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观众来说，最能明显且直观感受到的是演员的表演。
这部影片的布光如同表演一样，有一种对比反衬的意味。人们的麻木反衬出时代的无奈和疯狂，而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岁月里，导演居然使用了一种明媚而柔和的光线。没有暗淡，没有灰色，有的似乎只是那樱花般的绚烂多姿，而在这充满希望的光线下却是深深的绝望。这种布光手法无疑是一种黑色幽默，充满了讽刺和忧伤。
在布景和道具以及服饰上，我想着重强调它的色彩，尤其是服饰的色彩。
而这部影片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蓝！这种蓝不是海一样的蓝，也不是天一样的蓝，而是一种极为压抑的深蓝。当我们从头到尾看着剧中人物通通都穿着蓝衣服在你面前晃悠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有多少舒服的感觉，因为这种蓝是一种刺眼的蓝。那是不是全片都是这种色调呢，不全是。蓝色是主色调，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冷漠和疯狂，而它却更凸显了红色。当我们眼睛被蓝色占满以至于产生视觉疲劳的时候，导演给了我们一些红色，而这些红色就在反衬下显得格外的耀眼，我们会关注它，会思考它，为什么是红色呢？作为暖色调的红色，在导演的眼里似乎表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是美好，一个是疯狂。如果说蓝色还是压抑着的疯狂，略带有一点点的神经质，那么红色则是革命的象征。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伴随着红艳艳的旗帜和烟花，大家锣鼓喧天，一片祥和，大红的灯笼高高挂，大红的绸缎满天飞，这种红不是喜庆而是悲剧上演的预兆。到了文革时期，红色被挂在了红卫兵的手臂上，成了革命的标志。这种红被赋予了一种罪恶，它染满了无辜的人的鲜血，也将人性疯狂的一面展露无遗。红色的另一个含义是美好。在影片开头有一个场景我们印象深刻，那就是吕丽萍穿着大红的旗袍被濮存昕背起来转圈的那段。而在和濮存昕美好婚姻的日子里，吕丽萍的服饰也是以红色系为主。直到他被打成右派后，吕丽萍的服饰才回归到蓝色系上。另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是妞妞，就是那个嚷着让铁蛋放风筝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则是三弟的乡下老婆。这三个人物是剧中最为明显的穿过暖色调服饰的人。如果细心一点，我们会发现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快乐，也很无知。一个是因为爱情而无知，一个是因为年幼而无知，一个则是受到教化太少而无知。
色彩塑造了这部影片最为明显的风格，而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导演会选用“蓝风筝”这样一个片名，他正是要突出“蓝”，也要突出“蓝”和“风筝”的对立统一。
本片的主创者善于将抽象的理义概念加以凝缩，构成一种隐喻性修辞效果。基于此点，片中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事物也就在特定时代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比如远方亲人的家信，比如除夕时点燃的花火。它们原本的关于“亲人”、“家”、“团圆”的传统符号意义被时局打破，被迫担负起个体与家庭维系在大喜大悲之间的沉重命运。影片通过这些特定的意象，用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某种诗意情结来联结悲喜间的落差，从这样的落差高度中落下的、被破坏的不仅有日常生活，也许还有绵延已久都不曾断裂的诗意本身，此时我们所悲哀的，恐怕也就不仅仅只是片中几个主人公的不幸遭际了。
而在书写琐碎的日常生活时，导演没有依靠过多炫目的蒙太奇技巧作为主要的表现方式，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在长镜头内通过景深关系及场面调度的手段，并力求以最简洁的形式达到多层次的表意效果。比如景深镜头中同时表现的两三组人的交谈与动作，比如高角度俯拍妈妈抱着“我”走下楼梯时，头顶上被风吹得高高扬起的大字报。
本片因其独特寓言性而较注重形式感，但却并没有倾向于形式主义。其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使影片获得了整体性的生命力。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文工团表演话剧的一景中，镜
头从观众席缓缓地推向舞台上正在对话的两个演员，到近景时忽然转而使用了影视语言中的正反打手法，出人意料地制造出一种类似“戏中戏中戏”的效果，话剧所表现出的另一个时空中离家参加革命的情景巧妙自然地混到电影的当下时空内两相交互，在瞬间的幻觉中凸显了当下与革命历史传统复杂的相互关系。
