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酝酿
背景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攻克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介石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九一八事变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
九一八事变
，“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对日军作战（晚年张学良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不敌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第一次淞沪战役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反而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塘沽协议》后，由于日军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
10月20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
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诱惑不成后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在此期间，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福建事变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
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确定了这条统一战线的确立方式和理论基础，也提出吸取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介石瓦解。张学良被蒋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
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
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重大战役
淞沪会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37天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1937年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8 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从8月23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中国空军和海军也参加战斗。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9月30日拂晓，日本在四艘“航空母舰”支援下，日本海陆空三军近30万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加上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援和战术上的失误，伤亡惨重。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4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
江阴海战
江阴海战自1937年8月16日江阴大战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前后共历时108日，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也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海军战役[4]；长年威震中国海疆的舰队，一部份在烟台自沉，主力则全数沉在江阴，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最重大的损失。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5]
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官兵，谈及江阴一役都有一种深及灵魂的悲痛。
中国海军的主力在这场战斗中几乎完全损失。此后海军再也无法组织舰队迎战，转而退入内地实施布雷等消耗行动。这导致绝大多数的相关著述或评论，干脆直接宣称二次大战时期，并无所谓“中国海军”。
江阴之战，中国海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不可谓不艰苦，使日军遭受了相当损失，也在一段时间内保证了长江航道的畅通，使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大量工厂、企业、人员得以退入内地，为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海军是战败了，且败的如此之惨：既没有能够阻止日军在中国沿海港口的登陆和沿长江向京都南京的进犯，自身也是损失惨重。令人每每不忍卒读。
总结这一战的经验教训，不但有助于对抗战中中国海军战斗经历的分析，对我们今天的海军建设无疑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台儿庄会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1938年3月23日，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24日，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28日，
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31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29日，日军第十师团长命濑谷支队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守军，同日，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也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命令说“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
严令庞炳勋部南下，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至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4月3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围歼被围之濑谷支队。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大部被歼。台儿庄战役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共歼日军1万余人。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全国抗战的又一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忻口会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晋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二十一天。参加作战的部队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这次战役是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卫立煌、黄绍竑副之）指挥实施的太原会战的中心战役。该战役创歼敌逾万的纪录，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武汉会战
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国民党投入兵力100万以上，包括空军、海军。日军在35万人左右，日本海军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作战。超过一百万名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最后日本消耗大量时间和兵力占领武汉。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最终使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豫湘桂战役
1944年4至12月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南洋日军孤立，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
