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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佛教与儒家

中国佛教--佛教与儒家
中国佛教--佛教与儒家

中国佛教——佛教与儒家

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佛法不但在我国的宗教方面占尽优势,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相对的,佛教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深具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两汉时期独尊儒学,整个社会思潮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佛法传入东土后,由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殊异处,也有不少共通点,因此一经接触,便互相激荡排斥,也互相融摄吸收,终于形成一股澎湃的新流,使得中国文化日益壮阔。

佛、儒思想由相拒而相和,其间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就佛教而言,融入浓厚的中国色彩,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营养,从而复兴沈寂千年的儒家,有所谓的“儒表佛里”、“援佛入儒”的理学。

事实上,无论是儒家或佛教,从今日的观点来看,皆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肉,难以分割。

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

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印度从奥义书到六派哲学,都以研究生死问题及解脱生死为归趣,直到佛陀,更加以归纳综合,创立佛教,因此以释迦牟尼佛思想代表印度文化。佛法的内容是三藏十二部,所探讨的主题,是以人生解脱为中心,兼论及宇宙等问题。

在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孔子继承二千五百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礼、乐等六经为本,有系统的综合整理和树立一套道德伦理,这就是儒家思想。自此以后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受其影响。所以,中国文化以孔子的儒家为代表。

佛儒思想,自隋唐以降,曾经彼此融洽、调和,互相影响销融,但二者还是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今比较概述如下:

中国历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其主流,儒家学说则又以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而孕育此民族精神者,首称孝道。因此,历代典籍莫不以孝道为其主旨,其中尤以孔子言孝最详。比方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门者”。因为一个人要能忠于职,忠于国,忠于民族,首先就必先求其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父母的恩德昊天罔极,因此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能行孝,而希望他能对人尽忠,岂不是缘木求鱼!

讲到佛教的伦理道德,也是以孝为宗,以孝为戒。所以,昔日佛陀曾为净饭王抬棺,成为众生报答父母劬劳之恩的典范;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俾使世人行孝奉亲;教导弟子目犍连设盂兰盆会,救度他的母亲脱离地狱之苦。此外,佛经中关于阐扬孝道的经典尤多。诸佛圣贤莫不以孝行为百善之首,视作立论之道,因此,佛儒的伦理观实无冲突。

佛教最重孝道,佛陀在《善生经》中揭示为人子者奉事父母应当:“一者、能奉养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在《大宝积经》中说:“夫父母者,皆愿利乐所生子故,难作能作,能忍一切难忍之事。假令种种不净秽

恶,皆能忍之。乳哺养育,无疲厌心。”佛陀强调父母的恩情,是要人们由体认父母无限的慈爱而引发孝道的思想。

孝是众善的根本,若无孝道,则无以为善,所以说“百善孝为先”。孝有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二种,世间的孝道是现世孝,譬如儒家认为甘旨供养,使父母现世安乐,衣食无缺,光宗耀祖,就是孝。出世间的孝道是永久的孝,不仅要孝养现世父母,接引父母学佛,使他们免于轮回之苦,就是过去世的累劫父母也要救度,使他们解脱六道轮回,了生脱死,永得安乐。因此,佛教所说的“孝”是世出世间的大孝。

儒家注重家族制度,为维持代代香火不绝,认为继承家嗣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而佛教的割爱辞亲出家,有乖无后为大之义;断发燃顶,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训。然而佛教却是以出家为大孝。因为佛教的辞亲出家,是为了广度众

生,报答亲恩,更是大孝。法琳的《破邪论》卷上说:“夫出家者,内辞亲爱,外舍官荣,志求无上菩提,愿出生死苦海,所以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报世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大意也。”强调出家行道是报四恩,以救济一切众生为目的。

五戒与五常

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为安定社会,纲纪人伦的立法条目,都不能超越五戒的范畴。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是佛教所谓的五戒。不杀生曰仁、不偷盗曰义、不邪淫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但儒家的五常,仅止于勉人律己;而佛教的五戒,约自利而言:受持五戒就是入道的正因,若能精进不懈,则惑业渐消,功德渐长,最后得证圣果。约利他而言:五戒是净化人心的良药,一人受持,一人得益;万人受持,万人得益;若全世界人类共同受持,则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慈悲与仁

《缁门崇行录》说∶“仁义礼智,人之四端也,而仁为首;慈悲喜舍,佛之四心也,而慈为先。”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经常被相提并论。

儒家所说的“仁”,从语原学来说,是二人的组合,孔子就是用“仁”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对待的关系,所以儒家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推己及人。”在儒家的观念里,爱有亲疏,爱由亲始,从尊敬自己的长辈推而及于他人的长辈,体恤自己的幼小广被至他人的幼小;从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进而亲戚、朋友,由自己血缘至亲推广开来去爱和自己相关的人。甚而爱心越扩大,连亲疏差别都泯除,这就是民胞物与、物我一体的胸襟,也就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怀,简要的说,儒家的仁是从五伦“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进而扩大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恻隐之心”的发挥。

佛教的慈悲是主动积极的拔苦与乐。《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佛教的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上,视一切众生与自己平等一如,一切有缘无缘众生都要度化摄受。因此佛教的慈悲像源源不断的活水,累劫累世绵绵无有止尽。例如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永恒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也是永恒的慈悲。《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一种无私无念的自然悲行。《法华经》的“今此三界,皆为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是诸佛如来的慈悲,其力量无限的大,程度无限的深,内容无限的宽,对象无限的广,价值无限的重,利益无限的多。

所以,佛教提倡素食,以慈悲为怀,就是由于体认因缘法、众生平等、法性一如的真理,以慈悲的精神,建立自他互易、怨亲平等的观念,爱护一切众生。如古人说:“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为了怜悯老鼠饥饿无食,特地留下剩饭;为了慈恤飞蛾扑火,不敢轻易点灯,在慈悲之前,原本令人厌恶的老鼠也得到了难得的关爱。至于儒家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啖其肉”、“君子远庖厨”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道与中庸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以中庸为道德的最高标准。

佛教讲不落两端的中道似乎与儒家的中庸相近,事实上,较之中庸之说,其内容更为深广。因为儒家的中庸,重于人道;佛法,可说一切都是中道。

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是离二边的极端、邪执,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佛教认为在修行上,要不偏于苦行或纵乐的生活;在思想上,要不离于有或无、常住或断灭两种极端的见解。所以,中道具有实践上与理论上的两种不同意义。在实践意义上的中道,以实践八正道为主;在理论上的

