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城乡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目前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关系走向协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许多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60多年城乡关系的演变表现出五个基本特点，其变迁轨迹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城乡关系演变之历史轨迹
（一）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
1．1949—1952年：开放的城乡结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长期形成的相互对立的畸形的城乡关系，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在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允许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乡私营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1]。同时，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整个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有较多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0.64%上升到12.46%，城市人口从5 765万增加到7 163万，增加了1 398万人。在这一时期，城乡结构是开放的，城乡之间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城乡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
2．1953—1957年：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开始限制农村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合作化从组织上配合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2]。从1953年起，我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人口的迁移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盲流”造成了对城市稳定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初开始在全国对粮食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国家规定农民消费和积累的定额后，其余的全部征购走，也就是从农民手中收购“余粮”，造成农民种粮没粮吃，乡村粮食不足问题史加严重，同时也加速了城乡隔离的制度设计。
1956年秋天，农业合作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粮食歉收的情况。山于粮食严重短缺，大批生活困境的农民，从农村流到城市寻找生存空间。1956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史为严重的“盲流”问题。为了防止农村人口过多“盲流”到城市，减少对城市的冲击，维护社会稳定，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但这一规定并没有有效解决农民大量外流的问题。
到1957年春天，农村人口盲流的情况仍十分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7年连续下发通知，规定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不能随意招工用
人，如需招用临时工，应首先从城市失业人员和剩余劳动力中招收，不能解决时，方可到农村招收。同时限制临时工雇用数量，并规定期限，不能超过一个月，必须超过1个月的可按月续订合同。同时设立劝阻站以及负责处理和遣送流出农民的专门机构劝阻、遣返盲流农民回乡。不仅如此还通过向农村转移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政策等来减轻城市人口压力。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户籍制度的形成。
3.1958-1978年:城乡一元结构的固化时期
1958年1月9日，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建立，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由此正式确立。
户籍制度将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将农民群体限制在农村、束缚在土地上。除了很少量的升学、参军、招工等形式，农民基本失去了自由流入城市的机会。户籍制度不仅有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而且户籍制度与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生育制度等结合在一起，使不同户口类型的人享受不同的国家社会福利，而农民是与国家社会福利无缘的。按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对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所作的说明，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证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提高人口统计数据，以及使人口的流动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而不是限制公民正常迁移和居住的自由[3]。户籍制度在达到上述目的同时，也把户籍与国家计划资源控制连在一起，人为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迁移。
1958年，我国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和大锅饭的组织和分配方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经营、按劳分配，农民被束缚于农村、农业、集体经营中。农村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农业内部不能自由流动，而代之以政府的计划调拨和交换，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及其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人民公社化制度等制度的安排下，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要素流动基本被切断，城乡之间形成了相互封闭、相互隔绝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城市偏向的城乡发展战略，造成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严重失衡，农村处于普遍贫困状态。1978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是1952年的12.14倍，而农业总产值仅是1952年的3.03倍，平均年增长不到5％[4]。大量农村资金通过各种形式流向城市，支持工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
（二）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
1．1979—1984年：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起“包产到户”改革，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部分地区农民又创造了“包干到户”改革。据统计，截至1981年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生产方式
的变革立即显示了巨大的经济成就。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上升到355.3元，增长165.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理顺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副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基本解决了改革前因“粮荒”引起的吃饭问题。人民公社制度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和大锅饭的组织与分配方式开始瓦解。1982年12月宪法规定将乡镇作为我国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区域，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1978年末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把农民从对人民公社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使农民获得支配自身劳动的自由。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可能，也才有农民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并撼动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基层的可能[5]。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改革后，长期被人民公社制度压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产量大幅增加。
