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视角下的美朝关系
——美朝关系的建构主义解读及其缺陷
宋德星董庆安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建构主义理论对美朝关系解读的意义就在于，美朝这两个实力悬殊的国家所以建构起一种敌对身份，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传统的对权力的争夺，而是由于在两国间的互动模式及两国身份建构过程中存在着的文化结构、历史背景、观念差异等因素使然。认同的缺乏使美朝两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存在明显不同，也使得两国在互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积极因素积累，尤其使美朝两国对国际体系结构的认知相差甚远，进而根本性地导致了两国敌视关系结构的形成并长期化。建构主义理论虽然有助于弥补以往许多传统的理论方法对美朝关系问题认识的不足之处，但它对美朝关系的解读是、且也只能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同其它理论一样，这种视角不可避免地也有其自身缺陷。
【关键词】美朝关系朝核问题建构主义国际政治
传统上，学术界对美朝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和战略等方面，而对在美朝关系中起到根本作用的国际态度、文化和认同等观念要素的研究却很少。实际上，要探索影响美朝关系的深层因素，进而把握两国关系的本质性问题，对观念要素的认知和把握不可或缺。为此，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全方位展示战后美朝间进行的权势博弈，而是从重大事件中抽取出影响两国间的那种敌视互动的观念因素，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美朝两国究竟为什么要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政策，从而抓住美朝关系中最为本质的因素之一——观念或曰文化要素的重要作用，为我们理解当今复杂的美朝关系提供有益的学理依据。当然，建构主义也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不能解释全部复杂的国际问题，它自身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而这在美朝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建构主义解读的必要性
人们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研究往往会采取历史研究和战略研究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关系本身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所谓“高级政治”，即主要涉及的是国家权势、国家安全和军事实力的消长，而且因为一国外交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且又是国际政治理论思想得以哲理升华、从而用以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不可或缺的一大渊源。为此，历史方法和战略考察自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条主要路径，并长期以来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正如伯纳德?贝林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获得关于过去的、实在的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经验的扩大；人如果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又在何处，如何为将来定向，都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一个社会要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也需要历史知识的作用。”1所以，历史研究是人们得以获得各种经验教益和未来启示的重要方法之一。然而，“从历史研究提炼出来的真实的历史经验和教益，对于当前的实践是否适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取决于这些经验和教益从中产生的
历史条件和历史状态同当前条件和状态有多大的差异。”2此外，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非常全面地分析国际关系中各种复杂的现象。一般来说，历史研究的因果叙述性和文学艺术性同时也使之会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和宏观概括性；而战略研究则是从国际政治安全的角度去分析各国的各种政策行为，明显地忽视了所谓的“低级政治”的重要性。
作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大焦点问题，美朝关系可以说备受世界瞩目。其实，美朝真正敌对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实行全面渗透和军事控制，并直接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从而埋下了美国和朝鲜敌对与冲突的种子。这种敌对在朝鲜战争后进一步被强化，以致于整个冷战期间这种敌对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主线，至今仍没有太大的改观。特别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双方围绕核问题展开了各个层面的博弈，两国关系因此时而紧张，时而稍有缓和，结果是陷入了紧张—危机—缓和—再紧张—再危机—再缓和的恶性循环。如何看待以朝核问题为核心的美朝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两国关系发展与演变的探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历史研究和战略分析两大类。3
显然，除现实的安全问题外，美朝关系的背后还有着复杂的观念要素的作用，例如两国战略文化的差异，思想观念的冲突，乃至于冷战后国际体系文化的不同影响（包括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规范、日益强化的国际法意识、世界主流舆论和基本潮流）。要解答这些因素对美朝关系的影响，无疑需要全新的分析模式和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国际政治社会学为研究范式的建构主义理论，可以说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别于历史方法和战略考察的又一新视角。
应当说，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观点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方向，并没有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完全消失。相反，只是强调国际政治的共有观念、国际社会、社会秩序、身份认同、国际制度等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理论，没有被过分强调国家对物质权力追求的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认同，因而长期处于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边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突然戏剧性的和平终结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提供了强大动力。鉴于随着冷战和平结束和全球化发展而来的国际关系日益组织化、制度化和社会化，一些学者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权力、利益、国际体系以及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等重新解读，并开始赋予其社会文化的内涵。建构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批判和继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分析国际政治一个重要维度，文化观念因素在确定一国对外政策目标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对一国的对外政策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因素对美朝这一在文化观念上有着重大差异的特殊双边关系的影响尤其巨大。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美朝这一具有巨大实力差距和特殊性质的双边关系，单纯对双方物质力量的对比分析不足以理解其关系中最核心的因素。就冷战后围绕核问题展开的美朝关系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在对朝鲜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非军事要素的互动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例如，美国给朝鲜贴上的“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暴政的前沿国家”等标签，以及朝鲜一贯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论”等。尽管美朝都相信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但对它们来说，这种安全威胁的来源主要不是建立在实力概念的意义上，而更多是建立在对方的意图即理念上（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当1999年9月佩里从平壤返回美国时，有人问他朝鲜为何发展远程弹道导弹。佩里指出：“我相信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威慑”。“他们要威慑谁呢？他们打算威慑美国。我不认为我们对北朝鲜是一种威胁，但我真诚地相信他们视我们为威胁。”4可见，“安全是有形因素同无形因素的混合物。它既依赖于一个国家的自身能力，又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意图。”5所以，一个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具有什么样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互动
中形成怎样的共有观念。当然，这种共有观念既可以是敌视冲突的，也可以是认同合作性质的。认同合作性的共有观念不会认为对方对自身具有威胁，即使它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如英国之于美国。而敌视冲突性的共有观念，即使对方的军事力量非常小，其他国家也会觉得具有威胁性，朝鲜之于美国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对美朝关系的理解，共有观念、认同、价值观、政治体制等因素更具有意义。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美朝关系进行解读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美朝两国对国家利益的建构