1943年，为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本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日军从本土及中国东北调集了各兵种部队总计约51万，是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日军出动了约15万兵力，国民党军集中了35—40万兵力。日军在4、5月间先后攻陷郑州、洛阳等地。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设在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开始了战役主要阶段的湘桂作战。
日军以13个师团为基干，总共投入36万余兵力；中国方面投入30多万兵力。日军6月攻陷长沙。6月26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并包围衡阳。中国政府调集各路援军增援，但未能突入包围圈。4万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反复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使日军受到重大伤亡，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守军兵疲粮缺，阵地被日军突破，8月8日放弃衡阳。随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3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开始了桂柳作战。11月，日军陷桂林、柳州。12月2日占领独山。国民政府因之震动，被迫集中一切可用之兵力投入贵州作战，8日收复独山，迫使日军后退到河池。12月，日军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通道。
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千米，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也没能全线通车。
重庆与抗日战争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由主任贺国光率领，到达重庆。 二月十日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主席刘湘，委员甘绩镛、刘航琛、郭昌明、杨全宇、邓汉祥、谢培筠，民政厅长甘绩镛、教育厅长杨全宇、财政厅长刘航琛、建设厅长郭昌明，秘书长邓汉祥。 二月十五日中央银行四川分行成立。 三月一日四川省政府宣布，从本日起，川中各军月饷，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收统支。这是为打破防区制，整理四川财政采取的重大步骤。此前省政府已督令各军交还防区内的行政和财政。 三月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由汉口首次飞抵重庆。三月四日他宣称：“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 三月五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这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四川金融币制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三月六日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主席刘湘，嘉勉川政统一完成。 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由重庆赴贵阳、昆明、成都、峨嵋，四月十日返回南京。 六月十五日川黔公路正式通车。 六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张必果任重庆市长。 七月九日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十三日正式办公。 八月国民政府责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整编川军。由参谋团组设点验委员会，分赴四川各军点验。在此基础上，按全国陆军番号，将川军整编为陆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二十二军(军长王缵绪)、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旋扩编为第四十七军)，共六个军一个师。
参谋团成立川黔公路监理处，开发四川交通。 十月三日奉国民政府之命，参谋团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下简称“重庆行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次年三月，贺国光升任副主任，代行主任职责。 一九三六年 重庆行营成立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分别建筑宜昌、重庆间要塞。 三月十三日重庆市公安局发表全市人口统计：全市共有七四,三九八户，三三九，二O四人，其中男性为一九五，七二0人，女性一四三，四八四人。 四月十一日重庆市长张必果病死，四川省政府任命李宏锟代理。 六月十日成渝铁路工程局移渝办公。 一九三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 四月十四日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奉命到成都与刘湘会谈，要求川军让出重庆，停筑防御工事，十六日，刘湘接受；随后刘湘军撤出，中央军进驻重庆。 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电重庆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设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以再次整顿川军，该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第六路军总司令刘湘为副主任委员，贺图光、邓锡侯、刘文辉、唐式遵、杨森、潘文华、王缵绪、孙震、李家钰、范绍增、向传义、董宋珩、郭勋祺、许绍宗、张邦本、徐源泉、夏斗寅、李蕴珩、周浑元为委员，大体网罗了川康军队高级将领。 七月六日何应钦在重庆行营太礼堂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开幕式。根据会议精神，川康各军于八月十日以前整编完成，计有； (一)川康绥靖主任直辖部队(辖三军、两独立师、七独立旅)，(二)二十四军；(三)四十一军；(四)四十五军；(五)四十七军。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解放军报整版刊文：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现实反思 其他的不敢说了，不然再删掉我的帖子。 文中一句为：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 我就说一句，这种连基本历史常识都不具备的所谓解放军“作家”，也能在众多官方媒体上大放厥词吗？ 我党军事将领投降日寇部分名单，注意，只是部分。 1，朱镇，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1934年率部投日。 2，罗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率部投日。 3，兰志渊，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师师长，1937年1月率部投日。 4，胡国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1937年12月21日率部投日。 5，安光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参谋长，1938年2月13日率部投日。 6，张绍东，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臯落镇投敌。 7，兰国清，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谋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臯落镇投敌。 8，高世魁，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0师师长，1938年4月率部投日。 9，秦秀全，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1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0，王振祥，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2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1，陈云升，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4师师长，1938年夏率部投日。 12，赵庆珍，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6师师长，1938年6月率部投日。 13，程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8年6月29日率部集体投日。14，宋一夫，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率部投日。 