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学期：2013-2014第二学期科目名称：佛教与中国文化
院系：化学与环境学院
任课教师：李宜静
年级班级：化学（师范）6班
学生姓名：张腾斌
学号： 20112401025
专业：化学（师范）
读?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探讨佛教流传与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影响
【摘要】?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学养最深和最受尊敬的佛教学者方立天教授的大作，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系列丛书之一。自从印度佛教东传至中国之后，便拉开了佛教在各个朝代发展的篇章，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书从佛教东传概况、佛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呈现对佛教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佛教东传发展政治伦理
佛教相关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学术史上的研究热点之一，为人熟知的著作，如聂静洁的?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杨明的?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等，都对佛教东传及由于中国本土化而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有过一定的研究，但在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上相关学术研究占比例较小。
“本书如果能够对于宗教学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外交统战工作者，以及导游和旅游者，提供各自需要的某些佛教知识，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可见，作者撰写这本书，是为读者了解“中国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提供基础知识。作者也明确表明，我们应当借助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性根据，克服、消除宗教心理来推倒神的虚构威严。这充分表现了作者虽是在研究宗教学，但其自身秉承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神”的存在根本上是要树立人的尊严。因本人对宗教史的知识较为感兴趣，我挑选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这本书作为阅读书目且参考了部分学术文献，本篇文章将从印度佛教东传概况、佛教在中国各朝代发展情况及佛教与中国社会各方面互相影响的角度出发，梳理佛教与传统文化的知识线索，并提出个人对部分观点的看法和体会。
一、印度佛教东传概况
在苦难与压迫的印度现实社会中，印度佛教萌发了。佛教的外传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统治时期，而关于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确切时间则有着不同的说法，最主要有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说和西汉安帝时传入说。最后综合两种说法，佛教初到内地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在中国流传、发展了2000多年，逐渐适应、调整、融合到了传统中国文化中。
书中提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路线有两条：一是陆路：从中亚细亚地区传入我国新疆，再继续传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从斯里兰卡开始，经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后到达广州。而一些学术观点则认为，“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①自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陆路便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这条陆路又包括了南北要道。印度来华的僧人多数通过这南北两道抵达中国内地。
另外，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并不是只在本土发展，它也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而流传到邻国。公元4世纪佛教传入朝鲜，在这之后，朝鲜新罗僧人不断来华与唐交流学习。“他们的来华，不仅为韩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他们还用精深的佛学知识反哺中国佛教，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以此铸就开放的中国佛教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②中朝的佛教交流互相促进双方佛教文化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后佛教成为朝鲜最大的宗教；公元6世纪，佛教又从朝鲜南部传入日本大和皇国，至今影响深刻。“日本佛教在中国佛教的帮助下发展起来，同时日本佛教本身的发展又为中国佛教资料的保存和思想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③中日关系也随着佛教文化的交流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公元2世纪中国广西将佛教影响至越南地区；藏传佛教也传入西伯利亚并在近代被沙俄政府扶植；近代佛教又从中国沿海传至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国家。从书中描述我们可知，中国与邻国因佛教而加大来往，佛教外传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良好机会。
二、佛教在中国各朝代发展情况及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受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统治等因素影响，在各朝各代
①?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聂静洁，?西域研究?，2005年3月
②?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王德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六期
③?中日佛教交流概述?，刘富胜，?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二期