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实际上理顺了农民与国家及城镇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减少了农业价值向工业与城市流出的数量，同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6]。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粮食统购价格1979年上市期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畜产品、水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做相应提高[7-1]。通过调整和改革、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83年比1978年提高了47.4％，1984年又比1983年提高了4％。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7-2]这标志着推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开始动摇，市场自由交易逐渐替代计划供应成了粮食流通的主渠道。
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因素的激励下，农业产量大幅增长，农民收入也随之迅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984年的1.84:1。在这一时期，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流动，农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的人数增多，基本改变了由农村单向流到城市的状况，出现了城市流到农村的情形。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城乡关系得到了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松动，城乡之间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城乡二元分割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1985—2002年:城乡关系剧变，内容大于形式
1984年10月20日举行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标志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同时也标志着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伴随着改革重心的转移，各种资源配置也逐步向城市转移，城市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城乡差距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大，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核心的户籍制度也出现了松动。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农副产品产量大大增加，农村也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1984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装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继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1985年7月，公安部又颁布了《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
定》，“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同时，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也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9月宣布实施。1994年，取消户口按商品粮为标准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三产业的人员，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聘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小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解决了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等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8]。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9]。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此后，许多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基本放开了户籍制度，不少大城市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落户的限制。人口迁移相对自由，城镇人口的比重由1985年的23.71%提高到2002年的39.09%。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户籍制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它对城乡关系的作用在下降。在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则增加缓慢。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1990年的2.2:1，1995年的2.71:1，到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 70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476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扩大为3.11:1。
3.2003年至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城乡关系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大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跳出城市看城市，跳出农村看农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家已经有能力将过去长期实行的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城乡关系，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型城乡关系。
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现行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标志着在中国存在2 600年历史的农业税将彻底成为历史。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十六大以前，我国采取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城乡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城乡关系的失衡。可以说，自十六大以来逐步确立的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的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城乡关系演变之基本特点
（一）政策成为影响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城乡关系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城乡关系受政策影响十分明显。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逐步采取了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农村则建立了为提高农业积累的农村经济体制，同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严格的户籍制度等，逐步建立起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单向机制逐渐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封闭、相互隔绝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农业、农村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改革初期，改革的重点在农村，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试点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的逐步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的废止，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增加，随着改革的推进，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松动，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十六大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央对处理城乡关系有了崭新的认识，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科学发展观中的“五个统筹”思想，将统筹城乡发展列于首位，足见其协调发展城乡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年来“直补”的实施，“两个趋向”思想的提出，取消农业税，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所有这些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我国的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二）城乡资源要素的体制性分割十分明显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之间资源要素是可以相对自由流动的。