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方向
2014年06月05日00:00 来源：学习与实践作者：韩鹏云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81
通过考察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组织和乡村常规权力对乡村治理起到了主导型的支撑作用；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开始以弱化或绕开乡村组织及乡村常规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国家基础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难以完全匹配，单向度建设往往造成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局。鉴于乡村常规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可以有效契合，为推进乡村社会中现代国家建构，应重新重视和启动乡村常规权力建设，并使之与国家基础权力建设有效衔接。
一、问题提出
国家政权建设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来源于对西方现代国家构建历程的经验概括，蒂利认为早期欧洲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国家权力开始整合社会各领域包括乡村社会，其主要表现是通过政权的官僚化和合理化（bureaucrat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实现对下层控制的巩固。[1]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和民主国家的形成基础在于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在监控的基础上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2]可以说，国家政权建设指国家通过官僚机构的下沉，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从而将分散、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步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的过程。[3]在此基础上，迈克尔?曼又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应区分权力的性质，可以分为强制权力和基础权力两种，前者指针对市民社会的国家个别权力，它源自于国家精英的一系列运作，而这些运作不需要与市民社会群体作例行公事式的协商；后者指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它或是专制的，或是非专制的，制度性能力旨在贯穿其地域，以及逻辑上贯彻其命令，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4]米格代尔用“社会控制能力”来指称“国家基础权力”，认为民众社会行为的自身意愿、其他社会组织所寻求的行为都需要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5]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是国家政权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志，作为协调市民社会活动的能力，国家基础权力的实现途径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国家基础设施越健全则动员和改造能力就越强大，国家政权建设也就越成功。如果国家基础设施残缺不全或无法建立，则容易陷入“失败国家”的行列，无法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国家政权。据此，黄冬娅认为能否建构一个能执行经济政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基础设施，是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和挑战。[6]
回顾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源流，目的在于据此考察当下我国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状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国家通过日臻完善的组织体系和充足的财政能力支撑使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各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越来越健全，例如警察、社保、卫生、教育、工商、司法等各种管理和服务的职能部门，将自身触角以各种“条条”或“条块”结合的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治理并与农民“面对面”打交道。尤其是税费取消之后，国家官僚机器进一步通过多种自上而下的“管道”向乡村社会输入公共品资源和福利并努力打造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可以说，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健全甚至是日益完善，国家基础权力的功能也相应地在不断增强。但反观当下乡村治理的现实状况，却发现尽管国家基础权力的效能在充分发挥，但乡村治理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善治”：从社会管理上看，乡村矛盾纠纷依然较多，法律不及之地甚多；从公共品供给上看，国家通过资源下乡供给公共品的数量在增多，但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村社公共品却处于紧缺状态；从综合治理上看，地方灰黑势力具有复燃趋向，甚至开始蚕食国家和集体资源，造成乡村治理新一轮的“内卷化”。
理论和现实出现了悖论：西方国家基础权力的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是国家协调市民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从而形成对社会的监控和渗透以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秩序。而在我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中，
国家基础权力的基础设施管道正在积极有序地运转且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预期，但国家基础权力的增强并没有带来乡村“善治”的出现，甚至出现了治理的困局。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西方经验不能完全复制到我国的当下现实，可以对西方理论成果进行批判式借鉴，但却不能不加反思地从逻辑和概念出发进行照搬。与西方社会不同，由于传统社会时期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及人民公社时期以来城乡“双轨”二元格局的影响，我国具有比例很大且历史积淀悠久的“乡村社会”，其已定型为具有自身存在和发展规律的独立整体并具有特定的运转逻辑，这也就决定了要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状态，不仅仅需要国家基础权力的增强，更需要与农村问题性质和治理特性相匹配的乡村权力类型。笔者认为，与“条条”层面上的国家基础权力从外部作用于乡村不同，这种权力类型主要由“块块”层面上乡村两级组织所掌控，主要用于乡村内部的日常性管理和服务，可以称之为乡村社会的“常规权力”。[7]
笔者试图通过考察乡村常规权力、国家基础权力与乡村治理的关系，透视国家政权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成效，通过反思乡村治理的困局，分析乡村常规权力、国家基础权力这两种国家政权建设途径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尝试性探讨乡村社会中的现代国家建构方向。
二、乡村常规权力与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治理
传统社会时期，由于小农社会资源短缺的约束致使国家触角难以完全深入乡村，国家政权的正式设置只延伸到县一级，“皇权不下县”，县级以下主要依靠乡绅和宗族自治来实现乡村秩序，这也即“双轨政治”的由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8]一直持续到清末新政，为有效汲取资源并实现对整个乡村的控制，政府力图打破地方的自治状态，而直接在乡村社会设置国家的正式组织和代理人，国家开始全面介入乡村的治理实践，20世纪的国家政权建设开始全面启动。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国家政权的无力，尽管国家在乡村社会社会设置了正式组织，却无法提供完全贯彻国家意志的管理人员，也无力进行严格的监控，由此大量的“赢利型经纪”代替了“保护型经纪”并使乡村社会汲取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乡村秩序也进一步陷入解体和动荡，国家政权建设不仅没有达到汲取资源和管控社会的目的，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而导致合法性进一步崩溃。这一政权建设内卷化的状态一直持续，直到建国后才得以解决。
在长久艰苦而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执政党和新兴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克里斯玛式的巨大合法性，不仅通过阶级斗争和土地分配等多种革命性措施成功地改造了乡村社会，而且在乡村社会重新建立了制度化的组织网络，这套组织网络在不断发展中定型为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体制。人民公社体制具有强大的常规权力，全面统合起乡村社会的秩序，当然也全面履行了国家忠诚“代理人”的角色，完成了国家所赋予的系列任务：从政治上看，人民公社政权按照属地原则将农民纳入管理网络，并通过阶级话语的建构和政治运动式的治理来不断形塑乡村社会，力图在革命教化政体下将乡村改造成为人人平等、绝对无私的集体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而农民则被塑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从经济上看，人民公社按照政经合一的原则，严格执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集体劳动和工分制的方式实现共同劳动、成果共享的集体主义经济，同时在农民自身工分分配前以公益金和公积金提取的方式来提供乡村福利，通过行政手段无偿调集劳动力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这种通过政治方式推动乡村建设的措施在当时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从文化上看，人民公社体制通过各种政治象征仪式的塑造和政治话语的传播，努力打破原有的血缘或地缘的文化网络，通过阶级标准或政治表现来重新塑造村庄派系，全面塑造起“红色”权力文化网络，并依此来推动乡村秩序的稳固。
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资源总量极为匮乏，这种现实状况潜在地要求实行集中式的社会调控，这样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发展的必需之处。集中式的社会调控使国家只能扮演对社会的“监理”角色：只给出政策或规章以发挥对乡村社会的监控职责，而无法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提供直接的资源支持，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最终下压到乡村两级组织来完成。当时的乡村两级组织即人民公社—生产队，作为国家意志的全权代表，发挥了全方位的整合力量，不仅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贡献了资源，而且依靠自力更生
