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魏晋南北朝辞赋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与辞赋作品，据严可均辑《三国六朝文》和陈元龙辑《历代赋汇》统计，有作品保存至今的作家有二百八十四人，保存至今的作品（包括残缺）有一千零九十五篇。其总数为今存汉赋（包括残缺）的六倍。而且辞赋作品在五十篇以上的作家有曹植（五十八篇）和傅玄（五十六篇），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盛况。这个时期辞赋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抒情化的复归，并有明显的诗赋合流的趋势。先秦辞赋虽也有述理与体物的内容，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先秦辞赋，抒情化是其主导倾向，具有作家鲜明的个性特点。汉赋虽也有抒情之作，但主导倾向是以体物为主的散体大赋。自东汉末年开始，以抒情咏物为主的小赋逐渐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散体大赋，但咏物抒情小赋占了较大的比重，成为这个时期辞赋的主流，它们或表现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或反映现实人生的困苦，或描写自己的坎坷命运，或叙述田园山水的乐趣，或歌唱自己的生活情趣，或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情思。一般篇幅短小，语言华美，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不仅内容逐渐诗化，形式也逐渐融入五、七言诗句；随着永明新体诗的产生，诗句逐渐律化，融入辞赋的诗句也逐渐律化。辞赋出现这种抒情化与诗赋合流的趋势，是当时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演变的结果。
第二，语言趋向骈偶化，出现辞赋的一种新形式——骈赋。骈赋的基本特征就是语言骈偶。骈偶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这个时期的一些大赋，如何晏《景福殿赋》，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庾信《哀江南赋》，都是骈赋。所谓骈赋，就是用骈文的艺术写作辞赋。
第三，艺术风格由汉代散体大赋的堆垛板滞转变为清深绮丽。汉代散体大赋的特点之一是“铺采摛文”，但汉人理解的“文采”，只局限于文字的华美。因此，汉赋的语言风格往往是罗列名物，堆砌双声叠韵形容词。汉大赋的另一特点是“体物”，而汉人理解的“体物”，就是“极声貌以穷文”，只求形似，一般不注意情景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一般都语言清新活泼，尤其是描写方面，往往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细腻地描写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深入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少枯燥板滞的铺叙和奇僻字的堆垛，而是情景相生，情与境会，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寄寓着作者的人生理想，或者是对现实中某种现象的讽刺。
第四，辞赋的题材大大扩展。汉大赋的题材，大都以宫殿、游猎、京都、歌舞为主，咏物赋也多是写帝王贵族身边之物。东汉以后，稍有变化，
然其范围仍然狭小。到魏晋南北朝，辞赋的题材就大大扩展，抒情、说理、咏物、叙事，各种内容都出现；登临、凭吊、悼亡、伤别、游仙、招隐，各种人生题材都写到。其中最多的是咏物赋。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天地、风云、江河、湖海，都是辞赋描写的对象；柑橘、芙蓉、春桃、秋菊、蝙蝠、螳螂、燕鹊、龟鳖都可以入赋。这类赋，有些侧重于“体物”，但有寄兴者，或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情，或托物以讽，如张华《鹪鹩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鲍照《飞蛾赋》、元顺《苍蝇赋》、卢元明《剧鼠赋》，就不是一般的咏物赋，而是高度形象化的咏物抒情赋或咏物讽刺赋。这个时期，又是写景抒情的纪游辞赋发展的时期。这类纪游辞赋以作者游踪为线索，写景抒情，一般都写得情景交融，是很优美的山水文学。此外，还有一项重要题材，就是以作者的身世经历为线索，广泛联系作者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反映时代风云的变幻。反映这一题材的赋，如李谐《述身赋》、沈炯《归魂赋》、颜之推《观我生赋》、庾信《哀江南赋》，不仅本身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它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他指出，建安曹魏时期，是我国文风转变的重要时期。随着整个文风的转变，辞赋也处于重大的转变之中，正是这个时期辞赋发展的重要特点。
第二节魏晋辞赋
建安正始时期包括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到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司马炎夺得曹魏政权止，前后共七十五年。这个时期有辞赋作家五十人，今存辞赋作品（包括残缺）共二百四十九篇。杰出的辞赋作家有王粲、曹植和阮籍、嵇康等人。
王粲是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著名的辞赋作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据此可知曹丕认为王粲在辞赋方面的成就超过他的诗歌。王粲辞赋今存二十五篇，但大都残缺，有的仅存残句，有的尚可辨其意趣所在。完好无缺者仅《登楼赋》一篇。
《登楼赋》是王粲在荆州依附刘表时所作。所登之楼，或以为在江陵，或以为在襄阳，《文选》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以为是当阳县城楼。从赋中“北弥陶牧，西接昭邱”来看，以当阳城楼近是。王粲流落荆州，得不到刘表的重视，深抱怀才不遇的感慨；又眼见兵燹日炽，国家离乱，有家难归，内心充满悲愤与忧惧。故借登楼骋望之机，寓情于景，写下这
篇小赋。一开始描绘荆州的险要与富庶，想“聊暇日以销忧”，然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郊野的美景更引发了故乡阻隔的情怀。接着抒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把眼前之景与欲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揭示了当时南北“壅隔”的政治背景。最后进一步抒发时难未平、壮怀莫展的感慨。赋描写了伤感乱离，思念故乡与自悲不遇三种感情。作者将这三种感情交织起来，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揭示了流落他乡，寄人篱下，匏瓜徒系，井渫莫食的那种壮志难伸的悲愤，很好地表达了乱世中失意士子慷慨悲凉的情怀。作者本想假登楼以销忧，结果反而“气交愤于胸臆”，以致“夜参半而不能寐兮，怅盘恒以反侧”。情感如谷中溪流，斗折蛇行，以舒缓深沉的笔调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达到了情景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
曹植不仅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最杰出的辞赋作家。今存赋（包括残文逸句）五十一篇，加上“七”体如《七启》、《七咨》和赋体文如《髑髅说》之类为五十八篇。他的赋大都是“触类而作”（《前录自序》），他的平生遭际，从个人的升沉哀乐，亲友的欢会离别，直至军国大事，无不形之于赋。这些赋，情之所至，或慷慨悲歌，或低回咏叹，或奋发激昂，或抑郁愁苦，或文采缤纷，或浅近如话，显示出多样的风格。而最著名、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洛神赋》。
《洛神赋》据赋序说作于“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之时。考史载，曹植于黄初三年（222）无朝京师之事，“三”或为“四”之误，或为作者故意假托之辞。
赋序称“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知此赋的写作是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启发。它以浪漫手法，通过幻想境界，描写了一个神人相恋，而又无法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悲剧故事，充满着抒情气氛与神奇色彩。作者将一位端庄秀丽的美女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辅靥承权。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特别是写她将至未至的神情，更刻画出了水上女神的特点，给人以若真若幻的感觉：“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
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这种描写，其成就远非宋玉《神女赋》可以比拟。关于这篇赋的主题，《文选》李善注引《感甄记》，以为是曹植为感念甄后而作。此纯系小说家言，殊不足信。而何焯《义门读书记》则认为：“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此较旧说为胜。然从与此赋同时所作的《赠白马王彪》一诗看，曹植对其兄曹丕绝无好感，用如此美丽多情的神女去比曹丕，似不合情理。此赋或为作者有所寄托而作，只是无从得知其所寄托的具体内容了。但不管主题如何，它所描写的神人恋爱的故事是十分优美动人的。故后世作家多采用这一题材进行艺术创作。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辞赋也颇有特色，是“正始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阮籍赋至今存七篇。他的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其赋也多闪灼其辞，不直接涉及时事，但其愤世疾俗之情，却随时借题迸发，且辛辣尖刻。其讽世之尤切者为《猕猴赋》与《大人先生传》。《猕猴赋》以物喻人，对那些人面兽心的干进之徒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大人先生传》在体制上融合问答体文赋与骚体赋两种体格，以问答展开辩论，以骚体进行描写，在赋体中是一种创格。赋所着力表现的人物是大人先生。他鄙视现实，神游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时同”，这就是他应付乱世的方式方法。这位大人先生正是作者的自况。这个形象虽然是《庄子》书中所描写的真人、神人的形象化，但也是作者愤世疾俗的感情的表露。赋中还借大人先生之口将那些礼法之士比作裤中的虱子，这种比喻极为生动巧妙，笔锋辛辣之至。而这正是阮籍愤世嫉俗之情的深刻表述。
这时，还有向秀的《思旧赋》值得一提。思旧，即怀念嵇康、吕安。赋的序言十分优美，简明的记述，眼前景物的点染，使人倍觉情韵凄切。赋文亦极简洁含蓄，只简要叙其因行役而经山阳旧居，想起二子“形神逝其焉如”；又闻邻笛，因“援笔而写心”。对嵇康、吕安的死因一字未曾述及，只用“黍离”、“麦秀”二典暗示历史环境的变换。赋写得情韵凄恻，对朋友的惋惜与对时势的忧愤溢于言表，历来为人叹赏。