中道,可以说就是“缘起”,也就是“空有不二”、“即真即俗”、“色心并举”的智慧。如《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所强调的就是佛法的中道生活。有了中道的生活,不但能不被八风所吹动,而且能在佛法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就是智慧,就是佛法。

业与命

孔子认为人的实际遭遇由命决定,而个人的道德修养、国家的政治廉明,则决定于人的行为意愿,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当政治理念不为诸侯众人采纳时,孔子会自我安慰:“老天是了解我的。”这说明他对“天”的信仰,但他也曾说,得罪了老天,祷告是没有用的,这又显示孔子并非凡事崇神迷信。阐扬孔子思想的孟子主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些说法近于佛教的因果业报论,不过佛教说业力是自己创造,不由神力;业报是机会均等,绝无特殊;业是善恶因果,决定有报。因果通于过去、未来、现在,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了解“善恶因果决定有报”的三世因果观,可以让我们舍恶行善,转恶缘为善缘。尤其从三世因果观中,知道业道众生世世生生轮回,互为眷属。有了这层体认,必能激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心。能够清楚的认识因果业报,必能把握业力而谋求自己的幸福。

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但是佛教主张除了顺应天命、乐天知命外,更要进一步洗心革命。因为佛教的业是前途光明,希望无穷的,业的定律告诉我们,自己的前途操纵在自己的手里,即使犯了滔天罪恶,只要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法门,洗去心中的尘垢,净化生命,终有天清月现,朗照大地的时候。

以人为本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思想文化首度出现重大转折,是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之前的思想界所强调的是对“天”、“帝”的信仰,“天”不仅是众神之首,而且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宇宙的秩序,万物的生长,乃至世间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大事,一听“天命”。从孔子起,开始把视野转向现实界,把眼光转向人,注重对人事的探讨。而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也是以人为本,期望人

能学佛、行佛,达到离苦得乐的解脱境地。着重人间教化,以解决现世困厄为课题,佛儒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

佛教与儒家皆是主张以“人”为本,但两者间不同的是,儒家的修持阶位是属佛教“五乘”(菩萨、缘觉、声闻、天、人)中的“人乘”,以获得现世福乐为旨趣。

佛教是人间的佛教,六祖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教认为学佛的最终目标是成佛,但是要进趋佛果的前阶却是做人,所谓“人成即佛成”,把人做好,佛果也就完成。做人的条件很多,儒家说的是忠、信、孝、悌;佛教则说布施、持戒、禅定,这三者不但能让我们将人做好,并且能使我们进一步生至天上;而人天福若是具足了,必能从人道渐次进入佛道。

自利利他

儒者是经过致知、诚意、正心而完成修身的目的,学佛者则以戒、定、慧三学为修持,两者都是以自利利他为宗旨。佛教认为菩萨以利他为先,从利他中去完成自利。所以经典上说:“自未得度先度他,菩萨以是初发心。”儒家虽然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刻不忘仁民爱物,不过在修学的过程,必先完成修身。能修身,然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佛、儒皆认为:为学皆以修身为本,成圣成贤必须先从修己做起;但是佛法主张完成自利的同时,可以广度众生,庄严国土,儒家则以为修其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教的自利利他,可以说是无限的深广。谈修身,是要彻底地去除我见,达到自在解脱;儒家的修身,虽然和佛教意旨相近,但是深度却不够。至于佛教的利他,论对象,不光是人类,且遍及一切众生;论时间,不但是现在,

更尽于未来际;论空间,则遍三界,不舍弃一个众生。儒家但着重于人类,止于现在,局促在这个小天地。

又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于此表露无疑。然而儒家所谓的“天下”,始终以政治为要,因此“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事实并不能尽如理想,或陷溺于名利追逐中,逞个己之私欲;或道行不通,只能独善其身,明哲保身。

佛教在利己利他的修行过程中,强调菩萨道的无我精神,能淡泊名利,不慕荣华,不逞私欲,不贪求、不分别、不执着,只要是不危害社会而能利于大众的工作,都愿意尽心尽力的努力负责去做,为大众谋求真正的福利。

儒家与佛教的交互关系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与儒学始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兹以我国历代学术思想的演变略加说明。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约分为六期∶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

魏晋时期,道家特盛。

隋唐时期,佛学昌明。

宋明时期,儒学复兴期(佛儒混合期)。

有清一代,古学综合期。

儒家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崛起,至两汉时期取得传统文化的领导地位。此时佛教初传,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相当的排斥,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类。佛教徒为了让国人接受此一新的信仰,往往藉由儒、道的经典来说明佛教义理的价值。《牟子理惑论》便是东汉末年牟子融和释道儒三教思想的作品,论述佛教并不违背儒家与老庄思想。

东汉儒家对佛教的非难主要是:僧侣断发违背《孝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僧侣不婚无后,有违孝道;僧侣剃须发、披袈裟、袒右肩,见人不行跪拜之礼,违背服饰行仪的礼制。这些问题即使在东汉以后,依然是历代佛儒争论的重点,如东晋慧远大师就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驳斥之。

牟子以儒家经典或圣人言行为依据,说明僧侣的行为举止有其更崇高的道德意义,非比常人;更引用孔子言论,明示儒者对圣道的理解要灵活应用,注重其动机,不拘小节。慧远大师则指出印度与中国的习俗不同,且僧侣乃出世修行者,与世人有别。他又进一步表示,只要实行儒家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则世间将趋于和谐统一。牟子与慧远大师都是佛教徒致力调和佛儒的有力证明。

以现代观点来看僧侣断发违背孝道的问题,可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词虽是孝心的表现,但并不是一味的以愚孝的态度,终其一生不剃头、剪发;或遇有病痛,需动手术开刀割除肉瘤,则不予以治疗;人死后,躯体必会腐烂,为要尽孝,而妄想能不死。再者,僧侣断发之举,实以去除烦恼执着,现大丈夫相的决断精神,破色身之执,求法身之证,应尚其精神,不重外相;僧侣不婚的行为,有其更崇高的大爱精神,舍小我而成就大我,没有个人家族的观念,以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我的亲友,慈悲对待,真正实践儒家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达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

