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反向混淆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损害赔偿数额
商标混淆是指消费者对商标的误认。同一个商标或类似的两个商标涉及不同的使用人，在先使用该商标的如果是市场知名的公司，在后使用的是不那么有名的公司，消费者会误认为这不知名的公司的商品与知名的公司有联系；相反，在先使用该商标的公司如果是个小企业，市场不知名，而在后使用该商标的公司却有较大的市场知名度，这时消费者便会误认为之前不知名的企业与现在特有名的公司存在一定关联。前一种情况称作商标的正向混淆，后一种情况称作商标的反向混淆。一般的商标侵权纠纷源于商标正向混淆，但源于商标反向混淆的侵权案件也时有发生。我国的商标法对商标反向混淆情形没有明文规定，因此，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问题成了法院审理商标反向混淆案件的一个难点。
周乐伦诉广州市盛世长运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案（以下简称“新百伦”案），就是典型的商标反向混淆案件。原告是“百伦”、“新百伦”的商标专用权人，被告新百伦公司是美国知名运动品牌“New Balance”在中国的关联公司。被告将原告享有商标权的“新百伦”字样作为其经营品牌“New Balance”的中文译名，在广告宣传中大量使用，“新百伦”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使得消费者误以为原告及其被授
权人生产的商品来源于被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败诉，新百伦公司赔偿原告9 800 万元。事实上，原告及其被授权人生产的商品知名度很低，销售收入并不理想。被告使用“新百伦”字样并没有利用原告商誉的意图，也没有给原告带来巨大损失。法院的判决结果明显会使得原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获利，这不符合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初衷。因此对于如此高额的侵权赔偿，学界和商界都存在争议。
一、赔偿数额认定的法定方式。
2013 年8 月修正后的我国《商标法》第63 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可见，赔偿数额的法定认定方式注重这样的顺序：首选考虑的是侵权损失，其次是侵权所得，再次是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最后适用法定赔偿数额（300 万元以下）。除了对恶意侵权者适用1~3 倍的惩罚性赔偿措施，基本赔偿数额的认定仍然遵循补偿性原则，即权利人应获得的赔偿只能建立在存在实际损害的事实基础上，以补偿
其所遭受的损失为目的。
源于商标正向混淆的侵权案件，侵权损失、侵权所得等可以依据有关数据计算得出，但对于商标反向混淆侵权案来说，这种计算却往往缺乏数据依据，难以通过计算得出合理的数额，一般只能根据商标许可费用或法定赔偿额来确定赔偿数额。
二、关于反向混淆侵权损失的认定。
在商标正向混淆侵权案件中，在先商标权人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在后商标使用人对相同或近似商标的使用，使得在先商标权人的声誉受到影响，继而导致其销售量下降。因此，销售量的下降就是在先商标权人遭受的损失。销售量下降的数据可以通过比较各季度或年度销售量的变化而大致得出。在商标反向混淆侵权案件中，在后商标使用人通常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他们使用相对弱势的在先商标权人的商标后，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对该商标进行推广，提高其知名度。当消费者误以为在先商标权人的商品来自在后商标使用人时，会更愿意进行购买。这样一来，在先商标权人等于被迫搭上了在后商标使用人的“便车”,销售额往往在短时间内不降反升[1].
因此，在反向混淆侵权案件中，透过销售额的变化不但无法看出商标权人的损失，还会得出商标权人因被侵权而获益的结论。
在商标反向混淆侵权案件中，商标权人遭受的损失性质与在正向混淆侵权案件中的完全不同。首先，反向混淆切断了在先商标权人的产品与商标之间的联系。以“新百伦”案为例，
周某及其被授权人对“新百伦”商标享有专有使用权,其产品在当地可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部分消费者看到“新百伦”商标会将其与周某及其被授权人生产的产品联系起来。
新百伦公司介入，对“新百伦”商标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使得消费者们一看到“新百伦”就会想到美国的运动品牌“New Balance”. 周某及其被授权人通过努力所建立的商标与产品之间的联系因此被切断。
其次，反向混淆贬损了在先商标权人的商誉。这是给商标权人造成的最大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后商标使用人停止使用该商标，也无法挽回。美国运动品牌“New Balance”作为世界知名品牌，具有较高的品质和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当“新百伦”
与“New Balance”联系在一起以后，周某及其被授权人在其产品上使用“新百伦”商标，部分消费者会误以为这是假冒产品，这就对周某及其被授权人的商业信誉造成了损害。消费者的这种负面评价一旦形成，便很难消除。最后，反向混淆阻碍在先商标权人的未来发展。“卖假货”的声誉一旦形成，该品牌的未来发展必然陷入艰难境地，之前通过努力所积累的商誉毁于一旦，以后重建商誉过程中还可能一直受困于这种负面影响。如此看来，反向混淆对在先商标权人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无论是商品与商标联系的切断、商誉的贬损还是未来发展受阻，这些损失都难以找到一个量化的标准。如果没有新百伦
公司的介入，周某及其被授权人通过自身努力慢慢积累商誉，可能会将“新百伦”培育成广受欢迎的国民品牌；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惨淡经营，该商标最后从市场中消失。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在先商标权人可能的获利无法量化。因此，商标反向混淆侵权案件中，侵权损失数额的认定非常困难。
三、关于反向混淆侵权获利的认定。
2002 年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解释》”）第14 条规定，“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在商标正向混淆侵权案件中，消费者会购买被告的商品，主要原因是他们将该商品误认为来源于原告。例如人们会购买“康帅傅”牌方便面，是因为将其错认成“康师傅”.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解释》给出的计算方式，可以大致计算出被告的侵权获利。但在反向混淆侵权案件中，情况却完全不同。在“新百伦”案中，法院在认定被告的侵权获利时，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相乘的计算方式，因为考虑到被告只在商品宣传中使用了“新百伦”字样，并没有在产品上使用，而将计算得出的数额减半，结果为9 800 万元。也就是说，新百伦公司2011-2013 年 3 年的销售利润，一半被作为侵权获利。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侵权获利指的是“侵权人因侵
