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同时，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也进行了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便无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
关键词：意思自治限制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理论（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处理与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受国家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其次是它必须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规避。其主要表现为，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仅对基于自己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而负责。换句话说，意思自治
要受到限制。（二）国际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原则的形成发展1.早期阶段（16、17世纪以前）
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学家查理?杜摩林。杜摩林认为，对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的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为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2）充分发展阶段（18、19世纪）
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意思自治的形式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政治上，19世纪欧洲大陆的资本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它的建立也为意思自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上的前提。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倡导平等、自由、人权、博爱，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学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社会契约论，已成为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3）完善阶段（20世纪至今）
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适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越是晚的国际私法立法，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场合便越多。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部国际私法典，而该法典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也最为广泛。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在下列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夫妻财产关系、继承、物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信托以及司法管辖、国际商事仲载，等等。（三）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意义意思自治说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
从更深远一层说，意思自治理念肩负着呼唤人类自由本性，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枷锁的历史重任，顺应了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蕴涵的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的价值取向，要求以权利制约权力，公民权力存在的目的只不过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它有助于解放封建宗教神学桎梏的人性，更新伦理法律观念，对建立近现代民主国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运用及实施现状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便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此外《合同法》分别从第三、第四、第八条，从不同的角度对合同自由做了阐述，对意思自治作了展示。其中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为合同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意思自治是平等的必然延伸；只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才谈得上意思自治，否则建立在特权和歧视之上的意思自治也只是徒具形式的自由。《合同法》第四条虽没有明确使用合同自由的字样，但却不折不扣的载负着合同自由的精神，是关于合同自由最为明确的规定。而第八条强调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受法律保护，更是提高了合同自由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这说明我国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首用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同时也接受了合同自体法的观点。但是这些规定都是原则性的，仅体现我国立法承认了意思自治原则在私法领域的重要地位，还需要在实务中不断发展。
二、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及原因（一）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单从经济发展史来说，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逐渐被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取
代，市场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经济学说的推陈出新，使得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诘难与批评，各国都在立法中对其进行了限制。
1.选择条件的限制
在允许当事人以“意思自治原则”解决法律冲突的合同领域,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是否是不受限制的，或者说是否必须选择某种特定的法律或与合同有某种联系的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做法不,一般地说有以下两种做法:
第一、法律规定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或交易有特定联系。通常只允许当事人选择缔约地法、履行地法、物之所在地法、当事人国籍国法和当事人住所地法。如1966 年《波兰国际私法》第25条第1 款规定:“契约债权,依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但所选择的法律与该法律关系要有一定联系。”
第二、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合同的任何法律,而不要求与合同存在联系。传统的英国冲突法理论和判例都主张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毫无关系的法律,这一原则在英国枢密院审理的“维他食品公司诉马纳斯轮船公司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强制性规则对意思自治的限制
强制性规则又被称为“直接适用的法律”,是指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减损或排除的规则,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1980 年《欧洲共同体关于合同债务法律适用的公约》中给“强制性规则”下的定义是:“不得由合同予以排除的国家的法律规则。”强制性规则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一项立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如合同法中有关消费者合同、雇佣合同的强制性规定;一是专门的强制性立法,如不少国家的反倾销法、反垄断法等。从各国法律实践的情况看,每个国家都是出于自己的特殊国情而赋予某些法律以强制适用的效力的。强制性规则根据其性质可分为国内法意义上的