晋代是魏晋南北朝辞赋最发达的时期。这时有作品存留至今的辞赋作家有一百一十九人，今存辞赋（赋包括残缺）五百二十一篇，占魏晋南北朝辞赋总数的将近一半。这时辞赋的发展又可分为西晋和东晋两段。西晋时期，大赋的数量有所增加，如左思《三都赋》、成公绥《啸赋》、木华《海赋》、郭璞《江赋》，都属于这一类。这些赋，虽各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未有脱出汉大赋的规模。这时有成就的赋仍然是咏物抒情之作。而且词采华
美，骈偶已成为主要倾向。陆机、潘岳、左思是西晋著名诗人，也是著名辞赋作家。
陆机赋今存二十九篇，其中较著名的是《叹逝赋》、《豪士赋》与《文赋》。
《叹逝赋》作于陆机四十岁时，是为悼念亡故的亲友而作，颇有“忧生之嗟”，情调十分悲凉。《豪士赋》是为讽谏齐王而作。《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它对文章的构思过程及作文的艰苦，作了细致的描摹，对各体文章的不同风格作了具体的说明，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作品对许多抽象的理论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如描写作家的艺术构思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充分发挥了赋“体物”的特点，在艺术上也是有特色的。
潘岳赋今存二十四篇（包括《哀永逝文》与《吊孟尝君文》等赋体文）。
[1]其赋以长于抒情见称，《秋兴赋》、《西征赋》、《闲居赋》是其颇负盛名的代表作。
《秋兴赋》是潘岳三十二岁时所作。潘岳少年得志，泰始四年（268）即以《藉田赋》而受人推重。但因才高而招致怨恨，遂栖迟十年，不得升迁。他沉沦下僚，内心苦闷，就写了《秋兴赋》。赋写得精美而清婉，丽而不繁，柔而不靡，别具一种清丽的风格。《西征赋》是他赴任长安令时所作。赋中详细记述了他沿途所经之地的山川形胜、人物古迹及关中风土人情，寄寓了他对现实的感慨。此赋是前代述行赋的继续，但体制更大，征引更博，笔端仿佛缭绕着一股驱不散的愁绪，落笔之处触景伤情，表现出一种凄婉的风格。刘勰称其“钟美于《西征》”，可见其赞赏之致。《闲居赋》作于元康六年（296）潘岳五十岁闲居洛阳之时。他回顾三十年的宦海生涯，“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可谓坎坷不平。因而心灰意冷，认为是“拙”，不免满腹牢骚，想退出官场，优游山林。赋展现出一幅封建京城和市郊封建庄园及其主人安乐生活的图景，描写了潘岳幽静高雅的养拙生活，抒发了他“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的不得志的牢骚。
左思赋今存者不多，完整的仅《三都赋》、《白发赋》。《三都赋》是左思精心构制的作品。赋假设西蜀公子、东吴王孙与魏国先生三人论难，分别描写蜀都（四川成都）、吴都（建业，今南京市）、魏都《邺，今河北临漳》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田猎歌舞，典章制度。其特点在征实，它所强调的真，乃是物真事真，而非情真意真，所走的仍是汉大赋堆砌名物、铺张扬厉的老路。描写方面，除《蜀都赋》中描写蜀地富饶及风俗两段较为警策外，大都缺乏精采生动之笔。故此赋虽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
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但终因缺乏独创性而文学价值不高。
东晋比较杰出的辞赋作家就是陶渊明。陶渊明的辞赋今存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和《感士不遇赋》。其赋抒情坦率真挚，风格平易自然，在魏晋时期独树一帜。《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退隐田园的第二年春天写的。作品描写了退隐田园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生活的乐趣，说明归隐的原因是“世与我而相违”。作者将隐居生活写得十分美好，以之与污浊的官场相对比，表示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弃。赋中虽杂有乐天知命的消极思想，但他不与当权者合流，退隐农村、洁身自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赋以清新流利的语言描写他清幽恬淡的生活，将写景、抒情、哲理熔为一炉，以表现他厌弃官场、向往高洁的心情，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在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可见其对此赋的推崇。
第三节南朝辞赋
南朝刘宋时期包括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到宋顺帝刘准昇明三年（479），共六十年。这时的辞赋同整个文坛一样，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变平淡为绮丽，变典雅为新奇，语不单行、文益藻绘，色彩更为浓丽。这六十年，有作品存留至今的辞赋作家三十人，今存辞赋作品（包括残缺）约八十篇。其杰出的辞赋作家首推鲍照，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也是辞赋史上的名篇。
鲍照赋今存十篇，《芜城赋》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慨叹历史兴衰变化的吊古之作。芜城指广陵（今扬州），广陵在西汉时已成为繁华都市。到刘宋时，连遭破坏。先有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南侵，后有大明三年（459）竟陵王刘诞据此谋反，讨平后“帝命城中无大小悉斩”，被害者不少。鲍照大约于大明四年至广陵，见其荒凉破败，乃作此赋以抒发其今昔盛衰之感，故以“芜城”命篇。赋首先通过今昔盛衰的强烈对比，尤其描写城市荒芜一段更是凄清可怖，将一个“芜”字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读后产生无限的悲伤与惆怅。然后在此描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以芜城之歌作结：
边风急兮城上寒，井陉灭兮丘垅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华屋山丘，人生无常，任你盛极一时，到头来不过一抔黄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赋通过广陵城的盛衰变化，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并“图修世以休命”的妄想进行了含蓄的讽刺，对乱后的荒凉破败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据许梿《六朝文絜》说：“宋孝武时，临海王子顼有逆谋，照为参军，随
至广陵，见故城荒芜，乃汉吴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灭，照因赋其事讽子顼。”据此则此赋更是有所感而发。这篇赋运用华丽典雅的词藻，警策整齐的排句，清亮和谐的韵律，描写抒情，写得苍劲悲凉，凝炼哀切，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孙鑛评为“情胜乎词”（《文选评》），正指出了他的特点。
谢惠连（397~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十岁能属文，本州辟为主簿，不就。元嘉七年，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行参军，故世称“谢法曹”。年三十七卒。其赋今存五篇，以《雪赋》最著称。《雪赋》假设梁王跟邹生、枚叟与司马相如一起赏雪而命相如赋雪以展开描写，扣住雪“因时兴灭”的特点，写出雪随时入俗因物赋形的品格，将咏物与抒情结合起来。这是一首歌咏自然现象的赋，它摆脱了前人主要描写其形状及作用的写法，着重写人对雪的感受，将雪作为联系人的某种思想感情的审美对象来写。这在反映自然现象的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是赋的诗化的重要演进，也是这篇赋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谢庄（421~466），字希逸，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灵运族侄。历仕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三朝，官至中书令，加金紫光禄大夫，故世称“谢光禄”。今存赋四篇，以《月赋》最有名。《月赋》假设陈王曹植与王粲月夜游吟的故事以展开描写，尤其以描写皓月当空的一段最为传神：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霭霭。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那天边的云气、洞庭的秋波、散芳的野菊、哀鸣的孤雁，以至于如雪的大地、如水的天空，无不渲染出皓月的光辉。无一字写月，而无一字非月，别有一番迷人的境界。赋描写了月“朒朓警阙，腓魄示冲”的美德和“连观霜缟，周除冰净”的洁白，抒发了作者思贤念友、怀想美人的情怀。它将“陈王初丧应刘”的悲愁，思贤念友的情怀，与皎洁的月色融合一起，孙鑛评为“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正是此赋的重要特色。
从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可以看到这时咏物赋的一些重要变化。内容上，多写人生悲感，善叙悲情，成为南北朝辞赋的重要特色。结构上，虽仍用“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篇章，但已不是用来铺排叙事，而是以之咏物抒情；不是用来结构宏篇巨制，而是以之结构精巧的短章。语言上华美浓丽，锤炼精工。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齐梁陈时期从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到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
（589），共一百一十年。这是赋风的重要转变时期。这时的赋，词采更加艳丽，不但追求对偶精切，而且讲求声律和谐，句式逐渐趋向骈四俪六，隔句作对；有的则较多的运用五、七言诗句，而且是律化的诗句，使赋更接近于抒情诗，出现诗赋合流的趋势。这段时期共有辞赋作家五十五人，辞赋作品一百七十八篇。杰出的作家首推江淹，萧纲、萧绎在当时也比较有名。
江淹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辞赋作家。今存赋二十八篇，是这时存赋最多的作家，以《恨赋》、《别赋》最为著名。这两篇抒情短赋都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反映了那个社会里士人失意的感伤情绪。
《恨赋》以人生不可避免的遗憾——死亡作为描写对象。赋一开始就以浓厚的悲伤情调作总体的描写：“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然后分别以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敬通、嵇康为代表，指出无论何人，不管志得意满还是潦倒一生，到头来都得魂归丘垅，一死了之。最后概括说：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垅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春去秋来，华屋丘山，任何人也逃脱不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篇赋所表现的内容是东汉末年以来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思考的概括。