权所获得的利益”. 换句话说，侵权获利就是侵权人在没有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的那部分利益。例如：购买“康帅傅”牌方便面的部分消费者，是因为将“康帅傅”误认为“康师傅”了，否则他们不会产生这种购买行为。那么，这部分消费者为“康帅傅”创造的销售利润就是“康帅傅”商标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在“新百伦”案中，“New Balance”是美国知名的运动品牌，在我国已有一些人知晓并喜爱。使用“新百伦”中文译名做宣传推广,固然有助于这一国外品牌更快地被我国消费者所认知和接受，但如果不使用“新百伦”而用“纽巴伦”或“新平衡”等别的译名，或者只用“New Balance”做宣传，肯定也会获得不少的客户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的销售获利与“新百伦”译名的使用关联度其实很小。消费者购买“New Balance” 牌商品，主要理由是看中其外观、质量，出于对国外知名品牌的信任等，其译名“新百伦”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事实上它能够带来的效果绝对没办法占到总销售利润的一半。但是，使用“新百伦”这个译名，究竟能够为“New Balance”牌商品增加多少销售量，却是无法准确地通过数据去量化的。
在商标反向混淆案件中，由于在后商标使用者并没有“搭便车”的故意，其商品销售量与利润的增长主要是凭借其市场地位所获得的，与在先商标权利人的商标关系不大。因此，在反
向混淆案件中不宜适用《解释》所规定的计算方式。
四、考虑商标许可使用费。
“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是2013 年《商标法》规定的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来确定反向混淆案件中的侵权赔偿数额，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也多有体现。例如美国1992 年的“Thirst-Aid”案，原告是“Thirst-Aid”商标的权利人，被告是着名的贵格燕麦公司。贵格燕麦公司在其生产的GATORADE 系列饮料上使用了“Thirst-Aid”,作为广告的一部分。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使用“Thirst-Aid” 期间所获利润的10%作为侵权赔偿；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赔偿金的方式不合理，表示可以参照“Thirst-Aid”商标的许可费用来计算赔偿金[2]. 部分学者也认为，对于反向混淆案件，“在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上可以依据商标许可使用费，同时配合禁令救济”[3].
在反向混淆案件中，以商标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侵权赔偿数额的基础，可以避免侵权损失标准或侵权获利标准的不足。但是，这又相当于法院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设定了一个强制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关系[3]. 大公司不会去寻求在先商标权人的授权，因为即使被诉侵权，其所付出的代价也只是许可使用费而已。《商标法》规定“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这一赔偿额认定标准，有利于避免这个问题。在先商标权人损失的不只是许可大公司使用商标的许可费，还有企业自身对商标的控制力、自身的商誉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对“倍数”的认定显得至关重要，也给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法院在认定这一倍数时，应该充分考虑在先商标权人使用商标的时间、该商标原本的价值、涉案商标为在后使用人获利所作出的贡献、在后商标使用人的主观意图等因素。例如“新百伦”案，在后商标使用人仅将商标做广告宣传之用，且商标本来的价值较小，但其对商标的使用的确存在过失甚至故意。对此，采用商标许可费用的2~3 倍来认定损害赔偿数额是比较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百伦”案是按照修正前的《商标法》判决的，那时并没有“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这一损害赔偿认定标准。修正前的《商标法》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就“新百伦”案而言，采用《解释》所规定的计算方式无法得出合理的赔偿数额，被告的侵权所得亦难以认定，此时应该适用法定赔偿额。法院可以参考如下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法定赔偿数额：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4]. 将“商标使用许可费”作为其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商标反向混淆案件中，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难以通过“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 来认定，“侵权
人因侵权所得利益” 难以量化，而且根据《解释》所规定的方式来计算,无法得出合理的赔偿数额。遵循《商标法》的规定，法院应当适用“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这一标准来认定，并考虑在先商标权人使用商标的时间、该商标原本的价值、涉案商标为在后使用人获利所作出的贡献、在后商标使用人的主观意图等因素。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原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获利的不合理结果，同时合理补偿反向混淆给在先商标权利人所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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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葛璐萍。商标侵权中的“反向混淆”[D].上海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 杜颖。商标反向混淆构成要件理论及其适用[J].法学,2008（10）。
[4] 王莲峰。商标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43.