强制性规则和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两类。
3.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的保留是国际私法上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制度。所谓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案件时,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定援引应适用某一外国法,但该外国法的适用将会违背法院地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法院便以此为理由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二）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原因分析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对意思自治的弘扬和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的、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从法律的角度讲，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
对意思自治进行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任何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受制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的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适当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
就民事关系而言，自由民事同时也就意味着应当是正当的民事、合法的民事和有序的民事。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
毫无疑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仍在继续发展着，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因为，国际私法就其本质而言毕竟属于私法的范畴，而私法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当事人实现自己的正当意愿和合理期待。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论纲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适用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夕，重新审视这一原则，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而且会增进我们对国际私法的整个体系和基本精神的理解。 一、根源论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所谓“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体现。因此，认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源，首先就是要了解私法自治的由来。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滥觞于“商品生产者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①由于简单商品高度，民事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私法十分发达，后世所谓“罗马法”便是罗马私法的同义语。不过，最初是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的。后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终于需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之间确立一条明确的界限。适应这种需要，帝政前期的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DomitiusUlpianus，;约公元;170;年～;228;年）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他的意见，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
守，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②简而言之，根据乌氏的意见，私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变通法律，而这正是“私法自治”的实质所在。从实践来说，在共和国末叶和帝政之初，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快速迅捷的需要，受万民法的，出现了诺成契约（;ContractsConsensus;）。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当时的要式契约、要物契约来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consent;）作为契约成立和拘束力的根据，而不要求履行一定的形式或者接受一定的物品。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论及“诺成债务”的时候明确写道：“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③“以诺成方式缔结的债务因当事人表达相反的意思而消灭。”④诺成契约的出现，使商品流通从繁琐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当事人的意志，这是契约史上的一个进步。诺成契约因而成为“私法自治”观念的实践基础和后世“契约自由”原则的渊源。毕业论文 到了;1804;年，作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⑤的《拿破仑法典》，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该
理解直接言词原则 在现代诉讼制度中，审理形式一般采取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可再分为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两者关系密切，均以发现真实为主要目的。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要求参加审判的法官必须亲自参加证据审查、亲自聆听法庭辩论。该原则强调审理法官与判决法官的一体化。与之相对的是间接审理，即判决法官将其他法官审理所得结果作为判决基础，亦即审理法官与判决法官存在着分立。 言词原则，又称言词审理原则，要求当事人等在法庭上须用言词形式开展质证辩论的原则。该原则是公开原则、辩论原则和直接原则实施的必要条件。与言词审理相对的是书面审理，即以书面形式进行诉讼，集中体现为根据书面材料和证据来认定事实。 直接言词原则实践了司法的亲历性。诉讼或司法是一种察言观色的法律活动。我国古代“以五声听狱讼”，其实也反映了司法的亲历性。我们多有这样的日常经验和体会，对于同样事实的陈述，不同的人在心理上感知其陈述的真实性或可信度高低有别，我们常常会说“我相信甲说的话，不相信乙说的话”，造成这种感知或心证差异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陈述者的相貌、陈述时的态度和情状往往对听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往往能够反映出真情。法官在诉讼中同样能够产生和具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从而实际影响着法官“心证”的形成。法官在与当事人和证人“面对面”的活动中，通过当事人和证人的相貌、诉讼时的态度和情状能够获悉语言所无法传递的案情信息（即“无言之知”），有意无意中影响着法官的“心证”。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50％以上是靠身体语言，例如眼神、声音、小动作、身体姿势等，事实上法官在审判中也会有意无意地运用这样的“无言之知”和其长期审判实践所形成的“个人技艺”或“个人知识”。我国有位法官这样说道：“法官应当训练自己具备一种从当事人言词之外另行获取案件重要信息的感知能力”：“在庭审中，我一般都两眼直视着当事人，尤其当事人陈述关键案情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注视对方。在与法官的对视中，有的当事人可能会转移视线，语音打颤，有的当事人则目光坚定，言词恳切，这为准确地判断案情提供了宝贵的第六感……”以上所述揭示了采纳直接言词原则和强调司法亲历性的经验和心理上的根据。 实际上，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发现真实和提高效率。该原则要求法官、当事人和证人等在法庭上直接接触，法官亲自聆听当事人陈述辩论和证人言词作证，从而可以直接观察当事人和证人等的表情态度，直接察看证据实际状况，易于准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浅析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 系部名称经济管理系 专业班级13会计5班 学号121610221 学生姓名严红 指导教师李晓颖职称讲师 完成日期2016年4月25日
