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案及思考
田丽韫宋子良李琢颖
【内容提要】巴尔的摩案是美国科学界发生的与科学不端行为有关的一个著名案例。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审查及定案中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还惊动了政府部门和经济情报局，由此也引发了科学界对政府参与的种种看法。调查科学不端行为的机构ORI也因在这项案件调查中的失败而面临种种困境。本文对这一案件的经过作了描述，并就其中有关的争论和思考提出了看法。
【关键词】巴尔的摩案/争论/思考
【正文】
科学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悲剧可以说是轰动科学界的“巴尔的摩（Baltimore）案”。从1986至1996年，长达十年之久才得以解决，甚至美国国会也卷入了这一案件的审查，给有关人员和部门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从整个案件几经反复及最后的澄清，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认识，而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又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1.十年之争的“巴尔的摩”案
“巴尔的摩”案起因于1986年美国《Cell》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文章[1]。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发现：小鼠自身的抗体基因在导入的外源体基因的影响下，会效法外源基因已重排的结构进行表达。该文署名作者为Imanishi—Kari、David Baltimore等四人。该论文发表一月后，即1986年5月，Imanishi—Kari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O'Toole偶然查看了Kari的实验笔记，发现论文中的一些数据与试验数据不符，甚至有些关键性试验根本就不曾做过[2]。O'Toole于是向正准备聘用Kari的Tufts大学提出疑问，Tufts大学组织了以生物学家Henry Wortis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1986年6月Kari所在大学MIT 又让Eisen教授对此事件进行审查。Tufts大学和MIT的审查结论是：论文中可能存在一些小错误但没有作伪迹象[3]。O'Toole认为，既然发表的论文有不正确之处，编辑部应该撤消论文。但论文作者之一，1974年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当时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Baltimore认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拒绝撤回论文。尽管Baltimore 自己从没有被指控有不端行为，但他对Kari的竭力保护使该案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Baltimore案”。
Walter Stewart 和Ned Feder的介入使得对该论文的争论变得引人注目。Walter Stewart和Feder是NIH中以调查科学不端行为案件著称的两名研究人员，他们对O’Toole所提及的17 页实验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Kari 的实验记录与原文中关键论断相抵触，并由此怀疑Imanish-Kari在实验中有作伪行为并通知了NIH官方[4]。NIH开始正式受理此案，并于1987年5月开始了第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只发现论文中存在有需要更改的错误，但没有“欺骗、不端行为、数据操作或严重的概念错误”[5]。1987年9月，Stewart和Feder被获准发表他们对《Cell》杂志上那篇论文的分析结果，提出Kari的实验记录与文中关键论断相抵触。但接下来的一年，《Cell》、《Science》和《Nature 》等杂志都拒绝发表W.Stewart和Feder的文章。1988年4月，众议院针对Tuffs 和MIT 对Kari 调查结果的反映，以商业能源调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派议员John Dingell为首的国会调查小组出面召开了二次听证会，会上批评论文作者过分夸大了用于区分内源基因和转基因的BET-1试剂的特性，论文的两个图表中也有错误，并对Baltimore进行了近8个小时的盘问。事后Baltimore发表了一封“致亲爱的同事”的信，攻击Dingell对此案件的介入[6]。在信中，Baltimore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作者显示出有欺骗倾向，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以被认为是不端行为。这显然是为Kari辩
护。国会议员Dingell 对美国科学界的“自我监督”政策一直持特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决心要把事件搞个水落石出。1988年7月Dingell调阅了Kari的实验室记录，并把它交给经济情报局作进一步的分析。受国会和NIH共同委托来参与此案件分析的经济情报局经过7 个月的调查，认为Kari的标注日期为1984年的笔记记录有可能是1986年才准备的，而且在一本关键实验室笔记记录中有20％的内容值得怀疑！1988 年11 月，Baltimore和Kari在《Cell》杂志上发表一则更正，说原文中对BET-1这种关键试剂的特性有点“夸大其辞”[7]。
1989年4月，在经济情报局得出上述结论的基础上，NIH决定重新开始一次调查，由刚成立的科学求实办公室（OSI）负责此事[8]。NIH 主任Wyngaarden解释了重新调查的原因：O'Toole 对提交的用于审查的论文中的数据提出疑问，尤其说稀释物数据中的一个数据根本就不存在。1989年5月，Dingell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听证会，Dingell 声明其目的不仅是指明文章结论正确与否，而是要考验科学界能否监控自己的事务。在NIH的要求下，Baltimore 和Kari在《Cell》杂志上公布了第二次更正，并给出关于BET- 1 试剂特性的另外一些数据。1989 年夏天，Baltimore在《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一杂志上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在该事件上的立场，并攻击Steward、Feder和Dingell 这些委员会成员对此事件进行的毫无保障的干涉。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这场调查所造成的悲伤结果并不能证明什么，那就表明那些无知的和怀有恶意的外行并不能有效地检查科学活动的进程”[9]。
1990年5月，Dingell主持第四次听证会，联邦经济情报局调查员指出，Kari的实验记录和声称的实验“在时间上不是同时发生的”，并对第二次更改内容表示怀疑[10]。NIH第二次调查的草案报告也于1991 年3月公布，并推翻了前次报告的结论，声称发现有“严重的科学越轨行为”，其中包括伪造数据。国会委员会成员Dingell随即宣布，计划在5月份举行第五次听证会，把重点放在“谁－知道－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上[11]。1991年3月，Baltimore 声明他将收回发表在《Cell》杂志上的那篇论文，并于1991年12月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但他希望能在大学的AIDs研究所作为一名教授以便继续自己的研究[12]。
