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的原因分析
目录
一、什么是两极分化？ (3)
二、我国的基尼系数及贫富两极分化 (4)
(一) 基尼系数 (4)
(二) 我国的基尼系数及贫富两极分化 (4)
三、原因分析 (5)
(一) 存在的客观原因 (5)
(二) 存在的主观原因 (6)
(三) 只重效率, 不重公平 (6)
(四) 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 (6)
(五) 税收制度不合理 (7)
(六)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7)
(七) 经济改革中权钱交易的腐败是造成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主
要原因 (7)
(八) 法治缺失、约束和监督机制未能彻底建立起来, 是造成我国
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9)
(九) 监督机制不力是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另一重要原因 (11)
四、应对措施 (11)
(一) 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11)
(二) 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
场机制。 (12)
(三) 加快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过高的个人收入。 (13)
(四) 严厉打击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 (13)
(五) 要重新审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13)
(六) 应花大力气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14)
(七) 要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14)
(八) 应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14)
(九) 国有土地出让金分成 (15)
一、什么是两极分化？
人们通常将部分人收入很多而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很少这种现象视为两极分化。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因为它只注意了经济现象的结果,而没有注意到经济现象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它只注意收入中、高、低数量性的差别,而没有注意到质上的规定性。事实上,两极分化决不应简单地从事情的结果来判断,不应简单地认为社会存在部分人富裕,部分人不富裕就是两极分化。最早阐述两极分化问题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时提出了两极分化思想。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两极分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私有制。
2)两极分化的经济表现,主要是指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两极分化,即少数
人因占有生产资料而成为企业主,多数人则因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沦
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
对此,马克思多次指出:“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4 ]两极分化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物质生产条件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则是贫困的积累。两极分化的政治表现,主要是指阶级分化。由于经济的分化,导致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少数拥有巨大财富的剥削者成为资产阶级;工业生产的发展,使贫者愈贫,并不断消灭小业主和农民阶级,把越来越多的人抛入失业者
大军,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两极分化发展的结果是导致社会革命。两极分化的加剧,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产生经济危机和动乱。当各种条件具备,而且“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要彻底解决两极分化只能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除了马、恩外,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在提出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的同时,也阐述了防止两极分化、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关于什么是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有个解释,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
阶级”。更形象一些说“,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
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就是两极分化。
二、我国的基尼系数及贫富两极分化
(一)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１９２２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１”，最小等于“０”。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１００％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０～１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 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 . 3～0 . 4 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 为“差距偏大”，0.6 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二)我国的基尼系数及贫富两极分化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
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1979-2004 年我国GDP 年均增长率为9.6%，据专家估算，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可能己达到0.47，而农村的基尼系数则高达0.53，已经达到世界最不公平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在第60 届联合国首脑峰会期间公布了一份长达190 页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财富为9387 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２％。同时，安永最新一份研究报告预测，至2008 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年增长率将达20％；2009年到2015年年增长率为10％左右；2015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9％，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人均财富总量在低水平徘徊和奢侈品消费浪潮的汹涌澎湃，这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好注脚，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城乡差距不仅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同时也使城镇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十五”期间，全国ＧＤＰ年均增长8.6％，但在工业领域，高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步伐却十分缓慢，就业增长率仅为0.7％，2004 年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综上所述，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非常严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经到了影响社会安定和全民达小康的地步，减轻贫富差距，缩小两极分化，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
三、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客观原因