供给了农村的各项公共品和福利，例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医疗、五保供养福利救济甚至是乡村教育都是依靠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力量得以完成，在当时也基本满足了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正是全面依托乡村的常规性权力来推进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赞奇认为共产党政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50年代实行的合作化使征税单位、土地所有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合作化从政治和经济上均实现了“政权建设”的目标。[9]
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依托于乡村常规权力，但常规权力的实现却严重依赖于国家和乡村的专断权力支撑。在这一支撑下，贯彻国家意志的组织设置确实已经完备，但这一完备只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层面，一方面国家政权建设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依然要随着现代化发展战略调整和国家资源总量的变化而不断变换路径，而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的组织设置还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公共性和开放性，真正成为农民民主参与的服务型组织。可见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完结，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按照新的逻辑来重新塑造。
人民公社体制瓦解之后，我国乡村社会进入分田到户的税费时代。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行和政社合一的解体，乡村组织的统合作用急剧减弱，尤其是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农民外出流动的急剧增加，乡村的组织和管控功能进一步衰退，而且随着分户单干的普及及在市场经济中发家致富理念的催动，乡村社会的经济分层也进一步显现，随着基层权力组织网络的弱化，乡村的“红色”权力文化网络也开始隐退。可以说，与人民公社时期的高度集权统合式的乡村常规权力相比，税费时代的乡村常规权力开始减退效力。在税费时代，由于国家难以对基层乡村组织实现有效监控，乡村两级组织开始结成利益共同体过度汲取农民劳动剩余，随着汲取程度的加剧，乡村社会中的矛盾日趋激化，甚至危及到政权建设的合法性。也正是由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原本用于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资源被不断地侵蚀，农民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公共问题得不到回应和解决，乡村常规权力进一步受到削弱。由此，张静认为当下的基层政权日益卷入角色的冲突之中，其自身经营和政权角色的混合，损害了其自身的权威合法性。国家权力尽管从组织形式上渗透到了乡村社会，但并没有触动地方治理的深层逻辑，甚至是新瓶装旧酒。而真正的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扩张，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它必定还涉及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国家-公共（政府）组织角色的变化、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法律、税收、授权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公共权威与公民关系的变化。”[10]由此，她认为近代以来探索一个世纪之久的基层政权之现代性改造，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11]
尽管在税费时期，乡村两级组织难以有效地对乡村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供给方面的需求进行有效回应，但乡村常规权力依然基本完成了提取现代化所需资源的任务并维持了基本的管理底线，只不过乡村利益共同体对资源的层层加码和过度汲取使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受到动摇，国家政权建设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最严峻的时刻陷入了“内卷化”状态。为有效应对合法性危及，推动乡村的稳定和发展，国家下决心打破乡村利益共同体，在新世纪初，中央开始试行税费改革并最终在2005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费，乡村社会开始进入后税费时代。与此同时，国家忌惮于乡村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再度形成，开始援引国家基础权力这一途径推进国家政权建设。
三、国家基础权力与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
为了防止乡村组织的“恶”并更好地重建乡村秩序，国家启动了多方面的改革策略，其中方向性的调整即是完善国家基础权力并让其逐步接管乡村治理。国家基础权力在这里主要指政府各行业管理系统所行使的权力，这一“条条”层面上的权力往往“嵌入”在乡村中施行管理和服务职能。自我国建立行政体制之始，“条条”式的行业管理系统一直是上级政府管理和考核下级政府的事务性抓手，税费改革之前在乡村场域内设置有“七站八所”，这些七站八所有的属于“条条”直管，有的属于“块块”管理，但总体原则是“条块管理、以块为主”，皆服务于乡镇基层组织和乡村常规权力的实施。
国家基础权力日益在乡村场域内显示独立作用，起源于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随着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财政权力的集中，国家可以掌控的资源总量开始日益充盈，在国力充足之后开始通过各行业部门向地方进行“项目式”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中央和省市县级政府规划和管理项目，相关的“条条”部门进行具体实施，由此“条条”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资源，相应地其影响力和地位也开始日益增强增高；而另一方面随着分税费改革的推行和国家财力的上升，我国开始进入一个长时段的“垂直管理的收权浪潮”，一些部门由中央垂直管理，而一些部门则由“块块”管理变成省一下的垂直管理体系。[12]两个方面的原因共同促使国家基础权力受到重视，而其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具体推进则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大的方面是对乡村组织的权力限制。税费改革的顺利推进使乡村利益共同体被打破，国家力图以法治、服务的话语约束乡村两级组织的具体行为。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全面加强了问责制和追究制。“法律下乡”的直接目的意在于破除乡村治理中以往的“人治”，督促乡村干部严格依法办事，如果不能严格依法办事，则被追究责任并由个人承担法律后果。在法治之外，还要求乡村两级必须以“服务”为本，即放下以前的强制性做法，以做好服务为第一要务。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为进一步加强对乡村两级组织的强力约束，国家开始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新一轮改革的核心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从乡镇层面上看，除了定编定岗、裁剪冗员之外，在各地具体实践中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原乡镇机构合并成立各类管理和服务中心。但实际上原有的职能设置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一些涉农管理和服务的机构合并反而弱化了服务职能，例如一些农经管理和农技服务合并后，农技服务的开展反而更加被边缘化。从村级组织层面上看，为了防止集体滥用权力侵害或耗减农民利益，村级组织开始减人、减事、减支、减负，具体方式有：大规模合并村庄，加大力度推进村庄转社区的改革；裁剪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数量和组成人数，甚至取消村民小组长；将部分村委会的权限上收到乡镇层面；设置收取各种税费的高压线，除了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事一议”，其他费用不能收取，村委会的日常运转资金由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并实行“村账镇管”；由乡镇对村委会进行科层化绩效考核，甚至有些省市要求村委干部实行“坐班制”等。据统计，与1990年相比，2002年湖北省乡减少了894个，减少79.7%；镇减少了105个，减幅达12.4%；村委会减少了4094个，减幅为12.4%。江苏省改革前后，乡镇数减少30.5%，行政村数量减少42.7%，村组干部数量减少47.3%；黑龙江省2001年底行政村数量比1999年底减少33.6%；2003年，贵州省遵义市将原来的4985个村合并成1600多个村，村委会减幅达67.9%。[13]
在进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之外，国家对乡镇政权的管理也具有一些新的动向。一方面是加强了对乡镇部门垂直化管理的趋势，将原设置在乡镇的站所部分收归“条条”，人事任命、财政经费、人员编制乃至资产配备也即俗称的“人财物”皆由上级垂直系统统一管理。垂直管理后，所涉及到的行业管理内容由垂直系统独立开展，乡村组织只起部分的辅助性作用，甚至完全“悬浮”起不到作用。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开始逐步改变以前通过GDP指标任务的完成来对乡镇政府进行考评的单一方式，转而在群体性事件、计划生育、维稳综治乃至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等方面实行全面的纵向管控。“多重指标的量化考核，不仅扩大了行政目标责任制的横向范围，而且也深化了政府总体治理和控制的纵向力度。”[14]
第二个大的方面是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在国家通过系列措施限制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范围及权力运作方式之外，更多地开展了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所谓“直接治理”指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直接对接农户或农民个体，抑制乡村组织的作用或避开乡村组织影响，主要做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家财力的充足和城市反哺乡村、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资源开始大规模“下乡”，而“下乡”的途径则是依托于各级行业单位的“管道”，而且“下乡”的资源往往是专项资金和项目制的形式，具有一套严格的申请批复、实施验收的技术性治理程序。在项目制的实践过程中，大量的专项资金和项目停留在县级及县级各行业部门手中，由其做“业主”来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而乡村两级组织难以参与其中，只是在一些操作环节进行局部辅助，甚至也会出现项目实施而乡村组织不知情的情况。二是“资源下乡”的项目往往以经营化和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也即专项资金项目成为一种经营性行为，经营的主体