NIH草案报告公布不久，巴尔的摩市的美国司法部开始着手自己的调查，至1992年1月，他们决定不对Kari起诉，理由是科学争端的复杂性及很难定论Kari是否有欺骗倾向。此时NIH的科学求实办公室（OSI）迁至下属于HHS的一个新位置并更名为ORI（the Office of ResearchIntegrity）。随后该机构派出由基因学家Barbara Williams、统计学家James Mesimann和血清学家John Pahlberg 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ORI小组成员花费两年时间对Baltimore案件进行再研究，得出与ORI 在1991年3月的草案报告相类似的结论：“Kari 不仅在报告结果的关键部分作伪，而且伪造支持他最初结论的数据”。ORI 的结论主要来自经济情报局的分析结果，经济情报局对Kari实验报告用纸的颜色、笔迹、打印铅字及墨水类型等作了全面的法学分析，结论认为：其中一些数据产生于实验以前，一些数据又是实验后补充的，也即认为数据产生时间和实验实施时间不一致[13]。但经济情报局随即又宣称，他们在分析此类复杂案件时，没有任何先前的经验可资借鉴。ORI 又进一步作了统计分析，发现Kari的实验数据缺乏随机性，因而认为存在欺骗倾向。ORI 又认为Kari为掩盖她的作假行为还编造了一些数据[14]。基于这种认识，1994年HHS决定对Kari处以处罚，其中最严厉的是Kari 十年内不得接受联邦政府的基金资助[15]。
事件至此远未结束。处罚决定宣布后，Kari告诉《Science 》杂志说，她没有篡改实验结果，她实验室的任何人都没有这种行为。并申请上诉，聘请Joseph Onek为律师。案件由HHS
派出三人申诉小组继续调查，调查的重点放在美国经济情报局所获得的法学证据上，这些证据是ORI指控Kari有不端行为的主要依据。1995年夏天，申诉调查小组进行一次为期六周的听证会，翻阅了数千份的声明，研究了前几次的调查记录。并给予Kari第一次面陈和盘问起诉者的机会。审讯程序的重点放在1986年《Cell》论文上。审查人员第五次对这
些数据进行审查。这次接受Kari上诉并负责调查的是HHS的两个律师Cecilia Sparks
Ford 、Judith Ballard，以及血清学家Julius Youger（他是Pittsburgh医学院的荣誉教授）。Kari曾声称她是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ORI根据经济情报局的法学报告指出，Kari用一个以前实验用过的防辐射磁带来伪造结果。ORI还强调，磁带与别的笔记在颜色、字体和从别的研究员1981年和1982年笔记中的磁带墨迹不相一致。而申诉调查小组在调查中就漠视这种巧合，认为诸如此类的ORI分析结果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指出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更换了打印色带，而经济情报局在分析时有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些情况[16]。此外，在审阅了Kari的实验室笔记上的数据后，申诉调查小组还认为，ORI 没有从别的研究员那儿检查充分的笔记以建立一个正常的关于Kari欺骗的判决。针对ORI 从统计分析发现的一系列数据都不是随机性的，因而“有可能是伪造”的结论，申诉小组也提出了他们的疑问：一般说来，ORI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别的分析技术可能会导致与此不同的结论。申诉调查小组最后拒绝了所有的统计和法学分析结论，认为没有什么独立的可信服的证据能证明Kari有欺骗行为。申诉调查小组还宣称，大多数有争议的数据都不包括在《Cell》论文中或者错误“非常微小”。他们强烈地批评了政府对案件的参与，并对O'Toole的记忆和她处事的客观性有所怀疑，还暗示经济情报局的客观性是处于Dingell委员会的威胁之下的[17]。
经过申诉调查小组的重新内调查，1996年9月，即该案件被指控十年之后，终于由DHHS 宣布该事件告一段落，并为Kari洗脱罪名，决定对Kari不给予“任何惩罚”、“不采取任何行政措施”[18]。至此，这场拖延了十年、复杂而且棘手的案件终于宣告结束。目前Kari 已在Tufts大学的病理系任助理研究员，Baltimore 也将领导一个NIH 基金资助的AIDs疫苗小组。只是他对接受这项工作还有点犹豫，因为1997年11月份国内大选中，如果民主党派占优势，Dingell 将有可能再一次组织委员会监督科学越轨行为，那时Baltimore 在接受这项工作之前不得不与Dingell达成协调和理解。
2.由Baltimore案引发的思考
1、对于科学界的争端，行政是否应该参与
邓小平曾就刘亚光事件说过，科学界的争论应该由科学家自己解决，不要进行行政干预。回顾Baltimore案的始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会的参与。国会议员John Dingell领导下的调查委员会对该案件进行了四次听证会，也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反映：科学界人士对他们的介入是不满的，其中包括对科学争端超出科学界本身控制范围的一种担忧。Baltimore就曾以科学的自主性为由阻碍国会的调查，声称“国会办公大楼不是决定科学真伪的场所”，“由此，科学争论将会变成一种政治迫害”。“Dingell他们不该涉及一个他们永远无法通晓的领域”[ 19]MIT的Phillip Sharp在为反对调查委员会的行动而寻求帮助时，发出一封致“亲爱的同志”的信[ 20] 。信中说，调查委员会“决定与Baltimore和其他几位合作者辩论，这对我们有一种严肃的暗示”。随后，他又说，对实验室研究的过份调查将会毁掉这个国家的科学。NIH主任Wyngaarden小心谨慎的话语中也包含担忧，即议会调查可能会抓住论文中的一些错误作为严重科学越轨行为的证据，并以此来攻击科学家管制他的同事的能力。可见科学界人士对国会的介入是极其不满的。但以John Dingell 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全力支持国会的介入。他认为，NIH在Baltimore案中的表现应该看作对他们处理科学问题能力的一种决定性尝试。这种鲜明的观点分歧在听证会上暴露无疑：会议开始前，等候在外的是一些从美国各地赶来的著名科学家，他们主要是给论文作者，尤其Baltimore提供支持的。里面则是经济情报局的法学专家们，他们相信证据，从那些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图片和实验室笔记中他们判定Kari有罪。
该如何看待国会作为一种行政力量的干预呢？从行政力量介入后案件的实施过程看，利弊都有。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力量介入时主观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杜绝、防范科学不端
行为，是为了对纳税人负责。这一点科学家Baltimore也承认。1991年，在OSI 经过调查宣布Imanishi-Kari有严重越轨行为后，Baltimore公开发表一封道歉信，声称很“感谢政府所扮演的科学研究资助者的角色，并尊重它为保护公共利益所履行的职责。科学研究需要一个良好的自由环境，正因为公众的支持转变为政府资金支持，科学家才能把知识运用到实用领域”。他还强调政府对联邦基金项目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其次，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又有助于对事实真相的澄清。因为行政力量拥有比科学界大得多的权利，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把调查做深做细。如Baltimore 案中第二、三次听证会对争议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揭示，而且调查了被NIH 所忽略的某些方面，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第三，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无疑也可以对揭发人进行强有力的保护。Dingell 在听证会上的开场白中就明确强调“要保护那些有勇气站出来的揭发者”。当O'Toole 揭发了Imanishi-Kari的科学不端行为后，也的确存在保护问题，那时她得不到任何介绍信，也失去了工作，得不到免疫界任何人的支持。保护象O'Toole这样的揭发人无疑是有助于净化科学道德的。1996年7月我们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的调查结果也证明需要对揭发者进行保护。这次调查中有一项是请被调查者回答：“揭发者是否得到了保护”。结果，57％的院士认为，揭发者很难得到保护。第四，借助行政力量可以实现学术团体无法实现的快捷。Dingell于1988年7月从NIH 借来了Walter Steward和Ned Feder，他们是NIH研究蜗牛神经系统的研究员，也是调查科学越轨案例的职业战斗者，只有行政力量才能实现这种调动。Dingell把他们借入国会调查委员会，而让NIH继续支付他们的薪金。这样不仅把他们置于影响调查的有力地位，而且可以防止NIH 的报复。国会与NIH又共同委托经济情报局对Kari的实验记录进行法学分析。这样的安排也只有依靠行政力量才能实现。