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及资本积累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是两极分化的客观原因，其中资本积累规律发挥的作用最大。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积累有两种表述：一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二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的增加而加快，并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前者表明，随着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不断扩大，无产阶减少，随着总资本日益绝对贫困化；而后者表明，随着资本积累而相对贫困化。
(二)存在的主观原因
我国当前的私人资本和外资资本存在着两极分化。私人资本、外资资本的积累在本质上必然出现两极分化问题即资本规模越来越大，而劳动者获得的部分则相对减少。这在不少东部地区已经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或者说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它是人类社会中经济运行的共同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用于劳动的资本在资本总量中的比重相对下降，同样也会出现相对贫困化问题。所以，认识的偏颇与政策的不到位是两极分化的主观原因。
(三)只重效率, 不重公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成为最主要的任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热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但事实上我们却是“只惟效率, 鲜顾公平”，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经济效率提高了，而公平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四)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经济运行过程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地方保护主义现象随处可见，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信用差、品质差、道德差的个人与企业大发横财，而一些信用优、品质好、道德高的个人与企业则深受其害，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依靠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0.31。
(五)税收制度不合理
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各种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高收入群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征点偏低，利息税的征收也没有考虑贫富差距，一律采用相同税率，低收入阶层担负了本可以不负担的纳税义务，促进了贫富差距的加大。
(六)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养老、医疗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因为得不到及时、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七)经济改革中权钱交易的腐败是造成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一些国企经营者和权贵们迅速非法暴富, 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沦为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认为: 从1982年到1993年国有资产流失6000亿到8000亿元, 直接或间接流失到少数人手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各地大规模的迅速改制, 使一批权贵和国企经营者迅速暴富。何清涟在《中国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中说:“各地政府和企业的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一次大瓜分, ??中国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一个立体的过程、据估计近十余年, 国有资产流失总量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 这些流失的背后‘隐藏的都是种种贫污贿赂的行径。”以四川省电力改制为例, 流失的国有资产近十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四川省了解到, 一些县市以国有企业改制名义, 对地方电力企业超低价划转、贱卖,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4 年, 以改制名义,四川省28个县出售的地方电力总资产4814亿元,其中四川省电力公司代管的县有11个, 电力资产流失约3136亿元, 水利系统管理的县有17个, 电力资产流失约6亿多元。国有资产流失是引发城市群体对抗的主要原因, 也是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公最强烈感受的主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 随着金融领域的市场化, 滋生了严重的金融腐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 我国股市上一个已资不抵债的空壳上市公司的名号即所谓壳资源要卖几千万元, 原因很简单, 是当时的行政审批程序所需付出的租金成本, 即打点各方的费用也高达几千万元。只要国企一上市, 这些国企的管理者们就可以一夜暴富, 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 同时为疏通各方关系, 有关公司往往向政府有关人员奉送原始股, 动辄几万乃至10万股。因此, 上市公司的审批者们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也迅速暴富。十多年股市, 中国股民损失资金万亿元以上。2003年, 中国百名富翁中, 持有50亿资产的有4位, 在百名富翁中, 至少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占据60%, 证券市场成为又一个少数人投机暴富的新领域。非法经济、官商勾结的腐败, 大大加速了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非法经济包括走私、贩私、制假、售假以及其他非法经营, 他们与部分政府官员相勾结, 取得地方权力保护, 滋生了大量腐败。如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 案值高达数百亿元, 该案涉及大量政府官员, 一个官员收取几十万、几百万, 而走私者获暴利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近年来我国官煤勾结腐败行为非常严重, 群死群伤事件触目惊心。2005年11月, 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新闻发布会披露, 全国共报告登记煤矿投资入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4578人,登记入股资金6153亿元, 已经撤资4173亿元。人们不禁要问, 是否还有更隐蔽的官煤勾结尚未浮出水面。官煤勾结盗卖国家资源牟取暴利, 使少数人迅速非法暴富。买官卖官吏制腐败: 一些贪官利用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迅速非法暴富。农村城镇化及开发区建设征地中的腐败, 大大加速了城乡贫富两极分化。随着农村城镇化和开发区建设的加快, 大规模违法征地问题相当突出。以开发区土地征用为例, 据国地资源部统计, 在全国省级以上的900多个开发区中, 规划了近2万平方千米(3000万亩) 土地, 已经开发的仅占规划总面积的13151% , 近1173万平方千米(2600万亩)土地闲置荒芜, 占规划总面积8615%。据国家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在当前土地收益分配框架下, 被征地的农民仅得5% ～10% , 村一级得
25% ～30% , 政府得到60% ～70%。由于征地价格并非市场价格, 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价格可变区间比较大, 这为征地过程中, 地方政府官员为自己谋取利益留下了空间。农民集体的土地被征用后任由政府处置, 而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偏低, 大批农民成了失地农民, 而且不少失地农民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 生活在城市边缘。由于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是失地农民和房奴们的怨声载道, 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商和政府收入的迅速膨胀。事实上现在土地矛盾已成为税费改革后农民群体上访的焦点。而房地产业成为催生富翁最多的行业。2002年富翁排行榜中50%以上企业涉足了房地产业, 或房地产为主业, 2003年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富翁也占到了40% , 由于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独特的官方控制资源, 因此,在我国谁能够获得土地的开发权, 谁就等于获得了财富。