《别赋》则以令人“黯然销魂”的离情别绪为描写对象。赋通过对各种人离情别绪的描写，刻画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表现了他们离别时的感伤。赋将人们生活中这种普遍存在的感情加以概括，又从各种人的生活经历中体现出来，并显示其各自的特征，写得比《恨赋》更细腻，更富感染力。别情是人生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尤其在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变故频繁，生活不安定，使人感到离别随时都可能发生，一别就后会无期，更易产生“黯然销魂”之感。故赋所描写的别情，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作者家在北方，寄居江左，已有流落他乡之感，加以仕途失意，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故此赋也概括了江淹自己的生活体验，溶进了自己的真实感情。
这两篇赋传诵不衰，还在于它的艺术成就。首先，以往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具体的人物事件为描写对象，这两篇赋则把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感情作为描写对象，从题材到写法都很新颖别致。其次，作者能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将抽象的感受具体化，使之成为可感可见的艺术形象，如《恨赋》选择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六个人以表现其不同的遗憾；《别赋》则概括了七种不同情境的离别以表现不同的别情。抽象的情感依附于具体的人或事。在
描写上，有的突出各自的特点，如《恨赋》写秦王之恨，就写出了秦帝吞并天下的雄姿与雄图未毕的遗憾。有的通过环境景物的渲染，以烘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如《别赋》写行子的别愁，连风云车船都染上了感情色彩。有的用重彩描绘，如《别赋》写夫妻之别，就细腻地描写了思妇于春夏秋冬的不同感受，渲染了其空虚孤寂的心理；有的则用白描淡抹，如写恋人之别，只用眼前的春草春水、秋露秋月稍加点染，人物的心理就含蓄地表现出来。有的多角度多层次地描写，如《别赋》，或写临别的凄怆，或写别后的思念；或以明媚的春光烘托，或以凄清的秋景渲染；或只写春秋，或四季俱写，呈现出别情的多种姿态，使人读来不感到单调重复。就语言来说，词采艳丽，音调低回，骈四俪六而又参差错落，恰当地表现出那种凄神寒骨的内容。它成为千古名作决不是偶然的。
江淹赋大都作于早期，风格于雕饰中呈苍劲之气，颇近晋宋赋而与齐梁赋不同。最能代表齐梁赋风的是萧纲、萧绎的赋。
萧纲赋今存二十三篇，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写艳情的赋如《眼明囊》、《鸳鸯》和《采莲》等。这种艳情赋虽涉及女性美，但大体上都写得比较含蓄。如《采莲赋》，就塑造出一幅江南采莲图。赋中的采莲少女虽经贵族审美观念的加工剪裁，已非劳动妇女，但作者的态度还比较庄重，多少描绘出了江南的景色和风俗。
萧绎赋今存八篇，也较多涉及艳情。如《荡妇秋思赋》：
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萦翠眉敛，啼多红粉漫。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春日迟迟犹可至，客子行行终不归。
这里用各种景物来烘托荡妇的心理，层层推进，字里行间，仿佛有倾吐不尽的哀怨和幽愤。最后以春日尚可期，客子之归不可期作结，尤见其善于设想。主人公虽名曰荡妇，但只细写其对客子的思念之情，实属闺怨、闺情一类，亦未涉及淫秽。
从萧纲萧绎赋可以看到，梁陈赋已完全摆脱汉大赋的铺张扬厉，走向抒情化、骈偶化。这些赋文词清丽，情思绵渺，描写细腻，有南朝民歌中风情小调那种轻巧流丽的韵味。作为封建帝王，专门煞费苦心地在这种艳
丽小赋上下工夫，难怪被后人指责为“亡国之音”，但指责为色情文学，则言过其实了。[2]
第四节北朝辞赋
晋室南渡后，北中国长期沦为少数民族混战的战场，北方士族文人纷纷随晋室南渡。那些少数民族当时文化比较落后，故北朝文学远远不及南方。直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提倡汉化，才逐渐出现少量作品。梁末侯景之乱和西魏灭梁，南朝大批文人又流落到北朝，到北齐、北周时，北朝文学才开始繁荣。北朝辞赋的发展大体也是如此。北魏孝文帝以后，辞赋作家逐渐增多。他们的赋或讽刺现实，或反映政局的变化，或抒写情怀，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有一定成就。如袁翻的《思归赋》，就抒发了作者仕途失意的苦闷，写得情景交融，词藻华美，音韵和谐，与南朝的一些抒情短赋十分相似，说明北魏后期的赋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又为北齐、北周所代替。这时，梁朝发生侯景之乱，梁朝覆亡。南朝许多辞赋作家流入北朝，北朝也产生了一些辞赋作家，北朝辞赋因此繁荣起来。这时比较著名的辞赋作家有颜之推。
颜之推（531~590后），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东晋以来世居金陵。初仕梁为掌书记。元帝即位，官散骑常侍。西魏破江陵，被俘入关中，逃至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入北周，为御史上士。入隋，太子召为学士，不久病卒。他的《观我生赋》是一篇自传性作品。他自注云：“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据此，知此赋约作于武平元年（577）北齐灭亡入北周之时。颜之推由梁入北齐，又入北周，亲见侯景篡弑，梁元帝与北齐后主覆亡。此赋对他所亲身经历的这一系列的历史事变作了概要的叙述，充满了对仇敌的愤怒，表现了颜之推对屈身事敌的羞愧和悔恨。能如此全面地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在赋史上是罕见的。在艺术上，疏朗的文词，遒劲的骨气，自成一种风格。
北朝最杰出的辞赋作家是庾信。
庾信赋今存十五篇。《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等七篇为在梁时作，而《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象戏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哀江南赋》等八篇则为在西魏、北周时作。
他在梁时的赋大抵描写宫廷生活，用典较多，对仗工稳，辞藻华美，音节和谐，构思精巧，喜用五、七言诗句入赋，但有纤弱之弊。到北方以后的赋，因受北朝文风的熏陶，于绮艳之中夹入慷慨之气，形成慷慨悲凉的新风貌。内容则着重表现其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感情真挚，都是血泪迸溢之作。其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哀江南赋》。
《哀江南赋》作于何时，目前尚难论定。[3]倪璠《庾子山集注》定为周武帝天和年间（566-571），大体可信。庾信亲身经历了侯景之乱与梁朝的覆亡，又长期羁留北方，屈仕北朝。他作此赋的目的是“伤身世”，但更主要的是“哀江南”，即哀悼梁朝的覆亡。他有意总结梁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故全赋对梁朝灭亡前后的历史巨变叙述得较为详细，使此赋成为一轴规模空前的历史画卷。赋前有用骈文写的长序，叙述侯景之乱与江陵败亡的经过及自己在此期间流离颠沛的经历，以说明作赋的意图，抒发其羁留北国的痛苦与对故国的思念。序重在抒情，赋则重在论史与抒情并重。着重写了自己的家世及其在侯景之乱前的经历，叙述了侯景之乱的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平定的经过。还概述了江陵败亡和陈氏篡梁的历史。最后回顾了自己播迁的经历，抒发了乡关之思。赋中所写梁武帝时文恬武嬉，军政废驰，梁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梁元帝自私忌刻、置国难家仇于不顾而大肆残杀异己的丑恶面目，均可补史书之略，也反映了作者独特的见识。其中描写梁朝君臣文恬武嬉的一段说：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闇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戌卒，离石有将兵都尉。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哀江南赋》不仅内容丰富，其艺术构思与描写技巧也达到很高的水准。首先，它采用自传体与史诗性相结合的结构方式，叙述中穿插描写与抒情，将作者的史识与强烈悲慨的故国情思珠联璧合，是这篇赋的突出特点。全赋以个人身世为线索，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深刻地揭露梁统治者昏庸腐朽，尤其是梁元帝的自私忌刻，反映了梁朝覆亡前后的历史巨变。以如此巨大的篇幅反映如此深刻的历史内容，在赋史上实属罕见。其次，以情为宗，以气为主。“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是本赋的创作审美原则。“庾文之胜处，即气不可及”，能以建安为师，故情余于文，气足以控搏全局。如：
忠臣解骨，君子吞声。章华望祭之所，云梦伪游之地。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帅。硎谷折拉，鹰鹯批。冤霜夏零，愤泉秋沸。
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
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
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飖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忘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至于终篇，“如大曲之入破，一气到底，而句法变化，议论锋起，貌虽俪体，直是单行。”[4]而连续驱遣“之”、“而”、“於”、“曰”、“焉”、“不有”、“其何”等虚字，纯任自然，不假雕凿，与刻镂堆砌完全不同。最后，虚实相生，疏密相间，文采富丽，故庾赋不仅以气取胜，情采尤不可胜。与前期轻艳侧媚文风迥异。陈沆说：“或谓子山终餐周粟，未效秦庭。虽符麦秀之思，终惭采薇之操。然六季云扰，多士乌栖。康乐、休文遗讥心迹。求共廉颇将楚，思用赵人；乐毅奔郸，不忘燕国者，又几人哉！‘首邱’之思，亦可尚已。”[5]庾信以骈赋的形式，虚实相生的手法，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侯景之乱和未亲历的梁亡悲剧，生动全面真实地展现成时代画卷，用典繁密，达到使事无迹的浑然境界，形成既沉郁雄健，又顿挫有致的艺术风格。因而，庾信《哀江南赋》成为骈赋划时代的杰作。
《小园赋》也是庾信羁留北方、思归故国而不可得时所写的一首悲凉苍劲的抒情赋。赋一开始就叙述自己本为长安羁旅，只求有容身之所，不求有高堂华屋，表示自己屈仕北朝，并非本意。接着写小园的自然景色，将其描绘得清新可喜，表现出庾信似乎安于恬淡的闲适心情。但赋中反复强调其心情凄苦，以致园中任何景色，均唤不起他愉悦的心情，说明他的闲适只不过是丧失生机后的麻木，初步写出了他满腹的愁苦。最后庾信将自己的愁苦心境与身世遭遇联系起来，抒发自己被迫羁留北方的苦痛，把满腔的家国之恨倾泻出来，词情极其悲苦。庾信热爱故乡故国，深以屈事异邦为耻，盼望南归。但北周始终留住他不放，使他极为痛苦。倪璠说：“《小园赋》者，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异潘岳之《闲居》，亦非仲长之乐志，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词也。”（《庾子山集注》）正指出了这篇赋内容上的特色。这是一篇骈赋。辞采华丽，对仗工整，而且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全文用典多而不显得堆砌，尤其是将口语写进骈俪的句子，别具风味。如“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这种语言清新自然，于华艳中又显现清淡的色彩。总之，此赋借“小园”美景反衬这种矛盾心