一、商标侵权罚款多少 （一）我国《商标法》对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方式 根据前述内容，我国《商标法》在侵权损害赔偿部分，对于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基本形成了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法定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五种方式。因司法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适用较少，标准也不尽统一，本文暂对惩罚性赔偿这种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方式不作阐述。 （二）商标侵权罚款多少以权利人实际损失确定 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以弥补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为目的，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确定侵权人应支付给权利人的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无疑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填补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 理论上讲，该种方法计算出的赔偿额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的。但实际上。权利人的损失不仅表现为商标所标识产品销量的减少，还包括权利人商誉的减损和淡化，商标许可费收益的相对减少等，而权利人因商誉的减损所造成的损失却是难以计算的。 （三）商标侵权罚款多少以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确定 以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损害赔偿额，是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法确定时所运用的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使用该种方法确定商标权人的损害赔偿额，既可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又可以避免侵权人因商标侵权而获利。 （四）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 商标的使用，除了权利人自己使用，还可以通过与他人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并由对方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后，由他人使用。许可合同双方就商标许可使用的时间、种类、地域范围等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确定的侵权损害赔偿额也是对权利人损失的一种补偿。 （五）商标侵权罚款多少依照法定赔偿 1、我国现行《商标法》对法定赔偿的规定，在第六十三条的第三款，该款规定，在前三种方式均不能确定侵权损害赔偿额时，可由人民法院综合侵权情节判给三百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
侵权损害赔偿答辩状 发生侵权损害要求赔偿的如何写答辩状?侵权损害赔偿答要遵循哪些原则?那么，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的侵权损害赔偿答辩状，供大家阅读参考。 答辩人：李某，男，满族，19**年*月*日生，北京市******建材装饰市场***号经营者，住**大街**号楼***室。 答辩人因某公司诉我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答辩如下： 一、本案防爆管破裂的原因是人为外力破坏因素造成，与产品质量无关，理由是： 首先，假如没有人为外力破坏因素存在，那么导致防爆管爆裂的原因只能来自于防爆管内部水的压力，而水的压力只能是先作用于与水直接接触的防爆管里面的橡胶管，而后再作用于包在外面的钢丝网。如果防爆管爆裂破损，那么无论是从受力的先后顺序，还是从橡胶与钢丝承压性能哪个更强的角度来分析，只能是橡胶管破损在先，而且破损程度要比钢丝网严重的多。而绝不可能像本案的防爆管这样，里面的橡胶管只有一条裂缝，而包在它外面的强度高得多的钢丝网却大面积缺失，不见踪影，这是完全不符合力学原理和常理的。就拿多米诺骨牌来说，第一张牌不倒，在没有其它外力的情况下，第二张牌又怎么会倒下呢。如果把防爆管里面的橡胶管比喻成土房子，把外面的钢丝网比喻成土房子外面的钢筋水泥墙，把水压比喻成炸弹。假如炸弹爆炸了，只把里面的
土房子炸出了一条缝的话，那又怎能把外面的钢筋水泥墙炸飞，把一部分钢筋水泥墙炸的不见踪影呢?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导致这种不符合常理现象出现的原因只能是本案防爆管受到了人为外力的破坏。 其次，假如防爆管里面的胶管爆裂，其裂纹也应和车胎爆裂的裂纹相似，横竖裂纹都有，不会像本案的防爆管里面的胶管这样具有跟裁纸刀切割出来的裂缝一样整齐的裂纹。 再次，答辩人销售此种防爆管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从没有出现过爆裂的情况。根据经验，即使防爆管超过了使用年限，里面的橡胶管老化爆裂，也从没有出现过钢丝网破损的情况。 综上，因为本案防爆管人为外力破坏的痕迹十分明显，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是举证责任倒置，因而受害人应就产品存在缺陷、使用缺陷产品导致损害，以及产品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举证，产品生产者要想免责，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故请求法官明察秋毫，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将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指定由原告承担，如果原告拿不出证据，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七《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显示，装修竣工
商标反向混淆的概念最早出自于美国知名学者托马斯.麦克卡瑟的著作《商标与不公平竞争》，即在购买商标在先权利人产品时，消费者误认为自己购买的是在后使用商标的人的产品，或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许可、投资等关联关系。 商标反向混淆属于侵权行为是毋庸置疑的，但各地法院在实际认定过程中却标准不一，即使是商标反向混淆的起源国家也亦如此。目前在美国认定商标反向混淆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八要素标准，另一个为十要素标准。通过检索我国法院商标反向混淆案例可知，我国的商标反向混淆认定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标准，同一个案件，一审和二审的审理结果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局面。法院在认定商标反向混淆时通常考虑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存在合法的在先商标权利。依据现有《商标法》规定可知，我国的商标保护采取注册取得制，故未注册的在先商标不能成为商标反向混淆的保护对象。 2.在先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通过分析商标反向混淆案例可知，在先商标固有显著性越强，被认定为反向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若在先商标因不当使用而致显著性降低，甚至变成通用名称，在后商标使用人的商标使用行为被认定为商标反向混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甚至变成商标的合理使用行为。 3.在先商标是否实际使用。商标注册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以发挥区分商品来源的基本功能。若注册商标却不使用，甚至大量囤积和售卖，不仅会造成商标资源的浪费，而且极易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故在先商标注册后不实际使用的话，被认定为反向混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4.侵权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商标性使用行为指将商标用于经营活动的行为，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包装、装潢、交易文书、展览等行为，因此，若将商标用于非经营性活动，目前主要指用于新闻评论、商标的滑稽模仿、在字典词典等参考书中使用，并不会被认定为商标反向混淆侵权。 5.商标近似程度。商标越近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商标差异显著，就无法引起消费者的任何混淆和联想，那么造成反向混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6.