十部禁演的获奖国产片 发布:荒城之月发布时间:2006-3-8 13:12:43 阅读1350次 1、《十七岁的单车》(2000年) 该片是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王小帅的最新作品。王小帅在没有拿到政治审查结论之前便携片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虽赢得一尊银熊，却被禁止在国内公映。 2、《鬼子来了》(2000年) 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影片以独特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凶残本性，圈内口碑不错，因没有突出***的良好形象，迄今不能公映。 3、《苏州河》(2000年) 获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日本银座影展大奖。影片以王家卫的电影风格叙述了一个爱情悲剧故事，表现对爱的执著和爱之意义的探讨。因首先在台湾上映遭禁映。 4、《赵先生》(1998年) 本片获第51届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导演：吕乐 摄影：王大麟 主演：施京明张芝华陈怡南蒋雯丽 第5代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吕乐试图通过拍摄处女作《赵先生》，像他的同门师兄张艺谋一样成功转型成电影导演。但这一努力却并未取得太大的成效，虽然本片在瑞士洛加诺电影节获得金奖，不过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在国内被禁映。 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小说》据说因为映射中国百姓悲惨生活,也处在封存状态中。 5、《小武》(1997) 导演贾樟柯凭借《小武》在国际影坛一举成名，成为青年导演中后来居上的代表人物。他的拍片方式与其他一些人并无二致，都是走国际融资与发行的道路，基本与本土电影市场不发生任何关系。在国内，《小武》及其他类似的电影作品,因诋毁政党形象,涉嫌煽动都是通过盗版VCD 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6、《东宫、西宫》(1996年) 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编剧、摄影大奖。根据王小波的小说改编，讲述一对同性恋者复杂的心路历程，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涉嫌宣传资产阶级腐化思维，迄今未被准许上映。 7、《邮差》(1995年) 这部电影是导演何建军得到鹿特丹电影节的一个基金的资助拍摄，并在欧洲完成后期制作的。这就决定了本片不可能在国内获得放映的机会。
对我们观众来说，最能明显且直观感受到的是演员的表演。 这部影片的布光如同表演一样，有一种对比反衬的意味。人们的麻木反衬出时代的无奈和疯狂，而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岁月里，导演居然使用了一种明媚而柔和的光线。没有暗淡，没有灰色，有的似乎只是那樱花般的绚烂多姿，而在这充满希望的光线下却是深深的绝望。这种布光手法无疑是一种黑色幽默，充满了讽刺和忧伤。 在布景和道具以及服饰上，我想着重强调它的色彩，尤其是服饰的色彩。 而这部影片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蓝！这种蓝不是海一样的蓝，也不是天一样的蓝，而是一种极为压抑的深蓝。当我们从头到尾看着剧中人物通通都穿着蓝衣服在你面前晃悠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有多少舒服的感觉，因为这种蓝是一种刺眼的蓝。那是不是全片都是这种色调呢，不全是。蓝色是主色调，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冷漠和疯狂，而它却更凸显了红色。当我们眼睛被蓝色占满以至于产生视觉疲劳的时候，导演给了我们一些红色，而这些红色就在反衬下显得格外的耀眼，我们会关注它，会思考它，为什么是红色呢？作为暖色调的红色，在导演的眼里似乎表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是美好，一个是疯狂。如果说蓝色还是压抑着的疯狂，略带有一点点的神经质，那么红色则是革命的象征。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伴随着红艳艳的旗帜和烟花，大家锣鼓喧天，一片祥和，大红的灯笼高高挂，大红的绸缎满天飞，这种红不是喜庆而是悲剧上演的预兆。到了文革时期，红色被挂在了红卫兵的手臂上，成了革命的标志。这种红被赋予了一种罪恶，它染满了无辜的人的鲜血，也将人性疯狂的一面展露无遗。红色的另一个含义是美好。在影片开头有一个场景我们印象深刻，那就是吕丽萍穿着大红的旗袍被濮存昕背起来转圈的那段。而在和濮存昕美好婚姻的日子里，吕丽萍的服饰也是以红色系为主。直到他被打成右派后，吕丽萍的服饰才回归到蓝色系上。另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是妞妞，就是那个嚷着让铁蛋放风筝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则是三弟的乡下老婆。这三个人物是剧中最为明显的穿过暖色调服饰的人。如果细心一点，我们会发现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快乐，也很无知。一个是因为爱情而无知，一个是因为年幼而无知，一个则是受到教化太少而无知。 色彩塑造了这部影片最为明显的风格，而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导演会选用“蓝风筝”这样一个片名，他正是要突出“蓝”，也要突出“蓝”和“风筝”的对立统一。 