但行政力量毕竟不同于科学界，对于科学来说，他们往往是外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与科学界不同的方法调查此类问题。加上他们不熟悉研究过程，很难象科学家那样一针见血地看出症结所在。这样常常有违初衷，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在Baltimore案中，国会同NIH 共同委托经济情报局对Kari的记录进行法学分析，而Kari所进行的实验属于科学前沿问题，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全过程的难重复性，但经济情报局只能对其打印铅字、墨迹、磁带等进行法学分析，并与从别处得来的笔记进行比较，以确定数据是何时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处理过象分析50个数据的笔记这样复杂而庞大的任务，没经验可言，对一些过程的分析有错误是必然的。而Dingell 却以这次分析结果为依据草率地得出了结论，其结果就可想而知。而且更有甚者，为了使工作量尽量减少，经济情报局“只以Dingell的工作人员来决定结果的科学意义”，因而他们在作法学分析时并不是完全从客观事实出发，其中主观的外界干扰影响了分析过程。正如一位NIH 官员所担忧的：国会的所作所为使得经济情报局把注意力放在他们每次想看到的结果上，在选择随机性事件和继续审查方面没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分析，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在给经济情报局的分析结果提供方向。
总之，该如何看待行政力量的介入，可能仍然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不妨把科学工作者和政府的关系比喻为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子女的成长需要父母的资助和引导，甚至监督，但子女和父母之间会有一定的代沟存在，子女有些观点和想法是父母无法接受的，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成长环境下。父母和子女的恰当关系应该是：父母可以对子女加以引导，但却不应该过度加以干涉，以免造成对子女感情和心理的伤害。与此类似，政府为科学工作者提供资金和良好环境，科学工作者要对政府负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但政府若依此对科学界的争端给予过分干预，也会给科学研究和科学工作者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和伤害。
2、署名作者及其应负的责任问题
在Baltimore案中，Baltimore是论文的署名作者之一，但在案件审查中，他申辩说，他对Kari的实验知之甚少，对O'Toole 揭发的“未曾做过的实验”之事，亦一无所知。问题是明显
的，Baltimore 并未参加研究的过程，他只是一个署名作者。若再严格地检查该案件，至少可以看到Baltimore有四处背离科学传统标准之处：（1）出版前，他没有严格检查数据的质量和充分性；（2）在受到批评后，他没有重新审查数据，并报道可能出现的错误；（3）攻击批评此事的人，并阻拦检查结果的公布；（4）没有根据结论进行进一步检测。这说明，作为一名作者在案发后他没有尽到一个作者的责任，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挂名作者。Baltimore有资格在论文上署名吗？
众所周知，只有付出劳动才能获得合著权。所谓付出劳动是指阅读过文献，具体做过实验，分析过实验，分析过资料，提出过理论，或撰写过论文。付出了这些劳动才能使署名者有能力面对严格的同行检验和答辩。如果只是对论文以旁注或只做了更无关紧要的贡献，充其量也只能写进致谢语中而不能作为作者出现。显然，Baltimore 在论文上署名是不合适的。那么，作为一位署名作者，Baltimore 又该负何种责任呢？
Baltimore曾在第二次听证会上声明，把对数据可靠性的检查留给别人去做，甚至还建议国会提供重复实验，让科学界和有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来最终证明有争议的数据及其他结论的正确与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这是在责任面前的退却！因为当读者发现某一文章的可疑之处时，原始作者责无旁贷应该自己去检查。他们比外人更清楚事情的过程。自己应对自己所做工作的精确性负全部责任，谁都无权象Baltimore 那样，试图依靠别人来检查自己文章中的问题。这就是论文署名作者应该负的直接责任。可以设想，如果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作为一种惯例被科学界所接受的话，将会对科学工作产生十分严重的腐蚀。而且如果出现在科学文献上的数据都需要由别人或政府来进一步检验以确定其可靠性的话，那么人们在使用这些公开发表的数据进行实验前将不得不重复实验。发表论文还有什么意义！
3、科学管理机制需要不断加强与完善
从整个Baltimore案的发展过程来看，科学界对国会的参与极为不满，认为国会不是决定科学真伪的场所。而在NIH 下专门为处理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而设立的调查机构ORI 经过两次调查失败后（另一起是93年对AIDS研究人员Mikulas Popuc的判定。）也使得人们对它的办事效率和能力产生了怀疑。一些调查人员认为这种调查机制处于麻烦之中并需要修正。在Baltimore案中，从Tufts大学的调查到ORI、国会、OSI的参与直到后来DHHS的重新审查及定案，反反复复历经十年有余，而十年后案件已由一起关于科研成果真伪的调查变成了纯粹对科研人员是非标准的评定。正如有人所说“现行制度已被破坏，它变成了律师之间的游戏”。Baltimore也认为ORI应重新组建以便给被控告者一个公正的权利。由此可见，依靠这种外部的强制及调查机制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建立科学界诸如ORI 之类的科学外部机制固然对不端行为的防范有一定作用，但它对一些象Kari所进行的过程无法重复的前沿问题实验，单凭一些数据和别人提供的线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样调查的结果只是浪费科学家的时间，浪费金钱。因而科学管理外部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Tufts大学和MIT先后组织的调查均发现论文中有需要更改的错误。随后的几次调查也都证明论文中有不少错误，可见论文在发表前就没能得到很好的审查。当发表后的论文受到控告后，调查人员根据O'Toole的建议要求查看Kari的原始数据和实验室记录，发现记录混乱，这无疑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因而，加强原始数据的管理，研究阶段原始数据的记录与保管是十分重要的，它既是将来调查的依据，又是成果的原始材料。在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上应加强防范措施，制定详细的制度记录、管理、查询办法，使科学研究内部形成一个较严密的机制。
整个案件是由O'Toole对《cell》论文提出疑问而引发起来的，从整个调查过程来看她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提出合作者的错误或可能有欺骗性的怀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和道德义务。而O'Toole在揭露Kari时却倍受冷落和压制，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这同样是不正常的，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管理机构应建立专门的处理程序。这种程序即要给被告者平等的权利，同时也要注意到保护控告者。
总而言之，不管是从科学管理机制的内部和外部机制看，Baltimore 案已表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从揭发人O'Toole事后的遭遇看，也表明科学管理机制存在不完善之处。如果再考虑到扩大科学界自我约束的权利，尽量减少外界干预这一点的话，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科学管理机制了。
收稿日期：1999年1月13日
【责任编辑】王大明
【参考文献】
[1][2][3][4]Science,Vol240 P.386.