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副产品供应出现短缺，“粮荒”又导致了对城乡关系影响最大的户籍制度的形成。加上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被禁止了。改革开放前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抑制了农村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刚性的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松动，但“剪刀差”依然存在。随着改革的推进，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可以相对自由流动，小城镇逐步取消了户籍制度，
小城市和中等城市也放开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但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落户仍然受到许多政策的制约。农村改革后，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等方面是不平等的，对农民工的一些不公平、歧视性的政策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十六大以前，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是我国城乡关系的重要特征。十六大以后，城乡关系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但城乡二元结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资源要素的体制性分割在一定时间内还将存在。
（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距
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除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保持在2.5：1左右。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比例逐渐降低，到1984年缩小到1.84：1。1985年拉开了城市改革的序幕，城乡差距重新扩大，1992年扩大到2.58:1，2005年扩大到3.22:1，2009年进一步扩大到3.33:1，2010年扩大到3.23:1，绝对差距已达13 190元。在教育方面，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高于城市23.8％和4.0％的水平。虽然农村最近几年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及农村居民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与城市和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远低于城市，当前我国农村除了灾害救济和孤寡老人的“五保”外，广大农民很少得到来自政府的保障，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
（四）城乡关系失衡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
城乡差距太大、城乡关系失衡，加上城乡之间体制机制性约束，被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导致城镇化发展滞后。自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相对自由，城镇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57年的15.39％。此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和固化的阶段，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明显延滞了城镇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的疏散、下放城市人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直接影响。1961年城镇化率为19.29％，1970年为17.38％，1978年为17.92％。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一直长期低于20％。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改革户籍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许多福利待遇在不断减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一种常态。1985年城镇化率为23.71％，1998年为33.35％，2001年为37.66％，2009年为46.59％。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达到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9年卷指出，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时期，预计到2020年，将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则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加速甚至极速城市化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五）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使人口流动变形，使我国的人口主要是流动而不是永久性转移。推拉理论可以说是最早也是运用最多的用以解释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理论，推拉理论直观地将迁移过程高度概括为迁出地（原住地）和迁入地（目的地），并将迁移行为归因为前者推力和后者拉力的共同作用[10]。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迁移和流动获得所期望的资源。在迁入地中那些能够获得所期望的资源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迁出地中那些不利于获得所期望资源的因素就成为推力。当然，迁入地和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因此，乡—城也就有迁移和回流。我国城乡之间人口是流动，而非永久性转移，这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很大联系。户籍制度是制约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户籍制度可以使推拉失去效力。在户籍制度确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内，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仍然很大，由于受户籍制度影响，当时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是很少的。即使遇到自然灾害，农民外出乞讨也是被禁止的。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农村劳动力，户籍制度出现了一定松动，农民工外出打工日益增多。“推拉”发挥了一定效力，但是由于原有户籍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民工有的在城市打工多年，并不能获得城市居民身份，依然是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供给等方面仍然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农民工大多还会回流到农村，他们的流动只是暂时性的或流动性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达2.21亿，约占乡村人口1/3，占我国总人口的16％。如何使人口流动既有数量也有质量，既流得出也留得下，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户籍制度的改革首当其冲。