15，王子孚，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3师师长，1938年8月在杀害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后投日。 16，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17，董宪章，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5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18，韩铁汉，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2师参谋长，1938年10月在杀害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后投日。 19，关文吉，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2师师长，1938年冬率部投日。 20，洪喜波，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参谋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 21，郭成，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师师长，1938年12月被俘后投日。 22，关书范，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师师长，1939年1月在投日前被发现。23，滕松柏，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归顺关东军当了汉奸。 24，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率部投降了。
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基础知识方面： （1）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提高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 （2）了解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的历史过程，明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2.思想教育方面： 通过抗日战争历史的概括性介绍，教育学生明确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去探索挽救中华危亡的道路的。 3.能力培养方面： 以史为鉴，正确看待今天的中日两国关系问题。 教学重点：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教学难点：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 本章热点问题较多如中日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看法，关于国共两党的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争论等必须对学生进行解释。如时间允许可以进行讨论。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播放视频 课时分配：4课时 授课内容概要：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侵略者以“大陆政策”为方针，为控制中国，夺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乃至称霸世界，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及七七事变，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同时在中共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了近代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罪恶图谋和野蛮暴行 1、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与步伐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 抗日战争英雄人物故事 旱河上，巨大的桥型暗堡中向外喷吐着罪恶的火舌；桥型暗堡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战士巍然挺立，单手托举着炸药包，导火索燃烧着，冒着青烟哧哧作响，战士高声呼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喊声，震撼山河；这喊声，穿透硝烟，成了千万人的呼喊；这喊声，至今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董存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刘胡兰 1946年秋天，国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住文水一带的八路军调往晋西作战，阎锡山趁机扫荡晋中平川，形势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中共文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留少数干部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上山的通知。但经过锻炼逐渐成熟起来的刘胡兰，想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敌后工作更需要她，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在艰苦的环境里，她深入敌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经常出入“青纱帐”，隐匿“古墓穴”；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协助“武工队”镇压了云周西村罪大恶极的反动村长石佩怀。 黄继光 攻打上甘岭的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主力部队是我们45师的134团和135团。黄继光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实施爆破。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 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奋力投出一颗手雷。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
小玉环大历史 --------抗日战争之玉环抗战 玉环县隶属浙江省台州市，地处太平洋西岸，东濒东海，西厄乐清湾，瓯江口，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多港湾，有天然的深水泉港，海上交通便利，是重要的海上军事要塞。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海岛，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抗战历史。这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从全面抗战至今已有80年，亲身经历抗战岁月的玉环老人屈指可数；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当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榴岛大地的时候，许多炎黄子孙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这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面对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广大民众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时代壮歌。。。。。。 要说玉环的抗战组成，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国民政府组织领导的对日作战，二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三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武装斗争。 在国民政府组织领导的对日作战中，最激烈的得数楚门反击战。1944年12月29日傍晚，日伪军300余人配小钢炮、机枪，分乘3艘小汽艇，7艘帆船，偷袭温岭沙山东门，遭温台护航教导大队狙击后，往楚门方向溃逃，于12月30日攻陷楚门，这是日军首次占领楚门，匆忙溃逃至此的日伪军于1945年1月1日带着从百姓家里抢得的不少财物撤离。日军第二次侵扰楚门是在四个月后的5月1日日军再次占领楚门“日寇扰乱楚门时，当地百姓被杀死的有20多人，打成重伤的有2人。他们狼心狗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来看待，兽性一发作，就为所欲为，任意杀人”这是来自林振松老人对于当年抗战时期的回忆，面对如此凶狠残暴的日寇，温台护航教导队上校队长毛止熙率驻防在温岭江厦、东门等地的一部分兵力，会合玉环抗日自卫队进行反击。