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学生姓名：卫新巧学号：200602020029
政法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老师：苗杨职称：讲师
摘要：汉初，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为儒学从排斥到“独尊”做出了巨大贡献。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性三品”、“德主刑辅”等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该对转化后的儒学有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董仲舒；儒学；吸取转化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 Shu Suntong, Lu Jia, Jia Yi, Han Ying and somebody els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fucianism, which was excluded before but exactly respected now. Based on Confucianism, Dong Zhongshu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deas,such as“Heaven and Man”,
the ”Universal”,”Three Grades” and “Morality First Punishment Scond”,thus,enriched and developed Confucianism after he widely absorbed the various thoughts of
pre-Qin.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history research,the transformed Confucianism should be fairly orientated.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Confucianism; Drain
前言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中断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
的道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1]汉初，统治者推行道家的“黄老政治”，儒学被拒之门外，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由于董仲舒适应形势的需要，发展了儒学，所以人们称经他改造后的儒学为新儒
学。
一董仲舒新儒学转化的背景
（一）汉初到汉武帝前期儒学的发展
汉初，黄老思想是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未放弃生存和发展。秦朝的灭亡给汉初黄老思想的统治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思想的复起提供了巨大机会。当时的儒家学者们，适应历史的需要，勇敢地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一是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要恢复与保护儒家经典；三是要深化儒经研究。这些历史重任，在当时由于儒家学者的努力，而被逐步付诸实践。其代表人物有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人。
叔孙通进入刘邦政权后,开始了他复兴儒学的历程。首先，叔孙通积极入仕, 主动向皇权靠拢。其次, 叔孙通不拘旧礼, 制定新仪, 使儒学开始为皇权服务，皇权与儒学走到了一起。叔孙通没能完成复兴儒学的事业, 但他开创了儒学与皇权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司马迁《史记》称赞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陆贾接受黄老思想的影响，有无为而治的提法，但陆贾思想的根本点是有为，他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德教作为政策的指导思想，仁义是支配自然和阴阳的根本属性与力量。
贾谊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仁义和法治要本末分清, 仁义德教是根本, 权势
法制是辅助, 两者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 两者不可偏废，这就是贾谊所表现的融合儒法为一的新儒家思想特点，他的民本、礼治思想也渗透着儒法融合的特点。他的思想是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婴对秦的苛政暴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认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
不施，强调儒家仁义礼乐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他不反对法治。在人性论方面他的主导思想是孟子性善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上，继承和发挥荀子的思想，肯定了荀子的无神论和天人相分的思想。
陆贾、贾谊和韩婴的思想共同的特点是荀子的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表现形式是儒法融合, 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 或在儒家思想中渗透
以法家的思想和观点。[2]也正是这些思想, 在当时发生了实际的影响, 并为后来的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挥, 成为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二）董仲舒实现对儒学转化的条件
汉初六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学说盛行全国，这对安定政局、修养生息、发展生产起了有益作用，但由于无为放任，却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恶的机会，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两级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汉武帝继位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需求。于是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势在必行。这为儒学走向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
汉武帝即位之初，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老一代将相列侯早已亡故，文帝、景帝时代成长起来的大臣也都衰老多病，治理国家急需有真才实学容易开拓的人才。刘彻血气方刚，锐意进取，着手选拔人才，亲自主持“策试”，品德优秀的称为“贤良”、以文词见长的称为“文学”，先后进入朝廷和郡国任职。汉武帝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时，董仲舒应召以贤良对策取得第一名。
董仲舒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与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家境富裕，有大批藏书，少年时就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汉朝尽一份力量，对儒家六经深入钻研，他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等政治主张和思想，希望以此为汉王朝服务。董仲舒治《春秋》时非常刻苦，他钻研经注几乎到了忘记一切的程度，“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3]可见，董氏不仅学业专精、学识渊博，而且早在汉景帝年间就获得了广泛的尊崇和较高的学术地位，这为他担当新儒学生成大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二董仲舒对儒学的创新
（一）创新君权神授思想、天命论、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说汉元光元年,汉武帝诏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诏,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4] 董仲舒首先高屋建瓴,在哲学层面提出了创新意见,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学说。
他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大大发挥了西周以来关于君权神授的思想，君权神授
