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内容摘要】自由心证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证据法原则，该原则能够在
世界上很多国家得以确立并发展至今，说明它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合理的。我国传统观点对“自由心证”存在误解，立法也一直没有正式确立自由心证原则。我国有必要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但这并非是
无条件的，它需要具备内、外两方面的条件。
[Abstract]Principle of free intention is a principle of evidence law that most countries generally adopted.This principle can be in many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ment so far,That said it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practice.It no matter in theoretical or practice level are reasonable.China's traditional opinions on"the free proof"misunderstood.The legislation also had not been formal establishment free proof of principl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free proof rule,but it is not unconditional,It needs to have the inside and outside two conditions.
【关键词】自由心证原则合理性条件意义
[Key words]principle of free intention;rationality;conditions;significance
引言：
自由心证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关于如何评价证据之证明力的原则，是指对于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不预先作硬性的规定，而是由法官本着理性和良心，根据调查和辩论中形成的内心确信予以认定，从而对案件作出结论。①对证明力的自由评价是自由心证原则的核心。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问题，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即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原则。
中世纪后期，欧洲盛行法定证据制度，法官只能用法定的某种证据来认证事实，而不问其是否符合实际，不问法官内心是否确信。这种制度严重地束缚了法官，使其不能自如地进行合理裁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废除法定证据制度、建立自由心证原则。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采取自由心证的草案。1808年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后来，欧洲大陆各国的立法也相继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判断证据的重要原则。②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事实裁判者对证据进行自由评价是一种沿袭已久的司法传统。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了“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并反映在审判活动中。例如，
①魏虹主编：《证据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②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649年在英国平均主义派的纲领“人民约法”中规定了“陪审”法院广泛权限的同时，即提出了“法官自由心证”原则。自此之后，为了限制陪审团下的自由心证，确立了证据规则，但是证明力仍然交陪审团自由判断。①
由于诉讼模式和司法传统的不同，使两大法系的自由心证原则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主体主要是职业法官，即使有法律外行的陪审员参与，也是与职业法官一起来决定事实问题。在自由心证原则之下，大陆法系的法官所能自由裁量的包括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这是因为，在大陆法系，认定案件事实是作为法律专家的法官的职责，没有必要为适应陪审员制度而制定大量的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并且大陆法系很强调法官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以发现案件真实，所以法官心证的“自由”是就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言的。在证明标准上，也就是自由心证最终的结果，强调的是法官主观上的“内心确信”。制约机制主要是事后制约，强调对裁判理由的公开和叙述。英美法系的自由心证主体主要是陪审团，由于事实审判者的陪审员是法律门外汉，需要通过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规定以指导或约束陪审员，从而避免陪审员对证据采用和事实认定发生困难或偏误，所以英美法系证据制度重在证据能力的规定，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却较少限制。因此，事实审判者心证的“自由”主要是就证明力而言的。在证明标准上，刑事案件是“排除合理怀疑”，民事案件则可表述为“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在约束机制上，主要是通过事先制定一系列证据可采性规则，从而使将要进入陪审团视野的证据已经经过法官筛选了。
自由心证原则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法官的理性和良心；二是心证达到确信的程度。理性是判断证据的依据，良心则是真诚地按照理性的启示判断证据的道德保障。其中“心”则是“自由”，即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自由地判断，在内心达到真诚确信的程度。②
一、自由心证原则的合理性
“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与机器无异。”这是梅里曼在《大陆法系》一文中对法定证据制度下法官形象的生动描绘，更是对这一认证原则严重背离认证规律和诉讼机理，缺乏公正与效率的深刻提示。审判作为一项由人主导参与的社会活动，它不可能消除人的主观因素，做到像科学仪器那样精密准确。③将证据评断交由法官自由评断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自由心证原则能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以确立并发展至今，说明它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合理的。
①郑未媚著：《自由心证原则研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②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③毛立华著：《论证据与事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一）理论层面：自由心证原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认识既有受限制的一面，也有其不断发展的一面。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而这种能动反映的基础和机制就是实践，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基础，世界的客观真实性与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只有通过客观的实践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
法定证据制度的荒谬之处在于用定量分析的数学方法来解决属于定性领域的证据证明力问题，完全忽视了诉讼这一实践过程对判断证据证明力和认定案件事实时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束缚了法官这一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能找出一条能够完全依靠自然科学方法解决社会科学问题的途径，也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发现一个公式取代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①自由心证原则充分肯定了法官在诉讼这一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具有认识案件事实的能力，使法官作为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法官不但可以能动地从庭审中获取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信息，同时也通过其经过专业训练的独特思维对证据信息进行能动地选择、加工处理，最后形成一种观念信息，从而在其大脑中建立起一个与证据信息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观念系统。现代认识论研究表明，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绝非是客观对象在主体头脑中的直观反映，而是如前所述，通过主体的重新组织、重新构造才形成的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并且，立法的滞后性与法律关系的超前性，表现在证明力判断问题上，总是易于把案件事实的认定引向误区，而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的先天不足。由此可见，自由心证原则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二）实践层面：自由心证是人类有限理性下的无奈选择
理性在西方自然法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源于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学中的“理性”，经过文艺复兴和当代人权运动，成为西方法学的一个重要基石。在神明裁判的时代，是非善恶皆由神灵来判定，通过水审、火审、宣誓等非理性的方式来进行事实认定。到了法定证据制度时代，通过法律预先规定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则，虽然这种方式具有形式性和机械性，但却表明人类抛弃了神明裁判，将评断证据、认定事实的权力交给了人，由人根据证据来认定事实，体现了理性的因素。然而，在法定证据制度之下，立法者被置于超出常人的智者地位，他们对于证据证明力的抽象论断具有毋庸置疑的效力，人们对于司法裁判者的能动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它要求法官机械地按照法律预先的规定来判断证据，是对人的理性的压抑。
