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4期 总第44期
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
演变的历史轨迹
朱 英
提 要 中国民间社团的发展演变一直呈现出兴衰起伏不定的曲折态势,从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的诞生与初步发展,到1929年遭受国民党政府整顿,至1949年后趋于萎缩沉寂,随着改革开放才又出现了复苏与发展。中国民间社团的产生与发展,与新经济成分的增长和民间社会群体的形成紧密相联,同时也与政府推行的政策直接相关;民间社团建立后更多的不是以政府对立物出现,而是以相互协作式的互动为主;从性质上看,近代中国的某些民间社团已初具市民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 民间社团 20世纪 中国
作 者 朱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追溯历史,可知中国是一个民间社团发展很不充分的国家。特别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严密统治,一直明显表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特征,民间社团不仅缺乏活动空间,而且也难以得到孕育和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具有现代特点的新型民间社团虽逐渐出现,但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仍非一帆风顺,可以说充满了艰辛与挫折。
一、20世纪初期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
20世纪的最初10年,亦即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在一般历史著作中所论述的都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日趋加深,以及清朝的统治更加衰败腐朽,中国已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也随之趋于高涨。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10年却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民间社团,尤其是新型商人社团得以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1)20世纪初期产生的新型民间社团
众所周知,中国很早就有工商业者组成的会馆、公所,但它们属于行会性质的传统工商组织,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民间社团。清末10年期间商会的诞生,才首开中国初具现代特征的民间工商社团之先河。自1904年以后,商会很快即在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成为当时最为普及、影响也最大的新型商人社团。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统计,1904—1912年,除西藏等个别地区外,全国各地都已成立了商会,包括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在内多达900余个,另还有为数更多的商务分所无从统计。新型民间社团初始诞生即出现如此迅猛的发展态势,无疑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气象。
20世纪初期诞生的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型商人组织是商团。商团是一种准武装性的团体,其前身为商办体操会或体育会。1905年,上海商人即在五个行业率先成立了名称不一的体育会,1907年体育会逐渐增多,联合组成临时商团,接着又成立南市商团联合会。到1911年上海商团成员人数已达数千人,拥有数量可观的枪支弹药。1906年,苏州商人也设立了苏商体育会,1911年改组为商团公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无锡、杭州、宁波、武汉、天津、重庆、安徽、江西等地的商人,也都相继建立了类似商团的组织。
以从事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新型民间社团,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1904年秋冬,东三省绅商即曾筹议地方自治,并且成立了保卫公所。1905年,上海绅商李平书等人发起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
本文系提交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是当时机构最完备、成就也最显著的地方自治团体。1907年,广东商人也成立了粤商自治会。从1909年开始,苏州绅商陆续创设了不少以街道为行政区划的基层自治组织,其名称也别具特色,叫做市民公社。
文化教育领域中也诞生了一些新型民间社团。如上海,1905年即出现在米业商董姚文楠等人创立的学务公所,不久又组织了教育研究会,并于1907年与沪学会合并组成上海县教育会。苏州绅商与学界人士在1905年也共同成立了学务公所,1907年又设立了教育会。原名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的著名社团,也是商学两界发起创办的民间团体。类似的民间教育团体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先后成立。
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性质的新型民间社团在20世纪初期也频繁产生。其中较多的是以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的地方自治研究会(社)、地方公益研究会,以发展工商业为主旨的商学会、商学公会、商余学会、工商研究(会)所等。例如上海、杭州、直隶等省的商学公会,在当时都曾积极开展有关各项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商人还曾积极成立新型消防组织。苏州商人即先后设立了类似消防性质的救火社、治安龙社,汉口商人也创办了10余个消防会。上海商人不仅分区域和行业创设30余个救火会,并于1908年联合成立了上海救火联合会。除此之外,以商人为主体的新型风俗改良社团也较活跃。如商办风俗改良会、禁烟会、振武宗社等,均属此类组织。另还有农会、商船公会等,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型民间社团。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10余年中,除部分地区的地方自治团体受到压制外,其他许多类型的民间社团仍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民初还曾一度出现实业团体的兴盛局面。
(2)20世纪初期新型民间社团产生的主要原因
各种新型民间社团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初期诞生,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重要者主要是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是清朝政府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开始推行“新政”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
20世纪初的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振兴工商、发展实业对致富图强有着重要影响,转而采取许多新举措力图促进实业的发展。首先是从限制和阻挠民间商人创办私营企业,变为鼓励和保护商办私营企业的发展,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干预也大为削弱,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其次是通过制定颁行商法和各种经济法规,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为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提供了某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而独立经济活动领域的形成,则是新型民间社团尤其是经济社团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
清朝统治者还认识到要发展实业,就必须使官与商相互联结,消除官与商之间的隔阂,而仿照欧美和日本等国设立商会这样的新型商人社团,即可达到“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的目的。于是,清朝政府改变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严格限制和禁止民间成立独立社会组织的一贯做法,转而主动倡导和鼓励商人设立商会等新型民间社团,不仅允许这些社团享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而且给予某些商办民间社团以“法人”地位,从法律上加以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清朝政府的一大变革。清朝政府为了推行宪政改革,弥补官治之不足,还主动仿行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制度,以使官治与民治同时并行。1909年初清朝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要求凡城镇各设议事会、董事会,乡设议事会,负责办理自治事宜。这样,清朝政府即将原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实业、市政、公共营业等许多方面的相当一部分管理权下移到民间,主动让出了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社会活动空间,不仅直接促使民间地方自治社团的诞生,而且也为其他各类新型民间社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是20世纪初期新兴商人力量增强,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在创立各类新型民间社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揆诸史实,不难发现除了商会、商团等商办社团之外,商人在其他各类新型民间社团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地的地方自治团体,大都是以新兴商人作为主体;各地的新式消防社团,实际上也是商人组织;许多文化教育、学术研究、风俗改良团体,则是由商界联合学界发起创设;即使是农会当中,商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说,在当时的各类新型民间社团中都能看到商人十分活跃的身影。
20世纪初期的新兴商人,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民间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绅士。他们的经济实力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得到显著增强,社会地位也在重商思潮日趋兴盛的新环境下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商人已萌发了“合大群”、“结民力”、“固结团体”的现代群体意识,并且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认识到“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①。因此,作为民间
社会中最具实力和影响的新兴商人,在创办各类新型民间社团中自然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其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也成为促进许多新型民间社团产生的因素之一。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时,朝野上下、官商之间都不得不探求新的挽救措施,而且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必须创设商会等新型民间社团,发展工商和振兴实业,才能取得实效。商会的诞生,即是官与商在寻求致强救亡举措的共同目标上良性互动的产物。
