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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_革命史范式_与_现代化范式_徐秀丽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_革命史范式_与_现代化范式_徐秀丽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_革命史范式_与_现代化范式_徐秀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007版

理论月刊?特稿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徐秀丽

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有学者指出,这门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因此,虽然早在这门学科形成之初就存在着两种解释体系,即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历史的“近代化(现代化)体系”,和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体系”。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治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转型,“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扩大影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学派。从90年代中期开始,“革命史范式”(旧范式、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观)和“现代化范式”(新范式、现代化取向、现代化史观)的论辩反复展开,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少有的针对性强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争论之一。笔者认为,两种范式的讨论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对于不同学术流派发现和纠正自身及对方的偏颇和不足,对于推动学术界的思想解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发生于近代一百多年来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相反,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证据不足,不符合历史事实。

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认为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存在着误差甚至严重歪曲。革命史观,诚然是以革命为基调,为主线,为主要内容,但绝对没有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在“革命史范式”下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也都叙述了并不属于“革命”至少并不属于“农民战争”范畴的洋务运动史、戊戌维新史、辛亥革命史、新文化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史、北洋军阀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都包括清末统治阶级内容状况、改良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等内容。但相关学者也对自身的不足进行了检讨,认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有的学者

进一步指出,“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以及存在若干研究误区和禁区等等。该派学者同时肯定了现代化取向研究的贡献,认为以之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20年来许多学者(包括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所作的多角度、多领域研究,或者校正了传统观点的某种偏颇,或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工作。

“现代化范式”

不同于坚持“革命史范式”学者立场观点的高度一致,被归纳于“现代化范式”旗下的学者可分为两派。根据“现代化范式”中“主流派”的认定,这两个派别,其一是“告别革命论”者,认为将其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恰当的;其二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论者,此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他们的学术观点迄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派学者对“革命史范式”学者在论战中不加区别、将“支流”当作“主流”、未厘清真正对手的做法表示了明确的不满。“革命史范式”论者在争论中指向有所偏差确是一个事实,然而,或许身在其中者更容易看到内部的分野,而争论的对手方却往往更关注其同质的一面。从总体上说,这两个派别均强调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相对于革命历程的重要性,均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也都承认为“新范式”的拥护者。将之统归于“现代化范式”是可以理解的,在争论中将矛头对准旗帜更鲜明、立论更直截简明的一方也是合理的。当然,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学术性的加强,更具自身学术逻辑和学术建设意义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本文所介绍的也就是现代化史观中主流派学者的学术观点。

相关学者指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是:中国近代存在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三大矛盾决定了四大趋向,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衰败化是指“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与立国的阶级基础农业和农村的衰败”;与内部衰败相连的是外部力量不断导致中国的“半边缘化”,中国虽仍保有主权和独立,但逐步沦入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转换。论者指出,这一现代化理论,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界限鲜明,双方在现代化的动力、目标、理论基础以及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还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多线性发展过程等方面的认识,都有着本质的差别。它也反对几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传统理论。其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的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同时强调,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各不相同。他们指出,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现代化范式”学者认为自己与“革命史范式”有剪不断的关系,并肯定“革命史范式”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但认为它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和不足,主要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近代史上许多方面

的内容。而“现代化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包纳抑或并存

如上所述,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不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都在自己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了一席之地,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谁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趋势和本质内容?对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存在?

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三是提倡共存,认为不仅这两种范式可以并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并存。

对于“取代说”,“革命史范式”论者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因此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他们不认为有用“新范式”替代“旧范式”的必要。由于这一反驳没有引起对方的回应,而持“取代说”者也较少进行学理方面的深入探讨,因此目前看不到继续争论的迹象。

分属两种范式的学者均有持“包纳说”者。“革命史范式”论者提出,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与此相反,一些“现代化范式”论者主张将“革命史范式”包纳进自己的解释系统中。有学者指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显然,两种范式都不排斥对方,但也都只把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用己方模式包纳对方模式。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多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达成共识。而且,任何解释系统都应该有自身的界定,“无所不包”常常导致自身意义的稀释,这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

“并存说”的明确提出虽较近,但全面衡量和调和两种范式的意见却早已出现。一些学者从分析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富裕)入手,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围绕着这两大任务的实现而不断前进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现代化实践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实现国家独立和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家独立,现代化只能是幻想,但如果没有现代化造成的阶级基础,也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显然,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革命史范式”的研究主题,而“繁荣富强”、“工业化”、“民主化”等是“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对象。有的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表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自己所反对的,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不久前,有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大声疾呼承认不同见解、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明确表示“现代化范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自定或被定于一尊,并指出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正式提出“并存说”。