①汪建成著：《理想与现实——刑事证据理论的新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自由心证原则认识到社会的复杂多变性，认为具体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依靠司法裁判者这一个体的自主裁判，它允许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自由判断，从而迈向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司法。①但是，人的理性是毕竟是有限的，人性中有着其固有的弱点，人类无一例外地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面对各种类型的案件、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个人情感、偏见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况且案件情况往往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也是真伪难辨的，法官根本无法做到绝对的理性裁判。诚然，作为凡人的立法者无法制定出一个无所不包的规则体系完全摒弃被视为不可靠的人的判断，同样，作为事实裁判者的司法者在事实认定时出现偏差甚至滥用权力恣意裁判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将认定事实的自由交给司法者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的。可以说，自由心证原则是以舍弃法定证据制度在证据证明力的确定性为代价，甘冒司法者随时可能滥用其“自由”的风险而确立的，因而其并非是最好的选择，而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历史发展表明，法律不可能预先规定每个证据的证明力的，只能将其交给亲历诉讼过程的事实裁判者，由其秉诸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事实上，现代各国在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同时，显然意识到了自由心证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在赋予法官在证据证明力评断和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在制度设置上对事实裁判主体的“自由”作出了各种限制，从而将法官滥用“自由”的风险降低。在大陆法系国家，自由心证是建立在对法官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对自由心证的限制主要体现内在约束，即强调职业法官的职业素养；英美法系国家则是基于对法律外行的陪审员的担忧，通过设立大量的证据规则，从外部对自由心证加以制约。
二、我国传统观点对自由心证原则的误读和现实困境
“自由心证”一词最早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法学者从法语“intime conviction”（内心确信）翻译而来，清末变法修律之时，“自由心证”作为一项诉讼法律原则导入中国。1911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326条第2款明确规定：“证据之证明力任推事自由判断”。与此同时编纂完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319条也规定：“审判衙门应斟酌辩论意旨及证据调查结果，以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上主张之真伪，但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得心证之理由应记明于判决”。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继承了自由心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主流观点一直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认识论出发，对自由心证原则
①郑未媚著：《自由心证原则研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9页。
加以否定甚至是批判。认为“自由心证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手段”，“法官、陪审员形成的自由心证依据的‘良心’和‘理性’都是有阶级性的，形成内心确信的世界观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①我国法学界的多数观点认为我国遵循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评价原则。其理由是我国两大诉讼法都明确地规定着“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是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对案件事实（或者主要事实）的认识必须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即符合客观标准的真实。然而这一看似科学、正确的证据评价原则，却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两个极端：一是对“客观真实”的极度追求。在我国，刑事司法广泛采用一种高标准、高难度的“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③印证证明模式作为一种从司法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证据判定制度，可操作性较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11处使用“印证”一词，这使得停留在经验层面的印证证明模式有了明文规范。但是，在司法层面，印证规范通过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分量来明确单个证据是否可采和整个案件事实能否定案，带有鲜明的法定证据制度的痕迹，从而把法官的思维逻辑和理性信念还原为依据法律规定的“形式真实”标准被动、机械地进行证据的证明力计算和案件事实认定，甚至会促成法官为满足形式的真实而不择手段；④另外，我国的法官出于对“客观真实”的青睐，力求把每件案件都办成“铁案”，有时在明明可以下判的情况下仍然会反复核查证据，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法院背离中立位置去主动调查取证的原因之一。这种做法也许有利于了解到案件真实情况，但是也无疑降低了诉讼效率，提高了诉讼成本，同样也有失公平。
二是缺乏约束机制的“超自由心证”。由于以“实事求是”作为我国的证据评价原则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同时又没有具体的制度与之相配套，这就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运作中，使司法人员在认证、评价证据乃至整个事实认定中确实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彭宇案”和“许霆案”为2007年度广受公众关注的两起案件，两起案件的判决书中都用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按常理分析”等表述，说明法官在评断证据和认定事实之时已经运用了自由心证的基本要素——经验法则，但是，两案的判决结果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甚至是谩骂。究其原因，无非是判决书中所谓的“经验”和“常理”出乎人们的意料，恰恰与经验不符，与常理相悖！实际上，在我国没有建立更为合理的证据评断机制的情况下，片面强调“实事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本无法阻止
①张子培：“评资产阶级自由心证”，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②钱卫清著：《法官决策论——影响司法过程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③陆而启：“智识互转：印证规范解析”，载《证据科学》2011年8月第19卷第4期。
④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实践中法官的“自由心证”，而且，在尚未构建起完善的心证约束体系的时候，“自由心证”随时都有被滥用的危险！
三、我国确立自由心证原则所需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在自由心证原则下，存在着法官滥用其“自由”的内在危险，自由心证原则从其产生之初就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或一种恣意。法官的心证过程要受到他们“理性”和“良心”的制约，这两项标准看似非常主观、虚无，实际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它们都是可以通过客观化要素得以体现的。①各国在确立自由心证的同时，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因此，在我国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绝非仅在立法上规定这一原则即万事大吉，而是首先要在我国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保障和约束法官“自由”的机制，否则，“自由心证”要么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要么沦为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的“挡箭牌”。也就是说，我国有必要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但这并非是无条件的，具体而言，需要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
（一）内在条件
1、法官的“理性”，即法官的裁判遵循逻辑规律和经验法则
正如前文所述，自由心证原则充分看到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使司法证明真正迈向了理性的时代。理性既是自由心证原则得以在各国确立和发展的动力，也是自由心证原则的应有之义。如果脱离理性的约束，自由心证原则就会陷入神明崇拜或者主观擅断。西方著名学者韦伯认为：理性主要表示受一般性规则和原则的约束。在司法证明领域，理性主要表现为裁判者的推理过程和结果符合逻辑规律和经验法则。
逻辑规律，又叫思维的基本规律，是指人们在日常思维过程中，也就是运用概念做出判断、在运用一系列判断去进行推理和论证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些共同的思维准则或逻辑规则，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充足理由律。②同一律要求每一个概念、判断或命题必须保持自身的同一，即必须保持自身的确定性，不得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矛盾律要求任何一个判断都必须保持前后一致不允许自相矛盾。排中律要求对于两个互相矛盾或具有下反对关系的判断，必须明确肯定其中之一是真的，不能对两者同时都加以否定。充足理由律要求：第一，理由必须真实；第二，理由必须充足，即理由与推断之间必须具有逻辑的必然联系。防止受到“虚假理由”或预期理由的干扰。在事实推理也就是自由心证过程中，遵循逻辑的基本规律，就使得证据评价和事实认定具有了客观性，也使得不
①毛立华著：《论证据与事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②张斌峰等著：《法律逻辑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同主体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存在相同判断，因此可以使公众对裁判有预期性。①经验法则是根据已知事实推导未知事实时能够作为前提的任何一般知识、经验、常识、法则。经验法则强调的是客观感知对人的主观恣意妄为的限制，也是社会公众评断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合理性的客观标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正式提出“经验法则”这一概念，其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该事实无需举证加以证明。”经验法则虽是人们各个个体的经验所得，但又不是个体经验，而是由各个个体经验抽象的结果，即存在于个体经验之中，又超越其个体经验。通过单个个体的反复体验，最终上升为超越个体的对事物的规律性普遍认识，上升为一种社会常识，为一般人所理解和知晓。②前文所提及的“彭宇案”之所以会引发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究其原因无非是其推理过程中以个体经验代替普遍经验，从而背离了经验法则。
2、法官的“良心”，即司法良知
“良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意为仁义之心，包含恻隐、羞耻、恭敬等情感。法官的良心是指法官的公正之心、独立之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等同于“司法良知”。在西方法制发展的过程中，出于对僵化的法定证据制度的反叛，产生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为了避免普通法僵直造成的极端不公正的裁决后果，衡平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均证明了法官良知对司法的极端重要性。法官须依照自己的良知、信念以及对法律的理解形成的正义准则裁判案件，作为一项法官裁判的原则，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甚至还明文予以确立。1946年日本宪法第76条第3款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现行韩国宪法第98条规定：“法官依据宪法、法律及良心独立审判。”土耳其宪法第132条第1项规定：“法官独立执行其职务，法官判案，须依宪法、法律、正义及个人信念。”越南宪法第101条也规定：“法官依其良心，无私之精神及尊重法律与国家权益判决案件”。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说：“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意大利法学家克拉玛德指出：“司法判决是经过法官良心过滤的法律。”法官掌握着国家审判权，裁判善恶、主持正义，是任何一个完整的司法活动中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而在法官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离开了它，法官将不成其为法官，而司法过程也定将无所作为。法官判案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活动，同时也是法官本人的主观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法官的司法理念，个人良知直接影响指导着法官裁判活动的公正与否。③2006年3月的“两会”期间，重庆代表