其他许多新型民间社团的创立,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例如上海商人之所以发起成立体育会和商团,是因为认识到“国民躯体赢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遂发起组织体育会,“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干城之选”②。李平书等商董集议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也是“惕于外权日张,主权寝落”,“内政不修,外侮日亟”,希望“以此整顿地方,振作精神”。这些都表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当时推动商人创办新型民间社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1927年以后民间社团遭受整顿及其缓慢发展
袁世凯死后直至1927年,中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的民间社团虽难以像清末那样得到政府的保护,但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政治中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家的能力下降,民间社团却仍得到继续发展。例如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教育联合会、报界联合会等全国性的民间社团相当活跃,农会、工会、银行公会、律师公会以及其他众多社团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并曾联合开展“国民自决”运动,甚至试图组织“民治委员会”以成立商人政府。1927年蒋介石建立了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加强个人独裁统治,自然不会允许民间社团的独立发展。
(1)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社团的整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首先是取消地方自治,强令解散各种民间自治团体。如苏州,自清末诞生并不断发展的20余个从事地方自治的市民公社,在1928年3月被全部撤销。南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民间社团的监控,力图使民间社团丧失原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成为其御用的工具。当时,民间社团中颇具影响的商会首当其冲受到整顿,而整顿又首先向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下手。
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即发布第1号训令,宣称“上海总商会现任职员非法产生”,着令该会全体职员一并解职,并设立上海总商会接收委员会,办理上海总商会重新改选事宜。此次整顿尚未使上海总商会完全丧失原有的独立性。因为总商会并非真正由国民党政府直接接收,只是将原有正副会长和会董解职,在改选之前仍由35名商董组成总商会的临时委员会管理会务。临时委员会则依然依照以往的惯例,领导总商会从事各项活动,甚至继续干预政治事务,因而引起国民党当局对上海总商会乃至全国各商会的忌恨,意欲将商会全部撤除。
1927年11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转发国民党中央商人部通告,向上海总商会发出威胁说:“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③。所谓商民协会,则是在国民党当局直接扶植和支持下,由一部分中小商人在各地组成的团体。
这不仅关系到上海总商会的命运,直接涉及全国商会的存废,因此上海总商会马上针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谓商会“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的言论,严词进行反驳。同时,为了联合各省商会共同力争,上海总商会还向全国各地的总商会发出通电,提出于当年的12月15日在上海召开各省商会联合大会,专门讨论商会存废问题,得到各地商会的响应和支持。12月中旬,各省商会联合大会在沪如期举行,共有100余名代表出席。国民党当局对此甚为重视,对商会的有关动向予以严密的戒备,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都亲临会场。蒋介石还亲自在会上训话,要求商会放弃独立自主的活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上海总商会领导人冯少山却在大会发言中,对国民党政府试图以御用的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阴谋,进行了含沙射影的反击。大会发表的宣言,仍号召“商人积极参预政治,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实际”,这显然是针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继续宣传“全民政治”,以维护商会的合法独立地位。
在有关商会存废问题的争论中,一方面由于商会的抵制,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高层之间对于是否撤除商会的意见不一致,未能制定统一的政策。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使得这一时期的商会尚得以保存。特别是1928年8月国民党政府工商部颁布修订后的新《商会法》及《商会法实施细则》,又从法律
上肯定了商会的地位。所以,从表面上看争论以商会的获胜而暂告结束,但这一局面并未维持多久。
在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陈德征、潘公展提交了一份名为“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声称商会“反抗党国,逆迹昭著,应予解散”。由于商会与其它工商团体的强烈反对,加之国民党内部宁桂集团的冲突导致“三大”会议中断,废除各级商会的议案未在这次会上通过。但是,国民党上海当局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在当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第17次常务会上,议决呈请国民党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并通缉会长冯少山。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即以所谓“把持商运,破坏革命”的罪名,下令通缉冯少山和总商会常务委员石芝坤。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次常务会议还通过了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组织案,并成立了一个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下令上海总商会暨县商会、闸北商会以及商民协会等团体“一律停止工作,听候整理”④,由商整会负责登记商会及商民协会会员,草拟统一团体之章程,筹备统一团体组织程序。在商整会成立会上,国民党的一批要员,包括上海市市长张群等人均亲自出席,各工商团体的代表则以“属员”的身份参加,接受训导⑤。
此次所谓整理上海商人团体,是政府改变废除商会的赤裸裸专制独裁方式,用另一手法强使民间商人团体尤其是商会接受其控制的花招。整理委员会虽有虞洽卿等商董参加,但完全系国民党一手操纵,由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市党部严密监控,整理过程也“依法令之规定,应受主管行政官厅之监督”。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强行整顿,上海总商会以及其它民间工商团体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沉重打击。在此之前,上海的商人团体共有257个,其中隶属总商会者77个,隶属南市商会(即县商会)者32个,隶属闸北商会者3个,隶属商民协会者71个,未隶属上述各系统的商人团体有56个,另还有国货联合团体和商人同乡团体18个。整理之后,获国民党当局承认的团体仅为170个,其余均被撤消。尤其是像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及其下属的各路商界联合会这样颇具影响的商人团体,也经由这次整顿而被取消。民间商人团体数量的减少还只是表面现象,即使是保留下来的商人团体,也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独立自治特征,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和控制。
不仅如此,其它地区的民间社团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其结果可以说与上海的商人团体大同小异。当时,政府对民间社团尤其是商人团体的整顿,并不限于上海一地,而是在全国范围普遍进行,甚至连海外华商组织的中华商会也不例外。据全国商会联合会1930年10月报告的国内外商会数,国内共有2246个,海外的中华商会也有50个。整顿之后的商会数,截至1933年8月底止,国内正式向实业部备案的仅407个,海外的中华商会23个,暂准备案的,国内商会为173个,海外23个。⑥
(2)整顿之后民间社团的缓慢发展
经过此次整顿,自20世纪初诞生的新型民间社团可以说遭到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但在此之后,民间社团依然在缓慢地向前发展。其原因之一是,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解散了某些民间社团,但主要只是对商会等民间商人社团进行整顿,而且并未全部予以取缔。整顿之后的民间社团与以前相比虽大为减少,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社团得以保留。如果当时的政府坚持以强硬的手段,一举撤销所有的民间社团,那么此后将不会有民间社团存在,也就连缓慢的发展机会都不可能得到。其原因之二是,政府虽力图对商会等民间社团进行监督和控制,并且达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许多民间社团在此后仍针对当时的不同形势,充分利用一些有利的时机,采取种种措施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努力拓展其生存活动空间,争取继续发挥民间社团独特的功能与作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1931年12月上海各业公会曾联名发表《对于上海市商会问题重要宣言》,公开抨击上海市商会自1929年以后被受国民党庇护的“独裁余孽之少数无赖商蠹盘踞”,“把持商运,包办选举,强奸会员意志,阿谀宁府权要,勾结党棍,排斥异己”;并宣告“以后对于上海市商会之接收与改组,尚未经我各业公会代表大会合法议决之许可,以任何之名义与行动,概予绝对否认”。这篇宣言的措词颇为激烈,不仅将矛头直指当时由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市商会,而且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这份宣言无法公开见诸报端。随后各业公会又广为散发《告各界人士书》,控告国民党当局“摧残我民主精神,剥夺我民权自由”,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通过不间断的抗争,在上海市商会后来的改选中,真正属于工商界的人士在其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加。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抵抗日本的武装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消极政策。商会和其他许多工商团体也向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并抨击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参加了上海市各团体救
国联合会组织。同时还积极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新的国货团体,使民初兴起的国货运动发展到高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增长。这表明商会和其他工商团体仍在很大程度上争取保持其民间社团的功能与作用。
三、1949年以后民间社团的发展概况
与前半个世纪相比较,1949年以后的50年,中国民间社团的发展状况显然又体现出不同的新特点;而且在这后半个世纪的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变化,民间社团的发展也反映出几乎是截然相异的情景。