商品是否类似。在商标反向混淆案件中，被认定反向混淆的多为相同或者类似产品(服务)。对于类似的判定，不能局限于是否属于同一类别或者同一群组，性质、功能的类似以及具有可替代性也应成为商品类似的判断标准。 在先商标权利人常常相较于在后商标使用人而言经济实力较弱，自然其进行跨领域生产和开拓其他市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后商标使用人经济实力较强，广告宣传推广能力远高于在先商标权利人，其有能力开拓更广阔的商品市场，但不能就此认定在后商标使用人的行为就一定构成商标反向混淆，过度夸大在后商标使用人的市场开拓能力而强行将其认定为反向混淆反而会造成不公。在商标反向混淆的认定中应着重考虑双方的实际经营范围是否可能构成竞争关系，只有具有竞争可能性的商标侵权行为才有可能被认定为反向混淆侵权。尤其当在先权利人从事多元化经营时，其商标就会被注册在多类产品(服务)上，相应的在后商标使用人构成反向混淆侵权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在先商标获得保护的范围就会得以扩大。 7.在后商标商业显著性。在先商标的消费群体相较于在后商标使用人的消费群体较小，在后商标的商业显著性越强，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商标反向混淆的认定中应着重考察在后商标消费群体混淆的情况，而不应只关注在先商标消费群体的混淆可能性。
著作权人在确定自己的作品被侵权后，需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要求赔偿自己的损失。那么如何确定侵犯商标权的损失赔偿金额，怎么规定的？下面是武汉知名律师事务所严律师的回答： 根据《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人民法院审理商标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求，对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材料、工具，
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 对此严律师做了更进一步的解析： 实际损失是指侵权行为所致的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减损，包括了销量流失、价格降低、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利润损失等。实践中，实际损失一般按照下列方式计算： 实际损失=侵权数量（流失销量）×单位利润（合理利润） 侵权数量可推定为：权利人流失销量或者侵权人的销售量，而合理利润一般而言根据净利润确定，依不同案情可以根据营业利润、销售利润、毛利润确定。
侵权责任三大归责原则适用情形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是据以确定侵权民事责任由行为人承担的理由、标准或者说最终决定性的根本要素。掌握归责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及其实务操作规则，对于正确认定侵权行为的种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承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等具有决定性意义。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其中，过错责任原则还可划分为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 一、一般过错责任原则 （一）适用情形 1.一般侵权行为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劳务派遣单位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3.个人劳务责任中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损害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后半段：“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4.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5.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受到损害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6.因第三人侵权导致学生伤害事故中的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7.销售者对被侵权人承担的产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产品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就产品责任的追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9.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承担的产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10.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页
法学2008年第5期 商标混淆類分__{Sf、侵關度的完善 “彭学龙 【内容摘要】作为商标法中的基本范畴，商标混淆在商标侵权认定和审查（评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其类型研究有助于商标制度的完善。就法律后果而言，各类商标混淆都会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妨碍消费者认牌购物以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理当予以禁止。在执法和司法层面，商标混淆的类型不同，构成要件和表现形式各异，准确予以区分有助于法律适用。 【关键词】商标混淆类型商标侵权制度 作为商标法中的基本范畴，商标混淆(confiision)在商标侵权认定和审査(评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商标制度的演进，商标混淆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出现了各种有别于传统观念的新型混淆形式，并逐渐引起各国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重视。而我国《商标法》的主要条款却避开了混淆概念，遑论其具体类型。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标混淆概念的基准性地位，不利于商标法的正确适用。有鉴于此，本文试以欧美商标法为主要线索，探讨商标混渚概念的含义及其演进，并结合司法实践剖析各种商标混淆类型，希冀为完善我国商标侵权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一、商标混淆与商标侵权的关系及其演进 (一)商标混淆与商标侵权的关系 一直以来，导致消费者误将被诉商标当作权利人的商标即造成混淆，这是商标侵权和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侵权者的目的就在于利用他人商标所承载的良好信誉推销自己的商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挤占被侵权商标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消费者也会受到蒙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选购商品。由此不难理解混淆概念在商标法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国外判例所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的资助。 ①商标侵权认定和审查（评审）遵循同样的规则，为便于行文，本文在涵盖商标侵权规范和审查（评审）规则的宽泛意义上使用?商标侵权制度?一词。出于同样的目的，本文使用的?商品?一词也涵盖?商品?和?服务?。 10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下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下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称：《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方式有不同的顺位。首先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确定;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所获利益均难以确定的，其中《专利法》和《商标法》还规定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确定侵权损害赔偿的依据;以上均难以确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行为情节，在法定赔偿额以内作出裁判。下面介绍司法实践计算方法： 1、权利人损失 按照传统民法理论，侵权损害赔偿以“填平原则”为准，即权利人损失多少，侵权人赔偿多少，侵权人的赔偿数额以填补权利人的损失为限。故无论是《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其赔偿第一顺位都是权利人损失。 因为知识产权本身仍然是财产性权利，其侵权理论主要源于传统民法的侵权法原理。然而，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其一旦遭受侵权，权利人在诉讼活动中很难对其实际损失加以证明。 我们不妨先以商标侵权为视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商标案件解释》)第十五条给出权利人实际损失的具体计算方法，即公式一：
