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家思想的理解
1法家背景介绍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在东周末年，随着“礼乐制度”的彻底崩溃，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大家不断的对现实不断的探索，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求社会的再次安宁。于是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而法家则提出以刑法治理天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却一直处在被批判的境地。。。。。。
2法家发展历史
法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管仲（实编制查户口实行军管），但是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这让法家的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和发展，是法家的思想进入了空前的阶段，《韩非子》一书更是法家的典范。
3.法家的主张
3.1法
3.3.1明法去私
法的作用就是在公平的原则下，依照客观的标准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维护处理的公平性，就必须除去人因为身的自私自利而造成失去公利的行为。因而要培养臣民的先公利后私利的观念，有守法精神才会有法治的效果。
3.3.1.1明定公私的区别
国家的法令制度规定的就是臣民必须要奉行或禁止的，这是人主公开执行的国家规条。要做那些合乎个人私利的事，如对朋友讲义气等狭义的信条，不惟国家的禁止而节制，不因为国家的赏赐而劝勉的，这是私人的信条。君臣居心不同：国君使用心计来控制臣子，臣子使用心计来侍奉国君。由于利益的不同，出自的目的也不同，因而英明的君主不会因为自己的“私”来伤害臣子的“公”。若君主因为自己的“私”伤到臣子的“公”，臣子就不会依附与他，不会为他效力，国家就会衰弱甚至灭亡。所以，要强调君主应当明定法禁，来规范臣子的行为。
3.3.1.2奉公守法可以使国家强盛
一个国家要强盛就必须要求全体人民奉公守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要坚持公利和私利之间的差别，这就是人们守法的根本前提，然后坚持以公利为先。这样才能全民一心，这样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能使国家兴盛。
3.1.2制定法律：
3.1.2.1法应该开诚布公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因而要百姓守法首先就是要他们知法，只有先知法，才能守法。因此，贤明的君主谈到法令就应当连境内最卑贱的小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的。所谓的“罪刑法定主义”，就是要根据成文公布的法律才能判定某种罪，该受到某种惩罚。
3.1.2.2法应当详尽明白
法令倘若太简省，那么人们就各持一词，相互争讼，所以明主的法令一定要详尽地例举事例，要做到必要的详尽，有关何种情况，将如何解决都必须记载清楚，这样百姓有所遵循，官吏执掌法令约束人民，维护治安就容易多了。
3.1.2.3法要因时制宜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治理人民没有一定不变的准则，只有法才是治理的准绳。法令要随着时代演变转化修理，才能治理得好，政治措施要与时代相宜，才能出功效。时代转移而法令变更的一定混乱；智巧多端的人众多而法令没有改变的一定削弱。因而圣人治理人民，法令跟着时代更换，禁约随着人们的智力多端而改变。
3.1.2.4法应当统一固定
喜欢凭个人的私智改变法制，时常用个人的私情扰乱公道，法令禁约随意改变，号令不停的改变，这就是走向灭亡的征象。《韩非子*王征》一旦法令修正后，就不好无故经常改变，因为法令是全国奉行的准则，就必须统一固定，百姓才好理解，可以遵行无碍。（统一固定与前面的顺应势市而改变不矛盾，只是先后顺序而已）
3.1.2.5法应当易知易行
