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因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实行市场经济。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基础较好，在转型之初人均国民总收入就达
到2000—3000美元，转型之后实行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在南美大陆，智利和乌拉圭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为它们是南美大陆最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展望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个发展阶段
参照世界银行对四个收入组的划分，可以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相应划分和前瞻性预测。对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深入分析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我国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第一阶段是低收入阶段（1978—1998年）。在这一时间段，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820美元，用20年时间从低收入阶段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城镇国企改革，从产权明晰到引入竞争机制，生产力发展潜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释放。
第二阶段是下中等收入阶段（1999—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断加大，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驱动。在这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增长了十几倍；投资率保持高位；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然而，高投入、高增长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增长不可持续的矛盾凸显出来。
第三阶段是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经济增长开始从高速换挡为中高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中高经济增速来推算，我国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步消失，大规模投入受到制约，增长速度减缓，要求尽快提高生产率，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企业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竞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第四阶段是高收入阶段（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必须是技术创新型国家，必须以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泉。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上升至%，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创新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的第一条，提高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新理念和新举措，既着眼于解决我国当前问题，也着眼于实现长期发展。只有认真贯彻这些新理念、新举措，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跨过高收入门槛后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我国在跨过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之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目前，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万美元，而美国已达万美元，卢森堡超过11万美元，跨度很大。对我国来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个目标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谋划“三步走”战略时首次提出的。用人均指标来描述，中等发达国家大约相当于2015年韩国所达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万美元的水平。如果按照中等增长速度，剔除价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万—万美元（2015年价格）。这是我国经济将经历的又一重要阶段，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和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尽管将迎来更大的挑战，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目标。从前述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首先，从欧美发达国家所显示的经验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每年对此投入巨大。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推动创新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创新驱动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检验。越是在高收入阶段，越需要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二战后两批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重要经验分别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两条正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经验。其中，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条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这两条基本经验依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释放经济潜力、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努力增强软实力。软实力属于“无形要素”，在高收入阶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有形要素。增强软实力的途径主要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现在起就应加倍重视，将其作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石。要通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使我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还要强、还要硬。（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
刘世锦：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06月12日 06:11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刘世锦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侧改革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人民观察）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重要转变，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于是，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多了起来。这个问题应放在长期增长框架下并在国际比较中加以分析。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
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对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的行业，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起，防
止出现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把资源尽可能引导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应乘势前进，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开前门”，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要求的长效机制。应给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基层试验可以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李迅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靠投资
2016年05月21日 13:33来源：凤凰财经综合作者：李迅雷，2015年天津的名义GDP为16538万亿，常住人口为万人，因此，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应该为万元，折合美元为万元（按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下同），这已经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12,616美元以上）。不仅如此，天津作为直辖市，这些年来它的人均GDP水平一直高于北京和上海，成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人均GDP水平第一的行政区域。我感兴趣的是，当人均GDP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线之后，是否意味着居民是生活水平也达到高收入国家居民的类似水平，是否意味着该区域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注人均GDP增长与收入不匹配现象