国家利益历来都是各国对外政策和行动的指南。正因为国家利益如此重要，相关研究成果也异常丰富，各种理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流派无不给出了自己的经典论述。而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利益是观念的产物，它是由国家身份来界定的，一个国家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追求的利益和目标。6所以，在美朝这一双边关系结构中，两国对各自身份的不同认知就导致了它们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进而导致了两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差异。根本上，正是美国和朝鲜对各自国际利益的不同界定，建构了二战后美朝关系的基本框架，并进而决定了其基本发展态势。
与以往的国家利益观不同，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分析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国家利益的观念观。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指出，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和认知决定的，7观念和利益两者密不可分，不能做二元分割，利益成分中含有观念，观念中有利益的驱动。为此，所谓国家利益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而且还应加上精神利益，尤其是国家自尊应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建构主义还认为，国家利益虽部分来自于生物性动机，但主要是通过社会化习得而来，并不是由人性赋予的。国际社会的机制、制度、规范等观念因素对国家利益具有构成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外在的，而是被内化到行为体属性之中，不仅影响国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国家的属性，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利益不像以往理论表述的那样是给定的、不变的。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利益常常是行为体在互动进程中习得的结果。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要了解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分析美国的国家身份是如何确定的。利益以身份为基础，正如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一样。美国对国家身份的认知是根植于在社会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强大的综合实力。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其先辈不堪忍受欧洲旧大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迫害，离开故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这块乐土，寻求自由和幸福。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和比旧大陆更多的平等竞争机会，这块大陆成为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和追求自由的“希望之乡”。更重要的是，经过拓荒时代艰苦生活的早期移民有了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来到这里是上帝的安排，他们是与上帝签了誓约的人，来这里寻求自由和民主是为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在神的指导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8所以，对于一个缺乏共同血缘和集体记忆的移民国家来说，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移民把“自由的捍卫者”作为其独特的身份，并一直贯穿美国的整个历史。当然，这种自由捍卫者的身份也塑造了它的国家利益，并成为美国民众和领导人的普遍信仰。
正是这种对自由和民主身份的认同，捍卫自由几乎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口头禅，是美国政治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最能打动公众舆论的政治词汇之一。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恐怖袭击的当天，布什不是称美国受到袭击，而是称美国的自由、生活方式、正义与和平受到了袭击，因为“美国成为袭击的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
上自由和机会的最闪亮的灯塔。没有人能阻止它闪闪发光。”9
美国“天赋使命”的责任感和自由捍卫者的身份使其不仅要捍卫本国的自由，而且要对上帝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那就是促进普世的自由。“仅仅被动地成为自由相关的美德的避难所并非美国革命的使命，美国应该主动拥护自由事业，在全世界扩大自由的基础。”10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自由的生存与其他地区自由的实现息息相关，美国自由的命运“取决于世界自由的生存和发展”。11所以，“美国不能将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仅限于自己的国土范围，如果这么做的话，人们就会对这种价值观的普遍意义产生怀疑，并会危及这类价值在国内的信誉。”12基于此种身份的认知，再加上它那超强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美国所定义的国家利益不仅具有全球性，同时也更加具有霸权主义性质。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要确保本国的生存与安全，而且还要强调建立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强调它的国家利益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同要求其他国家去接受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以及向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于这种以认同来界定的国家利益，对美国来说，它不认同的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他者”就对其构成威胁。但反过来，非美国认同的“他者”也同样巩固、强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当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里，朝鲜这个以非西方意识形态立国、且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又是如何来确定其国家身份的呢？在建构主义看来，一个国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内容构成，涉及在某种情景中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等问题。身份是个体或团体根据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因此，身份具有选择性。13朝鲜作为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最能“激活”其身份的首先是其安全与独立是否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在国内实施的“先军政治”政策和某种意义上的发展核武器等政策，无不是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这一观念的直接反应。所以，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或不信任的国际环境中，朝鲜维护其国家安全、生存与独立的目标便成为其核心的国家利益。
除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是其首要国家利益外，朝鲜对国家自尊的渴求也是其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传统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且包含精神利益，尤其是集体自尊（即国家自尊）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国家自尊的一个重要表达方式就是“承认”，即要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当然，不同的国家对承认需求的程度往往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往往将集体自尊的精神利益放在了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因此，对于朝鲜这样一个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弱小国家来说，它对国家自尊的需求往往更加强烈。朝鲜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希望要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承认，以期打开处境孤立的国际局面，解禁西方国家对朝鲜的封锁与禁运，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4
朝鲜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半岛处于海权和陆权互相争夺的中心地带，被四大强国包围）决定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独善其身，很容易招致各个相关大国的干涉。因此，寻求安全与独立便成为朝鲜首要的国家核心利益。同时，朝鲜长期处于主流国际体系之外，得不到当今各主要大国的法理承认，国家的自尊得不到有效的满足。所以，追求国家自尊也就成为朝鲜国家利益的另一个非常重要元素。正是对这两方面国家利益的追求，决定了朝鲜的对外政策走向。
可见，美朝两国追求国家利益不仅内容上不同，而且两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也存在巨大差异，即美国选择了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民主，而朝鲜的孤立处境和面临外部的巨大压力使得自助成为它的一种本能的反映，因为在朝鲜看来，其外部世界仍是某种霍布斯式的状态。对此，朝鲜只能坚持“先军政治”的发展道路，以确保本国的生存与安全。此外，美朝各自国家利益涵
盖的范围也不同。美国对捍卫自由、民主，促进普世的自由、民主身份的认知，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朝鲜对本国独特身份的认知和自身能力的不足决定了它只能专注于国内事务。所以，维护本国的安全与生存，维护本国的长治久安，成为它的首要关切。
总之，美国和朝鲜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它们对各自国家身份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认知，并进而导致了它们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点恰恰也正是美朝两国间形成长期敌对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美朝观念互动模式与敌视身份的形成
既然当前美朝关系是两国在长期互动中积累的结果，那么，美国和朝鲜这两个对各自身份具有着不同认知的国家，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呢？或者说，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是怎样的呢？同时，在这种互动模式下，美国和朝鲜两国间又是怎样建立起一种相互敌视的身份的呢？
