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产生与发展
地方志的产生与发展
2012-06-15 10:06:47 阅读次数：1441
一、地方志的起源
中国地方志的起源，学术界一直在探讨，众说纷纭。有的持一元说，或主张源于《禹贡》，或主张源于《山海经》，或主张源于《周官》，或主张源于古代诸侯国史。有的持多元说，认为中国地方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方志界多赞同多元说。
1. 国别史
公元前800多年前，周王朝分封了许多诸侯，为加强统治，王朝中央和各诸侯国都设了史官，负责记录本国发生的事件和统治者的活动与言论等，并编纂成书，以便随时了解各自辖区的情况和历史沿革。编纂成的就是国别史——一国的史书，如晋《乘》、鲁《春秋》、楚《梼杌》、郑《志》等。据《周礼》记载，周王朝职官中有五史，即大史、小史、
内史、外史和御史，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所谓“四方之志”和“邦国之志”，就是指史官掌管的国别史，具有地方史志的性质。周王朝还设诵训官，负责向天子讲解外史和小史提供的“志”，助其了解各诸侯国的地情，更好地治理国家。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见到百二十国之宝书(即国别史)，可见当时编纂国别史之普遍。当时的“国别史”，是方域之史，不同于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主持编修的“国史”，不具有代表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权威性。它的最大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地域性，撰者多为本“国” 人。这符合后世方志的基本特征。所以，周王朝时期的“国别史”具有今天意义上的方志萌芽性质。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这种“国别史”逐步演变成了记录某一地区社会历史面貌和地理沿革的典籍。后人沿用“方志”名称，同时对它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不断丰富其内容，使其形式逐渐定型，最后形成今天囊括一行政区划自然与社会百科的地方志。“国别史”与地方志的渊源关系，宋人已论及。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①明清之后，此说颇为流行，代表人物首推章学诚、梁启超。章学诚认为：“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梁启超则明确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②
2. 地理书
“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东汉王充解释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发展，人们活动地域扩大，水陆交通和商品交换逐渐发达，随着诸侯争霸的需要和学术思想的活跃，出现了一些记载地理情况的专门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山海经》和《禹贡》两部书。《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书，作者不详，著作年代亦无定论。全书18卷，约3.1万字，内容包括我国古代历史、地理、物产、医药、宗教、神话等宝贵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以山为经，以方向和道里为纬，对后世地理书和方志编纂有一定影响，如汉辛氏纂的《三秦记》、南朝齐陆澄编的《地理书钞》、宋黄裳辑补的《九域志》、欧阳忞著的《舆地广记》，在编纂时多效法此书。从内容看，《山海经》既记风土、人情、山川、矿藏、动植物，又记人物、世系，与后世方志设风俗、地理、物产、人物门类，是一脉相通的；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异闻等记载，而《山海经》也有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记述。所以，《山海经》是后世方志的源头之一，但影响是有限的。由于《山海经》各部分成文年代不一，只能由后人将各篇拼凑成书，不像地方志分门别类，记载有序。《山海经》大部分仍属神话传说，
较为真实的为地理和物产部分，不像地方志主要记实，所载神怪异闻只是末节。《禹贡》是《尚书》的一篇，经考证为战国时期作品，比《山海经》晚出。《禹贡》依据战国时学者对所知的整个“天下”所作的地理区划，虚拟全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然后按州分别记述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田畴、贡赋、交通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简明而系统。它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著作，历来被方志学家所重视，被奉为后世方志的渊源之一。后世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区域志，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同《禹贡》多少存在源流关系，如晋挚虞依《禹贡》作《畿服经》；元朱思本作《九域志》，取群籍，参考异同，分条晰理，参照《禹贡》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都省分隶九州为例。
3. 古地图
地图作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事社会活动的必要工具，产生很早。大约在文字未产生前，地图的一些简单符号就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军事、城市建设和墓葬规划等方面。“图穷匕首见”的故事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将地图视为珍宝。据《周官》记载，周王朝的“天官”掌全国“版图”，“地官”掌“建邦之土地之图”，