在这场史学范式之争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刘大年、胡绳这两位“革命史范式”的重要构筑者,其同样的论述不断被争论双方同时引用,以支持己方论点。在两位前辈的言说体系中,“革命史范式”的痕迹宛然可见,对现代化视角研究的重视也毋庸置疑,对于近代史两大任务(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完成,虽分了时间上的先后,却全然未作主次的分野。他们没有直接就近代史研究范式之争发表意见,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这一讨论与他们的学术活动在时间上的错位造成的,但笔者宁可将之视为前辈大家的一种智慧。

中国近代史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的视角来

观察和分析这一过程,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过程的性质、特征和意义。任何一种学问,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可以强调某一侧面,而相对忽略其他部分。毋宁说,这正是为学之道。更何况历史学具有人文学科的特质,而历史现象包括人类曾经的活动的全部,决不可能有一种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人人认可的历史学。所谓史学范式,即是对于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正不妨横看侧看,远看近看,上看下看,以至于内看外看,左看右看,任何一个侧面认识的加深,都有助于对整个历史进程认识的加深,都是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多元并存,相互争鸣,彼此宽容,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

第二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 所谓研究范式是在一定研究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体系。我们主要介绍四种典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社会批判研究范式、复杂系统研究范式。这四种研究范式各具优势和弊端。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呈现出综合化和辩证化的趋势。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范式”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8年)一文中首先引用的,后经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出版而广为流传并逐渐应用于各门学科的研究中。什么是范式?范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应明确的一个概念。 “‘范式’一词的原文是Paradigm,原意是‘词尾变化’。在语法书中,词的变化是有规则的,库恩借用语法上的Paradigm这个词来说明范式具有‘范例’、‘模型’、‘模式’等意义。’范式尽管是库恩首创,但他并没有对范式下过定义,但从他的使用上看,这一概念与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范式就是指科学共同体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来研究同一领域的特定问题,是常规科学研究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简言之,范式代

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和解题方法。范式不是理论,但它对理论的形式起着很大的作用。 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2)共有的信念;(3)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 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就是从一种科学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科学研究传统,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是由范式来指导的,科学革命其实就是范式的“格式塔转换”。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 (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 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产生于近代。又可称作唯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作为一般的科学研究范式,它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该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著成就,随之对社会科学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孔德等的努力,科学实证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对于教育教学研究来说,则主要通过冯特、桑代克等人在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中的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而逐渐确立了一种注重实证和分析的研究范式。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doc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201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考试大纲 (招生代码:1007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考试范围: 1.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为止的历史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主要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包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争取国家、民族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内容。 2.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专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洋务运动应如何评价?如何看待近代农民运动?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是非?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等等。 二、考查重点: 1.对近现代历史的综合分析: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近现代历史之中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关系;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历史与现实思考;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毛

泽东本人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政治学原理》 一、考试内容范围: 政治、政治观、政治权利、阶级阶层、政党制度、民主政治、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管理、政治文化、国际政治。 二、考查重点: 1. 马克思政治观、权利政治观、道德政治观、现代利益政治观。 2.政治权力的构成要素、政治权力体系及体系运行的制约条件;政治权利的外部特征和内在属性。 3. 阶级、阶层和社会关系 4.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实需要、实质、优缺点;中国不照搬西方政党制度的原因和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必然性。 5.民主的含义和主要原则;西方国家民主观的进步性、局限性和侵略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遇到的难题和基本对策。 6.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造成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 7.电子政府的角色定位、构建步骤、发展模式、目标和经验;电子政府的商务活动;电子政府的技术安全框架和法律法规建设。

