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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清风岭——抗日战争期间唯一一个没有沦陷的东北土地

朝阳清风岭——抗日战争期间唯一一个没有沦陷的东北土地

朝阳清风岭——抗日战争期间唯一一个没有沦陷的东北土地

清风岭坐落在朝阳市境内,这里还留有当年兵工厂的一处遗址。当年日本侵占我国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整个东北土地都被日军给占领了。后来,抗日民兵们利用这里的自然优势,坚守在这里,使这里成为东北地区唯一没有被侵占的中国土地,英雄们用自己的身躯守卫这里,可歌可泣。后来这里也被叫做中国地,以此来纪念为这里献身的看日英雄们。

清风岭上景色秀美。绵延迭起的山峦,飞流而下的瀑布,郁郁葱葱的树木、竞相开放的鲜花、奇形怪状的岩石,真是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卷。

这里的石洞也很多,在岭上走上一段,就会看见一个山洞。这里还有很多景点,像滴水观音、三叠彩泉、马仙庙等等。每个景点都有各自别具风格的景色,带给游人们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和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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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土匪抗日的原因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土匪抗日的原因 摘要抗战时期,东北土匪纷纷加入抗日。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内 因看,土匪主动抗日的原因根源于其出身,主要表现为农民的反抗精神、爱国精神和惯匪积 匪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追求。从外因看,由于中共在争取土匪抗日方面做出了持续不断的努 力,使得相当一部分土匪武装在中共的极力争取下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以及日本侵略者残 酷的政策的压迫,使一些土匪不得不反抗。 关键词土匪抗日原因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在东北地区,土匪作为一股特殊的力量加入到了抗日的行列。土匪,在东北地区被称为胡匪,是一种以打家劫舍为生游离于正常社会制度之外的武装团伙。但是在抗日救亡的时刻,东北地区大部分土匪加入了抗日的洪流中。本文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土匪武装抗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讲,土匪的抗日原因与其出身和落草为寇的原因息息相关。从客观方面看,则与日本的压迫和共产党的积极争取有关。 一、内部原因 (一)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在民国的动荡之中,土匪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近代的东北地区先后沦为俄、日的殖民地,民国政府完全丧失了对东北地区的实际行政管理权。东北民众饱受荼毒,国破家亡,于是在黑山白水之间开始了他们土匪生涯。所以这样的土匪具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精神。他们反抗地主、反抗官僚,当民族矛盾上升,他们便加入到反抗民族侵略和压迫的行列中。张海天又名张贺年,号“老北风”,1880年生,11岁给地主放猪。辛亥革命爆发后,为本村地主张海兰家赶车、当炮手。翌年,被迫为当地警察分所当杂役,由于不堪警察们的欺凌辱骂,盗出枪支投奔报号为“老头票”的大股土匪。随后开始了十多年的土匪生涯,但是他重义气爱乡土,杀富济贫是有名的义匪。“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①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走上抗日救国道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像张海天这样,由农民被迫成为土匪的都加入了抗战。著名的抗日英雄马占山也是贫苦农民,受到地主的压迫,愤而落草。之后从军,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突出。由其从出身来看,出身农民的土匪具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农民阶级朴素的反抗外族侵略的传统。这种土匪,又被称为义匪。义匪大都仗义执言,敢做敢当,义无返顾,甚至是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们愿望强烈,行为偏激,但却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正义,反抗不公平。所以面对日本侵略时,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反抗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日本侵略者奴役。在武装抗日的东北土匪中,这样的土匪占大多数。他们文化不高,但是向往“梁山式”的绿林英雄。因此纷纷投身抗日队伍中。

高考历史历年真题汇编考点17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解析版)

考点17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考点图解】

【名师点拨】 一、解放战争中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1.内战独裁,失去民心。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蒋介石政权败亡的根本原因。 2.通货膨胀,经济崩溃。为解决内战所需的大量军费问题,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解放战争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这是蒋介石政权失败的经济原