(1)1949年至1978年民间社团的萎缩与沉寂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新政权的建立带来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动摇了旧社会社团组织的基础。同时,新政权借助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将自己对社团组织的价值判断付诸实施,对当时存在的组织进行选择。那些不符合新价值判断的组织,被当成`封建组织’或`反动组织’而被取缔。那些符合新价值判断的,则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成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组织,并且获得一定的发展”⑦。从实际情况看,1949年以后严格意义上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萎缩甚至是停顿状态。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是缘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政治方面,自上而下地确立了高度统一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国家与社会也形成了高度的一体化,整个民间社会已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具有独立性的民间社团自然也无法得到发展。
第二,在经济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一元化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自从对农村实行集体化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各种经济成分都被归于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当中,各级政府也在经济上承担了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全部具体职责,过去众多的民间经济社团也就不再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
第三,在组织体系方面,通过在城市实行单位制度和在农村推行人民公社,也建立了一元化的组织网络,使每个人都被纳入到行政组织的框架之中,基本上已不存在群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即使是单独的个人,实际上也已成为高度的“组织人”,这无疑在客观上制约了民间社团的发展。
第四,1949年以后不仅逐渐在政治、经济、组织体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元化的体制,而且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政治、经济和组织体系相互紧密联结的一种高度统一的体制,加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功能的泛化,取代了实际上应由社团发挥的功能,几乎是无所不包地统管了个人的全部公私生活领域。
由于上述原因,1949年以后民间社团的发展不能不处于萎缩衰退状态。过去的许多民间社团,有的被取缔,有的在无形中解散,有的被加以改造之后性质发生变化,不再属于民间社团。例如一部分政治性较强的社团演变成为“民主党派”;商会自然解体之后,1950年陆续建立的工商业者联合会主要是为团结和教育工商业者而设,后也参加“政协”,起着与民主党派类似的作用,而与作为民间社团的旧商会在性质与功能上迥然不同;工会与农民协会等团体,也在性质上有所变化。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社团则为数很少,主要是在科技和学术领域中,经由政府倡导和支持建立了一些团体,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大多不再有民间性质的社团存在。
“文革”十年期间,全国处于混乱动荡状态,正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几乎全部陷入瘫痪。在当时狠抓阶级斗争的特定环境下,仅有的少数社团也都先后停止了一切活动,人人都不同程度地主动参加或被卷入“文革”的政治斗争,民间社团的发展则完全处于沉寂和消亡状态。
(2)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社团的复苏与发展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又一次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也从各方面为民间社团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是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传统格局逐渐改变,政府主动实现职能的转换,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发展经济为重点,而且通过实施“政企分开”的举措,不再像过去那样将经济与政治完全视为一体,也不再巨细无遗地包办一切经济活动,相继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及对企业进行放权。这实际上是政府在保留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力的前提下,一定程度地撤消了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某些强制
性的直接管理和干预,使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开始削减,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活动领域,为民间经济社团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
其次是从全面推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减弱了对经济活动的超常控驭,使企业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的日益分化。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乡镇企业得到国家的保护,同时又拥有独立自主性,获得越来越迅速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了重要地位。一批中产阶层开始崛起,他们享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和权利;连农民也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面临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都需要以某种方式沟通信息,彼此联结,以便更好地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民间社团性质的行业协会正好具备了这种功能。
再次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高度一元化组织体系也逐渐融解。其主要表现是,并非每个人都像以前那样被纳入政府直接统辖的单位组织之中,在体制外开始出现了各种社会群体,包括大量私营企业主、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个体户”以及庞大的“打工族”。他们不属于体制内的某个企、事业单位,但却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和需求,也形成了一定的群体认同观念,于是寻求以新的非行政方式,通过组织本群体的社团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总之,20年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给民间社团的复苏与发展提供了机遇。在这20年当中,包括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健康卫生、社会福利、宗教、公共事务以及联谊性等各类社团,在全国各地都相继出现。如浙江萧山这样人口仅百余万的中等城市,截止1990年已有各类市级社团近百个,而且全国当时已有的各类社团在该市均已建立。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具有较为浓厚的官方色彩,严格说来并不属于真正的民间社团范畴。
这一时期的社团,有不少是自上而下受政府或其有关职能部门的倡导与推动之下成立的。政府在分权的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建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取代政府行使中介联络与有关管理职能,因而主动倡导设立一些社团。例如各地许多行业协会的建立,即得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推动与帮助;消费者协会的创办起着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作用,也得到政府的倡导与推动。类似的例子,在其他许多社团创办的过程中同样屡屡可见。
同时,也有一部分社团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间发起创办,经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审核批准之后设立的。以这种方式成立的社团,较多的是属于学术研究、文化、体育类型。在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创立之前,有些地区的个协也是各业个体户联合建立起来的。从总体趋向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自下而上创办的社团将会越来越多。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20年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大量社团,由于受到各方面诸多因素的限制与影响,有不少仍显得很不完善,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民间社团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在原有体制没有完全改变的制约之下,相当一部分社团并未具备作为现代民间社团所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其“半官半民”的色彩显而易见,因而并非纯粹意义的民间社团。当代中国的商会,即与近代中国的商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些社团起初的民办性质还比较突出,但在实际过程中深感无官方背景难以有效地运作,于是主动地请求官方领导人在社团中担任职务,或者是直接挂靠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之下。这种情况虽能解决社团一时所遇到的某些困难,但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民间社团正常有序地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民间社团各种功能与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社团的发展特点
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的起伏兴衰与发展轨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发展变化及其互动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要而言之,近百年来中国民间社团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与新经济成分的发展与民间新社会群体的形成,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事实表明,无论是本世纪初还是本世纪末,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方面条件迥然相异,但中国民间社团的产生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新经济成分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民间新社会群体形成的产物。另外,不仅最初诞生的民间社团大都是经济团体,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发展较快、数量较多的也是经济社团,其活动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宗旨都是为了更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表明民间社团
发展也与经济因素的演变紧密相关。