[民法,中国]试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

试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 为您提供“试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解决您在写民法论文中的难题 试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 一、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含义 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民法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法律体系构建中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法现代化就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所谓民法现代化就是指中国民法为了适应当前的先进水平而进行各种运动发展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国民法与时代发展、世界发展共同进步,时刻保持自己处于时代和世界的发展前列。 从上面来看,我国民法的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先进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民法与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民法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就是指民法与时代保持共同发展,时刻保证自身的先进性,这也要求民法时刻与时代的先进水平保持一致,并随之发展而改变;民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指民法要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民法共同进步,时刻保证自身处于先进行列,并代表着世界先进民法的趋势。 作者认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大体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的现代化就是体现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主要体现在一种形式的层面上。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国民法现代代主要是指民法文化层面上的现代化,它包含了民法制度现代化、民法思想现代化、民法意识和价值观的现代化等多方面内容,它体现了民法的活法化和平民化的思想,这也是当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民法现代化含义,是一种最重要的现代化体现。在对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认识过程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其认识的基础和最重要部分,但总的来讲这一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民法文化运动,更深一层来讲是一次思想文化建设。对于民法现代化而言,它离不开相关制度规范以及民法体系的建立,但是这些制度规范以及体系的建立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法的现代化,因为,民法现代化最重要的本质应该是民法法治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来证实和推动,并不能简单的依靠一部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来进行体现,这也无法真正的表现处现代化的真正意义。法治的实现,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相应的守法人,人们的守法行为并不是因为法律的存在而受到约束,而是应该自身具备相关的守法意识和判断,这也是一种法律文化的重要体现。 二、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意义 中国民法现代化是民法未来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其发展的基本过程和路径对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国家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民法现代化进程中注重民法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适应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民法的现代化放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想表明民法现代化与社会之间的某种必然关系,只是想说明,民法现代化过程就像社会中其他事业的现代化一样,都需要建立在自身原有的历史、文化以及经验的基础之上。历史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延续性,文化因为自身强大的内在力量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思想产生影响,而经验是人们通过长期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名词解释 鸦片战争:为了改变贸易逆差,英国将大量的鸦片输入到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英国以此为借口,于1840年6月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国 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益受到严重 的破坏。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根据“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确立了 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这一制度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的理想和农民起义的特色,成为 太平天国纲领性文件。 《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到天京主持政务,他向洪秀全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它的主要内容是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来改革中国社会:在政治 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方面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在改良社会方面发展近代 文化卫生福利事业;在法律方面提出善待轻犯、改革刑罚制度等。《资政新篇》是 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限制,未能实施。 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统治者内部一部分人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富国强兵,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包括开办军事工业以自强,兴 办民用工业以求富,创办近代陆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虽 没有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发 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具有爱国思想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令。由 于后党发动政变,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失败了,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 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具有爱国进步的意义,在 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建立为一 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颁布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有言论、结社、集会、著作等自由,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临时约法具有 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 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激进民主主义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等资产阶级文化,反对专制、愚昧和旧道德旧文 学等封建复古思想。新文化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促使人们 追求民主科学和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中国当代翻译的研究现状

中国当代翻译的研究现状 【摘要】:文章将首先对”当代”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行时间范围的划分。当代的中国翻译可分为三个方向,作者将对三个方向的不同的翻译主张,以及主要代表学派的理论来源和翻译实践进行客观描述和总结。最后根据该陈述,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翻译艺术; 翻译理论; 语言学; 中国翻译特色 引言 根据陈福康(1992)的分类,中国翻译研究理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古代翻译理论,近代翻译理论,现代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理论。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现在,从董秋斯到许渊冲和王佐良,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各翻译大家的主张也是数不胜数。作者将该文章的范围缩小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第四次翻译高峰的来临。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首先这一阶段是中国翻译的新纪元,“这个时期的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研究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翻译工作者队伍空前壮大,涌现了一批新的翻译学研究者,国外新的翻译理论也纷纷介绍进来。”其次,最近几十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现在的翻译工作及教学有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我们的以后的翻译实践有着现实意义。因此,作者将该阶段设为文章的描述对象,同时将此阶段的各个主张分成三种倾向,即传统翻译艺术倾向,西方翻译科学倾向和中西合璧倾向。以下将从各个倾向中选取代表性的倡导者及主要观点进行描述并进行客观分析。 一、传统翻译艺术倾向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以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尤其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主要出发点,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进行翻译研究。其中,许渊冲先生应算最有建树,持该观点最为坚决的学者之一。他主张“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翻译散文一般只要再现原文的‘意美’,而反以诗词,却出了意美之外,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和‘形美’。”基于此理论,提出了“优势竞赛论”。他认为:“把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稀饭文字比较接近,一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中西文字距离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此外,他还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几位翻译家们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或主张,如鲁迅的“三美”、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说”等等,由此他用十个字归对中国的学派议论进行了概括,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并在自己的文章《译学要敢为天下先》的最后补充道:“西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1991年在《翻译: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我们不能使翻译成为一门学科:出色的翻译是创造的艺术。可见奈达也有科学派转向艺术派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人物研究报告(模板)