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董仲舒为了给君权神授思想一个合法的理论根据，他继承了西周以来关于“天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为适当限制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过去，思想家将仁义道德说成是天意，在诸侯纷争的时代，诸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还要依靠争取民心，不敢胡作非为，对人民剥削、压迫不敢太过分，精神受到天命论的束缚，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是施行仁义。秦统一天下，解除了天命论对精神的束缚，肆无忌惮地压迫百姓，直到被农民起义推翻、江山覆灭。那么，怎样才能维护长治久安而不至于灭亡呢？那就要适当限制皇帝的权利，经常使皇帝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不敢肆意胡作非为，古人的天命论就是一种限制皇权的枷锁。董仲舒对天命论进行翻新，使它成为天人感应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在完成“天人感应”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董仲舒所谓的“天”指神秘化的天。他认为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克，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阴是天刑罚的表现，阳是恩德的表现。天通过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董仲舒还认为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5]从有意志的天出发，董仲舒进一步论证了天人感应，分成两个步骤：首先，他认为人和万物既然都是天生的，就跟天处处相应。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其次，借助所谓天人同类，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天人感应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即所谓“君权神授”,这就为汉代统治的永恒合理性作论证和辩护;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
保民,不要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看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怕人只怕天,因此,他要借用“天”的权威来限制皇帝的私欲。董仲舒有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6]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以上两方面的意义。
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秩序化、合理化，为汉王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他系统化的天人感应说被当时许多思想家所认同，广泛流传，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二）继承和发挥法家“三纲”思想及孔子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7]就是说,大一统是宇宙间普遍的原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论的中心要点就是服从,统一就是服从,人民服从皇帝,皇帝服从上天。“大一统”论涉及政治和思想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就是要统一于天子、思想上的大一统就是统一圣人之言。
在论证政治必须大一统这一点上,董仲舒吸取先秦法家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加之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国君顺从上天,整个国家统一于国君,然后再统一于天的这种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并加以衍化,变成了“王道三纲”。“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8]“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三者的关系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君就是臣的天；父为子纲，父就是子的天；夫为妻纲，夫就是妻的天。这样一来，大一统的原则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上，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上。妻子要服从丈夫、儿子要服从父亲、全国臣民都要服从皇帝，这样全国就可以统一于天了。妻子不服从丈夫，就是不顺天，犯了弥天大罪。君、父、夫三者，都可以说是天，但君最尊贵。这样，把整个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系统里，皇帝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是宝塔尖，也是控制肢体的中心。
在处理各个等级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各个等级都要严守自己的名分，颠倒了事物本身（实）和事物名称（名）的关系。他认为事物的名反映了天意，所以名
是决定是非的标准，事物是由名决定的。强调名的重要，让人以名求实，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把“正名”看作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要封建社会的各个等级都严守自己的“名”分：做诸侯王的要小心恭敬地侍奉天子；当大夫的要对天子忠信有礼，并对人民实行教化；冥顽不化的百姓，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教化，为地主阶级当牛做马。每一个人都要各安其位，否则，就是违反名，违犯了天意。这种名实观点继承了孔子的“正名”学说，成为后来维护封建制度的“名教”思想的先驱。
在董仲舒看来，要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必须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统治者没有统一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法令、政策、制度就不能保持一贯性，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法令和制度是要人民遵循的，如果经常变动，人民就不知道要怎么遵循，这样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他认为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上，这样就可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明确的法度，人民也知道该遵循什么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统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儒学的权威。自汉武帝以后,儒学便超出诸子而居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对推动儒学地位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确立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大一统思想把天命、王权、政令统一、国家统一结合起来，形成后代的正统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至关重要，他的大一统思想向后人昭示了中华民族强调国家统一和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构思，正统也成为了大一统的别名。
（三）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性”是儒学人性论的核心范畴。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孟子的性善是基于人情而立论的，后天的为恶，并非是因为先天资质上有什么欠缺，他直接把人性的内容界定在“仁义礼智”上。荀子则认为人性恶，他所理解的人性是以人的生理情感和欲望为基础的，以为处在社会群体中的人如果按照原有的自然本性发展下去，必然会引发争端，立足于社会群体的人的角度，荀子把人的自然资质界定为恶。
董仲舒提出:“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 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 则非性己。不可不察也。”?[9]从善的名中寻找
不到性的质,因此不能说“质善”。性又离不开质,离开质一丝一毫就不是性了,没有“质善”自然也就没有“性善”。所以董仲舒反对战国儒家代表孟子的“性善论”。“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天人之性也。[10]”董仲舒继承了教化使人为善的理论,但他不完全接受荀子关于人性恶的说法。性未善，同样性亦未恶，它只具有善质与恶质，可导而善，亦可导而恶。因而董仲舒的结论是:“性有善质而未能善。”[11]这既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否定,又是对荀子性恶论的修正。他力图经过圣人教化和刑罚禁止，使人去善从恶，没有脱离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学说,董仲舒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受命于天，近于全善，是上品；“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斗筲之性”暝于味觉，近于全恶，是下品。“圣人之性”相当于孔子的“上智”，不教而能善；“斗筲之性”相当于“下愚”，这种人性欲强烈，虽教也难以为善；“中民之性”经过教化而后能为善。而教化则是君王的责任。在此格局下,万民自然处于被教化的卑位。有此君臣、官民的尊卑,各安其位,天下自然大定。为防止破坏大定局面的可能出现,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 [12]这在汉武帝看来,完全可以巩固统治了。董仲舒的思想正好适应了汉武帝的需要，而这也正是新兴地主在全国取得政权之后长治久安的需要。