中渐渐发展。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三国两晋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流布到民间，佛典翻译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译经惯于用道家术语来表述佛教思想。至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而由于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社会的苦难也使劳动者愿意从求神拜佛中获得心灵上的安抚。这便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天然的社会环境，也汇合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个阶段中，佛典翻译取得重大成就，西行求法运动兴起，净土思潮和般若学等教义形成。南北朝则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虽然在此期间有过统治者灭佛的现象。隋唐之后，政治统一、安稳，国家经济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佛教也渐渐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隋唐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佛教在此期间到达鼎盛状态，在各方面都创造了显赫的成就。此鼎盛时代终结于而后的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对佛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佛教在衰微中延续。中国佛教的另外一支——藏传佛教，却随着蒙古族统一中国而复扩大其影响，成为元代国教。佛教从印度而来，却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得以发展，这与其强大的适应性和融入性息息相关。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影响仍持续到今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至今也可从民间习俗、思想、文学艺术作品、旅游建筑等各方面窥见。
三、佛教与中国政治相互关系
首先中国政治对佛教具有决定作用，而佛教对政治具有反作用，这只是从史实中概括出的较为基本的关系。东晋以前，佛教还不足够强大，未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统治阶级中个别人信奉佛教也只是为了个人去灾得福。而东晋时佛教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在这一时期，北方十六国和南朝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重视名僧，名僧参与政治的情况也时常出现。而佛教的基本教义所主张的“无君无父”与儒家纲常名教形成尖锐矛盾，“沙门拜俗”问题之争也以王权和儒家胜利而告终。北朝二武灭佛事件，也是由于佛教势力膨胀，影响了政府兵源，这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影响甚至有威胁到统治者统治的倾向时，遭到打压的原因十分清晰。到隋唐时期，一方面，统治者大都将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因而
共同扶持、全面利用佛教，泯灭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安分守己，防止农民起义。诸如隋文帝宣传“我兴由佛法”，说自己当皇帝是秉承佛的旨意；隋炀帝也利用佛教经典来神化自己，为自己杀害父兄的行为辩解；唐高祖曾下诏在过去的战场上立佛寺，给死者超度，以收买人心；武则天则用佛教来维护自身女皇的宝座，证明政治上所享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文人、官吏也对佛教持不同立场，有的从佛教不利于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角度反对佛教，有的则认为因果报应理论可以稳定社会秩序而提倡佛教，还有自身因仕途失意而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代时期，藏传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名僧也参与元代立国活动。宋明时代佛教也被农民领袖利用来倡导和组织农民起义，如明清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反前代政策，采取保护佛教来加强自身统治力量；明太祖朱元璋曾参加以“弥勒降生”为号召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后来又竭力防止佛教滋蔓。在明清时期，佛教也因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政策和成为对外结交的纽带而发挥积极作用。综上所述，佛教是受到支持或是遭到排挤，是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的。佛教若能顺应统治者意图，则被扶持而得到发展；若其发展威胁或与统治有了矛盾，则只能遭到打压。
中国佛教一直都是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但又因具有特殊教义，佛教在其渐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在统治阶层及劳动者中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汉至西晋时期，佛教的政治作用并不明显；东晋南北朝，佛教的各种思潮尤其是因果报应思想可以麻木并控制下层劳动者的思想，从而维护了基层政权统治；隋唐时期形成的宗派所宣扬的理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消弭人民的革命意识，逃避现实，放弃斗争；而宋元明清时，佛教思想一部分被宋明理学所吸收，通过理学发挥政治作用。而一部分进步思想家如李贽、龚自珍等又借助佛教来批判礼教和宋明理学，呼吁社会变革专制制度；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试图借佛教思想来改造国民道德和专制社会，在一定条件下起到改造国民道德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难以通过此完成事业。佛教反作用于中国政治，对于不同的对象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对于统治阶层大多是巩固其统治，对下层劳动者通常是麻痹消除其抗争意识，另外也不乏被进步人士或起义者所用来反抗专制统治。总的来说，佛教虽然对历代中国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在佛教之上还有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最主要思想工具----儒学思想，因此佛教影响水平有限，佛教终究是受到政治统治的限制。
四、佛教与中国伦理相互关系
“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④在伦理观上，佛教是以“孝道”为核心，吸收、调和儒家道德伦理来改造和充实自己，基本上是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配角而发挥其社会效能的。佛教的伦理观念的重心即“孝道”，由于“孝”的观念适应于中国传统宗族家族社会，其倡导的一系列传统，如盂兰盆节、扶救双亲等民俗和观念深入民众，因此也成为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和维护专制秩序的重要力量。早期汉译佛典倾向于适应中国儒家伦理，对于有关人际关系，尤其是男女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主仆关系的内容，译者均为了适应儒家伦理道德而做出调整，其中印度佛教认为这些关系的人都应该互相尊重，自由对待，而调整后的伦理则认为他们之间应有支配关系、隶属关系。
但儒家和佛教对待人生社会的看法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儒家重人事，重现实，佛教重解脱，重出离。佛教思想的流传必定会动摇和瓦解儒家主导的传统伦理观念，因此儒家学者开始发起对佛教的攻击和批判以维护其正统地位，“如佛教徒的出家，与父母断绝关系，是不孝之举；僧人削发，违反了违反了将身体发肤完整归于祖宗的孝道要求；独身无后，是大不孝；不拜父母，是违反尊亲的原则。”