情，艺术上达到了纯熟的“老成”境界。
庾信是南北朝辞赋的集大成者。《北史·文苑传》指出当时南北不同的文风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南朝与北朝辞赋同样有这种差异。而庾信则融合南北赋风为一体。他的赋既具有南朝赋的发越清绮，又具北朝赋的贞刚气质，从而形成一种绮丽苍劲、发越悲凉的风格。他是赋史上最杰出、最重要的辞赋作家之一。
[注释]：
[1]潘岳赋在当时比较有名，《文选》曾选录潘岳的八篇赋，即：《藉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笙赋》，加上赋体文《哀永逝文》则共有九篇。
[2]参见马积高《中国文学史》（上）。
[3]关于《哀江南赋》的写作年代，陈寅恪先生认为作于周宣政元年（578）。（《清华学报》13卷1期）鲁同群先生认为作于庾信入北之初557年；牛贵琥先生持568年说；林怡认为作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年。
[4]见饶宗颐《文辙——论庾信〈哀江南赋〉》。
[5]陈沆《诗比兴笺》卷二。
魏晋南北朝小说女性形象研究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衰微而玄学盛行，社会风气大为开放，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特色。《搜神记》中女性大胆追求真爱，自由穿戴服饰，勇于抗争。《世说新语》中女性追求美，崇尚夫妻平等，风雅又睿智。二者的区别在于虚构与写实，但是却都彰显了魏晋时代女性的新气象。
魏晋南北朝小说女性形象研究 ——以《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为中心 引言 宗白华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外来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入，形成了这个时期独有的文化心态。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经学式微，儒教尽失，礼教破损。继而玄学兴起，以老庄学说为核心，力倡“任自然”，其根本性的内涵即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人们更多的注重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不同于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的汉儒，魏晋士人能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思想上，士人们反抗现实，看不惯一切人为的法度，不关心政治，只在意个人安危和心灵是否得到解放；在行动上，他们消极地逃避现实，安于现状。他们寄情药酒，行为放达，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他们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对此予以尊重。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女性也更加注重个体价值的追求，她们有着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个体意识觉醒，追求本然生命的自由张扬，从而使其才智、风情、品性得以较自由地发挥，展示出迷人的智慧魅力和个性风韵。魏晋六朝的女性正是在这种解放、自由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流泛着夺人的异彩。 魏晋南北朝小说主要包括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其中，志怪小说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志人小说，则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其代表作分别为《搜神记》2和《世说新语》3。这里仅以此两本书为例，来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1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人民出版社，1987，P183。 2[晋]干宝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3[南朝宋]刘义庆撰，张撝之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下迄隋朝建立（公元589年），前后约近四百年。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风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桀、刘桢等“建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
风貌。嵇康则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的情怀，语言率直，能体现“清峻”的风格。 二、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两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左思的《咏史》诗，主要是写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1）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2）慨叹历史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3）表现自己的胸怀、志向、气概。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卓、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淡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其特点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沦，建安风力尽矣；二是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机，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作的先锋。
第8章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8.1 复习笔记 一、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1．“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1）以气质为体 ①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 ②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这种文学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以情纬文 沈约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伴随着“诗赋欲丽”说的提出，“丽”的审美要求不局限于诗赋，也影响到书表铭颂论说等其他体裁，从而大大加速了东汉以来文章渐趋骈化的进程，推动骈文臻于成熟。也为后世确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2．曹操的教令 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 3．曹丕兄弟的书札 （1）曹丕、曹植的书札
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 （2）曹植的表文 曹植的表文，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情文并茂，刘勰评为：“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 4．《登楼赋》与抒情小赋的繁盛 （1）辞赋的新局面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和表现风格。随着情感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 （2）王粲的《登楼赋》 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是《登楼赋》。《登楼赋》善于自然地切入当下最真实的情境，即景抒情，情境交融，因而更易于感人。 （3）抒情小赋的繁盛 因政治险恶而备感命运多舛的文人们，在赋中吐露一腔悲愤。 ①曹植的《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神女赋》意在讽谕君王不可贪恋美色，而《洛神赋》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这是对传统题材加以转换的一个典范。 ②向秀《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氏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并对迫害贤良的当政者寓有怨愤谴责之意。 ③阮籍《猕猴赋》刻画了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 这些作品篇幅几乎都不长，却意绪绵邈，给人以新鲜清畅的感受。
魏晋六朝时期，女性审美意识的复苏，使其对异性的美貌、举止、气质、才行的欣赏和追求。《世说新语·妍媸迥殊》中，讲述了美男潘安和丑男左思的不同命运：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再如《世说新语·看杀卫玠》中，人们久仰卫玠的大名，当卫玠出门时，围观他的人像一堵墙，致使卫玠体力不支病倒死去，可见魏晋时期女性审美求美之疯狂。《世说新语·韩寿娶妻》中，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韩寿如此貌美，致使贾充之女寄情吟咏，最终嫁给韩寿。而《世说新语·李势之妹》中，魏晋女性的唯美情怀，竟然使善妒的南康长公主“化干戈为玉帛”，在李势女“姿貌端丽、神色闲正”的气韵神情之美面前，由利刃相加骤变为对美的拥抱和友善。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对美的无限崇尚。 （二）女性风雅睿智中国女性本身的从属地位决定女性很难获得良好的封建教育，而且久经礼教束缚，女性自然形成卑下柔顺的性格，大多具有传统的依附心理。因此在国家动乱、家道衰败之时，便会落得无依无靠，任人宰割的境地。然而魏晋时期的女性却一改以往娇柔、懦弱的姿态，展现出镇定自若、逢危解难的大无畏精神，她们遇事睿智沉稳、风雅卓群，丝毫不逊于男性，甚至长与男性。 《世说新语·贤媛篇》中，许允在妻子的指导下，先是解除了仕途中 的一大危机，后其妻早预见到丈夫会出事，又教导儿子避祸策略，使许家不致彻灭，显示出了她见识卓越、才智过人，善于辨析、判断，深明事理，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世说新语·玉台获赦》中，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庾玉台子妇一语救全家，足见其遇事极为机智，有着超强的应变能力。再如《世说新语·李重自杀》中，李平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 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上层魏晋女性在知识和思想方面已经不甘被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她们试图理解向来只允许男性活动的政治 领域，甚至一些见解、应变之道更胜于男子。又如《世说新语·贤媛篇》中