（四）汲取先秦阴阳家、法家，黄老学派思想中有利于统治的成分，提出“德主刑辅”的观点
西汉大儒董仲舒承继前人总结和反思了先秦诸子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各
种思想并结合汉代实际明确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世主张，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13]
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入儒是董仲舒思想的最大特点。针对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而导致覆亡的现实教训，董仲舒提出了反对用刑的观点。他同样是以阴阳五行的观点，把反对用刑说成是天的意志，在统治方法上特别强调德的一面。但他还看到了汉初因奉行黄老之学而导致的刑罚无为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并非主张完全废除刑法，对于量刑得当的刑罚，董仲舒还是持赞成态度的。
在德与刑的关系上,董仲舒主张“尊德卑刑”、“厚德简刑”，为政任德不任刑，经过教化使民归善。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刑罚或者说不要刑罚,相反,他认为刑罚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只有德刑并用,软硬兼施,才能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从天道在于阴阳互生,推导出治国之道在于德刑并用。首先,他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是“任阳不任阴”,“任德不任刑”的[14]。其次,从德与刑的数量关系来看是大德小刑,董仲舒主张“德主刑辅”“德先刑后”,并以“天”的阳多阴少、阳先阴后来论证之。“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15]。再次,董仲舒从“阳主阴辅”的阴阳关系推导出德与刑的主从关系,并主张统治者应任德不任刑,他说“刑者,德之辅也”,“天之任德不任刑。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入伏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尤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16]。”
君主必须要紧握生杀予夺的大权，采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如果人民不从“德教”,还是要用刑罚严厉制裁的。所以，董仲舒实际上吸收了法家学说中有利于统治的思想，以使其服务儒家所力倡的王道政治。
调和“德”、“刑”的观念在黄老学派那里却早已经产生。《黄帝四经》开篇就提出“道生法”的观点。《十大经·姓争》也说：“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可见，“刑德相养”的观点是董仲舒思想的来源，这种观点被董仲舒继承，直接发展成“德主刑辅”的观念。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实现了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互补，改变了儒家的空疏，成为一种有用的“实学”，也成为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悖的治国理念，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三对转化后儒学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董仲舒第一次将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推动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礼乐行政制度，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第一，对抑制王权、官僚特权，保障民权，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一方面皇帝至高无上，皇帝可以随心所欲施展王权，另一面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掠夺兼并土地，明争暗抢社会资源，阶级矛盾日益剧烈。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政治儒学一方面讲王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以“灾变谴告”和“君权天治”论，对王权进行限制，用圣人和天意把自己的政见神圣化，对不仁道的王权进行抨击和进谏。汉武帝在董仲舒学说的框架下废除盐铁官营、实行了节约民力、保证农时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僚、贵族、侯王的封建特权，保障了平民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稳定。
第二，为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政权的统一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家学说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说确立“君权神授”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和“仁、义、礼、智、信”五德与天地、阴阳、五行联姻，为“三纲五常”找到了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哲学和神学依据，使其具有神秘性、神圣性，增强了权威性和说服力。
第三，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示范，影响、造福中华民族近两千年。以“天人感应”进行哲学、神学立论，以“三纲五常”进行伦理化的董子政治儒学经汉初政治实践便取得了极大成功，很快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整个社会的欢迎，基本思想和模式一传就是近两年。原因何在？外裹着经学、伦理、神学、权威形式，而实质在行大一统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是一种优秀的政治文明，是符合人道（人事规律、社会规律）、天道（自然规律、宇宙规律）的政治智慧。能延续近二千年之久，保障和促使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就足以说明了她的优秀性。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也有负面影响,而且影响也是深刻的。
首先，对中国政治：“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政治，这种重自律清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皇权至上，个人专制。
其次，对民众心理：思想统一于儒家,独尊儒术,排斥其它学说自由发展，人们都要自觉地用儒家的学说约束自己,抑制了独立思考,阻碍创造性思维活动，这就严重限制了个性的发展,甚至压抑了人性。给此后中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恐怕是董仲舒当初根本未曾料到的。
再次，对人才素质：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然而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名为知人善用，但许多人为之贻误终生。
关于新儒学生成的始作俑者，董仲舒也背上了骂名。“胡适在《王充的论衡》中曾说‘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董仲舒应当是骗子头儿。” [17]不过董仲舒作为始作俑者也不应承担全部的责任,应客观辩证地看待,董氏的新儒学是应时而
成的思想杰作，其目的不是简单的骗吃骗喝，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皇权，他为儒家思想跃居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础，其思想及现实的贡献，世人无法抹煞。苛求古人自然不对，但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味地颂扬古人也很难说正确，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史学研究的深入，董仲舒及其精心构筑的新儒学体系，应该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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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
致谢辞
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伟人、名人为我所崇拜，可是我更急切地要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导师。