到了魏晋时期,道家特胜,以儒道融和的老庄玄学为思想主流,佛教则被认为是玄学的一类,因而引进大量佛经,《般若经》尤其受到欢迎。此一时期形成以老庄哲学解释佛经的格义佛教,吸引许多士大夫学佛,以佛儒融和来接受佛教。

隋唐时期,三教融和的结果,终于使佛教开花结果,自成宗派,达于鼎盛。此时三教仍然不断交融,佛教提出忠君尊王之说,宣传佛教对孝道的尊崇,且尽量把佛儒的道德观相比附,又以佛教的戒律类比儒家的德目。另一方面,道教也不断与佛儒共融,渐渐形成三教同源论。

儒学经过隋唐的衰微期

,直至北宋才有改观。韩愈主张复古,他在《原道》一文中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说明儒学名存实亡,有千年之久,于是在此期间,佛教又受到儒家学者强烈的攻击和批评,其所排斥的理由不外就是,佛教违背伦理纲常,佛教危害王道政治,佛教是夷夏之辫。但往往排斥愈烈,所受的影响则愈深,而且佛教此时在中国已有深厚的基础,儒家唯有主动吸收佛教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生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理学”诞生了。

隋唐佛教三百多年的昌明时期,所讨论的都是心性问题,其所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所谓“明心见性”、“即心即佛”、“性体圆融”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各宗的心性论。至于宋明理学家就在这几百年间反覆讨论心性论的问题,而吸取其中重要的思想,与儒家的纲常名相结合,形成理学,一改过去儒学只重视经论文字及外表的礼制仪节,从而重视追求生命的究竟真实,使得儒家在两汉衰微后,再度复兴。

理学是融和、吸收佛道哲学理论,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加以哲理化、神学化的产物,着重“心性”与“天道”的阐述,主张天理为本体与至善。宋代的新儒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等人,于出入佛老之后,各有一番心得理论。到了南宋,更加发扬光大,如朱熹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心性论”,认为人要格物才能致知;王阳明则受禅宗“明心见性”、“人心即佛性”的影响,提出“心即理”之说,主张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最后以“知行合一”来圆满人生。

明朝亡国后,在满清统治下的汉儒纷纷检讨理学的流弊。他们认为理学空疏无用,导致亡国,提倡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并视为真儒学,被后世称为“新经学”。然而受到满清政府的高压禁止,新经学渐渐沦为脱离现实问题的考据学。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至此,儒学可说是真正没落了。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些革命思想家,企图透过改革,挽回国家的命运,其中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等最有贡献,他们的共同点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虽依据儒家《礼记.礼运篇》,却以佛教的华严思想来说明大同世界。基本上,康有为对传统的儒教是持批判、改革立场的。谭嗣同通达法相、华严,是一位研究佛学的居士,他重视佛教的菩萨道,主张融通佛儒二教,并提出佛教的宇宙观与自然科学相符之说。章炳麟则完全依据佛教的自觉理念,建立革命道德的理论基础。他们所推动的自强革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引导人们思维传统思想革新的路径。五四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文化加以批判、扬弃,使得儒家的道统彻底崩溃。

二十世纪初,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刺激下,产生新儒家学派,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人物。梁、熊熟谙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吸收西方哲学与新知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一生兼综儒佛,希望以佛教的清净真心完成儒者事业,以儒者事业实现佛教的宗教修养。他努力推展乡村建设,却没有成功。熊十力融通佛儒思想,提出“新唯识论”,希望透过文化的宣导达成革新,以挽救国势。新儒学派对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演进不无贡献,可惜时至今日,中国儒家的伦常价值观已不复从前。

人间佛教的佛儒交融

佛陀成道后,周游五印,说法四十九年,所言所行都是契理应机的人间佛教。佛陀入灭后,印度佛教逐渐分化,经过部派、中观、瑜伽等演进过程,传入中国后,其面貌已有别于原始佛教。佛教在中国,与中国文化交融,至隋唐时代大放异彩,宗派林立。其中,禅宗独具一格,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到了六祖惠能大师,提倡“即世间求解脱”,还回人间佛教的本来面目。

《六祖坛经》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这种平实入世的风格,使禅宗的发展迅速普及,亦深得讲

究三纲五常,修身齐家的儒者认同。唐宋儒者在人间佛教的接引下融入佛道,走向着重心性理学之路。

晚清时期,国家多难,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倍受打击,各家纷求革新复兴之道。明代以来,被赶入山林的佛教,在面临教难的危机下,幸逢民初太虚大师积极提出改革,以“人生佛教”为号召,倡导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和正思,观察民族心理特点为何,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希望藉由佛教来达到世界和平。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心不得不行此人

生的佛教。”又说∶“只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因此,唯有本着佛陀的精神,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才能让自己让国家更祥和,更安定,更有希望。

人间佛教以五乘共法、五戒十善、慈悲喜舍、六度四摄、因缘果报、禅净中道为基本思想内容,融和了中印佛教,并涵盖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精髓。佛教对儒家予以“人乘”的定位,佛儒依然继续交融。

中国佛教与儒家关系密切,无论是思想渊源或内容,双方都有深厚的交互关系及影响。宋朝契嵩大师在<寂子解>中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宋朝孤山智圆大师也曾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实,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佛、儒二者的交融,正是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要先入世后出世,要先度生后度死,要先生活后生死,要先缩小后扩大,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建设人间净土。

当代人间佛教具有传统佛教的出世思想,更具备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做为学佛的根本。人间佛教至今已开花结果,奉行人间佛教的国际佛光会遍布世界五大洲,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

剖析韩剧的独特魅力及对中国的影响

剖析韩剧的独特魅力及对中国的影响07级政法系思想政治教育2班王婷学号:07113004 【摘要】: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韩国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的热播,韩国文化在中国风行一时。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以及韩剧中的剧情、服饰、饮食、音乐等各方面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明确指出并论证了韩剧对中国的影响利大于弊,因此,我们不能盲目抵制韩剧以及其他韩国文化。我们只有保持开放的文化姿态,相互融合,推陈出新,才能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建起通向艺术美的桥梁。 【关键词】:韩剧;文化;魅力;影响 正文: 1993年,一部名为《嫉妒》的韩剧在央视播出,这是韩剧第一次登陆内地荧屏,但当时反响不大。直至1997年,央视引进了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才真正地让中国内地观众感受到了韩剧的魅力。此后“韩剧热”开始不断升温。韩国电视连续剧(简称韩剧)开始蜂拥而至,在中国刮起一股“韩流”。不仅如此,韩剧在整个汉文化圈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剧几乎每部戏都涉及尊老爱幼、兄弟友爱、谦恭礼让、诚信交友、朴实节俭、含蓄隐忍、积极进取等传统伦理美

