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本案的被告人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在此之后的两年内，从被害人处陆续取得共计350万元的“利润”。根据本案来说，应该认定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非抢劫罪。
不管是敲诈勒索罪，还是抢劫罪，都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都可以使用暴力的方法，虽然刑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包含暴力，但因为该罪的实质在于引起被害人的恐惧心理进而使其转移财产占有，而暴力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在本案中，并不能单纯以被告人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在之后取得了财物就将其定为抢劫罪。
再说，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是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当场使被害人交付财物。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是抢劫罪所保护的行为对象，因为合同的签订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的转移，合同只有在实际履行阶段才能发挥其原有效力。被害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只是一种承诺，承诺是否真的被践行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用抢劫罪评价该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其实，认定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是行为人是否是在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情形下取得财物，如果被害人只是出于恐惧的心理交付财物，那么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强调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取得财物是在从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的两年，而在暴力胁迫后的两年内，被告人并未再实施任何行为使被害人陷入不得不交付财物的紧急状态，被害人在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寻求救济避免自己财产受损。然而被害人却乖乖交钱，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自己缺乏法律意识，误认为强迫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从而交付财产，另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为避免东窗事发而自主处分财产，不管是哪一方面，被害人都不是在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转让自己的财产，而是在遭受暴力后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的财产。因此，用敲诈勒索罪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最后，被害人尚未完全丧失意思决定与行动自由，还有从容选择的机会，既保财又保命，则行为的法益侵害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纯粹的财产犯相当，不值得以抢劫罪科以重刑。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重庆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 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张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我担任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律师多次会见原审被告人，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法庭审理。现就法庭查明的事实，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一、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词。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2002年 9月11日，生猪经营户周某举等人收购生猪后未交纳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运输车辆在合川市小沔镇被受政府部门委托代收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的被告人等人拦下。罗某等人闻讯赶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勒住被告人张某脖子并将其摔倒在地，因地上很多碎石，张某倒地受伤，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当地卫生院救治，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用去医疗费用人民币10余万元，该费用均由王某明垫付。2003年4月22日，由小沔派出所调解罗某支付14万元赔偿款。 （二）原审被告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 1、原审认定被告人装病治疗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人倒地受伤后，当即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病情相当
危机，被立马送到当地卫生院进行救治，因救治条件不足及病情危重又先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可见病情的程度。如果是装病，有谁会放弃自己工作在医院病床上躺上大半年，自己垫付花费10多万元，就为多要3、4万元，连工资收入都不够。同时，被告人的病情有相关证人证言以及病历材料为证。 2、原审判决采信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否认多家医院临床诊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的诊断是多家医院结合病人当时的病情、症状，检验报告，其他检查等综合情况，并且经过长达200多天的治疗、观察等最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而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仅仅依据两份病历资料，被鉴定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就认为“表明颅内无出血、脑梗塞等发生，左侧偏瘫诊断缺乏科学依据”的结论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暂且不论两位副主任法医师的水平能否推翻作为心、脑学权威、三甲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诸多专家、教授的诊断结论，就从程序上来讲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一份诊断结论的否定，不是随随便便找一家鉴定机构出具一份鉴定结论就能推翻的，而是要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向卫生部门申报、组织专家会诊、进行听证、听取诊断医生陈述、听取病人陈述及对病人坚持鉴于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原审判决简单、主观臆断是不负责和有失公平、公正的判案原则的。 3、根据刑法理论敲诈勒索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