[5]Nature,Vol337 P.490.
[6][7][9]Nature, Vol351 9 May 1991.
[8][10][19][20]Nature, Vol337 P.490.
[11]Nature, Vol352 9 May 1991.
[12]Nature, Vol354 P341.
[13][14][15]Science, November 1994.
[16]Science, Vol272 P1865.
[17][18]Science, Vol273 P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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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 概况： Baltimore，巴尔的摩市，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美国大西洋沿岸重要海港城市。 巴尔的摩：位于切萨皮克湾顶端的西侧，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仅有60多公里，港区就在帕塔帕斯科河的出海口附近。从这里经过海湾出海到辽阔的大西洋还有250公里的航程，但由于港口附近自然条件优越，切萨皮克湾又宽广，航道很深，万吨级远洋轮可直接驶入巴尔的摩港区。这个港口属于马里兰州，向来是美国五大湖区、中央盆地与大西洋上联系的一个重要出海口。 空间组织： 突出以水为主题的设计概念，以环绕水面的宽大的游步道为纽带，连接内港的各项活动场所。滨水高层建筑群构成骨架，水成为活跃区的血液，游步道成为串联衔接的脉搏。 滨水景观作为自然系统和人工建设系 统交融的城市开放空间,其生态性对保持 城市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巴尔的摩的水岸线和水面形成独特的 美感，与城市空间肌理向吻合。 在滨水景观通常会把临水空间作为 造景的重点来表现水体形态的变幻莫 测。夜景下的巴尔的摩内港，可以很明 显的看到水景和灯光陆景交相辉映，映 出动人的景色。营造的亲水体验和良好 的景观视野。
从这张图中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巴尔的摩滨水景观的水岸线。巴尔的摩滨水景观设计中遵循了滨水的设计的主要原则。创造了一个具有多种功能、多种用途、多种结构的开放空间系统。巴尔的摩水岸线极具变化，营造具有特色空间特点和良好可达性的滨水景观。 巴尔的摩的亲水平台和水面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整体即带给一种现代的风格但是却又不失一种自然和亲近的感觉。成为了整个滨水景观的亮点，让人亲近水面感受自然。
苏塞公园 概况： 1979年，79年，巴黎北面的塞纳一圣德尼省组织了苏塞公园的方案竞赛，要求在城市边缘的农田上兴建一处面积达200hm2的大型郊野公园，为市民提供一个以植物群落为主的自然游憩环境。园址地形平坦，一览无余，已有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条高压电线、水塔、高速公路、铁路线和一个郊区快速列车站。 地域： 苏塞公园坐落在巴黎城市近郊的法兰西平原上,公园的原址曾为麦田,土壤肥沃,地势平坦,一览无余,地块周边是以大片耕地和水面为主的自然景观,园址上还有萨维涅湖以及名为苏塞和卢瓦都的两条小溪流过。 当地居民希望在这里兴建成一片拥有美丽植被的森林公园。农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种植小麦，形成以田野为主乡村风貌。所以最后就确定下保留场地原有风貌的原则，不要轻易改变植被的原貌和场地的肌理。 虽然没有很大的高差地形变化，但是合理的分区，有机的处理和整理各种小部分景观的关系。将公园和人们生活区域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 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 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
从彭宇案看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进行证明，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举证证明义务的人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对于证明责任分配，我国《民事诉 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民事证据规定》在借鉴 规范说的同事，也考虑到了某些类型案件和特殊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作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包括举证责任倒置，而举证责任倒置一般仅 限于特殊侵权行为。 “彭宇案”中，原告徐老太太诉称被告彭宇撞倒了自己，她就应举证证明侵 权的4个要件。据悉，从一审法庭的证据来看，主要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 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徐老太太的陈述是被告将其撞倒在地致伤；彭宇的 陈述是他没有与原告相撞，他只是做好事。对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的主要 内容为：彭称其没有撞倒徐，但其本人被徐撞到了。但是原始的讯问材料没有 找到。除此之外，事故发生后，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案件诉至一审法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 陈述，该陈述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 仅凭以上证据，原告不能证明自己被彭宇撞倒过，而现有证据又不能排除 彭宇撞倒原告的可能性，案件事实实际上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中。此时法官完 全可以依据证明责任判定原告徐老太太败诉。 法官判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倒置证明责任，由彭宇证明他没有侵权，但是 这个案件完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所以不应该责任倒置。 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官的判决书书写不妥当，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法 则就是“这个社会好人少”。一审判决书两处事实推定的词语，如“情理”以 及“日常生活经验”等，实际上是法官对于社会生活经验的抽象，即是本案事 实推定的经验法则。我认为，裁判文书是非常正式的文件，应当宣扬的是社会 正能量，而不是根据负面心理判决案件，所以，我不认同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 法则。
1787年美国宪法民主性基础的缺失 了解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当选”终身大总统是对国会议员实施暴力威慑的产物。然而，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被许多西方法学家称赞为“象征着自由、正义、平等”的美国宪法，在当初批准生效的过程中也不乏暴力的干预。 在1787年5月到9月，4个月的时间里，制宪会议代表经过对弗吉尼亚方案、新泽西方案和康涅狄格妥协案的激烈讨论之后，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该宪法既坚持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又对诸多事务如国会议席分配原则、奴隶制和商业管理权等问题做出了妥协。其文本的最后一条规定：“经九个州会议的批准，即足以使本宪法在各批准州成立生效。”也就是说，费城会议代表签署这个宪法文本，并未使其产生法律效力。至少要得到9个州的批准会议的批准，才是该宪法文本成立生效的必要条件。虽然宪法文本最后一条继续写道：“本宪法……经出席各州在制宪会议上一致同意后制定。我们谨在此签名作证”，但事实上并非如其所言的那样“各州一致”同意。弗吉尼亚州代表伦道夫和梅森，以及马萨诸塞州代表格雷，都拒绝了签字。而宪法要提交到这些州进行批准，其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就宪法批准与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联邦党人坚信，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必将削弱、甚至摧毁各州的主权；统治权力的贵族体制化将会对社会下层人群的利益主张视而不见；最终，个人的自由将得不到适合的保护。 在这种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就宪法批准与否展开论争的背景下，制宪者们（很多是联邦党人）就急于要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关在其休会之前成立宪法批准会议。而宾州方面的反对者表示，由于宪法并未公之于众，所以还得慢慢来，不要急。为了阻止联邦党人的联盟者采取行动，19个激进的州议员实施了拖延战略，即通过在议会中放弃投票权的方式，阻止州议会形成法定人数以表决召集宪法批准会议。但是，当纽约传来消息说老国会（根据邦联条款设立于纽约的国会）号召各州选举代表组成其各自的宪法批准会议时，拖延战略就在联邦党人转而采取的暴力行动面前黯然失色了。联邦党人抓住了一些反对者，强制将其拖进州议会大厦，以达到表决的法定人数。（Richard Hofstadter，William Miller，Daniel Aaron，The United States－The History of A Republic? Prentice－Hall?1967，P179）杰瑞弗雷西尔则更为详细地转述了查尔斯密的考察：一群联邦党人暴徒冲进了（持反对意见的）较为激进的两个议员的家中，将其拖出，经过费城的数条街道而进入州议会大厦中。他们（被劫持者）衣衫褴褛，脸色苍白而面带怒气。其中一个议员试图逃脱，却被阻挡在了门口。（Jerry Fresia，Toward an American Revolution－Exposing the Constitution ＆ Other Illusions，South End Press，1988，P64）与此同时，一群新宪法的支持者在费城的大街上转来转去，到处乱敲户门，并朝窗户里乱扔石头，大有一副不同意就不罢休的气势。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带着怒火的反联邦党人也明确表示，有的会议代表“被拖到他们的椅子面前，违背其意志地被控制在那里……确定了一个很近的日子，选举参加宪法批准会议的代表，以至于很多投票人直到宪法通过后才知道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宾夕法尼亚州最终确定了选举代表组成宪法批准会议的日期。