浅析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 摘要 基于理论视角,面对经济活动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谨慎性原则是会计实务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正确掌握和使用谨慎性原则,则能够从容应对外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避免风险损失的扩大,或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在实际工作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经营风险随之提高, 也造成了客观经济环境下不确定因素的激增,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会计信息使用主体的投资者,也更为关注与不确定性信息相关的风险提示。基于此背景,本文将以谨慎性原则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在企业会计实务中的优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其在会计实务中的现实问题,并藉此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谨慎性原则；应用；优点；问题；建议
目录 第一章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 (1) 1.1收入确认 (1) 1.2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1) 1.3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1) 1.4或有事项确认 (1) 1.5借款费用资本化确认 (2) 第二章谨慎性原则实务中应用的优点 (2) 2.1为企业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2) 2.2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2) 2.3有利于降低或转移企业各项经营风险 (3) 2.4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司董事的利益 (3) 2.5实现税收最优化 (3) 第三章谨慎性原则在应用中存在的的现实问题 (3) 3.1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 (3) 3.2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具有极大的主观判断性 (4) 3.3企业内部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4) 3.4谨慎性原则与其他会计原则存在冲突 (5) 第四章谨慎性原则在应用中有效运用的策略 (6) 4.1拓宽谨慎原则的适用范围 (6) 4.2削弱谨慎性原则在运用中的主观色彩 (6) 4.3提升企业财务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 (7) 4.4协调谨慎性原则与其他会计原则的冲突 (7)
保险利益原则案例分析 案例一：自小“青梅竹马”的夏仲青和邱小眉一起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两人在打工生活中萌生爱意。几年后，两人于1999年5月未经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开始同居生活。2002年初，为使两人今后的生活获得保障，“丈夫”夏仲青以“妻子”邱小眉为被保险人向某寿险公司买了一份20年期限的两全保险，保险金额为10万元。投保人夏仲青在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为他自己和邱小眉两人。投保后不久，灾难降临到这对小“夫妻”头上。邱小眉在外出购物时遭遇车祸意外死亡。事后，悲痛万分的夏仲青以受益人身份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保险公司竟然以他与被保险人的婚姻形式不合法为由拒绝给付。夏仲青索赔不成，便向法院提起诉讼。期望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他应享有的合同权利。但是法院最后驳回了夏仲青要求被告某寿险公司给付10万元保险金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H省某县T村村民纪爱民拥有一辆福特车，村里有一家村办的灯具厂向他租用这辆车。双防协定：该车平时仍放在纪爱民家里，也归他使用处置，灯具厂只要每月把车借给厂里使用5~6次；未获得保险保障，纪爱民同意有村委会向当地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保险。随后，村委会出面办了投保手续，保险金额为25万元。在保险期的某一天，车主纪爱民驾车外出办事，把车停在县城的红心饭店门口。办完事后回到停车处，纪爱民发现福特车已经被人盗走。村委会获知后，立即作为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按照保险金额赔偿车辆被盗损失费25万元。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了解福特车为谁所用，被谁租用、有谁保管以及保险事故的发生是由谁驾车外出所引起等具体情况后，提出被保险人对福特车不具有保险利益的理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因此发生争议，引起诉讼。 这里关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问题——保险利益的确定，到底谁才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和财产保险中的
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它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最普遍的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16世纪法国的理查世。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他主张契约应适用当事人自己选择的习惯，法院也应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什么习惯于契约的实质要件和效力。 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般限制 ：(1)法律性质上的限制。当事人只能选择有关国家的任意法，促不能避开应该适用的有关国家的强行法；被选择的法律是实体法，而不是冲突法。 (2)当事人主观意念上的限制。当事人的选择必须是善意和合法。 (3)选择主体上的限制。为保护弱者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适用强者一方所选择的法律。 (4)国内的公共秩序上的限制。选择的法律不能同国内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关于如何解释意思自治存在几种对立的主张：(1)依据当事人选择有无限制分为无限的意思自治和有限的意思自治。前者是当事人可以选择任一国法律；后者是当事人只能在规定的几个国家中选择一国法律或者只能选择与当事人或契约有联系的国家法律。(2)依据是否允许法院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分为明示的意思自治和默示的意思自治。前者是在契约中订立了明确的法律选择条款或用口头明确表示选择法律的意思。后者是当事人没有作出明示的法律选择，法院在处理争议时往往根据迹象或从契约的字里行间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3)依据是否可将契约分割成几部分分别选择准据法，分为可分割选择的意思自治和不可分割选择的意思自治。前者是可以将契约分割成几个部分，分别选择其适用的准据法。后者是只准许把契约看成一个整体，选择一个准据法适用契约的各方面 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叫最强联系原则，重力中心原则，是指法院在审理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时，权衡各种与该案当事人具有联系的因素，从中找出与该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根据该因素的指引，适用解决该案件的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原则。这些因素通常包括当事人的出生地、惯常居所地、住所地、形式政治权利或从事业务活动的场所以及个人的意愿等。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学说形成后，对国际私法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广泛接受，并不断加以完善。