⑤佛教为了能适应在本土的生存，又不得不对这些抨击采取辩解、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各朝代僧人信徒等都会对佛教的信念加以修改以适应儒家提倡的伦理主流。佛教伦理的传入，有的适应儒家伦理，有的与之相矛盾而受到抨击，最终佛教逐渐改造自身以适应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思想，从而获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除此之外，前文提到的佛教对中国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分析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印度佛教自传入中国社会以来，其兴盛和衰败总由中国社会本身发展及统治者需要来决定。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等互相影响较为显著，并在不断调和与中国社会本土思想所存在的矛盾中，逐步改造适应本土社会。在儒学思想和专制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同
④?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洪修平，?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杨明，?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六期
样也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仍延续至今。
站在现实社会的角度，我们要摒除佛教中落后、不合理的观念，树立“人”的尊严。另外，佛教中的“去恶从善”“大慈大悲”等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发扬良好社会风气和带动信徒规范自身行为的积极作用，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佛教伦理观念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
【参考文献】
1.?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聂静洁，?西域研究?，2005年3月
2.?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王德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六期
3.?中日佛教交流概述?，刘富胜，?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二期
4.?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洪修平，?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5. ?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杨明，?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六期
6.?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中国佛教——佛教与儒家 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佛法不但在我国的宗教方面占尽优势，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相对的，佛教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深具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两汉时期独尊儒学，整个社会思潮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佛法传入东土后，由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殊异处，也有不少共通点，因此一经接触，便互相激荡排斥，也互相融摄吸收，终于形成一股澎湃的新流，使得中国文化日益壮阔。 佛、儒思想由相拒而相和，其间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就佛教而言，融入浓厚的中国色彩，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营养，从而复兴沈寂千年的儒家，有所谓的“儒表佛里”、“援佛入儒”的理学。 事实上，无论是儒家或佛教，从今日的观点来看，皆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肉，难以分割。 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 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印度从奥义书到六派哲学，都以研究生死问题及解脱生死为归趣，直到佛陀，更加以归纳综合，创立佛教，因此以释迦牟尼佛思想代表印度文化。佛法的内容是三藏十二部，所探讨的主题，是以人生解脱为中心，兼论及宇宙等问题。 在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孔子继承二千五百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礼、乐等六经为本，有系统的综合整理和树立一套道德伦理，这就是儒家思想。自此以后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受其影响。所以，中国文化以孔子的儒家为代表。 佛儒思想，自隋唐以降，曾经彼此融洽、调和，互相影响销融，但二者还是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今比较概述如下： 孝 中国历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其主流，儒家学说则又以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而孕育此民族精神者，首称孝道。因此，历代典籍莫不以孝道为其主旨，其中尤以孔子言孝最详。比方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门者”。因为一个人要能忠于职，忠于国，忠于民族，首先就必先求其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父母的恩德昊天罔极，因此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能行孝，而希望他能对人尽忠，岂不是缘木求鱼！ 讲到佛教的伦理道德，也是以孝为宗，以孝为戒。所以，昔日佛陀曾为净饭王抬棺，成为众生报答父母劬劳之恩的典范；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俾使世人行孝奉亲；教导弟子目犍连设盂兰盆会，救度他的母亲脱离地狱之苦。此外，佛经中关于阐扬孝道的经典尤多。诸佛圣贤莫不以孝行为百善之首，视作立论之道，因此，佛儒的伦理观实无冲突。 佛教最重孝道，佛陀在《善生经》中揭示为人子者奉事父母应当：“一者、能奉养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在《大宝积经》中说：“夫父母者，皆愿利乐所生子故，难作能作，能忍一切难忍之事。假令种种不净秽
中国佛教寺院布局杂说 2011-02-28 18:27:58来自: 广志(talkbox: ratmickey) 佛教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教之一，深受古时皇家的重视和推崇,所以寺院的布局和供奉佛位是有讲究的,大致是按照古代皇家建筑风格及方位来安排. 通常的寺院是坐北朝南,三门向南开,但也有说法,寺院不能太正对南向,有点偏 东或偏西的那种向南方向.布局基本上是天王殿,中间供奉弥勒菩萨,以布袋笑弥勒见多.四天王左东南、右西北（以弥勒为准，左即东方）。 弥勒菩萨的背后是供奉韦驮菩萨。以天王殿作为主线，纵线对正，接下来就是主殿——大雄宝殿，主要供奉释迦牟尼佛，当然也有寺院供奉法身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的左右一般供奉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或者禅宗道场就干脆供奉释迦牟尼佛粘花像，左右迦叶尊者和阿难尊者。大雄宝殿的左右两旁一般是十八罗汉，左9尊右9尊。 释迦牟尼佛的背后，一定是供奉观音菩萨见多，称海岛观音，左右善财童子和东海龙女。观音大士身后配有罗汉或者三十二应身图。 接下来是法堂和藏经阁，两者可以上下两楼，或者相互连接都可以。上述的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都在一条纵线上。 横线主要是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之间，设立左右钟鼓楼，左钟楼（东边），右鼓楼（西边），一般钟楼下或供奉地藏菩萨，鼓楼下或供奉伽蓝菩萨（现关公像）。也有的寺院将钟鼓直接设立在大雄宝殿之中。但大致的布局就是如此。 以“寺”为名 东汉明帝时，释摩腾自西域用白马驮经，初宿洛阳鸿胪寺，于是以“寺”名之，创立“白马寺”。“寺”在白马寺创立之前，为官署之名，后来凡是僧众所居处，皆以“寺”为名。 在中国佛教寺庙的建筑中，殿堂是寺院建筑的主体。殿是供奉安置佛像以供礼拜