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加诉讼。 在受理案件后，我们研究了广东省**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认真查阅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陈述的犯罪经过，对本案的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的罪名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被告人作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曾受当地政府委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里的公务仅指国家事务而不包括集体事务。国家事务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职能而进行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活动。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既可能是国家事务也可能是集体事务： （1）但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诸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所列举的事务时，属于从事国家事务。因为这些事务属于乡镇基层人民政府的职责，只是由于乡镇政府没有精力和条件单独完成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村基层组织予以协助。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从事这些工作时就承担了乡镇基层政府的部分职责，属于从事公务，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当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集体事务时，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意义上的从事公务，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公共管理职权的人员，而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不具有公共管理职权。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有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依法任命，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从其产生、任命、管理和实际承担的职责来看，若对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既与其实际享有的职权不符，也与其实际享有的待遇不相符，权利义务不对等。 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应属于第二种从事集体事务的情形，因为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名被告人在相应的征地工作完成时，代表村集体领取相应的征地补偿款项起，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职责已经履行完毕，相应的补偿款项也在此刻转化为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 因此，被告人陈卫安的身份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要求，其所管理的只是村民的征地补偿款项的集体事务，而非国家事务，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故其行为应该定性为挪用资金罪。 二、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
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 主办：王思鲁律师 涉及隐私，采用化名 张东明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被告人张东明的委托以及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审理的被告人张东明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一案中担任被告人张东明的一审辩护人，出席了今天的庭审。在具体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对审判长的公正主持以及给予控辩双方充分发言的机会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在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们多次与被告人张东明会面，听取他的陈述，详细了解案件的相关情况，并在贵院查阅了该案卷宗材料，深入了解案情。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案件的事实已经相当清楚。我们总的辩护意见如下：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张东明的行为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同时，根据其年龄较大、认罪态度较好等实际情况认定其有酌定从轻情节，对此我们表示赞同。 但是我们认为，被告人张东明主动配合海关缉私人员调查，在得知携带象牙制品过境属违法行为时主动向相关负责人员如实供述，属自首；其携带象牙制品入境的行为并非以营利为目的，其主观恶性不大；携带象牙制品过境时并无藏匿行为，其主观故意模糊；被告人无放纵掠杀非洲象之故意，不能对其购买行为进行主观归罪；象牙制品系偶然购得，数量不大，且已被扣押，未对国家造成损失，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告人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 结合以上情节以及被告人张东明本人的实际情况，恳请法院对被告人张东明作出适用缓刑或免除刑事处罚的裁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张东明在通关时并无故意逃避海关检查之行为，在海关人员要求查箱时积极配合，在得知携带象牙制品过境属违法行为时主动向相关负责人员如实供述，构成自首。
刑事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上海市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
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田文昌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 贺某贪污、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贺某，42岁，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吉林省电力局财务处资产资金科副科长。1996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逮捕，1996年11月4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贺自1993年2月22日至1995年11月21日在担任资产资金科副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本单位帐户、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18113735元；贪污公款617381元。 一、《起诉书》指控 (一)在本单位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从本单位帐户借给省纺织工业产品经销公司15万元，张归还后，贺除归还私设帐户1万元外，其余14万元被贺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据为已有。 2．1993年4月，贺分两次从其经管劳保统筹户中借给华润公司经理杜某220万元，供杜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杜将借款归还到贺私设的84号帐户。 3．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通过省电力局财务部会计，在其经管的统筹户汇出50万，供贺进行营利活动。 4．1995年3月，贺将单位帐户中100万元借给三海公司总经理殷某。 (二)在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某1993年4月与姜某协商合伙开办采石场，4月5日贺从私设84号帐户转到石材经销处311779元。 2．1993年4月贺某与李某商议共同投资合办宏港大酒店，贺分两次从84号帐户转给李70万元。 3．1993年8月20日，贺由84号帐户借给华润物资公司杜某100万元。 4．1993年5月7日，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借给深圳蔡某150万元。 5．1993年初贺某与深圳蔡某商议，在长春购买经营摊位，1993年5月，贺分3笔从84号帐户转出341956元，以其妻名义购买面积为28．21平方米服务摊位，后因计划变更，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款退回84号帐户。 6．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贺为谋求20％至40％“大户积累”，先后两次从84号帐户投入400万元，案发后部分款项及利息返回84帐户。 7．1994年9月，贺某从84号帐户中拨45万元，借给桦甸孙某做微菜生意，案发后被追回。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刑事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1f10737926.html, 挪用公款罪辩护词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构成的犯罪，如果是其它人有类似行为的话，也不能构成该罪。挪用公款罪辩护词一般是由专业的刑辩律师做出的，接下来由赢了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个挪用公款罪辩护词范本，欢迎大家阅读! 