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深研政理”的爱国思想
朱成甲
2011年06月13日17:18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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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探寻救国真理的优秀人物中，李大钊是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率先选择社会主义并与战友陈独秀一起发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伟人。为什么李大钊能够起到这种率先作用？其原因、条件和所揭示的历史与人生意义，都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因为，它既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时代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李大钊这位杰出人物具有回应历史呼唤的特殊条件，具有一种立志追求真理又能找到真理的人生机缘、动力与内在逻辑。本文拟从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特点这一视角出发，对他寻求真理的人生之路的内在逻辑作一点初步探讨。
一、立志“深研政理”，是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
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是立志通过“深研政理”来救中国。对此，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狱中自述》中有过诚挚的表述。他说：“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因此，“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学校。”通过在校学习，“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六年学习，李大钊感到仍未满足他“深研政理”的愿望，于是不顾家事之累与仕途诱惑，赴日本继续求索。他说：“毕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应该说，留东三年，是李大钊真正能够称得上“深研政理”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由此跨入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与革命家的先进行列。
回国以后，李大钊继续“深研政理”，继续回答“再造中国”的重大理论问题，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是他走上为中国革命开辟历史新纪元之路的关键，也是他新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特点。
二、李大钊以“深研政理”为特点的爱国主义，是中国现代爱国主义的新阶段
1.李大钊认识到中国原先的爱国主义已不足以应时需
近代兴起的以“救亡”为急务、以建立现代国家为宗旨的现代爱国主义，对于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政治体制变革，都曾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真正解决中国的发展之路与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要求来看，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理论上的不足。
对于中国这种人口众多的古老大国而言，如果在转型变革时期在基本的思想理论
方面缺乏坚实的、强有力的指引与支撑，势必很难凝聚人心、破除阻力、以实现真正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李大钊正是敏锐地发现原有的爱国救国的思想理论的严重不足，才立志要自己“深研政理”，以求在一些根本性的理论方面对救国问题有新的更好的解决。
2.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的实质，是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
在近代中国众多的有志报国的优秀人物中，像李大钊这样立志以“深研政理”作为救国的根本之图的选择，实在很少见，而追求强兵救国、强商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国会救国、立宪救国、革命救国、国粹救国以至于医学救国、文学救国、体育救国、拳术救国，等等，倒是灿若群星。李大钊在1907年就做出立志“深研政理”的救国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首倡科学理性爱国的先声。
李大钊科学理性爱国的实质在1915年发表的《爱国心与厌世心》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成熟和明确。他针对陈独秀在爱国问题上的困惑与悲观，明确提出自觉地爱国也就是理性地爱国的真正含义。他说，爱国“诚当自觉”，但“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个可爱之国家而爱之。”这个表述，是他科学理性爱国的基本思想纲领。
李大钊这种科学理性的爱国思想，由于是在与陈独秀的辩论中表述的，所以，他在实际上也就做到了“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几个月后，陈独秀终于一扫爱国问题上的困惑与悲观，决然从日本回国，创办起《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勇敢地发动以思想启蒙也就是科学理性为特点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爱国主义从此发展到由李大钊所首倡的科学理性的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三、可歌可泣的探索与“登高一呼群山应”
李大钊从立志“深研政理”到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毛泽东曾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所说的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可歌可泣的过程，李大钊应是最典型的。李大钊探索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至少在以下五方面：
1.首创“以人为本”的“民彝”政本论
李大钊针对袁世凯窃国复辟的教训，着重“深研”中国传统的国家精神与袁氏复辟之间的关系，“深研”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与建立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916年
反袁高潮中，发表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
《民彝与政治》是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李大钊用“民彝”表示西方人文主义关于人和人性的含义，他认为，“人”是至高无上的。李大钊的名言是：“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也就是说，当今政治，只有民彝才是至高无上的，朝代与政权可以更替，但民彝却是不可动摇的。李大钊又说，“民彝”的极端重要性表现在两方面，“一以示为治之道”，“一以见”“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并且强调，“方今求治之道虽广，论治之言虽庞，而提纲挈领、首当审谛兹理，以为设施。违此则去治日遥。”由此可见，李大钊是将“民彝”即以人为本的近代人文主义，作为立国的基础与为政之本的。根据这种思想，李大钊以“人”的尺度对袁世凯的专制主义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并正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政治原则，即：第一，必须“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即“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简言之，就是“四自”“一少”的“为治之道”。第二，必须彻底反对英雄崇拜，“杀迷信人治之根性”，励行法治。第三，必须确立“自由的不拔之基”，“祓除对于自由的一切束缚驰骤”。第四，必须正确处理“进步与保守”、“法与理”之间的关系，以求社会的“平流并进，递演递嬗”，避免大动荡。
李大钊在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之前，也率先在中国举起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旗帜，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以及与其后“率先”之间的关系，是不应低估的。