因。 3.内耗严重,党内分歧巨大。内部派系众多,与蒋介石有严重的政治分歧斗争。这是蒋介石政权失败的内部原因。 4.战略方针失误。错误的战略方针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败。这是蒋介石政权失败的个人原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1.土地革命时期 (1)目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开展土地革命。 (3)影响:为保卫胜利果实,农民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2.抗日战争时期:进行根据地建设,推动革命斗争。 (2)内容 (1)目的:巩固抗日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 (2)内容: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 (3)影响: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3.解放战争时期 (1)目的:获得人民支持,保证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2)内容: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3)影响: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 【历年真题】 知识点一土地革命 1.(2018·天津高考·9)“(本次大会)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

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次大会的召开地点位于右图中( ) A.①B.② C.③D.④ 【解析】①为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并在1949年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故A项错误; ②为陕北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至1948年的根据地,被视为“革命圣地”,故B项错误;③为井冈山,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故C项错误;④为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定都,直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为中共根据地,故D项正确。 【答案】D 2.(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9)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山县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地( ) A.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高涨 B.红军英勇奋战保卫农民生产 C.政府主要精力用于增产 D.人民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2e15462525.html,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作者:刘春林 来源:《桂海论丛》2015年第04期 摘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 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9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16-05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 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 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的土地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的土地问题 摘要: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国共 产党领导了农民运动,也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对农 民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存在着表面化,有国民革命失败时才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 端重要性,并下决心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土地问题,从而展开了土地革命。 关键词:土地革命、土地问题 引言 一、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因和主张 二、土地革命的含义、背景、原因、区域、阶级路线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四、土地革命的影响和作用 一、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因和主张 1、土地问题的来源: 像对中国农村的大多数问题一样,解决土地问题并非是共产党独有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中,自古代的“井田制”后,有若干朝代曾实行“均田”或类似的制度;其后也有多次农民暴动提出过土地的要求;仅近代以来,孙中山即明确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此毛泽东评论说∶“耕者有其田”,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为共产党人所有。所不同的,只有共产党人把这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由此看来,这一主张也不是在本世纪才由外国传入,尽管当时中共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很大影响;归根结底,土地问题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一大问题,既现实又古老,国际因素的介入给它平添了某些色调。 2、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国革命中有极端重要性 (1)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度严重阻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成为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对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性的变革,推毁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 (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将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的工人运动的同时,党内已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到农村去开展革命斗争,随着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党对农

抗日战争简介

抗日战争简介 双方损失 中国抗日战争(Anti-Japanese War),又称为日本侵华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指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非法入侵中华民国引发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大陆,发生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之前与期间,最终以日本投降、中国胜利而告终。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1]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 日本投降的媒体报道 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战争胜利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胜利。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名称释疑 习惯上,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一般指称“中国抗日战争”。但各地华人习惯上也将各自国家或地区同时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并将其和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一体,或作为它们的总称。“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大陆地区也被称作“八年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被称作“十四年抗战”(于警钟长鸣,勿忘国耻。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算起)。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日本也习惯把“珍珠港事变”以前的中国抗日战争称为所谓的“支那事变”或所谓的“日华事变”,原因是当时日本帝国并未和中华民国相互正式宣战,因此“技术上”并非一场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日本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华民国政府及多数华人称其为八年抗战、中日战争等等,简称抗战,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华战争(日语:日中戦争)或支那事变(支那事変),西方国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起讫时间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战争起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结束,历时九十七月又八天,共为八年,八年抗战名称因此而来。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