本片的主创者善于将抽象的理义概念加以凝缩，构成一种隐喻性修辞效果。基于此点，片中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事物也就在特定时代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比如远方亲人的家信，比如除夕时点燃的花火。它们原本的关于“亲人”、“家”、“团圆”的传统符号意义被时局打破，被迫担负起个体与家庭维系在大喜大悲之间的沉重命运。影片通过这些特定的意象，用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某种诗意情结来联结悲喜间的落差，从这样的落差高度中落下的、被破坏的不仅有日常生活，也许还有绵延已久都不曾断裂的诗意本身，此时我们所悲哀的，恐怕也就不仅仅只是片中几个主人公的不幸遭际了。 而在书写琐碎的日常生活时，导演没有依靠过多炫目的蒙太奇技巧作为主要的表现方式，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在长镜头内通过景深关系及场面调度的手段，并力求以最简洁的形式达到多层次的表意效果。比如景深镜头中同时表现的两三组人的交谈与动作，比如高角度俯拍妈妈抱着“我”走下楼梯时，头顶上被风吹得高高扬起的大字报。 本片因其独特寓言性而较注重形式感，但却并没有倾向于形式主义。其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使影片获得了整体性的生命力。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文工团表演话剧的一景中，镜
蓝风筝观后感 上课了，同学们都在窃窃私语，老师突然说这堂课看电影，同学们马上精神起来了，哈哈。这样的环境欣赏一部影片，我觉得真的很难得。这是一部反映文革时期的影片，无论是它的拍摄时间，还是它所要讲述的故事的时间，对我来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且不可理解，就像蒸馒头这件事，多一点馒头都要被“判资“，可想而知，在那敏感时期，人的生活是一件多么战战兢兢的事情啊！虽然我不在那个时代出生，但作为一个现代大学生，有必要去了解历史，缅怀历史。 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部电影叫做<<蓝风筝>这个片名，同开场不久后的那只风筝，有着怎样的关联？于是，我开始细细留意，留意每一个风筝出现的场景。蓝风筝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铁头和爸爸看到四合院外的树上，邻居孩子的风筝刮到了树上，大家劝急于取到风筝的孩子，从树上下来！那个时候，铁头还小，但是，这却是铁头得到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蓝风筝的铺垫。那个时候的风筝，与我们无关。蓝风筝出现的第二个场景，是铁头爸爸，将属于铁头的蓝风筝交给他时的画面，父子高举着风筝，看着它自由的翱翔在空中，场面不能说不温馨。那个时候，这只蓝风筝，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虽然，它的自由，不是自己所赋予的，虽然，它的飞翔，是在别人牵引下的结果，至少，那个时候的蓝风筝，它还是，有着飞翔的权利与能力的一只幸福的蓝风筝。就像铁头一家，那个时候，虽然生活不能奢华也并不富庶，但是，自由，给了这一家三口无尽的幸福。可这幸福，却同那只蓝风筝一般，看起来华丽而光鲜，可它，却是那样的经不起一丝风雨的摧残。蓝风筝被提到的第三个场景是铁头的风筝被树枝刮到，他急着喊爸爸解决，那个时候，爸爸允诺他再为他糊一个新风筝。可是，这句诺言，却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魔咒。爸爸，被打为右派，遣送到遥远的地方，劳动改造。而那只风筝的无法完成，也预示着，这一家人生活得改变，这一家人梦魇的开始。第四个场景是爸爸同事李国栋带着铁头放新风筝。又是一个短暂幸福的开始，又是一只风筝带来的幸福。不久之后，这个新爸爸，因为积劳成疾，而离开了铁头，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只风筝，也成为了铁头儿时，最为珍贵的一件玩物。电影，结束了。而这几个场景的蓝风筝，却让我记忆犹新。或许，在影片的某个镜头中，蓝风筝曾在空中飘过，但是，这部电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六个场景中的蓝风筝。它们能够飞翔的时候，是一种短暂幸福的代表，及时被别人操控着飞翔的高度与方向，那也是种不可体会的幸福。可是，当风筝刮到树枝上，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幸福也随之不见了，一样是被人操控，却与幸福无关，随之而来的，只是无尽的痛苦与折磨。 《蓝风筝》的整部电影画面都是灰色基调，这样的画面，在视觉上，事先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感觉，在情节很普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心，已经开始被吸引了。这样的画面，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它想要表达的那些情感之中。 《蓝风筝》最触动我心灵的是，铁头所体现的那种孩子的可爱、童真、率性和倔强，《蓝风筝》教会了我要大胆追求，无畏无惧，要随心所欲地去生活和做人！