中国佛教寺院殿堂典型配置 ——山门、大雄宝殿及其东西配殿 白化文 每一座佛教寺院，都是由众多的高大森严的殿堂所组成。那么，这些殿堂都是用来作什么的呢？这里就介绍一下中国佛教寺院殿堂 的典型配置。本文以介绍明清以来汉化佛教寺院的情况为主，藏传佛教、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各种佛教流派的情况不多涉及。但既然是讲“典型配置”，就不以一个寺庙为主，本文是这样一组文章的第一篇，主要讲山门、大雄宝殿中的主尊——佛、东西配殿这三部分。至于菩萨、天王、诸天等，以后另有专文介绍。 一、殿堂概观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大致地说，殿是供奉佛像以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处所，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其名称，或按所供奉的主要神佛而定，或按其用途而定。 中国的营造法则，一般是把主要建筑摆在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在东西两侧。寺院的配置也是如此。由南往北看，主要建筑大致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可能还有藏经阁。这些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殿。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堂、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房、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职事堂（库房）、茶堂（接待室）等。“旅馆区”则常设在中轴线右侧（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之来者。 二、山门 佛寺大门称为“山门”。“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多居山林之处，故有此称。一般有三个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这三座门常盖成殿堂式，至少是把中间的一座盖成殿堂，叫山门
殿或三门殿。殿内塑两大金刚力士像。金刚力士是手执金刚杵守护佛法的护法神。据《大宝积经》卷八《密迹金刚力士会》说，金刚力士原为法意太子，他曾发誓说，皈依佛法后，要常亲近佛，当作金刚力士，普闻一切诸佛秘要密迹之事。他后来成为佛的五百名执金刚随从侍卫的首领，称为“密迹金刚”。当了卫队长，自然有坐“传达室”看门的任务。可是外来户“金刚力士”只是一个人，所以中国早期佛教的金刚力士像只有一尊。这不合乎中国人爱对称的习惯，到后来就又添上一位。《金光明经文句》中解释说：据经文，金刚力士只是一位，现在寺院里却有两尊像，乃是适应外界情况变化，多一位也没什么。现今寺门左右的金刚力士像，都是面貌雄伟，作忿怒相，头戴宝冠，上半身裸体，手执金刚杵，两脚张开。其不同者，只是左像怒颜张口，以金刚杵作打击之势（见图一）；右像忿颜闭口，平托金刚杵，怒目睁视而已。《封神演义》中想使这二位金刚进一步汉化，就说他们是哼哈二将郑伦、陈奇死后封神而成。佛教徒认为那不过是戏言。但据说，在云南有的寺院山门内就塑有骑火眼金睛兽的哼哈二将。可见，世俗人等，包括佛学水平不高的僧人，爱的还是汉化了的土生土长的东西，哪怕它是小说也罢。 由山门往北，第一重殿是天王殿。殿中间供大肚弥勒佛，面朝
题目：试问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 指导老师： 学院：专业： 班级：姓名学号： 摘要：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宗教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包容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的融合以及促进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各个教派有其特有的思想体系与思辨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关键字：传统宗教儒家道家佛家融合影响促进 正文：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
却有其归元。由学术系统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典籍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此外还有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在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 儒家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
永宁藏传佛教——扎美寺的兴建与风格 摩梭地区现存的最大藏传佛 教寺院落是永宁的扎美寺。永宁 距宁蒗县城93公里，下车后，沿 永宁街北行2公里，就能发现位 于公路左侧的扎美寺。扎美寺是 宁蒗彝族自治县藏传佛教（黄教） 寺院。它东面与噶木山遥相对应， 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最初是格鲁 派（白教）寺院，到清雍正年间 改为格鲁派(黄教)寺院。 建筑雄伟壮丽，藏式庙宇分正殿、偏殿、禅房等。寺庙外围有东、西、南三扇门。正殿流光溢彩、气势恢弘，有三丈金佛通连偏殿，满寺佛光辉映、气势非凡。寺内壁画极富艺术性，各种宗教题材的绘画另人目不暇接，虽年代久远，但仍色调浓烈，充 满了浓郁的印藏风格。
喇嘛教传人永宁的时间约700年。传说在元朝时期，曾有一个喇嘛化身来到永宁，询问现在喇嘛寺所在位置的地名，当他听到那里的地名喊为扎美柯时，他感叹地说，这里修建一个喇嘛寺将是多么好，因为他用藏语翻译用藏语翻译即为无敌之意。扎美寺的寺址是在明代宗祖师噶玛巴活佛所选。 因现在寺庙所在位置地名叫扎美柯，背依之山"增米瓦"亦与藏语"无法丈量之山"相同，寺旁村庄"巴搓古"又与藏语"巨大之汇集"同意。后来就在这里修建了喇嘛寺，这寺的藏名为塔洛扎美归，后来就称为扎美寺，据说这座寺庙曾被烧毁，其后又重建。摩梭原始宗教受到削弱，无形中被排斥，喇嘛教占了上风，在永宁坝摩梭人中，到民主改革时达巴所剩无几，只是江边一带还有二十几个。有些达巴经已被佛经代替。 摩梭喇嘛的活动中心：黄教喇嘛教在永宁扎美寺，白教喇嘛在永宁者波萨迦寺和蒗蕖萨迦寺。大殿面积约200平方米，是众喇嘛聚集从事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正殿及偏殿的屋脊上，都有金顶，屋檐四周，挂着风铃，壁上有精美的壁画，殿内共有大大小小几万尊佛像，为四川乡城藏人所塑。左偏殿里，塑有一尊高约3丈的土塑镀金弥勒佛巨像，形象表现出总在教导沸法的姿势，像内充满藏文经典。大殿周围，有一排排小土砖房和木棵房，是喇嘛们来进行佛事活动时住的。喇嘛寺的总面积为400亩，还有寺院土地数百亩。