权利人的损失=权利人产品销售的减少量(或：侵权产品的销售量)×权利人产品的单位利润 按公式一计算权利人损失有两种选择：一是选取“权利人产品销售的减少量”，二是选取“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就前者，《商标案件解释》并未将权利人产品销售减少量的计算进行细化，司法实践中多以权利人上一年度产品的销售量与本年度对比。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其成立的前提是：权利人产品年销售量恒定不变，影响其销售量减少的唯一因素是侵权行为。事实上，产品的销量受市场环境、营销策略、内部管理、产品周期等多种因素制约，要做到每年销量整齐划一几乎不可能。倘若市场环境好、营销策略得当、产品正处于上升期，那即使存在大量侵权产品，权利人产品销量也可能不降反升;反之，即便没有侵权产品冲击市场，销量也可能大幅下降。还有更好的办法计算“权利人产品销售的减少量”?法官不是市场营销专家，这样对比已经很不错了，即便算出的数字远远背离现实，怪得了谁?谁让你侵权? 对于后者，立论的基础是一件侵权产品导致权利人少销售一件正品。道理好像没错，但侵权产品与正品的单位利润不可能一样，何况个别消费者也会知假买假，在侵权产品与正品价格悬殊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尤为明显，侵权产品未必能“一比一”冲击正品的市场。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往往掌握在侵权人手中，侵权人很难取证，个别法院的创新思维却可圈可点。在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新百伦公司)诉深圳市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下称：新平衡公司)、莆田市荔城区博斯达克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博斯达克公司)等商标侵权及反不正当竞争一案(下称：NEW BALANCE商标侵权案)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苏州中院)根据被告新平衡公司官网中“目前年生产规模超过200万件”的宣传，认定被控侵权产品在2015年、2016年两年销售量至少有100万双。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在我国一经出现即引起经济学界及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关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激烈讨论。本文着重分析并评价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各项基础性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表现形式、危害及规制之必要性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权利人的许可，将其使用在商品上的商标去除后换上自己的商标，将他人的商品冒充自己的商品出售或拟出售，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根据对商品变更程度的不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表现形式呈现以下两种：整体反向假冒，即保持所涉及商品的原样，对其本身不做任何变更，而只是作了商标的替换；部分反向假冒，即对所涉及商品作了拆分，只利用该商品的局部，或者将该商品的局部应用到自己商品之上另构成一个整体，然后在自己商标名下予以出售。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牟取暴利，盗用的是他人商品的质量信誉，因而该行为对原商标所有人的商誉或经济利益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危害性。另外行为人隐瞒了商品的真实来源，其正是通过蒙蔽消费者，使消费者在不知商品真实情况的状况下做出购买的决定，来实现其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可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危害不仅及于原商标所有权人，也及于消费者。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显然危害性较大。因而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规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认定 若要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进行有效规制，首先必须对其进行准确的性质认定。 反向假冒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46年美国成文商标法即兰哈姆法（LanhamAct）第43条（a）款，此外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对此也有不同的法律进行了规定。而这一概念对于我国来说纯属舶来之品，正因为此，国内学者对其理解也不尽一致，争论颇多，加上原有法律、法规的欠缺，使得这一行为一直缺乏有利的处断依据。所幸的是在各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2001年10月新修订的《商标法》出台，其第52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本条文的确立结束了多年来法学界关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否属侵犯商标权的争议，也给执法者处置相关案件提供了具体依据。由此可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已明确规定属于商标侵权行为，但笔者认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同时亦属于不正当竞争之行为，下面着重阐述之。 正常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的竞争秩序来加以推动。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通过防范和制止妨害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加以规范，以期达到保护竞争者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的立法目的。虽然目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具体条款未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列为规范对象之一，但是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总则部分第2条的精神，以及比较国外的立法实践，笔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包含对商标反向假冒
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标准探讨(doc 7页)