德。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不断发展,在日渐商业化的社会中,人们所熟悉的传统道德力量已被忽视,生活变得越来越务实,这时候,韩剧所追求的真善美,所表达的人类伦理道德,就具有填补心理真空的作用,在我国的转型期起到了特殊的道德教化作用。 但是韩剧在中国风靡之时,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所谓的“爱国之士”打着“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韩剧”的口号,一味的认为中国大量地引入韩剧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侵袭,而盲目地诋毁和排斥一切韩剧,这显然是不理性的。这并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并未看到在这样一个思想自由、文化交流自由开放的时代,封闭自己排斥外来文化、不与时俱进,最终也会导致本民族自身的落后。韩剧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是有一定原因的,这与韩剧本身所具备的特质分不开。一部作品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一定具备自身的独特魅力。 一、韩剧的独特魅力 1、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 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很多历史上的相同之处,两国都在东亚文化圈内,有着儒家的文化传统, 韩国的文化传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延伸与扩展。这也是韩国文化相比欧美西方文化,更容易被中国观众接受的原因. 而以韩剧为代表的韩国文化,是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新文化,新鲜而不浅薄,因此对青年更具有一定的感召力。韩国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道德

中国佛教--佛教与儒家

中国佛教——佛教与儒家 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佛法不但在我国的宗教方面占尽优势,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相对的,佛教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深具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两汉时期独尊儒学,整个社会思潮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佛法传入东土后,由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殊异处,也有不少共通点,因此一经接触,便互相激荡排斥,也互相融摄吸收,终于形成一股澎湃的新流,使得中国文化日益壮阔。 佛、儒思想由相拒而相和,其间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就佛教而言,融入浓厚的中国色彩,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营养,从而复兴沈寂千年的儒家,有所谓的“儒表佛里”、“援佛入儒”的理学。 事实上,无论是儒家或佛教,从今日的观点来看,皆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肉,难以分割。 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 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印度从奥义书到六派哲学,都以研究生死问题及解脱生死为归趣,直到佛陀,更加以归纳综合,创立佛教,因此以释迦牟尼佛思想代表印度文化。佛法的内容是三藏十二部,所探讨的主题,是以人生解脱为中心,兼论及宇宙等问题。 在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孔子继承二千五百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礼、乐等六经为本,有系统的综合整理和树立一套道德伦理,这就是儒家思想。自此以后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受其影响。所以,中国文化以孔子的儒家为代表。 佛儒思想,自隋唐以降,曾经彼此融洽、调和,互相影响销融,但二者还是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今比较概述如下: 孝 中国历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其主流,儒家学说则又以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而孕育此民族精神者,首称孝道。因此,历代典籍莫不以孝道为其主旨,其中尤以孔子言孝最详。比方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门者”。因为一个人要能忠于职,忠于国,忠于民族,首先就必先求其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父母的恩德昊天罔极,因此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能行孝,而希望他能对人尽忠,岂不是缘木求鱼! 讲到佛教的伦理道德,也是以孝为宗,以孝为戒。所以,昔日佛陀曾为净饭王抬棺,成为众生报答父母劬劳之恩的典范;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俾使世人行孝奉亲;教导弟子目犍连设盂兰盆会,救度他的母亲脱离地狱之苦。此外,佛经中关于阐扬孝道的经典尤多。诸佛圣贤莫不以孝行为百善之首,视作立论之道,因此,佛儒的伦理观实无冲突。 佛教最重孝道,佛陀在《善生经》中揭示为人子者奉事父母应当:“一者、能奉养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在《大宝积经》中说:“夫父母者,皆愿利乐所生子故,难作能作,能忍一切难忍之事。假令种种不净秽

浅谈儒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目录 内容摘要 (2) 关键词 (2) 一、儒家思想之精要 (2) (一)儒家思想的及其主要内容 (2) (二)儒家的教育思想 (4) 二、当代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9) 三、儒家教育思想的显现及当代评价 (10) 四、结语 (13) 参考文献 (13)

浅谈儒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学生:甘鑫指导老师:彭伟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各国整体综合实力的上升,文化教育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作为一家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思想流派,儒家教育思想历来为人们重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是否还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应用?或者说儒家的教育思想是否对现代教育有过或仍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力图通过对儒家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孔子思想中有关教学内容、治学态度、教学经验和方法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及国内外历史评价等方面的论述,从而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终为新世纪的教育和文化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资源和财富。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中国教育 一、儒家教育思想之精要 (一)儒家思想及其主要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提起儒家,不得不先说孔子。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人奉为”圣人”。孔子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世界上都曾一度引起过轰动性的影响。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孔子和儒家思想

孔子和儒家思想 一孔子介绍 1孔子的生平 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享年72岁。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防叔因避祸逃到鲁国。父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 鲁国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以礼乐之邦著称,春秋末期,西周王朝的礼乐仍保存完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公子季札来聘,请求观赏西周音乐,听后赞叹不已说:周礼尽在鲁矣。 《论语·子罕》里,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后来,他曾担任鲁国大司寇,属于卿一级。纵观他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他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 孔子三十多岁开始招收学生,深得学生爱戴。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守丧。 他早期的学生子路、冉有、子贡等跟他奔走四方,为拯救乱世而呼号。他晚期的学生子游、子夏、子张、曾参等接过他讲学的衣钵,为传播文化而奋斗。 2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接受了郑国子产、齐国晏婴等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孔子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 1.关于世界观 春秋时礼崩乐坏,孔子留恋旧秩序,也向往新事物。其哲学思想既有唯心主义成分,也有唯物主义因素。 2.关于天命观 孔子继承传统的原始宗教的天命观,有时把天视为人世间的主宰者和人格神。 孔子虽然相信天命,却对通过卜筮探求天意的做法 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天命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 人应当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消极地服从天命的安 排,放弃自己的努力,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与传统 的天命观是矛盾的。 儒家的特点: 1.以孔子为宗师,把孔子的言行视为最高准则; 2.以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典; 3.提倡仁义,把仁义作为行为准则; 4.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 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对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的美化。儒家在父系家长制中加进封建制的内容,使之成为一种封建宗法主义。孔子创立儒学时,已经明确提出封建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仁就是合同。他的礼就是别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是仁,不是礼,而是仁和礼的统一 孔子是儒学创始人。儒学的思想根源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即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正强调宗法思想。孟子曾概括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儒家最重视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试图以道德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主要手段。伦理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与其哲学政治思想融为一体,构成完整理论体系。儒家内部各派的伦理思想虽不尽相同,但有共同的特点。 儒学参与封建文化创造全过程,也是动态结构,开放体系,尽管它坚持不变的思想核心,