中国古塔的起源 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的窣堵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塔”字也应运而生（塔字既象形，又涵盖了stupa的音与义，从“土”旁，含有封土之下埋有尸骨或“舍利”之意）。然而，中国并没有滋生印度佛教的社会土壤，佛教只好依附传统的礼制祠祀，佛塔也和古典的楼阁台榭结合起来，“上悬铜串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即在多层的楼阁顶加上一个有九层相轮的塔刹。（三国时，窄融在徐州大建佛寺，寺中造塔，塔的形式是塔顶“上悬铜窣九重，下为重楼阁道”。） 汉魏时已有了造塔的制度，《魏书·释老志》云：九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天全旧状”指的就是印度的窣堵波，“重构之”即为相叠多层的木楼亭阁。可见木楼亭阁顶上放置串堵波，就是那个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 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也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那半圆形的窣堵波代表了佛教的宇宙观。传入中国后的佛塔，中国人却把原来坐落在地上的“天”真正高高举到了天上，下面便以方形平面的楼阁来支撑，这是中国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 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眼里，佛也具有人性，佛所居住的塔也被赋予世俗生活的内容。佛塔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原来埋藏佛骨的阴森的地宫走上了地面，变成了“寺”。所以在中国往往寺与塔建在一起，有塔便有寺。古老宫殿式的寺庙平面展开，既是供奉佛祖的神殿，又可居可游；而那孤高耸天的佛塔，以它巨大超人的空间体量，打破传统古典建筑平缓坦然的空间序列，既是佛陀“涅磐”神圣的象征，又成了风景胜地的标志。“雁塔题名”成为历代文人登临咏怀的风流雅事；钱塘江边的六合塔，成了江船夜行的航标；河北开元寺的料敌塔使佛塔兼有军事作用；居庸关过街塔，下面不仅车马行人可以穿行，凡人经过即是对佛进行一次顶礼；有的地方甚至建塔镇妖以免除灾难，于是佛塔又变成风水塔。颇具意味的变化是，中国人把印度窣堵波那种指向神秘苍弯的象征形象，只是作为一种标记而束之高阁，塔刹以下楼阁则赋予现实人生、清醒实用的理性内容。所以中国的佛塔是“人”的建筑，而不是“神”的灵境（王世仁《塔的人情味》，载《美学》第四期）。 在千姿百态的中国佛塔中，不论是密檐塔，还是楼阁塔，风水塔还是文峰塔，细细观察的人总会发现，塔的层数皆为奇数，单层、三层、五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偶数层的塔极罕见，连塔刹相轮也不例外。而培的平面智为偶数边形，如四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塔等，绝对没有奇数边的平面形式。除了构造上的原因外，其构思乃出于中国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数字在中国除了它的运算功能外，还被赋予哲学的意义。数字有奇有偶，有阴有阳。天数奇数，为阳数，生数；地数偶数，为阴数，成数。天在上，是圆的，向高发展要用天奇数；地在下，是方的，平面展开要用地偶数，这是中国人对数的讲究。天覆地载，高天厚地，天地合一，“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方才有“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疆”崇高境界的追求。 当然，佛教也有自己的解释：塔的四边，象征四圣谛；六边象征六道轮回；八边即是八相
中国佛教与儒家思想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 佛教传人中国后，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尤其是儒家人世精神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地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中国化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古代，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从未被真正动摇过。不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都如此。其中，其主张修、齐、治、平，提倡为王道政治服务的“人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于各家学说，东传佛教也不例外。它在中国所走的道路，就留下了深刻的儒学印痕。，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的变化也是逐步、渐进的，而且往往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开始的。其中，它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原来的注重出世，逐步发展成既讲出世，又讲人世，主张既出世又人世，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外来佛教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注重现实人生、讲究实际的国度之后，逐渐发现如果全然不顾世俗的人伦纲常，过多地强调脱尘离俗，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最终注定要被抛弃。因此，历史上的一些佛教大德，大胆吸收、融摄儒家的人世精神，在佛教中也注重纲常人伦，强调对世间的关怀，促使传统佛教不断走向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佛教的人间化，可以说是始自“六祖革命”。惠能在《坛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清净，实时西方。”“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种作风与五祖以前各种禅师的修行风格与思维方式已迥异其趣。以此为起点，中国佛教的许多名僧和宗派，根据大乘佛教“慈悲普渡”的精神，认为佛教的根本宗旨不是为了自身的修行解脱，而是为了利他济世，普渡众生。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常把出世与人世统一起来，主张只有把世间法干得停停当当，才能作为出世的前提。据此思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佛教徒大胆走出山林，投身社会，乃至涉足官场，过问政治。 此外，隋唐之后的佛教融摄儒家人世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表现在：通过阐释“治心”与“治世”的相互关系，把出世与人世统一起来；而且，佛教界还积极倡导佛教走向世俗化。例如，宋代名僧智圆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家。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儒学，常常独自阅览自学儒家经典，对“周、孔、荀、孟”都颇有研究，因此，在出人世问题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对儒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颇表赞赏，并逐渐把儒学的“治世”思想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后来，他不仅自号中庸子，而且公然提出佛儒交融，以宗儒为本，儒教修身，释教治心，二者互为表里的主张。而在主张佛教必须走向世俗化这一个问题上，宋代的另一位禅师——“看话禅”的倡导者大慧宗杲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佛儒、僧俗、凡尘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界限。在一定情况下，它们都是相摄互融的。基于这一思想，他反对把在家、出家、世俗、僧侣对立起来，甚至还认为在家修行比出家打坐更为殊胜。因为出家为僧，一心一意只是打坐修行，没有世间的许多烦恼，因此比较省力；而在家参禅，则开眼闭眼皆是尘俗事务，时时有许多的凡尘俗事缠身。因此更需要加强力量和坚定信念，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有时更能打透禅关，结出道果。在儒家人世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佛教越来越注重人伦、强调人世，与此相适应，佛儒二家也出现了相互汇合、相互交融的良好局面。