探讨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标准 【案件要点】 物权受到侵害的救济方法是财产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全部赔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财产损害赔偿还没有做过专门的司法解释，当财产遭到破坏，其自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遭到贬损或完全丧失时，如何进行赔偿，是依照财产的本身的价值赔偿还是以恢复其使用价值所花费的费用进行赔偿存在争议。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财产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进行分析。【案号】 一审：（2008）绥民初字第380号 二审：（2009）榆中法终字第151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第一、被告水管破裂漏水是否是导致原告窑洞受损原因。被告认为王建忠水管漏水才是导致原告窑洞受损及被告总水管破裂的原因。但根据现有证据经过司法鉴定，均无法证明被告上述主张，原告及王建忠一方对该事实又予以否认。而被告水管破裂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故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的窑洞受损是由被告水管破裂漏水造成。第二、原告的损失应按照窑洞实际修复费用赔偿还是以窑洞原有财产价值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窑洞有其固有的使用价值就是居住，这一特殊财产受损赔偿的标准应该是恢复其可居住的使用价值而非其原有的财产价值，否则该财产将无法继续使用，难以达到法律规定赔偿的本意。被告的侵权造成原告原本可以居住的窑洞无法居住，就有义务进行赔偿，使原告窑洞恢复到可继续居住的状况。故原告损失按照实际修复费用进行赔偿为宜。第三、原告租赁费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原告在名州镇进士巷6号拥有窑洞两孔，其中只有一孔受损，并非必须租房居住，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也难以认定其外出租房居住的事实。故原告该主张本院不能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水管破裂漏水导致原告窑洞受损无法居住，使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被告有义务按照实际修复费用进行赔偿，以维护原告对自己财产的正常使用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绥德县自来水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贺新园受损房屋修复费用56457元。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二、驳回原告贺新园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赔偿损失显失公正，赔偿修复费用高出了房产的实际价值，要求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贺新园房屋的修复费用，依鉴定结论判决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商标混淆类型分析与我国商标侵权制度
彭学龙：商标混淆类型分析与我国商标侵权制度的完善 2011-9-27 摘要：作为商标法中的基本范畴,商标混淆在商标侵权认定和审查（评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其类型研究有助于商标制度的完善。就法律后果而言,各类商标混淆都会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妨碍消费者认牌购物以及扰乱市场竞争秋序,理当予以禁止。在执法和司法层面,商标混淆的类型不同,构成要件和表现形式各异,准确予以区分有助于法律适用。 关键词：商标混淆类型商标侵权制度 作为商标法中的基本范畴,商标混淆（confusion）在商标侵权认定和审查（评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商标制度的演进,商标混淆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出现了各种有别于传统观念的新型混淆形式,并逐渐引起各国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重视。而我国《商标法》的主要条款却避开了混淆概念,逞论其具体类型。这种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标混淆概念的基准性地位,不利于商标法的正确适用。有鉴于此,本文试以欧美商标法为主要线索,探讨商标混淆概念的含义及其演进,并结合司法实践剖析各种商标混淆类型,希冀为完善我国商标侵权制度提供有益参考。【1】 一、商标混淆与商标侵权的关系及其演进 （一）商标混淆与商标侵权的关系 一直以来,导致消费者误将被诉商标当作权利人的商标即造成混淆,这是商标侵权和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侵权者的目的就在于利用他人商标所承载的良好信誉推销自己的商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挤占被侵权商标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消费者也会受到蒙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选购商品。由此不难理解混淆概念在商标法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国外判例所云，包括商标法在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乃是混淆的产物”。【2】与此相对应，是否存在混淆的可能性（likelihood of confusion）就成为商标侵权认定和审查(评审)的决定性标准。 进人20世纪之后,随着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建立,商标淡化逐渐演变为针对驰名商标的新型侵权形式,并得到各国立法机构和司法部门的认可。尽管如此,对于包括驰名商标在内的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商标混淆仍然是商标侵权的主要形式,商标淡化只在极为特殊的个别情况下才有适用的余地。换言之,在商标侵权体系中,商标混淆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商标淡化只是作为商标混淆的补充而存在。
三步认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行为 《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确立了销售商在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为表述方便，下文简称侵权商品）时免除赔偿责任的要件。由该规定可以看出，《商标法》对销售商的侵权认定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即销售商若销售了侵权商品，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法律上推定其具有过错，须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在适用过错推定的情形下，举证责任发生倒置，即当销售商销售了侵权商品时，其负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根据《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销售商主自己没有过错的，应举证证明两方面容：一、不知道销售的商品是侵权商品；二、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即具有合法来源。 关于“不知道”与合法来源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属于销售商的主观方面，是过错判断的根本标准；合法来源只是销售商有无过错的一种客观表现。从条文表述上，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但二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在的关联。具体来讲，如果销售商不能证明所售侵权商品具有合法来源，一般可以直接推定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但销售商提供了商品来源则不足以说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此时，需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两方面情况来考量销售商是否存在过错。当然，销售商承担自己没有过错举证责任的前提是其销售了侵权商品。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销售商的侵权认定通常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首先，销售商所售商品是否为侵权商品；其次，销售商所售侵权商品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第三，销售商对于所售商品是侵权商品是否“知道”。这三步所涉及的问题正是销售商侵权认定中的基本问题，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问题之一：销售商所售商品是否为侵权商品的认定 商标法意义上的侵权商品，即为《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所规定的侵权商品。在司法实践中，判断销售商所售商品是否为侵权商品的标准与其他类型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一致。但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假冒商品的认定 假冒商品是一种特殊的侵权商品。由于假冒商品上标注的商标标识、生产者信息与商标权人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完全相同，商品的外观特征也高度相近，部分假冒商品甚至能够以假乱真，一般公众难以辨别其真伪。在此类案件中，如何认定假冒商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关于假冒商品认定的举证责任。目前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不仅要说明被控侵权的商品不是自己的商品，而且还要提交证据证明被告销售的商品是假冒商品，才能完成证明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告只要述被告销售的产品不是自己生产的产品即可，此时被告应当举证证明其销售产品的来源，如果无法举证证明，就可以