2020高考语文毕业班第二次诊断性检测 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籍号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2.答选择题时，必须使用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 3.答非选择题时，必须使用0. 5毫米黑色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4.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5.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一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有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这些现象都显示，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 汉字的形体，即字体，指汉字的书写体态。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虽没有跳出表意文字的圈子，但文字的形体一直按从鳘到简的规律发展演变。主要出现了八种字体：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再到现在的印刷字体。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１８８９年）在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１、产生 这个地方曾是殷商王朝都城的遗址，是从盘庚迁到殷地（即小屯）。一直到纣王灭亡的年间的都城。所以，我们知道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殷商社会，科学文化很不发达，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认为是鬼神操纵，掌握着自然的变化，而死去的祖宗的灵魂得以预知未来的事情，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因此，殷王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崇拜神，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如祭祀，征战，畋猎，天气，安危疾病，男女生育等，都要事先占卜，问神以知吉凶，再决定行止。占卜的方法，先将龟甲或兽骨剖开，然后在背面凿出椭圆形的小槽或钻成小孔，再用火烧烤。甲骨片受热后自然在正面裂出各种条纹。史官便按照条纹的不同形状来判断吉凶祸
福，占卜后由占卜人在甲骨上刻下占卜的月日，贞人，占卜的容，结果（即兆头，所示吉凶），以及事后的应验的情况。作为档案保存。 这些记录就是甲骨文字，由于多是占卜的记录，就容说叫“卜辞，贞卜文字”又由于用尖锐的东西刻的，又叫“契文”，又由于是在殷商的故都废墟发现的，又叫“殷墟文字”。２、发现 卜辞的发现，完全是偶然的。１８９８年与此同时１８９９年之交，农民犁田时，时常发现刻有图文的甲骨，农民不知道这些甲骨的来历，但以为年代久远，可以治病，就收集起来卖给药商，称“龙骨”。据说，1899年，当时北大校长，金石专家王懿荣因生病吃药，首先发现甲骨上刻的是古代文字，才开始收集。 从发现起，经过80年的不断收集整理，挖掘，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十六，七万片。从甲骨记录来看，当时的统治者几乎天天在占卜。根据上面提到的帝王和占卜人的名字，结合所刻的文字容。我们知道了这些甲骨刻载了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帝王的273年间的大小事情。据统计，甲骨文单字总数在4500左右，但已认识的还不到1/3。不认识的大多是族名，人名，地名等专用的字。大量的甲骨片的发现，是研究汉字发展与古代汉字文化的珍贵史料。 3、特点 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
论杭州城市肌理之历史变迁 由于在杭州生活多年，对杭州的感情也是颇深，作为一个生活节奏适中，气候适宜的沿海城市，杭州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很多人中意的生活旅游之处。 众所周知，杭州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简称杭，是浙江省省会，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传媒、通信和金融中心。 1953年，针对杭州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城市初步规划方案提出杭州市应发展成为以旅游疗养等为主的城市。1956～1959年，对1953年的规划方案作了根本性的修改。修改方案于1959年开始实施，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城市布局。这个经过修改的规划方案规定杭州市的城市性质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1978年重新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杭州的城市性质是：省会所在地，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这些都是近代对杭州城市的规划，在古代，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在那时经济与发展达到一时的巅峰，环绕凤凰山麓，北起凤山门，西至万松岭，东白候潮门，南到钱塘江边，方圆共九里的范围，成为南宋皇城所在地。因此，对于杭州的规划，以及皇城内部的规划，在当时更是颇受重视。 在皇城周围建设城墙，其南门为丽正门，北门为和宁门，东门为东华门，在绍兴二十八年又增筑皇城西门即西华门及东南之外城。所有的城墙高三十余丈，阔一丈多。其中比较出名的外城城门有清波门，亦称暗门，在今天杭州清波路与南山路相交处。 与此同时，除了对皇城的精心布局外，对于整个杭州城也有系统的规划。南宋杭城主要以北宋杭城南部是州衙所在，中北部为民居生活及市场区的布局结构为基础在作较大的调整来进行规划的。 南宋杭城主要以北宋杭城南部是州衙所在，中北部为民居生活及市场区的布局结构为基础在作较大的调整来进行规划的。首先，皇宫是在州衙之址上持续扩建而成，朝廷中枢官署则位于皇城以北。它的大致范围在今天的六部桥以西，直至青平山、宝莲山麓一带方圆数里之地。其次，独具特色的御街建设。御街是专供皇帝通行的、贯穿京城南北的大道，又名天街；它是南宋天下第一街。御街的中心是御道，街道两边是用砖石砌成的河道，河道外边是走廊，以供市民百姓行走。同时御街两旁出现了店铺林立的景象,形成了以御街为中心的南、中、北三大商业闹市区。再然后，出现了新的坊市布局。由于北宋以前是坊市严格分开的，坊即为居住区，市即为商业区。到了南宋时期的杭州两边民房与店铺相间混杂；坊内的巷与大街相接，形成纵横交错大街小巷的网状的道路。极大的提高了购物的效率和促进了夜市的繁荣。 当然，杭州整个城市肌理的变化还不仅仅在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布局而已，南宋朝廷着力于杭州市政城市建设也是不可小觑的，特别在整饬河道，疏浚西湖方面做作出了巨大成就。在一百年中，史书记录的较大规模的疏浚治理西湖，达七次之多，历任都城知府，都极为重视治理西湖环境，美化景观。维护了西湖的良好生态,美化了景观,形成了著名的西湖十景。为现今西湖的旅游文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南宋西湖的建设，就没有如今举世闻名的西湖遗产。同时南宋政府还着力于整治杭州城内河道组成了京都内外的水运网,保证了京都航运的畅通与物资供应。而这，也奠定了杭州城市繁荣发展的基础。 而如今，杭州随着历史的变迁，愈加的繁荣，也愈加的引人注目。如今杭州市的布局按照“保护西湖风景，开辟钱(塘)江新区，逐步改造旧城，统筹生活设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含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由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这些现象都显示，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会转变。(选编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平民的盛世：宋代》) 1．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宋代以前的老百姓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只能选择起兵造反或是疆场立功的道路。
八年级历史上册期中检测试题 （全卷共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一、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每题2分，共60分） 1．英国人安德鲁?翰德森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机会，可以使我们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的条件。”对这句话最准确的理解是（） A．禁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B．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想报复 C．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鸦片走私 D．英国以禁烟运动为借口发动战争，借机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2.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 A.英国军队 B.英法联军 C.美英联军 D.八国联军 3.太平天国运动持续14年，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其开始的标志是 A.金田起义 B.永安封王 C.定都天京 D.天京事变 4.“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持这种观点的派别是 A.顽固派 B.洋务派 C.维新派 D.革命派 5.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掀起了救亡图存的 A.太平天国运动 B.洋务运动 C. 维新变法运动 D.新文化运动 6.它是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它是 A.戊戌变法 B. 义和团运动 C. 护国战争 D.新文化运动 7.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的地点是 A.广州 B.武汉 C.日本东京 D.南京 8.他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从事武装反清斗争，屡败屡起，百折不挠，使民族民主革命成为波涛汹涌的时代潮流。他是 A.秋瑾 B.章炳麟 C.陈天华 D.孙中山 9.“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独立，独立，中国岂是鞑子的！”