围攻楚门失利后，毛止熙深感兵力不足，调驻防江厦的教导队第二中队第一分队增援，并报请台州守备区指挥部调来护航支队独立第一、第三中队和温岭自卫队第三中队，兵力增加到600多人。6日以后，毛止熙转变策略，向日伪军轮番袭击，大多都是夜间袭击。面对如此局势，日军日夜惶恐。毕竟是非正义的部队，盗贼的心态，侵占他人的领地，却没有主人的资格，面对的是普天共愤的怒目。于是于12日拂晓，日寇伪军撤往坎门，抗日部队随即进入楚门城。 这次反击战，参与人数之多，战斗之激烈，影响之广在玉环抗战史上都是罕见的。仅参战官兵就有795人，再加上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和当地民众的参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战线。楚门反击战是玉环抗战史上军民联合抗战、地方协同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体现了抗战军民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信念和顽强抗战的决心，也成为了最后玉环抗战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同时，中共玉环党也积极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宣传抗日主张，先是开展了抗日宣传，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其实早在抗战全面展开之前，随着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兴起，玉环抗日爱国民主活动就已经开始，以杨炎宾、董仲升、吕平等人为代表的进步青年进行一系列民主思想的改革，为以后军民联合抗日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抗战期间，中共玉环党组织争取国民党玉环县政府抗日，对抗日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始终坚持精诚团结的态度，配合爱国官兵，一起抗击日军入侵，中共党员的身影在抗战中随处可见，不管是前线的楚门反击战还是后事的料理工作，都体现着中共抗战的决心和信心。除了配合爱国官兵，共产党还发展了抗日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玉环党在手中没有武
歌乐山传统风貌区保护规划：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构筑重庆抗战名城印象 一、规划区风貌区特征及现状问题 1.1历史沿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南京危急，同年11月，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1939年，蒋介石迁往重庆，正式确立重庆为陪都，开始了国民政府在重庆的中央工作。国民政府将歌乐山划分为“防空疏散区”，大批军政机关，如行政院、监察院、考试院、水利部、军政部、陆军大学等迁驻于此，国民党许多要员，如于右任、孔祥熙等一大批军政要员曾居住在此。此外，歌乐山林园还是当年“重庆谈判”的中心地点，曾经留下过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的足迹。 1.2规划区概况 歌乐山地处沙坪坝区中部，距重庆市中心16公里。因大禹治水，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歌乐山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遗迹而闻名素有"渝西第一峰，山城绿宝石"之美誉，是重庆市两大"肺叶"之一。歌乐山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集山、水、林、泉、溶洞于一体，植被红岩魂陈列馆葱笼，逶迤百里，树茂林密，四季长青，有"渝州第一氧吧"之称，历来为巴渝名胜风光游览胜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歌乐山为政府及其军政要员居住的"迁建区"而盛极一时。陪都遗址，名人旧居，烈士陵园，"渣滓洞"、"白公馆"吸引海内外游人纷至沓来。本次规划区范围由歌乐山镇及山洞街道组成： 歌乐山镇坐落在歌乐山上，距沙坪坝中心区5公里，距重庆大学城8公里，幅员面积36.6平方公里，辖5个行政村(农村居民2.3万人)、3个社区居委会(城镇居民1.1万人)，地区总人口8万余人。森林覆盖面积1677公顷，常年气温较市区低3-5度。基础设施完善，交通网络便利，社区服务体系成熟，辖区内有40多家社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金融、电信机构。 山洞街道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南部，东经106.25°、北纬29.2°。东邻覃家岗新桥村，西南接歌乐山镇山洞村，北邻歌乐山镇新开寺村。东西最宽处900米，南北最长处约3000米，面积1.45平方千米，常住人口6400余人，辖山洞路、平正、林园3个社区，办事处驻平正村5-2号。东高西低，群山环抱，海拔最高点沙坡顶（寨子山）595米，最低点龙井475米，平均高度在500米以上。成渝公路与山白路、山田路在此交会，是通往川北、川西、川南的必经之路。 1.3风貌特征概述 歌乐山自然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在抗战时期成为国民党众多军政机构所在地，许多国民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聚居于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陪都文化、抗战文化。同时，歌乐山承系了历史修就的巴人居民的生活劳动史，因而还有悠远的巴民族文化底蕴。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随着工业采矿业的发展，该风貌区内生态安全和历史肌理遗存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委员会携手浩丰规划设计集团，对歌乐山抗战风貌区编制保护规划。 在规划时，我们旨在保护现存文物遗址，整合遗址本体空间，显现真实历史线索，同时保护区域风貌特征，来构筑重庆抗战名城的印象。
抗战时戴笠领导的军统五大锄奸行动 2012-12-04 00:28:11 红潮导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和国家十分危急的时候，有相当数量的高层人员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充当日伪汉奸，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戴笠作为国民政府军统局的掌门人，对汉奸叛国行径恨之入骨，积极贯彻最高当局和蒋委员长的意志，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除奸反谋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分化瓦解日伪集团，并领导抗战全面胜利后的全国大肃奸行动，对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刺杀张啸林 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 1938年与1940年1月两次针对张啸林的暗杀都被他躲过，此后张啸林整天待在家中，还向日本人要来了一个宪兵班，并在大门口安排内外双岗，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 张啸林不出家门，行动组只好动用内线，由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执行。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借故与张啸林争吵，将其格杀。林怀部击杀张啸林准备逃离张宅时，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 刺杀傅筱庵 傅筱庵，宁波人，1938年10月16日继苏锡文成为上海市长，在任期间帮助日本军队维持上海统治，破坏抗日，捕杀抗日军民。军统遂决定将其除掉。傅筱庵为人十分机警，加之在其刚就任时就遭逢过一次暗杀，故防范相当周密，很难得手。其寓所就在上海虹口，属于日军势力范围，强攻也不太可能。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傅筱庵的一个贴身佣人朱升联系上了军统，愿意刺杀此奸。1940年10月10日晚间，傅筱庵很晚才回到寓所，11日凌晨，朱升用早已准备好的斧头将其格杀在床，随后在军统的策应下出逃。 “天马号”爆炸案 1938年11月，军统得知上海日伪高级官员将于月末乘坐“天马号”快车由沪赴宁出席《日汪协定》签字仪式，乃由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全体出击，于11月28日晚间，在李王庙附近埋设地雷炸药于铁轨旁，29日上午，由沪至宁的快速火车“天马号”驶到此处，遂碰触地雷引发爆炸，列车颠覆，共炸死日军大佐2人，内阁专员2人，情报员多人，共计175 人。 刺杀陆伯鸿