建安抒情小赋的文学价值 姓名：蒋程安学号：200440101559 指导老师：李洪亮 摘要：作为两汉主流文学形式的赋，发展到东汉末年，其创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张衡的《归田赋》开始，大赋渐渐向抒情小赋转变。到了建安时期，则形成了以抒情小赋为主的创作高潮。比如曹植赋，除8篇仅存数句而无法详勘内容外，现存44篇，骚体赋2篇，散文大赋1篇，而抒情小赋却有41篇。这时期的小赋相对于汉大赋来说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描写对象上的转变，二、人性的回归，三、形式上的灵活风格，四、艺术风格——楚骚传统的回归。 关键词：抒情小赋建安时期文学价值 赋是两汉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但到了东汉末年，赋体文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由以体物、叙事为主的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趋势。到了建安时期，抒情小赋则成了赋创作的主要形式。所谓的抒情小赋是一种灵活多变的赋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在汉大赋兴盛的同时，小赋已有所发展。这些小赋一般没有大赋的主客对答结构，句式则以韵文为主，在表现手法上灵活多变，“或借物抒情，或序志述行”。[1]刘勰曾评价这类小赋：“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2]汉代的抒情小赋的特点是既吸收了屈骚浓烈的抒情性，又去掉了其中纷沓繁密的想象，语旨清俊明丽，篇幅也相对短小，结构简朴，句法则与汉大赋的骈散结合有所不同，明显地趋于对偶整齐。在汉代，抒情小赋虽已兴起，但作为文人创作的主流仍然是大赋。到了建安时期，铺张扬厉的大赋才为抒情小赋所取代，篇幅明显的缩短，像汉代“古赋”那样的长篇巨制已经少见了，本文拟就建安抒情小赋的产生及文学价值作一探讨。 一、产生的原因 要了解抒情小赋在建安时期兴起的原因，首先，我们要弄清“建安”这个文学概念，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年——公元220年）。但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时期”实际上要略长于此，建安文学通常指汉末到魏初这段文学时期，上可追溯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下延伸到魏黄初十年，即230年前后的四十多年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这段时期就是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作家众多，典型的代表是“三曹”、“七子”。“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是围绕在曹氏集团周围，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人。 众所周知，东汉中叶以后，多数皇帝年幼，导致局势日趋混乱，外戚与宦官两大势力迭
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 经历了从先秦至两汉的漫滥殇阶段之后，妇女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时期，特征有二：其一，“学批评”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初期带有较的“人物藻鉴”的痕迹，期则转向专门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答骏表上令》、《答程表上令》等一批著；其二，确立了一种显具有女性特征的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 一、“人物藻鉴”到“文批评” 纵观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文学批评，中夹杂着相当多的“人物藻”，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就是在“人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具体发展过程来看，则大约经了一个从“纯粹的物藻鉴”到“在人物品评中包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再到“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物”直至最终独立为专门的文学批评”的过程。 汉末以降，学渐衰，惟晋代稍隆，六朝女能文者多出缙绅之家尤以两晋为最，如：晋左思妹左、谢安侄女谢道韫、展女卫铄；齐鲍照妹鲍令；梁刘孝绰妹刘令娴等；皆出缙绅家，从父兄受业，并才名。藻鉴人物的风既在社会广为流传，受父兄影响女子也多有浸染，：韩氏之观狐赵，钟琰之相兵儿卫铄之赞曦之，道韫之叹郎……眼观口赞之外，更有些妇女干脆书之文字：左有《孟轲母赞》等十余关于贤妇人的赞辞，王绍有《姜螈颂》、《启母涂山颂》孙琼有《公孙夫人序》其中的佼佼者当左棻，她大概是第一位专事人品评的女性，写作了《父惠妃
赞》、《虞舜二妃赞》、周宣王姜后赞》等十余篇赞辞，用歌颂、评价自古迄晋素才德的名女。虽然本上是从道德的角度着，但她对班婕妤所“恭让谦虚”的评价却经被后人视作了文学批评。人陆昶在其辑录的《历名媛诗词》中评论班妤时说到：“声口怨慕而不露止在抑扬之间。晋左贵称其恭让虚，可谓知己。”这虽然说是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然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的 左之后，晋代最为有名的妇女藻鉴”当属“济尼论两妇”。济尼失其姓名，其得以保存乃在于所为东晋两大才女：谢道韫和张之妹。此事两见于《世新语，贤媛》和《晋书，道韫传》，稍有异同前者为：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张、谢二家。人间其优，答曰：“王夫人神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晋书》载略有出入：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于顾氏，玄每称之，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二家，或问之。济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顾家妇心玉映，自是闺房秀。” 《世说》的记载，济尼所论基本上仍属“人藻鉴”，《晋书》则明指出济尼所论实为“才质”，这实上已经是后世所谓的“作者论”。谢、张皆文学名家，王顾二妇又俱有才名，遏、玄各其亲，不知孰胜，在盛人物品评的时代中，难免有事者想弄个清楚明白。问及游于家的济尼，高下立判张玄妹可以算作“闺房秀”，谢道韫却不仅为女之雄，甚至还超出了一的男子。“林下风气之赞已经把她和“竹林七贤并列了起来，可谓价甚高。
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思考题 秦汉文学绪论 一、谈谈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情况 二、谈谈汉代文学样式的嬗变情况如何？汉代文学主要分几个时期？分别有何特点？出现了哪些代表作家？ 第一章秦汉政论散文 一、熟读《谏逐客书》、《过秦论》 二、了解李斯、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桓宽、刘向、王符的散文代表作 二、名词解释： 《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 四、简答 1．《吕氏春秋》的作者、成书及体例及艺术特点？ 2．《淮南子》成书、内容及艺术特点？ 3、西汉散文的演变情况如何？ 五、论述 1．结合作品，分析李斯《谏逐客书》的文学成就。 2．结合作品，分析贾谊和《过秦论》（上）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第二章汉代辞赋 一、熟读并背诵《归田赋》，泛读《鵩鸟赋》、《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刺世疾邪赋》 二、了解贾谊赋、枚乘、汉武帝、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扬雄、刘向、刘歆、班彪、班固、张衡、蔡邕的代表作品 三、名词解释： 汉赋、骚体赋、“七体”、汉大赋、抒情小赋 四、简答题 一、《七发》的艺术成就？ 二、《子虚赋》与《上林赋》在的艺术成就？ 三、扬雄赋的特点？ 四、张衡《归田赋》的文学史意义？ 第三章汉代史传文学 一、熟读《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苏武传》 二、名词解释： 《史记》、《汉书》、《吴越春秋》、本纪、世家、列传、李陵之祸 三、简答题 1、司马迁生平中哪些事件对他写作《史记》带来了重要影响？ 2、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如何实践其写作目的的？ 3、《史记》的叙事艺术主要有哪些？ 4、《史记》的地位何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5、《汉书》与《史记》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 6、《史记》的风格特征？ 7、《汉书》的体例、地位如何？ 四、论述题 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史记》塑造人物的高超艺术技巧 第四章两汉乐府诗 一、背诵《有所思》、《上邪》、《陌上桑》、《十五从军征》、《战城南》、《东门行》、《焦仲卿妻》，