彭宇案的思考
目录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3) 1.1 彭宇案经过 (3) 1.2 类似案件 (3)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3) 2 调查大众观点 (3) 2.1法律建立在“法官”个人意志上 (4) 2.2 政府的观点令人失望 (4) 2.3 这是对道德和价值观的挑战 (4) 2.4 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5) 3 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5) 3.1 党的形象 (5) 3.2 政府公信力 (5) 3.3 政府公信力的作用 (5) 3.3.1 简化社会复杂性，维持稳定的秩序 (5) 3.3.2 为公共权力提供连续的合法性基础 (5) 3.3.3 为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提供联结点 (6) 3.3.4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6) 4 我对彭宇案的态度 (6) 4.1 对彭宇案的细致分析 (6) 4.2 怎样避免被敲诈 (7) 4.2.1提高警惕，及时报警 (7) 4.2.2当心以交通事故为由的敲诈 (8) 4.2.3 坚持就是胜利 (8) 4.2.4 坚持先验伤 (8) 5 激励机制 (8) 5.1根据激励因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8) 5.2借鉴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 (9)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1.1 彭宇案经过 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徐寿兰老太太赶公交时跌倒，彭宇将老太太扶起送往医院，仅医药费就花去4万余元。徐老太太家人咬定是彭宇撞了人，其后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最终以“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 1.2 类似案件 1996年，在呼和浩特，一位叫“呼格吉勒”的少年因为发现有一名女子被歼杀在公共厕所里而及时向警察报案，这一见义勇为的结果是，这位无辜少年居然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公安机关起诉，后来被冤判有罪而以死刑被误杀，真凶2005年才被抓获。 2009年11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一名叫“周翠兰”的老太太，在卖豆浆路上检到1700元的现金，老太太拾金不昧，几经周折后找到失主。可是失主宣称，自己丢失的是8200元，少了6500元，他反而将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老太太赔偿另外的6500元。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彭宇事件之后，媒体报道了多宗老年人摔倒后却无人敢于向前相救的事情，甚至出现了大量路人对于自高楼掉下的昏迷小孩视而不见，最终导致小孩流血身亡的人间惨剧。 2007年2月22日上午，南京一位75岁的老汉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然而，就在老汉爬不起来之际，跟在身后的乘客却只是看着。老汉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高喊“是我自己跌的”，大家这才上前施救。 2007年11月，一位七旬老太太摔倒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尽管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从她身边走过，可是前后五六分钟时间，始终没有一个人向老太太伸出援助之手。直到老太太的侄女赶到，找来三个熟人，老太太这才被扶回了家。 2008年2月16日，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解放南路人行道上。然而，20分钟内，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市民最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 当然除此之外，更为平常的是，这还引发了大量的假意被别人撞伤而索赔大量钱财的道德事件，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2 调查大众观点 调查对象：彭宇案的具体经过。 调查范围：政府、网民、记者 调查内容：大众对彭宇案的看法，归纳并整理得出自己的观点。 根据调查得到的观点分类：
对“彭宇案”的认识 政师0811 0820601138 姜慧 “彭宇案”受到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在南京地区，网络、广电和纸媒体，都在挖掘这个事件背后的新闻价值。究其根源，新闻媒体看中的是“好人无好报”这一新闻点，而普通网友却在关注“社会正义”“道德与良知”以及案件审判过程中出现的疑似作假证行为。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是彭宇负有责任，须承担40%被法院认可的医疗、鉴定等费用，也就是45876.36元。这是整个事件被关注的风暴眼之一。救了人还要认赔四万多，对此，很多支持彭宇的旁听人与关注者不能理解。 按照法官的判定，这个案件的焦点显然是“责任”和“动机”——彭宇到底是撞了老人然后伪装是见义勇为，还是原告徐寿兰老人昧着良心，一口咬定彭是责任人，好让高额医药费有人承担？作为旁人，我认为“彭宇案”它的现实意义在于： 第一，国家公务员（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公然作伪证，这是对法律、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讽刺，当然，也一定有伤害，必然影响了法院判决结果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而涉嫌伪证却未受法律追究责任，这显然有悖法律公平精神，也不利于法律法规在公众层面的推行； 第二，与本案无关的旁听人、关注者的反应相当重要，如果说自始至终没有被法院注意，似乎不太可能，但法院判决显然未受此干扰（或者说未采纳意见），却采用违背常规的被告举证、举证倒置原则，判决书中大量出现的“可能”“推理”等概念或意图模糊的词语基本反映出法庭作出判断的依据，这一点，更加佐证了质疑案件审判是否公平的旁人的观点； 第三，被告声称自己是见义勇为却遭人诬赖，这从情感角度本身就已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如果说，即使被告撒谎，不明原由的公众的情绪也依然有明显的指向，很多网友在网上感慨现在好人没好报，表示不再见义勇为、学雷锋，即是这一点的反映，法院作为必须依法办案的国家机关，不可以受主观左右，但政府有责任引导民众道德情操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民众素质与公民道德的反方向发展，令人深思； 第四，律师（辩护人）的从业素质相当关键，从判决书来看，尽管被告败诉，但其辩护律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若干疑点或弱点的漠视令人心痛，我们知道，法律的判定以事实佐证为最大依据，即使，原告或被告一方事实违法、有违社会公德，但法庭都须尊重“证据”，这一案件的判定结果令大多数人不满意，而网民在网上不断举出事实或提出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辩护律师的无能，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样是法律的悲哀； 第五，网络媒体覆盖面的发达使得网民能够参与许多焦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能够做出一些正面措施，比如前阶段的“山西黑砖窑非法用童工案”，网民的呼吁为事情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更多时候，主观认识上的理解使事实真相偏差巨大，甚至完全相反，进而衍变成网络暴力（此说法并不绝对针对“彭宇案事件”），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之后，网络上的声音必将成为政府和公众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正义的呼声需要重视，需要正确利用，而没有正确的引导，民众内心的一些狭隘心理或不正确看法亦将越来越壮大，届时，网络暴力一旦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毒瘤”就难以根治，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女性知识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巴尔的摩？种族主义，缺乏经济机会，社区参与，还是什么其他的？ 随着巴尔的摩动乱衍生出的好几个首要问题，都已卷入舆论漩涡。很可能需要一个根本的制度改变，但是朝什么方向呢？所有这些警察与社区间的全市性问题是什么的结果？是社会的，种族的，政治的，法律强制，或者是经济问题？又或者可能是上面所有方面原因的混合？依据这个问题的答案，左派和右派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做的是检验数据，并且研究如何不由政治驱动产生解决方案。 社会和教育解决方案 “公共教育的质量不应该依靠经济或者是小区的种族事件，如事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选择生存——或者发现他们必须生存……”——1969年由联邦特区法官詹姆斯〃B〃麦克米伦通过的斯旺决议。 解决社会和教育问题将会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由于我们砍掉了行为健康、社会和教育课程的预算，因此连累到了这些课程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服务的能力。例如，犯罪和暴力防御课程实际上是包括儿童和家长的儿童保育和家访课程，并被相关研究支持。为什么我们不广泛地设立这些课程？相比这些孩子一旦长大后被监禁，这仅仅需要花费十分之一的价钱。为什么我们宁愿花费十倍的价钱得来一个更坏的结果？难道工作技能培训、创业培训还有小额贷款就能是弗雷迪.格林悲惨死去前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 相比世界上很多其他的民主国家，美国教育系统更缺乏效力。老师和管理员们确实负责了劣迹学生的考试成绩。学校需要做出改变。现行制度下，学校不教年轻人如何为自己考虑，