材料反映的是 A.洋务运动 B.辛亥革命 C.二次革命 D.护国战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 摘要 城乡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政策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2003年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养育工作、2004-2007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07年十七大以后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从中得出三点重要启示：牢固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识、实施城乡并重战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并重、转变职能 城乡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城乡关系的状况及其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改革、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到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所造成城乡在体制、机制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一系列矛盾的根本症结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不合理的城乡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城乡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调整城乡关系，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政策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1978-2003年：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养育工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确立了工业化战略。为了解决工业化所
需资金问题，确立了“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养育工业”的方针和政策。具体实现形式为“多取少予”。改革开放以后到2003年，虽然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总体而言，“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框架依旧，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支持形式上发生了变化。 （二）2004-2007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2004年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阶段的判断。在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我国城乡关系政策开始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其标志就是“多予少取”。(三) 2007年十七大以后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的格局。这是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略的坚持和发展；是对建立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健全“三农”工作体制机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二、启示 （一）中国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识
如何从唐诗中探索唐朝历史的发展，麻烦详细举例并论述，谢谢。 linda911010 |浏览604 次 2011-05-09 20:43 2011-05-09 22:46最佳答案 按照探索唐诗历史的要求，似乎诗圣杜甫的是最合适的，谁让他的诗号称“诗史"呢，如果是要从整体全貌上来论，可能可以从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诗人诗派来分析。建议去看《唐之韵》这套视频，很全面。如果懒得看，下面是我按照视频脉络大概总结的，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第一，初唐四杰，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彰显了初唐人的从容不迫和自信大气。当然骆宾王的经历也会反映出一些初唐时期的政治斗争。另外初唐诗文的革新人物之一的陈子昂，风格激昂悲越，亘古苍凉，也标志着唐代诗风从魏晋时期的旖旎奢华的转变。 第二，边塞诗人，代表人物是王昌龄，高湿，岑参等。作为盛唐国威的代表者。不管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烈决绝；还是”汉家烟尘，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的气势胸襟；（唐代诗人特别喜欢以汉代相拟，这也可以说是唐诗的一个特点）亦或是”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孤寂难言，都在述说边塞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由衷热爱，对边塞风光的热切赞美和对征战沙场的将士们的深切钦佩，当然，我总觉得也有一些悲
凉的意味在里面。 第三，山水诗人，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无不写出了诗人的轻松惬意，优雅闲适。也正是在盛唐这种内无隐患，外无急忧，经济发展，心态放松的境况下，才能有这样的心境和淡然。不过，在这两位诗人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济繁荣，政事安稳，国有明君的表象下，腐败颓靡也在暗暗滋生。（虽然我个人感觉，能写诗作词的要真是放到高位上去，也未必就是个出色的官员，不过他们怀才不遇也是确实的） 第四，号称诗仙诗圣的大李杜。这个我觉得不太用多说，大家都太熟悉了。李白的壮年时期也正是大唐最繁荣昌盛的时期，所以他的诗反映的基本都是，呃，怎么说，比较快乐的事，当然也和李白自己的个性有关。比较放达，追求自由，浪漫。比他小点的杜甫就比较悲剧，赶上安史之乱的全程，天天忧国忧民。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石壕吏》之类的。不过也有点开心的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 第五，大历诗人，这批比较惨，青少年时期处在盛唐，结果被安史之乱冲击，唐王朝一撅不正，他们的梦想也被重创，所以无疑带有失落哀叹迷茫色彩。代表人物刘长卿，诗作多描写生活的孤独寂寞和自然景物的美丽。“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曾经的繁华如同古调一般逝去，今人似乎也无缘得见了。韦应物，崔护等都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人。此时的诗人们，对生活迷茫而矛盾，也折射出社会的现状是纷乱纠结的。 第五，韩孟诗派。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将议论引入诗句，是中唐开宗立派的人物。在经历过暴风骤雨的变动后，唐朝人需要一种沉静的反思。孟郊我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周）（秦）（汉）（魏晋）（草书） 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 ⑴＂声＂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遥远漫长的太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例如：＂ma、ba＂用于代表＂妈、爸＂可能是从哭声＂啊……＂中分化出来。语音进化到现代，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汉语中大约有4×400＝1600种声音。语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从现代语言中可以分辩出一些线索。例如： ＂鹅、鸡、鸭、猫……＂等家禽和家畜可能是依据其叫声而定其名的。 ＂哈、喔、嘘、哎唷……＂等声音是直接表示人类在不同情绪下的自然发声。 ＂五→午＂、＂苗→渺＂、＂木→冒＂……音相通，意相联。 【原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
⑵＂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屮、动物、祖先……＂等图象。 《说文解字》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 【原文】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 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 ＂审（审）→宀番→宀采田＂，＂番＂谓田中野兽的脚印。＂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审＂，悉也。 【原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审，悉也，知审谛也，从宀、从采。悉，详尽也，从心、从采。释，解也，从采。采取其分别物也。 由＂图画＂经过一个简化过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开始了＂文字＂的进化过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图象向表示声音的字母方向发展，以语音作为主体。汉字由原始图象向＂象、数、理＂方向发展，用不同的图象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⑶＂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 【原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如：＂明→日月＂、＂易→日勿→日月＂，＂旦→日一＂（下边的＂一＂表示＂地＂，与＂?＂卦三阳爻象＂天、人、地＂相通），＂显→日业＂（＂业＂，表示地上有茂密的树木，＂日＂已上树梢，太明＂显＂了）。 这些字还可以组成更多的字。如：＂盟→明皿＂、＂踢→易＂、＂湿→氵显＂、＂但→亻旦＂……。 造字和易理在这里完全相通，即所谓的＂取象生理＂的模糊思维和＂阴阳互动＂的二分原理。 ⑷＂数＂概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月＂字中＂＂表示手，＂月＂表示肉。＂