国君要凭一定的标准来用人行政，立法能顺及臣民易于理解易于实践，便可以使上下关系和谐，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不能苛刻。一旦苛刻就会造成百姓与臣子都很难实行，这样臣子的辛劳就得不到君主的安抚，君主就不能分清小人与君子，就会造成像秦始皇一样的暴政。
3.1.3实施法律
3.1.3.1法是一切行动的准则
英明的君主要求他的群臣，不能在法令范围之外，凭个人的私意随意加罪；不能在法令范围之外，凭个人的私意随意赏赐。一切施赏行罚，没有不照法令去做的。严格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屏弃私情的；严格的刑罚，是用来贯彻法令惩戒臣下的。这样一切行为有了准则，治理就有了准绳。社会就会明朗。3.1.3.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处罚犯过错的人，即使权贵大臣也不能避嫌；赏赐行善事的人，即使是平凡的个人也不忽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人人自率，人人守法。“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强调的正是法的平等精神。这样执行不仅仅让国家稳定，晋文公就是这样称霸的。
3.1.3.3法的普遍性与绝对性
冀望百姓能受我的德化，在国境之内找不到十个人；用法律约束他们不敢为非作歹，那就可以是全国人号令统一；处理政事的人，要运用一套对多数人有效的办法，而不是只对少数人有效的办法。因而要讲究发的普遍性与绝对性。3.1.3.4厚赏重罚
大凡赏罚有必然的作用，那就是奖劝赏功和禁止奸行。赏赐优厚，百姓便急切得到自己想建立的功业：刑罚严重，百姓就会急切节制自己的奸行。所谓轻刑，是让人在犯罪时的处罚轻，这样不能达到劝戒的目的，因为在大利面前小的代价是没有意义的。
3.1.3.5赏罚有信罚比赏有用
大凡法律规定的赏罚要做到位，做到赏罚分明，对于规定的赏赐一分不少，对于规定的处罚也不能因为不忍心或者其他的原因不罚或少罚。
3.1.3.6毁誉应与法令一致
君主贯彻法令上的惩罚，私下对于各种人士推尊和贬抑，一定要与赏罚一致。如果法令上该赏的，却加以贬抑，该罚的却加以推崇，法令就不能贯彻了。
3.1.4教育法律
3.1.
4.1人民惧怕威权服从法令
没有一个人是不害怕权威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受到惩罚，君主掌握权力，掌握处罚的条例，因而因为惧怕威权就要服从法令。
3.1.
4.2爱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有偏激的行为要请老师教诲；有严重的疾病要请医生诊治。父母光有爱心是不行的。因而论及治国也不能全靠爱心。换句话说：是要很客观很理智地用法治国。因为所谓的“仁”和“暴”就是在感情的层面下产生的。
3.1.
4.3以法令禁止人民为非作歹
法家有严密的完善的制度，是人民不能犯法，不敢犯法。借法来培养人的道德，方法是加强戒备。使人无法犯法，一旦犯法从严处理，使人们不敢犯法。确信法的效用普遍而绝对。比如说整顿脏乱，预期呼吁公德心，不如加强警戒，严厉取缔来得有价值。
3.2术
术是暗藏胸中的机智，可以私下监督臣下，所以越是高深越好。国君必须能用术驾御百官，然后监督百官治理百姓，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杜防大臣营私舞弊，进而监督群臣尽忠职守，使他们真正的为国家福利，提高行政效率。
3.2.1术的特征
3.2.1.1治国要有术
一个国家的治理一定要有“术”。光靠法术是不能的，因为君主和臣子的利益是不同的，这样就会有臣子蒙骗君主，阿谀君主，这样就会使君主做出错误的判断。因而君主要用术来控制臣子的真实性
3.2.1.2运用方术要隐秘难测
方术是用来暗中控制臣子的一种可靠的方式，这就要求其隐蔽和难以推测，否则不但失去了窥探的效果，有可能还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君臣的不和谐，得到的结果是欺骗的等等，因此要注意方术的隐秘性和难测性。
3.2.2无为是用术的总原则
3.2.2.1守法责成
法是全国奉行的规则，用术也要守法，那样才会有依循。国君守定法制，督责臣子治理百姓。要求臣子达到规定的功效，这是法家的“无为”。守定法制，掌握重点，那么细常自张，可以安逸地静侯成果，这就是术的最高境界。
3.2.2.2以一御万