热河抗战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热河抗战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爱国民众和军人组成抗日武装长枪队 热河省位于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是京津地区的屏障、华北地区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1931年12月,日本关东军就制定了侵占热河的计划。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策动蒙古自治军进犯热河,未能得逞。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任命汤玉麟为省长,热河省被列入伪满洲国版图。但日本关东军认为,“汤玉麟态度暧昧,致日军肃清热河耗去相当时日,迄最近汤之态度全无诚意,默视张学良正规军进抵热河,致中日间营积之险恶空气”,热河便成为“满洲国治安上最后赘癌”。为此,日本以“日满认定书”为依据,打着维持热河省治安的幌子,蓄谋发动策划已久的武装占领热河的战争。本文以《盛京时报》的资料为基础,重新梳理这段伟大的历史。 东北抗日义勇军之热河集结 1932年底至1933年初,为了避开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的正面进攻、保存实力,东北抗日义勇军分步有序转移进入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热河省。进入热河地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仍高举抗日旗帜,顽强作战。在热河抗战爆发前,退入热河地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主要有:属辽南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张海天部:1932年2月,当张海天部大战之后休整之际,张海天突然身患重病,不能继续带兵,将队伍交给他的儿子张秉林(绰号小北风)。张秉林率部配合热河守军在赤峰、丰镇以及长城古北口一带英勇阻击敌人(王希亮:《威震敌胆的老北风——张海天》,谭译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58页)。

▲1932年春,义勇军攻入沈阳,民众在小东门欢迎 属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郑桂林部:1932年5月,郑桂林率领第四十八路义勇军在兴城、绥中一带阻击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并缴获枪支、弹药、军服等备品。1933年初,率2万人陆续转入热河地区。 属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李纯华部:1932年12月,协同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在关门山与伪满洲国军交战。后因武装弹药接济不上,于1933年2月,李纯华带领3千骑兵转入热河,继续抗日,并编入张学良第二军团(《盛京时报》,1933年2月1日)。 属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唐聚伍部:1932年10月,唐聚伍部遭到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的夹击,且内部出现叛徒的情况下,自己化装入关赴北平,将剩余3千余军队交郭景珊化整为零退入热河(张泓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辽宁卷》(下),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711、716页),后军队编入张学良第三军团。 辽北蒙边骑兵(辽北义勇军):1931年10月,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在通辽团结蒙汉人民组成辽北义勇军,包善一、韩色旺分任正副司令。1932年2月,辽北义勇军与日本关东军十六旅团和伪满洲国军共6千余人在彰武、法库、昌图等地发生激战,义勇军奋力抗击,后约2.5万人经开鲁

桂军抗战纪实 八桂子弟全民皆兵抵抗日本侵略者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桂军抗战纪实八桂子弟全民皆兵抵抗日本侵略者 导语: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努力去了解真实的抗日卫国战争历史。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付出牺牲最大、战争经过最惨烈、战争场面最悲壮 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努力去了解真实的抗日卫国战争历史。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付出牺牲最大、战争经过最惨烈、战争场面最悲壮的一场民族战争,也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然而,中共组织撰写的历史教材大多是虚伪的描述,台湾编写的抗战史书也缺少许多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桂军和一般的广西民众在抗战中的表现,只能从敌军日本方面提供的战史资料中获取真相,在中文书籍中的记载都难以做到全面或翔实。 众所周知,在抗战期间有许多汉奸卖国投敌,伪军的人数曾远远超过日军的人数而达到二百多万人。但是有一个沦陷区省份(四川是大后方)几乎没有投降日寇的汉奸,那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广西省。当日军进入广西的时候,广西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每一个广西男人都得在关公神像前宣誓,绝不当汉奸。在抗战时期没有一个桂军士兵当过汉奸,为什么?因为广西人最愤恨的就是叛徒汉奸,谁当汉奸,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其他广西人所暗杀。 如果问起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哪次战役最残酷、最激烈,可能有人会说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或第三次长沙战役、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等,但是如果去问亲身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许多日本老兵,就会发现很多老兵都会认为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白崇禧(白健生)舍弃跟蒋中正的个人恩怨,自桂林飞赴南京与蒋“共赴国难”抗日,徐悲鸿为白崇禧将军题词:雷霆 生活常识分享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经典之作