①张斌峰等著：《法律逻辑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68页。
②张卫平：“认识经验法则”，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6期。
③康宝奇主编：《司法良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团审议两院报告。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在审议中表示：“目前司法系统干部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老百姓对其信任度却不一定呈等比上升。”要改变这一状况，陈忠林认为应加强法官的良心教育，且良心教育要优于职业教育。“就因为在判案时有一定的空间，如何来保证公正？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判案时要讲良心，要有做人的基本准则，以此来保持天平的平衡。”陈忠林说。①
自由心证原则是建立在对法官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要求法官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职业素养，还需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情操，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它希望法官能够秉持自己良心和对法律高度负责精神发挥其理性的优势。关于良心，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理解，与自由心证相关的则是从伦理学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良心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美丑的评断能力，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长期学习的结果。其次，良心是一种趋善弃恶的情感。最后，良心是一种基于责任感和义务感的自我控制能力。②（二）外在条件
1、“自由”之保障——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又称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它体现了自由心证原则的核心内容——自由。审判独立包括审判机关独立、审级独立和审判者独立三个方面。
首先是审判机关独立，即法院独立，是指法院作为整体在行使司法权时免受外部力量的干涉。这是审判独立最基本的要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施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具有压迫者的力量。”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
其次是审级独立，即上下级法院彼此也是独立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是审判上的监督关系、业务上的指导关系。法院之所以设置不同的审级，并不是要建立一种上级控制下级的机制，固然，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但只是为司法判决增加一道审核程序，使相关结果更加审慎，严谨。因此，人民法院在上下级关系的性质方面独具特色，如果说行政机关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话，法院则每一级都应当是独立的。
最后是审判者独立，即法官独立，是指法官在审判自己承办的案件时，不受任何其他人的干涉，甚至不受自己的私欲的干涉，独立地只依法律和
①朱明跃、李伟：“代表称法官队伍需加强良心教育”，载《重庆晚报》2006年3月12日第2版。
②杨文革：“论法官的良心”，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
良心办案。这是审判独立的终极要求，也是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必要条件。在自由心证原则下，作出证据评价，形成心证的主体是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如果欲使审判者作出正确的、出于本意的判断，就必须给他创造一个排除非正常因素干扰的认识空间，以提高心证的准确率。
2、“自由”之制约——证据规则
当今世界各国大都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证据被认为是人类理性可能达到的范围内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规范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进行证明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也在世界各国确立下来，这类法律规范和准则，即为证据规则。现代意义上的证据规则，大多源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是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通过习惯、判例等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大约自十三世纪以来，英国便建立了陪审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对抗式”诉讼制度，各种证据在审判中日益频繁地使用。为适应陪审审判的要求，出于对法律外行的陪审员的担忧，法律对证据的可采性开始重视，以防止无用或者不适当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这样，对证据的可采性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越来越具体，一系列证据规则便在英国产生并发展起来。此后，英国以源源不断涌现的证据判例为基础，陆陆续续地修正和丰富了证据规则，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英国的法律相继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文书证据规则、证人资格规则、强制作证规则、证言特权规则等，这些证据规则为英国近现代的证据资格制度奠定了基础。十七世纪，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陪审制度及其相应的证据规则传播到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并成为了这些国家证据制度发展的基础。虽然近现代以来，陪审制度已逐渐衰落，但是为适应陪审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证据规则确仍然被继承并发展了下来。因为“长期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些证据规则确实能够发挥保证公正司法和统一司法的作用，所以在非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依然运用”。在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基础性规则、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其中，基础性规则以肯定的形式规定了何种证据具有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从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体材料的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则从被排除的证据种类中又有选择地赋予了部分材料的证据资格。因此，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实质上是对基础性规则的修正和补充。
大陆法系国家在通过立法正式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之时，借鉴了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也保留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合理因素，围绕着对自由心证的合理约束，对于法官的“内心确信”都设立了必要的限制性规则。与英美法系相比，其证据规则相对简单，且具有成文法系统性、明确性的特征。①
我国证据法秉承大陆法系的传统，三大诉讼法均以专章的形式对证据运用做
①宋英辉、吴宏耀：“外国证据规则的立法及发展”，
了规定，其间不乏规范司法证明活动的证据规则。我国证据规则呈现出明显的大陆法系证据规则的特点，如立法上关于证据规则的性质来看，基于职权主义和客观真实的要求，对法官调查证据的范围没有限制，关于证据能力的问题也很少加以直接规定；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证据规则与大陆法系国家具有相似性，但我国证据规则并不具备大陆法系国家证据规则系统性、明确性的特点，其条文过于粗疏，明显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而且各证据规则自身也缺少完整性和明确性。最为关键的是，由于没有正式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对于法官在心证过程中必要的限制性规则也就无从谈起，从而背离了建立证据规则的初衷。
四、我国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意义
（一）有利于法官道德修养和司法良知的提升
自由心证原则对心证主体的法官在修养学识和道德素质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自由心证条件下，裁判的过程是由法官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最终形成“内心确信”，它要求法官运用智慧和良知审理案件，要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如果法官的素质与良知出了问题，那就无法进行自由心证。①因此，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法官道德素质的考验，可以促使我国法官更加注重道德修养和司法良知的提升。
（二）有利于当事人和民众理解法官的裁判过程，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我国立法上没有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也就无法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证据评价以及事实认定的制约机制，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之一些法官个人道德素质不高，“人情案”、“关系案”盛行，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民众开始质疑司法的公正性，开始对法官乃至法院产生不信任感，这对我国审判机关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自由心证原则要求司法裁判必须符合理性精神，遵循逻辑规律和经验法则，这就使得证据评价和事实认定具有了客观性，也使不同主体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存在相同判断，因此可以使公众对裁判有预期性。现代自由心证原则强调法官必须公开自己对事实的判断并表明自己的法律见解，即心证公开，包括公开事实形成过程中各种影响法官心证的主、客观因素如常识、经验、演绎、推理等，表明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受证据规则的约束，这样一来可以使当事人理解法官的裁判过程，进而信服法律。
（三）有利于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中的作用，推动人民陪审制度健康发展