即是政府的行业部门，在监督难以到位的情况下，这种经营性行为往往充斥着大量的“潜规则”，“跑项目”和寻租行为往往使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的情况，而乡村两级组织和农民对此无法有效地反馈。同时国家明令取消了义务工制度，村庄范围内关乎农民生产生活的小型项目也难以有效组织起来，乡村组织的组织力已大为折损。三是国家的各项惠民惠农政策开始绕开乡村两级组织而直接对接到农户或农民。国家为了调动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采取了多种惠农惠民政策进行激励，一方面是各种惠农补贴，比如牲畜补贴、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甚至是种粮大户专项补贴等，这种补贴往往由各行业部门直接拨付资金到农民的专项户头，另一方面是各种惠农政策，例如新农合医疗政策、农民养老保障政策等，也是由部门进行专项补贴，农民直接到医院或保障部门办理手续，乡村组织在其中只做一些次要的配合性工作。
综观之，后税费时代的国家为了遏制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再次形成，重新推动国家政权建设，通过绕开、回避或削弱乡村权力的方式，全面加强了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场域中的作用和地位。国家基础权力的张扬表明了国家在进行社会管理上的重大努力，即国家意识到乡村组织可能会形成“赢利型经纪”，会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形成遮蔽，为破除这种潜在的问题，应该用法治化、技术化、规范化、规则化的方式制约乡村权力并形塑乡村社会。
四、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国家基础权力与乡村常规权力的衔接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决定了需要建设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并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由此在专断权力的支撑下，乡村社会常规权力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而随着税费改革推行和国家资源下乡进程的加快，国家开始转而以削弱乡村权力为代价来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挥主导作用。笔者认为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高扬是国家自主性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管理上的重大转型，亦是国家和社会在转型中共同进步的表现。但问题总是一体两面，矫枉可能会造成过正的背离：国家对基础权力的过度推崇制约了乡村的专断权力，却也将乡村常规权力一并绕开或削弱；避免了乡村组织私欲的膨胀，却也虚化了乡村组织的日常管理的责任和能力；高扬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却也导致集体权利的受制，乡村组织不能再做“坏事”，但也无法做“好事”。由此上文所述的理论与现实的悖论在乡村社会中真实呈现出来：由于国家对乡村常规权力的削弱和限制，乡村两级组织卸去了责任和动力，开始与农民“悬浮”起来，尤其是村委会往往热衷于作“太平”干部，在纠纷调解、治安管理及村庄社区范围的小型基础设施维修或管理等诸多方面没有主动性，反而愈加官僚化和准行政化；国家基础权力对接到农户或农民个体，确实调动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打造了福利国家的形象，但却使村民的集体感及在村庄范围内谋求长久福利的信念日益丧失；在乡村范围内对个体权利的过分推崇，滋生出诸多的无理钉子户、谋利上访户、蛮狠无赖户，这些人往往利用政府的“不得罪”逻辑来倒逼“政府”，提出无理的条件来损害集体的利益，甚至由于乡村两级组织受到多方钳制只能妥协和忍让，从而出现了“怕饿死的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的怪现状。同时国家基础权力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并没有完全改变“压力型体制”自上而下的封闭式决策，农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依然十分有限，例如在国家资源项目制中，尽管项目是为农民所用、为农民服务，农民是真正的使用者，但在规划和实施中农民却无法表达自己的偏好，只能“旁观”却无法有效参与。
之所以国家基础权力的高扬不能达到乡村“善治”的效果，反而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又滋生出一些问题，甚至酿成乡村治理的困局，根源于我国乡村社会与国家基础权力的各自特性。我国乡村社会及乡村问题具有三个方面显著特性：一是乡村社会生活的非程式化。“与城市中的社会生活相比，农村社会的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实际上缺少一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规则。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存在这样的程序和规则，有时也不会真正起作用。相反，一些重要而敏感问题的解决，往往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随机处理的弹性手段。”[15]当然非程式化并不意味着乡村生活无逻辑可循，而是乡村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使村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联接成为一个自洽的整体。二是乡村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由于都在村庄共同体内生存和发展，从而在村庄共同体内部会内生出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某一方面的问题不
仅牵涉到问题本身，还可能牵扯到更加复杂和深层的其他问题，例如在农田水利的渠道灌溉问题上，不仅涉及到灌溉本身，还可能涉及到人情关系、矛盾纠纷等等，某一道路的建设，不仅涉及到道路的集资或建设问题，还可能涉及到土地调整、干群关系、宗族组织甚至“钉子户”等等。也就是说在对乡村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依靠对村社共同体的各项事务都十分了解的人，必须要有全局性、综合性的思维，如果只走简单的技术化路线难以取得较高的治理绩效。三是乡村治理的综合性。乡村治理难以完全实行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能将各方的任务汇聚一起通过运动式的方式予以推动，因为乡村治理难以支付其常规治理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由此在治理实践中往往产生了分片制、包村制、目标责任制、工作组等不同的方式来替代科层化的设置。同时在治理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乡村社会“内在的隐秘”，通过多种“变通”的方式来妥善解决乡村社会的诸多矛盾纠葛和突发事件。与乡村社会生活及治理的非程式化、整体性和综合性形成对比的是国家基础权力的特性，国家基础权力源出于国家职能部门，是以科层制为基础的专业化权力。在现代科层制的影响下，国家基础权力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权力规则化和职业化。即权力的大小、范围等明确而且有专门的规定，而使用权力的人必须遵守职业原则，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二是权力非人格化和等级化。即权力较少受情境的左右，权力的行使要受到上级的制约；三是权力部门化和常规化。不同行业部门行使不同的职能权力，而且权力具有连续性和常规化的特点。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国家基础权力更适应于规则明确、法治健全、公民意识强的西方社会或我国的都市社会，而与乡村社会及乡村问题的性质却不能完全匹配。
尽管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的特性与国家基础权力难以完全匹配，却与乡村常规权力的特性相互契合，这也是税费改革之前乡村常规权力能一直支撑其整个乡村治理的根本原因所在。乡村常规权力与乡村社会及治理特性的匹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与乡村社会生活的非程式化相契合，乡村常规权力具有机动性。与国家基础权力相比，乡村常规权力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弹性，可以根据乡村社会的具体问题和情境进行转换和调节，也即可以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使用”，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调动不同的资源，不同的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从而将问题妥善处理；与乡村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相契合，乡村常规权力具有系统性。乡村常规权力的行使者往往都是离乡村社会较近的乡村干部，甚至村委干部本身就生活在村庄共同体之中，他们对村庄“流动的隐秘”最为知晓，他们行使权力可以将一个问题放在一个系统内去解决，不仅容易通过多方面策略将单个问题化解，而且还可以使整个村庄共同体运转的更加顺畅、和谐；与乡村治理的综合性相契合，乡村常规权力具有全能性。乡村常规权力能够根据具体事项凝聚起不同的资源，从而有效应对各项“政务”和“村务”，同时乡村组织又能通过各种权力文化网络将问题解决在基层。乡村常规权力往往不专业、也不精细地区分部门，乡村干部每个人都是进行乡村治理的“全能手”。由此可以看出，乡村常规权力作为一种具有机动性、系统性及全能性特征的权力形态，能有效地契合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的需求，并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目标。也正是由于它的特点与国家基础权力有差别，决定了国家基础权力难以完全代替乡村常规权力的地位。
由于全球资源和市场的限制，我国作为一个起点低、后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走西方高物质消耗、以市场来榨取别国利益的现代化模式不可能成功，并极有可能会落入“现代化的陷阱”。由此必须“解构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16]，将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蓄水池”和“缓冲器”，实现真正的协调、稳健、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稳健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乡村社会可能会出现诸多临时性、突发性乃至复杂艰巨的任务，保有一个结构严整且高效灵活的乡村组织和较强的乡村常规权力，将是必不可缺的基本保障。保持乡村常规权力并不是要复归乡村专断权力，而是进一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必要管理和常态服务，同时在管理和服务乡村社会的过程中，还能更便捷地开辟农民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渠道，因为乡村场域是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最直接场域。