重庆抗战文化或红色文化遗址观后感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郊，整个歌乐山由一种红色岩石组成，这种岩石象钢铁一样坚硬，当地的人们又叫这种岩石为“红岩”。 刚下车，映入眼帘的便是红岩魂陈列馆六个大字。走入大门，左侧是步道，台阶上一阶一阶摆满了鲜花，右侧是一座雕塑，她为我们展示了曾经在此处发生的一刻时光。这便是红岩魂广场！ 红岩魂广场是全国第一个以烈士精神命名的广场，在纪 念“11?27”革命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在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的基地上修建而成。红岩魂广场，分为瞻仰区和纪念区两个部份，占地22000平方米，一座宽21米，长18米的人行桥廊凌空架设，将两个部分上下贯通，浑然一体。广场气势恢宏，格调沉稳。 瞻仰区主题为“浩气长存”的赤色花岗石烈士群雕耸拔入云，伟岸雄奇，犹如镶嵌于万绿丛中的巨型红宝石，体现出“在那青翠的歌乐山颠仰望黎明”的意境，瞻仰区的顶端是覆斗形的“一一?二七死难烈士之墓”。与此相呼应，还有烈士诗文碑林和《血与火的洗礼》大型壁画。 广场纪念区西端有一水晶汉白玉砌成的碑体，上面镌刻着邓小平题写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区中轴线外两侧列有18根花岗石纪念柱，柱顶红梅怒放，取形“牢破梅开”，挺拔的柱身象征着烈士们不朽的人格，柱壁四边镌刻有烈士的遗诗遗言。纪念柱南北两侧宽敞的斜面草坪，寓意“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的先烈遗愿。轴线收头的广场东端，《不朽》浮雕墙衬托着刻有《红梅赞》词曲的喷泉音乐壁，与瞻仰区的烈士群雕遥相呼应，寓意时间虽在不停地流逝，但红岩英烈的精神却凝固在历史的长河中。 步入陈列馆，那种恢弘、浩然之气油然而生，馆里的气氛让人顿时心潮澎湃、激情满怀。邓小平爷爷的题字，将烈士们的丰功伟绩给予绝对肯定和高度赞扬。那遒劲有力的字迹、深情怀念的语句让我们仿佛看到了烈士们那视死如归、不畏强权的凛然气概 陈列馆里，真实地重现了当年这些共产党人被关押的监狱的状况。大量的照片和文物向世人宣告着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先烈的惨无人道的镇压和迫害。渣滓洞与香山别墅、白公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里，我们可爱的共产党人承受了让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阴暗潮湿，这样的外在恶劣环境之外，他们还面临着被严刑拷打的残忍遭遇。老虎凳、脚镣、铁链等刑具深深地折磨着他们，但他们决不泄露任何革命秘密，任反动派惨无人道地虐待着。 牺牲的革命者里，年龄最小的“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仅九岁，与此类似地，多数烈士都是在极为年轻的时候被杀害，在那个黑色的1949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说：“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是许多年来我党领导人第一次正面阐明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分别承担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是客观的历史评价，不仅有极好的政治影响，也具有学术上的指导意义。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大战场，在对日作战上始终实施着全面的战略配合，在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战略支撑的作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展示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共同抗敌的英勇气概，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两个战场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这就涉及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 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老问题。我们过去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台湾学术界则只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对抗战历史中的这个重大原则性问题的不同认识，至今还影响着海峡两岸的人们。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和推动全民族抗战的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正是这两个领导中心构成了两大战场的政治保障。 关于抗战期间存在两个领导中心的基本观点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企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问题。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也是人民战争，这是对抗日战争的基本定性。从民族战争的全局来看，中华民族内部各党派、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才有出路。 说国民党是领导中心，是因为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是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200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抗日战争必须要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国际联系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代表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发生国际关系，谈判废除《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做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这些成绩离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尊重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敌后战场吸引了一半以上的日军和大部分伪军，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共产党还团结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宣传文化的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形成了全国高涨的抗战
抗日战争下的中国 AP0903226吴玩玲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自此，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其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经济上，抢占耕地，低价掠夺粮食。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給伪政府，保证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回日本国内；垄断工业，掠夺工矿资源。他们一方面加紧对沦陷区民族工业及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增加对军事工业及与掠取资源有关的工矿业的直接投资。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发展东北,开发关内,以最快的速度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为其漫长的军事战线提供急需物资；掠夺金银，滥发纸币；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来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政治上，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中“清乡运动”。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后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由于统一战线的存在，四亿五千万人民都动员起来，投身到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洪流中，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于一个目标——抗日，日本侵略者因此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了他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曾说过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将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由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威胁给中国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派别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动摒弃前嫌，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三党等中间势力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并指出“现时中国一切的党派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具有单独负荷反日使命的力量。