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经济四个成长阶段（低收入阶段、下中等收入阶段、上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为例，从成长驱动力角度概括，其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郑秉文，2011），目前我国已经从市场驱动（低收入）、要素驱动（下中等收入）跨入到效率驱动（上中等收入）阶段。其中，市场驱动、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发展方式都是当时经济发展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即改革开放之初，跨越贫困陷阱的经济社会条件选择了市场驱动方式，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经济社会条件选择了要素驱动
方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使效率驱动成为该阶段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由此看来，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二）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观点。舒尔茨（1992）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将取代物质资本并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一重要作用必须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完善的中国，人才和教育并不能立即转化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战略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始终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笔者认为，在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的特殊阶段，任何国家都应该有更合适的重大战略，因为从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视角看，人力资本的观点并不能回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提出的问题。
（三）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观点。这一观点实际包括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个方面的战略。由于相关学者没有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论证，且该观点忽视了从政治角度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考察，因而是不完善的。
四、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维视角的中产阶层培育与发展。
中产阶层培育、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以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中产阶层的阐述多是由社会学家在社会学层面完成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极少。马晓河（2011）提出：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以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但是该研究没有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视角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一）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
1.政治视角。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合适的政治体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中产阶层是政治改革的温和派，一方面，其所代表的政治改良方案能够被威权政治所接受，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贫困阶层所向往的，因而其有利于上下层纵向流动的政治改良方案能够得到贫困阶层的支持。对中国而言，中产阶层在未来将成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人群，其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正好契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发展中产阶层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
2.经济视角。
中产阶层的经济本质是人力资本的载体，更准确地说，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集合。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最大区别在于：物质资本可以通过集聚和集中对劳动力产生替代与排斥效应，导致要素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即资本报酬比例上升、劳动报酬比例下降，其导致的直接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人力资本是分散的，他的所有权不能让渡，不会对劳动产生替代和排斥效应，相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可以实现对物质资本的替代，使得人力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报酬占比越来越高、物质资本占比越来越低，进而逐渐缩小贫富分化差距。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
资、出口拉动向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带动转变；三是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粗放式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集约式增长模式转变。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中产阶层的作用是将三个方面的转变内在地统一起来，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升级三个方面，同时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中产阶层的培育、发展对需求结构升级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产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这意味着其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提高；二是中产阶层的消费倾向高于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中产阶层队伍的扩大直接推动其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提高；三是中产阶层主导的全社会消费向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转变，推动需求结构升级；四是为保持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和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对教育和科技等生产型服务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进而推动社会需求向生产型服务消费主导的结构升级。