田壮壮顶着“艺术导演”的头衔足有30年。上世纪80年代，他的电影就被说“看不懂”，他自嘲是拍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一部《蓝风筝》为他带来盛大声誉的同时也让他禁拍十年，十年后他拍《小城之春》和《吴清源》，后者甚至没公映。这与同为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不少人因此把田壮壮当艺术大师般推崇。 田壮壮早在1988年就拍了一部让全中国都舞起来的《摇滚青年》，十多年前开始想着怎么移植香港贺岁片，想在购物中心里开电影院，攥着中国最早的校园电影院线批文跑了很多年，为了帮年轻导演拍片自己屁股后面欠了几百万：“我希望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电影市场，只是连法都没有健全就有市场不是扯淡吗？” 田壮壮已经57岁了，从小就喜欢在屋顶高处待着的他选择在电影学院教书远离电影圈的是非：“我挺不喜欢圈里的人争来斗去，里面的行帮形式近似黑社会”；他无法远离的是电影，他一生的目标是将电影这巨石推向山顶：“过程中可能很累，可能会倒退，但终归是往上挪，尽管可能还没挪到山顶，电影产业就没了。” 大陆电影市场尚未形成 时代周报：你一直强调自己没有“转型”，但《狼灾记》的故事内容和演员阵容都让人觉得这是个挺商业的片子，如何看制作与观众之间的落差？ 田壮壮：做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很职业地在做电影。对于拍电影的人，要在职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说张艺谋的《英雄》和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两部片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两个人都做得很职业，所以投资人会认可，市场也会认可。如果要是贾樟柯拿《十面埋伏》的钱拍《三峡好人》，那他就明摆着是黑钱，反过来给《三峡好人》的钱让张艺谋拍《十面埋伏》，我估计也只能拍一个山寨版的。投资人的职业性，体现在他要找到最好的、最大范围能够吸引观众进来的组合，在预算之内把电影完成然后在市场上实现预期，所以老江（江志强）为《狼灾记》选择这样的演员和合作班子，一定有自己的设想，这也是从投资人的职业出发。 时代周报：你曾说过“什么题材到我这儿都会拍得不商业”，投资人不会很紧张吗？ 田壮壮：其实我们把商业谈得太简单了，对商业的问题太简单化了。商业是一个职业化的事，这种职业化会有很多很多的形态，如果去细分好莱坞的商业电影，讲述情感、历史、励志的很多电影，仔细一分析其实里面的商业元素并不是特别多，特技也很少，比如《廊桥遗梦》，比如《低俗小说》，怎么能算是商业电影呢？多违反常规呀！明星不明星，结构不结构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呢？为什么会卖得那么好？ 时代周报：我们现在也开始模仿好莱坞的商业类型，比如说《机器侠》、《非常完美》。 田壮壮：《机器侠》可以从《变形金刚》、《蜘蛛侠》、《终结者》这类片子的制作、结构、故事上扒回很多东西，但是扒得再好都不会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并不是说中国的电影人不行，而是它并不是今天中国电影市场上最主流的东西。为什么呢？就说《变形金刚》，二十年前《变形金刚》的动画片就进入中国市场，过了一阵子，变形金刚玩具就进来了，一个擎天柱卖一百八十多块，后来中国版就开始出现了……你想变形金刚给中国带来了多少东西后，隔这么久它的电影才出现，这二十年里已经涵盖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在追它？像我一个朋友，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特别迷大黄蜂，他说一听有大黄蜂就想去看《变形金刚》。 时代周报：这一类电影的缺乏，是因为电影市场发展历史不够长？ 田壮壮：其实，我到现在也不认为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真正完全形成了，连一点法也没有，怎么可能有市场？这不是扯淡吗？要有了法之后，才能够保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否则你可以随便让一个产品终止，你可以随便让一个产品永远不得销售。假如有法律，从一开始我肯定要注册，然后再生产，这个过程中会根据你的市场法来决定要拍一个怎么样的产品，但是我既然通过质量认证就有权利存活，不能我花了成百上千万，你一句“对不起，不能卖”就全废了，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这法律的问题事太大了归不了咱们管，可能在中国叨了一