因此，‘反日阵线’只能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集结而成，决非某一党派所能包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的政策和态度也发生很大变化，甚至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内容、特点及启示 ［摘要］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不仅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军队全面建设，而且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这一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内容丰富，特点显著，为新时期我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抗战时期文化建设战斗力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p847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建设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指导下，人民军队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对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高度重视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这一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提高广大官兵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和先进性的表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p1011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员是工农群众，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很低，这给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官兵的工作学习带来很多困难。受文化水准普遍低下的影响，广大官兵无法更好的学习、接受
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无法满足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教育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为此，党和军队大力兴办教育事业，采取院校教育同部队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广大官兵进行文化教育。学校是以教学为主、教授知识、提高官兵水平的主阵地。抗战时期，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由毛泽东亲自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各根据地建立了抗大分校。抗大的教学内容，在政治上主要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主，在军事上则授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为革命培养了大量具有马列主义基础、忠于人民和革命解放事业的军队指战员。除此之外，延安还创办了其他层次不同的指挥与专业技术学校。如1937年4月成立的第一所培养兵种干部的摩托车学校，专门培养坦克、装甲、汽车专业方面的技术人才。院校教育与部队教育相结合，是这一时期人民军队文化教育的主要特色。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不久，总政治部就发出指示，对文化教育提出要求。八路军团以上政治机关开办短期训练班，野战政治部专门提出了针对部队战士的为期一年的教育计划。计划规定战士在受教育一年后必须达到识字1000的水平，之后由各方面军政治部负责检查。同时还具体规定了战士们必须学的课程，如近代简史、救国的国内政策与前途、粗浅的国际知识、政治常识，中国地理、自然科学、算术等也是战士们的必修课。新四军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教导总队，部署和开展教学等相关活动。每个团以上机关都设有大、中、小学各种层次的全日制学校，还开
抗战英雄人物故事 第1篇：抗日战争英雄人物故事抗日战争英雄人物故事 董存瑞：旱河上，巨大的桥型暗堡中向外喷吐着罪恶的火舌；桥型暗堡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战士巍然挺立，单手托举着炸药包，导火索燃烧着，冒着青烟哧哧作响，战士高声呼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喊声，震撼山河；这喊声，穿透硝烟，成了千万人的呼喊；这喊声，至今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董存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刘胡兰:1946年秋天，国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住文水一带的八路军调往晋西作战，阎锡山趁机扫荡晋中平川，形势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
必要的牺牲，中共文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留少数干部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上山的通知。但经过锻炼逐渐成熟起来的刘胡兰，想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敌后工作更需要她，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在艰苦的环境里，她深入敌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经常出入“青纱帐”，隐匿“古墓穴”；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协助“武工队”镇压了云周西村罪大恶极的反动村长石佩怀。 黄继光：攻打上甘岭的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主力部队是我们45师的134团和135团。黄继光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
实施爆破。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奋力投出一颗手雷。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固，手雷爆炸后只炸塌了地堡的小小一角。敌人的机枪依然疯狂喷吐着火舌。这时，黄继光的身体向机枪射孔果断移动，用身体堵住了那条炽烈的火舌?? 王二小：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一一般问题 （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已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空喊决战，急躁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的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已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应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 （三）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五十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二百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二千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论主力是否兼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88957944.html, 沈阳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作者：李卓然 来源：《祖国》2019年第09期 关键词：沈阳抗战遗址; ;保护; ;利用; ;问题; ;对策 沈阳具有深厚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拥有大量的抗战文化遗址，还蕴藏着丰富的抗 战文化。