①康宝奇主编：《司法良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我国体现司法民主、监督司法以及弥补司法专业人员知识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内容之一，是人民法院接受群众监督的体现，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自设立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弊端，其中一点就是人民陪审员的具体职责不明确，“陪而不审”现象普遍存在，致使陪审成为“走过场”。在其它实行陪审制度的国家中，陪审员是监督法官正确裁判和弥补法官思维局限的事实裁判者，陪审员无需经过专业训练即可胜任，法律看中的就是作为普通人的陪审员的常识判断。在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后，人民陪审员作为心证形成的重要主体，与职业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履行一审程序中的事实认定职责。①（四）有利于我国证据制度乃至整个诉讼制度的进步
自由心证作为现代诉讼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与整个诉讼程序以及证据制度是协调一致的。自由心证需要证据制度以及程序的支持和制约，否则孤立的自由心中就容易落入主观擅断，这有违现代自由心证的精神。所以，在我国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以科学、合理的证据规则来指导心证、约束心证。可以说，确立自由心证原则是完善我国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完善证据规则提供了契机。进一步而言，也将促进整个诉讼制度的进步。
结语：
近年来，冤案不断、错案频出，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质疑和对部分法官的诘难声不断，司法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实际上，既符合法律规定又能够赢得社会公众支持的裁判并不一定要符合客观真相，这一点难以实现也与诉讼实际不符，而是要使裁判符合常识、常理，进而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法官的裁判过程，使法官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评断证据、认定事实，这就使社会公众能够理解裁判过程，进而信服裁判结果。另外需强调一点，我国虽在许多方面还不具备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条件，如审判不独立、证据规则不够完善、法官素质也不够高等等，但这并不妨碍我国确立自由心证原则。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可以有力地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和完善，而这些方面的改善又能保障自由心证原则的贯彻和实施，二者相得益彰。
①郑未媚著：《自由心证原则研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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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 介休法院蔡国强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制度。 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然而，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或称心证原则，即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因此可见，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质是理性和良心。理性是自由判断的基础，而良心（职业道德）是正确判断的保证。 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缺点： 优点：1.解决疑难案件。 2.提高结案效率。 3.更注重实体正义。 缺陷：1.对法官素质要求很高。
2.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大，和成文法的契合。 3.对程序正义的妨碍。 自由心证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及立法的契合度： 我国虽然在制度上没有关于自由心证的设计，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的足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力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该条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它既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的规定，同时也强调法官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和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依据否定对方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 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事求是的证据原则，同时排斥自由心证制度的使用．而现阶段出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衡量，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契合点，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完善合议制度等措施使得自由心证制度作用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关键字：刑事诉讼自由心证事实认定 1，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背景以及在我国的发展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它在大陆法国家中已由法律明确规定，“内心确信”（I’intime conviction）一词来源于法国，法国于1808年率先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内心确信。(即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布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内心确信判决案件。，其后，意大利于1865年，德国于1877年相继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先后采用这一原则。自由心证原则成为继法定证据 制度之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 我国自由心证最早是清末修律从日本转译而来，作为证据评价的原则在诉讼中确立了地位，并一直沿用到国民政府垮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界的讨论深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其中第64条在法律上第一次承认了自由心证作为 证据评价的原则。虽然第64条没有直接表明自由心证为我国证据评价的原则，但从内容上理解实是自由心证原则。自由心证作为评价证据的一般原则不仅在民事证据中适用，刑事证据中也应适用。 由于我国主流观点是认为“实事求是”是我们评价证据应当遵循的原则。因此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证据制度，我们更多的是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否定与拒绝：l、
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 从17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推动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崇尚自由权利和个人认识能力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以刑讯逼供为特征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此背景之下，法定证据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以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的产生及发展 最早提出在立法上建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是法国资产阶级代表杜波尔。1791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出了一项改革草案，提议建立自由心证制度。法国制宪法会议通过杜波尔的法案，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1808年《重罪审理法典》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作了首次经典的表述，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规定：“重罪法庭退席之前，庭长宣读以下训词，这一训词以粗体大字贴于评议室最明显的位置：法律不过问法官形成自我确信的理由，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某种规则并让他们必须依赖这种规则去认定某项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静气、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决定、本着诚实、本着良心、依其理智，寻找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理由所提出之证据产生的印象。法律只向法官提出一个概括了法官全部责任范围的问题：你已有内心确信之决定吗？ 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仍有类似规定，只是表述更为简洁，但是针对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陪审团演变成法官。法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是适用于全部案件类型的证据法基本原则。继法国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仿，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188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260条规定：“法院应根据从全部法庭审理中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来确定调查证据的结果。”1892年沙皇俄国的《刑事诉讼条例》第119条规定：“治安法官应根据建立在综合考虑法庭审判时所揭露的情况基础上的内心确信，来裁判受审有无罪过的问题。”日本在明治初年曾采用“断定有罪应根据口供定案”的法定证据制度，明治九年以后也改建成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现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审判官自由判断”。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台湾也有规定。 二、自由心证的缺陷及克服 1、自由心证灵活性之负面影响 自由心证制度的机理在于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地判断证据，从而摆脱了法定条条框框的束缚，发挥了审判人员的积极能动作用，使之有可能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运用证据发现事实真相，较之与法定证据制度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性。然而，也恰恰在这一点上，自由心证制度不断地遭受来自各方猛烈的非议、质难和批判，因为自由心证制度将对证据的审查、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案件最终结果的确定维系于办案审判人员身上，自由心证制度的良性运作对审判人员的资质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审判人员素质的高下优劣就成为决定诉讼命运的关键因素。然而，如果说一种制度的贯彻与实施，最终要完全依赖于制度执行者的素质好坏，那么这种制度设置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相应的措施规制的情形下，自由心证制度则无疑方便了某些审判人员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为司法腐败网开一面。自由心证制度的灵活性，从反面看，倒成就了其随意性、主观臆断之缺陷。 2、自由心证主体判断的主观性 就诉讼的启动与展开而言，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永远是诉讼进行的重要目标。而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依赖于审判人员内心是否形