201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将田汉七十多年前的话剧《秋声赋》重新搬上了舞台,该剧在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和南宁数轮演出,都引起了轰动效应,并成为第四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入选剧目。 《秋声赋》是左翼剧作家田汉1941年创作的作品。这一年,田汉四十三岁,人到中年,进入了他人生的多事之秋。 1937年上海沦陷,田汉不得已离开中国现代话剧的摇篮上海,到武汉和长沙从事戏剧运动。1940年5月,他应陈诚之召,到重庆继续第三厅的工作。重庆期间,他与妻子林维中、女儿玛琍、儿子海云有一段黄金时代的生活。秋末冬初,前女友安娥也来到重庆从事文化抗敌工作,还带来了她与田汉的儿子大畏。安娥在重庆期间写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交给田汉指正,两人旧情重燃。田汉陷入家庭危机。 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大敌当前之际,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悲剧煎熬着每一个明智的中国人。左翼人士纷纷离开重庆。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上安娥的存在,田汉与妻子林维中的矛盾日趋激烈,到了无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境地。3月,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他希望这个离开能够带给他转机,帮助他打开民族风云和个人风月的新局面。 正当田汉隐居南岳菩提园的时候,5月,杜宣风尘仆仆从桂林来访。杜宣此一南岳之行,是要说服田汉加盟李文钊创办的新中国剧社。 桂林文化人苦斗的精神重新点燃了田汉的激情,他欣然同意加盟新中国剧社。8月,为支持新中国剧社的创建,田汉举家迁到桂林。 1939年4月20日,田汉曾经带领平剧宣传队抵达桂林,住在桂林榕湖路五美园一座小楼,从事他的新戏剧运动。此次重返桂林,田汉在东灵街花桥附近住,后来又搬到龙隐岩边的施家园。安娥也来到桂林,与田汉重聚。田汉一方面与安娥志趣相投,另一方面与林维中剪不断,理还乱,再加上皖南事变之后桂林文艺界相对萧条,家庭的秋天、国家的秋天以及桂林自然界的秋天,激发了田汉的创作冲动。1941年秋冬之际,田汉完成了话剧《秋声赋》。 一天,戏剧家熊佛西携夫人叶子访问田汉,田汉朗诵刚写完的《秋声赋》,熊佛西深受感动,口占一绝相赠:名满天下田寿昌,箪食瓢饮写文章,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 秋天的桂林,田汉倾力支持的新中国剧社屡遇挫折,演出票房不好,后台老板撤资,以至于创办者李文钊忍痛辞职。田汉凭着他各种人脉关系支撑着新中国剧社的运营。正是在这种极度艰难的境遇中,10月,田汉创作了话剧《秋声赋》。1941年12月28日,由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在桂林国民大戏院上演,连演八场,终于帮助新中国剧社走出困境。数年后田汉回忆:《秋声赋》因接触了当时沉闷空气,也描写了一些本地风光,却从1941年12月28日在国民大戏院上演起,演到第二年1月3日。这也就稳住了‘新中国’(指新中国剧社)的经济基础,给了大家再接再厉的勇气。① 话剧《秋声赋》不仅写于桂林,而且剧情大都写的也是桂林。 抗战时期桂林的秋天,秋风萧瑟,秋意伤感。 昔日情人胡蓼红的到来让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的诗人徐子羽既兴奋又忧虑。他的兴奋是因为他与胡蓼红曾经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的忧虑是担心婚外的情感无法得到妻子的谅解。 妻子秦淑瑾对徐子羽的婚外恋情充满怨恨,她希望丈夫和自己一起去南洋生活,保证家庭的安宁与和谐。 徐母深明大义,支持儿子的文化救亡事业,但对儿子的情感生活也不满意。因为不愿意看到儿子与媳妇整天争吵,她与媳妇秦淑瑾一起从桂林回长沙。 胡蓼红有与徐子羽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想带着徐子羽到马尼拉。但徐子羽并不同意她的主张,并对她的变化感到不理解。为与徐子羽远走高飞,胡蓼红想赢得徐子羽女儿大纯的支持。她引导年幼的大纯叫她妈妈。大纯明确表示自己有妈妈。此举让胡蓼红既伤心又醒悟,