(八)法治缺失、约束和监督机制未能彻底建立起来, 是造成我国腐败和贫富
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我国在经济转型期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腐败而大大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呢? 钱颖一认为: 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因是国家(政府) 与经济人(企业或个人) 的关系定位不对, 而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没有好的(即较完善的) 法治基础, 在他看来, 产生坏的市场经济的原因有二。首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权利没有有效地受到了法律的约束, 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活力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未能较好地履行其约束经济人的职责。上述关于市场与法制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生根源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果, 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是不健全的、不成熟的。主要表现在法治缺失, 各项法律法规粗浅疏漏、司法部门多方受掣难以独立, 司法裁判缺乏应有的权威, 行政机关的随意性大, 权大于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以案谋私, 司法腐败现象严重, 经济立法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经济司法方面, 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由于法制缺失, 约束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机制一直未能彻底建立起来, 这也是造成经济转型期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开发区建设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 法律规定得不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弱化了对农地的保护。相对于城市土地所有权, 农村土地所有权呈现明显的
弱势、主要表现在法律规定的集体土地被征用时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不对等, 在传统的征地制度下, 政府将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时往往采取“通牒”的方式, 集体土地产权人除了被动接受政府的交易价格和补偿方式外, 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由于缺乏法律对集体土地财产权的保护、引发了大量的行政权对集体土地财产权的侵犯和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其次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性为地方政府征地提供了较大的自由载量权。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有权因公共利益征用土地,但没有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各级政府的任何征地行为都可以冠以“公共利益”。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来约束政府的征地行为, 结果导致大量的土地被滥用。至于政府征来的大量土地如何处置, 是无偿划拨, 还是市场拍卖, 却由政府说了算。最近几年, 不少地方政府搞所谓“经营城市”, 实际是以廉价征得的土地同地方政府所指定的地产商“以土地换项目”。开发商则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投资。只要地价优惠就能获得暴利。另一种情况是政府用征来的土地扶持重点企业, 在有些地区, 一个企业, 只要进了政府重点扶持企业, 就能低价以至无偿获得数以千亩计的土地, 相当于取得数以亿计的政府补贴。这种政府独家垄断经营土地的格局, 形成了竞相依附于权力的非市场交易机制, 导致私人企业千方百计结交官府, 急找后台, 腐败由此而生。在国企改革中, 由于没有一部完备的国有资产法, 只是凭借某些政府掌权者制定的改革政策、办法, 难免有一些企业家收买权力集团的成员, 让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和照顾自己的特殊利益, 以更少的成本获取决策者所掌握的资源。因此, 那些拥有公共权利的和复杂社会关系的强势群体决定着政府改革的政策和制度走向。在国企改制过程中, 由于没有监督制约的法律或制度, 卖方(地方政府) 、买方(国企经营者) 双方自定价格, 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中, 华东一些法学家提出了法律与国企改革不配套的问题。有人质疑管理者持大股的合法性。作为国企的老总, 为何一人可以持有企业25%以上的股份, 为何国企增值的大头归管理层, 为何只要国企一上市, 这些老总们就可以一夜暴富? 这种管理者收购的股权分配比例是由谁来决定的, 有没有法律依据? 这种暴富
是否合理、合法, 这种暴富的财产中有多少国有资产? 国企改革成为某些权力主体和国企经营者实现财富合法扩张的主要途径。
(九)监督机制不力是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另一重要原因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机构内部不同机关
之间的相互制衡的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具有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的权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是我国的立法机关, 国企改革、征地等重大问题上反映了立法机关立法的滞后性, 使政府行为失去了强有力的法律制约和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又具有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权力, 但由于各级人大的人事权、财政权受制于党委、政府, 所以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乏力。我国虽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在国家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上可以借鉴它的某些积极因素。经济转型中, 权大于法的现象时有存在, 立法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受制于党委、政府, 立法、司法体制未能真正独立, 以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参政议政和对“一府两院”监督不力,致使制约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和制度机制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使
我国成为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腐败是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使政府管理经济法制化, 则腐败难以消除, 由腐败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 中国可能会长期锁定在缺乏法律和制度约束、腐败盛行的低效的市场经济中。
四、应对措施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措施。一定范围内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并不可怕，怕只怕不重视发展公有制经济，甚至对公有制实行私有化，让私有经济占了主体地位，从而使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以至成为全社会的主流现象，那样我们的改革就真的走上了邪路了。我们绝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
(一)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所有制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它决定着国家、社会的性质,决定着各阶级、各阶层的地位,决定着社会的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私有