论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内容摘要】自由心证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证据法原则，该原则能够在 世界上很多国家得以确立并发展至今，说明它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合理的。我国传统观点对“自由心证”存在误解，立法也一直没有正式确立自由心证原则。我国有必要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但这并非是 无条件的，它需要具备内、外两方面的条件。 [Abstract]Principle of free intention is a principle of evidence law that most countries generally adopted.This principle can be in many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ment so far,That said it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practice.It no matter in theoretical or practice level are reasonable.China's traditional opinions on"the free proof"misunderstood.The legislation also had not been formal establishment free proof of principl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free proof rule,but it is not unconditional,It needs to have the inside and outside two conditions. 【关键词】自由心证原则合理性条件意义 [Key words]principle of free intention;rationality;conditions;significance 引言： 自由心证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关于如何评价证据之证明力的原则，是指对于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不预先作硬性的规定，而是由法官本着理性和良心，根据调查和辩论中形成的内心确信予以认定，从而对案件作出结论。①对证明力的自由评价是自由心证原则的核心。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问题，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即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原则。 中世纪后期，欧洲盛行法定证据制度，法官只能用法定的某种证据来认证事实，而不问其是否符合实际，不问法官内心是否确信。这种制度严重地束缚了法官，使其不能自如地进行合理裁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废除法定证据制度、建立自由心证原则。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采取自由心证的草案。1808年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后来，欧洲大陆各国的立法也相继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判断证据的重要原则。②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事实裁判者对证据进行自由评价是一种沿袭已久的司法传统。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了“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并反映在审判活动中。例如， ①魏虹主编：《证据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②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一、关于自由心证原则议论的动向及疑问包括民事在内的所有诉讼活动，都是围绕案件事实的发现而展开的。而发现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就是证据。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控方（原告）与辩方（被告）基于证明责任，必需向法院提供证据并就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说明，从而为法官进行判断提供前提和事实依据。那么，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应该如何判断和取舍证据呢？这就是涉及证据判断的问题。证据判断直接关系到证明活动的全部。当事人基于证明权收集证据，并承担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提供和说明证据。但是，当事人并无法律上的权限决定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决定证据与案件关联的程度，证据对事实证明的力度等等。这是因为，诉讼本来就是对立双方当事人寻求法官解决纠纷的形态，如果对立的当事人之间有任何一方具有这种权限，那么，势必导致证据取舍的偏斜。或者，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决定证据的取舍，则与诉讼的本质出现绝对的背离。因此，决定取舍证据的权限只能属于处于中立裁判地位的法官。然而，法官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审查、判断证据，从而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当然也会关系到当事人利益的合法性实现，关系到法律的能否正确实施，关系到判决能否获得正当性。对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证据判断规则。根据传统教科书的叙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四种关于证据判断的原则规定。第一种是神誓、神判，第二种是法定证据制度，第三种是自由心证，第四种是我国曾经提倡的实事求是证据判断原则。[01]在这上述四种证据判断原则中，第一种无疑已经为时代所唾弃。第二种由于存在局限性也被改良、取代。第四种也由于中国证据理论研究的深入，其地位已经被动摇，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惟独剩下的是自由心证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提倡，而且在我国也开始出现了肯定它的动向。在最近几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的著作中，自由心证的意义得到了相当宽范围的、相当高层次的肯定。[02]不仅如此，许多学者还认为，我国法学界近几年来主张的法官判断证据依据内心确信的原则，其实与自由心证同出一辙。新出版的法学教材中有这样的叙述：就司法证明模式而言，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属于自由证明的范围。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又如，[03]叶自强先生强调：探讨内心确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建立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问题。[04]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在有关自由心证的论述中，存在相当偏差的理解。比较典型的偏差有二：一是关于自由心证的含义方面，认为，自由心证是法律对证据的取舍等不预先加以规定，由法官等审判人员基于自己的良心及理性形成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05]在这里，法官在判断证据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法官完全拥有自由判断证据取舍的权限。这种偏差在叶自强先生那里得到了纠正。叶自强先生在关于现代自由心证的论述中指出：无约束性的传统自由心证具有非理性和非民主的因素，而现代自由心证除了强调独立具有自由判断证据的职权和职责外，这种权限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规则尤其是证据规则的制约，其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证据法则。[06]然而，仅仅有证据规则的约束，就能够保证自由心证原则的有效贯彻吗？从叶自强先生关于传统和现代意义的自由心证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这第二个方面的偏差，即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实际上等于约束性的自由心证。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可以说，约束性自由心证原则强调的强化法律及证据规则，以此限制法官的肆意心证，在形式上，或者甚至可以说在动机上与已经被自由心证替代的法定证据制度并无太大的差别。如果证据制度的发展出现这样的历史巧合，也只能说明历史的反复实在是太惊人了。二、自由心证主义的含义及内容所谓自由心证，指的是根据审理中出现的资料及状况，基于自由的判断形成心证，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自由心证主义的出现，与近代诉讼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心证主义是针对法定证据制度而言的。起源于日耳曼法，并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普通法时代发展到鼎盛的法定证据制度，是当时的人们出于对法官低素质的忧虑和不信任，为了抑制法官不负责任的独断裁判而设置。在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明种类以及证据的证明力都被法律预先设定。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能根据预设的证据种类及证据力来认定事实。法定证据制度对于神判证据制度尽管具有时代的先进性，然而，随着资本资本主义的兴起，社
