界史观，主张从联系的、整体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吴于廑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就一直倡导要编纂新的世界史，80年代以后陆续撰写发表了《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等极具代表性的长篇文章，阐述了他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强调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世界历史”一文中，吴于廑先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观。稍后，由他和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问世，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它体现了我国世界通史研
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考研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时即创办历史学科，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建立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中心、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和近代中国研究中心。198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历史系被评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6年，本学科进入211工程，1998年取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研究重点基地的组成部分。2002年8月设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学科师资队伍强大，有教授18人，副教授10人，其中35-45岁的教授、副教授14人，46-55岁的教授8人。学术带头人陈振江、李喜所为全国相关学术团体主要负责人，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一批青年学者，年富力强，其中两人为国家跨世纪人才。该学科特色鲜明，重点研究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极为重视社会调查、重视调查资料与文献相印证。已进行国内调查5次、国际合作调查3次。先后与日本、加拿大学者联合进行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调查。保存华北农村调查等多种第一手资料九千多万字。学科对外学术交流活跃。本学科成员多次赴美、俄、法、英、德、荷、澳、日、韩和港澳台地区访问、讲学或合作研究，并邀请过井上清、齐赫文斯基、巴斯蒂、柯文、杜维明、张玉法、周锡瑞等30余名国际著名学者到校讲学和访问，主办过5次国际学术讨论会、7次全国性研讨会。 学科自1981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已有153名硕士、61名博士先后毕业。近20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省部委及国际合作项目31项，横向项目39项。出版了专著、教材92部，发表论文1128篇。合办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华北区域研究》刊物。本学科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五个一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及天津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1964年经国家高教部批准，南开大学同时建立了美国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3个研究室。在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吴廷璆、杨生茂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南开的世界史学科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和古代中世纪史等研究方向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特色。1978年，美国史和日本史同时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两个方向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从1990年起，以张友伦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南开大学。1988年在日本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日本研究中心，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重点资助。国家教委于1993年在南开大学建立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以协调全国高校的拉美研究，以洪国起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该中心。以王敦书教授为会长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会址也长期设在南开大学。1988年南开大学的世界地区史、国别史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6年以来，在国家211工程的重点支持下，本学科点在学科建设、研究条件、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学科具有以下优势：一，特色鲜明，美国史、日本史、亚太国际关系史等研究方向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二，成果丰硕，具有雄厚的研究基础，1996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专著30部，编著10部，译著5部，发表论文500余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2篇，《历史研究》12篇，许多成果获得了省部级奖；三，顺利地完成了学科带头人的新老交替，在
词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傅运森《新历史》（一），共和国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２年版，封二）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作者孙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高研院教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黄兴涛 一 “概念史”的内涵与特质 ＊所谓“概念史”（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与其说是将概念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一门专史，或者说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分支，不如说它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 “概念史”假定，每一个具有转型特点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凝聚那个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和塑造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特征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因此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关注、甚至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也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换言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范式。 “概念史”最早是一个德国术语（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黑格尔已曾使用。它在德国正式成为一种较为明确而自觉的历史研究方法，大体出现 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后来得到持续发展。其标志性成果，为两大德语巨著的持续编纂和出版，即８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词典》和１５卷本《１６８０～１８２０年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这两部著作，代表着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水准。其核心主编，分别为史学家柯史莱克（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及其弟子赖夏特（Ｒｏｌｆ 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柯、赖二人堪称德国最为杰出的概念史研究者，尤其是前者，更属于概念史研究的象征性人物［除了《历史的基本概念》之外，柯史莱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作还有他主编的《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ｕｎｄ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１９７９），以及他个人论集的英译本《概念史的实践》（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等］。 在柯史莱克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概念＊＊本文最初是为２０１１年４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 讲座而写的提纲，题为《概念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 义认知》。此次应邀参加笔谈，略有修改。
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科学文化哲学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注重科学知识，而缺乏人文因素，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论哲学。科学的本质与核心在于其思想，人的创造科学知识的文化过程是哲学研究理应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文化论哲学将科学看作为一种文化，并将人看作是科学文化之根。为此，从知识论到文化论将成为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将带来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范式，即科学文化哲学的生成。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即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只不过是它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做认识论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一般分为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三大流派。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典型的科学知识论或科学知识哲学。它将科学看作并且等同于知识的体系。用石里克的话来说,“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的体系，在这以外，再没有一个‘哲学的’真理的领域。”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只有自然科学才称得上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因而才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知识。除此之外，其他人文学科所陈述的东西，既不是真正的科学，也不是真正的知识。进入20世纪之后，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支柱的“新物理学”理论建立，再加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锻造的“逻辑分析理论”这个现成的工具，逻辑经验主义将知识论这一哲学倾向推向了极端。概括地说，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主要包括“意义—证实”原则，其核心就是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决裂。逻辑经验主义以“意义—证实”原则把科学中实际存在的非经验、非逻辑因素彻底清除了出去。按照他们的看法，“一个陈述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一个句子，如果我们不能指出一种检验它是真或是假的方法，那它就是没有意义的。”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是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研究主题看，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依然是诸如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