从论文准备工作开始到至今，我的论文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苗老师。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有许多困难，无论是在理论学习，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题、研究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得到苗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经由您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借此机会我向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进入大学以来对我有所帮助的所有老师，他们细心指导我的学习，正是由于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让我学到了专业知识，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求知治学、如何为人处事。在此，我要向诸位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感谢我的同学们，在生活学习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永远是支撑我前进的最大动力。同时也感谢周口师范学院这四年来对我的栽培。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设计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著的作者。
谢谢！
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国家强盛离不开文化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它不是专指哪一家、哪一派的文化,而是融合各家思想精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智慧结晶,沉淀在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如自强不息、为政以德、民惟邦本、为政清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主张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善于将其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去审视。人类文化是人类的共有财富和共同精神家园,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化不断发展进步。
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独特内涵,由此形成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今天,我们要善于从人类文化总体出发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充分认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人类的前途命运,从更宏阔的视野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关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并不是要搞自我封闭甚至唯我独尊。一种文化如果不与外来文化进行相互交流借鉴,就容易失去活力,容易脱离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新活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以宽阔胸怀借鉴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但需要指出的是,对外来文化必须作一番符合本国特点的文化选择,绝不能一味拿来、盲目接受。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是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在几千年的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儒学大师xx的教育思想 教育技术学院28xx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这对他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而在当时儒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寂寥而又刚开始兴起的时刻，不少人的想法和观点还是相当浅薄的，与他们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通才”“鸿儒”这些比喻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
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在今天的发展，不外乎两种形式：一是依靠自身动力新陈代谢，革故鼎新，谋求发展；二是积极进取，对外开放，吸收包容中外优长，以达到创新发展的目标。传承文化的方式，也不外是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完整地保护传统文化生态，以文献档案的方式作用于当下；二是有选择地汲取阐发，与当代文化相融以传续发展。中华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其在今天的繁荣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所指出的：“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选编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其中，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发展并形成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着丰富的智慧和优秀的精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尤其是在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行为操守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民族特色，追求时代精神，主动吸收他人成功的文化经验成果，发展现代科技，创造现代文化形式，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而不同、既合作又竞争的历史进程中寻求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成为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快速发展所遭遇的挑战和困难几乎是全方位的，但是中国走出了一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在国际上树立起全新的大国形象，这正是得益于中国的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的勇气和底气，努力践行“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所取得的成果。“转化”是在已有基础上做出顺应时代的变革与完善，“创造性”则是在前人没有的条件下从无到有的新创新建；“发展”是在既有基础上的向前开发拓展延伸，而“创新性”是在旧有基础上新的发现、发明、创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正是需要在前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创新思想理论，创新价值观念，并通过理论成果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教化国人，进而确立并形成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文化理念。 中华民族在历尽百年屈辱之后痛彻意识到：只有国力强，文化才能强；文化强，国力则更强的深刻道理。我们的任务艰巨而繁重：转变发展模式，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物质富裕、文化水平提升的成果，增强国人文化需求的意识和文化消费能力是基础；进一步完善国民教育服务体系和思想道德教化，统合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提升国民人文素质、文化修养、行为养成、艺术鉴赏水平和完善文化基础设施是前提；整理挖掘国粹、研究阐释新义，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自信意识是要务；不懈努力，不断推出和积累真正具有世界水准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和文艺作品，鼓励艺术大胆创新实验是核心；增强文化传播能力，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人文交流方式，提升高端文化对话的参与和发声意识是重要的举措。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一面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为中国的伟大变革与复兴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动力支撑。(冯远)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 学的神化 导读：本文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著名的“天谴”说。他一方面宣扬“天子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在坚持君主权威的前提下，强调君主应顺应天意，希望能对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防止出现秦二世的暴政。“天谴说”的目的，就是企图用“天”的神圣权威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徐复观甚至认为：“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④董仲舒认为天有独立的意志，它不仅能以“美祥”来为帝王歌功颂德，还能以“妖孽”、“灾害”、“怪异”等来“谴告”、“惊惧”人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⑤所以董仲舒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⑥当然，“天”对帝王的“谴告”、“惊惧”也体现了上天对人君的仁爱之心。董仲舒自己也在实际政治中对汉武帝提出过“谴告”——根据《汉书》记载：“仲