浅论商标隐性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及法律适用——以知识产 权重叠保 论文摘要：商标的反向假冒问题自从上世纪末进入我国学者视野以来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讨论热点，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商标隐性反向假冒，却没能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此种商标假冒形式的特殊性往往会被忽略。商标隐性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及法律适用与时下知识产权领域的另一热点——知识产权重叠保护理论有着内在的契合。通过该理论来剖析商标隐性反向假冒行为，可以较为严谨地构建有关的逻辑思路。 论文关键词：商标隐性反向假冒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重叠保护 一、商标隐陛反向假冒概述 对于“商标反向假冒”这一概念，较为权威的解释如下：“商标反向假冒(Inverse Passing off)是指未经许可而撤换他人注册商标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和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解，以达到获得不正当利益的目的。”…通俗一点讲，反向假冒即“以自己的牌去卖别人的东西”，与正向假冒恰好相反。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与正向假冒商标行为相比，带有行为主体单一性等特点，该行为的主体是合法取得他人拥有注册商标的商品经营者，这些商品经营者主观上具有欺骗的故意，客观上采取了将商标所有人的商标撤掉换成自己的商标，并将他人的商品冒充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行为，损害了商标权人的权利、消费者的知情权利和市场的竞争秩序。
根据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主体对商标处理上的差异，该反向假冒行为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这也是普适性较强的一种划分。显性反向假冒即该行为主体购买他人产品，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进行出售，与之不同的是，隐性反向假冒仅在去掉别人的商标后便投入销售，而并不进行自己商标的调换行为。换言之，前者对商标的处理是“既撤又换”，后者则是“只撤不换”。 学界对于反向假冒作为一个整体的定性及法律适用已经进行过一定深度的探讨，而对于隐性反向假冒，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了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对相关的问题也按照整体统一的标准进行处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有失严谨的。近年来，随着对商标显性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力度的日益加强，商标的反向假冒有逐步向隐性发展的趋势，尽管打击“三无”商品的行动仍在继续，但还是为投机者留下了一些牟利或报复的缝隙。若继续依循着原本一成不变的法治理念进行操作，日后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棘手，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二、商标隐陛反向假冒行为的定性及法律适用 在隐性反向假冒作为一种行为进行定性时，笔者同意反向假冒理论中关于其作为商标侵权行为的论述。“商标侵权行为是指他人未经商标所有人的同意，在相同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者干涉、妨碍商标所有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里的前半句涉及正向假冒的情形，而后半句则指的是反向假冒。在侵犯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只要某一行为被确认构成商标的反向假冒，就当然推定为侵权，而不问其具体
侵权责任中的责任分担原则（连带、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补充责任） （一）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连带责任 ①狭义的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第8条）； ②教唆、帮助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一款）； ③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法》第10条）； ④分别侵权中的累积因果关系场合（《侵权责任法》第11条）； ⑤网络服务提供者经通知后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损害扩大的，就扩大的损失部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二款）； ⑥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侵权，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 ⑦非法买卖的拼装、已达报废期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侵权责任法》第51条）； ⑧管理人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所有人具有过错的（《侵权责任法》第74条第二句后半段）； ⑨非法占有的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具有过错的（《侵权责任法》第75条）； ⑩建筑物倒塌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6条）。 （二）不真正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①产品因缺陷致人损害的，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侵权责任法》第43条）； ②医疗机构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与产品制造人或者血液提供者（《侵权责任法》第59条）； ③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第三人与污染者（《侵权责任法》第68条）； ④因第三人的过错导致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第三人与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侵权责任法》第83条）。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补充责任 ①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劳务派遣单位具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二款）； ②第三人在安全保障义务场所致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二款）； 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第三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0条）。