为何世界银行把人均国民收入（GNI）作为衡量一个收入水平高低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不是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等同于是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由于中国的GDP与GNP相差极小，故可以用人均GDP来替代GNP（或GNI）。或许人均GDP更容易获得和进行比较的缘故，但是，通过比较天津与其他直辖市和各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发现天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增长不匹配。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还低于浙江、江苏。
如2015年浙江城镇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上海%，但天津只有%，与前者竟然差20%左右。
天津作为人均GDP最高的大城市，为何人均可支配收入会远低于上海，甚至包括农村人口较多的浙江、江苏等省呢？是否居民收入水平被低估了？最近蚂蚁金融根据他们
统计的居民网络消费数据，也发现了天津在网络消费的人均水平上明显低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海南、福建、广东，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前七个省市的消费权重较大）。
因为网络销售的数据可以通过支付宝等交易和结算数据来获得，相对真实可靠，统计简便，看来还得承认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呢？我觉得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可能与产业结构有关。天津的第三产业占比才52%，比全国平均水平只高两个百分点，而且还是2015年首次超过50%，而上海和北京都在70%左右的水平了。说明天津的服务业占比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是偏低。
第二，与民营经济不发达有关，统计显示，2015年GDP的贡献比例中，民营经济只占4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整体利润水平下滑，出现负增长，这也会导致国企员工的总体收入水平难以提升。
第三，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传统产业占比估计较高，故也面临产能过剩或盈利增速下行的问题。尽管天津也有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等，但目前看，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大，如天津的统计公报说，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公报中，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或许这两个指标的涵盖范围不同，但不改变结论。
事实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低是普遍现象，不只是天津特例。因此，天津是可以作为一个较典型的案例，来说明全国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缺陷。
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消费不足
我们一直说中国需要结构调整或结构性改革，我觉得，中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是创新驱动不足，也不是产业结构问题，而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大。如2015年全球各国的最终消费/GDP平均水平大约为70%左右，其中美国%、日本%，但中国只有%。
一般的解释是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但是，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居民储蓄率当然也是偏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养老及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所致，此外，还有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高储蓄假象。
消费不足更主要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如201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但美国2014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彼此相差达26个百分点。为何差距会那么大呢？这可以从GDP的构成中找原因。
GDP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项是劳动者报酬，也就是全体劳动者的全部税前收入，包括工资、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个人所得税。第二项是生产税净额，即政府在生产过程中收取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第三项是固定资产折旧，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本。第四项是营业盈余，主要是企业的税前利润，包括企业所得税。从中可以发现，折旧、税收、社会和其他福利支出提高虽不会影响GDP总量，但会对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直接的影响是政府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的年均增速要大大快于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非税收入中，中国的社会保险远高于美国，如美国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不高，只有名义工资的%。。中国企业在缴纳的“五险一金”中，企业需最低投入个人工资的35%，个人最低需缴纳个人工资的16%。如2015年天津用人单位和职工社保缴费基数最低和最高标准分别上调到2812元（涨11%）和14058元（涨10%）。这意味着，即便月工资不到2000元，企业和员工也得按照2812元的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社保。另外还要扣除住房公积金，比例各个城市不同，但天津、北京等较高。
那么，为何浙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要超出全国水平13个百分点呢？我们可以把可支配收入进行细分，根据统计局数据，2014年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收入接近6000元，高居全国之首，是天津的两倍多。说明浙江的民营经济发达，财源广进，同时，也不排除存在避税和逃税现象。
从网上消费水平看，尽管浙江的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五，但网销水平排第三；江苏人均GDP排第三，但网销水平排第四。此外，福建、海南的网销水平也明显超过它们的人均GDP水平。如果在将网络消费的产品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天津在享受型网销的排名竟然在第12名，这充分说明，GDP的高增长和人均GDP步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后，不意味着消费一定能升级。
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减税和降低五险一金的缴纳比重，否则的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很难提高，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有限。但可悲的是，尽管社会缴纳比例很高，但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却依然很大，这就是长期存在的所谓两难，随
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估计这些问题都绕不过去，如果不通过税制改革来推进，今后还会变为三难或四难。
靠投资稳增长后患递增
全球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能得到相应提升。因此，中国也十分在意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很少有国家把GDP增速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确实也略快于GDP增速，尽管总体跑输GDP，但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消费对GDP的贡献过小，却是不争的事实。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GDP只是诸多经济数据中的一种体现。但如果把GDP这个数据当成了目标，那么，很多经济政策，就会围着这个目标转，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可以提高GDP数据的捷径。其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条最具有操作和操控性的路径。
因此，我在作GDP三大构成的国别比较时，发现中国在2011-1014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印度2014年的水平为32%，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罗斯20%，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22%，中国的资本形成占比要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
2015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亿元，比上年增长%，占GDP比重达到83%，如果按名义GDP增速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这一假设演绎下去，那么，到202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超过GDP总额了。因此，这种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会带来债务的不断上升和产能过剩，是持续不下去的，实际上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仍以天津为例。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水平为万亿，理论上早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圈子里，但天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折算为美元，只有4435美元。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都要占人均GDP的70%左右，假设高收入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线为60%，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8200美元才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么，天津就差远了。