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报告 ——刘志丹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2016年6月

1928年,由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渭华起义,是西北地区继清涧起义后规模最大的军队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武装起义,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尝试。华起义的深远意义在于它用热血和生命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刘志丹同志正是吸取了渭华起义的经验教训,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创建了西北工农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

二、提出三色论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吴岱峰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创造三窟论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四、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 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入世”与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经济法制建设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了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课题和目标.党的十六大在界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修订了原来的"小康"和"四化"概念,提出了"新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注1)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的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观念.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的法制现代化的出现和建立是必然的趋势和要求,也是唯一的选择.从实践上看,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方针已经打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帷幕.邓小平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九九八年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进一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惯例相比较,中国有了更多的机会借鉴外国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且进行交流.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及两万多条规则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贸易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信条,必将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我们已别无选择,而且时间紧迫.探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实现途径、特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仅就此进行若干基础性的探讨分析,作为引玉之砖抛出,以求引起争鸣,请求斧正. 一.什么是中国法制现代化 解析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从"法制"和"现代化"两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从法制侧面是三层意思:法制化,法制现代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现代化侧面看也是三层意思: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或现代法制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法制化侧面解析,基本上(就是说不完全是)从法制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纵的方面来研究的;而从现代化侧面解析,则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各个方面,从横的方面来进行研究的.从两个方面均可切入正题. (一)从法制化角度解析 用历史角度看,法制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形成、发展、现代化、国际一体化而出现的国际公认的新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虽然也有法律和制度,但由于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基本上是无序的,没有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重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资料课程性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面向本专科大学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国家高等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必修课,它从历史教育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 导言(2学时) 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 本编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教学目的:通过冲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的历史概述,使学生了解由于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两大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2、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3、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二、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1、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三、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和面临的主要任务 1、两对基本矛盾 2、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四、基本历史线索 1940—1919年的中国 重点难点: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2学时) 教学目的:通过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讲述,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坚贞不屈,勇于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 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二、政治控制 三、经济掠夺 四、文化奴役 第二节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第三节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 二、从睁眼看世界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 重点难点:正确分析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2学时)

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也在对近代社会质这一基本国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质,全面总结■■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

陈福康_中国译学理论史稿_修订本_秦岚

书 评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由陈福康于1992年编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本于2000年6月出版。本书是我国译学研究的开创之作,系统地讲述了从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英语翻译学习者提供了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获中国2002年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语言学著作类三等奖。 本书作者陈福康教授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中国文史、日本汉文学史、中国翻译史、译学史等的研究工作。在翻译方面,陈福康教授译有《鲁迅比较研究》等。他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的不断研究,著成了本书。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包括“引言”、“余话”、“后记”,以及四章主要的内容。“引言”部分作者解释了撰写本书的原因、本书所涉及范围以及撰写方法等。“余话”部分包括本书的参考书目、胡孟浩为本书做的序、赵秀明《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研究》一文。“后记”是作者为本书写的,以下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译学理论。本章共19小节,以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译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译学理论。此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并不多,译著也主要以佛经的翻译为主。 本章以小节的形式讲述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及一些译者理论及其影响。第一小节追溯了翻译最早开始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官“象胥”,及孔子的译学理论等。作者在介绍翻译理论的同时引用了相关的周代及孔子的语录资料,显示了作者经过认真考证得出结论。第二到十三章以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为主要线索,分节介绍了支谦、道安、玄奘等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翻译思想。作者所引材料涉足范围广泛,并由此总结出各译者的译学理论。本章的第十二、十三小节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来华传教士的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学史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到达中国,经书翻译活动兴起,传教士们逐渐开始了对翻译理论中“信、达”等问题的讨论。第十四到第十八小节作者发掘了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一些著名译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的翻译理论及其译学成就。最后一节为“章没片谈”①,作者肯定了此时期零星片断式翻译议论的高度价值,也概括了此时期宗教翻译背景下的译学发展。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晚清民初的译学理论。本章共20小节,除最后一节“章没片谈”外,第一到第十九小节每小节详细谈及此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及其对我国翻译理论的贡献。本章作者从清末民初对民族尊严的维护和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背景入手,引出一些领头人物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对翻译的认识及实践活动,并由此介绍其翻译理论。 ①作者原著如此。下同。