中产阶层的培育和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应置于国际贸易格局和国内市场变化的背景下来考察。
欧美过度消费、债务危机和再工业化以及我国劳动力、资源价格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导致的成本上升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加剧，使得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中国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高端产品贸易和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贸易两个领域将同时受到竞争的挤压，唯有科技含量较高、成本相对低廉的产品在国际市场才有出路，并且在国内市场替代一部分进口。目前，中国人力资本与普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还是不高，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应通过培育和发展中产阶层，让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进入各个产业部门，加大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代程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3.社会视角。
通俗地说，中产阶层就是白领阶层，是设计人员、工程师、技术员、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咨询师等知识阶层和技术精英及其管理队伍。中产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意味着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中人力资本的比重在上升，物质资本和其他物质资源消耗在降低，生产中科技水平和人的素质在提高。一定物质和能源消耗所生产的产品升级、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加，正是微观层面经济增长从粗放模式向集约模式转变的有力证明。
中产阶层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作用，而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社会动荡不安会引发人们对生活的焦虑、对未来失去信心，会引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逃，同时加大生产、交换、消费的交易成本，导致产品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社会动荡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严重不公酿成的。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市场价格会不断走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一次分配中的差距将逐渐缩小。随着中产阶层队伍的发展壮大，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来越小。可以说，中产阶层是天然的社会稳定器。
（二）国际证据。
1.美国、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
美国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中产阶层社会，其中产阶层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0%～80%。从 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新式中产阶层就把眼光放在了商业上，着重于追求商业利益，这种择业趋势在二战
以后尤其明显。随着二战后高科技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美国中产阶层把眼光投向了 it 业或与新技术相关的产业，可以说中产阶层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美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促进了生产型服务业的强劲增长，促使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日本是东亚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最早跨越到高收入行列的国家。 1972 年，日本中产阶层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70%，对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由投资、出口带动向消费主导
型转变以及日本由此迅速迈入高收入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 2002 年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992 年，韩国中产阶层人数占到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75.2%。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直接推动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到高收入国家。此外，韩国政府 20 世纪 70 年代实施的新农村运动以及 80 年代末实施的《最低工资法》，对缩小国民贫富差距、促进中产阶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拉美国家的教训。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拉美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 0.52，以巴西为例，巴西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1960年，该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50，1995 年更是高达 0.60。1999 年，占全国总人口 1%的富人已经拥有全社会53%的财富，而占全国总人口 20%的贫困人口仅拥有全社会 2.5%的财富。由于两极分化严重，巴西中产阶层队伍一直无法壮大，严重阻碍了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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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摘要】在中国，中产阶级正以每年新增数百万人的速度强势崛起，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各阶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中产阶级拥有比较多的机会创造和享受不断更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创造“新生活方式”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财富观等等形成了这个时代和新服务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将从文化研究角度来了解在消费大潮下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活动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 【关键词】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行为文化生活社会交往 中产阶级英文叫“middle class”，可以直译成中间阶层，也就是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人群，他们工作忙碌，生活有压力，但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中产阶级支撑着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其生活方式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一．