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朝鲜两国关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美国传教士、商人和海军就与朝鲜有了初步接触。但1905年日本在朝鲜半岛确立霸权后，美国与朝鲜就基本上断绝了交往。二战后，美国的势力和影响进入朝鲜半岛。但不幸的是，冷战时期美朝的互动基本上是建立在敌视和互不信任基础上的非直接互动，即使是产生重要结果的直接互动也是以给美朝关系带来极具负面影响的战争方式进行的。应当说，朝鲜战争是美朝关系走向敌对与对峙的导火索，也是在美朝关系中最为直接的一次互动。而随后的封锁和对峙以及一系列的危机与冲突更是阻碍了双方的直接交流。因此，美朝双方以敌视和对峙为理念建构起来的非直接的互动结构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互动模式，即政治上对抗、军事上对峙、宣传上敌视这样一种没有直接互动的双边结构。
然而，美朝两国试图实现直接互动的愿望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有所改观。冷战后美朝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主要是围绕朝鲜核问题与导弹问题展开的，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在解决危机过程中，朝鲜一直试图就核问题与导弹问题直接与美国交涉，撇开韩国等其他有关的国家。因为在朝鲜看来，朝鲜的核问题是与美国直接相关的，是美国对朝鲜长期的敌视政策和军事威胁的结果，核问题的根本解决是美朝必须进行直接的磋商15。而美国的立场是在多边框架内、即通过间接互动的方式寻求核问题的解决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不仅仅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美朝关系的改善不仅要牵涉到当事国的利益，而且还牵涉到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问题和盟国利益问题。另一方面，美朝两国之间要相互承认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首要的是必须解除两国间法理上仍存在的战争状态，以和平协定代替停战协定，这就必然涉及到许多令人痛苦的历史问题。而且和平协定的签署也不只是美朝两国的事情，还应当涉及到中国和韩国等其他相关国家。另外，美国也不愿单独承担解决核问题的责任，它希望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起向朝鲜施加压力，共同承担起解决核与地区安全问题的责任。
当然，美朝双方就核与导弹问题也不是没有进行过直接互动。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期间，美朝通过多轮会谈，双方终于在1994年10月达成了有历史意义的《美朝框架协议》。1998年的导弹危机后,美朝之间也进行过多次会谈。但由于双方的积怨太深，在缺乏最起码的互信的情况下，两国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即使暂时达成了某种协议，其实施的效果也不能尽如人意，框架协议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证。16在直接互动效果明显不佳的情况下，美国和朝鲜最终都愿意接受中国等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调处努力，通过多边框架寻求核问题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解决途径。
从根本上说，美朝之间缺乏建构主义所谓的良性互动。在这种情景下，美朝关系敌对身份的确定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军事上对峙与对抗的历史惯性所造成的，且这种惯性深深地影响了美朝两国的对外政策。其次，美朝敌对身份也是冷战思维互动的一大结果。众所周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朝鲜半岛没有根本的关切。17但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半岛事务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认为朝鲜对韩国的进攻是对美国“捍卫自由、民主”身份的进攻；对朝鲜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介入是对其内政的粗暴干涉，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逻辑。由此朝鲜战争对抗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具有“文化”内涵的因素的对抗从此成为美朝互动的主要模式。冷战结束后，尽管美朝两国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两国对冷战思维模式的认知及其实践却得以延存。其典型的表现是2002年1月29日小布什在就职后的首次国情咨文中，以朝鲜出口导弹技术和发展核武器为由，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并称为“邪恶轴心”，视其为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并据此制定对朝政策。对此，美国学者撰文指出，尽管平壤的政策不确定，国内困难，并处于危险境地，但美国没看到北朝鲜的一些温和与积极的变化过程。1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美国对朝鲜冷战思维模式的认知，成为美朝关系至今都难以改善的重要因素。
敌视和威胁是国家行为体相互解读并回应彼此发出的信号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威胁性行为或言辞如果在互动中被另一国家以相同的方式得以回应，敌视身份的关系结构便由此产生。针对美国的冷战思维，朝鲜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先是于1993年3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接着进行导弹试射，并称美国指责朝鲜为“邪恶轴心”几乎是宣战，目的是以军事手段向朝鲜施压。
因此，美朝敌对身份的形成不仅仅是由物质力量相对悬殊以及国际政治环境的使然，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观念、政治体制等具有文化内涵等因素上的巨大差异，结果美朝在互动中难以形成认同，进而造成其国家利益的相背性。同时，也因为其互动模式使得双方在互动中对敌视身份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导致这种敌对状态得以延续，并深深地制约美朝在互动中的对外政策行为取向。
四、难以协调的认同——当代美朝关系的困境
从建构主义国际体系文化的角度来看，19美国在冷战后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是一个由其主导的、至少是洛克式文化结构的国际体系，因为在美国看来，这种体系能够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而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国际体系领导者地位。但是，在认同缺失的情况下，朝鲜是如何解读美国的意图、以致于最后导致美朝之间建构了某种意义上的霍布斯式文化结构的呢？
就美国而言，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建立其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美国与盟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联盟体系不仅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瓦解，反而在职能和规模上都得到了强化并有所拓展。而朝鲜半岛作为美国东北亚战略的一根主要支柱，对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韩国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它同美国的密切联系使美国能够不在日本本土过多的驻军而保护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军事大国。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的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的势力范围，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极大改变美国在远东作用，并因此也改变日本的作用。”20可见朝鲜半岛对美国整个的东北亚战略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美国的半岛政策是把朝鲜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安全秩序之中，实现美国治理下的东北亚安全与和平。而这种和平是以认同美国的价值、文化等观念为基础的。任何敌视美国价值观的秩序在美国人看来都是不稳定的。从建构主义国际体系文化结构的观点来看，这种和平至少要建立在洛克式文化结构之上。当然，美国所期望建构的这
种洛克式文化状态是以根本改造所谓“邪恶轴心”国家朝鲜为前提的，即首先使朝鲜的对外政策行为符合美国所倡导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并进而最终从根本上去变更朝鲜的政治体制，使其完全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成为国际社会中“遵纪守法”的一个“正常国家”。
显然，美国渴望在东北亚地区建构起温特所揭示的那种洛克式文化结构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美国所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朝鲜。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在美国决策层中，对朝鲜敌对国家身份的认同几乎勿庸置疑。同时，在洛克式文化结构明显缺失的次区域国际体系中，美国的战略界有理由相信，“如果要继续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不受挑战，美国的基本逻辑是凭借实力和强权而不是公理和法律”21。因此，对敢于公然进行挑衅的朝鲜，美国采取了一贯的强硬政策，坚持要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拒绝承认朝鲜的现政权和坚持军事威慑等敌对性政策。
面对诸多不利的国内、国外因素，朝鲜领导人首先把本国的生存与安全作为第一目标，努力确保本国的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完整和国内秩序稳定。对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建立起以其为主导的、类似于温特所揭示的那种洛克式的文化结构，朝鲜充满了怀疑和敌意。在2003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当今仍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决定了美国的对朝政策不是为了半岛的和平、繁荣与稳定，而是为推翻朝鲜的现政权，实现以南方为主导的统一。失去体系内主要大国的支持、面临严重国内困难和外交孤立的朝鲜，自然感到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这种严重的不安全感必然将导致朝鲜外交政策行为表现出“异常”，这基本上是属于温特在著作中所称的那种霍布斯式文化状态中的行为模式。在这种状态中，自助是维护国家生存的最好办法。正因为如此，朝鲜对美国的对朝政策采取了抵制和反抗的姿态，把美国看成是朝鲜最大的和最具威胁的敌人，并进而坚定地认为，为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安全，朝鲜只有优先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核武器。因此，在缺乏认同的情况下，强大国家所追求的洛克式文化结构对弱小国家来说往往是那种霍布斯式文化所揭示的敌对与不安全感，而美朝关系尤其是如此。