综述之，后税费时代国家基础权力的高扬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在大力推动国家基础权力的同时不能以削弱乡村常规权力为代价，二者不应偏废，而应受到同等重视，因为只单向度地重视国家基础权力可能无法有效应对乡村秩序的紊乱，只重视乡村常规权力也无法实现对整个乡村社会的渗透和监控，现代的
公共规则也难以被有效塑造。笔者总结认为，国家基础权力代表的是现代化国家建构的理性化，没有国家基础权力的推动，现代国家建构就会裹足不前，而没有乡村常规权力的保障，现代国家建构又会拔苗助长，只有二者实现有效衔接，才能在乡村社会中稳妥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并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发展。
五、结语
20世纪以来我国开始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表明的正是乡村社会如何在现代性的改造之下融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鉴于我国具有范围广大且历史悠久的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生活及治理又具有非程式化、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单纯依靠以科层化和理性化为基础的国家基础权力，难以实现二者之间有效的匹配，必须启用国家政权建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乡村常规权力，乡村常规权力具有灵活性、系统性、全能性的特点，能有效契合乡村社会的性质和治理特点，从而较好地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塑造。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家基础权力作为国家政权规则化、理性化的表征不可或缺，同时乡村常规权力作为乡村社会的保障亦不能被完全忽视，更不能以削弱某一方为代价来单向度地推进另一方的建设，只有二者不被偏废且相互衔接才是乡村社会通往现代国家建构的真正方向。
注释：
[1] [9]（美）杜赞奇，刘东、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41页。
[2]（英）安东尼?吉登斯，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6~147页。
[3]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4]（英）迈克尔?曼，陈海宏等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5]（美）乔尔?S?米格代尔，张长东等译：《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4页。
[6]黄冬娅：《国家基础权力研究述评：基于财政分析的视角》，《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董磊明：《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何以必要—论村庄政治中的基层组织体系》，《人民论坛》，2012年第10期。
[8]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10]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11]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84页。
[12]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13]项继权：《“后税改时代”的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对湖北及若干省市的调查与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2期。
[1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5]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16]温铁军：《解构现代化》，《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2013M54058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KS01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鹏云，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湖北武汉，430074；徐嘉鸿，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感受中国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给我们的巨大变化，从小砖屋到高大的楼房，从自行车到小轿车，从衣服的单调到多彩颜色，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它确确实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了一下巨大成就：1,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前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3,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我国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的鼓舞着全国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去争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难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等。但我相信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更能克服这些前进中的困难。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脱离实际，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感受到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增强国家责任意识，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发挥自己的一份光和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方向 2014年06月05日00:00 来源：学习与实践作者：韩鹏云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81 通过考察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组织和乡村常规权力对乡村治理起到了主导型的支撑作用；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开始以弱化或绕开乡村组织及乡村常规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国家基础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难以完全匹配，单向度建设往往造成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局。鉴于乡村常规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可以有效契合，为推进乡村社会中现代国家建构，应重新重视和启动乡村常规权力建设，并使之与国家基础权力建设有效衔接。 一、问题提出 国家政权建设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来源于对西方现代国家构建历程的经验概括，蒂利认为早期欧洲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国家权力开始整合社会各领域包括乡村社会，其主要表现是通过政权的官僚化和合理化（bureaucrat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实现对下层控制的巩固。[1]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和民主国家的形成基础在于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在监控的基础上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2]可以说，国家政权建设指国家通过官僚机构的下沉，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从而将分散、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步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的过程。[3]在此基础上，迈克尔?曼又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应区分权力的性质，可以分为强制权力和基础权力两种，前者指针对市民社会的国家个别权力，它源自于国家精英的一系列运作，而这些运作不需要与市民社会群体作例行公事式的协商；后者指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它或是专制的，或是非专制的，制度性能力旨在贯穿其地域，以及逻辑上贯彻其命令，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4]米格代尔用“社会控制能力”来指称“国家基础权力”，认为民众社会行为的自身意愿、其他社会组织所寻求的行为都需要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5]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是国家政权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志，作为协调市民社会活动的能力，国家基础权力的实现途径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国家基础设施越健全则动员和改造能力就越强大，国家政权建设也就越成功。如果国家基础设施残缺不全或无法建立，则容易陷入“失败国家”的行列，无法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国家政权。据此，黄冬娅认为能否建构一个能执行经济政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基础设施，是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和挑战。[6] 回顾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源流，目的在于据此考察当下我国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状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国家通过日臻完善的组织体系和充足的财政能力支撑使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各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越来越健全，例如警察、社保、卫生、教育、工商、司法等各种管理和服务的职能部门，将自身触角以各种“条条”或“条块”结合的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治理并与农民“面对面”打交道。尤其是税费取消之后，国家官僚机器进一步通过多种自上而下的“管道”向乡村社会输入公共品资源和福利并努力打造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可以说，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健全甚至是日益完善，国家基础权力的功能也相应地在不断增强。但反观当下乡村治理的现实状况，却发现尽管国家基础权力的效能在充分发挥，但乡村治理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善治”：从社会管理上看，乡村矛盾纠纷依然较多，法律不及之地甚多；从公共品供给上看，国家通过资源下乡供给公共品的数量在增多，但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村社公共品却处于紧缺状态；从综合治理上看，地方灰黑势力具有复燃趋向，甚至开始蚕食国家和集体资源，造成乡村治理新一轮的“内卷化”。 理论和现实出现了悖论：西方国家基础权力的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是国家协调市民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从而形成对社会的监控和渗透以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秩序。而在我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中，