“夏官”掌“天下之图”。地图的广泛运用，导致“图经”兴盛。“图”即舆地图，“经”为说明文字，合称“图经”。前面说到的《山海经》，原为以图为主的《山海图经》(一说为《山海经图》)
的一部分，后《山海图》失传，仅遗《山海经》。古代的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原以图为主，说明为附；之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逐渐变为有说无图和以图为附的地志。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认为：“图经之名，昉于后汉，至唐宋遂为地方志之通称。”从后世方志多附有地图的体例，可见地方志与古地图的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地方志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诸特点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多源性和源远性，是地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特征。
二、地方志的发端
中国地方志发端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全国性地理志、地记和图经。
1. 全国性地理志演变为全国性区域总志
秦汉一统政权建立后，国家的版图扩大了，生产有了发展，社会生活日渐复杂，于是出现了编修地方志的需要和可能，即所谓“宰郡国需胸中全具一郡国，宰天下须胸中全具一天下”。地方志的产生，是封建统治者对国家进行有效管理的需要。汉武帝时，朝廷就曾命地方官府把记载当地山川、物产、贡赋等情况的资料，当时叫“地志”，随“计书”(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 一同报送封建王朝中央的太史。东汉时，国家档案馆兰台就保存着不少郡国的“计书”和“地志”。兰台令史班固利用这些“地志”资料，写成了第一部系统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该志以西汉103个郡国及其所辖的1587个县、邑、道、侯国为纲，叙述了这一时期全国的地理概况，各郡、国、县、侯国的山川、物产、人口和民俗等，内容丰富，便于检索，是当时地志著述集大成者。《汉书·地理志》对后世影响极大，二十四史中，除《汉书》外，还有十五史有地理志，体例大体沿袭该志。但《汉书·地理志》毕竟还是地理书，人文内容有限，而它促进了全国性区域志的发展，至晋挚虞撰《畿服经》，在地理志固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与人文方面的内容，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俱载，使地理书演变成了方志——全国性
的区域总志。全国性区域总志已具有后世一统志的性质。
2. 地记产生并繁荣
西汉时已有地志，到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这种地方文献通称为“记”或“地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
将这类著作列作10类，即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同后世方志关系最密切的有郡书、地理书和都邑簿3类。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邦先贤、耆旧节行，用以叙功劝善，表彰乡里。郡书起自秦汉，并在东汉有明显发展，这与东汉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强大有密切关系。光武帝刘秀登基后，为光耀家乡，诏撰《南阳风俗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③著名的郡书有《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会稽贡举簿》、《南阳风俗传》等。郡书主要记本郡人物，实为一方人物志。学术界认为，后世方志中人物一门是由秦汉的郡书发展而来。地理书即舆图、地志之书，主要记一方风土，如疆界、区域、山川、道里、户口、民情、风俗。东方朔《十洲记》、杨孚《交州异物志》、应劭《地理风俗记》、《会稽土地记》、《秦地图》、《汉山川图》、《汉郡国地志》等，均属这一类。学术界认为后世方志中的地理门类，由秦汉的地理书发端。都邑簿多载城池、郭邑、宫阙、花囿、观阁、仓厩、陵
庙等，以辨其规模，明其制度，属于都城史志一类。如《三辅黄图》、《西京黄图》、《关辅古语》、《长安图》等。后世方志中，有些专记各地都邑城廓、宫室、官府、街巷、寺院的，如晋陆机《洛阳记》、唐韦述《两京新记》、宋宋敏求《长安志》等，追根溯源，可在秦汉都邑簿中觅得端倪。它们或以秦汉都邑簿作蓝本，或依其门类体例增补成书。地记，三
国时逐渐兴盛，及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南齐人陆澄曾收集160家地记，编成《地理书》149卷、录1卷。梁朝人任昉在《地理书》的基础上增收84家著作，编为《地记》252卷，集当时“地记”之大成。东汉以后，由于门阀豪族势力膨胀，私人修史风气盛行，私人修志亦不少。从内容看，所修志书可分为两类，一为述地，一为记人。述地类志书范围很广，有专记一方山水的，如《庐山记》、《罗浮山记》、《汉水记》；有记风俗的，如《阳羡风土》、《临海水土记》等；有记物产的，如《南方草木状》、《南州异物志》；还有
记道路交通、都邑、宫殿、寺庙、冢墓、园林的。这类述地志书主要反映南方的风土资源和经济开发状况，最初主要为东晋以后南迁的士族了解江南情况而作。记人类志书也很多，有历代人物的合传，如《海内先贤传》；有特定时期的人物
合传，如《正始名士传》；有某一地区人物的合传，如《襄
阳耆旧传》；有专记忠臣、孝子、隐逸人物的传记，如《忠
臣传》、《孝子传》、《高士传》等。这一时期涌现的各种地记，
特点是内容单一，文字简略，有的仅一篇文章，且体例各异。但“地记”的大量涌现，为后世方志的编纂开创了风气，准备了材料，积累了经验。
3. 图经兴起