消费行为 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味、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费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而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级是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第一代，他们许多人可能刚刚从艰难与困顿中走出来，在消费大潮下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也具有了新的时代与社会特征。从消费结构来看，中产阶级家庭正从传统的以衣食为主的单一消费结构不断趋于多元化，虽然饮食方面的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还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其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特别其他消费内容如交往、休闲、轿车、住房等不断增加，家庭基本消费如衣食住行方面已经与原来简单的生存必需型消费拉开了距离，同时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明显增加；从消费支出分布情况来看，城市中产阶级已逐步摆脱低收入阶级的消费特征，他们的收入已完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有更多的剩余资金可用于满足发展需求的其他消费项目或投资。
【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经济导刊 11 2011 / 04碰 撞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 表现特征与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 【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刘 波 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 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诱因 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 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
中国中产阶级的分析 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2001年说，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萧灼基说：10年后中国将有五类人能进入中产阶层，萧老的预言，给给向上爬的人打打气，给他一个大枣吃。本人想提三个问题：中国的新阶级、新权贵和新精英。 新阶级 故事一： 狗熊带兔子玩，上厕所时没带手纸，狗熊问，你怕脏吗？兔子说不怕，狗熊用兔子毛当手纸了。狗熊的块头那么大，兔子没法子只好拿自己的衣服给狗熊当"手纸"了。中产阶级象只兔子，跟富人玩好了就变成手纸，玩不好...... 中产阶级——难以界定，文学家形容他们象一块没有冻好的冰，艺术家编了一套老板丽人伪幸福的梦，经济学家说他们是中国稳定的核心，社会学家说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家怕他们长得太快胃口太大，行政官员吃拿卡要想捏死他，民工们恨不得宰了他，再来一次均贫富。 一提中产阶级，人人都特敏感，弄得我好生尴尬。不是我存心找不痛快。在我们这个貌似平等的社会中，一谈中产阶级，人们就老大不自在，心中暗想：我算老几？老大、老二、老三，还是个零蛋......有人私下里对我说，其实我是格格。我心说您甭提满清这一壶。路边的小饭馆变成了宫庭宴，电线杆上的小纸条儿变成宫庭秘方，街上的小妞也全都变成了格格。经济学家管这叫"预期紊乱"。关于中产阶级争议和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企盼，象是学术界吐出一串好看的泡沫。人们不否认他的重要性，鲜有人进行分析、量化和实证。我一接这题就发觉不妙，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着力点。中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方的园的还是三角的，他的政治理念、社会意识、生活预期全然不清楚。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原本是个舶来品，欧洲是经过了300 年工业原始积累，再加上战后持续50 年的高工资、高福利的保护才出现了中产阶级。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有产者，改革20 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他们有很强的购买力，他们办公司、投资、信贷、交易和纳税，在这一奇迹中，他们很有特色。所谓中产阶层，是以知识份子、职业专家为代表的主流精英的群体，有院士、研究员、教授、律师、医生、作家、专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等，包括文官、学人和企业家。他们成长周期才10年还很不成熟，我们缺乏训练有素的文官来操作民主，又缺少公益的学人来坚实公民社会基础，更缺乏讲信用的企业家来完善产权制度，从而使经济和民主同时陷入僵局。 早在1997 年刘吉曾说过，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新阶级。中层消费者怎么形成的？大约是在1992 年后，要素市场（资本、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中介服务等）开放后，形成的所谓的"第四代富人"。大批政府、企事业机构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海后，利用他们过去的资源和社会网络，中层才迅速扩大。据中国社科院历时10 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民营中小企业家中干部下海的占31％。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过程中才形成了广大的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4e639599.html, 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社会影响 作者：温铁军 来源：《决策探索》2013年第02期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确保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韩国《中央日报》认为，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购买力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该阶层政治意识也将随之提高。 那么，中国是否真正存在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级又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可以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两个维度剖析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社会影响。 一、中产阶级崛起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崛起，使得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变化。