君主不能躬亲琐细的事情，因为君王要把时间放在选任官吏上，他只要安排臣子分层负责，他只要督促首要负责人物就行了。要责成臣子分层负责。即使是军事，也不必自己亲自作战。
3.2.2.3虚静无为
君主只要掌握权柄就行了，虚静无为。倘若国君刻意表露，却被臣子看出弱点，就会虚咋掩饰蒙骗君主做违法的事，国家就乱了。
3.2.2.4依凭法度
君主的智慧有限，不能穷尽天下的事物，而且臣子惯于窥测君主的意向，诡诈掩饰，所以最好能掌握重要的法则，奉行一定的法度，运用考核方术，让臣僚安分守己，克尽职守。
3.2.2.5一个人的德化有限
法家认为德化的能力是有限的，速率也很慢，还不如用刑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整齐人们的步伐，舜虽然能在三年解决三地的耕田、打渔、制作陶器三件大事，但是速率相对于法家的做法来说还是很慢的。
3.2.2.6要委任重要的人员去治理众人
使用因物治物、因人治人的分层负责的方术，以及以天下为网罗的法术并用的严密统御术，分层负责，国君只要责成重要人员；有严密的制度，国君就可以无为而天下却在其掌握之中。
3.2.2.7君主安享成功，臣下竭智劳虑
君主做事是不需要事必躬亲的，坐享其成是一个明智君王的最佳选择。让自己的臣子竭尽全力为自己办事是一个明智君王所要达到的目标。要臣子为了自己创造价值而自己只要对他们实行合理的评价和给予合理的赏罚就可以了。
3.2.2.8集结众人才智，收揽总成果
集结所有大臣的才智使他为自己创造最大的价值，让他们忙绿。而作为君主只要收揽众人的成果并给予相对低价值的奖赏就能成功的使用他们。而这些成就也将会成就君主的英明，使自己流芳百世。
3.2.2.9把自己隐藏起来，只有无为可以窥探臣子的实情
由于君臣的利益不同，臣子往往窥探君主的心意，竭力迎合，以便利路畅通，因而国君不要轻易有所作为，不要随便表露自己的好恶欲望，那么臣子就无从窥探，便会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了。
3.2.2.10一鸣惊人也是术的手段
做国君的人要想成就事业，必须深沉静默，多加观察，不轻易表露自己却能调查臣下的隐情，在结合自己静默所得，便可以雷厉风行，有一番大革新了。否则不成熟的革新不是被否定就是遭到空前的灾难。
3.2.3二柄的赏析
3.2.3.1赏罚的权柄不能给臣下夺走
君主控制臣下最重的方式就是对臣子进行赏罚，因为军臣的利益有所不同。君主能够控制臣子的方式就是控制他的利益。用利益控制他们，达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是君主是君主存在的价值，若赏罚的权柄被臣子夺走，亡国就将不远。
3.2.3.2援用形术名来行使赏罚
法是一国行事的标准，赏罚就成为了一种统一的标准。但是赏罚也是臣子的追求，为了防止大臣对君王的蒙骗，就必须依靠“势”，和“术”来控制大臣的行为，使大臣的功过真实化，使君王的赏罚正当化。强调“形”和“名”的统一，就是要大臣各行其职，不越权，不渎职。
3.2.3.3不轻易表露欲望以免误用赏罚
作为一个圣明的君王，不应该轻易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因为一些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君王的利益而达到获得奖赏。同时，一些大臣为了君主的爱好而不惜诬陷大臣，使得一些忠臣受到迫害。因而君主不能轻易地表露自己的欲望一面误用赏罚。
3.2.4循名而实
3.2.
4.1参合名实，审查细验
对于大臣的考察首要问题就是要考察他们是否各司其职，又将他们的职位与贡献相联系起来，强调他们职位与功绩的相统一。对于那些不在己位的却在他方面有功绩的人也要加以限制，防止他们专权以及越权，从而导致的动乱。
3.2.
4.2发言与沉默不发言都要加以督责
发言易混淆视听，不发言者易隐瞒事实，因而对于发言的要求其保证真实性或者说有极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知情却不发言者要严惩，要求他们不得隐瞒事实的真相，防止自己的决策的失误。因而他们无论是否发言都要他们去承担发言是否的的后果。
3.2.
4.3循名实因参验可以使臣奉公守法
君主不审合法术之士才会被害，贤惠将会被排斥。循名实因参验可以使臣奉公守法。法术之人为什么会被迫害，贤惠之人为什么会遭到排斥就是因为君主的不审核，因为法术者总是考虑国家的安定与发展，贤惠之人总是看到的是大是大非，他们不会去因为君主的一是利益而放弃国家的利益，因而君主就会远离他，小人就陷害他。所以君主要审核利益，法术者与贤惠人才会免遭涂炭。
3.2.