是一种冲突法原则，根据该原则，合同或侵权的“恰当”（例如：适用）法律是指因政策原因，看来和手头的某一特定案件的行为及后果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该联系是结合不同管辖范围的有关法律形势，根据“连接因素”或“连接点”来评估的。例如在考量滞期费条款时确定节假日或者考量船舶是否位于法定的港界内，都必须适用本地法。在合同争议中，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现在通常所使用的相应术语是“closest and most real connection”。而术语“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具有相同含义。我国法院在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法时，要求综合考虑当事人国籍、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实。如果当事人选择的国家存在多个法域，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当事人明确选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定的，则适用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域的法律。 公共秩序保留 所谓“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
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同时，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也进行了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便无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 关键词：意思自治限制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理论（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处理与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受国家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其次是它必须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规避。其主要表现为，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仅对基于自己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而负责。换句话说，意思自治
要受到限制。（二）国际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原则的形成发展1.早期阶段（16、17世纪以前） 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学家查理?杜摩林。杜摩林认为，对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的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为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2）充分发展阶段（18、19世纪） 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意思自治的形式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政治上，19世纪欧洲大陆的资本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它的建立也为意思自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上的前提。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倡导平等、自由、人权、博爱，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学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社会契约论，已成为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3）完善阶段（20世纪至今）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 论文摘要页 本文从剖析直接言词原则的含议及其体现的诉讼价值着手，结合理行审判程序存在的主要弊端，就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前审查、庭审方式和更新审判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庭审方式改革应着重围绕三个方面进行，即明确审判人员的职责，给法官在法庭的角色重新定位；建立完善的证据展示制度，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在法庭的对抗作用；加强合议庭功能，纠正“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正常现象。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审判程序，特别是一审程序的修改和完善，是刑事诉讼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格外令人关注。刑事诉讼法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撰文，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本文谨就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发表浅见，以期为我国审判程序的完善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直接言词庭审方式 ; 一、;接言词原则 （一）直接言词原则的含义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直接审理主义，其基本内容包括直接审理与直接受证两方面。前者指法官审理案件，应当在双方当事人（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以书面方式进行，对被告人也不得缺席审理。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强调法官、
陪审员应当以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作为裁判的基础。 言词原则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被告人、被害人进行口头陈述，证人、鉴定人进行口头作证，检察官、辩护人进行口头询问和辩论。除法律有特殊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资料，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由此可见，直接原则与言词原则互相贯通，互相融合。直接原则是言词原则的基础，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的补充，在一定意义上二者可合为一项原则。 （二）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 直接言词原则产生于17世纪诉讼大变革时期，其后一直沿用至今。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诉论制度的发展需要以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因为直接言词审理方式符合现代诉讼结构，有利于完成刑事审判任务，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有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审判，作为解决社会冲突最终和最权威的形式，其公正性是维护法律制度生命力的基础和保障。为了实现形事审判的公正性，首先要求审判的主导者——法官保持公正的诉讼地位，在控方和辩方之间持不偏不倚的立场。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在庭审前不得先行接触控方材料，以免形成预断或偏见，这就为法官站在全面、公正立场上行使职权，作出正确裁判从程序上提供了保障。 第二，符合现代诉讼结构，有助物保障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诉讼