佛教建筑的特点

佛教建筑的特点 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建筑在初期受到印度影响的同时,很快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 明、清佛寺的布局,一般都是主房、配房等组成的严格对称的多进院落形式。在主轴的最前方是山门——整个寺院的入口。山门内左右两侧分设钟、鼓楼。中央正对山门的是天王殿,常做成三间穿堂形式的殿堂。穿过天王殿,进入第二个院落,座落在正中主轴上的是正殿,常名为“大雄宝殿”。正殿对于整个佛寺建筑群体是中心建筑物,它不论在建筑体积和质量,都在其他单体建筑之上。正殿左右配殿或作二层楼阁形式。正殿后一进院落,常建筑二层“藏经楼”。另外,多在主轴院落两侧布置僧房、禅堂、斋堂等僧人居住的房屋。北京的大型佛寺,如西四牌楼的广济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小型的寺庙,一般只有一进院落——进山门迎面就是大殿,两厢为僧房。 佛寺建筑群组中常布置一系列附属建筑,如山门前的牌坊、狮子雕刻、塔、幢、碑等。 中国佛教寺院,脱胎于宫殿的模式,但它既异于印度的伽蓝,也异于中国的宫殿,它是以中国宫殿的外观,增加了佛塔、祖塔、佛像、壁画等的内容。佛灭后的印度伽蓝,初以佛塔为主体,由于僧人向佛塔礼敬,逐渐以佛殿为中心,僧众由礼佛舍利而改为礼佛圣像;寺院以大殿为中心,周围建有小殿,小殿各有东西两轩,及东西两廊,各殿之间,均以回廊互相连接,寺之东侧有钟楼。寺院设置重重的大门;此外有南西门及东西门,均名为三门。此三门是指牌楼形的大门,均用四柱三门的形式,门顶采用楼阁的形状,若比照宫殿规矩,皇宫的三门是七楼四柱,王宫五楼四柱,一般寺观多用三楼四柱仍是三门,最简单的一楼二柱,则仅一门了。后来的一般人不知三门是由四柱三洞构成的原由,便易名山门了。也有以高大的楼阁为三门的,例如京都知恩院的三门,高耸入云,楼上供有国宝级的释迦等十九尊圣像。 寺院在大型的佛教道场,总院之下,别设分院,每院在总院之内又各具一个格局,如弥勒院、文殊院、观音院、地藏院、华严院、戒坛院、翻经院等。在五台山的显通寺,相传于北魏孝文帝时代,即有「置十二院」的记载。在中等的大寺院,将分院之名改为殿名,同时设有堂口,如法堂、禅堂、客堂、斋堂、讲堂、念佛堂、如意寮等。不过不论寺院大小,必建有僧寮、大寮(厨房)、库房、厕所等的配置。 根据唐代道宣律师的《戒坛图经》(《卍续藏经》册105,新文丰版)介绍印度祇桓精舍的建筑规模及其布局,是以后殿为中轴线之中心,后佛殿之最前部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

题目:试问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 指导老师: 学院:专业: 班级:姓名学号: 摘要: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宗教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包容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的融合以及促进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各个教派有其特有的思想体系与思辨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关键字:传统宗教儒家道家佛家融合影响促进 正文: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

却有其归元。由学术系统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典籍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此外还有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在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 儒家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

浅谈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浅谈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众所周知,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思想核心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社会价值观。说到儒家,肯定不得不提到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孔子的思想可谓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而作为孔子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仁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孔子思想中核心的部分。 一、仁学的发展 仁学思想最早是有孔子提出来的。出生在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混乱时代,孔子目睹了太多的惨剧和暴行,各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轮番上演。这种情况下使得孔子深刻的了解了各阶级的思想和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了仁学思想。“仁”作为一种人格修养,其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就是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性升华自身人格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之后,孔子把这种对高尚人性的追求推广到整个社会, 这使得“仁”发展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理想。 后来,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把仁爱从人推广到万事万物,这一转变极大的丰富了仁爱的内涵, 这是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又一次的进步和提升。 其后从汉朝开始,仁学思想随着朝代的更替也不断的发展与创新。到了宋明时期,儒学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的“以生论仁”更加深化了仁爱的内涵。由于先秦的道德范围局限于人和社会,“以生论仁”

便打破这一禁锢,使仁学第一次具有了生态哲学的意义。这一创举也体现出了一种天人一体的仁学宇宙观,,达到天人的完美合一。 晚清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 开宗明义地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 这不仅使仁学获得了新生,更是把仁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代社会的许多思想也是继承仁学思想不断演变来的。和谐社会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倡导,其实早在古代,这种意识就表现得尤为突出。自商周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就将“大同”思想作为奋斗的指引。如今仁学也必会随着人们追逐和谐社会的步伐继续发展。 二、仁学的思想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总共出现了一百零八次,而又多出自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之口。其中讲得最为清楚的是颜渊问“仁”的部分。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进一步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段话应当看为对“仁”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表现出“仁”的基本内容是约束自己的行为来符合礼的规范,不合礼的事不去看,不合礼的话不去听,不合礼的事不要说,不合礼的事不要做。接下来,就仁学思想的几个主要部分做简略的阐述。 (一)、仁者爱人 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道:“爱人”。这里可以将“爱人”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近、相趋、相合。