并成为合格公民，而且教授的东西脱离了劳动力市场。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做出根本变革，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这并不总是关乎钱的问题，而是要改变教与学的方式。 我们需要社区职工组织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具有激励意义的活动。年轻人需要积极的活动和成年人的指导。巴尔的摩的几位部长已经向我们表示他们能利用好社区的核心和能量。一份旨在第一时间就能察觉问题以防学生被处分或开除的行为健康指导是学校基于行为健康的另一个解决方式。学校需要明白：成为良好公民和学习核心课程一样重要。 种族解决方案 “我们终归是要解决的。”——马丁〃路德〃金博士 在机会、资源、教育分配以及法律强制方面一直存在种族偏见吗？是的，确实一直存在。一些警察局曾试图在治安方面消除种族偏见，但是对于一些辖区来说，它始终存在并且还在发展。所以，必须设臵培训，治安文化也需要监督并适时改变。 那么种族之间在好的教育、贫困、机会、治安、越来越差的学校和社区以及针对年轻人的活动这些水平上会有差异吗？造成这些的到底是种族还是贫困？事实可能两个都是。 政策上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艾克顿公爵 这些问题中有一个潜在难题，政府在是否花钱提供让人们生活更好的服务上面存在分歧。一派认为我们已经承担不起债务了，必须减少预算。另一派认为，我们需要社会保障事业使人们生活提高到贫困线以上，不再失望，并且给他们实现美国梦的机会。 我们通过观察成本效率和效果就能够超越这场争论。平价医疗法案已经减少了医疗保健总成本的20%，因为它的防御效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 原告徐寿兰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水西门公交车站等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坐后面的一辆。在行至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到，致使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双方未能载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配成原告治疗费、护理费、禅机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 对于本案，法院认为存在三个焦点：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背后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使本案得到公正的判决，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为此，围绕这三个焦点，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民警所作陈诉是否为证据？ 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诉、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电子数据。首先，该陈述并不属于八种证据中的一种。其次，民警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本案中民警所作陈诉是事发之后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与询问笔录核对无误，并与案件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链之后，可以作为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但由于本案中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丢失，谈话笔录未得到相关核对，不能产生效力。所以，民警所作陈诉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电子文档是否为诉讼法上的证据？
不能。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是对询问笔录的复制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基本原理，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由于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是否为证人？ 证人证言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陈二春未能提供身份证等能证明其公民身份的证件，法院无法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其所作陈诉不能生效。其次，当事人双方都无法证明陈二春当时身在现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诉其亲身感知的事实，由于无法证明陈二春亲历现场，其所作陈诉亦不能证明其真实性。 法官如何对证人证言进行论证？ 证人证言在证明力上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客观地对证人证言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即法官对于证人证言须能达到“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同时，要将证人证言与案件其他证据综合对比，只有形成合理真实的证据链条才能认定其效力。其次，要在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经验推定下，对证人证言做出审查、判断，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使案件质量得以保证。 在实务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对于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的效力认定，不能一味采取消极的态度，法官可依据自由心证
心脏病学十大里程碑事件 美国哈佛医学院Eugene Braunwald教授被公认为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心脏病学家之一，主持了心血管领域很多大规模临床试验，他编写的《心脏病学》作为综合的心血管医学领域权威教科书目前已更新到第9版。在2013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年会上，Braunwald教授对其心目中的心脏病学十大里程碑事件做了总结。 No.1 心电图 1903年，荷兰生理学家Willem Einthoven首次设计了弦线式电流计，通过记录心脏的心动电流及心音第一次描绘了人类心电图。Einthoven将波形标记为P、Q、R、S、T 波，并用相关心电图特征描述了多种心血管疾病。Braunwald教授将心电图的问世视为现代心脏病学开端。 “心电图是如此重要，乃至短短几年内，心脏病医生就被定义为可读懂心电图内涵的内科医生。” No.2 冠状动脉造影 1958年，美国医生Mason Sones在实施心导管术时意外将造影剂注入患者右冠状动脉，结果清晰显示了血管情况且患者安然无恙。Sones推测冠状动脉可能能够耐受少量造影剂直接注射。在完善并完成数百例冠脉造影后，Sones证实该技术安全可行，将人类对冠心病的认识推进一大步。 No.3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1977年，德国医生安德烈亚斯。Andreas Gruentzig发明并改进了球囊导管，将其用于扩张狭窄动脉，为心绞痛患者成功完成首例经皮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被称为介入心脏病学之父。2007年，其患者在一次庆典中说：“我接受了Gruentzig医师富有想象力的介入手术，谁能想象在30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健康地活着？” “Gruentzig的大胆创举，开创了介入心脏病学这一崭新领域的先河。” No.4 心血管药物 1962年英国药理学家James Black首次报告β受体阻滞剂有阻断去甲肾上腺素对心脏的刺激并降低心肌耗氧量的作用。1975年，美国科学家大卫。库David Cushman与Miguel Ondetti分离出第一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类药物。1976年日本科学家远藤章Akira Endo分离首个他汀类药物。 “这三种心血管药物延长并改善了全球数亿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生命。” No.5 超声心动图 瑞典科学家Inge Edler和Helmuth Hertz于1954年首次报告了心电超声技术，第一次成功记录人类心脏和大血管运动情况，为其他成像技术在心血管领域进一步应用打下基础。 No.6 心导管术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像南京徐某某诉彭宇侵权赔偿案（以下简称"彭宇案"）这样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强烈和广泛反响的可谓凤毛麟角。与更多涉及人权保障、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一般情形下，在实体上，民事诉讼案件通常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及与财产相关的身份关系，绝大多数情形属于"私"的范畴，不太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程序上，案件的程序问题又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轻程序意识而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太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彭宇案"有所不同，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被"放大"以后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和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司法体制、司法权威、法官裁量权、事实认定与司法公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问题等。"