当风筝断了线 《蓝风筝》观后感 第九周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课上，孔老师给我们看了《蓝风筝》这部电影，因为在课上的时间有限，我们只看了部分，于是回到寝室我看了剩下的部分。看完后，体内五味杂陈，稍有压抑之感。 《蓝风筝》是一部1993年中国导演田壮壮拍摄的电影，由于影片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多次政治运动内容，而无法在中国公映，同时导演田壮壮也因此片遭到8年的封禁。《蓝风筝》是中国第五代导演拍摄文革题材电影的典型影片。《蓝风筝》是第五代导演执导的电影当中最直面政治历史的一部作品，但由于影片有香港及日本资金，故能够以日本影片名义参加国际电影节。本片曾获日本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但由于中国电影代表团为此愤而退出东京电影节，因此该片与导演所受到的处罚最为严厉。 本片透过小孩铁头的视角，反映了自1953年至1967年的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女主人公是铁头的母亲陈树娟，一生际遇坎坷。第一任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在北方劳改时被倒下来的大树压死。好友李国栋为照顾铁头母子，成了第二任丈夫，但在大跃进后期的大荒积劳成疾致死。第三任丈夫是老干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致死，她也被划成反革命分子。本片以悲哀、灰暗的基调讲述几十年的故土旧事，透视埋在历史灰烬下的人的命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不断扩大国营经济，同时逐步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我看到电影《蓝风筝》中有一个情节，一大帮人敲锣打鼓举着旗子拉着横幅宣传公私合营的事，声势浩大，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虽然总有人不满这样的政策，但是国家使用了恰当的方法抚慰了大家情绪。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这是历史的进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思想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探索走了弯路，出现了失误。这些弯路和失误同探索中取得的成功的经验，成为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蓝风筝》中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叫朱瑛的女生，应该算是女主人公陈树娟大哥树生的恋人，两人情投意合，我很喜欢朱瑛笑起来的样子，很温暖甜美。她是文工团的一名演员，表演非常出色，但是就是因为她不愿意陪首长跳舞，更希望花时间在学习上，而被团长批评教育，说是陪首长跳舞是她的政治任务？我觉得及其可笑，那时候学习反而是不务正业。后来她转到了其他行业，想要躲避，惹不起还躲不起。但是上头没有放过她，追到了她后来的单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逮捕了。她和陈树生这对有情人被硬生生拆散。
《蓝风筝》观后感 《蓝风筝》是由田壮壮执导，吕丽萍、濮存昕、李雪健等人主演的一部剧情片。影片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年至1967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为此，xx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关于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篇一：蓝风筝观后感 如果说《我11》是小清新片，那么《蓝风筝》便是文艺片。 一首童谣、一只蓝风筝作为喻指，首尾出现，相互呼应。 以树娟的三段婚姻为引线，以孩子的口吻，平淡述说着文革下的大生活。 文革，到底是一个人的错，还是一个社会的错？ 这部片子里，人的盲目性，无限扩大，却又反衬着人情的可贵。 铁头的三个父亲，生父被划入右派，劳改第二年便死了；继父是个知识分子，早年因写材料影响铁头生父被判入右派，对母子心存内疚，多方照顾，后劳累过度死了；第二任继父是个高管，文革开始被批斗，心脏病而死。 每段故事都残缺，生父说风筝挂在树上，再糊一个，却没有机会；继父说灯笼坏了再买一个，也终究失言；结尾树上还挂着铁头答应给妞妞再糊一个的风筝，却也成了追忆，
只余树上残破的风筝，在风中颤栗。 三个父亲的死亡都是用铁头口吻交代的，平静的像在说一件稀疏平常之事。 生活之苦。哀莫大于心死。 树娟说，“至少我们还活着。” 至少我们还活着。 作为一个文革时期的命运多舛的母亲，吕丽萍把坚强、隐忍展现的淋漓尽致。让我想起张艺谋早期影片中的巩俐，对生活自由的追求，想要摆脱旧社会的禁锢，巩俐把旧社会追求自我解放的妇女刻画的入木三分。 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喜用明丽的色彩，突出对自由的渴望。 《蓝风筝》配合平淡沉稳的基调，冷色贯穿始终。 此片虽压抑，却不乏温暖，红灯笼、烟花、饺子，虽然每一个温暖，都有着令人沉默的故事。 在这样混乱压抑的时期，朱英不愿陪首长跳舞被划入“反革命”，树娟对儿子的拳拳爱护之心，父亲和继父对母子的照佛，老母亲对树娟树生四兄妹的操心，无一不在展现人性的美好。 终究要有对比，才分得清善恶。 文革时期是个很容易出文艺片的背景，也许不需要累述，便有愤青擦拳磨掌声激一番。