汉代，诸郡要皆有图经。现在所知汉代最早的图经为《巴郡图经》。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曾根据该图经了解巴郡的境界、属县、属官、盐铁官和户口、道里。那时的“图经” 以图为主，用图来表示一个地方的疆域、山川、土地等，经附属于图。至南北朝，图经已是通行的名目，南朝有《广陵郡图经》，北朝有《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等。
4. 综合性志书出现
郡书记人，地理书记地理，都邑簿记地方情况，各自构成了后世方志的一个方面。各类地记的进一步发展，记述内容逐渐由单一趋向综合，出现了述地兼记人的综合性著作，它与内容单一的地记相比，更具备方志的性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堪称地方志鼻祖的综合性著述为《越绝书》和《华阳国志》。《越绝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有争议，大多数学者
认为作者是会稽人袁康，成书年代在战国至东汉年间。全书15卷，记吴越两国史地。上限自吴太伯，下限至汉代，主要记人物、地理和都邑。人物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以及伍子胥、范蠡等；地理涉及吴越的山川、湖泊、郡县，如虎丘、太湖、会稽山等；都邑记了无锡、毗陵、会稽等。该书是浙江最早的地方志，也是已知最古的方志，通常被看做地方志的鼻祖。清代史学家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现代方志学家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说：“《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纪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昉于此。”为什么这样界定? 因为该书已兼记人物、地理、都邑等，门类较多，内容较丰富，体例较周备，比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不论是内容还是体例都进了一步，已接近后世方志。《华阳国志》为东晋常璩撰。全书12卷，附录1卷，上限自远古，下限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全书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后贤志、三州士女目录等篇，运用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的体裁，记述了以巴蜀为中心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演变、政区沿革、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山水土质、世家大姓等，并且每郡又有小序一篇，叙述概况。该志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较为翔实，这在方志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历来受学者称道，后人编修四川、云南地方志书，往
往“据以为典则”。它是最早的四川省通志，也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以“志” 为名的地方志。
三、地方志的发展
中国地方志在隋唐时期得到较大发展，逐渐形成官修制度。隋唐时期，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有了明显加强，盛极一
时的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被削弱，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封建王朝日益重视通过地方志了解地情的作用，逐步加强了对修志的控制，出现了官修志书。图经成为这一时期地方志的主要形式。地方志的体例有所创新，政治、经济、艺文等内容增加，但仍详于地理略于人文，明显反映出地理书的影响。
1. 官修志书出现
我国大规模有组织地编修地方志从隋朝开始。隋王朝
统一中国后，结束了300多年来南北对峙的战乱与分裂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文化，朝廷极需了解各地的情况，于是在大业年间(公元605～616年)“普诏天下诸郡，条
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④。这一政令促进了各地图经的编修。就在大业年间，隋炀帝敕秘书学士18人修十郡志，由内史侍郎虞世基总裁，编成图志800卷。炀帝因部帙太少，遣重修，成《区宇图志》120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29卷，为当时的残本) 。《区宇图志》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尚书左丞郎茂也编撰了《诸州图经集》100卷，炀帝为此赐锦300段，并将《图经》收入秘府。这些地理总志卷帙众多，内容繁富，为前代志书所不及，也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纂修这类志书创立了格局，奠定了基础。唐代，官修志书进了一步，朝廷明确规定了编修期限和办法。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朝廷将原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修一次图经报尚书省兵部职方的制度改为五年一修报, 并要求遇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情况，则随时报送⑤。图经的内容，要求备载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编修图经的经费，规定一律从州县杂罚钱中支出。由于朝廷重视修志，一些边远地区也开始编修图经，如在敦煌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就是记载今甘肃、新疆地区史事的早期志书。
2.图经发展
隋唐时期，由于朝廷倡导，各地普遍编修图经，地记转