中国乡村变化文献综述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已有的研究不仅为后来者提供了方法指导和资料准备，更有助于问题意识的产生。回顾既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个案研究最初多出自于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之手，产生了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这样一批作品。这些著作多以研究村庄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为主，同时，也较多地关注了乡村政治的变迁及村庄社会的权威与秩序等问题。 20世纪中期，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学者难以从村庄从事田野调查，不过，仍有一些海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其著述的主要特征是，关注这一时期中国村庄社会的政治变迁，并且将这种变迁置于一个更大的革命化政治时代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如1966年，威廉?韩丁出版了他以40年代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为基础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杨庆堃出版了以广东鹭江村调查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一书，1956年，W?R?葛迪斯来到费孝通所描写过的“江村”，并撰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革命前后开玄弓村的社会变化进行了研究。 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学者们重新进入村庄从事田野工作成为可能。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以村庄的叙事作为文本表达方式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陈佩华、赵文词、安戈1984年合作出版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地区的近代历史》和1992年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继其之后，黄宗智利用满铁调查资料撰写了《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此外，同样给黄宗智带来巨大学术声誉的还有其后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上述颇具影响的研究和著作多为海外学者所作，这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缺失有关，重新积聚能量尚需时日。进入90年代以后，一批由本土学者所撰写的村庄研究的个案性著作相继问世，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1997年4月，王铭铭出版了他根据自己对福建安溪县美法村的调查而撰写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一书，该书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框架，所描述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历史在同一个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从“乡土社会”到“土社会”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在不断快速的转型中。其中社会结构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而经济体制也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在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下，农村社会的发展也从传统农村“乡土社会”逐渐向“土社会”转型。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便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也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围的概念。许烺光先生在《祖荫下》对喜州文化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喜州文化主要由五个因素组成：既父子同一，性别疏远，大家庭的理想，教育的模式，祖先的愿望。这些因素其实也正是构成特定地域围及人们维持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传统的乡村社会便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依赖土地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农民离不了土地，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
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都会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土地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便于持有土地的多少息息相关”。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正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权力关系的写照。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依村而居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均资源一直处于贫乏状态，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物质生活十分匮乏。在这个资源匮乏的社会里，个体生存困难重重，再加上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逐渐便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由于同姓同亲的农民住在同一个自然村。同一个村子，同一个祖宗、同一条血脉贯通下来，形成形形色色的共同事业、共同利益，从而具有亲密的关系与情感，也促成了互信互守的行为规、道德礼仪，形成一个或数个血缘群体。中国的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现代化，主要是指世界自产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即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相应的深刻变革的历史过程。这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大生产的一般规则、管理方法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就是说搞现代化，必须借鉴和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各国的历史、文化基础、国情条件和内外环境的不同，各国现代化的方式和进程肯定会呈现出多模式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从中国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看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则区别，照搬硬套别国现代化的模式和经验，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它肩负着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同时追赶世界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双重任务。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是在深刻分析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最早是1979年12月，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十三大进一步概括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十四大规定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方针与政策。可见，“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有一个形成过程。 第一步战略目标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经过将近九年的努力，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两年完成了翻一番的任务，基本实现了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目标。 第二步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到2000年，人口控制到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步战略目标是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6万亿美元，人均4 000美元，那时就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了。 “三步走”的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和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现代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它是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精神的统一。