在同时期的众多影片中，时间这一概念是被消隐了的，对于时代的指称模糊不清，情节的开展似乎只是空间观念的事情。而《蓝风筝》“丰”字形的叙事结构则尖锐地打破了视界的混沌。不仅在水平辐射的向度上排列了铁头家人的处境，而且以铁头母亲陈树娟的婚姻为历时的纵轴，在十四年的时间跨度上步步逼近。 陈树娟先后嫁给了三个男人，三个男人先后死去。这非常容易让人想到中国民间的“扫帚星”的说法——陈树娟的进门就意味着噩运的降临。但是当我们在影片历时的轴线上找到这三个男人的坐标时，就会发现陈树娟只是他们命运的记录者和承受者。当她嫁给第一个丈夫，即铁头的父亲孙大龙时，整风运动开始了。孙大龙的同事在孙缺席的情况下，代替他向领导提了意见。在接下来的反右斗争中，孙大龙的意见被指认为向政权作出的攻击。单位开会选右派，孙大龙在开会期间去厕所方便，回来的时候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泡不合时宜的尿造就了孙大龙的命运——发配劳改，最终客死异乡。在孙大龙死后三年，陈树娟嫁给了孙的同事李国栋。李国栋在孙被打成右派时向领导说了一些对孙不利的话，他一直为此愧疚，想通过关心照顾陈树娟和铁头这一对孤儿寡母来获得自己良心的安抚。而此时的时间标志是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终于等到了“家家都有饺子吃”的除夕之夜，李国栋却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而猝死在地上。李国栋死后，陈树娟又嫁给了她大姐的战友，老干部吴雷生。吴雷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他“曾经打死过好几个日本鬼子”。他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孙大龙和李国栋灵敏得多。在文革前夜，他将自己生平的积蓄全部交由陈树娟去保管，为了保护陈树娟母子，立即与其办理了离婚手续。几天之后，吴雷生在红卫兵的呐喊声中心脏病突发而死。 影片将陈树娟的三次婚姻分为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章节，从铁头的视角命名为“爸爸”、“叔叔”和“继父”。在关于这三个章节对于陈树娟婚姻史的叙述中，实际上隐含着导演对于政治史的叙述。婚姻的结成、发展和死亡实际上与政治身份的认定和改变同步。时代的语境要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孩子，首先要成为“少年儿童”，一个女人要成为一个女人，首先要成为“革命姐妹”，一个男人要成为一个男人，首先要成为“阶级兄弟”。除非陈树娟嫁给了意识形态，否则她嫁给任何一个具体的男人，她都将是同样的命运。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根本就没有命运，只有形势。 在影片“丰”字形的叙事结构图上，还展开了陈树娟一家其他人的命运嬗变。在第一章节内，树娟的树生哥哥结识了女友祝英，陈树言的身份是军官，祝英的身份是文工团的进步骨干。树娟的弟弟树言，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学生。三人的身份在第二章节之中就发生了变化。陈树言的女友祝英因为拒绝与首长跳舞而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陈树生因为眼睛的疾病而退伍专业，又因为与权威力量的疏离而被纯粹的革命战士，他的大姐，批评为散布反动言论。陈树言在因为向教育主管部门提意见，而被认为是攻击教育分配体制，重复了他姐夫孙大龙的劳改之路。在第三章节中，政治身份的认定同样是最高的唯一的人生标准。祝英被释放出狱，而陈树生的眼睛在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这似乎与政治风云无关。但如果将之与陈树娟的婚姻，亦即吴雷生之死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祝英的出狱只是政治话语权力转移的结果而已。 在“伤痕”淡化、“反思”退场之后，一切有关时代的痛切记忆都变成了痛切之外的任何东西，比如藏品展览，比如政治波普，但田壮壮的《蓝风筝》绝不类于此。影片将婚姻史与政治史合一的叙述策略虽然没有容纳过多的政治表征符号，也没有在镜头语言的癫狂中一泻千里，但是这个看似保守的结构图式却可以无限
关于《蓝风筝》 原文地址：https://www.doczj.com/doc/3e12452598.html,/634633661/blog/1319202200 我总是习惯于在看过一部影片后，过一些时日，才来写点什么，或是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语。因为总是怕在刚刚看完时，由于深陷影片的故事之中，意识或想法都不自觉的偏向导演或是导演以之作为载体用来叙述故事的某个角色身上，以至于写出来的或是说出来的东西不是脱离现实，便是太过强烈而有失偏颇。特别是这样一部在国内被禁的暗天无日的影片，我更是要以李剑农先生研究历史的标准一样来对待这部《蓝风筝》，“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而不是以主观感情下判断。”幸好我没有经历过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段历史岁月，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集团或是派别，这样也免于个人情感的作祟，以及偏袒于某个组织的利益而乱言于此，我所唯一需要拨开的便是导演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所加上的一层个人情感的薄雾，对，仅仅是一层薄雾。 