浅析谨慎性原则运用 摘要：谨慎性原则是会计核算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正确理解与应用谨慎性原则十分重要。会计谨慎性原则，是针对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要求人们在会计核算处理上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以应付纷繁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将风险损失缩小或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和风险的日益加剧，会计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以投资者为主体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加重视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风险信息的揭示，从而，谨慎性原则的应用成为必然。但作为一项会计原则，谨慎性原则带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能避免虚增资产和浮夸利润从而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运用该原则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随意色彩，使得谨慎性原则与其他会计原则经常发生冲突，甚至为粉饰财务报表留下了空间。本文介绍了会计谨慎性原则在我国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的情况，揭示了其逐渐暴露的局限性，并针对局限性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和措施。 关键词：谨慎性原则局限性会计核算
引言 谨慎性原则起源于中世纪财产托管人解脱其受托责任的策略，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前是一项占支配地位的会计原则，当时主要表现为对资产的低估；经济危机之后，谨慎性原则所体现的内容扩大到对收益的确认和会计报表披露。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会计目标从报告经管责任向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转化，谨慎性原则也逐渐成为对披露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的修订性原则。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市场风险，比如金融风波、债务人的死亡、破产、固定资产因技术进步而提前报废、恶性竞争等情况，谨慎性原则正是针对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要求人们在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这样有利于保护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谨慎性原则若使用不当，也可能降低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同时还可能导致企业设置秘密准备，使会计信息失真。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核算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在《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少计负债和费用，但不得计提秘密准备。正确理解谨慎性原则，并针对其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进行具体的阐述，对正确进行会计核算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指出了谨慎性原则在中国企业会计核算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提出了几点建议。 正文 一、谨慎性原则的涵义 谨慎性原则又称稳健性原则，是指企业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的种种风险，针对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要求会计人员在会计核算处理上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以应付纷繁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将风险损失缩小或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的一种方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WTO的加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会计所处的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会计信息使用者面临的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目录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述····································1-4页（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1页（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2-4页 二、罪刑法定原则渊源······································6页 三、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机能··································7页 四、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现状································8页（一）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中的体现······················8页（二）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中的体现······················8页五、我国司法实践中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和完善措施········9-10页（一）我国司法实践中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9页（二）我国司法实践中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措施············10页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内容摘要】罪刑法定是刑法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我国刑法学界曾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本文集各家之长，作以下总结性的论述。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对罪刑法定的方方面面都作了一些肤浅的分析：从它的含义、历史沿革，到它的价值内涵和思想理论基础，再到它在我国刑法中的确定，以及它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最后作了一下小结。罪刑法定原则目前在我国刑法典中已经确立，以往学者都是针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希望通过本文能将它的基本理论系统化。 【关键词】：罪刑法定、渊源、机能、现状 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颁布到现在，整整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罪刑法定原则被正式明文确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实践也有十余年。罪刑法定原则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犯罪与刑罚的观念，罪刑擅断、类推适用等司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控制，犯罪追究行政化现象也有所遏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观念在司法实践阶层开始萌芽与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适用有成就也有流弊，本文将阐述如何认清罪刑法定的应有之意，以及如何推进罪刑法定在我国的深入发展。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句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的概括。学者们也各自给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日本著名刑法学教授中山研一先生认为“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处罚某种行为，在该行为实行之前。用法律将它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当科处的刑法的种类与程度也必须用法律加以规定的原则。”此外，张明楷教授也认为:根据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国民主权的原理要求机构成犯罪以及受到刑法处罚必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或罪刑法定的含义。我国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从而确定了不同于与97年刑法的类推制度，从而改变了我国以往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以行政决定是司法的现象。这一改变，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向民主法治迈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意义的一大步。