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记得，我非常崇敬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大昭寺 西部游社区：https://www.doczj.com/doc/331201059.html, 由于寺院在藏族社会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使得它在建筑上具备许多特点。 寺庙要进行很多宗教活动，而修习经论仍是一项主要活动。一座寺庙，类似一所佛教大学。哲蚌寺内有教学、教仪、教务、杂务四大部分，下设三所显宗学院，一所密宗学院。这些经学院，藏语称扎仓，隶属于寺庙最高管理机构“机康”。扎仓建筑由经堂、佛殿和前院组成，并附设供应喇嘛饮食茶水的大灶房和辩论经典的辩经场。扎仓下面，设若干个康村，康村是寺庙的基层学经僧团，其建筑称扎夏，由僧舍、厨房、小经堂、内院辨经场、各种库房组成。建筑一般为回字形内院式，层高以三至四层居多，有的高达五至六层。寺庙一级的大殿，称措钦，即大集会殿的意思，其形制与扎仓相同，机康均设在二层。哲蚌寺措钦大殿的经堂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可容纳万余僧人诵经。
色拉寺 西藏建筑以藏传佛教建筑的成就最高。公元7世纪，西藏高原出现了吐蕃王国，随着与内地及南亚关系的发展，佛教也在此时从印度和中原传人。 佛教传人以前，西藏原已有一种原始宗教苯教，以后融入佛教之中，加上带有后期印度教因素的印度佛教密宗的强烈影响。使以后发展成熟的西藏佛教带有很强的神秘色彩，与内地佛教明显不同，特称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庙宇则称喇嘛庙，佛塔称喇嘛塔。 藏传佛教寺庙可分藏式、藏汉混合式和汉式三种。在西藏及其毗邻省分，几乎全是藏式：内蒙以藏式为主的藏汉混合式最多，也有少数汉式；北京、承德和五台山的喇嘛庙，则大都是汉式或以汉式为主的藏汉混合式。 藏式喇嘛庙又可分建在平地的和建在山麓的两种，以后者居多。平地寺庙常取接近于规整对称的方式，作为构图中心的主体大殿形象最为突出；山麓地带的取自由式布局、没有总体轴线也没有事先规划，仍都遵循着一些布局的规则，如寺庙多北负山坡，南向平地，在后部高处安置体量高大色彩鲜丽的经堂和佛殿，其外安排活佛府邸，在外三面围以大片低矮小院，居住一般僧人。一座大寺，多是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完备。 西部游社区：https://www.doczj.com/doc/331201059.html,
——山门、大雄宝殿及其东西配殿 白化文 每一座佛教寺院，都是由众多的高大森严的殿堂所组成。那么，这些殿堂都是用来作什么的呢？这里就介绍一下中国佛教寺院殿堂 的典型配置。本文以介绍明清以来汉化佛教寺院的情况为主，藏传佛教、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各种佛教流派的情况不多涉及。但既然是讲“典型配置”，就不以一个寺庙为主，本文是这样一组文章的第一篇，主要讲山门、大雄宝殿中的主尊——佛、东西配殿这三部分。至于菩萨、天王、诸天等，以后另有专文介绍。 一、殿堂概观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大致地说，殿是供奉佛像以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处所，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其名称，或按所供奉的主要神佛而定，或按其用途而定。 中国的营造法则，一般是把主要建筑摆在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在东西两侧。寺院的配置也是如此。由南往北看，主要建筑大致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可能还有藏经阁。这些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殿。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堂、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房、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职事堂（库房）、茶堂（接待室）等。“旅馆区”则常设在中轴线右侧（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之来者。 二、山门
佛寺大门称为“山门”。“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多居山林之处，故有此称。一般有三个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这三座门常盖成殿堂式，至少是把中间的一座盖成殿堂，叫山门殿或三门殿。殿内塑两大金刚力士像。金刚力士是手执金刚杵守护佛法的护法神。据《大宝积经》卷八《密迹金刚力士会》说，金刚力士原为法意太子，他曾发誓说，皈依佛法后，要常亲近佛，当作金刚力士，普闻一切诸佛秘要密迹之事。他后来成为佛的五百名执金刚随从侍卫的首领，称为“密迹金刚”。当了卫队长，自然有坐“传达室”看门的任务。可是外来户“金刚力士”只是一个人，所以中国早期佛教的金刚力士像只有一尊。这不合乎中国人爱对称的习惯，到后来就又添上一位。《金光明经文句》中解释说：据经文，金刚力士只是一位，现在寺院里却有两尊像，乃是适应外界情况变化，多一位也没什么。现今寺门左右的金刚力士像，都是面貌雄伟，作忿怒相，头戴宝冠，上半身裸体，手执金刚杵，两脚张开。其不同者，只是左像怒颜张口，以金刚杵作打击之势（见图一）；右像忿颜闭口，平托金刚杵，怒目睁视而已。《封神演义》中想使这二位金刚进一步汉化，就说他们是哼哈二将郑伦、陈奇死后封神而成。佛教徒认为那不过是戏言。但据说，在云南有的寺院山门内就塑有骑火眼金睛兽的哼哈二将。可见，世俗人等，包括佛学水平不高的僧人，爱的还是汉化了的土生土长的东西，哪怕它是小说也罢。 由山门往北，第一重殿是天王殿。殿中间供大肚弥勒佛，面朝 南。他的背后，供韦驮天，面向北。两位背靠背，中隔板壁。弥勒东西两旁供四大天王像。有关情况，将另文介绍。 三、正殿——大雄宝殿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学年学期：2013-2014第二学期科目名称：佛教与中国文化 院系：化学与环境学院 任课教师：李宜静 年级班级：化学（师范）6班 学生姓名：张腾斌 学号： 20112401025 专业：化学（师范）
读?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探讨佛教流传与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影响 【摘要】?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学养最深和最受尊敬的佛教学者方立天教授的大作，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系列丛书之一。自从印度佛教东传至中国之后，便拉开了佛教在各个朝代发展的篇章，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书从佛教东传概况、佛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呈现对佛教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佛教东传发展政治伦理 佛教相关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学术史上的研究热点之一，为人熟知的著作，如聂静洁的?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杨明的?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等，都对佛教东传及由于中国本土化而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有过一定的研究，但在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上相关学术研究占比例较小。 “本书如果能够对于宗教学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外交统战工作者，以及导游和旅游者，提供各自需要的某些佛教知识，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可见，作者撰写这本书，是为读者了解“中国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提供基础知识。作者也明确表明，我们应当借助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性根据，克服、消除宗教心理来推倒神的虚构威严。这充分表现了作者虽是在研究宗教学，但其自身秉承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神”的存在根本上是要树立人的尊严。因本人对宗教史的知识较为感兴趣，我挑选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这本书作为阅读书目且参考了部分学术文献，本篇文章将从印度佛教东传概况、佛教在中国各朝代发展情况及佛教与中国社会各方面互相影响的角度出发，梳理佛教与传统文化的知识线索，并提出个人对部分观点的看法和体会。 一、印度佛教东传概况