4.4逻辑理论敌不过事实
逻辑理论是建立在以往的事情的基础上的，新的情况就当有新的解决方式。因而事实发展的态势才是事情解决的参考方式。事情的真实性比逻辑的理论更加能够说明问题。无论哪一方面的发展都要求以事实说话，遵循前世的理论是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
3.2.5听言的方术
3.2.5.1无为和参任并用
对于大臣的进言自己不能去亲自实行，而是要他们根据自己的言论去实行，去达到言论的效果，自己只要无为等待最后的结果就行。同时要求他们的言论与自己的职位相匹配，要求他们不越权，不越职位，以免其越权越职。
3.2.5.2由各方面参合比验冷静判断
对于大臣的言论不能一味的听从或否定，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比对，分辨是非冷静判断，是自己的决策正确化，不做错误的判断。尽量实现国家利益，君主利益与臣子利益的相和谐。
3.2.5.3多方面综合观察
对于大臣的言论要综合大臣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考察他们实施言论后会得到哪些方面的利益，是否会与国家的利益相冲突，与自己的利益相冲突，防止他们的言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危害到其他方面的利益。
3.2.5.4督责言论综合观察
臣子的言论总是要实现某种利益的，因而要全方位的考虑言论的真实性和价值作用，要运用言论的正向价值同时也要否定其负面的价值，使利益的最合理。对于有益的言论要进行表扬，对于不利的言论要加以制止。
3.2.5.5要求臣子言论不要过多的修饰，直接为宜
大臣言论不要过多的修饰，因为在修饰的过程中难免失真，而且经过修饰的言论使得君主的理解加大了困难，因而要求臣子的言论要以直接为好，这样君主更加明白言论的价值性，更加容易决策。
3.2.6.用人的方术
3.2.6.1用术选择官吏
选择官吏仅仅只是靠明摆的事实功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表面的功绩使可以作假的。因而在实行功绩的考核时，还要坚持运用术，防止大臣对功绩这方面弄虚作假。同时还要考虑其做人的品德等除功绩以外的各个方面。做到职位和臣子相协调。
3.2.6.2用舍自如
对于大臣的升降与使用与否根据律法规定用舍自如，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而对大臣做一个不公平的抉择。不能因为一些方面的顾及而影响大臣的升调。要做到用舍自如就要坚持法律是唯一的标准，做到不徇私情。
3.2.6.3因材器使
在决定大臣的职位时，要根据大臣的不同能力安排特定的职位，不要颠倒他们的才气，使他们无才可使。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才能使他为君主实现最大的价值，创造最大的利益。
3.2.6.4专任分职
一个大臣的行为就要与所在的职位相统一，相协调。要求他们不越权，不擅权，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不得议论不是自己职位上的事情，不得行使不是自己职位上的权利，更不能行不是自己权力的事情。
3.2.6.5循序升迁
对于大臣的升迁要按照一定的制度，不能随意的进行，加入不这样将会导致升迁者一朝得志就不可一世；未升迁者心寒，这样的话君主的权威就会面临挑战，这样就会出现投机倒把的事态，国家的秩序也将会因此而混乱。
3.2.7伺察之术
3.2.7.1故意让臣子摸不透君主的旨意
在窥探臣子的忠诚时，可以采取旨意的模糊态。这样一来臣子在选择利益时就会路出马脚。忠臣总是会选择国家的利益，而奸臣就会选择个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忠诚是否立马见影。
3.2.7.2掌握明确已知的事来探问臣子
通过暗地里了解到的事实，臣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了解事实真相且真相对大臣本身不利的事来反问臣子，听取他的回答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忠臣会直言以对，而奸臣就会隐瞒事情的真相，或者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
3.2.7.3颠倒言论来试探自己疑虑的事
对于自己疑惑的事情，可以颠倒自己事情的发展来试探臣子的想法，或者用自己的思想相反的以免第一臣子进行询问，来试探臣子的想法或者做法，从而使自己更加了解事态的发展，让大臣措手不及。
3.2.7.4提防臣子拿类似事情干扰自己
新的事态下发生的事情总是具有以前发生的事情的不同点，因而要提防大臣利用所谓的”成例”来干扰自己的判断。同时祖宗家法使一种最大的约束，要防止大臣来约束自己，使自己不能做出明智的抉择。
3.2.7.5该明察谁可能因为这件事获利
事情的发生总是存在利益的冲突的，因而当一件事情摆到君主的面前时，君主就要考虑事情发展到最后活力的一方是谁，是国家还是大臣。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决策正确性提高，加大自己的活力的机会。
3.3 势
3.3.1任势才能治国
3.3.1.1任用威势来行法用术
法和术的施行必然伤害到大臣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君主就必须依靠威势来控制大臣的行为。利用威势来统治臣子实现他们的贡献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才会是法和术的有效地贯彻。
3.3.1.2人民畏服威势
避开惩罚是人们的天性，因而人们畏惧君主的威势。因此君王要使用威势来控制臣民，使他们不违法，不乱法。对于臣民的违法事件要依法进行严惩，使他们畏法从而遵守法律，这样实行法治治理国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3.3.2威势必须由君主掌握
3.3.2.1君主要有威势才能生存
一个法律的施行，一个术的贯彻，就必须依靠威势作为前提，因为只有在威势的前提下，大臣才会选择听从你的指挥，才会行使你的命令，才会令行禁止。
3.3.2.2大臣太贵必易主位
大臣的权力太大必将危及君主对大臣和百姓的赏罚，势必会将会影响君主的决策的效应，使君主的威势受到损害或被夺去，这样君主必将易位。
3.3.2.3不能与大臣共用威权
威权是君主的象征，君主不能与大臣分享威权，只有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臣子一旦掌握威权，必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一些不
利于国家君主的事情来。威权共享过大必将导致君主无权，这样君主离去位也将不远已。
3.3.2.4不能掌权等于亡国一样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权力的掌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权力被臣子夺走，那么君主将会被架空，君主就失去了发号施令的地位，就不能对大臣进行赏罚，这样臣子必将离弃他，这样一来与亡国有什么区别么？
3.3.3借用赏罚来巩固权势
3.3.3.1顺应人情来制定赏罚
赏罚的制定是为了满足臣子的利益，使其很好地为君主服务，因而赏罚不能违背人世常情，赏罚要顺应人情，只有这样才会加大臣子对利益的追求和有害事物的远离，这样才会使社会安定。
3.3.3.2对于不愿为国出力且可能危及安定的进行严惩
隐士、游侠等这些身份特殊的人既不愿为国家的发展出力的且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的，对于这些人一旦发现具有危及社会安定的行为或言论就一定要进行严惩。因为这些人不仅不遵守国家的法度，而且对国家的危害大于常人，因此应该严惩。
3.3.3.3赴汤蹈火是赏罚的功效
君主对大臣的赏罚的目的就是实现对大臣的最大使用化，使他们最大限度的为自己服务。因而君主对于赏罚的功效就是大臣可以为了自己而赴汤蹈火而无怨无悔。
3.3.3.4必罚明威
人不仅仅有趋利性，更重要的还有避害性，而且避害性更加突出。因此，君主的权威不仅仅来源于对待大臣的赏赐和给予，更重要是来自于惩罚。用对大臣的惩罚来体现自己的权威比以赏赐更来得有用，来得直接。
3.3.3.5不该慈慧乱了赏罚