制的否定,对剥削制度的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含义有二:一是必须使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二是必须使公有制经济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高新技术产业。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从根本制度上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保障了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人民大众所有和集体所有,而不是归少数人所私有。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分配制度的性质。“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按劳分配在分配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就意味着新创造的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至少是大部分为国家、集体和广大劳动者所占有,而不为少数人所垄断,意味着每年新创造的价值的大部分用于满足广大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可见,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经济根源,才能确保劳动者具有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的权利,从而才会避免资产阶级的产生和两极分化的出现。如果动摇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为主,这是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 这就又回到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12 ]
(二)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于双重体制交叉并存时期,双重体制的磨擦和冲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真空地带,为个别社会成员的暴富提供了方便条件。建立公平竞争市场机制,一要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对已出台的法律规范加强司法和监督,对那些采取不正当手段竞争的,严格依法惩处。二是要加快价格双轨制的并轨改革,尽快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防止个别人利用双轨价差牟取暴
利。三要加快各项配套改革,尽快建立和完善其他各项市场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加快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过高的个人收入。
个人所得税是当前调节高收入的主要手段,必须从各个环节上加以征管。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逐步由分项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建立个人收入本人申报和法人支付个人收入申报的双向申报制度,实行存款实名制,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源泉控管;提高税收人员的素质,改进税收征管技术,加大监察力度。要适时征遗产税、赠与税及财产转移税,以鼓励居民依靠勤劳取得收入,防止财产向少数人集中。
(四)严厉打击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
以非法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最容易激起民愤。它不仅把公有财产和他人财产化为己有,而且在消费上挥霍
(五)要重新审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过去，长期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正确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导致了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因此，当前，必须调整这一关系，要更加重视公平问题，使效率和公平优化组合或者协调起来。目前，可以考虑提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和力量源泉，生产资料公有制赋予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公平的保证。公平基础上的收入差距可以调动劳动者、要素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提高效率提供必要条件。以公平定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对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进行调节。而且在经济领域，如一味的重视效率，必然会导致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坏社会效益，一旦目标取向混乱，经济发展就会陷入无序状态。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的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社会中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环节的迟滞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 与其说发展的速度、规模、效益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快的那一层面与环节,倒不如说是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迟缓、
最薄弱的那一个层面与环节。正因为如此, 如果长时期地强调效率、忽略公平,
必定会延误社会的全面发展,当社会公平严重阻碍市场效率提高的时候,政策的侧重点应转向社会公平问题。
(六)应花大力气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渠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是政府调节社会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 兼顾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
(七)要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据最新统计，“十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1 1 3 0 0 多亿元，年均递增1 7 ％，是改革开放以来投入增加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十一五”时期，我国将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线大力推进财政支农工作，从今年起，每一年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量将确保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也将确保高于上年，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财政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向重点支持农业、重点支持农村、重点让农民受益转变。一方面要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农村。另一方面要着力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动社会资金投向“三农”。财政支农要重点围绕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减负、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支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差距。
(八)应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应进一步完善包括税收制度、分配制度等法律法规，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调节收入的作用，对低收入阶层应减轻其税负，条件成熟可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分配制度上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各项新政的出台均应考虑到减
轻贫富差距。原则确定。即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企业分红提成，交由中保基金管理。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分红提成由省社保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
(九)国有土地出让金分成
目前各级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分级持有划转。属于地方国有资产管理的公司股权按一定比例划转给统筹地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