不仅如此，美朝在互动中还明显缺乏有利于向洛克式文化转换的各种积极因素。首先，美朝缺乏最基本的互信使得双方在互动中建构的敌对身份及其相应的利益界定难以改变，并由此成为向洛克式文化结构转换的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脆弱的、不稳定的和容易反复的美朝双边关系，经不起时间和各种突发性事件的考验，陷入了进一步又退一步的怪圈。
其次，东北亚地区缺乏一个有效的安全机制，也是美朝难以超越霍布斯式文化结构的制约因素。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使朝鲜这样缺乏安全感、尤其是时刻面临美国军事威胁的小国难以摆脱它自身的安全困境，没有制度性的力量和大国合作为保障，朝鲜就难以跨越霍布斯文化模式所界定的国家政权时时受到威胁、安全没有保障的自危感。所幸的是，美朝围绕核问题而展开的像“六方会谈”等多边外交活动，通过多国间的政治对话和谈判寻求区域内政治与安全问题的解决，将对今后地区国际机制的建立产生良好的示范效果。这种以培育相互信任和寻求以和平对话方式为主的多边外交有利于缓解朝鲜对自身安全的危机感，有利于化解美朝关系中的敌视因素，并进而有助于去突破霍布斯文化结构的限制，尽管这个过程也许会相当的漫长和曲折，甚至会出现倒退。
五、建构主义理论解读的缺陷
在新现实主义所主张的以武力为生存准则的无政府状态中，在一个国家间以寻求安全和权力等物质力量为特征的社会里，美国和朝鲜都以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随时做好了以武力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受侵犯的准备。但是，若我们进一步思考美朝这种军事对峙和对抗的背后根源，人们或许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
解释力多少会有点不太满意，因为它不能够解释美朝关系的全部实质。为什么美国和朝鲜一直敌视而没有缓解的迹象？而同样是半岛国家的韩国却一直是美国的盟友呢？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理论学派给出了它们自己的答案。
在同样借用社会学方法的国际社会学派看来，美国和朝鲜之所以分别处于国际社会的核心与边缘，主要是朝鲜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未被美国所主导的西方国际社会所接纳，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所以，美朝关系更像是国际体系一部分，而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而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强调美国和朝鲜在互动中建立起的共有观念或共有知识，是这种共有观念或共有知识造就了美朝关系的敌对、竞争或朋友的属性与状况。从现实看，当前美朝关系显然属于第一种。所以，建构主义由于忽略意识形态、政治信仰差异的重要作用，使得其实际上在分析国际关系进程时难免陷入一种困境，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两个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很难建立起身份上的认同，但温特却特别强调，两个行为体通过互动就很容易建立起一种互信的关系，这一立论显然与美朝之间长期敌对关系的事实不符，由此可见建构主义解释力脆弱的一面。
其实，美朝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关系的走向与演变是以美国的政策调整为基础的，美国对朝鲜强硬则两国关系紧张；反之，则两国关系会出现相对缓和。朝鲜在两国关系的互动中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造成这种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际社会学派看来主要是美国和朝鲜在权力上的巨大差距。美国拥有强大的实力,拥有话语霸权，而朝鲜则与之相反。所以在两国关系中，美国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也表现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倾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基本上忽视了这种国家间权力的不平等性，他认为国家间的互动是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是在权力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来进行互动，从而也就完全忽视了美朝关系的这种特殊性。
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军事敌对造成的敌视心理，使美朝关系基本处于很不正常长期隔离状态。在互动缺位和敌视心理的作用下，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的界定就会发生错位。因此，美朝关系之所以起伏不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双方的身份认知出现了偏差。当然，这种认知困境是双方长期敌对和缺乏互信造成的。冷战后的两国关系发展表明，要真正化解两国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耐心和智慧，更需要良好的国内和国际氛围，需要基于国家利益观念之上的国际社会意识和责任。
稍稍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下，美国和朝鲜(特别是朝鲜)正在努力打破两国间那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积极寻求相互身份的重新定位。建构主义理论告诉我们，观念的改变需要有客观实在的物质载体作为保证，从而使文化的进步得以体现。221994年的核框架协议和2003年以来的“六方会谈”所形成的多边机制，可以说就是这种载体的体现。两国通过在多边范围内的互动形成的以和平方式解决双方关系中的问题、特别是核问题的共识，可以说是美朝在经过多年的互动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当然，要确保这一好的开端继续下去，还需要两国有更多的积极成果来充实到两国关系的框架中去，从而为最终两国关系结构的实质性转变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1转引自李剑明：“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2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3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学者对美朝关系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或战略以及美国对朝鲜政策调整的因果分析，并试图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案；2、主要对朝鲜的对外政策特点及其政策调整的分析；3、以因果方式叙述自朝鲜核问题以来的某个事件或部分过程及对某个事件的分析；4、东北亚国家及相关国家对待朝核问题的立场及对策；5、有关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问题的研究；6、美朝关系对朝鲜半岛、东北亚乃
至世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对美朝关系的论述大部分是阐述上面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或兼涉及其他方面。而就研究方法而言，更多是从历史和战略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的论述大都局限于美国对朝鲜政策及应对措施的论述上，为美国的政策行为辩护，批判朝鲜的对内对外政策，带有明显的价值偏向。这方面的杰出研究有：
Bruce Cumings,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New Y ork: W.W. Norton, 1997.
Victor Cha, “Korea’s place in the Axis”, Foreign Affairs, V ol. 81, No.3 , 2002.
James Fallows, “The Panic Gap: Reactions to North Korea’s Bomb”, National Interest, No.38, 1994/1995.
Victor Cha, “North Korea'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 ol. 117, No.2, 2002.
4Selig S. Harrison, “Time to leave Korea?”,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2, Mar./Apr. 2001.
5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国家的命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7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53—154页。
8Edward M. Burns, 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0.
9http:// https://www.doczj.com/doc/5c18259386.html,/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1--16. html,2001年9月11日。
10罗伯逊著、贾秀东等译：《美国神话与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11北京编译社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纽约外交学会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9—50页。
12埃兹拉·沃格尔著，田赋译：《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13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8页。
14James Clay Moltz and Alexandre Y. Mansourov（ed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Security, Strategy, and New Perspectives from Russia. New Y 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especially see Part 2 and 3. 15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11月9日。
16Warren I. Cohen, “Compromised in Korea: redeemed b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76, May/June 1997.
17美国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国务卿艾奇逊都曾指出，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1950年1月20日，艾奇逊对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时重申“到目前为止，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坦率以告：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地区免遭军事攻击。但是，同样明白的是，在实质关系上而言，这样的担保也不太有意义或必要。”参见：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
18Doug Bandow, “America’s Obsolete Korean Commitment”, Obis,
V ol.42, No. 4, 1998, p. 605-617.