关于韩剧中儒教思想的深思

关于韩剧中儒教思想的深思 本文作者:教育论文360期刊网网址:https://www.doczj.com/doc/106704461.html,/ 摘要:儒家思想对韩国影响深远,韩剧中包含很多儒家元素。而对韩剧细致研究就会发现,韩剧中的儒教倾向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至少在伦理观念、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重大偏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及时代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体审美心理的变更等原因。 关键词:韩剧儒教伦理现代性审美心理 近些年来,伴随着韩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韩国影视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使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刮起了“韩流热风”。在韩国“文化立国”政策作用下,韩剧中的儒教成分日益扩大,无论是家庭伦理剧还是青春偶像剧都包含着丰富的儒教伦理内涵。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影视界异军突起,《魔女幼熙》、《海豚湾恋人》、《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蓝色生死恋》都明显的表现出儒教思想的倾向。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韩剧时,也都认为儒教思想是韩剧的思想内核。 伦理是儒家思想的基础,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伦理体现为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这五种社会关系并不是平行并列的。排在首位的是君臣关系,次之父子关系,再次为兄弟关系,最末为夫妻关系。如果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出现冲突,亦即忠孝不能两全时,儒家要求牺牲父子关系而成全君臣之忠诚。如果夫妻关系影响到了君臣、父子、昆弟都是不被接受的。即便是和家族外人——朋友关系出现冲突,儒家思想也会尊重朋友而割舍夫妻。按照传统理念,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视朋友如手足,然而妻子只被看做一件可有可无的衣裳。这种意识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也有所反映,不少影视作品正是讴歌这种舍弃小家成全大家的精神。在众多反腐反贪、革命历史、公安甚至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往往会出现牺牲夫妻关系的情景,而这种舍弃是必须的,也是观众所认可的。 但在韩剧中,这屡遭舍弃的夫妻关系,恰恰是最为看重的一环。在韩剧里面夫妻包括男女朋友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服从这一关系。无论夫妻关系与其他四种关系出现如何冲突,被尊重的必然是夫妻关系。如韩剧《看了又看》,剧中的年轻一代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追求。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遭到上一代(父辈)的反对,更为严重的是,错综复杂的爱情竟然出现了严重违反伦理长幼的现象(朴基正要娶的妻子恰恰是他弟媳郑金珠的妹妹,这种婚姻关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视为乱伦,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家庭成员的称呼会显得格外混乱。例如,从郑金珠的角度,她既可以叫朴基正兄长,又可以叫他妹夫,而这两种称呼混淆长幼尊卑,造成了伦理的混乱)。然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扞卫自己的幸福,直至家庭接受他们。这种爱情观念和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但最终爱情战胜了一切。这种模式在韩剧中应用甚广,几乎毫无例外,男女之爱被视作最珍贵甚至是至高无上东西。 其次,社会理想、社会责任的隐退。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十分强调社会责任。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大学》中开篇即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不难看出,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的意识十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时至今日,为苍生社会尽责任的意识仍是中国影视中最多也是被视为最光荣最高尚的表现的内容。“天下兴亡,匹

中国文化概论作业

中国佛教与儒家思想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 佛教传人中国后,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尤其是儒家人世精神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地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中国化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古代,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从未被真正动摇过。不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都如此。其中,其主张修、齐、治、平,提倡为王道政治服务的“人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于各家学说,东传佛教也不例外。它在中国所走的道路,就留下了深刻的儒学印痕。,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的变化也是逐步、渐进的,而且往往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开始的。其中,它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原来的注重出世,逐步发展成既讲出世,又讲人世,主张既出世又人世,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外来佛教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注重现实人生、讲究实际的国度之后,逐渐发现如果全然不顾世俗的人伦纲常,过多地强调脱尘离俗,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最终注定要被抛弃。因此,历史上的一些佛教大德,大胆吸收、融摄儒家的人世精神,在佛教中也注重纲常人伦,强调对世间的关怀,促使传统佛教不断走向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佛教的人间化,可以说是始自“六祖革命”。惠能在《坛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清净,实时西方。”“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种作风与五祖以前各种禅师的修行风格与思维方式已迥异其趣。以此为起点,中国佛教的许多名僧和宗派,根据大乘佛教“慈悲普渡”的精神,认为佛教的根本宗旨不是为了自身的修行解脱,而是为了利他济世,普渡众生。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常把出世与人世统一起来,主张只有把世间法干得停停当当,才能作为出世的前提。据此思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佛教徒大胆走出山林,投身社会,乃至涉足官场,过问政治。 此外,隋唐之后的佛教融摄儒家人世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表现在:通过阐释“治心”与“治世”的相互关系,把出世与人世统一起来;而且,佛教界还积极倡导佛教走向世俗化。例如,宋代名僧智圆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家。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儒学,常常独自阅览自学儒家经典,对“周、孔、荀、孟”都颇有研究,因此,在出人世问题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对儒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颇表赞赏,并逐渐把儒学的“治世”思想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后来,他不仅自号中庸子,而且公然提出佛儒交融,以宗儒为本,儒教修身,释教治心,二者互为表里的主张。而在主张佛教必须走向世俗化这一个问题上,宋代的另一位禅师——“看话禅”的倡导者大慧宗杲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佛儒、僧俗、凡尘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界限。在一定情况下,它们都是相摄互融的。基于这一思想,他反对把在家、出家、世俗、僧侣对立起来,甚至还认为在家修行比出家打坐更为殊胜。因为出家为僧,一心一意只是打坐修行,没有世间的许多烦恼,因此比较省力;而在家参禅,则开眼闭眼皆是尘俗事务,时时有许多的凡尘俗事缠身。因此更需要加强力量和坚定信念,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有时更能打透禅关,结出道果。在儒家人世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佛教越来越注重人伦、强调人世,与此相适应,佛儒二家也出现了相互汇合、相互交融的良好局面。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记得,我非常崇敬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论儒学的当代价值及使命

论儒学的当代价值及使命 保山市龙陵县国家税务局陈永晓 2010年12月10日 摘要 本文从儒学的核心价值体系出发,对儒学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从个人到整个人类的五个层面上对儒学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诠释,并从儒学的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制衡作用三个方面阐述其价值。本文第三部分指出儒学的当代使命是“发展全球价值伦理”,首先分析了当前世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精神文明缺失的现状,然后对儒学的使命提出具体要求,回归儒学的核心价值,从“仁”、“义”、“礼”三个方面构建“全球价值伦理”体系。 关键字:“仁”、“义”、“礼”,天人合一,全球价值伦理 一、儒学概述 儒学起源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汉武帝时期,如果从孔子算起,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儒学的核心思想:“仁”,“义”,“礼”。 仁:儒学中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仁”是儒学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义:儒学中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学中把"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儒学中的“礼治”主义,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行为规范。儒学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当代价值 我认为儒学的当代价值既不在它的王道政治,也不在它的道德伦理,而在于它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儒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包括以下五个层次