浅谈中国佛教寺庙建筑 （以及鸡鸣寺的改造） 关键词：寺庙建筑汉化欧洲教堂清雅 摘要： 作为一种饱含宗教文化性与悠久历史的建筑种类之一，寺庙应该开始脱离陈旧腐败的模式，而逐渐转向现代文明，更加注重表达精神和思想上的意义，区体会建筑和人和周围环境之间的交流。 正文： 佛教寺庙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时期，其结构以及风格在汉化后自然和印度源起的风格有很大的改观。事实上佛教建筑是在中国贯通生活文化的哺育下发展而成的，所以总是不能避免一定的世俗感。 在古代寺庙多为僧人清修，有的大型寺庙是为皇室祈福所用，大多数身居山林，而让僧人感受到山林的宁静和佛堂肃穆从而礼佛，洗尽铅华。反较于当代的佛教寺庙，大多温和而慈善，是为了让大量为了朝拜的都市居民更好的礼拜。部分的寺庙存在于城市之中，由于地价的不断攀升，整个寺庙的面积就已经被局限住了，然而又有佛塔、大殿、经堂、钟鼓楼、藏经阁、僧房、宅堂等必不可少的形式，所以分到每个殿堂的面积就晓得可怜。早在禅宗兴起之后，中国大部分的寺庙就放弃了“塔”的建筑模式，多以中轴对称的层层推进来进行排列。失去了塔的建筑复建方法，无法保证在防火的情况下保证每层的稳定性，所以当代的城市寺庙只能从一定情况下失去了所想呈现的美感。对于每间殿堂的结构上来说一踏进门槛便是三至五个荷包垫，进门还没来得及看得清楚是什 么菩萨，长什么样子就被后面的人无意的推到垫子 上跪了再说。这样的拥挤的寺庙建筑很难让人感受 到转眼肃穆的感觉，尤其是不得不走马观花的“参 观礼拜”，早已失去了原有想要净化内心的超凡效果。 欧洲的宗教建筑教堂对比与寺庙来说非常不同， 无论是其所想表达的社会性，所处的位置还是建筑 的结构。教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让基督徒在周 日来教堂做礼拜，跟上帝忏悔自己的种种过错从而 得到心灵上的满足。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在进入 教堂的时候总觉得身心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一排排 的长椅，从外界透过墙壁上的彩色玻璃所讲述的一 个个久远的故事，巨大的十字架和周围伫立着的烛 光都让人身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但这些和中国的 寺庙建筑几乎无法分出胜负。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 胜于中国一部分寺庙的，殿堂的室内空间。人们进入教堂，要经过很长的走廊的长椅才能走到神父的面前，在这之前的过程中，外部的不断熏陶会给心灵注入深沉的力量。
佛教建筑 摘要: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现在佛教仍是一拍兴旺景象,是世界散打宗教之一。其独特的建筑佛塔以及其建筑布局在现在另人赞叹不已。 关键词：佛寺建筑佛塔塔庙建筑格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被定为印度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国内依然寺庙林立，僧侣众多，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派兴旺景象，独特的寺庙建筑风格更是吸引了善男信女的眼光。 中国早期佛寺建筑的布局，大致沿袭印度形式。之后融入固有的民族风格，遂呈现新貌。其建材以木为主，多设于平地（如府城市街）或山中。故后世寺院除寺号、院号外，亦附加山号。又有以年号名寺者，如北魏之景明寺、正始寺、唐之开元寺。此外，寺院若依创设者而分，可分成官寺（由官府所建）、私寺（由私人营造）。若依住寺者而分，乃有僧寺、尼寺之别。若依宗派，则分为禅院（禅宗）、教院（天台、华严诸宗）、律院（律宗）或禅寺（禅宗）、讲寺（从事经论研究之寺院）、教寺（从事世俗教化之寺院）等类。 创建于东汉明帝时的洛阳白马寺，为我国佛寺的滥觞，其后续有建业（南京）建初寺、武昌昌乐寺、慧宝寺、保宁寺、苏州通玄寺、扬州化城寺、四明德润寺等。西晋初年，京洛一带造寺塔图像而礼拜之风盛行，不少达官显贵或舍旧宅，或于各地立寺塔。当时佛教建筑
概称为“浮图”。后因高峻层塔渐为寺院的重要象征，“浮图”遂转而专指高塔。浮屠，梵语Stupa的译音，正译为窣堵波，即塔、佛塔，俗称宝塔。佛塔的层次一般为单数，如五、七、九、十三级等，而以七级为最多，故有“七级浮屠”之称。塔原来是用来埋葬圣贤的身骨或藏佛经的，造塔的功德很大。然而，为死去的人造塔，毕竟不如“救人一命”的功德更大，更有意义，故俗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原为佛陀的旧译，一译“浮图”。后浮图与浮屠均有宝塔之义。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长。我国现存大型佛塔二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艺术处理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亚次大陆的塔(窣堵波)，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设计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
中日两国自古交流甚广，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自然也被日本所引渡和接受。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同的国度里，儒家自然也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不同的发展。本文仅借对中日儒家文化异同的一些分析，阐述日本儒学的特性，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色。 首先，中国儒学本身较西方哲学而言，对于抽象的本体论的讨论涉足甚少，而相对注重人生哲学与个人修养的研究。日本儒学较之中国儒学则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这或许与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有关。 中国的原始儒学以伦理。政治学说为中心。象孔子所讲的“道”，主要指“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1）这里所说的“道”是超越感觉与经验的，是指作为万事万物根本规律的“道”，是阴、阳这两种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的力量的渗透、推移和运动。这显然是有关世界观的抽象哲学思考。不过，阴阳范畴又经常与日月、天地、男女、君臣等具体事物相联系，始终保留着相当实在的具体现实性和经验性，并没有完全被抽象为西方哲学那种纯粹思辨的逻辑范畴，它们仍然与特定的人们的感性条件、时空、环境和生活经验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日本的儒学则有所不同。除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受到中国《易传》和《淮南子》等的影响，曾对宇宙生成及其演变次序进行过推测之外（2），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儒学主要表达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罕见有关世界观的抽象思考。