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第一步目标解决温饱，为我国现代化确定了切实的起点；第二步目标实现小康，找准了从温饱到现代化这个较长过程的中间阶段；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过程将历时大约一百年。这样的部署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以及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确定的目标既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它是发展国民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统一。以往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产值，对改善人民生活有所忽略。三步走发展战略既注重经济发展，又兼顾人民生活，特别是确立了从“温饱”过渡到“小康”最终达到“富裕”的目标序列，使人民每前进一步都能看到和得到实惠，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1、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前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从1979年到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0.40382万亿元增加到20.94万亿元。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发展经济和抵御各种风险的物质技术基础
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内容摘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探究了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来阐述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乡村社会；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杜赞奇的成名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作者通过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图景。 一、本书的主旨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致力于探讨社会变迁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来说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整体性是借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作者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认为晚清及民国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一）对两个中心概念的诠释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两条主线。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对于读者把握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写作意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练习 一、选择题 1、某电视剧有一庆典场景：市领导宣布“我国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一伟大胜利是我们人民的胜利。”他所说的“伟大胜利”指的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B．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 C．对手工业改造的完成 D．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2、《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党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领导人民谱写了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当时农民的“首创精神”主要是指( ) A．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B．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C．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D．建立股份制企业 3、改革开放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出现了根本性突破，其表现是( ) A．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B．创建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 C．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 4、(2011·泰安统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论述说明( ) A．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B．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融合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 C．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别意识形态的标准 D．资本主义应当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应当实行市场经济 5、1992年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分水岭。在这一年抵达北京履新的前世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当时的感受，“如果说此前中国一直在隧道中探索，1992年应该说人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口的光亮。”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 A．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B．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C．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D．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 6、(2011·杭州模拟)在改革开放中，经过三次思想解放，我们先后冲破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所有制崇拜”。其中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的关键事件是( ) A．中共“十三大” B．中共“十四大” C．中共“十五大” D．中共“十六大” 7、(2011·莆田模拟)20世纪90年代，外电评论：“中国是潜在的巨人。”这一时期，世界看到中国( ) A．已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B．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 C．完成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D．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8、(2011·宁波模拟)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将延续了五十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表述改为“规划”。发生这一变化主要反映了( ) A．“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实行 B．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定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D．改革从农村到城市 9、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主要是因为这次会议( ) ①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工作重心②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③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
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宗族、文化与国家权力——基于云南省一个彝族村落的研究 伊利贵刘东旭 2012-10-19 14:48:07 来源：《民族论坛》2012年第6期 [摘要]弗里德曼在中国乡村研究中提出的宗族范式长期以来成为学界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范式之一，在这一范式的基础上，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以解释乡村及其与国家关系中的复杂关系。本文在延续这一研究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华南和华北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经验借鉴到云南的彝族社会，最后的结论指出，在当下乡村社会的研究中，除了考虑既有以宗族为基础的权力文化网络框架之外，情境性变化这一维度的加入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乡村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真正意涵。 [关键词] 宗族；权力的文化网络；情境性；扎黑村 在众多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之中，弗里德曼提倡的宗族范式长期以来成为学界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方法之一。①在弗里德曼认为，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宗族是实现地方自治和管理的一种基本社会组织。当地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互利合作，形成一个基于血缘的集团，以此获得最大化的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自卫。[1]在大部分情况下，充当着国家与社区之间中间组织功能的宗族是作为村民自卫组成的单位而存在，并与国家的官僚体系并行而发挥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社会县级政府之下是以乡绅自治为主导的。 [2]