国际合同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 诞生于16世纪的意思自治理论对合同准据法的确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该原则的适用限制程宽松趋势，越来越强调和重视当事人的自主意识，这表现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时间、范围等各个方面。这一趋势为我国完善和健全现有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立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关键词：意思自治国际合同准据法最密切联系 引言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在国际合同中有权选择支配该合同的法律，也就是说国际合同受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法律支配。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林（Dumoulin）首次在《巴黎习惯法述评》中提出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打破了由司法机关垄断决定合同准据法的局面，赋予合同当事人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权利。最早在立法上明确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是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该法第25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如当事人另有意思表示，从当事人的选择。”随后，这一原则被欧洲大陆及普通法系国家广泛接受，并且多个重要的国际公约也接受了该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涉外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日趋完善和成熟。意思自治原则总的发展趋势是对其适用的规定越来越宽松、在合同领域的适用越来越灵活，但是各国对该原则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以避免法律规避等不利后果的产生。 我国在2010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将当
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规定在总则中，赋予了其统领地位，体现了我国顺应国际立法潮流对该原则的重视；2013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适用问题作出了一般性的解释，完善了该原则在实践中的适用。尽管如此，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中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涉外合同领域的最新发展，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对比我国立法与国际社会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完善建议。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合同法律适用中的新发展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确立于合同领域，并发展成了国际合同法律适用中的首要原则，虽然近年来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已经扩展到遗产继承、婚姻家庭、侵权等领域，但是在合同领域的适用和发展是最基础和根本的，根本的理论革新也是体现在合同领域，该原则在国际合同领域的最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选择的时间、方式、范围 当事人一般是在订立合同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也存在由于当事人疏忽或者双方互不妥协等原因而在订立合同之时无法达成法律选择的合意，或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变更订立合同时选择的法律。对于当事人是否可以在合同订立之后选择或者变更法律的问题学者有不同的态度，莫里斯和卡恩·弗鲁恩德反对这么做，莫里斯认为，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图，只能以订立合同时为准；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对当事人订约后实施的行为不应予以考虑，情
论直接言词原则 在现代诉讼制度中，关于审理形式采取的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并称。由于二者内容上的关联，学界通常将其视为一项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可再分为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两者关系密切，均以发现真实为主要目的。具体来讲，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要求参加审判的法官必须亲自参加证据审查、亲自聆听法庭辩论。该原则强调审理法官与判决法官的一体化。与之相对的是间接审理，即判决法官将其他法官审理所得结果作为判决基础，亦即审理法官与判决法官存在着分立。而言词原则，又称言词审理原则，要求当事人等在法庭上须用言词形式开展质证辩论的原则。该原则是公开原则、辩论原则和直接原则实施的必要条件。与言词审理相对的是书面审理，即以书面形式进行诉讼，集中体现为根据书面材料和证据来认定事实。 直接言词原则是审判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不但体现了司法的亲历性要求，而且具有保障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及平等武装，确保审判的程序公正，进而实现实体公正，保护案件当事人，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天然弱者地位的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的诉讼价值。其合理根据主要有： 首先，直接言词原则实践了司法的亲历性。我国古代“以五声听狱讼”，其实也反映了司法的亲历性。我们多有这样的日常经验和体会，不同的人对于同样事实的陈述往往让人心理上感知各自陈述的真实性或可信度高低有别。造成这种感知或心证差异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陈述者的相貌、陈述时的态度和情状往往对听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往往能够反映出真情。法官在诉讼中同样能够产生和具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从而实际影响着法官“心证”的形成。法官在与当事人和证人“面对面”的活动中，通过当事人和证人的相貌、诉讼时的态度和情状能够获悉语言所无法传递的案情信息，有意无意中影响着法官的“心证”，事实上法官在审判中也会有意无意地运用这样的“无言之知”和其长期审判实践所形成的“个人技艺”。这也就是采纳“直接言词”原则和强调司法亲历性的经验和心理上的根据。 其次，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发现真实和提高效率。该原则要求法官、当事人和证人等在法庭上直接接触，法官亲自聆听当事人陈述辩论和证人言词作证，从而可以直接观察当事人和证人等的表情态度，直接察看证据实际状况，易于准确掌握案件事实。同时，法官、当事人和证人等直接见面，加之言词方式具有传达简便快捷的优点，有助于法官和当事人尽快
谨慎性原则浅析——原理及应用
研究目的 通过对会计工作的谨慎性原则的历史起源、具体内涵和实际应用的了解，加深我们对谨慎性原则在会计事务中的必要性以及它的利弊的认识。进而以学习正确地运用谨慎性原则为契机，郑重承诺：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诚实做人、诚信做事！ 一、谨慎性原则的原理及发展 谨慎性原则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它最早是财产托管人解脱其受托责任的一种策略，后来被会计人员所认同接受，逐渐成为一项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但又颇具争议的会计核算原则。 从中世纪开始的受托观的谨慎性原则是由于9世纪会计受托责任的盛行，会计人员面对着日益上升的诉讼风险，普遍存在强烈的灾