主流史学范式(历史观)

历史唯物论即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大体由以下一些原理构成:劳动创造人类自身,劳动创造历史,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由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随之改变。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改变,政治制度、理论观点也随之改变。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便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历史成为阶级斗争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①。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因此应当用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在上述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时

则被认为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 所谓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发展,或者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整体世界史观,主张从联系的、整体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吴于廑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就一直倡导要编纂新的世界史,80年代以后陆续撰写发表了《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等极具代表性的长篇文章,阐述了他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强调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世界历史”一文中,吴于廑先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观。稍后,由他和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问世,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它体现了我国世界通史研

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考研

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考研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时即创办历史学科,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建立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中心、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和近代中国研究中心。198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历史系被评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6年,本学科进入211工程,1998年取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研究重点基地的组成部分。2002年8月设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学科师资队伍强大,有教授18人,副教授10人,其中35-45岁的教授、副教授14人,46-55岁的教授8人。学术带头人陈振江、李喜所为全国相关学术团体主要负责人,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一批青年学者,年富力强,其中两人为国家跨世纪人才。该学科特色鲜明,重点研究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极为重视社会调查、重视调查资料与文献相印证。已进行国内调查5次、国际合作调查3次。先后与日本、加拿大学者联合进行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调查。保存华北农村调查等多种第一手资料九千多万字。学科对外学术交流活跃。本学科成员多次赴美、俄、法、英、德、荷、澳、日、韩和港澳台地区访问、讲学或合作研究,并邀请过井上清、齐赫文斯基、巴斯蒂、柯文、杜维明、张玉法、周锡瑞等30余名国际著名学者到校讲学和访问,主办过5次国际学术讨论会、7次全国性研讨会。 学科自1981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已有153名硕士、61名博士先后毕业。近20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省部委及国际合作项目31项,横向项目39项。出版了专著、教材92部,发表论文1128篇。合办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华北区域研究》刊物。本学科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五个一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及天津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1964年经国家高教部批准,南开大学同时建立了美国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3个研究室。在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吴廷璆、杨生茂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南开的世界史学科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和古代中世纪史等研究方向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特色。1978年,美国史和日本史同时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两个方向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从1990年起,以张友伦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南开大学。1988年在日本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日本研究中心,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重点资助。国家教委于1993年在南开大学建立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以协调全国高校的拉美研究,以洪国起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该中心。以王敦书教授为会长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会址也长期设在南开大学。1988年南开大学的世界地区史、国别史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6年以来,在国家211工程的重点支持下,本学科点在学科建设、研究条件、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学科具有以下优势:一,特色鲜明,美国史、日本史、亚太国际关系史等研究方向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二,成果丰硕,具有雄厚的研究基础,1996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专著30部,编著10部,译著5部,发表论文500余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2篇,《历史研究》12篇,许多成果获得了省部级奖;三,顺利地完成了学科带头人的新老交替,在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_黄兴涛

词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傅运森《新历史》(一),共和国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封二)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 收稿日期 2012—06—30 作者孙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高研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黄兴涛 一 “概念史”的内涵与特质 *所谓“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与其说是将概念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一门专史,或者说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分支,不如说它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 “概念史”假定,每一个具有转型特点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凝聚那个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和塑造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特征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因此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关注、甚至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也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换言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范式。 “概念史”最早是一个德国术语(begriffsge-schichte),黑格尔已曾使用。它在德国正式成为一种较为明确而自觉的历史研究方法,大体出现 于20世纪60~70年代,后来得到持续发展。其标志性成果,为两大德语巨著的持续编纂和出版,即8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词典》和15卷本《1680~1820年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这两部著作,代表着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水准。其核心主编,分别为史学家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及其弟子赖夏特(Rolf Reichardt)。柯、赖二人堪称德国最为杰出的概念史研究者,尤其是前者,更属于概念史研究的象征性人物[除了《历史的基本概念》之外,柯史莱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作还有他主编的《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1979),以及他个人论集的英译本《概念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等]。 在柯史莱克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概念**本文最初是为2011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 讲座而写的提纲,题为《概念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 义认知》。此次应邀参加笔谈,略有修改。