第二,中国民间社团的发展,与经济的演变趋新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与政府推行的有关政策直接相关。可以说,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间社团的存亡绝续。因此,中国长期延续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显著特征,在20世纪虽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19世纪末,即有维新派人士和工商界代表提出创办商会等新型社团,但因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难以付诸实现。到20世纪初期,商会以及其他各类新型民间社团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接连诞生,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清朝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由禁止和限制民间设立独立组织,转而主动倡导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1927年以后民间社团的发展遭受挫折,则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社团采取种种约束与限制政策,使其独立性大为削弱,活动空间也受到种种束缚。1949年以后,民间社团从前30年的停顿和沉寂状态,到近20年逐渐走向复苏和发展,同样与政府有关政策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所以,中国的民间社团一直没有真正依照自身所具有的规律,正常而顺利地向前发展。
第三,在20世纪的中国,各种民间社团建立之后,更多的不是与政府对立,而是以相互协作式的互动为主,尤其是经济社团,实际上担当着某种特殊的中介角色,在许多方面为政府起到了功能弥补作用。本世纪初诞生的商会,就承担着“通官商之邮”的重要职责,使官与商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有所改善。商会曾积极组织商人参与政府举办的各种劝工会、物产会,在税收问题上商会也曾经常发挥居间调停作用。自商会成立之后,政府制定的有关实业方面的举措,大都是通过商会作为中介向工商业者贯彻实施;在制定实业政策时,也邀请商会和其他工商团体参与协商,1912年底北京政府“为谋工商矿业改良发达”、“藉定工商大政之方针”而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就曾邀请各地商会和工商团体的代表出席。当然,在政府对内或对外的政策违反民意时,包括商会在内的一些民间社团也会提出反对意见,并一定程度地发挥某种制衡功能。总体看来,民间社团对政策的举措主要是以正面的积极回应为主,负面的制衡为次。这一特点,在当今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社团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其制衡功能几乎鲜有反映。
第四,本世纪初建立的一部分新型商人社团,由于在规章和组织制度等各方面都是仿照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的有关社团,加上当时的清朝政府对这些社团未作过多的具体干预和限制,因而在其产生之初即非常明显地具备了现代民间社团的诸多特征,甚至较诸后来的民间社团也显得更为突出。例如20世纪初期的商会、商团以及由商人创办的地方自治团体,都已具备了较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其内部也体现出比较明显的近代民主特征,而且这些社团的具体运作主要是依照契约性的规章,而不是由个别人独断专行,更不是事事听从于官府的指令。从各方面情况看,当时的这些商人社团可以说已初具近代市民社会组织的一些主要特征⑧。1927年以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多方约束和限制,包括商会在内,各个民间社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都大不如从前。
然而也要看到,由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民间社团的产生与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不能不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即使是20世纪初期的商人民间社团,尽管已具备了较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但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官府的制约,这种现象在后来更是越来越明显,以至成为中国民间社团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
【注释】
①《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1904年第8期。
②《上海商团小史》,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
③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
④《申报》1929年5月24日。
⑤《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成立记》,《商业月报》第9卷,第5号。
⑥《中国经济年鉴》下册,M5—42页。
⑦王颖、折晓叶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⑧参阅拙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责任编辑 蔡 虹
西方会计思想对近代中国会计发展的影响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西式复式记账方法开始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会计史上的 重大事件，对后来的会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式复式记账法，即源于13世纪以后的意大利沿海城市弗洛伦萨，热亚那和威尼斯等地，后经英美等国长时期不断改进而形成的借贷记账法。至大清银行的创办，标志着借贷记账法从此开始在中国的企事业中得以实际应用。西方会计思想的传人促使中国会计理论逐步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在近代以前没有出现会计专论，中国古代会计史更多的是会计实践的历史。 关键词：复式记账西方会计思想传统会计现代会计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Western-style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method began to spread to China as a major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counting, accounting for the later had a profound impact. Western-style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that is, from the 13th century after the Italian coastal city of Florence, Genoa and Venice and other places, long after Britain and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debits and credits. Tai Ching Bank was founded, marking the debits and credits began to be in China's enterprise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Westernaccountingthought Tradition Accounting Modern intellectual Accounting 1、西方会计思想推动了中国传统会计思想向近代化转型 1.120世纪初西方会计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会计学研究的范围拓宽，有关会 计学包含的内容得以大为拓展。一方面增加了原来会计思想中从未有过的新内容，如整理帐和统驭帐。据杨端六介绍“整理帐法为英国学者所推崇，其法较繁，而统驭帐法为美国学者所鼓吹，其法较简，国人爱简恶繁，遂多采用统驭帐法而放弃整理帐法”，其认为采用统驭帐法“总帐内户数可以减少而易于试算准确，且报告表册较易明晰。至于记帐手续，并不十分增多”。 而整理帐法与统驭帐法的差异在于“进货销货现款三簿形式均同仅多过帐一次手续；进货总帐与销货总帐仅各多一整理帐户；进货总帐与销货总帐各有试算表，与统驭帐法之结差表相比较，仅多一户之差额”。在西方众多的会计理论学派中，会计目标理论上的“决策有用学派”和“经管责任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笔者认为，系统认识西方会计目标理论不同学派的会计思想，对于我国更新会计研究方法、构建会计理论体系以及推动会计实务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构建理论的方法与理论结构的起点西方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 会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无论是归纳法、演绎法、伦理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等传统研究方法，还是事项法、实证法、系统法等所谓新的研究方法，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会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而且为人们多角度、多侧面地理解会计理论，解开会计理论之谜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工具。可以认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形成西方不同会计理论模式、不同会计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真正对西方会计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方法还是传统的演绎法，因为按演绎法构建的会计理论至今仍强有力地指导着西方会计实
电话的历史演变过程 摘要：从古时候的鸽子传信到如今的“瞬间交流”—移动电话通信，不可否认电话的问世，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存在使距离不再是沟通、交流的阻碍。不管多远，不到一分钟信息便可传入对方耳中，如此速度，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它的魅力。从1983年贝尔发明这场革命至今仍未结束，让我们一起去走走这条电话百年的发展之路。 关键字：电话、贝尔、发展历程 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了电话，以此开创了人类的通讯革命。从有线到无线，从台式到移动电话，从仅是通话功能到如今的手机上网，这场革命至今仍未结束。 在贝尔发明电话之前，传递消息的最快方式是通过电报线用莫尔斯码发送电报。而电报这个通讯方式这时也刚刚问世不久，在这之前，紧急信息只能由驿马、烟火信息、鸽子或船只传送。 自从人类发明电以后，就有人想利用电来进行通信。有个叫摩尔逊的人，曾架设26根电线，代表26个字母，来传递信息。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电报机"了。但其设备庞杂，传递不远，终究没能达到实用的阶段。 18世纪30年代，由于铁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种不受天气影响、没有时间限制又比火车跑得快的通信工具。 1844年5月24日，是世界电信史上光辉的一页。莫尔斯在美国国会大厅里，亲自按动电报机按键。随着一连串嘀嘀嗒嗒声响起，电文通过电线很快传到了数十公里外的巴尔的摩。他的助手准确无误地把电文译了出来。莫尔斯电报的成功轰动了世界各国，他的电报很快风靡全球。但是莫尔斯电报也有其缺点，就是从发报人到收报人需利用专门的电码译本经过两次翻译才能把信息传递过去，而且发报人不能立即获得收报人的反馈信息。 贝尔对莫尔斯电报的缺点作了分析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制造出一种直接传递入的语言的装置?能否把人说话的声音通过导线传到很远的地方? 他在研究一种为耳聋者使用的"可视语言的实验中，听见一个震颤声沿着电线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贝尔原是从事语音教学的教授，对人类耳朵的震动原理有着充分的了解，他立即发现通过电线传递人类的声音是可行的，电话诞生了。10年之内它遍及美国，很快又传遍全世界。 电话发明至今，从工作原理到外形设计都有不小的变化，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走走这条电话百年发展的道路。 1878年，手持电话 这部电话是由Werner Siemens于1878年在德国制造的。它的听筒和话筒是一个，听话和说话时交替使用。 1880年，贝尔电话 这是第一种在欧洲使用的电话。它取代了电报，比装有手柄的磁力发动机电话先进。1885年，“埃菲尔铁塔”磁力发电机电话 这款电话由L. M. Ericsson于1885年制造。在当时这是第一款放在桌面上的电话。麦克风设在旋转臂上，曲柄用来接通交换机。 1897年5月18日，马可尼进行横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无线电通信取得成功。 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隔着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 1903年，无线电话试验成功。