衰。图经的编纂形式有所变化，即有图有说，以说为主，与过去以图为主、以说为附已不同，如《沙州都督府图经》存世近3丈，所记内容有水、渠、泽、堰、盐池、湖泊、驿站、州学、县学、医学、庙、堂、古城、歌谣等25种，内容丰富，但未见图的痕迹，说其以图为主，很难令人信服。《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作者李吉甫，两任宰相，精于地理，故记述有法，详略得当，难能可贵的是着眼当时，力求实用。全书40卷，原有图有文，南宋时图佚，仅存文字，书名也从此略称《元和郡县志》。该志以当
时的关内、河南、河北等10道为纲，分别记述各府州县的
户口、疆域道里、形势险要、地理沿革、山水湖泊、丘墓古迹、贡赋物产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四、地方志的定型
中国地方志在宋代进入成熟阶段，内容和形式大体定型。宋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无论从修志的普遍度，还是成书的数量，都超过前代。志书的内容日益充实，体例日趋完备，图经逐渐被“志”代替，并出现了影响后世方志编纂的名志。
1. 朝廷创设志局，皇帝多次诏修志书
宋王朝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⑥并于大观元年(1107年)创设九域图志局，开国家设局修志之先河。不仅如此，太祖、真宗、神宗、徽宗诸位皇帝均曾诏修志书，促进了官修制度的实施。太祖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 正月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开宝八年又诏宋准修定《开宝诸道图经》。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真宗以《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重修诸路图经。至祥符三年（1010年）末，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修成《祥符州县图经》1566 卷，目录2卷，其后祥符四年、六年均曾增修。元丰八年(1085年) 七月，神宗又诏令三馆秘阁参考州县废置、改易情况，删定《九域图》，由王存等编成《元丰九域志》10卷。大观元年(1107年) 徽宗为编修《九域志》，又谕天下州县编纂图经上报九域图志局，现存的沈津《四明图经》，就是奉命纂修的。由于朝廷重视修志，多次诏修，一般州郡大县，都曾数次修志，如临安府（治所在今杭州市），仅南宋就三修志书，即有名的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
2. 修志形成传统和规模
由于宋王朝高度重视，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宋代方志编修空前发展，并形成了一定规模。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形成传统，郡县必修志；二是数量多，卷帙繁。宋代方志编修十分普遍，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修志或编修不及时，地方主官就会被认为失职。地方官员主持编修志书成为职责范围内的事。如史能之在咸淳二年（1266年）任常州知府后，发现志书失修，便自主其事，编成《咸淳毗陵志》30卷。教育家朱熹淳熙六年（1179年）知南康郡，下轿伊始便问志书带来没有，急于从志书中了解当地的政绩、民情与先哲，当他发现旧志不理想时，还亲自编纂。正因为朝廷和各级官员十分重视编修地方志，宋代“今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⑦据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尚有书名和编纂年代可查的宋代方志就有800种，大大超过之前历代方志的总和。修志形成传统还可以从浙江湖州见一斑。浙江湖州，宋时蚕丝业发达，宋代319年间纂修的志书就有《吴兴统记》、《祥符(湖州)图经》、《湖州旧图经》、《吴兴图经》、《吴兴郡图经》、《吴兴续图经》、《吴兴地志》、《吴兴地理志》、《(湖州)旧志》、《湖州志》、《(吴兴)郡志》、《吴兴志旧编》、《吴兴志》、《吴兴新录》等14部，约22.8年修一部。宋代巨志迭出。全国性总志方面，太平兴国年间乐史引用大量图经编修的《太平寰宇记》有200卷，祥
符年间李宗谔、王曾纂修的《祥符州县图经》达1566卷，嘉定、宝庆年间王象之纂的《舆地纪胜》有200卷。府州志方面，《越州图经》有98卷，《咸淳临安志》有100卷。县志方面，20～30卷以上一部的很多。宋志的卷帙浩繁为后世所不及。3.内容与体例趋于完备宋代学术活跃，研究气氛浓，条理缜密，编史修志之风盛行，许多学者参与修志，把述地记人汇合一体，推动了方志内容与体例的完备。宋人修志注重对社会的作用，强调要有益政事、有补风教，认为修志可以表彰先哲，利于百姓，日求康治。这一时期，随着修志目的日渐明确，地方志的内容与编纂体例逐渐完备。内容方面，宋人提出必须包括天时、地利、人文、忠孝节义、民力、军力、政教、古今得失等，才能有补于世，如果“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就失去了修志的意义。⑧ 宋代方志记述的重点从地理转到了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和“艺文”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集中反映了这个变化。该志内容广泛，于地理之外，又增加了姓氏、人物、诗词、艺文等，从而使方志例目大变。《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指作者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 体例方面，宋代方志的名称趋于统一。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收录的宋代方志名称分析，共有志、图经、乘、谱、记、编等称谓。著录的761种宋代方志中，能确定编修时间