抗日战争

战争酝酿 背景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攻克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介石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九一八事变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 九一八事变 ,“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对日军作战(晚年张学良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不敌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第一次淞沪战役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反而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塘沽协议》后,由于日军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 10月20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 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诱惑不成后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在此期间,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福建事变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

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中期发生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是将土地国有变为农有。“土地国有”是土地革命初期提出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借以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这一点在当时已经讲明,并视各阶段间步骤十分紧凑,每一阶段也只需较为短暂的时间(故尔“高潮”和“军事冒险”不断)。因此它本身即是“超前”的,而在没收土地之时,许多措施都是着眼于此点之后,而不是当下的革命阶段。如禁止土地买卖和出租(以防止产生“变相地主”);禁止雇工(以防产生富农);反对雇农和战士分田(以防变成“小资产阶级”);孤儿寡妇及不从事耕作者不分田(以防产生“新的地主阶级”);批判土地“平分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批评“耕者有其田”为“富农路线”;反对一切土地私有,主张废除“私人占有土地之剥削制度”;以及在各地推行共耕制度,期望比苏联“更进步些”等等。这一切都是为在土地分配之后,避免走上资本主义和准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1930-1931年,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决定不再禁止土地买卖、允许土地出租,和正式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停止了组建集体农场的试验。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唯有这样才能获得农民的拥护,从而起来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同时,也解决了“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因此不安心耕种”的问题。从此进一步协调了土地革命本身既是目标,又是整体斗争手段的两重性质。 但是,1931年后“左倾路线”愈为发展(这一次依然是依据国际的指示),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即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以及侵犯中农等。如新的土地法规定“地主不分田”,于是一些地主被送到劳役队做苦工,一部分被驱逐出苏区,也有一部分被杀,很像当时苏联对付富农的做法。对待富农也不再像前期那样没收其部分土地,而是像对地主一样全部没收,包括其工商业甚至全部财产;有些地方还像对地主一样把富农驱逐出苏区,或任意捕捉、吊打……。与地主不同的,只是“富农分坏田”。对待富农的这些做法,必然要影响到中农身上;这在鼓吹“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和“宁左勿右”的情况下更是不可避免。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下,一部分中农土地被平分,有的地方“中农分中田”,有的同富农一样分坏田,甚至像对待“土豪”一样对待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或强迫购买公债、借谷,多派支前任务;或“用强迫手段勒索”中农捐款,对中农征收像富农一样重的土地税;甚至把中农的坟堂、房屋予以没收,……因此对中农关系问题,被视为“左倾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 “阶级分析”也是当时的一个严重问题。土地革命前期尚没有阶级分析的具体标准,所谓“阶级”或“地主阶级”,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名词,更不用说如何来确定和划分它了。如一开始提出的“地主阶级”即很笼统,多指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一类大地主或所谓“封建地主阶级”,而不包括中小地主;后来对地主的“自己不耕种”也只有模糊的说法,而无明确的规定;对于富农,“六大”以前并无独立的划分,其后标尺也订得较苛(如以“剥削量”超过年收入15%划界);党内又常把富农与自耕农等同看待,不作区分;或仅区别以生活水平;或是用查三代的办法查阶级,以致将贫、雇农、红军家属都当做地主、富农。所有这些都模糊了阶级界限、特别是富农与中农、富裕中农的界限,使打击面过宽。它似乎是要制造一个“赤贫”的世界,以更符合“农村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而使这场革命带有了一种将社会“扁平化-重新组合”的趋向。因此分析阶级成为当时“发生错误最多的”一项工作。缺乏“科学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缺乏农村社会调查,是造成上列问题的重要原因。但在有了一定的标准之后,──如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查核的结果,中央苏区于都县1500家地主只有900家可打,胜利县2100家地富仅1933年一次即改正了900多家,──却提出反对“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这就只能使问题更为严重。无疑,土地革命是农村的一场大荡涤、大风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出现一些问题,当是自然的、难以避免的。对于