相应的，许多与中产阶级崛起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 但这个阶段的许多基本特点，仍在总体上与全世界中产阶级人口最多的国家相似——社会阶级组织不成熟、相对比较容易偏激或激进、政治利益分散、摇摆性大等。 （一）中国与西方在中产阶级形成及其社会结构变化方面的不同 中国正在大规模接受外部制造业，一方面是劳工群体总量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同时出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大规模的但却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中国的金字塔结构正在巩固。 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相应地也产生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虽然经济危机后迫切要求加快城市化以提高国内资本投资需求，缓解产能过剩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城市化带来的中产阶级崛起又对我国的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中产阶级崛起带来了新的政治矛盾 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管理方式在某些领域已经不能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本来应该有倾向于市民社会的诉求，但后来逐渐趋向于保守，容易与执政党利益一致——越是“中产”的群体越希望社会稳定。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方面范围跨度较大、职业众多，没有形成像大资产阶级或者少数富裕阶级那样清楚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他们难以跟统治阶级从中直接获取垄断资本收益的体系形成自然的利益结合，也无法对政策决策直接施加影响。所以，在国家垄断条件下的“亲资本”的政策体系中，不能够得到与垄断资本明显一致的制度收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2.48%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
民国时期中产阶级购买力的发展 中国近代化过程因缺乏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步履维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他们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定义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这个定义看似严谨，其实过分宽泛。在本文中，我考虑符合下列条件的人群为中产阶级： 1、居住在城市。 2、受过基础的教育。 3、如果在农村拥有地产，则地产收入不能维持其生活水平。 4、如果拥有自己的工商资产，其固定资产（指经营事业所使用的房屋）不得超过2处。 这样，基本可以确定，中产阶级所从事的职业有： 1、政府及工商事业的中高级雇员 2、文教事业从业者 资料选取 主要选取各个工业发达城市的资料，兼顾其他重要城市。 研究时间分段 1、1912-1937，即民国成立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 2、1937-1945，抗战期间沦陷区、国统区。 3、1945-1949，内战期间。 具体分析 1、1912-1937 实际上，这一段时间要分成两段来看，在一战结束前与一战结束后，中产阶级的购买力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如果说在1919年以前，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而无暇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竞争而使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黄金时代，而促使中产阶级购买力逐步提高的话，那么，在一战之后，这种趋势无疑是消极的。中产阶级的购买力随着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停滞甚至跌落。 但是这个时间段里，必须承认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相当富足。 在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而工资方面，《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相对较接近底层的中产阶级的状况，他们作为办事员、邮差实际工资与以上数据差距较大，另一方面：拖欠工资在这一段时间里并不少见，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
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价值 人口组成的变动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将在中国城市地区掀起一波消费高潮。 2006年4月?Diana Farrell、Ulrich A. Gersch and Elizabeth Stephenson 本文包括： 图表1：经济增长带来收入的上升 图表2：收入的上升将造就底大的城市中产阶层群体 图表3：中国最大的消费品类是食品 图表4：除食品消费外的其他类别的消费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作者简介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很多跨国企业已将服务重点放在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客户服务上。当这些富裕的城市客户是唯一的拥有可观的可支配收入1的消费者时，这种“取其精华”的战略确实能够奏效。 但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的研究表明，一个规模大得多、构成复杂得多的消费群体正在崛起，这就是中国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的购买力2将重新定义中国市场（参见附文：“关于本项研究”）。虽然一些公司已经开始重视这个新阶层，但还有很多公司尚未拓宽思路，因而可能错失良机。 不难理解中国城市富裕细分市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消费群体尽管人数仅占城市总人口的1%，但年收入超过10万人民币3（约合12,500美元），且持有5，000亿人民币的资金（几乎占到城市可支配收入的10%4）。他们对全球奢侈品牌有着无穷的渴望，这使得很多在中国的公司可以在不改变产品和业务系统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由于该细分市场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对于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和寻求稳定收入来源的公司来说，为他们提供服务的难度并不大。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帄的提高，企业如果将重点都放在城市富裕消费者身上，可能会错失巨变带来的机遇。未来的20年后，会有更多的人为了提高收入而迁移到中国的城市。尽管这些工薪消费者先前是中国贫穷的一群人，但他们的收入将稳步提高，成为一个新的底大的中产阶层。 尽管奢侈品厂商仅为最富裕的家庭提供服务，但其他类型的公司，尤其是大众消费品的制造商，通过将业务范围涵盖到新崛起的中产阶层，将获得丰厚的利润。未来的中产阶层消费者正是今天的城市劳动者（他们分布在很多城市里，目前仍然相对贫穷）。为这一消费群体服务，企业需要大大改变战略。有远见的公司（如可口可乐和宝洁）已经开始建立针对这一消费群体的业务模式，从他们身上获得利润。 未来的中产阶层 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将使数亿户家庭摆脱贫困的命运。目前，中国77％的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少于2.5万元；根据我们的估计，到2025年，仅有10%的城市家庭年收入将少于2.5万元（图1）。届时，中国的城市家庭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每年的消费能力高达20万亿人民币5。这几乎相当于目前日本的家庭消费总量6。而且这些估计值是根据目前严格管理的汇率水帄得出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中国未来的消费购买力7。