君主的慈惠是一种提高臣子办事效率的方式，但是赏罚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本基础，不能因为君主一时的慈惠而乱了赏罚的次序，乱了赏罚的根本。坚持赏罚的根本才是治理的根本方法。
3.3.3.6赏罚得宜比近悦来得妥当
君主的赏罚得宜是长久治国的方略，短时间的近悦虽然能够解决眼前的部分问题，但是必将伤害国家的长久大计。英明的君主不会因为短暂的利益而伤害长久的效益。
3.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卫意，在乎君政，政之所为，在乎一道”。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并非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是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了名为法制实为人治的封建规章体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人治主体。
4法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主要与儒家的不同）
4.1末期代表及代表意义
儒家儒士; 法家谋士; 道家隐士; 墨家侠士
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
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
4.2法家面对现实，其他立足过去
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儒家、墨家、道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孔子喜欢援引古代权威周文王和周公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墨子与儒家争辩，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传说中比夏禹更古老的圣王。道家为能胜过儒家和墨家，请出伏曦、神农等三皇五帝比尧舜更早几百年。
法家是先秦各哲学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当今世界才能相应的改变世界。彻底放弃“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3对于选择主体
儒家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不考虑受众的代价别人无法接受，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他是不会针对某一特定场合，特定空间，特定人选的变化性。
法家强调对方的选择，对方的选择是决定的主体，能够让人接受且有用是法家唯一追求。
4.4百家谈中国人性解说
孔子（不谈人性）---
孟子（不要抽象地谈人性，不谈人的动性。人性向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可以为善，乃所谓善矣《孟子。告子》]人有四天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荀子（一分为二）---性（本性）自然属性{恶}，伪（人为）社会属性[后
天]{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有道德{人性有恶，有善}--学习仁义礼乐都可以变成圣人
儒家共同点（人性是基础人的社会性是善人有两种可能性-向善，向恶）
不同点孟子向善的可能性大比如像水--柔性的，荀子防止做恶--比如成火--刚性的
荀子四大法宝：君权礼仪法度刑法以法治国
韩非----人性本恶
4.5礼制的价值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4.6儒家和法家对“任势”的不同看法
第一、儒家标榜“贤治”重在以身示教，以德化民，不采取强制的手段；法家认为的“势治”要求普遍而绝对地采取强制的手段去面对现实中的问题。
第二、儒家强调贤者来“任势”，法家提出“人设之势”（法术势并用）。只要能运用着套方术，“贤与不贤”就不再成为问题
4.7治理的效果—伪君子的产生
儒家德治是不想做坏事。但是由于若干条件的存在，要想人们不想做坏事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因为德治的起点是存放在一个十分高的地方，那么在此教育下就会产生大量的“等而下之”——产生了大量的伪君子。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时，原型就会显现出来。
法家刑法治理就是使人不敢做坏事。刑法治理的起点是存放在一个最为下方的地向高度，只要你违法就罚，有成就就奖励。这样来就没有高度，但是由于法律的条款一般前瞻性不强。因为条款的出现总是因为之前有类似事件发生，而且在一些法律管不到的地地方，治安一样会很混乱。换句话说，在法律管得到的地方大家都道貌岸然，在法律管不到的又是胡作非为----伪君子。
4.8对君主才德要求不同
儒家强调君主实行德治，这样一来，首先就要要求贤明的君主或者退一步说，要求有贤德的臣子掌握权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德育民”。而法家强调的是只要君主一般才能即可，因为他不要求很高的的才华和德操，因为他只要守住法制底线即可。而中国五千年的传承制度从总体上说是“嫡长子”制度，这样的选择下能够保证君主一定贤明么?因而用刑罚治理更加有现实意。
5.法家的作用
5.1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5.2“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
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5.3“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
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5.4强调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看法。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6.法家有其不足的地方
6.1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
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
6.2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
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而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墨家、道家、法家学派的教育思想 （六）墨翟与墨家的教育思想 墨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称墨子。墨子在儒家学习过，但他反对儒家重礼厚葬的繁文缛节，自立学术思想史上第一个批判儒家的学派——墨家，其思想以“兼爱”、“非攻”为核心，以“尚贤”、“节用”为基本点，代表作《墨子》。 1.“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 墨家和儒家在战国时期并称“显学”，但存有差异。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墨家主要植根于“农与工肆之人”，重视实用，关注下层人民的利益。 2.“素丝说”与教育作用 （1）教育的社会作用。墨子坚信教育对建立理想社会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教育使天下人“知义”，实现社会的完善。 （2）教育的个人作用。墨子以染丝的过程比喻环境和教育对人品性形成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即“染于仓则仓，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换句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人。 （3）此外，墨子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较孔子的人性论在社会意义方面显的更加进步。 3.以“兼士”为培养目标 墨子认为要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就必须培养“兼士”或“贤士”，而“兼士”或“贤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①厚乎德行。即道德的要求，道德的要求最为重要，使兼士懂得“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 ②辩乎言谈。即思辨的要求，这是为了兼士能够发挥自己雄辩的才能“上说下教”，向社会推行“兼爱”的主张； ③博乎道术。即知识技能的要求，这是为了兼士有能力投身社会实践，为天下兴利除害； 4.以科技和思维训练为特色的教育内容