桂军抗战史 数万桂军壮士血战抗日无一人投降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桂军抗战史数万桂军壮士血战抗日无一人投降 导语: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努力去了解真实的抗日卫国战争历史。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付出牺牲最大、战争经过最惨烈、战争场面最悲壮 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努力去了解真实的抗日卫国战争历史。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付出牺牲最大、战争经过最惨烈、战争场面最悲壮的一场民族战争,也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然而,中共组织撰写的历史教材大多是虚伪的描述,台湾编写的抗战史书也缺少许多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桂军和一般的广西民众在抗战中的表现,只能从敌军日本方面提供的战史资料中获取真相,在中文书籍中的记载都难以做到全面或翔实。 众所周知,在抗战期间有许多汉奸卖国投敌,伪军的人数曾远远超过日军的人数而达到二百多万人。但是有一个省份几乎没有投降日寇的汉奸,那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广西省。当日军进入广西的时候,广西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每一个广西男人都得在关公神像前宣誓,绝不当汉奸。在抗战时期没有一个桂军士兵当过汉奸,为什么?因为广西人最愤恨的就是叛徒汉奸,谁当汉奸,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其他广西人所暗杀。 如果问起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哪次战役最残酷、最激烈,可能有人会说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或第三次长沙战役、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等,但是如果去问亲身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许多日本老兵,就会发现这些老兵都一致认为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 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国军消灭日本钢军,第二度攻克昆仑关后,蒋中正自重庆飞抵柳州,与白崇禧(左一)、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生活常识分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的斗争