延续着弗里德曼的思考，杜赞奇在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中，更进一步将文化和权力与宗族组织结合起来讨论。在他看来，宗族在规范、仪式和组织方面的特征使之成为乡村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关键制度,[3]它与市场、水利控制等各种关系一并构成了一整套权力体系。而这套权力体系具体体现为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其权力要素潜藏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关系之中。[4]这种权力关系又与其内部成员所认同的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规范和象征所构成的一整套“文化网络”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些组织实际上是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从而赋予了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换句话说，人们在这种环境之中的行为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5] 由此可见，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传统中国华北地区的乡村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和反思也从未停止。有学者认为，以这一相对静态的概念来概括华北乡村社会并不合适，应当强调当时复杂社会背景之下多元社会力量对乡村的影响，此间的权力关系往往表现出某种情境性。[6] 笔者受此启发而进一步思考，权力的文化网络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在时代和地域背景已经转变的情况之下是否依旧具有说服力。在新中国建立，并经历了集体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远离华北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权力的文化网络解说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乡村社会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呢？或者说，我们需要怎样来丰富这样一种解说模式？因而，笔者在对云南晋宁朝日彝族乡的调查研究中，就试图借鉴、运用、并验证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赣南师范学院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 《中国社会史》课程论文 行政班级：历史学1101 学号：110200041 姓名：谢宗意选课班级：11历史任课教师：谢敏华成绩：
关于农村社会变迁的几个看法 ——以江西赣州新圩村牛田坑二十年（1993~2013）的变迁为例 赣南师范学院11历史谢宗意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1]可见农村发展依然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笔者将以在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实地观察及访谈老人等方法叙述江西赣州新圩村牛田坑从1993~2013这二十年的变化与变迁，以此为例进而谈谈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几个看法。 关键词农村社会变迁江西赣州新圩村牛田坑 首先，让我来描述一下江西赣州新圩村牛田坑的基本状况。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它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2]7。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提到的对村庄的定义，而新圩村牛田坑则是一个占地四平方千米，常住居民只有十家，人口总计约一百（有四户居民搬到离牛田坑约六里的地方盖了新房，但常回牛田坑干农活，另有两户人家分别在赣州市和赣县安了家，但还有父母兄弟姊妹在老家，这些人口也一并算入在内）。若在古代，牛田坑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小小村庄罢，但按现代的区域划分，它只是新圩村的一小部分，甚至都找不到一个与它相对应的区域名称，暂且把它叫做村庄下的一个小地方吧。牛田坑位于龙埠村和南田村的交界处，它三面环山，坐落于山底的一个小小平原，有两条小河流经过并汇合成一条流向村里的大河。它有一条宽约三米五，长约三千米的马路（此路是牛田坑居民自己集资修建）通向村公路，此外，就是几条与外界相通的小山路。这里的房屋都是典型的客家建筑，但不是围屋。它是所有房屋整体建成一排，由一条中间通道连接所有房屋，每家都有天井，每家都有两层楼，但二楼不住人，一般是放些杂物像干柴，干稻草等。房屋都是由泥土和石头混合建成，房顶是盖瓦，楼板是木头铺成。在1999年以前，从生态环境来说，这个小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桃花源”，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一点也不夸张；从物质环境来说只能用贫穷二字概括；从文化环境来说则是落后。 自我有记忆起，牛田坑的人们还是以务农为主，农闲时男子会骑自行车外出去镇上或市里做工，赚钱补贴家用。而妇女则在家做家务，带小孩，干些农活。而年龄稍大的小孩则帮忙做家务，干农活。在我上小学前，这个小地方的基本情况就是如此，经济落后，大家都是只够温饱，谈不上别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个小地方也在变化。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慢慢在变。在我上小学这五年（2000~2005），牛田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 王威海 2013-02-05 15:03:31 来源：《人文杂志》2012年5期 【内容提要】在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均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其核心议题。前者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时期，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中心在于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提出了社会产生国家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围绕国家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则描摹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出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主要采用历史比较的归纳方法，专注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总结，发现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由集权而分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二者在国家建构的顺序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现代民族国家社会契约国家起源国家建构 一、问题及其意义 西方国家理论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二人从伦理的视角讨论了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各种问题。相比较而言，柏拉图更注重“应然”意义上的理论探讨，而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实然”意义上的经验总结，由此也开启了社会科学两大方法论争执的先河。①到了中世纪时期，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把国家包裹在神学的光环之中。从早期西方国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明
显感到社会科学的两种研究传统——亦即从人类理性出发、注重思辨抽象与逻辑演绎的方法与从现实社会的背景出发、注重经验资料的比较与归纳两种研究传统之间的此消彼长，国家理论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点。②现代国家理论的发展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 现代民族国家从15世纪开始在英国出现，到19世纪前后成为欧美国家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③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④西方现代国家理论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从内容和时间上看，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分别活跃于近代民族国家发育成长时期和现当代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这两者虽不能构成西方现代国家理论的全部，但却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偏重于国家起源和形式的理论推导，实际上对西方近现代国家的成长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虽未涉及现代国家的概念，但是却与现代国家共同成长；后者则集中在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行经验总结。二者前后相继构成了西方现代国家理论的主要线索，但是二者之间在国家建构的逻辑顺序、国家权力的分配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从影响上看，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至18世纪下半叶，“凡是政治理论，如果本身不是社会契约理论，则若非把社会契约说纳入考虑，就是必须对之加以抨击。”⑤社会契约的国家观念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用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时至今日，那种关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仍然存活在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溶入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之中，成为一种社会信仰。⑥这种类似于社会信仰的思想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中都得到了体现，并且散播到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国家建构理论虽则更多停留在理论学术领域，但是却把现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于历史学与经济学