自由心证制度 一、自由心证制度的命名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封建帝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更大的飞跃。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在诉讼制度上的变革，是将纠问式诉讼变为体现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式诉讼。与此相适应，在证据制度上则是以“自由心证”取代了封建社会实行的“法定证据”。在刑事证据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人物----法国议员杜波尔，最先把封建社会实行的证据制度命名为“法定证据制度”，但后来又给予了猛烈的抨击。1790年12月26日，杜波尔在法国议会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著名演说，他建议：应当废除以往实行的法定证据制度，而改为“法官自由心证”。杜波尔的主要观点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其全部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到一点上，即：如何判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而判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法律预先把各种证据的证明力都一一规定出来——什么样的证据是完全可靠的；什么样的证据则不完全可靠。不管法官的内心是否相信它，法官只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判断；另一种办法则是，把那些用来证明案情的一切证据材料，都详细地收集起来，摆在法官的面前，不加任何限制地任凭法官去自由判断，让他们得出自己的内心确信。杜波尔给前一种办法起了一个名字，称为“法定证据”，而把后一种办法，则称之为“道德证据”。他把这两种办法的利弊得失做了一番详细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定证据是一种荒唐的证据制度，应当予以废除。法国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于1791年1月18日通过了由杜波尔起草的一项决议，确立了法官自由心证的原则。同年9月29日，法国宪法议会发布训令正式予以公告。1808年，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从立法上把自由心证规定为刑事诉讼中判断证据的一项制度。其后，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也都效仿法国，纷纷通过立法将自由心证确立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基本原则，如1865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1877年的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等都规定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此后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以及我国民国时期，也都采用了自由心证原则。目前，自由心证已成为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制度。 二、自由心证制度的内容 1808年通过的《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在第342条对“自由心证”作了一个经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法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也不给他们预定一些规则，要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只是要求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中产生了什么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件事实认为是真实的?，法律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由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真诚地相信吗??”这一段表述，一向被认为是关于“自由心证”的古典公式。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与内心确信 文｜唐海锋，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事处，法务之家版权作品，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一、“自由心证”以及“内心确信”域外的“自由心证”，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 据制度。强调审判人员的主观认知，不强调得出结果的认知路径以及相关证据规则，仅要求法官根据自己的内心良知作出最终判断。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从刑诉法第五十三条可以一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脉络，我国的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自由心证”思想的影响，要求审判人员从内心达成确信，但所谓的“内心确信”并无实质可供操作的定义，且仍然以证据链条本身为基础，相关详细规定也都是就证据主体本身所制定。可以看出我们的“内心确信”仍然依托一定的证据的规则，不同于“自由心证”，其可供审判人员适用的自
由度较小。二、存在的问题实务中，常见相关案例，犯罪嫌疑人有详细的自由供述，而其他据以定罪的证据较少，如果缺失嫌疑人的相关供述，则整案证据链条完全瘫痪。尤其是历史长久的积案，相关证据由于条件所限，基本完全缺失，相当于仅有嫌疑人的详细供述，在认定只有嫌疑人供述的话，根据刑诉法五十三条规定来看，显然无法认定犯罪。相反，实务中也有相关案例，大量侧面证据从常理认知上已足够形成内心确信，但由于缺乏嫌疑人直接供述，根据证据规则形不成形式上的证据链条，也往往认定嫌疑人无罪。甚至可以认为，刑诉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提及的“内心确信”在 实务中与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一、二项存在冲突，或是一定程度上被其大大削弱限制了。在我们适用刑法以及刑诉法的时候，其实已或多或少的介入了司法人员的主观认知，不只是审判阶段，包括：（1）查证案件事实的取证阶段，介入侦查人员的主观认知后已不可避免的与事实存在偏差，包括仅部分还原事实，或是还原事实偏离，可能还掺杂着客观不能的情况；（2）是在证据链条的结合推论中，也或多或少介入主观认知推定，此时的主观认知积极合理运用的话能够起到修正取证偏差或是取证不能的作用；(3)三是在定罪量刑过程中，主观认知也或多或少对裁量存在影响。现实是我们怎么处理“内心确信”以及证据链条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司法人员是 否有能力、有信心去根据嫌疑人的自由供述进行详细探究，
心证的形成及其标准 ——从一起诱惑处罚案件展开 案情介绍： 2002年5月13日，原告李某在没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应黄某、陈某要求到达指定地点时，被某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当场查获。被告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江苏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32条的规定，对原告李某作出了罚款12000元的处罚决定。李某以被告与黄某、陈某恶意串通、违法行政为由，诉请法院撤销处罚决定。 被告认定原告无证运营事实的证据为其工作人员对黄某、陈某所作询问笔录一份（当日制作），黄某、陈某陈述其搭乘原告车辆的经过。 原告向法院所举证据包括：1.原告代理人对黄某、陈某所作调查笔录一份，黄某、陈某陈述是接受施某的指派对原告进行“钩鱼”（利诱），事后两人各分得人民币350元；2.黄某、陈某在他人无证运营被处罚案件中曾经作为证人的证据。 诉讼中，受诉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调取了施某所备手机在5月13日的通话记录，该记录载明施某于当日同被告工作人员和黄某、陈某集中通话多达二十余次。
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取证方式是否合法，也就是说被告是否采取了利诱——俗称“钩鱼”的方式进行取证。对此，审判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原告所举证据尚不能证明被告采用了利诱的方式进行调查取证，原告无证运营是客观事实，为了维护正常的营运秩序，打击无证营运行为，本案应维持被诉处罚决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所举证据已足以证明被告采取了非法的取证方式，本案应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法理分析： 一、自由心证在证据认定中的理解与适用 从历史的发展轨迹进行探寻，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法定证据制度、传统自由心证制度和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法定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取舍及证明力的大小均预先作了规定，法官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机械的判断。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即严重束缚了法官对证据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使得法官在证据判断过程中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传统自由心证制度是在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批判中产生的，它把法官从法定证据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使法官能够根据自己的理智和信念进行证据判断和事实认定。但由于缺乏相应规则的约束，传统自由心证制度走上了与法定证据制度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心证的滥
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裁判方法及司法适用 一、引言 自由心证，是指对于证据的取舍、评价以及事实的认定，法律原则上不预先规定，而是交给法官自由判断的原则或者制度。作为对法定证据和刑讯逼供的反动，近代自由心证发端于法国，之后迅速推广，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根基。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大陆法系截然不同，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核心理念同样是“自由的证据评价”。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在证据判断方面采纳了现代自由心证原则。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就此作了大同小异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最高人民法院杜万华大法官认为，“此规定虽然抽象，但对自由心证是比较准确的描述。”2019年底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的内容。 杜万华大法官在上引文章中谈到了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法官审核认定证据时必须坚持依法原则，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程序不能违背。全面原则要坚持。要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内心确信，内心确信以后要把确信在裁判文书中或在法庭庭审中公开，即公开心证的过程……简单的案子要在法庭上说清楚。如果是普通案件，必须把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特别是有争议的部分，用裁判文书说出来，这是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结合这一论述，可以从《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中提炼出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几点原则和要求，即依法原则，全面、客观原则，运用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充分说理。本文的任务，就是运用自由心证的一般原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此前援引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作出的裁判文书，对上述原则进行初步的展开。 二、依法原则