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⑦——只不过是在皇权的威慑下，他自己以后“不敢复言灾异”。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尽管董仲舒一再强调“天子受命于天”，要“屈君而伸天”，实际上人间的真正统治者还是天子，上天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幌子而已。天是虚构出来的，是地上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一个影子，是地上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 “天谴”说的提出，标志着董仲舒“天人合一”神学体系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他为神化儒学画上了一个句号。“董仲舒天人合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汉代儒学向神秘主义的转化，使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了宗教性质与约束政治的权威性。”⑧自此，董仲舒完成了神化儒学、神化孔子的意图，接下来他就要用神学化了的儒学、神学化了的孔子来建构他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大一统”的外王政治思想 汉武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空前加强，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强盛时期。汉初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2019年高考重点文综历史专项选编汉代儒学成 为儒学思想解析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2小题，〕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能够用来佐证该观点的是〔〕 A. 孟子宣扬的〝民贵君轻〞 B. 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 C. 朱熹倡导的〝格物致知〞 D. 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 B 材料中〝对正当性的信仰〞，其〝信仰〞为思想方面的，意为〝在思想上树立一个权威，使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故B项中〝君权神授〞，神化了皇权，美化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故符合； A项中〝民贵君轻〞不是强调统治者的权威性，而是强调民众的重要，故排除． C项〝格物致知〞和D项〝知行合一〞是理学中强调自我道德休养，与题中服从统治者的信仰不符．故排除； 应选B、 此题主要考查董仲舒的思想和宋明理学，要求掌握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影响．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主流思想，一方面了解它作为正统思想的原因，认识它的发展过程也是为迎合君主专制加强的需要而不断改造的过程，它是封建专制统治下思想专制的产物．另一面也要认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太〞：现代汉语解释为〝过于、很、高、大〞等，在日语中有〝粗、胖〞之义，韩语中有〝大的、最初〞等意思．〝祭〞：现代汉语解释为〝对死者表示追悼的仪式〞，在日语和韩语中，除了这层意思，还增加了〝节日〞的用法，如〝樱花祭〞．可见中、日、韩三国〔〕
A. 存在文化共通之处 B. 曾经同族同宗同文 C. 古代崇尚儒家思想 D. 自古和睦形同一家 A 材料反映出中日韩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故A正确； 中日韩不是一个民族，故不存在同族同宗，故排除B； 材料中没有表达古代就崇尚儒家思想．故排除C； 日本对中国在古代和现代都发生过侵略战争，因此不能说〝自古和睦形同一家〞，故排除D、 应选A、 此题考查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对东亚文明的影响． 此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准确解读和所学知识的识记和运用能力．了解在古代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儒家文化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文明． 如图是根据汪盼玲?中国婚姻史?中统计的历代节妇烈女人数绘制的柱状图．该图呈现的发展趋势，深刻说明〔〕 A. 清代统治者最重视妇女的贞节教育 B. 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C. 两汉以前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小 D. 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积极塑造 B
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 ，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汉武帝所采纳。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公元前140 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边境安全问题、地方割据势力等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当政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武帝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寻求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依据。而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以《公羊春秋》为基础，推崇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主张，主要宣扬“大一统” ，“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 ，“以德治国”等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董仲舒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 ，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 ③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这在当时对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④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 ，提倡孝道。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即是说“三纲五常” 、“大一统”等维护 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 与“改制” 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 、“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 。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秘的程度。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第一次将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推动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礼乐行政制度，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一）为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 董仲舒把源於阴阳、五行家的形上学根据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 说确立" 君权天授" 、" 君权神圣"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上和神学上的有力论证。