遇到产权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https://www.doczj.com/doc/485241270.html, 商标权侵害的认定标准(2017最新) 内容提要: 现代商标制度把混淆标准”与淡化标准”作为认定侵害商标权的标准，两个标准并置导致了商标法侵权理论的混乱。混淆标准”预设了商标法的消费者中心主义，并把理性消费者作为判定侵权的主体。现代技术塑造了商标对消费者的符号暴力，理性消费者的缺失使混淆标准”丧失了依据。消费者受益是商标法保护商标权人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商标法应以对商标所有人的保护作为第一要旨。商标所有人中心主义抑或消费者中心主义导致了对政府监管的不同态度。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应当以商标权作为考虑的基点，商标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可以统合商标法上既有的混淆标准”与淡化标准”，矫正了既有商标权认定标准的不足，有其自身的优势。 关键词: 侵权认定标准混淆淡化商标使用显著性 引言 尽管已有的学术文献在界定一般侵权行为(这里的侵权行为”既包括侵害的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权利，也包括法律应予保护的利益。与日本法上的不法行为概念大致相当。(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7;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2：241;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11.))的要件时存有不同认识，但都把权利或者利益受到侵害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要素之一。这里受到侵害的权利当然包括知识产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另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67.)按此，商标权本身受到侵害(之虞)应当是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由于显著性/识别性是商标的本质特征，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可进一步理解为是商标的显著性受到损害或者受到损害之虞”(简称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然而，无论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称TRIpS协定)(参见TRIpS协定第16条第1款。)、地区性商标立法(参见欧盟《商标指令》第4条第1款b项。)、外国的商标立法，(参见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a款;德国商标法第14条(2);英国商标法第19条;等等。)还是当代的学术成果，(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97-305;彭学龙.商标混淆类型分析与我国商标侵权制度的完善[J].法学，2008(5);邓宏光.商标混淆理论的扩张[J].电子知识产权，2007(7);杜颖.商标法混淆概念之流变[M]//李扬.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85-195;曾陈明汝.商标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5-96。外文资料参见：W.Cornish&D.Llewelyn，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s，Trademark and Allied Rights(Sixth Edition)，Sweet&MaxwellLimited，London，2007，pp747-752;Rose D.petty，Initial InterestConfusion versus Consumer Sovereignty，TMp，Vol.98(2008)，pp.762-766.)多把导致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作为一般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下称混淆标准”)。在此基础上，
使用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不构成商标侵权 ——深圳中院判决广州伟正公司诉深圳金都公司等侵害注册商标权纠纷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裁判要旨 使用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即使该使用人是公司，也不构成商标侵权。但特殊情形除外。 案情 原告广州市伟正木制品有限公司（简称广州伟正公司）通过继受方式取得了“伟业牌”注册商标，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在第19类木板等商品上，目前处于授权状态。该商标2008年被评为广州市著名商标。 被告深圳市宝安金都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深圳金都公司）将其经营的皇廷假日酒店之装修工程，委托被告深圳市建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建艺公司）、深圳市特艺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特艺达公司）进行施工，被告深圳市皇廷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是上述酒店的承租人和现场管理单位。原告发现上述酒店装修工程中使用的“伟业牌”木板属于假冒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是从装修市场购买的“伟业牌”木板。 根据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被告侵害了其注册商标权，要求被告将侵权木板拆除，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150万元。 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不包括使用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广州伟正公司的诉讼请求。 广州伟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011年5月9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商标是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为了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提供的同类或近似商品或服务相区别而使用的标记，其具有识别区分的功能。依通说，注册商标所有权分为专用权和禁用权两个方面，即所谓积极的权能和消极的权能。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此为注册商标所有人依法享有的专用权的范围，即商标获得注册后，商标所有人有权在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该注册商标标识。同时，为了保证商标所有人商标专用权的正常行使，商标法禁止他人以混淆的方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即商标
商标反向混淆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损害赔偿数额 商标混淆是指消费者对商标的误认。同一个商标或类似的两个商标涉及不同的使用人，在先使用该商标的如果是市场知名的公司，在后使用的是不那么有名的公司，消费者会误认为这不知名的公司的商品与知名的公司有联系；相反，在先使用该商标的公司如果是个小企业，市场不知名，而在后使用该商标的公司却有较大的市场知名度，这时消费者便会误认为之前不知名的企业与现在特有名的公司存在一定关联。前一种情况称作商标的正向混淆，后一种情况称作商标的反向混淆。一般的商标侵权纠纷源于商标正向混淆，但源于商标反向混淆的侵权案件也时有发生。我国的商标法对商标反向混淆情形没有明文规定，因此，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问题成了法院审理商标反向混淆案件的一个难点。 周乐伦诉广州市盛世长运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案（以下简称“新百伦”案），就是典型的商标反向混淆案件。原告是“百伦”、“新百伦”的商标专用权人，被告新百伦公司是美国知名运动品牌“New Balance”在中国的关联公司。被告将原告享有商标权的“新百伦”字样作为其经营品牌“New Balance”的中文译名，在广告宣传中大量使用，“新百伦”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使得消费者误以为原告及其被授
权人生产的商品来源于被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败诉，新百伦公司赔偿原告9 800 万元。事实上，原告及其被授权人生产的商品知名度很低，销售收入并不理想。被告使用“新百伦”字样并没有利用原告商誉的意图，也没有给原告带来巨大损失。法院的判决结果明显会使得原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获利，这不符合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初衷。因此对于如此高额的侵权赔偿，学界和商界都存在争议。 一、赔偿数额认定的法定方式。 2013 年8 月修正后的我国《商标法》第63 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可见，赔偿数额的法定认定方式注重这样的顺序：首选考虑的是侵权损失，其次是侵权所得，再次是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最后适用法定赔偿数额（300 万元以下）。除了对恶意侵权者适用1~3 倍的惩罚性赔偿措施，基本赔偿数额的认定仍然遵循补偿性原则，即权利人应获得的赔偿只能建立在存在实际损害的事实基础上，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