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它是佛教的附庸，也罕见儒学的独立的抽象世界观思考。在室町时代后期，儒学教育机构足利学校虽曾以易学作为教学重点，但是，所进行的易学教育，与其说是作为儒学世界观的易学，莫如说是作为占卜的易学（3）。足利学校的不少毕业生利用其所学的易卜知识，为战国大名布置军阵和攻守进退作占卜，实际上发挥了军事顾问的作用。这些儒学者并无兴趣进行世界观的抽象思考。 其次，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的特色，也广泛应用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因此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 在中国儒学中，“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还指道德意识。日本古学派的儒者也大都重视经验知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4）“生而知之”的所知显然是一种天赋的、先验的道德意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无关。而“学而知之”的知，照孔子的说法“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5)似乎是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孔子还说：“学而不思则罔。”(6）这表明孔子认识到来自“闻见”的感性知识的局限性，认为还需要“思”即理性认识。不过比较起来，孔子还是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即认为那种天赋与先验的道德意识更为珍贵。日本古学派的儒者也大都重视经验知识。例如，山鹿素行曾明确地批评中国宋代学者谢上蔡“闻见之知非真知”的观点。荻生徂徕则认为“格物”就是习熟和力行。而前近代的日本人比较拙于抽象思维，与之相关，又象中国人一样比较地缺少发展近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形式逻辑传统，因而，日本的重视感觉经验的儒学者最终未能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殿堂。 最后，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懦学的一大不同之处。日本儒学的共存性，实际是日本文化的多元共存性格的表现。 中国儒学实际上具有强有力的包容能力，它是在不断吸收、溶化其他诸家思想的过程中发展的。例如，董仲舒包容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等。但是，中国儒学在外在形式上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自守排他，经常进行论辩。诸如原始儒学时期的儒墨、儒法之争，汉初的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的斗争，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系 别 机械工程系 专 业 机械 ． 班 级 １ ．．．． 学 号 １．．．． 姓 名 ＊＊＊ 二零一二年六月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摘 要：佛教与书法两者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们同样都历经千年、 饱经风霜，也同样坚毅不倒、不断成长。在此过程中，两者并不是独立进展而是相辅相成的。佛教，于两汉之际自古印度东来，几乎参与了大半个书法史的流程而书法作为华夏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所受佛教影响更是弥深。 关键词：佛教；书法；融合 一、佛教 佛教发源于距今２５５２ 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按正式文献记载，佛教在汉朝传来中国，非正式文献记载的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到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极盛时期。最初来的二位法师，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二位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佛教传到中国后因其进足以救济苍生、退足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内涵，暗合汉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氛围而得以生根，在长达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进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之后，佛教在中国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二、书法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年左 、６０００ 中独放异采。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约５０００
寺院建筑特点与布局形式研究初探 —以广仁寺、瞿昙寺、西宁东关清 真大寺为例 摘要：宗教寺院建筑是我国建筑组成中的重要一部分，也是体现中国古典建筑风格最为突出的建筑。国内藏传佛教寺院和清真寺的建筑与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古典传统建筑风格与特色，同时兼容藏地建筑风格与国外建筑特色。藏传佛教寺院大都按一定规制修建,以满足各种宗教礼仪的要求,从建筑群的选址到整体布局,都渗透着藏民族传统的审美理想,贯穿着佛陀世界的精神追求。而清真寺，则是伊斯兰教的象征。清真寺的群体建筑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最高体现，它是伊斯兰精神最集中的物质凝结。它们就有独特的建筑特色，很高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研究重视该类建筑，对于城市的改造与保护，继承建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宗教寺院藏传佛教寺院清真寺建筑风格与特色建筑文化 正文：宗教寺院都是一个膜拜的场所，是人们通过行使宗教礼仪表达宗教信仰的地方。不同的宗教信仰，具有不同的膜拜方式，那么不同的宗教建筑就会有建筑氛围、建筑布局形式。下面就以广仁寺、瞿昙寺、西宁清真寺为例，分别说明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与清真寺建筑风格与特点。 广仁寺始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占地面积三千六百平方米，有殿堂房舍五十余间。全寺有院落三重。第一进院落中有钟楼、
鼓楼，主殿为天王殿；第 二进院落的主殿为文殊 殿，又叫宗喀巴大师殿； 第三进院落的主殿叫大 佛殿，又叫弥勒殿。这三 重院落的两旁是二层楼 房，为接待四方信徒之处 所。所以，广仁寺规模虽不大，布局却很严谨，中轴线分明，左右配房对称，秩序井然。院内苍松翠柏，花草葱茏，十分清幽宜人。寺内供奉的佛像、所藏经典、僧众修持都依承藏传佛教，是一座具有汉族地区寺院建筑特色的喇嘛教寺庙。院内建筑建筑形式风格形似唐风，装饰华丽。 瞿昙寺是青海乐都南山地区最大的寺院，瞿昙寺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全寺共有三个院落，建筑布局为前、中、后三进院落，是一座明代汉 式宫廷建筑风格的古寺，整个寺 院依山傍水，高低错落，气势宏 伟。瞿昙寺的汉式建筑风格十分 典型，在类型众多的藏传佛教寺 院中独树一帜，实际也是清代北 京和承德等地大量兴建的汉式藏传佛教寺院的先声。从山门起的中轴线上依次为金刚殿、瞿昙寺殿、宝光殿和隆国殿。各殿依山就势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