的有476种，其中北宋172种，名图经者96种，名志者24种；南宋304种，名图经者降至31种，名志者升至248种，名志者较北宋增加了10倍。宋代方志图和文的比重有了很大变化，文字的分量明显增多，图的分量日益缩小，在志书中退居次要位置，如宋神宗时王存主修的《元丰九域志》，是在《九域图》的基础上重修的，因“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故改称《九域志》。鉴于志书体例发生变化，“图经”之名已不适用，南宋后几乎所有的志书都改称“志”。如《严州图经》，绍兴年间的刻本就改称《新定志》了。南宋出现了代表后世方志主流的编纂体例，一为平目体，一为纪传体（属纲目体）。平目体以范成大《吴郡志》为代表，全部内容平行列目，无纲统属。纪传体以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5类，每类均有序，下分细目，特点是目以类聚，层次分明。这两种体例比较适应方志记述内容的需要，为后世广泛采用。宋代方志以叙事详明、体例简洁著称，其中以“临安三志”最负盛名。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为例，该志100卷，总18纲，纲下列目。前有序言、凡例、目录，后有跋，正文为行在所录、疆域、山川、诏令、御制文、秩官、官寺、文事、武备、风土、贡赋、人物、祠祀、园亭、古迹、冢墓、恤民、纪遗，排列整齐，有图有表有考有传，各纲之首均有小序。内容大多统合古今，并详今略古。以人物为例，共记载汉至宋代人物145人，可见统合古今，其中
宋代72人，约占半数，又可见详今略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书“颇有条理”，“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咸淳临安志》在横排门类、纵贯断限和体例结构等方面，均合当今志体，为定型方志。由于《太平寰宇记》等方志在内容
和体例上都有发展和突破，使地方志最终从地理学分离出来，而在史学领域自成一类，可见宋代方志对后世方志的影响。
五、地方志的兴盛
中国地方志在元代继续发展的基础上，于明清进入兴盛时期。
1. 元代
元代，方志进入稳步发展期，志书的形式、内容和体例大多承袭宋代，全面完成了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并且创修了全国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出了一批名志，如袁
桷的《延祐四明志》，“体例简明，最有体要”，“志书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徐硕的《至元嘉禾志》，“其书序次甚详，每条下间系以考证，尤为典核”。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荟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杂之病”。⑨
2. 明代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于洪武三年(1370年)
下令编修一统志，以夸耀明朝统一的功绩，了解各地地情。随即，朱元璋又令天下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水陆道路、仓库等图志。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十年(1412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还规定了各类目的编写原则，以便统一各府州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永乐十六年，朝廷再次诏修郡县志书，颁布《纂修志书凡例》21条。此外，明王朝在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均曾下诏修志；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均曾下令广征志书，《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就是在各地上送志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不仅明王朝多次下诏修志，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丁明也曾于嘉靖中颁布《修志凡例》，浙江巡抚、河南汝宁府也曾令下属府县立即修志。由于朝廷三令五申，各地方志编修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万历年间，张邦政就在《满城县志·序》中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据统计，明代所修方志达到2892种，比宋代增约2.8倍，今尚存992种；元代没有修
志的宁夏、青海等地，到明代有了方志；还出现了元代没有的乡镇志、卫所志、边关志。一修再修地方志的情况很普遍，如《贵州通志》曾十修，《通州志》九修，《常熟县志》、《萧山县志》七修，《杭州府志》、《六合县志》六修。《广西通志》也于弘治、嘉靖、万历年间三修，并有《广西志略》、《广西附志》和《广西图经》各1种。明代方志的内容已十分全面，涵盖了当时自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致包括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生活、名胜古迹、人物、少数民族、自然灾害等12方面(10) 。一些修志者开始将史家的褒贬笔法运用到人物传中，如康海《武功县志》、柳瑛《中都志》、唐胄《琼台志》都善恶并书。这是对方志历来扬善隐恶的革新。明代方志大体可以分为繁体、简体、通纪体、断代体几种类型，而以繁体、通纪体为多。与宋元方志比较，明志略嫌芜杂，如《句容县志》就有124目，《兰阳县志》有10大类112目，《鄢陵志》仅记人物就多达20目，区分过细，类目名称和排列不够科学，成为这一时期方志编纂中的突出问题。有学者批评明代一些方志带有文人习气，仓促从事，不作艰苦的资料工作，不精细考证；有的标奇立异，滥收诗文；有的追求文采，铺陈词藻；有的资料不实，空发议论；有的繁简失度。但明代方志客观上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如《嘉靖寿州志》记有淮南第一桥，《隆庆潮阳县志》记载了广东沿海人民的抗倭斗争和海上贸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