19建构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指出了国际体系不存在单一的无政府逻辑。根据国际体系结构中的角色的不同，温特将其分成霍布斯式文化结构、洛克式文化结构和康德式文化结构，这三种结构是怎么区分的呢？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一种单一的结构，而是由国际行为体相互关系确定的角色结构决定的多种逻辑结构，即“共有观念使持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格局”，而任何一种文化状态都与一种主体位置格局相对应：霍布斯式文化的主体位置格局是“敌人”，洛克式文化的主体位置格局是“竞争对手”，康德式文化的主体位置格局是“朋友”。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敌人、对手、朋友——中哪一种在体系占主导地位。建构主义认为，洛克式结构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但不是国际体系文化的全部，今天仍有不少国家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频繁地“回落”到霍布斯式文化结构，美朝关系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20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4页。
21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2参见：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5)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广西贺州董全吉 《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 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学设计 一堂成功的课堂教学，必先有一个成功的教学设计。传统的教学设计还停留在只考虑知识的重点难点的讲解和教学过程所安排的逻辑起点上。其实教学设计除要考虑以上问题，还应该体现对学习环境的创设、学习情感的培养、学习方式的指导和学习技术(策略)的关注。教学设计从关注学生为什么学，怎么样去学出发，来考虑教师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样去教，直至学生学得怎么样，考查和评价教学行为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掌握。 一、教学设计的基本要素 教学设计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素：教学任务及对象；教学策略；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任务及对象、策略、过程和评价四个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教学设计的总体框架。 (一)教学任务分析。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教学的一切活动都是着眼于学生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促进学生的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是现代教学思路的一个基本着眼点。以往教师关注的主要是“如何教”问题，那么现今教师应关注的首先是“教什么”问题。也就是需要明确教学的任务，进而提出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和制定教学策略。 l。教学背景。教学背景分析是教学的起点。教学关注教师、学生、
内容和环境等，那么，教学背景分析也要从这几方面去呈现在教学前的实际状况。首先，了解学生在知识技能上已达到何种程度，对于本内容的学习所需要的情感态度和学习方式都有哪些准备，等等。也就是从学生的原认知水平、认知态度和认知加工能力几个方面来认识教学对象。其次，对于本教学任务的完成，在环境的设置上，当前已经有了哪些准备?对教学媒体的设施和班级的设置，班级学习氛围、课堂教学评价……在教学任务分析中，还需要进一步对教学的内容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状况再作出更明确的分析。如《背影》一课，从小倍受宠爱的学生很可能认为父亲买桔送别事小，不值一提。讲解的时候就要注意避开对事件本身的谈论，着眼于对父亲爬月台的艰难，送别时的担忧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让学生从这些细微之处去感受细腻的情感。 2．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完成教学任务的主要载体。以往我们仅关注教材分析，教材的分析基本关注教学的重点、难点及考点方面，较少关注与学习教材内容有密切关系的认知和心理因素，以及教材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而对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也只是阐述其内容，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教学的载体已不仅仅局限在教材，教师在教学中对于教材应该二度加工，是一种再创造过程，因此，对教材也不仅仅局限在显性方面，不再仅是教材的分析，而是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分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策略初探 【摘要】关联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并就此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基于应用翻译具有信息性、劝导性、和匿名性的特点，本文应用关联理论的相关原理，指出在应用翻译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应利用自己认知语境的各种信息知识推导出原文的暗含意义或交际意图，找出语境和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再以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为准则，对译文进行最佳关联的取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关联，实现应用翻译传递信息的目的。就此本文提出了应用翻译的一些翻译策略，如替换，改译，增译，补译，摘译或将信息重组等方法，以实现译文和交际目的的最佳关联。 【关键词】关联理论；应用翻译；应用翻译策略；关联性 一、引言 法国认知科学家sperber和英国语言学家wilson 从grice的合作原则和关联准则出发，提出了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论，成为认知语用学的基础。1991年wilson的学生gutt运用关联理论发表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gutt在文章中阐述了关联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的启示，提出了全新的关联翻译理论。最早将关联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主要是沈家煊，何自然等语言学家，之后赵彦春，王建国等学者应用关联理论对翻译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有的学者提出，“关联理论效度第一的原则对文学翻译尤为不妥”
（王斌，2000），如果真如此，那关联理论对以传递信息和读者效应为主的应用翻译却恰恰适合。本文拟以关联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策略。 二、应用翻译及其特点 应用翻译又称实用翻译，是一种实用性文体的翻译。方梦之曾经指出，“应用翻译包括政府文件、告示、科技论文、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商贸信函、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广告、技术文本、科普读物、旅游指南等各类文本”（方梦之[j]，2003）。应用翻译主要以信息交流为目的。一篇好的应用翻译，必须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保证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中实现其预定功能。（nord，c, 2001:19-25） 从应用翻译的特征来看，“信息性，劝导性和匿名性是这类文本的主要特点”（方梦之[j]，2003）。信息性，是指这类文本主要传递文本的客观信息和形象；劝导性旨在唤起读者去体验去行动，如广告劝导人们购物，旅游介绍劝导人们去参观旅游景点，在功能上，出于功利的目的更倾向于译文而非原文；匿名性指原文作者大都处于匿名的状态，和文学翻译相比，缺乏“个性”，有一定的写作模式。 应用翻译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不是展示译语语言文化异彩的场所，不提倡所谓‘异化’和‘诗学效果’”（贾文波，2004：277），而应该尽量去缩小原语和译语由于文化，语言思维等不同所引起的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历史年级：081 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 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 摘要：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 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 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 正文： 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⑵谈到门阀
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以后，两件事深深影响了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 ⑶，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东汉中后期已经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地方大族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其中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宦官不觉，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孙吴时期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权继兄统事之后，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开始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孙吴政权的前期，由于与世家大族保持和睦的关系，孙吴的国势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到了中期，由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
谈谈新课标理念下课堂教学改革 谈谈新课标理念下课堂教学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的大潮中，教师如何把握自我成长的目标，如何更新教学育观念、增加知识储备，如何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新课标的有效实施，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根据新课标倡导的教学理念和培养目标，并结合学校的教学现状，以及个人长期对课堂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形成的应对策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力图为新课标的有效实施，摸索出一条有效的途径。 课程实施是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就是课堂教学，在新课标的理念下如何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新课标实施的主要执行者是教师，从自身来说，如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变革，如何把握自我成长的目标，我认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层面的障碍，新课标倡导的理念是什么？它与传统教育观念的价值取向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实现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其次，新课标实施对教师自身素质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教师是否具备这种知识储备和能力，我们该如何充实自己以应对挑战。最后，新课标体系下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学关系如何构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对的策略和措施又是什么？这都是我们深层思考、务必解决好的问题。近两年来，我们坚守课堂教学这个主阵地、主战场，通过开展研讨课、示范课的上课、评课活动，努力探究新课标实施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得到很多的感悟。 一新课标实施的问题与困难 任何一个变革过程，必然受到传统惯性的阻力和和新体系构架条件缺失的问题，在新课标实施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 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中心主义、管理中心主义的教学关系在我们师生的潜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而这种教师全盘主导，学生被动服从的师生关系以及教师包办一切，单向硬灌输的教学关系，对学生自主性、创造性发展的束缚，以及对学生自尊心、自信心的伤害，虽然形成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新课标倡导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学关系，就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我们化学组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课评课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都非常重视三维教学目标的