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的 区别 The document was prepared on January 2, 2021
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上海交通大学陈昊闻 摘要：作为先秦时代的三大主要思想代表，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对管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本文简要介绍了三家的思想内容及其在管理学上的体现，并横向进行比较，来探究先秦时期几种主流观点对管理学的理解。 关键词：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周朝，在先秦时期孔子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使其在几千年来不断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在儒家的思想中，其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论，儒家讲究以人为中心，讲究以德服人，讲究以教化为手段，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家思想强调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达到其目标： 1.政治与伦理合一的思想 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是根据个人行为利益最大化来制定决策，而是在复杂的2价值取向下进行综合的评判和抉择的个体，即人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人，而更是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根据这一点，儒家曾数次被统治者奉为全社会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统治者们希望通过儒家的这一思想的宣传，来创建一个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准则，来保证所统治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正常运转。儒家也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推动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平稳发展。 2.礼的思想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礼不仅仅代表了礼仪，典礼的意思，还代表了一种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思想。孔子认为，庄重的礼仪会使人虔诚，有所敬畏，所以制定了包括祭天祭祖，节庆婚丧等各类活动的及其详尽的礼仪流程，来规范各个不同角色的行为，达到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说，礼可以看作是儒家体现其核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贯彻其思想的一种工具。 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看来，平天下要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只有每个人修身养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会有秩序，天下也才能长治久安。这个思想也体现了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体现其对人的关注。儒家认为，构成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需要从个人这个基本元素入手。只有使每个人都自发地遵守其制定的秩序，才能更深刻的在国家层面贯彻其理念，最终达到用儒家理念治国的目的。 二，道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道家思想的主旨，基本上是以“道”为中心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家所谓的道，其实就是一种支配世间一切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道家认为应该自发的遵从这种规律，根据自身对道这个观念的理解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动。道家的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 1.无为而治 人们往往会误解道家“无为而治”的内涵，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无作为观点。其实道家无为而治的真正内涵，是不做出有违自然规律的事，在最大程度上主动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家的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思想。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的文献综述1.前言 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支。它是先秦 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形成于战国时期，衰落于西汉，因其强调“法治”，故自西汉以后被称为“法家”。历经2500余年，法家的管理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后世之人，并和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其他 流派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交融。时至今日，对我们的现代企业的管理工作仍然 产生着极其有益的的帮助。首先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吧。