同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416983158.html,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永莲 来源：《知识文库》2020年第02期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形象和整个发展历程，优秀的的传统文化能够使中国走上复兴的道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对于我国文化环境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民族的复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作为人们的精神适量，能够带来人们思想和行为方面的改变，良好的传统文化发展方向能够为民族的发展注入不竭的活力。本文主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当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指明传统文化健康发展方向，提出传统文化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具体措施。 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就是与时俱进、批判继承，根据客观事实灵活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科学的态度提供了积极的思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孝道、尊老爱幼等。但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在长期的发展当中，传统文化当中也存在诸多的糟粕的部分，例如：男尊女卑等重男轻女的消极社会风俗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部分偏远地区的社会风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带来了如下启示：首先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现阶段的社会背景，辩证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不足，同时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传统文化创新的路程当中要做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不断通过多种渠道吸收积极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也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新的时代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具有批判的态度，面对文化交融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既要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又要分辨低俗文化，抵制外来的低俗文化对传统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世界的各种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言，文化交流能够使传统文化的实际影响力稳步提升。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的诸多的变化与发展，传统文化不断经历着社会背景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这对于传统文化既有有利的一面，也对传统文化的创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一些腐朽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腐朽的文化逐渐被人们摒弃。例如：一些民间的迷信相关的文化正在被人们所摒弃，人们文化素质的提升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随着国际间文化交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教育技术学院0610220028 李璐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这对他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当时儒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寂寥而又刚开始兴起的时刻，不少人的想法和观点还是相当浅薄的，与他们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通才”“鸿儒”这些比喻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主要的学术思想以后，我想主要从教育家的角度来探讨董仲舒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当前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也是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必然要求,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其作为当代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其研究能够推进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进程,完善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就实践意义而言,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要求,对其研究能够深刻揭示传统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遵循,从而为当代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方法论指导。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发展的价值依据、基本要求和实践遵循。从逻辑动因来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文化发展自身逻辑、时代进步客观要求、实践推进现实需要、主体使命自觉担当的共同使然。 从可行性条件来看,主要包括有力的现代化实践、优化的文化发展环境、良好的文化自身特质和丰富的主观创造经验四个方面。从目标任务来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是其目标指向,研究阐释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宣传普及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认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现代化建设实践、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是其基本任务。 从原则方法来看,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元并存协同发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坚持历史继承与创新超越相互促进、内在推动与外在促成有效结合、发展逻辑与主观创造有机统一的基本方法。从实践路径来看,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保障;积极研究阐释,形成科学认知;结合社会现实,拓展完
为什么董仲舒是 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董仲舒儒家思想天人感应大一统 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以“屈民伸君，屈君伸天”为核心，逐步发展和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使其更加适应封建统治者利益的要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儒学在发展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在汉代乃至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起到了主导地位，他使儒学由诸子成为独尊，由一家汇聚百家，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董仲舒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在发展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在汉代乃至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起到了主导地位，他使儒学由诸子成为独尊，由一家汇聚百家，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一、董仲舒思想提出背景：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 二、董仲舒思想在儒家思想中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董仲舒政治思想在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地位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董仲舒吸收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思想，并吸收了秦汉之际政治变化的经验。 