论杭州城市肌理之历史变迁 由于在杭州生活多年，对杭州的感情也是颇深，作为一个生活节奏适中，气候适宜的沿海城市，杭州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很多人中意的生活旅游之处。 众所周知，杭州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简称杭，是浙江省省会，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传媒、通信和金融中心。 1953年，针对杭州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城市初步规划方案提出杭州市应发展成为以旅游疗养等为主的城市。1956～1959年，对1953年的规划方案作了根本性的修改。修改方案于1959年开始实施，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城市布局。这个经过修改的规划方案规定杭州市的城市性质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1978年重新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杭州的城市性质是：省会所在地，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这些都是近代对杭州城市的规划，在古代，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在那时经济与发展达到一时的巅峰，环绕凤凰山麓，北起凤山门，西至万松岭，东白候潮门，南到钱塘江边，方圆共九里的范围，成为南宋皇城所在地。因此，对于杭州的规划，以及皇城内部的规划，在当时更是颇受重视。 在皇城周围建设城墙，其南门为丽正门，北门为和宁门，东门为东华门，在绍兴二十八年又增筑皇城西门即西华门及东南之外城。所有的城墙高三十余丈，阔一丈多。其中比较出名的外城城门有清波门，亦称暗门，在今天杭州清波路与南山路相交处。 与此同时，除了对皇城的精心布局外，对于整个杭州城也有系统的规划。南宋杭城主要以北宋杭城南部是州衙所在，中北部为民居生活及市场区的布局结构为基础在作较大的调整来进行规划的。 南宋杭城主要以北宋杭城南部是州衙所在，中北部为民居生活及市场区的布局结构为基础在作较大的调整来进行规划的。首先，皇宫是在州衙之址上持续扩建而成，朝廷中枢官署则位于皇城以北。它的大致范围在今天的六部桥以西，直至青平山、宝莲山麓一带方圆数里之地。其次，独具特色的御街建设。御街是专供皇帝通行的、贯穿京城南北的大道，又名天街；它是南宋天下第一街。御街的中心是御道，街道两边是用砖石砌成的河道，河道外边是走廊，以供市民百姓行走。同时御街两旁出现了店铺林立的景象,形成了以御街为中心的南、中、北三大商业闹市区。再然后，出现了新的坊市布局。由于北宋以前是坊市严格分开的，坊即为居住区，市即为商业区。到了南宋时期的杭州两边民房与店铺相间混杂；坊内的巷与大街相接，形成纵横交错大街小巷的网状的道路。极大的提高了购物的效率和促进了夜市的繁荣。 当然，杭州整个城市肌理的变化还不仅仅在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布局而已，南宋朝廷着力于杭州市政城市建设也是不可小觑的，特别在整饬河道，疏浚西湖方面做作出了巨大成就。在一百年中，史书记录的较大规模的疏浚治理西湖，达七次之多，历任都城知府，都极为重视治理西湖环境，美化景观。维护了西湖的良好生态,美化了景观,形成了著名的西湖十景。为现今西湖的旅游文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南宋西湖的建设，就没有如今举世闻名的西湖遗产。同时南宋政府还着力于整治杭州城内河道组成了京都内外的水运网,保证了京都航运的畅通与物资供应。而这，也奠定了杭州城市繁荣发展的基础。 而如今，杭州随着历史的变迁，愈加的繁荣，也愈加的引人注目。如今杭州市的布局按照“保护西湖风景，开辟钱(塘)江新区，逐步改造旧城，统筹生活设
历史是稳定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与现实地推移形成了时间的长河，而未来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是现实按逻辑顺序的延伸。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不能割断历史，而应尊重历史，认识历史，吸取历史中的精华，继承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遗产，这正是我们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同时，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会计发展史的基点。 会计学是经济管理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会计发展史是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我们追朔会计发展的历史,正是为了充分认识会计发展的现实，正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同时，也是为了把握未来会计发展的大趋势。然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坚定、清醒、有作为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反思地追怀人类会计世界发展的往事，真实地认识人类会计世界发展的现实，勇敢地探索人类会计世界发展的未来。一．会计的基本职能 会计职能是会计固有的功能,是会计本质的体现。所谓会计的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客观上所具有的功能。其基本职能是反映和监督、会计的反映职能会计的反映职能是指会计通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从数量上反映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已经发生或完成的经济活动,为经营管理提供经济信息的功能。会计随着历史的需要而发展,随着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变革,会计技术和会计观念也在不断地变革,尽管很多会计技术和会计观念在环境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以后,仍然还在延续使用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会计的产生 会计的产生是基于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人类要生存,就要进行生产活动,必然会产生所费(人力、物力的耗费)与所得(劳动成果),便产生了专门记录和计算经济活动过程中所费与所得的会计。“刻木记数”、“结绳记事、记数”、被称为会计发展史上的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会计的萌芽已经产生)。原始社会创始的以绳结形式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关系的记录方式。结绳记事(计数)是被原始先民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之一。文献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系辞下》)。文字产生以后,会计就产生了。在我国,最早记载会计一词是西周的《周礼》,并设置了会计官员——司会,规定了会计报表的编报制度。“零星算之为计,总和算之为会”。
会计的历史演变过程 会计，这一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由来已久，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产物。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中一方面进行生产，同时对生产活动进行计数。人类从学会计数开始就产生了会计的萌芽。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管理生产过程的数量方面，还知识凭头脑去记忆，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使用各种符号和标志。例如，在树干上，在石头上，刻画各种实物的形象。经过漫长的岁月，数量的计量由简单趋向于复杂，加上文字的出现，这给会计记录带来很大的方便。从此以后，使用文字来记录实物的数量。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很长时间内，人们所关心的还是生产本身，会计还不占重要地位，因此会计还知识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可能有专职人员去担任会计工作，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劳动产品增加，特别是出现了剩余产品后，这种情况才可能得到改变，开始有可能和必要吧会计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带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会计工作，这是会计管理的雏形。这种变化初步改变了会计工作的地位，从附带的职能变为独立的职能，逐渐发展到承担生产管理的人物，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会计之所以从生产的附带职能变为独立的职能，主要是由于产生了商品货币。从此，社会在生产过程中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和叫唤都要通过货币来计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理论、方法、程序和组织模式，也从简单到复杂，并逐步完善起来。因此，会计是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经济管理的需要分不开的。会计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会计这一个古老的名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70年之间的西周时代就已出现“会计”一词。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有为王朝服务的会计，有专职官吏专司其事。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曾当过管会计的官员。“会”和“计”都有计量方面的含义，并奇瑞都有汇总计算的意思，据有关历史资料考证，会计在当时的基本含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总和核算，称“月计岁会”。清朝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对会和计两字作了具体说明，“零星之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这就是说，平时进行零星计算，期终办理决赛，把日常的核算与定期的总括核算两方面的含义都包括在一起。虽然这种简单的字面解释无法概括现代会计的丰富内容，但基本上能表达会计在核算部分的基本特征。 会计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记录、计算和汇总工作，无论在中国货在国外都有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具有一套科学的计量、确认和记录的方法，则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商品都有价值，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就有价值的耗费和形成、价值的实现和收回，价值的分配与积累等经济活动，对于这些经济活动从价值上进行核算和管理，离开会计工作就无法实现。会计以其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分析检查为手段，目的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管理一个单位占用财产物资和发生的劳动耗费，确保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参与经营决策，实行会计监督，并为宏观经济管理和有关个方面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一次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做为一种那个管理形式并具有特定的技术方法，在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自奴隶社会周朝开始，会计就有了发展。周朝廷和各地的奴隶主已经利用会计来管理一切贡、赋、徭、役等的征收和分配，并设有“司会”的专门官职，掌握钱粮，赋税收支，进行“月计岁会”，从秦朝到汉朝，都设有掌握钱粮、赋税和官廷财务收支的官吏。在古代，会计实际上市经济工作的主管。在会计技术方法方面，秦汉建立了一“入”、“出”为记账符号的定式会计记录方法，从西汉开始，会计与统计就分别在不同的账册中加以处理，会计账册成为簿，而统计账册成为籍。唐宋之际产生并完善了相当科学的会计结算方法，即“四柱结算法（四柱清册）”，“四柱结算法”的基本公式为“旧管（初期余额）+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实在（期末余额）”。明末清初，在“四柱结算法”的影响下，民间出现了可以核算盈亏的“龙