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 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证据制度的选择与一 个时代人们对于立法与司法的态度有关。法定证据制度所表达的一种立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 向，自由心证制度所表达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由心证以司法中心主义为其 价值支撑，因此它需要有高素质的法官和系统的司法方法相配套。如果法官正确运用“自由 心证”原则，抓住细节进行合理推理，通过法庭调查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同样可以判决案 件。我国的证据证明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自由心证中蕴涵的逻辑判断分析 经验及判决中严谨的文字说明都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种素质恰恰是我们急于提高 的。现代自由心证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 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 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不仅如此，虽然迄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在否定自 由心证主义但由于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实践中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却享有远超过西方法 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实质是一种“超自由心证主义”。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就会发 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至于实践中认证混乱的问题，这主要归咎于现代 自由心证原则的缺失和证据规则的不完善。因此，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当法定化，如证据 的收集规则、排除证据规则、采取证据规则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则法官可以自由化，而这 些恰恰是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容。至于我国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容，尚有很大的争 论。尤其是法官能否在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两方面都有自由裁量权。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 系合理的证据制度，通过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严密规定以指导和约束法官，并排除外部 对审判法官的非法干预。但不能照搬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确立繁杂的证据资格规则，同时 又不能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由，对证据资格不予采用“。法官在遵守证据规则的制度的前提 下应该对证据资格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开原则是现代国家的一项根本诉讼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有庭审过程和审判结果公开的相关规定。采取自由心证主义的国家除 有类似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心证的公开。心证公开就是指在庭审时及庭审后的裁判中，法官 就所有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包括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认证的过程、结论和理由，向当 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公众公开，使其有所知悉、认识或理解。归纳一下，心证公开的 内容应包括以下五项内容：一心证前提的公开，二是心证过程的公开，三是心证结果的公开， 法官通过这一个自由心证着一个严密的过程得到最后的判决结果，法官需将该结果公开；四 是心证理由的公开，五是“心证结果的监督机制及其监督结果的公开”。自由心证过程公开， 作为一种诉讼程序上的设计，程序参与原则要求诉讼当事人主动参与到诉讼中来，通过自己 对法官心证形成的影响来能动的影响判决结果。这不但有助于当事人实体权力的实现，也有 助于通过这种程序上的正义来保障实体正义。[!--empirenews.page--] 1、程序参与原则 程序参与原则是指“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民事制裁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 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民事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或作用。” 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及运行，必须确立与强化当事人享有的程序主体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 “应从实质上保障其参与该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之程序上基本权；而且，诉讼权利和主体地位， 在裁判作成之前，应保障该人能得适时、适式提出资料、陈述意见；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 情况下所收集之事实及证据，应不得迳成为法院作成判决之基础。2、程序公开原则该项 原则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程 序公开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是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起码要求， 成为衡量司法程序是否公正的一个重要指标。心证公开则使法官对事实和法律上的内心认知 情况适时向当事人予以必要的阐明，强化了审判过程的透明程度，体现了程序公开原则的要 求。3、程序公正原则作为一种程序设计，心证过程公开要求体现程序正义。一方面，法 官通过过程公开这个程序，既有利于当事人明确法官的观点，也有利于当事人收集提供充分
浅谈对自由心证的认识 木子 20150214 【摘要】自由心证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使用普遍，本文在此对自由心证简要阐述，主要对自由心证的的产生及发展以及面临的缺陷等进行阐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关键词】自由心证产生认识 一、自由心证原则之含义 自由心证原则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得到普遍适用的，在国外普遍称为自由心证主义，自由心证是一种常人认知模式，它是指预先规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经验和自己的理性良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所谓自由心证原则是指“证据之证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听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自由心证是以证据的存在为前提，而不是以单纯的“自由”心证而认定事实。它相对于法定证据原则提出的，强调法官判断的自由，包括自由的运用证据方法、证据能力的自由、证明力评价和选择经验法则的自由和法官斟酌辩论全意旨。自由心证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法律赋予法官完全自由的关于证据力评价的权力，也是法律希望法官能在良知、学识和对法律负责的基础上发挥其理性优势的集中体现。 自由心证，是指关于法院认定用于判决基础的事项，应遵从由组成法院的法官基于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切资料和状况，自由形成的具体的原则。自由心证原则要求，对于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经验法则以及逻辑规则自由判断，由此形成内心确信，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
论我国自由心证制度 法学院12级张璐学号128012012040 【摘要】我国自由心证的制度虽然在不断发展完善中，但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性。本文通过对我国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现状、不足的分析，从而提出完善自由心证制度的途径。 【关键词】自由心证现代自由心证 引言 所谓自由心证，指的是根据审理中出现的资料及状况，基于自由的判断形成心证，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法律预先不作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官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称为心证。自由心证主义的出现，与近代诉讼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他自己的心证来认定案件事实。中世纪后期，欧洲盛行法定证据制度，法官只能用法定的某种证据来认证事实，而不问其是否符合实际，不问法官内心是否确信。这种制度严重地束缚了法官，使其不能自如地进行合理裁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迪波尔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废除法定证据制度、建立自由心证原则。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采取自由心证的草案。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后来，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也相继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判断证据的重要原则。 （一）我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 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自由心证制度，是其整个法制体系中的一项不可或缺要素。而在我国法制建设中，能否加以合理移植或借鉴呢？对于是否要在中国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自由心证是否能够作为我国法院判断证据的标准，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肯定论”与“否定论”。肯定论认为，以审判员的内心确信（心证）来判断证据，是确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保证。审判员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着审判员的内心确信（心证）。否定论则认为：（1）我国不存在“自由心证”的历史条件，即我国从未实行过法定证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国家政权，故不必实行自由心证制度。（2）自由心证只凭法官、陪审官“良心”、“理智”和“灵感”来判断证据，完全是主观主义的。这同我国判断证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即诉讼活动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依靠群众，调查收集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最后达到主观认识与案件客观事实相一致—不相符合，等等。[1]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诉讼法学者强烈批判“自由心证”理论和制度，强调判断证据应当遵循客观标准，作为定案的证据要确实和充分。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对司法实践造成多大影响力。众所周知，“司法腐败”是当前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大灾难。虽然自由心证不是造成司法腐败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由心证制度有其客观必要性，但同时有其弊端，这些弊端是需要克服的。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确实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但要