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1、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2、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3、演变 (1)萌芽（东汉）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电气工程文本英汉翻译实践报告在当前社会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联系愈加紧密,科技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作为科技领域的一大分支,其应用涉及到当前工业体系中的各个阶段,因此翻译国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域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同时也能够促进国内外科学技术的交流。本文所选的源语文本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Artin所著的"Stirling Engines for Low-Temperature Solar-Thermal-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一文。所选源语文本在词汇方面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和缩略语;在句子方面有着数量众多的复杂长句和被动句;在语篇方面运用大量代词和连接词以保持文本的衔接与连贯。本文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探讨了关联理论在科技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应用。将关联理论应用到源语文本的翻译时,译者要首先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其次要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语境,继而灵活采用拆分和整合,增补与省略,主动变被动,词性转换等多种翻译方法,力求将具备最佳关联的译文传达给读者。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发现关联理论对科技英语的翻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科技英语属于信息型文本,且内容之间有很强的逻辑性;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的过程,译者通过对原文作者写作意图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和阅读目的的理解,利用自身知识储备,找出能够将双方交际效果最佳化的译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综合使用多种翻译方法,以达到增强语境效果,减少读者推理努力
的目的,最终实现译文与原文在词汇、句子及语篇三个层面的最佳关联,提升译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师说》重难点突破教案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了解文章的整体思路。 2．学习本文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 步骤： 一、写作背景 魏晋以来，门第制度十分严格，分为高门和寒门，门第观念严重破坏了从师学习的风气。到唐代，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关于韩愈写此文的背景，从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一段可见一斑。柳宗元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敢于反抗流俗，倡言师道，勇气可贵，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五、二、分析课文第1段 ①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古之学者必有师。” ②教师的职责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③从理论上阐明从师学习的必要性。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④择师的标准。 “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凡先闻道者我就可以拜他为师。 ⑤从师的原则。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分析课文 1．第2段。 （1）请学生朗读 （2）分析 ①“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在结构上起什么作用？ 明确：承上启下。 ②“师道”指什么？ 明确：“师道”是从师原则和风尚，指上文中所讲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③从师的风尚不再流传，是因为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为了批评“耻学于师”的人，作者从哪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论证？ 明确： a．古之圣人 今之众人 结论：“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b．爱其子 于其身也 结论：“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c．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士大夫之族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 ———基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 □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流通经济2011年第1期李桂华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市100081） 摘要：和谐劳动关系就是要做到让劳动者更有尊严、生产更加安全、分配更加公平、生活更有保证，在组织 中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工作环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思想上要树立和谐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加强与员工的合作，注重员工的个性化全面发展，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进步； 在管理上要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科学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有效的培训机制，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要，把员工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形成和谐激励机制和有效开发机制；在法律法规上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确立工会组织的地位，形成完善的劳动协调机制、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和有效的社会监督考核机制。 关键词：劳动关系；和谐；以人为本；人力资源开发中图分类号：F24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1）01－00099－05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关 系，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改革发展，更影响到地区和社会的稳定。 现代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开始和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韦伯夫妇（S.＆B.Webb ）和康芒斯（https://www.doczj.com/doc/5c18259386.html,mons ）之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关系问题。40年代中期， 劳动关系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渐趋成熟。到了50年代末，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劳动关系 理论体系。 [1] 我国劳动关系问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进行、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快速 发展而演变的，理论界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劳动关系问题在我国的演变而进行的。近几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理念的逐步确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理论界对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伴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该问题成为 理论界聚焦的热点。综观研究情况，从构建和谐社会、执行法律政策、企业发展、保护劳动者权益等视角研究和谐劳动关系问题居多，而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研究和谐劳动关系问题仍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劳动关系是基石。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之一，是劳动关系集中体现的领域，和谐劳动关系作为社会关系和企业内部最基本、最广泛、最重要的关系，对社会和企业的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来看，社会不稳定因素中，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劳动关系问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程，发展是快速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然而，经济发展方式却是粗放的，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是外延式的。这种外延式发展引发出许多不和谐问题，如生产与消费的不和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与经 99