中国会计发展史 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会计制度古代、近代、现代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原始计量单式簿记复式簿记 1．古代会计阶段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 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 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 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 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 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 济收支的目的。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 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 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 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 春秋以至秦汉，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 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写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 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 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 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 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 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 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 -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 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 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 唐宋时期，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 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 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 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
在现代生活中，电话已经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然而30年前，它可是件稀罕物。改革开放，我国已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各个领域都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其中通讯领域尤其突出。如今，通信业作为我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小小电话，使我们领略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八十年代：固定电话走进家庭 70年代末，电话主要作为工作时的办公工具存在。当时许多机关只有总机是直拨性质的，电话号码只有6位数。在机关打电话，如果多部电话都要外线，总机就告急，话机里会传来甜甜的女中音：“请把电话扣好，有了外线我会回叫您。”话务员非常忙，甚至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她们在应对机关大量内外通话的同时，需要重点搞好领导的各种电话服务，所以必须保持高度的紧张。 那时，单位电话基本上普及了，可家庭电话却极少。58岁的孟先生说：“那时候根本没有占公家便宜的想法，上班打私人电话什么的？怎么可能？老百姓家里都没电话往哪儿打呀？”如果家里有电话，那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按规定，必须是正局级以上干部才能有资格申请用公款安装电话。如果介绍男朋友家庭情况时，说出三个“硬件”：父母亲是局长，家里有电话，男孩子是大学生时。保准绝大部分条件优秀的女青年会动心。 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水平的1/10，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拥有的话机总数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比美国落后75年！大部分县城、农村甚至还在使用“摇把子”。 摇把子电话拨盘电话 1982年，中国第一批投币式公用电话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繁华街道出现，共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紧接着公用电话开始遍布北京的街头巷尾，在电话开始进入家庭之前，市民打电话用的主要就是它，一般胡同口两头都有。当时记得北京市民有个用厕难，往往跑几百米找不着一个厕所；但走十几米绝对会看到公用电话摊。每个公用电话摊负责着周围一片街坊，有电话打来，就在专用的小本上记下：某某门牌号、找谁、回电号码，然后拿着去“传呼”街坊。张先生是老北京人，他回忆儿时胡同口守电话的老大爷每天来了电话就小跑着去叫街坊：“四门的二子，电话~！”当时的感觉，一个胡同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北京市内短途电话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打往外省市的长途电话却非常不便，大家都得到西单的北京电报大楼或大的邮电局去打，而且线路非常繁忙，经常堵塞，致使电报大楼里打电话的都带着午饭排队去打。 现年62岁的赵先生回忆84年到北京出差时在北京站邮电局，给家里打电话时的场景：“营业厅挤满了人，可是北京打往山西的线路只有1条，打了一个半小时也打不通。通话质量很差，打长途电话像吵架，喊破了喉咙，连房间外面的人都被吵得受不了。营业厅里里外外，
如何从唐诗中探索唐朝历史的发展，麻烦详细举例并论述，谢谢。 linda911010 |浏览604 次 2011-05-09 20:43 2011-05-09 22:46最佳答案 按照探索唐诗历史的要求，似乎诗圣杜甫的是最合适的，谁让他的诗号称“诗史"呢，如果是要从整体全貌上来论，可能可以从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诗人诗派来分析。建议去看《唐之韵》这套视频，很全面。如果懒得看，下面是我按照视频脉络大概总结的，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第一，初唐四杰，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彰显了初唐人的从容不迫和自信大气。当然骆宾王的经历也会反映出一些初唐时期的政治斗争。另外初唐诗文的革新人物之一的陈子昂，风格激昂悲越，亘古苍凉，也标志着唐代诗风从魏晋时期的旖旎奢华的转变。 第二，边塞诗人，代表人物是王昌龄，高湿，岑参等。作为盛唐国威的代表者。不管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烈决绝；还是”汉家烟尘，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的气势胸襟；（唐代诗人特别喜欢以汉代相拟，这也可以说是唐诗的一个特点）亦或是”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孤寂难言，都在述说边塞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由衷热爱，对边塞风光的热切赞美和对征战沙场的将士们的深切钦佩，当然，我总觉得也有一些悲
凉的意味在里面。 第三，山水诗人，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无不写出了诗人的轻松惬意，优雅闲适。也正是在盛唐这种内无隐患，外无急忧，经济发展，心态放松的境况下，才能有这样的心境和淡然。不过，在这两位诗人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济繁荣，政事安稳，国有明君的表象下，腐败颓靡也在暗暗滋生。（虽然我个人感觉，能写诗作词的要真是放到高位上去，也未必就是个出色的官员，不过他们怀才不遇也是确实的） 第四，号称诗仙诗圣的大李杜。这个我觉得不太用多说，大家都太熟悉了。李白的壮年时期也正是大唐最繁荣昌盛的时期，所以他的诗反映的基本都是，呃，怎么说，比较快乐的事，当然也和李白自己的个性有关。比较放达，追求自由，浪漫。比他小点的杜甫就比较悲剧，赶上安史之乱的全程，天天忧国忧民。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石壕吏》之类的。不过也有点开心的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 第五，大历诗人，这批比较惨，青少年时期处在盛唐，结果被安史之乱冲击，唐王朝一撅不正，他们的梦想也被重创，所以无疑带有失落哀叹迷茫色彩。代表人物刘长卿，诗作多描写生活的孤独寂寞和自然景物的美丽。“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曾经的繁华如同古调一般逝去，今人似乎也无缘得见了。韦应物，崔护等都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人。此时的诗人们，对生活迷茫而矛盾，也折射出社会的现状是纷乱纠结的。 第五，韩孟诗派。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将议论引入诗句，是中唐开宗立派的人物。在经历过暴风骤雨的变动后，唐朝人需要一种沉静的反思。孟郊我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如何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原始发展时期,人类崇拜依附于自然,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控制、支配自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尤其就是到了近代,人类开始直观地认识到人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不就是依赖自然的给予,而就是依赖自己对自然的改造。为了有效地“改造自然”,人们不惜把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瞧得轻而易举,并加以夸大与绝对化。随着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以及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 化了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了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积极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与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与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目标,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 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与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与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与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而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特别关注下面几个方面。 确立一大战略。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一个观念。即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扎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愿望; 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与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与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绿色ＧＤＰ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形成三种思想。一就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与地球的唯一性,