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 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 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 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 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今天我们追源溯流, 寻找法家思想的智慧滥觞并探索它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法家思 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历史局限作出大胆扬弃,借古鉴今,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情况 2.1现代常用的法家管理思想理论 一、法家没有久远的谱系，法家的法律思想也难以在战国前找到其理论的前身。这种在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思想体系不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已经存在的某种学说的发展的结果，而是伴随着中国法的成文化，在制定法律、使用法律的摸索中，在对成文法及其应用的讨论中产生的。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不仅“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而且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 也没有从根本上把周天下的法制从非成文法改变为成文法。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春秋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化，推动中国法走向成文化。法家的法律 思想是在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制定、实施成文法的实践中与成文法一起走来的。儒家、法家等称号是汉代人在总结先秦学术时加给其前人的“谥号”，并非先 秦时期本来就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百家”。按照司马谈等人设定的法家标准，结合今人对法家的认识，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若干法家先驱。除管仲、子产之外，范宣子、邓析、赵鞅、越王勾践等都各有与法家法律思想接近的政治或法制实践，或者发表过与法家类似的言论。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 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一法律万能主义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证。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二、法律专制主义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
法家管理思想的现代意 （摘要）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新旧势力斗争非常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为求富国福民，新兴地主阶级通过变法相继走上历史舞台，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 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子，他的言论突出法家的进步思想。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创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 想结合的法治理论。 【关键词】法家，韩非子，管理思想； 在那个年代，诸侯割据，战火不断。一种旧的体制已经运行到了尽头，一群有识之士在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勾画着宏伟蓝图。但在诸侯的战场和朝堂上，法家成为了最后的赢家。法家的的特点是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法家是有相当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探讨中国式企业管理之道，是当前管理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发源于西方的管理科学，只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被誉为“霸者之道”的法家管理思想具有许多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宝贵见解，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独特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以下我主要介绍的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影响。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家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在管理领域中尤其在国家管理的领域中,韩非的管理思想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非管理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
浅谈法家思想在当代管理学中的应用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战国，衰落于西汉时期。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管理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思想的优缺点也被我们所认识，所改进。本文就将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浅谈一下对法家思想与当代管理学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法家思想，管理思想，应用价值，优缺点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他们认为，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2、以担保公司中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法家教育思想概括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到秦国后，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 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奸民"。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 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