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

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 中国的翻译活动据史料记载可追溯至周代,象胥之称的出现使翻译活动已进入专职的领域。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到晚清的科技翻译到民国时期盛行的文学、诗歌翻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忠实”这一原则贯穿始终,从文言体的“信”到现代的“忠实”,都是忠于文本的意思。忠实这一理论能历时如此之久而依然存在,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但是在翻译中忠实真的是最高真理吗?笔者认为,在考虑读者感受的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翻译才更具魅力。 标签:翻译忠实创造性 一、中国翻译忠实理论的发展 中国翻译中的“忠实”开始于东汉时进行佛经翻译的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随严复“信、达、雅”这一理论的提出,便将翻译忠实推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宝座,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圭臬。后又有“信达顺”“忠实、通顺、美”以及近来的“信达切”“忠优美”“正确、通顺、得体”,但似乎还是无法跳出“信达雅”的圈子。 “忠实”向来被认为是翻译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衡量译本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很多的翻译研究者认为,在这些古往今来的重要翻译理论中,是应该包含忠实的。 二、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与理想化 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很大程度上和“忠”字有很大关系,自古便有“精忠报国”“誓死效忠”这样的说法,因此忠的理念在翻译界便被升级了。直译派与意译派也因为形式与内容间的是否忠实原文对峙。笔者认为,这样的争执是无意义的,在文本、风格、意义乃至包括读者在内的众多因素,怎么能够全部满足忠实。如果一味去追求这样的忠实,便是将翻译的忠实标准绝对化了,未免有些太盲目,在这样的“忠”里面不免能够品到一些“愚”的意味。由于翻译是人的活动,必然无法避免译者的主观感受。译者个人必会对“忠实”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绝对的“忠实”,这样的提法本身就具有理想化的倾向。其实早在支谦时候,便提出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也说明了翻译在文本与风格上面的矛盾性。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是认识到了翻译的局限性。就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也是在论及译事三难的时候。 这些大家提出了信这一标准,但是同时告诉人们很难达到,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笔者认为这些“信”的提出并不是让人们去膜拜,去瞻仰,重要的是心中有原文,努力去平衡。鲁迅曾提出的“宁信而不顺”惹来了极大的争论,他说出的“硬译”也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其实在笔者理解来看,鲁迅提出的翻译理论更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一个革命者的忠实的信念与立场,而非真的要去字字对译。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龚云:“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作者:文章来源:团结报点击数:85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03日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一: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 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506) 一、培养目标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承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政工作等。 二、研究方向 (一)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 (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 (三)科学历史观教育研究 三、学习年限 本专业全日制生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年(要求前三个学期修满学分,后三个学期主要从事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写作与答辩工作)。 四、筛选、分流 第四学期第三周至第八周进行中期筛选。结合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对硕士生进行中期筛选。考核内容包括思想表现、课程学习、科研能力、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健康状况及学科综合考试等。 学科综合考试以考核硕士生的全面业务能力为目的,内容含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两部分,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的综合考试小组组织进行。 中期筛选合格者可进入硕士学位论文阶段。中期筛选不合格者,按《山东大学硕士生学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应修满的总学分不少于33分。

1.必修课 (1)学位公共课 3门 8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门 8学分 (3)学位专业课 2门 4学分 (4)前沿讲座 2学分 (5)社会实践 1学分 前沿讲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研究生本人在讨论班上作专题发言(不少于2次);二是听取国内外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术讲座(不少于10次)。 前沿讲座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考核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 2.选修课 (1)公共选修课2门,共4学分 其中,跨一级学科课程不少于2学分;计算机应用(文科类)课程2学分。 (2)专业选修课(选修不少于3门),不少于6学分 3.补修课 同等学力及跨学科考入的硕士生需补修本科课程1门,成绩记入本人档案,不计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参见本专业教学计划表。 六、实践环节 主要采取教学实践和社会调研两种方式。教学实践,一般安排本科生基础课的讲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专题讲座等。社会调研由各研究方向根据需要和可能,安排社会实践或科研实习,包括到有代表性的工厂、农村调研,参加导师的研究课题、参加学术会议、访问有关专家和搜集材料等。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各实践环节结束后,学生写出总结报告,有关组织者判定成绩,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计分,于一周内交院里。 七、培养方式 采取课堂讲授与组织讨论相结合、导师指导与自学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成绩考核采取课堂开、闭卷与撰写小论文相结合的方式,既注重考察研究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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