《蓝风筝》讲述的是从一开始和中国有深交后来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苏联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到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开端的1966年之间，中华大地上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风云下，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一家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命运。在这十三年的岁月中，一个刚刚喜结连理幸福美满的家庭，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一步一步被动地走向支离破碎和家破人亡，直到文化大革命，故事才在经历了三次婚姻破碎在旁人看来甚至有着克夫命的女主角陈树娟被红卫兵抓起来的一刻戛然而止。我不敢于去想象在而后的十年动乱中，这个已然不成模样的家庭还将遭受着怎样的创伤，但电影中所讲述的关于他们这十三年来的遭遇已使我不忍睹视，我心中郁结的愤怒以及悲痛，哪怕是在观影数周之后的今天，在我提笔的这刻，还是以波涛汹涌之势而流出。 电影故事的真正开始，是女主角陈树娟与铁头的生父林少龙的结婚，因为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逝世，他们的婚礼不得不推移十天。那时候，政治与平常生活紧密相连，已然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在那两间不大的房子里，挤满了亲朋好友，大家都送来了美好的祝愿以及礼品，新人在拜过毛主席像后，欢唱革命歌曲，好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但林少龙的好友兼同事李国栋送来的陶马玩偶的脑袋无声无息的突然断裂，却为他们的不平命运以及电影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在过完几年相对平静美好的生活后，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林少龙由于在单位参加“右派分子研讨会”时，不合时宜的抽空上了个厕所，回来时，僵住了的会场，在座各位或愧疚，或游移，或不安或窃喜等等不一而足的眼神便告诉我们，林少龙被合谋决议成了这个单位里“右派”的指标了。他被遣送到外地劳动改造，最终成为了客死他乡的孤魂野鬼。陈树娟收到信，信上说，林少龙最后是被倒下的大树砸到头，吭都没吭一声的死掉了，像极了那只陶马玩偶。他答应给铁头再糊一个风筝的，却没来得及实现，便一去不返了。这是铁头的第一位父亲的命运，铁头的第二个父亲正是婚礼上送来那个陶马玩偶的李国栋，在少龙被抓遣送以及他的噩耗传来后，李国栋一直毫无保留的救济着这对母子俩，尤其在“大跃进”以及后来“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里，李国栋更是对他们不离不弃，然而，由于长年累月的过度劳累，以及营养不良，他
《蓝风筝》观后感 “乌鸦乌鸦在树上，乌鸦真能飞，乌鸦老了不能飞，围着小鸟叫，孙悦临床151小鸟每天打食回，打食回来先喂母，自己不吃忍耐着，母亲曾经喂过我”……苍凉之感油然而生，一句儿歌，带我们走进了大跃进到文革那十几年的惊悸忧思，辗转反侧…… 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住在北京胡同的一家人，本应柴米油盐、邻里街坊的过着他们平静却又幸福的小日子，却在那个时代中演绎出了生死沉浮，也当真的告诉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国。那个不断摸索前行，却又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时代。挂在树上再也取不下来的难道只有破碎的蓝风筝吗？还有人们不断被蚕食的信念、人性与希望。回不去的难道只有逝去的亲人吗？还有在风雨飘摇中再也抓不住的时光。 看着荧幕上的光影交错，我们感慨，我们心酸，我们无奈。怎奈何历史已然上演，回首已是百年。只能用这简短的文字代我思索，代我倾诉。 每一段历史都有属于它的故事，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它就像从纷飞的战火中浴血奋战走出的士兵，亲吻着故乡的土地，却往往更期待着和平。我们义无反顾的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期盼着有一天在共产主义的桃花源中老有所终，幼有所长，我们想让这头东方的雄狮彻底苏醒，而它却终不堪重负的沉沉睡去。 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功在于探索与经验的积淀，正是所谓的厚积薄发，一个国家亦然。而新中国的发展则像是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终点，其实它参加的却是一次长跑。急于求成向来是不可取的，还没有熟悉好所处的环境，就放飞手中的风筝，结果只能是被历史的枝杈狠狠的挂住。领导人的眼光与决策，就是国家的未来与方向。几双眼睛不足以纵览河山，看不到胡同里的一家人绝望的呼喊。 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新中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有友善，也有虎视眈眈。