从唐代历史来看唐诗的兴衰 摘要：唐代在中国诗史上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但是就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言，唐诗有兴盛则也有低谷。本文主要从唐代的历史发展的角度逐层分析唐诗繁荣或相对衰败的原因其中侧重对繁荣原因的分析，包括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部分。 关键词：唐诗唐朝历史 一：唐宋诗之争 在中国诗史的研究上常常存在着一些纷争。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唐和宋之间自然也有着诸多争论。唐诗和宋诗之争便是其一。 唐宋诗之争，起于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首次区分唐宋诗的界限，其后永嘉四灵、江湖派诗人及严羽、方回等理论家都对唐、宋诗的差异作出了辨析。其中以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总结的“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影响最大。但将严羽的这一概括系统化、理论化，则是由推崇唐诗的明代复古诗论家们完成的。清初的诗坛以学习宋诗为主。 诗分唐宋（唐又分初、盛、中、晚）以来，赞成反对者争辩不休。今人钱钟书认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谈艺录》。 不过，虽然唐诗与宋诗在诗史中都有着重要的位置，但是提到诗歌，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唐诗，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每个朝代都有自己出彩的东西，对后人来说影响特别深的东西。那么唐朝可以说完完全全是个诗歌的朝代，那么唐代诗歌究竟为何如此繁荣呢？本人将会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二：唐代历史的发展与唐诗的兴衰 唐代是一个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时代。唐诗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它的繁荣兴盛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明初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把唐诗总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大致符合唐诗的发展情况。 （1）初唐——时间最长，诗歌数量与质量却最差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延和元年为初唐，共92年，然而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和诗歌。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初唐时间最长，可是无论诗歌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是最差的，而且一百年间竟然没有出现一流的诗人，缺少异峰的突起。“但是这一时期诗人们特别是初唐四杰纠正了齐梁以来柔弱轻艳的宫体诗余风并酝酿形成了各种新的诗歌形式【律诗】，可以说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虽然初唐为盛唐奠定了基础，但是初唐诗歌的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是什么制约了初唐诗歌的发展呢？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隋末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的影响，靠农民战争取得政权的唐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农民的生活和要求，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刚结束战乱的年代，百废待兴，因此在社会经济上初唐稍差。 社会文化基础的薄弱，虽然统治者爱好提倡诗歌，但是诗坛长期为宫廷馆阁的文馆学士所支配，诗歌创作中心下移过于缓慢。创作主体的贵族化和诗歌风格的单一化制约了唐诗的发展。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初唐宫廷诗人虽然在诗歌形式方面作
题目：会计发展史 院（系）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会计学 班级110510 姓名邹江敏 学号110510131
会计发展史 一、会计的起源 会计与会计学科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在中国、巴比伦、埃及、希腊，以及在世界上其他古老的国度里，会计的发展都经历了原始计量、记录时代，原始计量、记录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会计行为。 人类最早的会计思想、会计行为的产生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直接影响的结果，社会生产是推动人类原始会计思想、会计行为产生的第一历史动因，是两者产生的根本前提条件。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人类的原始会计行为，仅仅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计量、记录行为，开始是用一些原始的不定形体的零散的记录符号和标记，而后发展到采用一些象形数码进行一些比较集中的记录，再后，才是数码与文字记录的相结合。 古代会计阶段： 会计的历史起点：简单刻记与直观绘图记事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刻符记事与抽象绘图记事阶段（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原始计量、记录方法的变革：经济“书契”计量、记录方法的产生（奴隶社会前夕）——单式簿记阶段（流水式序时记录时期和三账记录时期）。 中式“三账”系指“草流”、“细流”与“总清”这三种相互关联的账簿。 西式“三账”系指“草流”、“分录账”和“总账” 单式簿记阶段：在中国经历了单一流水账设置时期（商代）和“三账”设置时期（西周至清代），在名称上经历了册与简册之称应用阶段（商至西周初年）、籍与籍书之称应用阶段（西周中至春秋时期）、籍（书）与簿（书）在应用中并立阶段（战国至三国两晋）、簿账并用与结合应用的阶段（南北朝至清代） 单式簿记阶段：在古希腊已经有了备忘录、日记账与总账的设置。在古埃及，官厅的记录官登记的主要账簿是“日记簿”，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序时记录。在古罗马，设置有流水式序时记录的日记账和现金出纳账。 文明古国如中国、巴比伦、埃及、印度与希腊都曾留下了对会计活动的记载。我国《周礼》中有会计官职的设置，如“司会”，掌管
杭州的变迁与发展 ——从杭州人休闲活动的变化看发展 朱琪 土管11乙1192310215 【摘要】：休闲方式的变迁是人们富裕起来的象征，喻示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变迁的背后，是旅游业、交通、信息、商业、餐饮、文化娱乐等与休闲相关的产业的快速增长。专家预言，休闲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从休闲活动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杭州的发展。 【关键词】：休闲活动；变迁；发展；杭州人 1、引言 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关键词，那我们要怎么看到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小组决定从人们休闲活动的变化来探讨杭州市近些年来社会的发展。 所谓闲暇，就是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社会义务中解脱出来的时间，为了休息，为了消遣，或为了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能，以及为了自发地参加社会活动和自由发挥创造力，亦即，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提起休闲，就是游手好闲等反面联想，这形成了一种主流价值观。如今，休闲不仅是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从世界按照国际上发达国家休闲活动发展的经验，人均在GDP3000美元是一个临界点。当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到达这个阶段以后，人们休
闲方式选择将逐步由注重较低层次的娱乐功能向注重较高层次的发展。随着我国带薪休假制度的逐步实施，人们的闲暇时间会更多。从而人们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会增加，以及对休闲活动多样化的需求会增加，可以看出杭州人均GDP增长幅度，从而反映杭州的发展状况。 2、研究方法 我们小组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通过随机抽样，在杭州不同地区进行了问卷发放。调查现在人们休闲活动的内容，以及十年前主要的休闲活动情况，然后统计各项数据，作为分析的参考。拟定了访谈稿子，随机选择样本，进行了简单的访谈。 3、研究结论及其分析 首先，数据显示有99.7%的人认为“近些年来休闲活动有变化”，所以，近些年来杭州人休闲活动的变化时肯定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变化反映的发展在哪些方面。休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经济现象，对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1995年，我国实施每周5 天工作制，1999 年开始实行每年3个“长假”，使全年法定节假日达到了114 天，标志着我国正步入休闲时代，休闲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现代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而居民的休闲活动成为现代许多学科的研究焦点。