魏晋南北朝爱情题材志怪小说中女性形象特点及成因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迷信思想盛行，使得此时期志怪之风弥漫，文人士大夫深受影响，多有志怪小说作品。在志怪小说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爱情故事的。本文 通过研究爱情题材的志怪小说中的故事剖析当中女性形象的特点，以及从时代风 气、历史背景、文化心态等方面探析此类形象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志怪、女性形象、原因 【正文】： 爱情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能给人带来快乐与滋润，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因此自古爱情就受到人们的赞美和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也给我们演绎了许多人与神仙鬼怪之间的恋情故事。在众多纠葛的情爱故事里，其中的女性形象都有其共性。其特点主要有：（1）这类女性大多都是以异类形象出现的，如神女、女鬼等。台湾学者叶庆炳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的鬼小说与小说鬼》一文中认为，这些爱情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故事的女主角一定是鬼，男主角一定是人；从来没有一篇男鬼与女人的爱情小说，或女鬼与男鬼的爱情小说。”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描写爱情的志怪小说中，作者喜欢赋予女主角以虚幻的形象。如《紫玉》中写道：“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大王怒，女结气死，已葬矣。’重痛苦哀恸，具牲币往于墓前。玉魂从墓中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1】女主角紫玉把爱情当做头等大事，因为感情受阻想不开，抑郁而死。死后化成鬼还深深爱着这个名叫韩重的男人。 当然还有神女的形象，如《弦超》中：“一旦，显然来游，驾驾辎軿车，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食啖奇异，馔具醴酒，与超共饮食。”【2】这两个故事中女主角都以虚幻的形象出现，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是非现实的异类女性。 （2）这类女性多长相貌美，楚楚动人。如《弦超》中主动投怀送抱的神女，容貌姣好，能使男人见而动心。《列异传》中《谈生》一篇也写道：“忽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3】《紫玉》中也有描写女主人公的话：“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4】《韩凭妻》中也写道：“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5】 （3）这类女子以夫为天，并主动投怀送抱，而且重贞洁，对爱情从一而终。台湾学者叶庆炳在《魏晋南北朝的鬼小说与小说鬼》一文中认为，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即“第一步，是由女鬼毛遂自荐；第二步，是两情相好，遂同寝处；第三步，分离”。 这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比较主动的。例如
《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作业》魏晋南北朝诗歌文学一览表 文学时期代表人 物 代表作品特点 建安文学三曹： 曹操、 曹丕、 曹植； 七子： 孔融、 陈琳、 王桀、 徐干、 阮瑀、 刘桢、 应玚 蔡琰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 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 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 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 《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 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 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 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 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 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 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 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 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 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 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 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 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 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 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 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 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 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 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 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 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 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 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 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 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 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 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 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 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 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 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 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 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 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 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 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 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 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 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唐宋时期的散文
唐宋时期的散文 【篇一：唐宋时期的散文】 的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散文一变为通脱清峻,自由活泼.其后骈文被奉为文章正宗.骈文的写作,技巧日趋精密,句法讲 求对偶,声韵也要求平仄配合,“句句相衔”“字字相俪”（《文心雕龙、俪辞》）.这一时期,文人们倡导文学的自觉,区分“文”“笔”的功能,强调文学作品要“吟咏情性”“游荡心灵”.但他们主要是依据诗赋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这样,无韵的散文便被归于“笔”的范畴,排挤到议、记、经史等少数应用文章中去了.而骈文以其讲声律,求对偶,既可代替散文用于奏、表、疏、记、书、论,又可用于抒情写志,描绘景物,因而兼有“文”“笔”的全部功能. 散文的本质在于自由,它要求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现自我,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动辄讲求声律的骈文是很难达到这一境界的.因此,隋唐之际,不少文人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反对骈文,倡导文体的变革.从隋朝的李谔到太宗时的重臣魏征；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他们都分别以其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复兴廓清道路.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贾至、梁肃、元结则更以他们大量的古文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全面革新作了充分的准备.及至中唐独孤及贞元、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大力提倡古文运动.他们的理论主张更为鲜明系统,创作上更是以大量的抒情名篇,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内容与形式.然而,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古文运动时“文以载道”的过份强调,韩门弟子则更加偏执,李翱作《复性书》开宋代理学先河,皇甫湜提倡“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的怪异风格,古文发展走上了生僻艰涩之路.因而晚唐时代,骈文卷土重来,李商隐、温庭筠都是一时名家.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宋初.宋真宗时,以翰林学士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一群文人,为点缀升平,粉饰盛世,效仿李商隐讲究声律,好用典故的特点,寻章摘句,时人奉为“时文”.因而又引起了许多文人的抵制.柳开、王禹偁、姚铉、