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在饱受着战火的摧残，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证明自己，再也不能倒下。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唯一渴望的只能是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汲取经验，可又有谁的成长道路是完全相同的呢。照搬照抄带给我们的并不是同途同归，而是一个根本未知的方向。 何谓文化?总是众说纷纭。可谁也无法法否认，国民的文化素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亘古不衰。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多数人的愚昧与盲目，却是让我们说不出是可笑还是心酸。他们在盲目的崇拜与遵从中，
风筝飞舞，迷离了多少双眼 我不懂政治、不愿意也不会谈论政治，此文也无关政治。 ——题记我是90后，没有经历过《蓝风筝》中的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了解的也不多，至于原因，想必大家都是懂得。可以说，我是生活在和平盛世下的。《蓝风筝》，对于一代人，是一段特殊的记忆；对于中华民族，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那个时代的影视剧、书目等，我是不忍心看的。 《蓝风筝》，目前为止，我看了三遍。第一遍，没有看懂，因为当时我只知那个年代有人民公社化、有三年自然灾害、有文革，甚至不知“整风”这个词。心有不甘，就又接着看了第二遍，奈何仍然浑浑噩噩。后来听了一节有关那个时代的课，于是看了第三遍，这次虽然不敢夸下海口完全懂了，可也算是明白了些东西。 看过前两遍，我的感觉是：这分明是一大家人的日常生活，平平淡淡，有点儿纪录片的味道，第三遍后，我不再这样认为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应该能发现：几乎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在当时的现实中找到原型，几乎每一个场景都是一段真实的记忆。这仍然有点儿纪录片的味道，只是不再是家庭生活，而是整个社会。 影片的角色不多，可每个都是典型，几乎从每个人寻到的人物形象或者历史场景都各不相同。铁头的三位父亲死于三个不同的事件；大姨：虔诚的共产党员；大舅：解放战争中起义立功的国民党飞行员；朱瑛：中南海那点儿事儿；小舅算是一热血青年吧；蓝太太：大地主…这些人最终的结局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 影片的旋律不算是很悲伤，但是观众看过影片之后的心情想必是及其沉痛的，这也是我第三遍看后的心情。 那个时代的人民不用在取名字时避讳XX的姓名，只是结婚不仅仅是看黄历，还要看避讳特殊时期。铁头父母的婚期因为斯大林辞世推迟十日；小舅结婚那天，大舅说：“哎呦，现在的喜事还算个什么事嘛！”继父吴需生说：“哼，这年月还有人结婚！” 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要开展一场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运动…”也就是“整风”运动。可到头来，用百分比分配右派，因为要对党的事业负责，于是林少龙上了趟厕所都能“中奖”成为右派；警察逮捕朱瑛时宣读的是：“朱瑛散布了大量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解放军的言论，经法院核准，正式逮捕”。法院一直信仰的证据不知那时身在何处？一张大字报便可把人送进批斗会场，甚至是监狱，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知道“关照”了多少人！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规范人民合法行为的，是为全体公民而不是某一群体服务的，明明是法治国家，可是当时法律的尊严何在？ 法律没有尊严，人民就不可能有尊严，而事实也恰恰如此。 整风运动，心眼实在的人倒霉了，如林少龙；三年自然灾害，凭借一颗玲珑心小心翼翼躲过整风运动的人中枪了，如李国栋；文革，有幸躲过“反右”且因身份平安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也“落马”了，如吴需生。如此一波波下来，剩下的能够安然生活的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就连铁头那样的小孩子都要被人骂作“劳改犯的儿子”。除了那些主导运动的人，谁不是在小心翼翼的活着？没有尊严，只求安然，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在当时却是一种奢侈。 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难免命运不悲剧。的却，《蓝风筝》中的人的人生基本上都是比较悲剧。陈树娟，貌似是克夫的命，前前后后三位丈夫全都离世；林少龙，上了趟厕所回来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右派；朱瑛，因为不愿意陪首长跳舞先是转业后又被关进监狱；蓝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