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治经济基础，使沈阳成为了日军侵华的重灾区和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重要阵地。在长达14年的抗战历史中，沈阳留下了很多颇具研究价值的抗战遗址。例如：中共满洲省委旧址记录了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里发表了声讨日本侵略行径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是盟军战俘与沈阳民众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历史见证;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旧址则见证了新中国政府成立以来对日本战犯进行的首次公开审判。不仅如此，沈阳还遗存有皇姑屯张作霖被炸身亡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满铁附属地，以及数量众多的日本侵略东北期间的军警宪特等机构旧址。众多的抗战遗址是日本侵华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历史的实物证据，是无数先辈同胞用生命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如何将这些抗战历史资源予以有效的保护与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当今政府于社会各界亟待思考的问题。 沈阳抗战具有起点早、持续时间长、节点性历史事件多的特点，遗留下来的抗战遗址有50余处。按照其形成时期及主要用途划分为日本在沈阳设立的侵略机构遗址、奉系军阀统治 时期建在沈阳后为日本侵略军所占的建筑遗址、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爱国团体进行抗日活动的抗战遗址。这些抗战遗址大部分分布在市区，少数分布在市郊。 近年来，在沈阳文物主管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 经有8处抗战遗址得到国家重点保护并已建成博物馆。分别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 阳张氏帅府博物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沈阳皇姑屯事件博物馆。其中，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沈阳 张氏帅府博物馆、沈阳金融博物馆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和沈阳皇姑屯事件博物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这些抗战类博物馆均已成为对广大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的重要场所。 除以上已建成博物馆的抗战遗址已得到妥善的保护与利用外，近几年沈阳其他与抗战文 化密切相关的遗址遗迹也逐渐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保护。目前，有20%的抗战遗址保存完好。如：汤玉麟公馆旧址、张延枢公馆旧址、王铁汉办公室旧址、车向忱故居、奉天纺纱厂旧址、三井洋行旧址等。其中，车向忱故居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汤玉麟公馆旧址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具备建立纪念馆的基础条件。
北碚抗战历史文化资源 北碚原是重庆嘉陵江小三峡中的一个普通乡场，位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仅有两条主要街道，面积0.198平方公里。辛亥革命后，由于该地区盗匪猖獗，先后设置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营、警备队、峡防司令部、峡防团务局等峡防机构，负责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治安清匪任务。1927年，著名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出任峡防团务局局长，一方面继续加强地方治安秩序，一方面积极开展乡村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建成了嘉陵江温泉公园（北温泉公园）、平民公园（北碚公园）、民众体育场（北碚体育场）、兼善中学、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地区成立的第一家科学院）、北川铁路（四川省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三峡染织工厂，天府煤矿（四川省最大的煤矿）等。并整修街道，发展贸易，治理险滩，疏通航道，到1936年北碚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署成立时，北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一定经济实力，教育文化相对发达的西部小城镇。卢作孚也成为建设北碚的奠基人，发展北碚的开拓者。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由于北碚风景优美，距市区仅数十公里，并有嘉陵江水路和碚青公路可通，很快被确定为重要的迁建区。一时间，在北碚及其附近乡镇，迁入上百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文化单位，云集了上千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北碚从此闻名遐迩，被人们称之为“陪都之陪都”、“小陪都”，北碚也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当时北碚的夏坝，与
市区的沙坪坝、江津的白沙坝及成都的华西坝并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据1940年人口普查统计，实验区共有人口97349人，比1936年净增32065人。1942年2月，为适应战时北碚的发展形势，四川省政府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改设为北碚管理局，“照一等县设置，组织和权责与一般县政府相同”，隶属四川省政府领导，受第三区专员公署监督，至此，北碚列为正式行政区，管理权限进一步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镇管理的加强，城市建设也加快了速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沟防洪、修建改建下水道，扩宽道路，陆续建成了中山、中正、林森等新路，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城镇面貌大为改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市政基础、公共设施较为齐全、城市环境较为优美的卫星城镇，成为民国时期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一个典范。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碚，不仅是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而且也是陪都重庆的重要能源基地、纺织工业基地和一些重要事业的试验基地。据1945年统计，北碚有天府、宝源、华蓥、全济、复兴隆、三才生等大大小小60多座煤矿，专用煤码头7个，储煤坪130多座，煤炭从业人员2万多人，年产原煤70多万吨。北碚生产的煤炭，通过嘉陵江“黄金水道”，上达南充、达县、遂宁等地，下抵重庆并经长江可达江津、泸州、宜宾、乐山等地，主要保证重庆地区兵工、纺织、机械、冶炼、航运、电力等1228家企业的70％的工业燃煤和近100万市民的民用煤的供应，是大后方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0年建立的北碚三峡染织厂与内迁常州大成织布厂、汉
纪念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领导致辞20xx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举行庆典，本文是庆典致辞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一)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抗日战争，中国胜利。从甲午失败到抗战胜利，历史走过了半个世纪。中国当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什么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胜利呢?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中国人民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血
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xx，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