中国古代建筑的佛教建筑文化浅论

中国古代建筑的佛教建筑文化浅论 更古而今为宙,东南西北为宇。 悠悠五千年,史文光辉载大国。中国历史久远,文化深邃博大,华夏礼仪精神渗透细微。天朝上邦之名万国臣服,五千年中传奇神话无数。生息繁衍之处无不神秘莫测。 中国作为文化古国,其本质上拥有着极其深厚的底蕴和对世界的无尽探索。古人的智慧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当时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这样的魅力可以在中国古代的每一处得以见证。而作为居住的房屋建筑也深深烙印了中华文明的血统。 中华古建筑,大多以木结构为主,或典雅古朴,或高贵出尘,或恢弘大气。从房屋的结构到装潢铺设都能诠释古代工匠技艺的登峰造极。古代建筑充分的结合了神话,宗教,古代美学等等文化因素,从门窗的赑屃、神鸟诸多神瑞雕刻到门前的镇宅石像无一不体现如此。空间艺术是诠释中国古代建筑的最佳词汇,其布局讲究,建筑结构,文化应用都将文明在一砖一瓦中灌注。古代建筑中的宗教文化体现广众,但其中以:道,佛两教文化为主。道教建筑为观,佛教建筑为寺。(道教建筑也称为宫) 佛教作为西汉末年随丝绸之路传来中原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立地扎根。其宗教文化下的建筑特色也随之传入中原,也是中国寺庙文化的起源。中国的佛教建筑和印度原始建筑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于佛教文化与本土化结合的缘故,其文化内涵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中国传统特点。同样以木质结构为主隐于大山之中或现于街市之内。佛法讲究入世和清净,其寺庙的选址也突出了该寺立意的根本。 中国寺庙的布局优美独特,样式与宫殿相似。以门庭正中为山门,山门左右设有钟楼、鼓楼,从外进内分别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各殿中以大雄宝殿最为重要,也是寺庙中占地最大的建筑部分,其因为大雄之名意为佛祖释迦牟尼。在寺庙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佛塔,这是历代供奉佛僧舍利的地方,神圣庄严。也是中国楼塔文化的源流之一,佛塔由印度传入。梵文音译为窣堵坡,与中原重楼文化相结合有多种形式:阁楼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宝箧印式塔、五轮塔、多宝塔、无缝式塔等。一般都建造在寺庙中部位置,因为文化的发展和历史原因为了更好的保护佛骨舍利都另辟别院建造佛塔。在西游记中唐三藏为表达对佛的尊敬发过誓愿道“见佛拜佛,遇塔扫塔。”佛塔也有浮屠的意思,俗语中常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便是说救人于为难,比之你建造一座佛塔来彰显虔诚与祈愿善良更加重要。寺庙的布局俯瞰之下一般为:平面四方形,从山门殿中顺次进入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寺庙供奉主菩萨殿、讲法殿、藏经楼为主,南北纵贯对称。其体现了中国传统寺庙中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次序稳定的审美中心,而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寺庙建筑特色融入祭祀、观天的功能建筑。<注:现代寺庙中讲法殿与藏经楼合为一处名为法堂,又名藏经阁,此处不抄。> 由于佛教中佛法入世修行的核心理念,佛教中有许多为追求佛陀真谛的僧人发下宏愿而简居的建筑,称为佛洞。与道教中闭关参悟的洞府有类同之处,其中最为著名的为九华山古佛洞,位于罗汉峰西北、太极洞北,新辟石板道通此。两洞相连,一大一小,一名古佛,一名圆通,总面积38平方米。历代有苦行僧居之。顶垒高台,怪石乱生,洞前有面墙、门楼,侧有甘泉、碧溪、菜畦、花木,天籁不绝。无底洞在太极洞西南。深60米,宽处4米,窄处仅1米,呈亚葫芦形。洞中有洞,洞洞连贯。入内峻岩倒挂,乱石交叠,壁隙裂缝,纵横