科技信息 SCIENCE&TECHNOLOGYINFORMATION2013年第1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开 始单独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 共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文中的“白区”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 党和其他地方军阀统治的非苏维埃政权区域。在这期间,中共一方面 派出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另一方面领导白区进行了艰巨的斗争,正如《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 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 党在革命的紧要时期,不断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对党的工作 的危害,实现白区党的工作转变。特别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根据国内 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 能团结的力量,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到来。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 阐述这一时期党领导白区斗争的历程。1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白区斗争的关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政权代替了北洋军阀,残酷地镇压革命力量,使得大部分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陆续在全国各地开展武装暴动。1927年南昌起义在广东失败以后,大多数起义组织者经香港陆续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党部。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当时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并和第三党展开争夺工人运动的主导权。[1]1.1提出建党的思想主张,引领党组织恢复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干扰,导致党员队伍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在历史转变关头产生了消极动摇思想。因此,当时的当务之急任务是加强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从组织建设入手,对党组织进行改造。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特意提出全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2]周恩来在领导白区工作中,提出改变斗争形式,要求领导干部深入群众,走入社会各界,到工厂等等寻找职业作为革命斗争的掩护;在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时,要注重吸收党员的质量;并提出先健全若干个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的举措等。这些举措对中共在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巩固起到关键作用。1.2理顺党组织的形式,争取群众秘密斗争八七会议以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是建立党中央的派出机关,设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等。192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规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秘密环境。 中共“六大”后,恢复和发展被打散的党组织是白区工作的中心环节,对主要省份地方党组织进行改组、重建充实,作出切实可行的指导。中央首先处理了占重要地位的顺直省委和江苏省委两个地方党组织的纠纷,使得党内严重存在的涣散和无纪律状态得到改善。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全国党员已增加到6.93万余人,产业工人支部近百个。在福建,1927年8月初,中共中央先后派福建籍党员陈明、陈昭礼分别往闽南和闽北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8月中旬,在南靖县宝林村的温泉旅社召开中共闽南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以农民武装推动减租减息和反抗烟苗捐的斗争,并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暴动的方针。《中共漳州地方简史》充分肯定了中共闽南特委扩大会议的作用,称赞它“是闽南党组织贯彻中央关于恢复组织,加紧开展农民运动,筹建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指示精神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它为党在闽南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做好了思 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为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闽南的贯彻执行奠定了 基础。”[3]先后成立中共漳州县委和厦门中心市委,当时,凡是要到中央 苏区的人,大部分要经过厦门党组织的介绍才到苏区,在上海和苏区 之间起到桥梁作用。[4]广东汕头也是白区进入苏区的主要通道,周恩来 就是从汕头撤退到苏区的。 1.3运用正确的工运策略,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 随着1927年反革命政变爆发,风雨飘摇的中国开始笼罩在一片 白色恐怖之中,特别是1928年前后,白区的革命形势越发艰难。此时 的刘少奇在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对党在白区斗争的策略和工 作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1929年夏,刘少奇同志在处理顺直省委问题后,到奉天担任中共 满洲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了生 气蓬勃的工人运动,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刘少奇同志对党在白区工作的斗 争策略进行了反复认真的思索,得出许多新的体会。第一是党的路线 的重要性。其次是要讲究技巧,注重提高群众的斗争水平。第三,从满 洲党组织之前三度遭受重创而得出教训,认为白区工作者必须严格区 分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互相联系、互相促 进。第四,还认识到培养后备干部的重要性。 这一系列白区工运策略,是在党遭受严重挫折后,在极端恶劣的 环境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由于党的策略方针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党的 白区工作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6月,白区党员发展到近 3万人,9月建立了广东、江苏、湖南、满洲、山东、福建等17个省委,36 个市委,不少地方建立了特委、县委直到支部,大城市产业工人支部由 98个增加到229个,党中央机关也逐步健全了组织机构,增设了军事 委员会、全总党团、组织局等。[5] 1935年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着重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的斗争 李建兰 (漳州工业学校,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白区广大工人群众,为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改善生存条件,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从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无形”战线、文化反“围剿”及学生运动等,到实现抗日统一战线转变,它印证了中共在白区的工作是一条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是中共领导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 Research on W hite A rea S truggle of T 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 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L I Jian -lan (Zhangzhou Industrial School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national independence,and improving survival condition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s the workers of White area,to carry out a heroic and tenacious struggle with the Kuomintang reactionaries,wrote a heroic struggle of immortal chapter in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From the recov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Invisible Battlefront,against the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of culture and student movement,etc,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anti -Japanese united front,it represents that the White area work of CCP is an important front for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y and is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revolution career of Party leadership . 【Key words 】P eriod of land revolution war ;CCP ;White area struggle 作者简介:李建兰(1955.6—),女,汉族,福建闽侯人,本科,漳州工业学校,校长,高级讲师,主要从事党史研究和教育管理。 ○职校论坛○300

最新-抗日战争故事揭秘那些当过土匪的东北抗日名将 精品

抗日战争故事:揭秘那些当过土匪的东 北抗日名将 座山雕的原型是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电影《智取威虎山》热映让这样一种说法流传,很快又被历史学者证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抗日将领很多出身于土匪,不过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他们大部分被埋没在史料中。 ——马占山:就任伪满官员不忘抗日 马占山(1885—1950)是吉林省怀德县人。1903年,马占山因弄丢地主家的一匹马,被逼落草为寇。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招抚“绿林好汉”,马占山带领手下“弟兄”下山接受清政府收编,1925年成为张作霖麾下骑兵第二军军长。 1931年11月4日,在黑龙江省嫩江桥面,马占山率部向日本侵略者奋起反击(史称“江桥抗战”),被认为打响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枪。马占山经媒介渲染成为民族英雄,瞬间红透华夏。有人特制包销“马占山牌香烟”,有人上街募捐“马军长抗日基金”,马家军每天收到慰问品数以吨计。 人们不知道,此时马占山也面临着诸多选择——日本关东军多次与马占山接洽,劝其放弃抵抗。没过多久,马占山出现在事关伪满洲国建国的“四巨头会议”上,并就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省长,站到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 就在人们以为马占山就此走上亲日路线时,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秘密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继续抗日,并率军队一度攻至XX县城,威胁长春。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东北招抚。他坚持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1938年因病到延安就医,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谢文东:抗联军长抗战后成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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