中国中产阶级特征分析 朱周阳 市场营销091 09800150 前言：近几年有一个在海内外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即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新兴阶级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 概念 中产阶级（英文：middle class）是一种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此词常用于专业人士、学者、知识份子，或大企业、公营机构、政府部门的中级管理层，或中小型企业东主，中学、小学、幼稚园校长、教师、社工和护士等。马克思主义将这一阶层称为“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有时也被戏称“夹心阶层”，意即他们既不如上层社会人士般享有巨大财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相对大的社会福利保障，夹在中间。 在社会学中，庞大的中产阶级一直被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界定标准 中产阶级的界定因素随各国有所分别，但是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三个，一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二是职业，三是文化程度。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都倾向于把收入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首要标准。例如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多数可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而拥有自置物业及私家车，亦是中产阶级的象征：而在香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吕大乐说“这（收入）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 中国中产阶级现况 中产阶级的界定：目前在我国，一般而言，无论是时尚传媒还是普通百姓眼中 的“中产阶级”，往往就是与“白领”及“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群体，甚至也有人提出中产阶级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并不是用一个模子打造出来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他们的消费习惯，而且年龄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3 0岁以下的人一般是独生子女，而且受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宠爱。而那些3 0岁以上的人一般经历过困难时期，家里可能都有兄弟姐妹需要接济。以生产高档手表而著名的宇舶公司总裁让-克洛德·比韦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中国，而是十几个中国。这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需求。”而从有关访谈中所获得的材料看，调查对象一般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有这样几类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
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提出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一、单选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为（） A.1.64% B.2.64% C.3.64% D.4.64% 2. 王一鸣教授指出，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A.46.6% B.47.6% C.48.7% D.49.7% 3. 2008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9.8岁 B.69.8岁 C.79.8岁 D.89.8岁 4. 199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多少？ A.8469美元 B.9469美元 C.11469美元
D.21469美元 5.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2001年-2007年，我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为（） A.11.6% B.21.6% C.31.6% D.41.6% 6. 1960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4.2岁 B.64.2岁 C.74.2岁 D.84.2岁 二、多选 ( 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二战以后，下列哪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A.日本 B.韩国 C.新加坡 D.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2.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下列哪些挑战？ A.高储蓄率正在发生调整 B.劳动力成本上升 C.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D.外部需求的增速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 3.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B.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C.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D.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三、判断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王一鸣教授指出，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明显收缩。 正确 错误 2. 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会占全球的14.1%。 正确 错误 3. 王一鸣教授指出，我国由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正确 错误 4. 王一鸣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上世纪90年代比是上升的。 正确 错误 5. 王一鸣教授指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高。 正确 错误 6. 王一鸣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正确