难意识，中世纪财产托管人减轻责任的谨慎方式逐渐为会计界所认同，进而形成了受托责任观下的谨慎性原则。 受托责任观下的谨慎性原则的表述很多，其中最典型定义是不预计利得，但预计一切损失.它意味着会计师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低估资产和收入，高估负债和费用，以减轻受托责任。这种观点本身缺乏会计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它只是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对谨慎性进行定义，强调蓄意地、一贯地低估净资产和利润，招致了对谨慎性的诸多批评。谨慎性原则的批评者认为，谨慎性的蓄意低估，会形成大量的“秘密准备”，有违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公允表达的要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由规范研究逐渐向实证研究转移，大量的会计实证研究的文献涌现出来。作为谨慎性原则的研究也逐渐转向实证研究为主，要对谨慎性原则进行实证分析就必须有相应的定义来界定它、量化它，因此从实证研究中涌现出谨慎性的大量定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Feltham和Ohlson在1995年提出的定义，该定义指出：如果企业股权的市场价值在时点π+1的期望值与企业股权在时点π+1的账面价值之差在π趋于无穷大时的情况下大于0，则认为企业会计是谨慎的；另一个是Basu在1997年提出的定义，该定义对谨慎性原则的解释是：会计人员倾向于对好消息（利得）的确认比对坏消息（损失）的确认要求有更加严格的证据。 从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实证研究中对谨慎性原则的定义抓住了谨慎性的实质，前者反映的是谨慎性低估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的特
司法考试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考试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2013年司法考试备考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进行复习，法律教育网的小编将司法考试中涉及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希望考生认真阅读。 精彩链接： 司法考试刑法之刑法概述 2013年司考刑法考点：罪数形态 2013司法考试刑法考点：连续犯 2013年司法考试刑法考点：共同犯罪 【相关法条】 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知识要点】 （一）思想基础 1．基本含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沿革渊源：三权分立、自然法思想、心理强制说。 3．现代基础：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预测可能性）。 （1）民主主义：诸如犯罪与刑罚这些关系到国民基本和重大事项的内容，必须由国民或者国民选举的代表以立法方式加以决定，即要求体现国民的意志。 （2）尊重人权主义：为了不限制国民的行为与创造欲望，事先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内容，可以促使国民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从而维护人权。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1．成文的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等。 即法律主义的立场：刑法渊源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依法制定的刑事成文实体法律规范，这是民主主义的当然要求（国民意志的体现）。其他法律性文件不能创设刑法罚则，例如行政法规与规章、习惯法、判例都不能成为刑法的渊源，但可能成
为理解构成要件要素的材料；国际条约与国际公约等也不能才成为刑法的渊源，因为在刑事领域，实体法上判决的依据只能是本国的刑事实体法律规范。 注意：刑法的这一特征有别于民事法律。民事法律的渊源表现多样，不仅包括法律，还包括学理、判例或者习惯，外国的民事法律或者国际条约或者公约都可能成为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 2．事前的罪刑法定：溯及既往的禁止。 但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溯及力问题中从旧兼从轻原则表达了这一思想。 注意：下列做法违反禁止事后法的原则： （1）对行为时并未禁止的行为科处刑罚； （2）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未规定法定刑)的行为科处刑罚； （3）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 （4）事后提高法定刑； （5）改变刑事证据规则，事后允许以较少或较简单的证据作为定罪根据。 3．严格的罪刑法定：合理解释刑法，禁止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适用类似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司法恣意的做法，不被允许。但刑法理论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解释为包括被行政拘留的行为人。 4．确定的罪刑法定：刑罚法规的适当。 （1）明确性：刑法的规定必须清楚、明了，不得有歧义，不得含糊不清。 刑法的明确性具有相对性，即借助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的合力共同实现，即二者结合在一起，使法律规定明确的，刑法条文就具有明确性；只有当法律规定和理论都不能将刑法条文意义阐释清楚，刑法条文才可能欠缺明确性。 明确性的实现与刑法条文字数的多少无关，与分则条文中罪状的规定模式无关，与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是否准确或者科学也无关。
保险利益原则 姓名：徐庆美 学号：101502135 班级：10级法学（1）班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概念 二、保险利益原则的灭失和存续期间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及具体应用 四、保险利益原则的重要性 五、保险利益原则的效力范围 六、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及意义 总结 参考文献
摘要：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险利益原则，其本质内容是要求投保人必须对投保的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如果投保人以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标的投保，保险人可单方面宣布保险合同无效;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事故,被保险人不得因保险而获得不属于保险利益限度内的额外利益。 关键词：保险利益投保人被保险人 正文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概念 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1】在我国，理论上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保险人。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则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从法学的角度看，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主要由两层具体含义： 1、只有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才具有投保的资格。 2、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时判断保险合同能否生效的依据。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某种合法的经济利益。有两层含义： 1、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才具有投保人的资格。 2、保险利益是认定保险合同有效的依据。此所谓的保险利益原则的内涵。 保险利益的具体构成需满足三个条件： 1、合法性：具备法律上承认并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保险利益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享有的利益，必须是符合法律法规，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为法律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对不法利益，如以违反善良风俗所生的利益而为的保险，不问投保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任何人对贪污、盗窃、诈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财产，均无可保利益，因为这些利益是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虽然签定了合同，但合同一律无效； 2、确定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利害关系，必须是已经确定或