龚云：“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作者：文章来源：团结报点击数：85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03日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一：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 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506） 一、培养目标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承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政工作等。 二、研究方向 （一）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 （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 （三）科学历史观教育研究 三、学习年限 本专业全日制生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年（要求前三个学期修满学分，后三个学期主要从事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写作与答辩工作）。 四、筛选、分流 第四学期第三周至第八周进行中期筛选。结合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对硕士生进行中期筛选。考核内容包括思想表现、课程学习、科研能力、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健康状况及学科综合考试等。 学科综合考试以考核硕士生的全面业务能力为目的，内容含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两部分，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的综合考试小组组织进行。 中期筛选合格者可进入硕士学位论文阶段。中期筛选不合格者，按《山东大学硕士生学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应修满的总学分不少于33分。
1．必修课 （1）学位公共课 3门 8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门 8学分 （3）学位专业课 2门 4学分 （4）前沿讲座 2学分 （5）社会实践 1学分 前沿讲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研究生本人在讨论班上作专题发言（不少于2次）；二是听取国内外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术讲座（不少于10次）。 前沿讲座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考核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 2．选修课 （1）公共选修课2门，共4学分 其中，跨一级学科课程不少于2学分；计算机应用（文科类）课程2学分。 （2）专业选修课（选修不少于3门），不少于6学分 3．补修课 同等学力及跨学科考入的硕士生需补修本科课程1门，成绩记入本人档案，不计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参见本专业教学计划表。 六、实践环节 主要采取教学实践和社会调研两种方式。教学实践，一般安排本科生基础课的讲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专题讲座等。社会调研由各研究方向根据需要和可能，安排社会实践或科研实习，包括到有代表性的工厂、农村调研，参加导师的研究课题、参加学术会议、访问有关专家和搜集材料等。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各实践环节结束后，学生写出总结报告，有关组织者判定成绩，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计分，于一周内交院里。 七、培养方式 采取课堂讲授与组织讨论相结合、导师指导与自学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成绩考核采取课堂开、闭卷与撰写小论文相结合的方式，既注重考察研究生对
关于《近代史研究》若干技术处理的规定 一、数字的用法 （一）总的原则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遇特殊情况可以灵活变通，但应保持相对统一。 （二）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情况 1.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 例：公元前8世纪 20世纪30年代 1946年2月1日 9时30分36秒、道光年间（1821—1850） 1．1 年份不应简写：如：1940年不应简作“四○年”或“40年”，1930—1935年不应简作“1930—35年”。 1．2 中华民国纪年和日本年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昭和16年（1941）；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纪年统一使用公历。 2．物理量值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非物理量值一般情况下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同一篇文章应统一）。 例：876千米 600克 45万元 48岁 11个月 30名 2．1 百分数不能简写，如30%-60%不能写作30-60%。 2．2 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不分节；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需表明精确度的除外），可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一般情况下不得以十、百、千、十万、百万、千万、十亿、百亿、千亿作单位，如：345000000吨，可改写为3.45亿吨或34500万吨，不能写作3亿4500万吨或3亿4千5百万吨；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不应断开移行。 (三)应当使用汉字的情况 1.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用汉字。 例：八国联军二○九师第四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五四运动十月十七日同盟相差十万八千里七届二中全会 2．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年月。 例：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正月初五
我国技术发展与技术创新展望 姚如恩 1107319645 科学技术是人以理论和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基本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新的创新范式不断涌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加强创新，不仅对搞好企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18世纪30年代之后，首先在英国发生了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热能被通过蒸汽机应用到工业之中。19世纪以来，随着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浪潮先后在欧洲大陆、北美乃至全世界的扩展，世界性的贸易市场，铁路和轮船航运逐渐打破了世界各地区之间在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相对隔绝状况。电力作为一种崭新的二次能源被广泛应用到工业之中，有线电和无线电通讯技术出现了；内燃机车得到了发展；化学知识被广泛应用到工业之中。20世纪以来，航空技术，火箭和航天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雷达、电视、卫星和其它通讯技术将全球变成了所谓“地球村”；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类智力劳动和联系的方式……回顾中国技术史的发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是注重实践经验，因而在科学成果上是科学实用化、理论技术化。公元5世纪之前，主要的学科体系，如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已基本形成，冶铸、纺织、化工、建筑、造船等重要生产技术也趋于成熟。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形成的标志，其中针灸是中国的独创，中医诊断法的“望、闻、问、切”沿用至今。同时中国古代在数学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最著名的著作有《周辞算经》和《九章算术》。到了封建时代，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马克思称为“中世纪五大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水磨、钟表，中国就占有三项。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的序言中所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地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15 世纪以前更是如此。”现代科技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19世纪末，科学理论开始了革命性发展。进入20世纪，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干扰，自然科学的研究仍然成就辉煌，科学理论的成就促成了高新技术的发展，二战后出现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网络信息和通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型产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新的飞跃。在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找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理论也使中国地质学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叶中国科技的辉煌伟业，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为继前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的第五个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的地位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吹响了向科技进军的号角。最突出的是对基因的研究，在基因治疗方面，如：靶向性非病毒载体和腺病毒相关病毒等病毒载体系统，已达到国际水平。中国科学家还利用中国独特的遗传资源，发现了CAT 基因与高血压发病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在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其他多个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突破并掌握了一大批关键技术。中国在科技领域里的辉煌成就向世人宣布：当今的中国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