在坚持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丰富发展了儒家思想，使之变成了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神秘化、世俗化。 （2）读儒家思想学术地位的变化：董仲舒之前儒家思想只是诸子思想之一，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学术派别。通过董仲舒的发展和丰富，之后变为官方的、国家的政治思想，具有了独尊的地位。由一个普通学术思想变成了经学，具有一些宗教色彩，使儒教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二）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和作用： 董仲舒思想符合政治家的政治斗争需要，由权势推动，形成一种思潮;它适应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思想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这一思想反映了社会普遍规律。董仲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关系密切。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曾经起到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他的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确立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久远深邃的影响。 （1）董仲舒思想使封建统治神秘化、神圣化，特别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天之副在乎人。”②基于天人感应学说，“天”在创造世界的人与物之后，还派出了自己的代理人来经营和管理这个世界。王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③通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使封建统治者的地位合理化。 （2）大一统思想：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一统思想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最核心的内容。提出的大一统主张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政治上的统一，人君为国之元首，上承天意，以统一一国之民，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解析 【高考导航】 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部分内容在高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题型上，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内容上，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演变是考查的重点，其中明清思想为重中之重。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结合当前全球祭孔、开办孔子学院、《论语》热等现象理解儒学与国家建设的联系；二是结合和谐社会构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热点问题，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三是注意纵向和横向分析、比较。如纵向梳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横向比较明清民主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异同等。 【考点梳理】 一、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 1．源头：百家争鸣 （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文化繁荣。 （2）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道家学派老子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学派韩非子，主张“法治”；儒家学派孔子、孟子、荀子。 （3）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透析：①百家争鸣的出现反映了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特征。②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包含辩证思想。三者互补，在发展中表现出融合趋势。汉武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采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统治模式。 例1.（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8题）当代某学者谈及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时说：对己学道家，意思是清静寡欲；做事学法家，意思是按原则办事；待人学儒家，即（）A．爱无差等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D．存天理，灭人欲 【参考答案】 B 2．形成与发展：孔子、孟子、荀子思想 （1）创始：孔子。①主要思想：“仁”（核心）；德治；有教无类。②地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至圣”。 （2）发展：孟子和荀子。①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发挥孔子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被称为“亚圣”；《孟子》在南宋被列为四书。②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了“君舟民水”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恶论；天人关系上，提出“天有行常”、“制天命而用之”。 透析：①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思想不断吸纳、融合各流派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②孔子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体现人文主义精神。③孔孟提出的修身、治国等
论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 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学一度遭受重创成为打击对象之后，直至汉朝面对西汉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建立了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吸收各家思想，前所未有、兼容并包的新儒学体系，对儒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和巩固了汉朝的政治和思想的统一，使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两千年。 关键字：董仲舒新儒学贡献影响评价 一、为什么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呢？ 因为董仲舒对于新儒学的理论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侯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即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侯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不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的击败了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一个儒学的新时代。董仲舒面对西汉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义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发挥其微言大义，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董子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行回答，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讲政治儒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也正是这些突出的贡献使董仲舒成为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位里程碑的人物，他的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具体分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