从唐代历史来看唐诗的兴衰 摘要：唐代在中国诗史上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但是就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言，唐诗有兴盛则也有低谷。本文主要从唐代的历史发展的角度逐层分析唐诗繁荣或相对衰败的原因其中侧重对繁荣原因的分析，包括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部分。 关键词：唐诗唐朝历史 一：唐宋诗之争 在中国诗史的研究上常常存在着一些纷争。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唐和宋之间自然也有着诸多争论。唐诗和宋诗之争便是其一。 唐宋诗之争，起于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首次区分唐宋诗的界限，其后永嘉四灵、江湖派诗人及严羽、方回等理论家都对唐、宋诗的差异作出了辨析。其中以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总结的“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影响最大。但将严羽的这一概括系统化、理论化，则是由推崇唐诗的明代复古诗论家们完成的。清初的诗坛以学习宋诗为主。 诗分唐宋（唐又分初、盛、中、晚）以来，赞成反对者争辩不休。今人钱钟书认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谈艺录》。 不过，虽然唐诗与宋诗在诗史中都有着重要的位置，但是提到诗歌，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唐诗，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每个朝代都有自己出彩的东西，对后人来说影响特别深的东西。那么唐朝可以说完完全全是个诗歌的朝代，那么唐代诗歌究竟为何如此繁荣呢？本人将会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二：唐代历史的发展与唐诗的兴衰 唐代是一个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时代。唐诗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它的繁荣兴盛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明初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把唐诗总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大致符合唐诗的发展情况。 （1）初唐——时间最长，诗歌数量与质量却最差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延和元年为初唐，共92年，然而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和诗歌。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初唐时间最长，可是无论诗歌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是最差的，而且一百年间竟然没有出现一流的诗人，缺少异峰的突起。“但是这一时期诗人们特别是初唐四杰纠正了齐梁以来柔弱轻艳的宫体诗余风并酝酿形成了各种新的诗歌形式【律诗】，可以说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虽然初唐为盛唐奠定了基础，但是初唐诗歌的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是什么制约了初唐诗歌的发展呢？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隋末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的影响，靠农民战争取得政权的唐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农民的生活和要求，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刚结束战乱的年代，百废待兴，因此在社会经济上初唐稍差。 社会文化基础的薄弱，虽然统治者爱好提倡诗歌，但是诗坛长期为宫廷馆阁的文馆学士所支配，诗歌创作中心下移过于缓慢。创作主体的贵族化和诗歌风格的单一化制约了唐诗的发展。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初唐宫廷诗人虽然在诗歌形式方面作
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国民性指国民共有与反复出现的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结构。国民性是一国大多 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在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性格特征，是国民素质的核 心因素。这是比较官方的解释，但我个人认为解释国民性一句话就可以，就是国民素质。国民性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 般情况下是通用的。 最近翻阅了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里面有一句话我看了以后觉 得很有意思。该句如下：“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张宏杰”。照此 所说，我国现今社会国民性的变化也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答案。这就为我们对国民性的 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那现在就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我们中国国民性的变化。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 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 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纵 观我们这泱泱五千年的历史，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战争的不断进行，各种争斗持续，我们民众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复杂，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这些都是在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 为了更具体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主要以元明清以来的历史为主，来细致的分 析一下我们国民性的变化。 中国文明的倒退，参考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我认为是从元朝开始的，宋朝以前中国都是由汉族人统治，中华文明一步一步走向巅峰；而到了元朝，蒙古人 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明朝开国皇帝朱重八先生是农民出身，则是专制集权到 顶峰，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文人、商人阶级，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 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扬州十日屠城，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非常残忍，从东北跑到山东，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 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
