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摘要：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以道家的天道观和阴阳家的思想为理论依托，充分吸收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就自己为一代儒学之宗。同时，改造后的新儒学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加强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让儒学一跃而成为正统思想。
关键词：董仲舒;儒学;改造;发展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第二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材上对董仲舒怎么改造儒学只有这样一句话“董仲舒吸收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很多学说，对儒学加以改造。”至于如何吸收如何改造没有更加具体的阐述，令广大师生颇有困惑。笔者作了一些探究和分析，作如下的阐释。
一、董氏儒学与法家思想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学派，法家强调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强调因时而变，强调以法治国，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其思想源头可上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汉初，刘邦等主要领导认为秦不分封子弟是它灭亡的原因之一，刘邦乃大封同姓子弟，以之护卫中央，但日后却成了中央的心腹之患。文帝时有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的谋反，景帝时有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武帝时又有淮南王刘安的谋反，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受到地方诸侯的严重威胁。董仲舒此时吸收法家思想力倡大一统，正是时代的需要。董仲舒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主要有四点。
其一，大一统与中央集权。
大一统理论来源于《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首创大一统，但大一统理论在《公羊传》中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而董仲舒则把大一统视为贯通时空的规律，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把大一统看作宇宙普遍法则，他还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董仲舒对一的政治化解释显然是受到先秦法家的影响，后者在为君主专制论证时就是通过对“二”的否定而力倡“一”，最高权力只能“一”不能“二”。董仲舒对大一统的重新解释，落实到现实政治中就是要确证君主的专制权力，从而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春秋繁露》里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这就把君主的绝对权威同某种神圣事物联系在一起。
其二，是德主刑辅
理论。
董仲舒虽然强调“务德不务刑”，但毕竟不排斥用刑。他以阴阳论刑德，以德为阳，以刑为阴，主张阴为阳之助，刑为德之辅。当然，这也跟黄老之学有关。
其三，强调法制和赏罚分明。
《春秋繁露?保位权》中写道：“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韩非子?八经》中有一段话：“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这两段话所表达的思想观点高度一致。
其四，明确强调君主专制。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对君臣关系和君主权力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他在《韩非子?忠孝》中写道：“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写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为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这段话明确表达了董仲舒关于君臣关系和君主权力的观点，很明显看出来是充分吸收了韩非子的思想。在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提出了三纲之说，他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与阴阳，与天地化育、四时运转联系起来，从而以神圣的名义，固定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的尊卑地位和服从关系。
二、董氏儒学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学派，它的创立者是春秋末年的老子，道家学派强调道是万物的本原，是中国古代最早探究宇宙本原的学派。另外，道家还强调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老子还认为事物是变化的，正反两面是会相互转化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那么董仲舒到底吸收了道家的哪些内涵呢？笔者探究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其一，利用道家“有”“无”关系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本体论。
道家思想源于《周易》中的乾、坤两卦。乾代表万物的本源，坤代表万物，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老子吸收了这一思想，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即是本体，并不是指空无一物，而是一种绝对纯净的境界，因此用乾卦表示;有，即是万物，在本体显作用时，显现为有，因此用坤卦表示。董
仲舒将这一理论充分的吸收并且很好的运用到了政治思想的建设中，建立起以天为本体的儒家本体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曰：“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君。”董氏在《春秋繁露?四时之副》曰：“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天为“无”，万物为“有”，董仲舒认为君为“无”，臣为“有”，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君臣的关系，为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二，强调“贵神”，实现君道无为。
道家认为，最高统治者应当处于神而不可测的地位，所谓“太上，不知有之”，神应处于“虚无”的状态。道家还认为道唯集虚，主张以“虚心”来实现养神的目的，这也是道家的修身之法。董仲舒为了充实儒家修身方面的理论缺失，为了使人君达到“无”的境界，提出了“贵神”的主张。他在《春秋繁露?离合根》中曰：“故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他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曰：“故为人君者，……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神养精，寂寞无为。……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不见不闻是谓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人。”董仲舒强调：“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他认为人君虽为主宰，却要居于“虚无”之位，内心不能有亲疏好恶，身体礼贤下士，但是无论怎样人臣都要受制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通过吸收道家的“贵神”和“虚无”的理论，让君主变成了“虚无”的神，极大地提高了君主的权威，为“君权神授”建立了理论基础。这一思想也非常符合汉武帝统治的需要，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认同。 三、董氏儒学与阴阳五行
阴阳说早在夏朝就已形成，它认为阴阳两种相反的气是天地万物的泉源。阴阳相合，万物生长，在天形成风、云、雷、雨各种自然气象，在地形成河海、山川等大地形体，在方位则是东、西、南、北四方，在气候则为春、夏、秋、冬四季。五行则是在天上形成五星，即金
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五行相生又五行相克。董仲舒对阴阳家思想的吸收和利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
其一，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进一步论证“君权神授”。
他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他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曰：“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他之副在人，人之性情由天者矣。”董仲舒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论述来证明“天人合一”的道理，为他后面的政治思想奠定基础。
他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曰：“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他在《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中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谓此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这些言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感应”。
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从而自然得出“君权神授”的政治命题。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曰：“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宣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这一段论述充分表达了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的思想，迎合了统治者的心理需要。
其二，利用阴阳之说，批判性善论，强调“性三品说”。
在伦理观方面，董仲舒的观点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他以阴阳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曰：“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
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这一段论述体现了董仲舒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同时又融合了阴阳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人性论。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应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即善的，斗筲之性是天生即恶的，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经过教化而成善的。他在《深察名号》中曰：“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意思是说“王”对“民”尤其是“中民”有教化的责任，董仲舒从人性论的角度进一步说明“王”与“民”的关系。
四、董氏儒学的综合评述
董仲舒采纳各家思想，并不是把它们和儒学简单的混合在一起，而是努力将它们与儒学融合在一起。他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以道家的天道观和阴阳家的思想为理论依托，充分吸收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就自己为一代儒学之宗。同时，改造后的新儒学“外儒内法”，刚柔并济，也更加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加强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让儒学一跃而成为正统思想。当然，董仲舒的理论，一方面“屈民而伸君”，维护君权的尊严;一方面又“屈君而伸天”，用天意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种天人感应思想也为流行于两汉的谶纬迷信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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