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一) 论文关键词：妇女的文学批评；《与妹刘氏书》；“以诗论诗，卒章见志” 论文摘要：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首要表征在于从“人物藻鉴”发展为专门的文学批评，并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等一批论着。特征之二是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东晋才女谢道韫以其形象化的批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时人及后人；早见于《诗经》的“卒章见志”在这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两相结合，成为了一种时代风尚。 经历了从先秦至两汉的漫长滥殇阶段之后，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特征有二：其一，“文学批评”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初期带有较多的“人物藻鉴”的痕迹，后期则转向专门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答程骏表上(庆国颂)令》、《答程均表上(得一颂)令》等一批论着；其二，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 一、从“人物藻鉴”到“文学批评” 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文学批评，其中夹杂着相当多的“人物藻鉴”，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就是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具体发展过程来看，则大约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人物藻鉴”到“在人物品评中包含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再到“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人物”直至最终独立为专门的“文学批评”的过程。 汉末以降，女学渐衰，惟晋代稍隆，六朝妇女能文者多出缙绅之家，尤以两晋为最，如：晋左思妹左棻、谢安侄女谢道韫、卫展女卫铄；齐鲍照妹鲍令晖；梁刘孝绰妹刘令娴等；皆出缙绅之家，从父兄受业，并有才名。藻鉴人物的风气既在社会广为流传，受父兄影响，女子也多有浸染，如：韩氏之观狐赵，钟琰之相兵儿，卫铄之赞曦之，道韫之叹王郎……眼观口赞之外，更有一些妇女干脆书之文字：左棻有《孟轲母赞》等十余篇关于贤妇人的赞辞，王绍之有《姜螈颂》、《启母涂山颂》，孙琼有《公孙夫人序赞》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左棻，她大概是第一位专事人物品评的女性，写作了《巢父惠妃赞》、《虞舜二妃赞》、《周宣王姜后赞》等十余篇赞辞，用于歌颂、评价自古迄晋素有才德的名女。虽然基本上是从道德的角度着眼，但她对班婕妤所作“恭让谦虚”的评价却已经被后人视作了文学批评。清人陆昶在其辑录的《历朝名媛诗词》中评论班婕妤时说到：“声口怨慕而不露，止在抑扬之间。晋左贵嫔(左棻)称其(班婕妤)恭让谦虚，可谓知己。”这虽然说的是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显然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的。 左棻之后，晋代最为有名的“妇女藻鉴”当属“济尼论两家妇”。济尼失其姓名，其说得以保存乃在于所论为东晋两大才女：谢道韫和张玄之妹。此事两见于《世说新语，贤媛》和《晋书，谢道韫传》，稍有异同。前者为：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间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晋书》记载略有出入：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世说》的记载中，济尼所论基本上仍属“人物藻鉴”，《晋书》则明确指出济尼所论实为“才质”，这实际上已经是后世所谓的“作者论”了。谢、张皆文学名家，王、顾二妇又俱有才名，遏、玄各称其亲，不知孰胜，在盛行人物品评的时代中，难免有好事者想弄个清楚明白。问及游于两家的济尼，高下立判：张玄妹可以算作“闺房之秀”，谢道韫却不仅为女界之雄，甚至还超出了一般的男子。“林下风气”之赞已经把她和“竹林七贤”并列了起来，可谓评价甚高。如果说左棻之赞更多地属于“人物藻鉴”，济尼之论开始涉及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晋都水使者徐藻妻陈氏的《与妹刘氏书》则不折不扣地算是中国古代妇女见诸载籍的一篇较早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俪化发展 摘要：从骈俪化的起始看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 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 是骈体文之渐也”。可以看出，虽然骈俪化的萌芽初生于周秦两汉时期,但真正应用于诗、赋创作中，并成为作者的一种自觉形式上的感情诉求是在汉末魏晋始时期。而到了南北朝时期，骈俪化发展至高峰。其诗、赋中的骈偶句所占比例也比较重。齐梁以后则相对下降, 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 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作，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 骈俪化的发展，并阐述其影响。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诗赋、骈俪化、发展 一、骈俪化的初始阶段 汉字的形式是一字一音，特别是在古汉语中，单音节词较多。所以古代诗 赋者在创作时组词成句的过程中，在结构和音步上都较容易拼成骈偶句。骈俪 化是汉语中天然的一种特点。因此在诗与赋中，作者对于骈句的运用也有其自 然性的一面，但根据相关考究发现，周秦诸子时作者已经可以创作骈句，其影 响一直延至秦汉时期，一些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运用骈句在诗歌中的作用，以至 于发展成为了一种骈俪化的风气。 骈俪化的倾向在魏晋时期的诗与赋中已经较为明显了。从代表作家看，主 要是曹植和陆机。1曹植所作的赋，根据其自己的《前录自序》称有 78篇之多, 就现如今所保存的文献看来, 骈俪化的程度都很高, 如《洛神赋》中所计包括 赋序在内一共有共 178 句,其中的对句就有27联,54句, 约占全赋的30%左右;而在《节游赋》共 51句, 对句 11联, 22句, 约占全赋的43 %左右。可以看出，骈俪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再说到陆机，根据《晋书 . 陆机传》，陆机在吴亡后曾“退居旧里, 闭门勤学, 积有十年”。2十年期间，他对前人的文 学贡献作出了仔细的清理，从理性的角度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并揭示了其 中的规律。他指出，文学作品要用美德形式来表现作者的情怀。在遣词造句方面，应该追求词句的精巧完美。从他的作品中看，其骈俪化的程度也是相当高 1胡应麟，诗薮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 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1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复习资料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六章魏晋南北朝散文和辞赋 简述《三都赋》的特点。 《三都赋》是西晋赋家左思的的主要成就，其特点： 一．内容丰富，详尽细致描写了蜀吴魏三国的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重要人物。 二．精心锤炼语言，辞藻壮丽，下笔琳琅。 三．以求实的精神去创作。 简述建安赋作的特点。 一．有一个自觉主动行动辞赋创作的作者群。如三曹、七子等。 二．建安作家由于思想较为自由，其赋作的题材更为广泛。如大自然的寒暑阴晴《秋思赋》、飞禽走兽、瓜果树木等，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三．建安赋作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 四．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发展，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变化的开端。 第七章魏晋南北朝文 名词解释：骈文 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相对比而有明显区别。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四：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简述《大人先生传》与《与山巨源绝交书》艺术之异同。 正始时期的文章都是“师心以遣论”，或直言指斥，言辞激烈而掷地有声；
或反语讥讽。堪为代表的，就是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两者在艺术上也有异同： 一．《大人先生传》中，作者对那些虚伪的名教人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针对这种规行矩步以谋私利的“君子”，大人先生予以有力的驳斥。达到一种酣畅淋漓，具有震撼心魂的艺术效果。 二．《与山巨源绝交书》则是另一番风貌。他拒绝山涛的举荐，不肯与司马氏合作，却以幽默嘲讽出之。貌似平易之言，将其高洁不污之志尽显，且将官场之俗恶揭露得淋漓尽致。 嵇康、阮籍的散文，既继承建安散文重抒情重文采重个性的特点，又有鲜明独特的现实内容，是散文在重艺术特质方向上发展的重要一环。
2019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一）：魏晋南北朝散文 第七章魏晋南北朝散文 理解：建安散文创作大势。 建安魏晋时期，散文一改汉代散文的经学气息，打破桎梏，形成 了重抒情、重文采的创作倾向，并为南朝骈文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经 过南朝文人的努力，骈文有对偶、用事、辞采、声韵四个方面都已臻 极致，为中国文学又创造出一种新的美文文体。北朝创作出了像《水 经注》、《洛阳伽蓝记》这样的散文名著。 第一节魏晋文章 1.建安散文 理解：①曹操散文特点。 文章清峻通脱。曹操主要的文章都是政治性应用性很强的令、表 之类，但写起来却都能破除公文的虚语与旧格，挥洒自如，直抒胸臆。 ②曹丕、曹植散文特点。 曹丕、曹植之文注意藻采骈偶。曹丕《与繁钦书》中写歌女之状，极丽句佳藻之能;曹植的《求自试表》，气势宏盛，但亦文辞瑰丽。此 种文风，领率文坛，使魏晋文章沿着重辞采的方向发展。 简单使用：建安散文的特点。 一、内容上注重抒发情怀，言之有物。 二、形式上注重文采，渐求骈丽。 三、风格上，作者都有很强的个性特点。 2.正始散文 简单使用：《大人先生传》与《与山巨源绝交书》艺术之异同。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都是针对司 马氏黑暗政治恐怖和虚伪提倡名教实行讽刺和抨击的文章。但两者在 艺术上也有异同： 一、《大人先生传》阮籍对那些虚伪的名教中人实行了绘声绘色 的描写。针对这种规行矩步以谋私利的“君子”，大人先生予以有力 的驳斥，达到一种酣畅淋漓、辞采瑰奇，具有震撼心魄的艺术效果。 二、《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拒绝山涛的举荐，不肯与司马氏合作，却以幽默嘲讽出之。貌似平易之言，将其高洁不污之志尽显，且 将官场之俗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嵇康、阮籍的散文，既继承建安散文 重抒情重文采重个性的特点，又有鲜明独特的现实内容，是散文在重 艺术特质方向上发展的重要一环。 3.两晋散文 理解： ①两晋散文创作大势。 西晋文坛注重形式技巧的讲究，以繁缛绮丽为特征，也不乏情文 兼善的佳作，如陆机《辩亡论》、潘岳《哀永逝文》。东晋则受玄言 诗影响，文采趋于平淡，然亦有陶渊明《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佳作。两晋散文成就较高者，仍为陆机、潘岳。 ②潘岳《哀永逝文》。 潘岳的哀诔之作最为优秀，情深辞茂，做到了“缠绵而凄怆”。 潘岳的《哀永逝文》写到为妻子送殡路上的感受：哀痛摧心，河山为 之变色，以我之悲情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真切生动地表达了作者 的恸悼之情。 ③陆机《演连珠》及《豪士赋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 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黑暗、经济衰退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代。