城乡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城乡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目前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关系走向协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许多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60多年城乡关系的演变表现出五个基本特点，其变迁轨迹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城乡关系演变之历史轨迹 （一）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 1．1949—1952年：开放的城乡结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长期形成的相互对立的畸形的城乡关系，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在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允许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乡私营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1]。同时，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整个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有较多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0.64%上升到12.46%，城市人口从5 765万增加到7 163万，增加了1 398万人。在这一时期，城乡结构是开放的，城乡之间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城乡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 2．1953—1957年：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开始限制农村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合作化从组织上配合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2]。从1953年起，我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人口的迁移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盲流”造成了对城市稳定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初开始在全国对粮食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国家规定农民消费和积累的定额后，其余的全部征购走，也就是从农民手中收购“余粮”，造成农民种粮没粮吃，乡村粮食不足问题史加严重，同时也加速了城乡隔离的制度设计。 1956年秋天，农业合作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粮食歉收的情况。山于粮食严重短缺，大批生活困境的农民，从农村流到城市寻找生存空间。1956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史为严重的“盲流”问题。为了防止农村人口过多“盲流”到城市，减少对城市的冲击，维护社会稳定，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但这一规定并没有有效解决农民大量外流的问题。 到1957年春天，农村人口盲流的情况仍十分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7年连续下发通知，规定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不能随意招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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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屮、动物、祖先……”等图象。 《说文解字》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 【原文】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 a ng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 审（审）-宀番一宀采田”，番”胃田中野兽的脚印。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审” 悉也。 【原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审，悉也，知审谛也，从宀、从米。悉，详尽也，从心、从米。释，解也，从米。米取其分别物也。 由图画”经过一个简化过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开始了文字”的进化过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图象向表示声音的字母方向发展，以语音作为主体。汉字由原始图象向象、数、理”方向发展，用不同的图象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⑶ 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 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 【原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如：明一日月”易一日勿一日月”旦一日一”（下边的一”表示地”与“？” 三阳爻象天、人、地”相通），显一日业”（业”表示地上有茂密的树木，日已上树梢，太明显”了）。 这些字还可以组成更多的字。如：盟f明皿” 踢易”、湿f氵显” 但f / |—r 造字和易理在这里完全相通，即所谓的取象生理”的模糊思维和阴阳互动”的二 分原理。 ⑷ 数”既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 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r月”字中“”表示手，月”表示肉。 有”字原意手下有肉”有肉吃就不会挨饿。有”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 多”等数的概念。
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史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据传汉字最早在黄帝时候就已经出现。传说黄帝时期，有一位叫仓颉的大臣，他可以画出许多的图形符号，各种的图形符号代表了各不相同的意义，后来他创造的符号就逐渐发展为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说法，大概就是源于此，而仓颉也被后人尊称为“文字神”。但是，文字的繁大，造字绝不是一时一人就能完成的。其实，早在仓颉以前，各部落应该就已经有了许多表意的符号，只是各不相同罢了，仓颉应该只是加以统一与整理，而后人则说是仓颉造字。这样中国的文字就产生了，这样看来中国文字的产生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可以看见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籀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 甲骨文是刻在动物骨头上的文字，是现在可见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文明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所以人们把文字记录的载体选择为动物的骨头，而这同时也是中国人就地取材的这一个思想方式的反映。这些甲骨文在后世被人们当做龙骨来医治疾病，尽管这种方式被我们现代人看作是迷信，但是这一思维的确延存了数千年。这些“龙骨”在清代被欧洲考古学家发现，当时就引发世界轰动，到今天也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见证物。 金文是指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因为中国从夏朝开始就进入青铜器时代，而现在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刻有一些文字，又因为周朝人把铜叫金，所以现在就叫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它的使用持续到秦国末年，随着籀文的出现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籀文，就是大篆，是战国晚期秦国使用的文字。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其原有的大篆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后的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后来因为小篆写起来的一些缺点，带来的不方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种较易书写的新字体:隶书，起初隶书在下层和民间流传，后来则逐渐取代了小篆的位置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小篆
杭州的变迁与发展 ——从杭州人休闲活动的变化看发展 朱琪 土管11乙1192310215 【摘要】：休闲方式的变迁是人们富裕起来的象征，喻示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变迁的背后，是旅游业、交通、信息、商业、餐饮、文化娱乐等与休闲相关的产业的快速增长。专家预言，休闲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从休闲活动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杭州的发展。 【关键词】：休闲活动；变迁；发展；杭州人 1、引言 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关键词，那我们要怎么看到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小组决定从人们休闲活动的变化来探讨杭州市近些年来社会的发展。 所谓闲暇，就是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社会义务中解脱出来的时间，为了休息，为了消遣，或为了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能，以及为了自发地参加社会活动和自由发挥创造力，亦即，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提起休闲，就是游手好闲等反面联想，这形成了一种主流价值观。如今，休闲不仅是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从世界按照国际上发达国家休闲活动发展的经验，人均在GDP3000美元是一个临界点。当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到达这个阶段以后，人们休