https://www.doczj.com/doc/4a8489513.html,/wiki/%E8%87%AA%E7%94%B1%E5%BF%83%E8%AF%81 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原则在外国法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自由心证主义。自由心证原则是公法上的强行规范，不许当事人、公诉人合意变更或排除适用，也不许法官随意排除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自由心证 - 概述 自由心证制度研究 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法律预先不作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官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称为心证。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他自己的心证来认定案件事实。 中世纪后期，欧洲盛行法定证据制度，法官只能用法定的某种证据来认证事实，而不问其是否符合实际，不问法官内心是否确信。这种制度严重地束缚了法官，使其不能自如地进行合理裁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迪波尔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废除法定证据制度、建立自由心证原则。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采取自由心证的草案。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后来，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也相继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判断证据的重要原则。 所谓自由心证，指的是根据审理中出现的资料及状况，基于自由的判断形成心证，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自由心证主义的出现，与近代诉讼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心证主义是针对法定证据制度而言的。起源于日耳曼法，并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普通法时代发展到鼎盛的法定证据制度，是当时的人们出于对法官低素质的忧虑和不信任，为了抑制法官不负责任的独断裁判而设置。在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明种类以及证据的证明力都被法律预先设定。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能根据预设的证据种类及证据力来认定事实。法定证据制度对于神判证据制度尽管具有时代的先进性，然而，随着资本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生活日趋复杂，仅仅依靠有限的法定的证据来认定发生在社会中的各种事实显然是不可能的。自由心证主义证据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忽容置疑，自由心证主义是对法官的一种解放。自由心证主义有其独特的含义及内容。法官必须综合考量当事人辩论的全部内容和进行证据调查的结果，从而根据自由的心证判断当事人所作事实主张是否真实。因此，自由心证是有前提的，即必须根据当事人辩论的全部内容和证据调查的结果来心证。在此前提下，法官如何判断并取舍证据，拥有完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证据种类无限制。即所有的人证或物证都可以成为证据，而且在判断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可以自由地根据不同种类的证据来认定；
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发展、现实处境 王嘎利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1摘要2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6第64条初步将自由心证原则确立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的标准,这与以往的法官秘密心证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立法上的规定并不表明自由心证原则成为当然的现实。从自由心证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自由心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事实的多样性又会造成法官运用自由心证的擅断和随意,因此,有必要设置规范法官对事实作出判断的规则,从而形成完整的自由心证制度。我国虽在立法中逐渐接受并确立起自由心证原则,但是相关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加之司法实践的惯性,导致自由心证原则的实现尚存在不少制约因素,这要求我们切实把握自由心证原则的精神,提升立法水平,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将该项原则落到实处。 1关键词2 自由心证原则,演变,制约因素,挑战 1中图分类号2D916 1文献标识码2A 1文章编号21004-4175(2007)01-0154-04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6(以下简称5证据规定6)第64条初步将自由心证原则确立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的标准,这与我国过去形成的法官秘密心证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立法上的进步固然重要,但是,自由心证制度能否在实践中良性运转,除了制度本身可能具有的合理性之外,还要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制度的配套措施等等,都需要人们去一一探讨,否则,再好的制度,如果只是盲目地移植,只会产生/南橘北枳0的后果。 一、自由心证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自由心证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有其特殊的背景,从古罗马时期到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心证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在古罗马时期,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完全是凭借良心来自由地认定和随意取舍,这可以说是现代自由心证的雏形。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在罗马帝国后期逐渐遭到削弱,到了中世纪后期基本上改为严格规则主义。法国从13世纪引入法定证据原则,16世纪基本确立,到了17世纪,有着封建等级特 权划分的法国,将国人划为僧侣、贵族、市民三等,并对三个等级的服饰、生活方式和礼仪等都作了不同规定(反映在诉讼制度上则是三个等级的人所作的证言,其证明力不相等)。而在德国,法定证据原则得到长足发展则是15世纪继受教会)))意大利法的结果,1532年的卡洛林纳法典标志着法定证据原则在全德意志各公国中获得统治地位。但是,随着西方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法定证据本身的僵硬死板越来越不能满足近现代诉讼构架的需要,自由心证制度就是这场社会变革中所进行的法制革命的成果之一。 具体来说,伴随着资本主义法制的不断进步,自由心证制度逐步被运用到民事诉讼中来,并在一系列完整配套的法律体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近代的诉讼法早将认定事实的形式化做法加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采用自由心证这种方式,这是对法官智慧的高度信任,也就是说,只期望于具有良心、有辨别能力与经验的法官的具体确信,如果达到这种确信程度,该种事实就被认为已经得到了证明。 现代自由心证原则不专属于哪个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基本上都认同法官在确信案件事实时自由 # 154#y 1收稿日期22006-11-18 1作者简介2王嘎利(1977-),男,河南襄城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 内容提要：自由心证在西方国家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史，并且已从传统自由心证发展到了现代自由心证，即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结合运用。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仍是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由心证，并且一方面因为具体规范较为疏漏，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官独立性不强，导致外部因素干涉证据之认定。因此有必要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关键词：自由心证证据认定法官独立 正文： 自由心证是近代诉讼的产物。从法理的角度上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如果法官在个案中一味地遵从现有法律规定的原则，拘泥于某些法律原则而不考虑社会实际的需要，则将会导致法律处于僵化的境地。在个案诉讼当中，证据制度处于核心的地位，是整个诉讼运行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的作出，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界虽然对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多持批判态度，但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明确规定的法定证据认定规则之外，仍然秉持着自由心证的方法和原则。如《证据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守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本文将阐述自由心证原则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讨论建立完善的、系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在当下中国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自由心证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科学的进化道路相随，证据制度经历了法定证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演进的历史进程。”①在中世纪初期的欧洲，作为息纷止诉的标准方法是决斗裁判和神明裁判。文艺复兴之后，法定证据制度逐渐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但是，在法定制度制度下，虽然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约束，但法官并非完全失去自由判断的权力，他仍可按照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和逻辑来认定当事人出示的证据。只不过，由于法定证据的严格性，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凭“良心”来进行推论的权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是被弱化了的。因为法定证据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社会单纯并且小规模的情况下，为了抑制法官作出恣意的事实认定，从而把用于事实判断的经验法则法定化。②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社会纠纷层出不穷，与纠纷相互联系的行为事实在判断和认定上存在较大的障碍，法官适用僵硬、武断的法定证据制度已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心证应运而生。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传统自由心证指的是法官依据依据法律规定，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在法庭调查的全部结果和法定辩论的全部内容基础上，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 ①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②陈莉：《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