这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关》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冲击了讲求等级尊卑的传统儒家思想。随之而来玄学的兴起，使士人为之向往，其言谈举止、养生之道无不成为该时期的特色。与此同时，士人婚姻关系与家族关系中的女性也深受这一切变化的影响。世人对这个时期中优秀女性的评定标准，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方式与内容，以及她们在婚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都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在儒家传统规矩条框中找到了能展现自我的自由空间，世家大族间利益斗争给她们创造了一个表现智慧的平台。我们都知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极其的低下，而在这一时期却有了不同的发展。 传统儒家思想中，无论是在家族还是在社会上，女性都应以男性为上，男性就是妇女的“天”。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要求女子顺从，严格的规条束缚着女子的言行。《礼记·内则》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学女事，以共衣服·观放祭祀，纳酒浆篷豆范酿，礼相助奠。”女子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而在进入魏晋南北朝后，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由“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走向了既赞赏女性聪慧机智，又宣扬女性持家有道、守节卫贞。女性虽不能参与国家、宗族的各项事务，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一分肯定，确实是难能可贵。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书中都可以看出来，如《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等许多书中都有许多关于女性思想解放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体现，就如《晋书·列女传》中记载的例子:“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刘氏学习刻苦勤奋，被母亲阻止反而更用功阅读明理，随之更与兄长讨论研究经义，得到兄长的肯定。这样的例子可被列入列女传之中，证明该行为得到认可甚至赞扬。女性只要有才能，是可以得到社会认可的。而世人对女性的看法在这个时期并不停留于纺织女红、延续香火，更增加了她们是否具有智慧的一面。世人更欣赏能说会道的女性，而不是只会听从的应声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女性社会作用的一种肯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思想解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教育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尤其以士人家庭较为重视子女的教育。“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颜之推不赞成重男轻女的做法，认为“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士人家庭对子女在知识上的教育还是比较全面的，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聪慧而有才学的女性。《晋书·列女传》:“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育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爱采爱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褒扬女子才学的记述本身就显示了社会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反动和社会评判女性风尚的转变。在传统规范之下，虽然女性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还不是普遍现象。值得肯定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子在家中能接受教育，的确表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活跃宽松气氛，也让女性更多地接触社会。 第二，当时女性在士人婚姻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与前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婚姻这一重要特征使婚姻趋向功利化世族婚姻的每一个环节都以获取政治、经济最大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是名副其实的买卖婚姻。“士庶不婚”是世族遵守的原则之一，作为婚姻中的女性，她们就更无选择的由可言，最终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在她们心中，家族利益为重的观念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辞赋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与辞赋作品，据严可均辑《三国六朝文》和陈元龙辑《历代赋汇》统计，有作品保存至今的作家有二百八十四人，保存至今的作品（包括残缺）有一千零九十五篇。其总数为今存汉赋（包括残缺）的六倍。而且辞赋作品在五十篇以上的作家有曹植（五十八篇）和傅玄（五十六篇），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盛况。这个时期辞赋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抒情化的复归，并有明显的诗赋合流的趋势。先秦辞赋虽也有述理与体物的内容，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先秦辞赋，抒情化是其主导倾向，具有作家鲜明的个性特点。汉赋虽也有抒情之作，但主导倾向是以体物为主的散体大赋。自东汉末年开始，以抒情咏物为主的小赋逐渐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散体大赋，但咏物抒情小赋占了较大的比重，成为这个时期辞赋的主流，它们或表现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或反映现实人生的困苦，或描写自己的坎坷命运，或叙述田园山水的乐趣，或歌唱自己的生活情趣，或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情思。一般篇幅短小，语言华美，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不仅内容逐渐诗化，形式也逐渐融入五、七言诗句；随着永明新体诗的产生，诗句逐渐律化，融入辞赋的诗句也逐渐律化。辞赋出现这种抒情化与诗赋合流的趋势，是当时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演变的结果。 第二，语言趋向骈偶化，出现辞赋的一种新形式——骈赋。骈赋的基本特征就是语言骈偶。骈偶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这个时期的一些大赋，如何晏《景福殿赋》，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庾信《哀江南赋》，都是骈赋。所谓骈赋，就是用骈文的艺术写作辞赋。 第三，艺术风格由汉代散体大赋的堆垛板滞转变为清深绮丽。汉代散体大赋的特点之一是“铺采摛文”，但汉人理解的“文采”，只局限于文字的华美。因此，汉赋的语言风格往往是罗列名物，堆砌双声叠韵形容词。汉大赋的另一特点是“体物”，而汉人理解的“体物”，就是“极声貌以穷文”，只求形似，一般不注意情景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一般都语言清新活泼，尤其是描写方面，往往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细腻地描写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深入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少枯燥板滞的铺叙和奇僻字的堆垛，而是情景相生，情与境会，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寄寓着作者的人生理想，或者是对现实中某种现象的讽刺。 第四，辞赋的题材大大扩展。汉大赋的题材，大都以宫殿、游猎、京都、歌舞为主，咏物赋也多是写帝王贵族身边之物。东汉以后，稍有变化，
魏晉南北朝文學 建安文學 三曹 曹操 《薤露行》(詩歌) 《蒿裏行》(詩歌) 《短歌行》(詩歌) 《龜雖壽》(詩歌) 《觀滄海》(詩歌，通過遼闊雄壯的滄海景色表現了詩人開闊的胸襟，是我國詩史上的一首比較完整的寫景詩) 曹丕 《燕歌行》(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詩) 《雜詩》(五言詩) 《清河作》(五言詩)- 《典論》(我國文學批評史較早的專門論文)- 《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散文)- 《答繁欽書》(散文) 曹植 《白馬篇》(詩歌前期)- [充滿豪壯的樂觀的精神] 《雜詩》(詩歌後期)-[表現了壯志不得施展的憤激不平之情] 《贈白馬王彪》(詩歌後期)-[表現了豐富的複雜的感情，客觀上深刻地暴露了統治階級內部萁豆相煎的殘酷] 《籲嗟篇》(詩歌後期)-[以轉蓬為喻形象地描寫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生活處境和痛苦心情] 《野田黃雀行》(詩歌後期)-[表現了他對迫害的憤怒和反抗] 七子 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 表现政治理想和宏大的 抱负 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 写对深厚的爱情的向往 悼念亡友，凄楚感人 体现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
孔融 《論盛孝章書》(散文) 《薦禰衡表》(散文) 《汝潁優劣論》(散文)-[表現精神境界和性格情操] 《六言詩》(最早的完整的六言體作品，詩歌)-[熱情讚揚曹操] 《臨終詩》(詩歌)-[對自身最後遭遇做總結，有自省，更有責人 ] 《雜詩》(詩歌)-[ 寫悼子之情，哀痛欲絕] 陳琳 《移豫州檄》(書檄)-[討曹操之文] 《為曹洪與魏太子書》(章表書記) 《飲馬長城窟行》(詩歌，樂府歌辭)- [揭露了當時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 《武軍賦》(賦) 《神武賦》(賦) 王粲 《七哀詩》(詩)-[ 是漢末現實的真實寫照] 《登樓賦》(賦，抒情小賦)-[ 寫思鄉懷土之情，表現了作者處於亂世壯志不得伸展的沉痛感情] 《從軍詩》(詩)-[對曹操的讚頌和自身的功名欲望] 《鶯賦》(賦) 《出婦賦》(賦) 《寡婦賦》(賦) 《七釋》(賦) 《仿連珠》(賦) 徐幹 《中論》(論文)- [抨擊儒者之弊 ] 为推荐人物 而作 叙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