彭宇案"中还涉及"做好事"、"见义勇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评价问题，而本案的一审裁判中对所谓"常理"的适用又似乎反映了审理法官对此类道德提倡的间接否定，因此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道德神经。由于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当下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判断——"好人无好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借本案呐喊和呼吁。人们如此关注本案也反映了对司法、对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在发泄一种对司法和公权力的怨气。可以说"彭宇案"是在偶然之中成为"典型"的。 从网络信息看，社会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倾向于被告彭宇一方，给予了彭宇更多的同情，各种媒体提出的质疑大多是对原告不利的。"彭宇案"虽然是一起民事案件，但却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更广泛地思考。媒体对"彭宇案"的"放大"，似乎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一些麻烦，客观上会给司法机关的审理带来干扰，但这并非只是消极后果，"彭宇案"中的问题是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在规范诉讼程序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无法予以回避。本文的目的不是探究"彭宇案"所涉及的宏观的、社会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本案所涉及的诸多程序问题，如证人证言、经验法则、视听资料、证明责任、二审和解等，"彭宇案"在这些问题上均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民事诉讼制度实施中的重要问题。笔者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法官，也没有旁听本案的审理，笔者主要是依据一审判决书以及媒体所提供的一些信息提出问题，而非是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裁决，纯粹是诉讼法理上的学术性探讨。 二、本案与证人证言制度 本案作为一例典型的侵权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对侵权事实的认定，能否正确认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问题。然而，从媒体的反应来看，本案一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即被告彭宇是否撞了原告这一事实认定最有争议，这也是媒体对本案事实认定最有异议之处。原告的事实主张是，被告彭宇从车上下来后撞了原告，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则对此予以否认。对于原告的事实主张，法院认可了原告的儿子用手机拍摄的笔录资料。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是"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对此证据，彭宇予以否认。判决书中引述了被告的观
第六章联邦至上原则和宪法默许的权力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 在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中，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成为“独立和自由的国家”，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名却是在1781年3月美国《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生效时才最后定下来的。即便如此，美国仍就是13个独立国家的反英联盟，现代意义上的美国联邦政府是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被各州批准以后于1789年4月正式成立的，至此，美国在法律上才成为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国家。 由于独立的各邦（states，也可以说是独立的各国）在先、统一的联邦在后，或者形象地说是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美国这样一种独特的建国史使州和联邦的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究竟是联邦政府拥有唯一的主权，还是各州和联邦同时拥有主权？或者说白了，究竟谁大谁小，谁听谁的，便成为美国建国初年争吵不休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人结成联邦党，主张维护各州的自主地位的人便成为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并组成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也称杰弗逊共和党[Jeffersonian Republicans]，今天美国民主党的前身）。 虽说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将联邦权限明文列举于宪法之中，并将未列举的剩余权力归属于各州，似乎表明两者分权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国宪法同时也规定联邦国会可以通过“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法律”来完成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授权，这就为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孕育了可能性。 不过，可能性如果要成为一种现实还需要“助产士”的帮助，在美国，这个把宪法的文本变成现实规范的助产士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美国建国初期，他们对马卡洛诉马里兰州（McCulloch v. Maryland）案的审理和判决，部份地理清了联邦与州的关系，确立了法院在解释宪法方面的权威地位。 一、税收小事情原则大问题 当年13个“独立和自由的邦”之所以制定宪法、组成联邦，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合内部商业和统一对外贸易。制宪前，各州为了争夺商业利益不断争吵，商战频繁。联邦成立后，各州依然倚老卖老，我行我素，常常以牺牲联邦的利益为代价追求本州的利益。 但各州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这就是华盛顿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如果说华盛顿的威望和品德巩固了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话，那么，是汉密尔顿的天才维护了联邦政府的顺利运转。他上台后首先承诺偿还联邦政府期间欠下的内外债务，因为它们是“获得自由的代价，美国的信誉曾一再作为对此的保证”，据此，他重建了政府的信用。 作为坚定的联邦主义者，汉密尔顿力主仿照英格兰银行模式建立一个美国的中央银行——合众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存放联邦基金，为兴建跨州的道路和运河等全国性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由于宪法中没有授权国会建立这一银行，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和国会领袖詹姆斯·麦迪逊（均为民主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建立银行。1791年年初，美国国会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报告》，决定建立第一合众国银行。 华盛顿总统在签署这一法案前倾听了支持和反对建立银行的两派意见。他告诉汉密尔顿：除非他能够回答杰弗逊和麦迪逊等人的质疑——即宪法没有授权联
南京彭宇案与公平责任原则概述(2011-06-10 15:37:45)转载▼ 基本案情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否相撞； 二、损失数额问题。 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 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也称公正原则、正义原则、公道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无过错的特殊情况下，侵权行为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公平责任的出现是现代侵权行为法发展的产物，它已经逐步为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所接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对公平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中对公平责任原则作了明文规定，符合社会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合同法》以公平原则确定了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弥补了我国立法上的不足，在市场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及包括的内容（一）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 公平的本意是公平、合理。我国学者一般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来界定公平责任原则，即“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1]。