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关键字：领导乡镇国家关系政治自治社会村民组织社会关系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 景跃进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749】【字号：大中小】 “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在乡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经验研究，它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观察|刘晨:乡村正在迈向“原子化社会” 原创 2018-02-07 刘晨乡村发现 点击上方“乡村发现”可以关注哦！ 名词解释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group)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 时下，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去组织化，去合作化和去邻里化，乡村社会伴随着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制度性推动）的推力而变得越来越城市化生活模式，尤其是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已经变成了“半熟人社会”。农民，虽然彼此之间认识，但是除了血缘关系和亲朋好友的因素之外，几乎很好进行互助和互访。 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价值变迁也导致了这一结果。价值，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是邻里友好，彼此是一个生活在共同体内部的高度团结。并且，这样的团结，似乎是墨守成规的一种价值偏向，否则就是边缘人，会被村庄“隔离”和“孤立”。 正在制度与价值的双重合力下，乡村变迁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农民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弱化，呈现出原子化的特征。 最早在学界提出这一问题并随后引起热议的学者当属阎云翔，他在《中国个体化社会》（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中着重论述了整个社会的“个体化”倾向，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私人生活的变革”？还是“现代性的个体主义”？如何理解和对待？
如果把这样的个体主义放在农村社会，再结合我们对农村生活状态的考察，我们认为，最为准确的一种表述，即农民的原子化。之所以提出这个表述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描述农民的生活状态；第二，与过去的传统社会而言，从“团结性”走向“分散性”。原因，在上文中已经指出。 具体来说，请允许在此打个比方，在过去，如果禾场上的谷子没有收完，却又遇到了大暴雨，那么邻里之间会来帮忙，现在则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农民为了答谢其他来帮忙的乡亲，有时候会请到家中已饭菜和好酒犒劳。或者，如对方有困，则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的“私”因为“价值”和“还人情”而变成了一种狭小范围内的“公”，仿佛这种的“公”在长期的农村内部中形成一种定律。但是，一旦外部人口渗入进来或者因为某些矛盾，以及价值的变化与生产的变迁，这种内部的“定律”就会撕裂。加上，外力作用和社会转型，撕裂也会发生。为此，现在再去看乡村，小农生产时就“个搞个的”。 同时，在农闲时，走动的概率也比以往少了很多。以往都会在杀猪或者过生日等，一些朋友会不邀自来参加乡村的“聚会”，但现在却很少。很多“亲的很”、“关系好”逐步凋敝、冷落，最后“各忙各的”。 这种“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做法，以往农村社会是很少见的，但在现在的农村，却比较繁多。尤其是没有血缘、宗族、亲友关系层面的农民彼此，可谓是“老死不相往来”，认识倒是认识，毕竟生活圈就那么大，但要说能形成互助等状态，抑或是达到以往的那种高度团结，则不再可能。 为此，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情况界定为“迈入原子化的乡村社会”。 这样的情况在城市却比较常见，甚至比农村的还要浓烈，陌生人社会的城市生活，往往连邻里之间都不认识。我们的邻居到底是做什么的？不清楚；住了几口人，不清楚；有几个子女，不清楚……等等。
《现代国家的结构形式》教案（新人教版 选修3） 1.3 现代国家的结构形式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单一制和联邦制各自的特点，能够辨认 世界主要国家的结构形式；理解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2．能力目标：引导和培养学生透过纷繁复杂的国家的政治 现象，认识和分析事物本质的能力；提高学生比较、识别事物的能力，培养学生全面认识事物、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有关国家结构形式 的知识，理解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增强国家观念和拓宽国际视野，自觉承担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家领土和主权中的责任和义务。 【教学重点、难点】单一制与联邦制 【教学方法】情景讨论法、小组探究法、分析讲授法、活动启发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新课 上一节课我们通过学习了解了各国领导人的称呼为何不同，
今天我们来探讨世界各国的名称为何不同。请同学们把书翻 到12页，看图思考问题。问题设计： 1、世界各国的名称，有的叫"共和国"、有的叫"王国"、有 的叫"联邦"，你知道为什么吗？ 2、你能根据这些名称，判断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共同学习第三框现代国家的结 构形式（投影） 讲授新课 三、现代国家的结构形式 如果说国家管理形式主要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 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国家结构形式就是指国家的整体与 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投影） 探究：同为国家的形式问题，政体与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之 处是什么？ 政体主要是建立各种政权机关，进行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 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是调整纵向关系，进行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所以，根据各国国家权力集中、分配程度的不同，现代 国家结构形式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大类型。（投影） （一）单一制和联邦制 下面请大家从两者的组成单位、特征、分类等方面共同探究、
从《乡土中国》看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T01014115 新闻汪洁 “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话。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都是乡土性的表现。 费孝通在这本书中对我国的乡土社会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描述，相信很多读者在读完此书之后都会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感，而后微微一笑。 有人评论说：真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身后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望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却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 《乡土中国》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研究者深刻的体验到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本质不同，从而使用了本土化的研究手法和研究眼光，在各个层面用不同学科的认知手段解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社会图景。对一个社会的深刻体察，使得作者对于这个社会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对文化的透析式的微观解剖和宏观把握，更使得对这个社会独特的结构和运行有了更精妙的总结。费孝通先生正是发挥了自己这种多学科交叉的思想，让《乡土中国》带有了更多的学术内涵和意义，赋予这本著作更多的文化情结。 难能可贵的是，学术在《乡土中国》里摆脱了贵族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平民化和大众化，真正让大多数人得到了教育。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讲的“我认识到我有义务经常把我的观点让广大群众知道，使他们受到教益” 阅读本书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也是本书作者的一大创举，被认为是对中国人伦关系的一个精妙的概括，在学界上很有影响力。 在提出这个概念以前，费老在书汇总举例，将中西方的社会类型作了很形象的对比。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差等关系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 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复制。 生活方式影响生活的观念。不愿意变革、只求稳定是农业社会的思想特征。老人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可以成为人生的指针，因为他传递着祖辈们的心得，是靠世世代代历经洗练淘出的金玉之珍。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后生要树立正面形象，听话是先决条件，老人的话不对你也不可以反驳，你也不可以顶撞。传统教育要求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无违父之道”，且根本不许怀疑父之道算不算是道，一怀疑就危险，一危险就可怕，后果是严重的。听话者，善守祖业者，可以得一世英名，说不定还有御赐的嘉奖。退一步讲，就算上辈人的确立错了规矩，你也没有可以顶撞可以反驳的资格，你可以阳奉阴违，但是照顾老人的面子和情绪是顶重要的事情，是严重地关乎道德的事情。此外再无可退步的地方。 费孝通称之为长老统治。 说得好像农村简直不需要进化、不需要新生事物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新变化总会有，只是很慢而已。老人总不希望变，对新事物要反对，要压制。下一辈在遵守祖训的同时总要冒些另类的想法，但是又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养成“美好的德行”，就不能针锋相对来犯上作乱，必须保持恭顺的妩媚样子。这样，就诞生虚伪，就偷偷摸摸干移花接木的事情。表面赞同，实际反对，表面继承，实际修改，你定你的标准，我做我的解释。看起来祖宗之法还占着神龛享受膜拜，实际上后代的蛀虫们正阴险地一点一点侵蚀它的肌体。也正因为矛盾是靠这样一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熊易寒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 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