意思自治原则的变迁及其经济分析 刘凯湘张云平 上传时间:2003-6-21 意思自治无论是在传统私法中还是现代私法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折射出整个私法原则的发展史。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意思自治这项极富天才创意的法律原则的变迁和发展的深层动因，以期探索这一重要的私法原则对于建立我国私法制度的意义。 一、意思自治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内涵和实质 私法（或民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意思自治原则也不例外，它是导源于罗马法的。但这种导源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换言之，罗马法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思想和精神，但并未提出意思自治的概念，并未将意思自治抽象为私法原则。〔１〕事实上，意思自治说产生时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说”（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查理·杜摩林。〔２〕十六世纪的法国一方面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省立法极不一致，习惯法仍占主要地位，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各港口已与南欧及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有了频繁的商业交往，因而经常发生各地习惯法在适用上的相互冲突，一地商人与国内他地商人、国内商人与他国商人进行商业交往或发生商业纠纷时应适用哪地、哪国法律便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并成为商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如何解决这一新的法律和经济问题？查理·杜摩林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应适用由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解决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这一主张立即受到商人们的欢迎，并逐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后被人称之为“意思自治”学说。杜摩林认为，对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法；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选择协议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纠纷，由受案法院根据某种理由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意思自治说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３〕为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至十九世纪，在声势浩大的成文法运动中，不断发展了的意思自治原则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庄严的使命，在《法国民法典》编纂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反映，成为法国合同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与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思想共同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法制度的理论支柱和基石。迄今为止，意思自治原则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确认。
论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它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最普遍的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16世纪法国的理查世。杜默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他主张契约应适用当事人自己选择的习惯，法院也应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什么习惯于契约的实质要件和效力。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现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理念，涉及到国际私法的方方面面。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同时，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也进行了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便无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法律上所讲的自由也必须是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所保护的自由。随着传统意义上的意思自治的衰落，国际私法体系也不断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不但未衰落，反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从民法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有的学者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私法主体有权依自己意志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也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双重含义，即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还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就是合同自治，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包括缔约自治、履约自治、内容自治、形式自治和违约补救自治。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一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所谓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处理与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受国家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其次是它必须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规避。其主要表现为，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仅对基于自己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而负责。换句话说，意思自治要受到限制。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意思自治无论是在传统私法中还是现代入私法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说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从更深远一层说，意思自治理念肩负着呼唤人类自由本性，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枷锁的历史重任，顺应了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蕴涵的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的价值取向，要求以权利制约权力，公民权力存在的目的只不过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它有助于解放封建宗教神学桎梏的人性，更新伦理法律观念，对建立近现代民主国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