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公平责任原则有其独特的法律价值，它能弥补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但是，公平责任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学者孔祥俊对此有论述，他认为：“其一，公平责任原则是法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裁量’,使用标准模糊,弹性极大,使行为人难以据此预料自己的后果,故安全价值降低;其二,公平责任原则的广泛适用往往会威胁到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的安全价值,换言之,行为人以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不承担责任时,由于公平责任原则的存在,其对行为后果是否承担责任仍心无定数,从而累及改良原则的安全性。” （二）我国公平责任原则具体包括的内容 1、当事人自愿、平等，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的机会要均等。当事人参加民事活动机会平等，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表述自由。 2、民事主体在民事权利的享有和民事义务的承担上要对等，不能显失公平。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谁也无权不付出代价来无偿取得他人财产，谁也不得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不等价的交换。《合同法》追求权利义务的等值交易，在合同订立中，强调双方义务均等，对于显失公平的行为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消，社会道德也不允许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整合同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确定其合同权利的义务。权利义务不对等时，利益受损方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并非源自其自身的实力，而是来自人为的歧视，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相反，另一方凭借人为因素，不付出代价即可取得不对称利益，这不仅有悖于社会公德，而且也为法律所禁止，更会削弱受损方创新的动因。显失公平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存在重大失衡，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违背了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 3、民事主体在承担民事责任上要公平、合理。 为维护民事立法的公平原则，每个享有民事权利的人，不管有无过错，只要有造成损害事实存在，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担民事责任，且分担责任要公平合理，不能盲目地随心所欲地让一方承担责任而另一方减免责任，更不能受种族、级别诸因素的影响。只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真正达到机会平等、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分担责任公平、合理，避免权利滥用和义务加重。 二、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条件和具体情况 （一）适用条件
徐XX诉彭宇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原告徐寿兰的委托，担任原告徐寿兰诉被告彭宇侵权人身损害赔偿一案的代理人。在接到本案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收集了相关证据，听取了被代理人的意见，参加了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以供法庭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 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两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被送至医院并经诊断，原告摔伤致左股骨颈骨折，需住院施行髋关节置换术，费用需数万元，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未能达成一致，所以原告儿子在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相关笔录，但原始笔录由于派出所保管失当导致丢失。 对于本案的事实，我做以下3点详细说明或说理：
1、被告到底是肇事者还是活雷锋，即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事实上的相撞。 许多人对原告提出质疑，为什么不在当场指认出肇事者，而是在医院才指认彭宇是肇事者。首先，大家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被告和被告证人彭二春发现并扶起摔倒在地的原告时，原告表情痛苦、脸色苍白，推断其伤情严重，加之事后八级伤残的鉴定结果，也证明了其伤情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所能做出的反应，是应该迫不及待地高声疾呼：“撞人了！撞人了！”还是节省应付外界的力气来专心疼痛呢？所以，原告没有义务当场指认是谁撞了自己，相反，原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指认谁是肇事者是自由的，而不应该受到约束或限制。其次，被告第一个从车后门下车，在人来人往中，对别人的碰撞也不是不存在可能性。第三，被告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如果说原告诬陷被告，这才是最大的诬陷，这是没有经过独立思考、随声附和不负责任的价值判断。所以，被告是肇事者的极大可能性没有理由排除，当然，被告不经意地将原告撞倒在地后将其扶起送至医院的行为也表明了他是一名负有责任的肇事者。 2、对非法证据原则排除的质疑，即原始记录照片是否具有证明能力和证明力。
展览背景资料：美国重大历史事件年表 1607 5月14日：104名欧洲移民抵达北美，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顿。 1609 受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亨利·哈德逊在后来被称为哈德逊河的河流上航行、勘探 1619 7月30日：弗吉尼亚伯吉斯议院召开美洲第一次选举出的立法会的首次会议海盗船“珍宝”号（英国）和“白狮”号（荷兰）运抵第一批非洲奴隶到美洲1620 12月26日：“五月花”号携102名朝圣者抵达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 1626 彼得·米纽特以60荷兰盾（24美元）从美洲土著人手中购得曼哈顿岛 1652 罗得岛施行殖民地首部法律，宣布奴隶制非法 1675–76 飞利浦国王战争期间，殖民者与美洲土著人在新英格兰发生历史上最血腥冲突1692 在马萨诸塞的塞伦市的魔法审判中，19个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被判绞刑疯狂迫害达到顶点 Section 1 1704 4月24日：约翰·坎贝尔编辑印刷美国第一份报纸《波士顿时事通讯》第一期c. 1730 殖民地经历了由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吉尔伯特·特南特发 起的“大觉醒”宗教复兴运动（约至1745年） 1765 英国议会实施印花法案对美洲输入物征税，激起货物抵制与骚乱（1766年撤销）17705月5日：英国士兵在波士顿大屠杀中杀死5个殖民者，煽动起独立情绪177312月16日：塞缪尔·亚当姆斯发起的“自由之子”组织，在波士顿茶会上将进口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港，抗议英国征税 1775 4月18-19日：保罗·瑞维尔星夜骑马提醒莱克星顿人抵御英国军队，美国革命开始
1776 1月：托马斯佩恩的《共同的感觉》点燃了要求脱离英国获取独立的革命情绪7月4日：国会通过了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宣言》，包括未来总统约 翰·亚当斯（1797-1801）和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以及起草人本杰 明·弗兰克林在内的56个人签名 1783 英美签订《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革命战争正式结束 1787《西北法令》铺平殖民之路，为俄亥俄河北部和密西西比河东部疆土的合并打下基础 1787–90国家大会批准《美国宪法（1787年9月17日制定）》，取代了《联邦条款》； 特拉华最早批准（1787年12月7日），新汉普郡的批准使其达到9个州的 数量，《美国宪法》生效（1788年6月21日），罗得岛在13个州中最后一 个批准（1790年5月29日） 17894月30日：乔治·华盛顿被一致选举为美国第一位总统（1789-1797），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全票选举的总统候选人 1791 12月15日：美国施行《权利法案》，对宪法第一次作了10处修改，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 1793《逃奴法案》实施，助长了对逃跑奴隶的追捕，规定对帮助奴隶者给予严惩17943月14日：埃利·惠特尼为轧棉机申请专利，刺激了南部农耕地区经济发展 1800国家首都由费城迁往由法国建筑师皮埃尔·埃芬特仿照巴黎和凡尔赛设计的华盛顿特区 18034月30日：杰斐逊总统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娜，美国疆土从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达到800,000平方英里 1803–06 刘易斯和克拉克领导“探险军团”探索路易斯安纳及远至太平洋的未勘疆土1812–15 美国企图扩张至今日的加拿大，对英法与拿破仑战争有关的禁运不满，怀疑英国对美国西部边疆土著人提供帮助，1812年战争爆发，英军烧毁国会大 厦和白宫（1814年9月13日-14日） 1817–18 在对聚集在佛罗里达的逃跑奴隶引起的不适引发的第一次色迷诺尔战争中，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率领美国军队与美洲土著色迷诺尔人交战 1819 通过亚当斯-奥尼斯条约，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罗里达 1820 《密苏里妥协案》以梅森-迪克逊线为分界，划分了自由州与奴隶州，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