最新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 1 阅读中的英语词汇教学策略 2 英语动结式V+PP的语义整合研究 3 狄金森、席慕蓉爱情诗中隐喻现象对比研究 4 如何用英语作精彩演讲 5 说谎的语用顺应性分析 6 对狄金森诗歌中四个主题的分析 7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8 从迷茫的玛尔特的悲剧看女性存在的社会价值 9 初中英语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有效性研究 10 不做房间里的天使——解读《爱玛》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11 《一件小事》三种英译本对比研究 12 论《呼啸山庄》中耐莉?丁恩的作用 13 产品生命周期的营销策略 14 文档所公布均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原创Q 799 75 79 38 15 浅析福斯特《霍华德庄园》中的人文主义 16 《喜福会》中母爱主题的文化阐释 17 Effects of First Person Narration on Thematic Expression in Araby 18 关联理论在中餐菜单英译中的应用 19 萧伯纳的费边思想在芭芭拉少校中的体现 20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之比较 21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22 从《绝望主妇》各主角看美国家庭问题 23 归化和异化策略在《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 24 诸神形象折射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25 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之体裁分析 26 Comparison of model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27 An Eco-analysis of The Yearling 28 文化语境对中西商务谈判的影响 29 分析女性语言特点在英语委婉语中的体现——以《绝望主妇》为例 30 《紫色》主题的表现手法 31 试论爱伦?坡的哥特式风格——以《厄舍古屋的倒塌》为例 32 中西幽默异同探析 33 从《金色笔记》看多丽丝莱辛的女性意识 34 删译在中英诗歌翻译中的应用 35 论《小妇人》中的家庭教育问题 36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37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爱情悲剧 38 Roger Chillingworth in The Scarlet Letter Viewed from th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39 从生态和消费的角度解读《瓦尔登湖》中梭罗的思想 40 《宠儿》中塞斯的性格分析 41 《天黑前的夏天》中女主人公凯特的自我救赎之路
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实践与反思 思想指导行动。 新课程需要新思想。 新思想才能产生新行为。 一、十一年新课程改革带给我们什么？ 从2001年6月7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发布，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一年。十余年的新课程我们收获了什么呢？ 有位家长这样说：“课程改革虽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但它却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孩子一生的命运！”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过：“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就意味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1、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理念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摘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新课程核心理念： （1）“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课程改革的出发点； （2）开发型的课程观是建构现代化课程体系的必然选择； （3）民主化是建构新型师生关系和课程管理体系的牢固基石； （4）强调“三维目标”的整合（知识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5）树立终身学习观； （6）树立评价促发展的发展观； （7）批判与创新是本次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 （8）回归生活是新课程改革的必然归属。 新课程的“新”体现在哪里？ （1）新课程目标追求多元性，时代性，可操作性；
（2）重建新的课程结构； （3）课程标准取代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4）强调学习方式多样化，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研究学习； （5）改革课堂教学； （6）倡导面向未来，以发展为目标的评价观； （7）实行三级课程管理（国家，地方，学校）； （8）重视教师的理解与参与； （9）提出“先立后破，先实验后推广”的工作方针。 2、新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新课程改革的经验：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组长钟启泉先生认为：“我国课程创新本着‘全球视野，本土行动’的准则，致力于一系列课程教学概念的重建，卓有成效地介入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并从实践层面不断汲取鲜活的经验”。“短短三年来，一系列教育、教学的概念正在我国得到重建。比如说，我国教育界的‘课程’概念已经从‘课程即计划’的静态课程观走向‘课程即体验’的动态课程观，一线教师的认识明显地经历了四个关键词的演进过程：‘预设→生成→预设和生成→预设为了生成’。显然，这种课程概念的进步已经远远超越了灌输‘现成知识’的‘预设论’ 新课程改革的教训： 程少堂先生作为中学教学一线教师，基于亲身体验，“试图用辩证的眼光，对小学初中新课程改革的教训概括为： 形而上学猖獗，形式主义盛行。 具体表现为“四个满堂”和“四个虚假”。“四个满堂”即“满堂问”、“满堂动”、“满堂放”、“满堂夸”。“满堂问”：有的教师把新课标提倡的“对话”理解成“问答”，于是把过去的“满堂灌”变成“满堂问”，零零碎碎的、毫无启发性和智力价值的问题充斥课堂。“满堂动”：有的教师把新课标所提倡的“活动”形式主义化，于是课堂上学生一会儿忙活这，一会儿忙活那，教室里乱糟糟、闹哄哄，还美其名曰“动中学”、“做中学”。“满堂放”就是满堂放课件，出现了让人担忧的现象：一是装点“门面”的多媒体教学；二是“翻版式”的多媒体教学；三是多媒体用得过多过滥。“满堂夸”即满堂表扬。有的校长和教师理解成对学生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于是有的教学过程充斥着对学生的廉价夸奖，无论学生的表现值不值得表扬。 “四个虚假”即“虚假地自主”、“虚假地合作”、“虚假地探究”、“虚假地渗透”。“虚假地自主”：主要表现在把学生的自主学习等同于“自己学习”。在有的课堂上，教师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确定、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挑选、学习伙伴由学生自己选择，使课堂活动沦落成一种“自流活动”。“虚假地合作”：一些教师片面追求课堂小组合作学习这一形式，对教学目的、教学时机及教学过程没有进行认真的设计，只要有疑问，无论难易及价值，都要进行小组讨论。讨论过程中，优秀者的意见和想法代替了小组中其他学生的意见和想法，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成了讨论中的“三陪”———陪听、陪说、陪造气氛。“虚假地探究”：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将探究“泛化”，就是无论什么内容都拿来探究一番，从而导致探究的浅层化和庸俗化；二是把探究神化，即把中小学生的探究活动无限拔高，使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丧失。“虚假地渗透”：有一些教师脱离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特定的情景，孤立地、生硬地、贴标签式地进行所谓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尽管有些教师这样做得还很卖力，但效果却既空洞又无力。
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 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③《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
浅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劳动关系中不和谐因素越来越多，并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正确处理劳动关系的的不和谐因素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劳动关系、现状、和谐、措施 一、我国劳动关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多元化和企业用工形式的多样化，造成企业劳动关系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双向选择来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地位和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劳动关系格局初步呈现多元化，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劳动关系相互交错，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劳动关系的建立初步实现契约化。劳动关系的运行初步实现市场化，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的基础调节作用开始得到发挥。劳动关系实体的利益逐步清晰化。局部利益的矛盾开始出现并且形化，劳动争议逐渐增多。 二、我国劳动关系出现的问题 （一）严峻的就业形势 1.由再就业困难的下岗员工，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组成的相对弱势的劳动关系群体初步形成。一些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的失业人员已成为再就业困难的劳动者主体。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这两类人员通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合法权益，以至于出现了许多有劳动没关系的现象，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劳动关系群体。 2.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就业形式的日益多样化、灵活化，使非全日制，小时工等就业人员大幅增加。这类人员其流动性强不需要长期固定的劳动关系加上现在缺少相关法规政策，致使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下的劳动关系不稳定不正规。[1] （二）劳动关系方面的立法不完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我们要不断探索和完善调节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新方式和途径。现行立法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处理的力度还不够尤其是缺乏程序性的规定和操作的处罚措施。 （三）劳动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现象较普遍 由于劳动力相对过剩，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故意抬高就业门槛，在强调学历文凭的同时，对岗位的性别、年龄、身高和工龄等做出苛刻的规定。有时还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诸如随意延长试用期，随意加班加点，不给付加班工资，拖欠职工社会保险费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四）劳动力流动频繁，劳动关系短期化趋势明显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劳动力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的迁移和流动非常频繁。用人单位为了控制人工成本减少，由于长期雇佣工人需要加薪造成的不合理成本支出，大多与工人签订短期合同。高素质人才为便于离开原单位得到高薪优厚的待遇与企业签订短期劳动合同。这些情况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化，劳动合同短期化。 （五）职工收入集体增长但行业间收入差距大 近些年企业的利润出现高增长现象，资本所有者所得极高，而职工收入占企业成本较低。行业间，经营者与普通工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日益加剧。