审判长、审判员： 受张某某的委托，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参加本案庭审，现就张某某涉嫌犯罪的事实及法律适用，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请法庭合议时予以研究。 首先，本辩护人同意公诉机关对“张某某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指控。张某某虽然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并没有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免予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 一、2009年6月29日张某某挪用“通五指挥部”15.5万元公款准备用于某某公司企业资质升级增资，因张某某同时决定将某某公司的16万余元的存款与“通五指挥部”被挪用的公款置换后分流保管。因挪用公款行为未产生社会危害后果，应该视为犯罪情节轻微。 2009年6月29日因交通运输局领导要求某某公司办理企业资质升级，某某公司筹措的200万元增资资金中有15.5万元的保管人魏某某不在通化，张某某决定先用王金发保管的“通五公路指挥部”50万元待发奖金中的15.5万元串一下，魏某某回来后再把钱还上。王金发取钱交给某某公司后，张某某当即向魏某某保管的存折登记人杜某某交待该存折上的钱是指挥部的奖金。杜某某在检察院笔录中称“张某某告诉我的，因为我们工程指挥部请示局里要将这笔奖金发下去，但局里没有是否发奖金的明确意见，所以这个存折就先由张某某保管，后来由刘永福保管。”“2009年我和张某某都在工程指挥部工作，他是副主任，我是总工。有一次张某某找我，说‘通五公路有点奖金，现在暂时不能发，先以我名义存到银行，密码让我设，存折由他保管，
辩护思路 （一）主观恶性小； （二）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减轻以及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1、系未成年人犯罪 2、系初犯，具有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3、案发后自愿认罪，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工作，悔罪态度好； （三）某的行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社会危害； 综上，上诉人某系未成年人犯罪、初犯，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恳请法庭从本案实际情况出发，对判处缓刑。 疑难、复杂案件辩护词胡xx涉嫌抢劫一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李铁祥律师受胡xx父母之委托，为被告人胡xx提供刑事辩护。接受委托后，我们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证据材料，我们认为起诉书认定胡xx涉嫌抢劫罪不能成立，被告人胡xx 的行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一、从行为人采取的行为方式分析，五名被告人采取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要件 在暴力程度上，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有区别。一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程度高，捆绑、暴力胁迫，甚至杀害行为都包含于抢劫罪的暴力中，被害人陷于无援境地，除当场交付财物外，别无选择，否则甚至生命不保;而敲诈勒索罪是以暴力加害被害人或者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产等相威胁、要挟、逼迫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主要对被害人实施心理威胁，有的也直接采取轻微暴力手段。 本案中，五名被告人以及肖x、周x等7人对被害人严xx采取的手段：一是六个人围住;二是叫严xx蹲下;三是把严xx拖到一边，说拿钱解决问题。在本案中五名被告人采取的暴力是极其轻微的(严xx本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害)，主要是这种人多势众的阵势使被害人产生了心理威胁，这种威胁指向的是人身暴力性的威胁内容。由此可见，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中“威胁”内容，而不具有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程度， 二、从被害人的心理反映程度上，本案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法律特征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1f10737926.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辩护意见 尊敬的检察官： 作为芦志鹏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1、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直接故意，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如下：（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公私财物。（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或要挟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一般来说，敲诈勒索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可以表现为：行为人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如有违则日后将其威胁内容付诸实现；行为人当场以暴力相威胁，要求日后按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行为以日后将要对被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相威胁，当场取得财物。这是与抢劫罪的两个“当场”最显著的区别。（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如债权人为讨还久欠不还的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份的语言，催促债务人加快偿还等，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案中各犯罪嫌疑人夺取被害人邓春秋、杨胜文的财物后，予以登记保管，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是为了传销组织的利益而实施了索财行为。事实上，芦志鹏收到被害人的购买3套产品的货款共计8400元后，立即交给传销组织的上级领导“丁”和“乙”，并没有占为己有。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没有将被害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直接故意，因此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犯罪嫌疑人芦志鹏没有指使他人或者直接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一、2015年9月12日，邓春秋被骗至传销窝点，因为没有按照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要求放下背包，而遭到众犯罪嫌疑人的殴打。犯罪嫌疑人夺取邓春秋的物品后进行登记，但是当时并没有索要其财物。 第二、2015年9月23日，杨胜文被骗至传销窝点遭到殴打，芦志鹏没有在场，更不可能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三、朱向辉作为该窝点主任供述其上级领导是“小李”，芦志鹏不是该窝点的上级领导，没有指示朱向辉等人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3、类似案例当地人民法院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2015）金婺刑初字第1344号刑事判决书，对传销活动中类似案件作出判决，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二、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行为属于非法传销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辩护词（王世飞涉嫌走私运输毒品案） 审判长、审判员： 王世飞涉嫌走私、运输毒品案，重庆东和律师事务所已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晓红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查阅了本案所有的卷宗材料，多次会见了犯罪嫌疑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世飞犯走私、运输毒品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共同走私、运输毒品183.94克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的行为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应该根据两被告人体内携带的毒品数量来确定犯罪数量。因此，被告人王世飞走私、运输毒品的数量应为91.91克。本案中，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其分别受一个绰号叫“勇哥”（指陈在勇）的毒贩指使，帮助“勇哥”等人实施运输毒品，从而获得一定报酬，是“勇哥”等人运输毒品的帮助犯，被告人王世飞与指使其运输毒品的“勇哥”等人，被告人金述庆与指使其运输毒品的“勇哥”等人分别构成共同犯罪，但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则不构成运输毒品183.94克的共犯。尽管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在本案中运输毒品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紧密联系，具有诸多共同点，甚至二被告人均受同一主犯指使，但这不能得出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为共同犯罪的结论。并且，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的上家老板“勇哥”把毒品麻古装入他们体内后，两被告人各自运输，各自承担运输的90多克毒品的风险和根据自己的运输毒品的多少获取各自的报酬。因此，从被告人王世