教案内容：历史科第二章（单元）第11 课 课题:社会生活的变迁 教案目标： 1、情感目标：在学习中逐步认识到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等，人类的生活必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接受西方传人的照相和电影，剪发辫、改称呼以及服饰受西方影响发生变化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今天我国的旗袍在世界服饰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类对美好的事物能够形成共识。 2、知识目标：知道照相和电影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了解民国初年剪发辫、改称呼等基本史实，分析其原因。并通过清末民初人们服饰的变化来了解社会的变化。 3、能力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有关反映民国初年社会变迁的文字、图片等史料，并对其进行归纳，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 2、通过学生表演不同时期称呼的变化，认识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教案重点：了解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情况，即知道照相、电影的出现以及剪发辫、改称呼、易服饰等社会生活变化的表现。 教案难点：分析剪发辫、改称呼的原因和尝试从服饰的变化中了解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知道这些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培养学生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 教案方法：根据对教材内容、教案目标及学生的知识、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分析，教案活动将采用探究性学习方式，重视教案过程的学生的参与性、探究性，使学生在主动探究中体验学习的快乐，成功的喜悦。更好地体现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在教案中建立民主、平等和合作伙伴的新型师生关系。 教案准备：教师准备：制作有关课件，剪辑有关录像资料，印发与本课有关的文字、图片等部分资料。学生准备：1、利用各种资源（旧服饰、老照片，或图书《老照片》、《百年中国》、《旧中国大博览》）等书籍和资料，或借助互联网，以及观看相应的影视作品如（《西洋镜》、《定军山》等），搜集与本课相关的信息，并进行整理、加工，以便在课堂上展示。2、采访社区的老人，了解当时社会变迁情况。 自学指导（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是让学生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且这一课内容丰富生动、贴近学生日常生活，便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近现代中国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轨迹* 施威刘青匡导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南京210044）摘要：技术创新是推动媒介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媒介技术 演进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近代化、现代化和数字化阶段。在技术创新的作用下，媒介产业实现了三次整体性提升，并呈现出不同的行业特征和发展规律。 关键词：媒介技术演进近现代 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科技和文化影响下，中国媒介产业体系逐渐建立，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媒介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媒介技术实现了三次重大创新，在形态、运行机制和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推动媒介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一、近代媒介技术的引进与推广（1882－1949年） 鸦片战争后，伴随这西方先进近代技术的输入，新式媒介经营理念、行业规则和运行模式也移植到中国，并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近代化转型，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媒介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① 自1815年英国人马礼逊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铅印术和中文活字制造技术，为近代中国媒介技术变革奠定了基础。1882年上海同文书局成立后，民营新闻出版业成为媒介技术的创新主体，在出版救国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西方最先进的出版技术都被引进到国内，主要包括：（1）蒸汽、电力等动力设备和技术；（2）石印、轮转、胶印等印刷设备和相关技术；（3）制版技术，如珂罗版、石版、金属板等；（4）铸字设备和技术；（5）其他辅助设备和技术，如排字架、纸型以及纤维纸、油墨制造技术等。这些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使铅字印刷成为市场主流，传统雕版技术逐渐被淘汰。 在媒介技术变革的作用下，中国出版业实现了近代化转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机械化媒介出版技术显著提高了媒介生产效率，各地媒介形式日渐丰富，报纸、杂志、教科书和各类读物开始大量出现；出版物在形制、印装水平、内容等方面也得到全面提升，媒介产品不再是上层社会独享的“奢侈品”，普通读者群体迅速扩大。其次，出版行业内部发生了深刻变革，媒介从业者的角色与职能都实现了更新，编辑、记者、撰稿人、出版人等主体作用逐渐凸显；传统编辑技术被现代编辑形制所替代，实现了编、著分离和校、印独立，进而形成了一系列科学、完整、高效的近代编辑技术体系。再次，随着媒介市场的蓬勃发展，整个产业的核心技术、生产流程、企业组织形式乃至产业属性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是媒介从业人员趋于专业化、职业化；二是新闻、出版和发行机构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有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4SJB071）。 作者简介：施威（1976－），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导；刘青（1990－），女，硕士研究生；匡导球（1964－），教授、博士、硕导。 ①王建辉.中国出版的近代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5）.
通信技术发展史 人类进行通信的历史已很悠久。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通过简单的语言、壁画等方式交换信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用语言、图符、钟鼓、烟火、竹简、纸书等传递信息，古代人的烽火狼烟、飞鸽传信、驿马邮递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现在还有一些国家的个别原始部落，仍然保留着诸如击鼓鸣号这样古老的通信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交通警的指挥手语、航海中的旗语等不过是古老通信方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信息传递的基本方都是依靠人的视觉与听觉。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电报、电话的发有，电磁波的发现，人类通信领域产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革，实现了利用金属导线来传递信息，甚至通过电磁波来进行无线通信，使神话中的“顺风耳”、“千里眼”变成了现实。从此，人类的信息传递可以脱离常规的视听觉方式，用电信号作为新的载体，同此带来了一系列铁技术革新，开始了人类通信的新时代。 1837年，美国人塞缪乐.莫乐斯（Samuel Morse）成功地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磁式电报机。他利用自己设计的电码，可将信息转换成一串或长或短的电脉冲传向目的地，再转换为原来的信息。1844年5月24日，莫乐斯在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会议厅进行了“用莫尔斯电码”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从而实现了长途电报通信。 1864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建立了一套电磁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说明了电磁波与光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是以光速传播的。 1875年，苏格兰青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话机。并于1876年申请了发明专利。1878年在相距300公里的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了首次长途电话实验，并获得了成功，后来就成立了著名的贝尔电话公司。 1888年，德国青年物理学家海因里斯.赫兹（）用电波环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了电磁波的存在，他用实验证明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这个实验轰动了整个科学界，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导致了无线电的诞生和电子技术的发展。 电磁波的发现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到6年的时间，俄国的波波夫、意大利的马可尼分别发明了无线电报，实现了信息的无线电传播，其他的无线电技术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04年英国电气工程师弗莱明发明了二极管。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费森登成功地研究出无线电广播。1907年美国物理学家德福莱斯特发明了真空三极管，美国电气工程师阿姆斯特朗应用电子器件发明了超外差式接收装置。1920年美国无线电专家康拉德在匹兹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商业无线电广播电台，从此广播事业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收音机成为人们了解时事新闻的方便途径。1924年第一条短波通信线路在瑙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建立，1933年法国人克拉维尔建立了英法之间和第一第商用微波无线电线路，推动了无线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电磁波的发现也促使图像传播技术迅速发展起来。1922年16岁的美国中学生菲罗.法恩斯沃斯设计出第一幅电视传真原理图，1929年申请了发明专利，被裁定为发明电视机的第一人。1928年美国西屋电器公司的兹沃尔金发明了光电显像管，并同工程师范瓦斯合作，实现了电子扫描方式的电视发送和传输。1935年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设立了一座电视台，次年就成功地把电视节目发送到70公里以外的地方。1938年兹沃尔金又制造出第一台符合实用要求的电视摄像机。经过人们的不断探索和改进，1945年在三基色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美国无线电公司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管彩色电视机。直到1946年，美国人罗斯.威玛发明了高灵敏度摄像管，同年日本人八本教授解决了家用电视机接收天线问题，从此一些国家相继建立了超短波转播站，电视迅速普及开来。 图像传真也是一项重要的通信。自从1925年美国无线电公司研制出第一部实用的传真机以后，传真技术不断革新。1972年以前，该技术主要用于新闻、出版、气象和广播行业；1972年至1980年间，传真技术已完成从模拟向数字、从机械扫描向电子扫描、从低速向高速的转变，除代替电报和用于传送气象图、新闻稿、照片、卫星云图外，还在医疗、图书馆管理、情报咨询、金融数据、电子邮政等方面得到应用；1980年后，传真技术向综合处理终端设备过渡，除承担通信任务外，它还具备图像处理和数据处理的能力，成为综合性处理终端。静电复印机、磁性录音机、雷达、激光器等等都是信息技术史上的重要发明。 此外，作为信息超远控制的遥控、遥测和遥感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遥控是利用通信线路对远处被控对象进行控制的一种技术，用于电气事业、输油管道、化学工业、军事和航天事业；遥测是将远处需要测量的物理量如电压、电流、气压、温度、流量等变换成电量，利用通信线路传送到观察点的一种测量技术，用于气象、军事和航空航天业；遥感是一门综合性的测量技术，在高空或远处利用传感器接收物体辐射的电磁波信息，经过加工处理或能够识别的图像或电子计算机用的记录磁带，提示被测物体一性质、形状和变化动态，主要用于气象、军事和航空航天事业。 随着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军事、科研迫切需要解决的计算工具也大大改进。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特和莫希里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元器件材料的革新进一步促使电子计算机朝小型化、高精度、高可靠性方向发展。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了半导体材料，用它制成晶体管，替代了电子管。194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肖克莱、巴丁和布拉坦发明了晶体三极管，于是晶体管收音机、晶体管电视、晶体管计算机很快代替了各式各样的真空电子管产品。1959年美国的基尔比和诺伊斯发明了集成电路，从此微电子技术诞生了。1967年大规模集成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