摘要：门第观念在唐朝盛极一时，不但影响了士人、才女的人生轨迹、价值观念，还严重干预到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创作。作为唐朝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唐传奇在创作上显示出十分明显的门第观点。 本文将从唐朝的门第风气、传奇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唐传奇中描写出来的门第现象这三个方面的论述中，表明门第观对唐传奇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门第观、五姓七望、唐传奇、传奇作家、传奇作品
浅谈门第观对唐传奇创作的影响 一、门第观与五姓七望 门第观主要是由社会对某一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评估而来，即政治地位高、经济水平高、文化水平高的家族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及影响尤为突出，从而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权。 在我国，门第观念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汉朝，社会就极为推崇家中人才济济、声名在外、历史悠久的氏族。时至三国，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规定士族子弟二十岁时就可以升作秘书郎，并且迁升极快，而寒门子弟到知天命之年才只能做小吏。这种不公平的选士制度不仅加深了把持政权的氏族制度，为望族得以入官提供便利，更使得门第之风大盛。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得以兴盛。当时的朝廷极为重视家谱以及士族出身的人。当时的王谢家族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位居权力巅峰，甚至于在统治地位上超过皇权，也正是因为魏晋朝廷对以其两家为代表的氏族的重视。到唐朝时，门第观则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中原形成了以崔、卢、李、郑、王为代表的五姓七望及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隋唐诗话》上记载唐朝某相云“平生有三恨：是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不得修国史。”由此可以看出唐代门第观念的盛极一时，以及唐朝男子以娶五姓女为荣的婚姻观。同时陈寅恪也在他的《元白诗证史之<莺莺传>》中进一步阐述唐朝男子的这种婚姻观念，并将其概括为“人生阶段，中岁以前，重情感，即婚姻要配上高门第。”与此同时，身为望族的五姓内部则十分喜欢互通婚姻，并把娶嫁普通姓氏人作为耻辱。 唐朝门第观的兴盛，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唐高宗时起，政府不断下达政令试图削弱氏族力量。直到武则天当政时期，士族门阀实力才遭到大幅度削弱，科举制度更是使得进士后来居上，成为新兴阶级。用陈寅恪《隋唐之都渊源略论稿》上的话来概括这种形式，则是“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处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然而，所谓百毒之虫死而不僵，门第观的破灭也没能如统治者所愿般迅速。即使当时的社会形势十分不利，唐朝那些
学生观 1新课程理念下的学生观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由试点实验阶段走向全面推广阶段。新课程，向我们学生、也向我们教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教师应该如何看待学生？ 在实施新课程中，学生是核心，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我们的老师需要主动地、自觉地抛弃传统的师生观，而建立一种积极地、有效地新型师生关系，具体说来，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学生当做学生。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我们将学生看作是学习的机器，对于学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但从来不考虑学生的要求，是将学生看作机器，而不是看作为一个人。因而，在新课程理念下，我们首先要将学生看作学生，看作为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二、把学生当作朋友。 教师要敢于打破“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不再强调“学生必须服从教师”，而要坚持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地位，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把学生当作朋友，意味着要和学生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交流自己的思想情感、人生观、世界观，要对学生平等和信任。 三、把学生当做老师。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的更新已经是日新月异。现在的教师，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拥有者”；现在的学生，也不再是“期望的知识接受器”，其中有些学生某些方面的知识（包括计算机、现代科技等方面）已超过了部分教师，由于目前获取知识的渠道之多，即使在教师所执教的本学科上，也有不少信息——学生已经掌握了，而教师却还毫不知晓。 四、把学生当做同学。 新课程、新教材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生固然需要教师的教学与引导，但教师也同样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培训与指导。 第五，把学生当作儿童。 作为儿童的学生应该有自 己的童心，有作为儿童的特有 的性格和爱好。作为教师就应 该将学生看作儿童，对于儿童 的要求应该符合儿童的身心特 点。 总之，新课程给我们带来 了全新的教育理念，作为教师 应该不断更新观念，用正确的 态度对待学生，从而和学生在 新课程下一起成长和进步。 2新课程理念下学生的角色观 新课标中指出：“教师应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 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 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 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数学 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 获得广泛的数学经验，学生是 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 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 者”。然而多年以来，受旧的教 学模式的桎梏，学生的角色并 没有明显得到改变，结合新课 标的理念，我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由回答者到质疑者的转变 过去的课堂教学像是一个小型 的舞台，教师是演员，学生则 是观众，这样的课堂教学不仅 束缚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也会 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情绪， 现在的学生再也不会容忍在课 堂中担任这样的角色，因为他 们有思想，有个人的主见，也 更乐意向别人表达个人的见 解，如果我们再用这样的方法 来压制学生，得出的结论显而 易见。我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 有的放矢的把学习的权力交给 学生。如教学《能被2、5整除 的数的特征》一课时，当新课 结束后，余下时间我把本班学 生分成八个组，每两个组为一 小组，两组学生围绕新授内容 展开讨论，一组为正方，一组 为反方，这时的教师不再以权 威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指导 者的身份加入到大讨论中去， 把学生真正推到讨论的最前 沿，只有当学生遇到确实难以 解决的问题时，才予以指导。 这时候只见两方队员都在忙碌 着，一方成员在积极准备问题， 另一方则忙着应“战”，学生甲： “你们知道能被2整除的最大 数吗？”学生乙：“因为自然数 是无限多，所以能被2整除的 数是不可能找到的”。教室中不 时传来同学们的争论声，课堂 气氛非常活跃，通过课堂检测 来看，学生们都较好地掌握了 知识。让学生进行讨论和争辩， 可以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在交流中 让学生亲身体验知识的发生、 发展的过程，经过独立思考， 相互讨论，艰辛探索，去体验 成功的愉悦，同时，能够提出 问题本身就是进步。因为发现 问题比解决问题往往要重要， 当然，要想解决问题单靠一个 人的力量是很做到的，只有依 靠大家的力量共同完成。所以， 采用这样的形式既培养了学生 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也使得我们的课堂教学充 满了生机。 二、从听课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学生的生活经验固然的限，但 并不防碍他们的独特的情感体 验和内心追求。因而，教师在 授课时，应考虑学生独特的心 理特点。新课标中指出：“数学 教学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 展，要利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和 已有知识设计富有情趣和意义 的活动”。以往的课堂教学设 计，是教师凭个人对教学内容 的理解设计出来的，而忽略了 学生这个群体，使得学生对上 课根本不感兴趣。为了改变这 一状况，在教学《百分数的意 义》一课时，我从班级中随机 抽了几名学生，让他们参与到 教学设计中，以便了解学生们 对本节课的看法。不试不知道， 学生们提出的见解让我大吃一 惊，学生甲：“老师，我们早就 认识百分数了，所以我认为在 开始时，可以从日常生活中选 取一些例子，这样同学们学习 就有兴趣了”，学生乙：“老师， 我们可以把本节课的知识分成 若干个小问题，这样大家就可 以讨论了，我们喜欢讨论这种 形式”，学生丙：“老师，我们 可以把知识融入到游戏、故事 中”……综合以上意见，我对 本节课的教案进行了设计，结 果那节课，学生学习兴趣高涨， 出色地完成了教学目标。这样 做，不仅使学生能够参与到教 学之中，而且也有利于教师全 面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识 基础，从而设计出符合儿童心 理特点的教学模式，同时也会 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 趣，因为兴趣是激发学生积极 主动探索知识的内部动力。我 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也说：“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可见，在学习活动中 把学生从听课者的角色转变为 参与者这个角色是显得多么重 要。 三、由解题者到出题者的转变 考试是一促评估手段。有时， 为了达到我们自认为“理想” 的评估效果，便会绞尽脑汁， 不遗余力地设计出一些超出学 生认知结构和知识特点的各类 高难偏的题型。从而导致学生 对考试却有一种畏惧的心理， 我想这种考试所产生的负面作 用有以下几点： 1、学生担心考的不好，会被父 母、老师批评。 2、学生对考试不感兴趣，因为 内容呈现的形式总是老一套。 那么能不能减轻一下学生的心 理压力，降低对考试的畏惧感 呢？我认为让学生参与到编题 中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例如在 学习完《圆柱圆锥球》这一单 元后，我在班级宣布：本单元 考试将进行改革，考试题目由 大家提供；老师从中选出比较 好的题目编成考卷，同时对那 些入选的题目的作者给予奖 励。自从通告之后，我发现同 学们都在认真准备，以便自己 出的题目能被老师选中，事实 上，学生们在准备题目的时候， 不仅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还要 复习本单元的知识，学习的性 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被动 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例如： 学生甲：“王爷爷买来一些沙 子，把它堆放在一个墙角，已 知这堆沙子的底面半径是5 米，高8米，求这堆沙的体 积？”，学生乙：“唐老鸭对米 老鼠说‘如果把一根长4米的 圆柱体锯成两段后，表面积增 加12平方米，那么这根木原来 体积是（）立方米，请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