剖析韩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剖析韩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李飞燕1254163 韩国电视剧(简称韩剧),指大韩民国拍摄制作的电视剧集。广义上可指大韩民国拍摄制作的电影。近年来因“爱情剧“的影响而造成轰动,在跨文化圈的文化传播下成功成为传播学、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的热门研究课题。韩国放送公社(KBS)、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及首尔电视台(SBS)三大无线电视台制播了大部分的电视剧。韩国电视剧进入中国始于1993年,即中韩建交的第二年,但未引起巨大反响。直至1997年的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引发收视热潮,韩剧开始逐渐在中国走红。 韩国电视剧进入中国始于1993年,即中韩建交的第二年,但当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直至1997年中央电视台重播韩国家庭剧《爱情是什么》并引起轰动性效应,带动了韩国娱乐文化涌入中国并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韩流。同一时期,韩国电视剧成批量的被周边国家引进播出,并在许多地区引发收视热潮,1999年,北京记者用“韩流”一词形容这一现象,之后该词被媒体广泛使用,韩国媒体及学界也相继借用韩流一词相容本国文化输出的盛况,后来该词又延伸至西方,使得英语中增加了新词汇“Hallyu”。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蓝色生死恋》、《冬日恋歌》、《天国的阶梯》、《大长今》等剧在各地热播,韩国电视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土,俨然成为流行于亚洲各国的文化势力。仅2002年中国大陆引进播放的韩剧就有67部之多。伴随着这股浪潮,以韩国电视剧为代表的韩国娱乐文化产业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迅速发展,产业链条日趋丰富,逐渐成为支撑韩国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 一,韩剧风靡中国的原因 1,内容丰富多样,传统题材精益求精并不断寻求新题材突破 韩国电视剧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诞生到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再到本世纪初的大繁荣,其内容题材也再逐步扩宽。早期的韩剧由于受制于政治环境,题材多为爱国及“反朝”等政治内容;七八十年代,生活题材家庭伦理剧和以女性视角为主的爱情剧逐渐得到观众青睐;九十年代,以历史为背景的传奇史剧,以反思为目的的时代剧,以社会形势为蓝本的政治题材都走入了观众的眼帘。进入新世纪,韩剧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深受世界各地流行文化的影响,剧集的题材更加丰富多样,青春励志、职业悬疑、谍战警匪、虚构穿越等无所不有,力图在求新求变中成长。 经过多年的发展,韩剧的类型已经较为完善。如按篇幅划分为长篇剧、中篇剧、迷你剧;按播放时间划分的月火剧、水木剧、周末剧、日日剧;按题材风格划分的家庭剧、古装剧、偶像剧等。不同的篇幅类型满足了不同收视群体的要求,更提高了韩剧的整体竞争力。 与此相比,中国电视剧行业生产"大而不强" 产能过剩题材重复,谍战剧,穿越剧等题材雷同山寨,造成观众审美疲劳,丧失兴趣。 来自广电总局的数据:2010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共计436部14685集,中国由此位列世界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然而,真正能在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仅8000集左右。相关资料显示,去年我国投入到电视剧上的资金达63亿多元,但创造的产值不足17亿元,这样的产业现状已经维持了3年。整个电视剧行业的风光仅靠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与发展历程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与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佛教在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与华夏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独特的建筑形制。 佛教建筑气势恢宏雄壮,融汇了佛教与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特色,寺院建筑之美展示出宗教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韵味,佛教建筑映射出的美学精神蕴藏在精密的土木结构与宗教艺术风韵之中,谱就出建筑深邃的精神境界。 建筑是土木构建的无字史书,中国寺院的建筑之美在于殿堂亭廊与青山流水和蓝天白云间的相互呼应,含蓄蕴广,大气庄严,认知寺院,就是学习佛教历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感受殿堂,就是聆听历代高僧大德心声的歌咏;建筑是永恒的诗篇,读懂塔阁,也就理解了宗教精神中的人文情怀。 自殷周至唐代的一千多年中,建筑制式从宫殿、王府、署衙、宅第等,逐步形成以宫殿为主、由层层院落组合而成的传统模式。殿的位置是崇高的、神圣的、显赫的,是帝王定夺国家大事的场所,也是祭祀天地,社稷、神灵和祖宗牌位的地方。所以佛教寺院中,供奉佛像、礼佛、诵经的地方也应该是殿,这是中国人早已习惯并经常采用的形式。

唐代著名僧人道宣(596~667年),在制定的僧团制度中,确定了僧人行为准则、仪式、以及僧人出家去除俗姓等,并规定寺院的建筑标准,明确提出殿是寺的中心。 佛教传入中国后,皇帝及王公贵族们,出于对佛教的崇敬,往往“舍宅为寺”。促进了佛寺形制的彻底转变。以“前厅为大殿,后堂为讲堂”,由此出现了以佛殿为主的佛寺类型。 这些宅第都以大殿为主体建筑,改成寺院后,对佛教建筑的布局和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塔式的佛堂不利于节约建筑材料和建造工时。这种佛殿制式完全采用了我国传统建筑的中轴线对称布置的多进式院落布局,主要建筑物山门、主殿等都布置在中轴线上。到了宋代,以殿为中心的佛教建筑,又被禅宗发展成“伽蓝七堂”的建筑形式。七堂,即指佛堂、法堂、僧房、库房、山门、西净、浴室等。自此,佛教建筑已全部中国化了。 佛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重要的门类,以始建洛阳白马寺的东汉明帝时算起,汉传佛教建筑的发展约有2000年的历史。佛教建筑历史的遗存跨越年代久,覆盖类型广,在造型形式上变化最多。

从韩剧看儒家思想对当代韩国的影响

从韩剧看儒家思想对当代韩国的影响 学生姓名:尚欢 学院:辽东学院 专业:对外汉语 班级:B0902 学号:1315090212

摘要 中国几千年源源流长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深刻,也流传渗透到邻邦韩国,并发扬光大。我们通过韩剧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本文通过《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屋塔房王世子》《浪漫满屋》《加油,金顺》《看了又看》《蓝色生死恋》等几部在中国的热播韩剧,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浅谈儒家思想对当代韩国的影响,同时审视韩剧在中国热播的原因。 关键词:儒家思想韩剧当代韩国影响 正文 韩国影视剧在中国走红,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韩剧在中国大陆流行原因的探讨,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韩剧中好看的故事、真实的表演、精良的制作、世俗化的叙事模式,,是韩剧热播的原因。笔者认为除此之外, 韩剧在中国大陆广为流行, 与其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元素是分不开的。有论者指出: 在现代韩国社会, 儒家文化的小传统相比其大传统而言, 无疑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即是说, 在现代韩国社会, 儒家的文化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小传统的部分,即日常生活中的习俗、礼仪等等。韩国影视剧成功地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将儒家文化精神溶入韩国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所塑造的剧中人物身上, 给人以美感享受。 一、仁 首先, 在政治上, 仁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为政以德, 以人为本; 中庸之道, 民贵君轻。其次, 在社会上, 仁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与人为善, 见贤思齐, 讷言敏行。再次, 在家族、家庭中, 仁的涵义首先是齐家, 二是孝悌, 三是感恩。 1.爱国: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几乎所有的演员使用的手机, 开的汽车都是韩国自己的品牌。这些都是韩国人爱国的体现。《藻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有一个细节是当韩国经济遭受危机, 澡堂老板给全家的女人发话了, 让大家记得要购买本国的产品, 尤其是牛肉、面粉, 这些东西韩国的与美国的没有什么大差别, 当然要优先购买本国商品了。帮助自己的国家度过难关! 2.与人为善:在《加油! 金顺》中主人公金顺善待每一个人。金顺是一位从小失去父亲, 又被母亲无情抛弃、由年迈的奶奶摆摊卖菜抚养长大的女孩, 她因未婚先孕不得不和大学生正浣结婚, 却遭到了婆家的冷眼。紧接着, 正浣车祸身亡, 婆婆更是悲愤交加, 把金顺赶出了家门。金顺不敢回到奶奶那里, 怕她伤心, 但又没有钱去住宾馆, 只好露宿街头, 结果又被小偷偷走了行李包袱,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这时的金顺又冷又饿, 她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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