2.首创人天合一、能动转化的青春国魂论
1916年5月，李大钊完成了《青春》一文的写作。这是一篇“改进立国之精神”，重铸国魂、民魂的哲学著作。
《青春》与《民彝》一样，都是借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综合利用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表述再造可爱的中国这一重大理论的一种方法。
《青春》首先证明宇宙有“无尽的青春”，进而证明中国的国家、民族也可以有“无尽的青春”。所谓“无尽的青春”，实际是宇宙进化变易的“大机轴”，是相对过程中的一种绝对过程，是和“衰老”、“白首”相对应的一种奔流不息状态，当然也就具有一种永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李大钊的这种应用，就使“青春”具有一种哲学含义，创造出一种青春的宇宙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与人生观，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悲观、颓废情绪，从哲学理性上树
立起昂扬、乐观、青春中华必胜的信心。
为了实现理想的青春中华，李大钊要求人们特别是青年“从我做起”，从“今”做起。“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一在脱绝浮世虚伪机械之生活。”鄙弃最为“青春之累”的“黄金权力”，因为，那是“一切烦忧苦恼机械生活”的渊薮。他希望青年：“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青春》发表于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期，也是《青年》改为《新青年》的第1期，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宣言。
3.首倡人生理想的真理论
李大钊说：“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李大钊这里所说的“非一人一教”，就是指孔子、佛教与耶教。他认为，历史上任何教主或圣哲，都必须接受真理的检验而不能高于其上。
李大钊不仅将真理作为爱国的标准，而且作为人生的标准。李大钊对孔子的态度，社会上立即有人“訾为大逆”。李大钊则表示“益信真理之权威”，今后“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将“益壮”，而决不会退缩。他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李大钊为什么作这样的人生选择？他认为：“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真理之权威》）
李大钊这种理性爱国的真理人生观形成于1917年上半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布鲁诺、哥白尼式的人物。应该说，他这时率先迎受马克思主义以救国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只欠东风”。
4.首倡“与时俱进”、迎受时代新潮流论
1917年7月发生张勋复辟，李大钊决然南下上海，支持孙中山反复辟、反段祺瑞的护法斗争。他的爱国思想又一次获得重大发展。1917年双十国庆前，李大钊在《此日》文中，首次明确提出爱国必须“与时俱进”的标志性口号。
这个口号首先是针对老革命党、针对孙中山的，同时也是针对他自己。李大钊认为，“老革命”应带头“深自省察”，开拓新路，而不应总是囿于老路和沉湎于过去的光
荣。对于自己，李大钊则重在自我否定，即进一步批判梁启超，肃清其改良主义消极影响，并下决心超越孙中山，超越老革命党人。李大钊所拟采取的关键性步骤，就是进入北京大学，继续随时代潮流作政理的深入研究。这就是李大钊“与时俱进”的真正含义。这时，已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了。
爱国救国必须研究世界，这是李大钊的信条。从1917年2月起，李大钊就开始研究欧战特别是俄国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他赞扬俄人“不惮高树赤帜”。十月革命后，他大声疾呼，连续发文明确提出要“迎受”这一世界新潮流。特别告诫人们，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庶民的胜利》）
5.“登高一呼群山应”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老革命家林伯渠“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诗句，应是最为深刻而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本性特点，是它先有一个思想创建阶段，然后才进入组织创建。组织创建是从1920年陈独秀回到上海以后开始的，思想创建则是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新潮流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首先需要产生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这种先进分子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接受最新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新潮流的一整套思想理念。毛泽东曾说，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共产党成立的最主要的思想创建的任务。承担起这个任务的，首先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起，就开始在中国热烈宣传十月革命的实质与意义。11月，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与文章；12月，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1919年5月，李大钊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建设的最重要的大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物发表延期）。李大钊这一系列文章，是培养出中国共产党思想创建阶段先进分子的最基本教材。李大钊所首先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首先提出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都为各地的先进分子所热烈响应。所以，林伯渠说李大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登高一呼群山应”，是完全深刻而正确的。
四、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我们党高度重视李大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李大钊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1989年10月，江泽民《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李大钊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开始为在中国实现社会
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他特别强调，“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李大钊100周年诞辰纪念会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与号召，进一步推动对李大钊思想理论遗产的学习与研究，计划组织力量，重新搜集、注释、编辑、出版《李大钊全集》。计划报呈党中央后获得批准，并由财政部支持。笔者曾承担其主要任务，1999年完成后，按计划继又独自写作《李大钊传》，历时10年至2009年完成62万字的上卷。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999年10月，新编五卷本《李大钊文集》出版，胡锦涛总书记在《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发出纪念李大钊进一步学习李大钊的号召，并要求“必须像李大钊那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懈奋斗。”他庄严表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了无愧于革命先辈的成就。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政理”是政党的生命线。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面对困难和挑战，亟须我们继续发扬李大钊那种“深研政理”、追求科学理性、追求真理的爱国主义精神。让李大钊所率先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永远高高飘扬。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