闲方式选择将逐步由注重较低层次的娱乐功能向注重较高层次的发展。随着我国带薪休假制度的逐步实施，人们的闲暇时间会更多。从而人们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会增加，以及对休闲活动多样化的需求会增加，可以看出杭州人均GDP增长幅度，从而反映杭州的发展状况。 2、研究方法 我们小组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通过随机抽样，在杭州不同地区进行了问卷发放。调查现在人们休闲活动的内容，以及十年前主要的休闲活动情况，然后统计各项数据，作为分析的参考。拟定了访谈稿子，随机选择样本，进行了简单的访谈。 3、研究结论及其分析 首先，数据显示有99.7%的人认为“近些年来休闲活动有变化”，所以，近些年来杭州人休闲活动的变化时肯定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变化反映的发展在哪些方面。休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经济现象，对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1995年，我国实施每周5 天工作制，1999 年开始实行每年3个“长假”，使全年法定节假日达到了114 天，标志着我国正步入休闲时代，休闲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现代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而居民的休闲活动成为现代许多学科的研究焦点。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的书一贯好看，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也不例外。题目相当宏大，但是本书的水平和他以前的相比，相差很多。 作者用了半本书，详细描写了中国人是怎么从勇武开放走到怯懦犬儒的过程，后半本论述专制的起源和发展，对我来说，大部分内容都知道，简单翻翻就行了。唯一有新意的，我觉得是后面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作者认为，鲁迅过于理想化，而且过于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一生的思想也经过几次重大转向，而胡适则始终坚持改良，立足中国的实际，为当时的执政党提建设性意见。如果蒋介石做得太过分，胡适也会激烈地批评。但是鲁迅一贯以批评嘲讽为主，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作者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给了我很大教益。最近几十年，尤其是在大陆上，鲁迅的地位被拔得很高，而胡适的地位则低多了，貌似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只会写政论文章的半吊子文人。因此在绝大部人心里，胡适的地位不仅远不如鲁迅，甚至可能不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巴金等人。但作者的详细论述，至少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 但纵观全书，我感觉颇为支离破碎，似乎不同章节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整合，某些篇章的内容似乎应该大量取自于其他某本书。这是我长期看书后的感受，作者旁征博引揉化观点，和主要取自于一本书，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书的不同部分的风格肯定不一致。看了后记才知道，我的感觉完全得到了证实。 首先，作者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着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关于国民性的演说显然更粗糙一些。显然，作者也认识到这不是一本高水平学术着作。我甚至觉得这是一本愤青水平的书。因为我觉得，对于一国国民性的探讨，除了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还应该有地理、经济因素，可惜这方面探讨的都不多。尤其是地理因素，历史学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决定论思路，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但我始终认为很有道理。比如在南方人中，湖南人为什么骠悍勇武、热情洋溢但又忧国忧民?这和湖南的山水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四川人同样热情洋溢、讲究袍哥义气但却比较安闲?也和四川的山水有关。虽然作者对中国的地理有探讨，但我觉得远远不够。 其次，作者罗列了几十本参考资料，最重要的一本书是《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我觉得他引用的资料或许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把我感兴趣的罗列在下面，以后阅读： 《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邵建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论述 《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徐良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关于我国上古文化的入门着作
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 心主义的兴起 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新世纪以来作为国家战略规划的新农村建设，其背后的目标动机、前提假设、行动规划以及理想图景，仍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意志层面上统筹城乡发展的资源再分配过程。从目标动机看，新农村建设不是为了顺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启动的，而是为了弥补城乡互动博弈过程中农村的弱势地位提出的，是基于城乡发展的巨大反差而不得不作出的国家规划，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城”仍然优于“乡”。从前提假设看，新农村建设也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保证不至于因为农村的落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受阻。从行动规划看，新农村建设是由中央政府规划、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并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建设工程，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向农村输送资源的过程，④农村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许多建设并不是切实地从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来推进的。从理想图景看，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是以城市为参照的一次外部形象描绘，成为被城市化牵引着的农村跟进运动。可见，新农村建设并非是由内而外的一次内生动力发展，而是由外而内的一次外部动员建设。 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城市化建设轰轰烈烈，而新农村建设则显得黯淡无光。各级政府为了城市建设可以对农村进行土地征收和撤村建居，却从未因为农村的发展滞后而去延缓城市化进程。我们提出了“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等响亮的口号，却从来没有设想过“城市农村化”、“工业农业化”、“市民农民化”中，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城市”、“工业”和“市民”比“农村”、“农业”和“农民”更为重要的价值逻辑。因此，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也基本上体现为安抚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失落、伤心的话语安慰，在实践中很容易被淹没。 这种状况是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社会，或许是为了适应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需要，或许是为了满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诉求，只有不遗余力地推进城市化。“城乡分治与一国两策”只是国家意志的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内外交困、上下求索中探索出来的一条城乡发展之路。 社会形态上的城市崛起与 农村消逝的同步并行 社会形态是城市和农村内在博弈过程中的一种外部呈现，这种外部呈现不仅是城乡内部自然孕育的结果，也是城市和农村在冲突、合作以及交流中相互形塑的过程。社会形态的变化直接表征了城乡内在发展动力的强弱，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也折射了国家意志的偏好与倾向。可以说，基于城乡关系的社会形态判断是透视一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也是理解微观个体行为取向的重要视角，更是国家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呈现。 从城乡关系的维度看，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经历了一个城市崛起与农村消逝此消彼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