半月谈2020年第21期评论：创新是跨越“陷阱”的 原动力 “十三五”，一幅更为壮阔的发展蓝图承载着我们特别厚重的期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步迈向世界发达国家 行列。 目标宏伟，挑战巨大。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 平后，因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内生动力不足， 社会矛盾凸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这就是国际上通常认定的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直面这个“陷阱”。 放眼世界，贸易规则在升级，经济格局在重构，技术革命在兴起。聚焦中国，经济增长在下行，产业结构在变革，发展动力在转换。何 以解忧?惟有创新。 创新是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也是跨越陷阱的原动力。怎样去进一 步唱响这主旋律，增强这原动力? 培育企业家精神，它是创新的文化引领。 这是一个投资者意识普遍觉醒而又分外浮躁的时期，也是一个企 业家精神特别宝贵而又持续流失的年代。发展转型的历史重任在拷问 中国的每一个企业家—— 我们是自甘于先进的跟风模仿，还是砥砺着自主的创新锋芒?诚然，在企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在市场成长的初级阶段，“山寨”版现象很 难避免，学习型模仿也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当中国制造向着中国 创造挺进之际，模仿之路势必越走越窄。真正的企业家，将会从创新 和探索的风险中握有发展的成功机遇，在激情和胆略的投入中收获市 场的慷慨馈赠。我们是热衷于企业的规模扩张，还是追求着产品的独 一无二?中国的企业家，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排行榜情结，一当与政 府官员的GDP崇拜链接，就会产生追求低成本平面扩张的强烈冲动。
结果呢?风光很可能就是浮云。谁能够在市场凛冽的寒冬中屹然挺立，在金融危机的压抑中笑傲江湖?必定是那些拥有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占领行业的技术制高点的坚守者。他们有甘于寂寞的定力，有百折不回的韧性，有把品质做到极致的专业伦理。就像德国的那些企业，一个个以“质量过剩”为荣，虽然大多隐姓埋名，却也赫然是单打冠军。我们是沉湎于个人的财富积累，还是崇尚着社会的价值创造?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性。但是，往前多走半步就会误入歧途。那些热衷于舍本逐末逃离实业赚取快钱投机套利的企业，行走的终非大道。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有更为高远的视野和境界。为社会增添光彩，让生活更加美好，这将使企业研制的每一款产品、发展的每一步创新，都沉淀下更为厚重的文明进步的价值。 建设包容性制度，它是创新的力量泉源。 包容性制度倡扬的是发展自由。我们常常自得的政府主导业已显现压抑企业创新主体的种种弊端，我们早已娴熟的行政干预也极易带来扭曲市场机制的诸多隐患，更不必讳言其为权贵资本的滋生留下更多机会。还是要坚定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大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正是当下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推动权力清单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型，已是响鼓重槌。当然，要一朝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篱，还显得分外艰难。包容性制度保障的是公平竞争。好的企业并不依赖政府给钱、给优惠政策，而是要求一碗水端平，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打破垄断格局，放宽市场准入，维护竞争秩序，规范产业政策，拆除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保障税负公平，让所有的竞争主体在法治化的同一个轨道上运行，这是企业家的热望，也是企业家的诘问。包容性制度指向的是共享经济。共享则理应是合作的，开放的，多赢的，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创新理念、创新方式和创新路径。今天的企业，在向中高端的转型升级中，尤其注重企业间的联合突围、价值链的整体提升和众筹型的战略投资。今天的政府，也尤其注重在与市场的分工互动中，为企业构筑创新的生态系统、开放的网络体系和公共的服务平台。
中国中产阶层形成面临的困难 中国中产阶层形成面临的困难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于2002-12-17 12:42:36发布）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并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作者认为，如果政府与民争利，随时都想控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想掠夺民众个人财富或其财富掠夺得不到保护，那么中产阶层社会要形成是不可能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该蓝图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人们将面对着许多新的课题。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之重心。由此，最近媒体与学界对中产阶层关注与讨论也就多了。但是从最近不少的讨论来看，人们更多的关注是未来中产阶层社会的意义、结构及对未来社会之影响，关注的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趋向，关注的是中产阶层财富的占有数量及占有方式，关注的是几年后中产阶层可能出现的规模等。一句话，人们关注的是中国未来中产阶层的结果，而不是其形成过程。如果我们要问中国中产阶层如何才能形成？当中有哪些多少约束条件与困难？目前有多少约束条件没有满足？又有哪些困难与问题？这些困难与问题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
解决？中国政府与个人应该做些什么？等等，这可能把问题讨论引入一个新的角度了。因为，如果不能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去找事物真相，寻找其发展内在根据，也就无法找到达成其目标的途径与方法，也就无法把美好的理想转化为生活的现实。步入中产阶层社会过程漫长一般来说，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来看，中产阶层是指社会中所处于中间部分的一个阶层。而这个阶层有人把它看作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当然也有人把中产阶层看作是一种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按照这种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而描述其消费倾向。按照这样的标准，在目前不少发达的国家中，这群人占整个社会总人口的80%。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国，与中产阶层社会的出现应该是相去很远，尽管有中国政府机构就指出，在20xx年，中产阶层就达2亿人，中国也会开始步入中产阶层之社会，但这实际上与13亿人口来比还是太少。而且这种观点是过分乐观了，因为中国步入中产阶层社会并非一蹴而就的，而且是有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即使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得以实现之日，但中产阶层社会也不一定会到来。因为，尽管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飞跃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除了极少数极少数人真的富裕起来之外，中国有多少民众达到了上述所认可的中产阶层的标准呢？别看现在房地产市场与汽车市场是如何风风火火，但是真正能够有能力买房买车的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