飞体内查获的毒品是91.91克，王世飞走私、运输毒品的数量只能依据其体内查获的数量来确定。因此，被告人走私、运输毒品的数量是 91.91克，而不是183.94克。 三、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的行为应属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并且到达缅甸后怀疑运输的可能是毒品后，不想运输了，想回家，但受到陈在勇与其他毒犯的威胁，迫不得已才运输的，应属于胁从犯，依法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8】324号）第三条，运输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中明确规定：“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注意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与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者相比，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因此，本案中被告人王世飞的行为与其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
敲诈勒索罪可以取保候审吗？答案是可以的。武汉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第一要务是尽快申请办理取保候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不予起诉，庭审辩护阶段做无罪、罪轻辩护，争取缓刑，同时对定罪是否恰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独立的观点。取保候审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只要满足相关的规定是可以取保候审的。今天武汉律师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取保候审条件的相关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非暴力犯罪的。相对于暴力犯罪而言，盗窃、抢夺、诈骗等非暴力犯罪的案件在办理取保候审时更容易一些。 2、存在重大疾病，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个理由申请取保候审的，只有严重到危及生命健康的，才会批准取保候审。 3、怀孕的妇女。 4、认罪的。如果不认罪，一般很难取保候审。 5、财产案件，退赃，积极交纳罚金的。 6、人身损害案件，积极赔偿被害人，并争取到被害人谅解的。
7、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实践中90%以上审判时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可能会被判缓刑，而缓刑的前提是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审理期间办理了取保候审，而判决时因不能缓刑而判3年以上的实刑，之后再被收监，就会令被告人产生对法律的不理解、对法不可知的恐惧以及对法无定律的迷惑，也不利于其改造。所以，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很难取保候审。 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是由京鄂两地老一辈革命家、先烈的子女、后代在武汉投资成立的大型综合性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因律所核心团队和领导班子成员自幼受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长辈之精神、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故律所始终坚持秉承我党我军传统的"红色文化"核心价值观，律所致力于维护法律尊严、践行法治精神、助力司法公正、彰显人文关怀。
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本案的被告人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在此之后的两年内，从被害人处陆续取得共计350万元的“利润”。根据本案来说，应该认定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非抢劫罪。 不管是敲诈勒索罪，还是抢劫罪，都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都可以使用暴力的方法，虽然刑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包含暴力，但因为该罪的实质在于引起被害人的恐惧心理进而使其转移财产占有，而暴力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在本案中，并不能单纯以被告人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在之后取得了财物就将其定为抢劫罪。 再说，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是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当场使被害人交付财物。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是抢劫罪所保护的行为对象，因为合同的签订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的转移，合同只有在实际履行阶段才能发挥其原有效力。被害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只是一种承诺，承诺是否真的被践行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用抢劫罪评价该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其实，认定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是行为人是否是在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情形下取得财物，如果被害人只是出于恐惧的心理交付财物，那么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强调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取得财物是在从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的两年，而在暴力胁迫后的两年内，被告人并未再实施任何行为使被害人陷入不得不交付财物的紧急状态，被害人在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寻求救济避免自己财产受损。然而被害人却乖乖交钱，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自己缺乏法律意识，误认为强迫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从而交付财产，另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为避免东窗事发而自主处分财产，不管是哪一方面，被害人都不是在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转让自己的财产，而是在遭受暴力后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的财产。因此，用敲诈勒索罪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最后，被害人尚未完全丧失意思决定与行动自由，还有从容选择的机会，既保财又保命，则行为的法益侵害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纯粹的财产犯相当，不值得以抢劫罪科以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