法家管理思想浅谈 【摘要】：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本文浅析了法家思想及其对我们今天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家，思想，商鞅，韩非子 一、法家管理思想概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一）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法家及主要思想 一、法家及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 法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初期的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据说韩非子口吃，不善言谈，但善于著述，其文章气势逼人，当时堪称大手笔。他与李斯曾同是荀子的学生，但由于博学多能，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让李斯很是嫉妒。其虽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最终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著作不受韩王重视。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后来秦王攻打韩国。鉴于形势紧迫韩王安便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极为高兴，却未予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诋毁，说其“终为韩不为秦”，“不如以过法诛之。”于是秦王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伺机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后秦王后悔，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二、法家的主要思想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2、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4、“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5、“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帝王之具”。他所说的帝王就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具就是
法家经典：《管子》《邓析子》《韩非子》《商君书》《慎子》《申子》 1、《管子》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颍上（今属安徽）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之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博通坟典，淹贯古今；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2、《邓析子》邓析(前545-前501)】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邓析的法律思想主要有：①反对“刑书”，私造“竹刑”。他不但反对旧的奴隶主贵族，也反对以子产为代表的继承周礼的新贵族。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②私家传授法律。传说，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还以类似讼师身份帮助民众打官司（被戏称为春秋末期的律师）。作品传世两篇《无厚篇》《转辞篇》。 3、《韩非子》韩非子（前281？——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人。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韩王室宗族，韩王歇的儿子。《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法家思想总结 篇一：浅谈法家思想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比较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纷纷 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与法家属于当时的“显学”，两家所持政治思想迥异，却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家思想为秦王朝所用，统一了六国，而儒家思想再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 的正统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礼、德、法、中央集权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分别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因为两家从根本上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从其哲学基础，人性观念，平等思想，政治统治思想以及民本和战争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点。 一、阶级立场和哲学基础 儒家思想代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的；法家思想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锐意改革，主张征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儒家从自己阶级立场出发，崇尚周朝“礼”，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源自于道家的“道”的观点，认为人应该遵道行事，即法家所主张的“法”。 二、政治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认为，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做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自能达
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而臻于治平。儒家提倡的礼崇尚节制，杜绝争乱，使贵贱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是一种伦常的理想，渴望建立起儒家理想的西周初年的政治统治。 法家认为，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主张“以法治国”，“一断于法”。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在执法上，主张赏罚分明，轻罪重罚。重视法律作用忽视仁义、教化。法家主张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认为君主应当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主张君主利用法、术、势来家与群臣，统治民众。 总之，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儒家以道德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 三、人性论与政治统治方法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故而以人为本，提出一些民本思想，主张德治与人治。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 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 “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 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
法家思想的历史意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