如按此作为高收入国家标准（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53300人民币或8200美元），那么，迄今为止中国包括尚无一个省市能够达到这一标准，包括上海、北京或深圳。如果再按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70%这一全球平均水平来衡量，则中国最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离高收入国家相距更远了。
2015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为79%，与全国平均83%的水平比较接近，说明天津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较高。而重庆的投资占比更高，超过90%，因此，我一直怀疑，这种严重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结局恐怕很难乐观。相比之下，上海、北京、深圳这些年来的投资增速不高，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这三个城市的投资占比与全球水平接近，这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体现。
如果单看数据，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2616美元的城市据说已经有42个了。但如果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来看，我认为一个都没有。其实，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用数据检验，单凭感觉就可以了，如果你到那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去转转的话。不过，从今后的发展势头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200美元的城市还是会有不少，我估计在2018年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这五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8200美元（考虑贬值因素），成为全球的“高收入地区”。其他的城市在2020年前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如苏州、嘉兴、宁波等。
但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不仅人均可支配收入要超过8200美元还很遥远，而且，人均GDP的增长到了2020年之后也很难持续，这是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对投资的高度依赖、产能过剩压力和债务的增长等问题在加重，还存在经济的此消彼长关系，即优质资源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的因素。因为富裕总是以贫困为代价，发达总是以落后为代价，全球如此，一国之内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为何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20%的原因所在。在中国，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不依赖投资并成功转型的大城市很少，而像天津、重庆那样对投资高度依赖的省市比比皆是。人民日报权威人士两次提到中国经济分化问题，认为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当务之急，但即便推进非常顺利，要根本改变目前的经济结构，也需要较长时间，尤其是对投资的高度依赖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货币规模高增长问题，今后三五年内恐怕很难遏制住了。
几点解释说明
本文中所引述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官方统计机构，二是国内民间机构，三是国际经济组织。就数据的真实性而言，民间机构最为真实，但代表性如何尚待观察；官方机构及国际组织所发布的国内数据，均有可能存在偏差，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资本形成等数据可能存在高估，最终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存在低估（见《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2012）。
尽管存在偏差现象或代表性不足问题，但根据经验观察，偏离度均不大，不会影响结论，甚至对结论的精准度影响也不会很大。本文限于篇幅和讨论方便，就不再就引用数据的准确性问题再进行讨论。
一国经济体是一个大系统，它的发展和崛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条件，各大经济体之间的发展不是共赢关系，而是替代关系。比如，网络销售的崛起，并不是给中国的消费水平带来新的增量，而是导致了不少超市的关闭。有人甚至认为，网销导致了社会实物消费总需求的减少，因为信息共享、营销精准，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2015年杭州的信息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23%，使得杭州成为继北京、上海和深圳之后，第四大信息和民间金融中心。在网络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赢者通吃是一大特征，继续依赖投资这一传统增长模式地区，前景堪忧。
发展经济无捷径，尤其是泱泱大国，所谓弯道超车、跨越式增长，只适用于小国或小地区。经济结构均衡发展非常重要，片面追求某几个发展指标，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大跃进时代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值得反思。
【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经济导刊 11 2011 / 04碰 撞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 表现特征与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 【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刘 波 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 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诱因 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 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2.48%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
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现代化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如果发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开始危及生存，政府“维稳”成本不堪重负，送礼性出口已经成为拐杖，用脚投票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现代化陷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病根在原始积累起步阶段就存在了，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设计这个陷阱的人们，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陷入了这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用少数人的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让少数低素质的人在短期内暴富的现代化陷阱。这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片面依赖国际市场甚至成为不挂牌的经济殖民地，难以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不断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国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周期都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只不过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阶段长短有所不同。没有特殊机缘，一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阶段性的收入增长缓慢状态。这就像“五十肩”一样，人在50岁左右大多都会患肩周炎，治或不治都迟早会痊愈。而人们所描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收入陷阱，只有道路陷阱。走错了路，不能怪坐骑，是人们的脑袋有问题，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不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国情，如不改弦更张，只会愈陷愈深。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中等收入阶段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个国家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剧烈地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正是如此，人们的月收入从几十元上升到几千元，总共用了不到30年。其实，认真分析这种速度的成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原来的基数太低，翻着番的速度前进所达到的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的1/2，如果扣除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现在收入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绝对额与前一个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
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提出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