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
李建明、赵常庆
2011-03-12 20:32:22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6期
【内容提要】简介非正式制度理论,认为该理论同样适用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
从俄罗斯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以非正式制度理论作为工具,分析非正式制度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重要影响。通过分析非正式制度理论在俄罗斯的表现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政治转型为何困难重重。俄罗斯现代民主政治改革方向虽然不可逆转,但必须沿着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方向进行,这样才会降低改革成本和提高改革效率。俄罗斯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不但要进一步完善正式制度的建设,还要强化非正式制度对此的适应和改变,最终达到二者的相容。
【关键词】俄罗斯非正式制度政治改革
【作者简介】李建明,1981年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沈阳110033);赵常庆,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走上了政治转型的道路。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都试图以西方为楷模改革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结果却带来了苏联和俄罗斯政局的混乱。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联邦也濒临解体的边缘。总的来看,改革并不顺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为何如此艰难以及对改革绩效的评价,俄罗斯各界和国际社会皆评价不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
(D.C.North)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进程同“非正式制度理论”联系起来,将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的低效率归咎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此说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这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用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提出深层次的一些原因。目前用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俄罗斯经济有之,而用于分析政治转型虽有学者做过理论尝试,但实证分析很少。本文旨在借助非正式制度理论,从传统文化、习俗和民族性出发,对叶利钦和普京时期的政治改革的影响,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非正式制度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理论联系
一般来说,制度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是由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中通过文化及传统代代相传而逐渐演化形成的;外部规则是由组织制定并强制组织成员遵守的,非正式制度包含在内部规则中。”[1]制度是指维系社会存在的游戏规则,它们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构成。
正式规则系指成文法、普通法和规章制度等,非正式规则系指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等[2]。可见,正式制度是由人们自觉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则,而非正式制度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这就是说,除正式制度外,非正式制度对于制度变迁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总是受到正式制度变化与非正式制度变化的双重影响,是这两种制度形式统一和互动的过程和结果。
在非正式制度的构成要素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要作用。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偏好、左右人们对自身利益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它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3]。如果制度变迁过
程同人们关于“正义”、“公正”的观念相吻合,使人们对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认同感,人们就愿意参与、支持这个过程,并为此暂时放弃某些个体利益。反之亦然。
在非正式制度中可以和意识形态相提并论的只有“习惯”。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习惯就是在没有形成正式制度的地方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作用[4]。习惯是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的结果,是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对于政治改革而言,在正式制度形成之前,意识形态和习惯在发挥规范国家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作用,而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后,非正式制度又为正式制度提供合法性以及在正式制度所不及之处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这一点对于政治改革的实际意义,是以较低的成本换取制度变迁的成功[5]。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政治变迁中得到了证实。
非正式制度的状况及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正式制度变迁是否顺利和成败。这表现为,第一,一次通过“震荡(剧变)”进行的制度变迁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方向是否同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演变方向相一致,是否有后者的相应变化和配合。第二,正式制度的形成往往从点到面,通过非正式制度的量的变化推动制度发生质变。第三,由制度非均衡引发的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实现制度均衡。制度均衡意味着正式制度的最佳提供与非正式制度具有相容性,一旦背离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社会摩擦甚至动荡以及正式制度作用变形的“制度畸形”。
能否运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理论解释俄罗斯政治变迁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在俄罗斯政治变革中,正式制度与存在于俄罗斯本土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差异性。这主要涉及四对关系,即:横向制度体系与纵向权力体系的关系、制度立国和强者治国的关系、公民社会和国家作用的关系以及政治变迁方式选择问题。下面简述这些关系并回答其适应性问题。
二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
诺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安排必须同这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相协调。俄罗斯很长时间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两者不协调。不过,诺斯并没有将这一点延伸到纷繁复杂的俄罗斯政治和社会领域。
俄罗斯非正式制度构成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民族性是在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自“基辅罗斯”以来的正式制度相辅相成。这种正式制度的特点就是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的专制和集权、森严的社会等级、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严格控制、统治者的至高无上以及相当长时期内对东正教的信奉。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具体表现在:
第一,俄罗斯民众普遍接受的“国家观念”。国家在俄罗斯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动、积极和控制的作用。任何政治变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是社会利益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是正义和公平的化身。以此为基础,在民众中便形成了对国家的“臣属意识”和以国家强大为骄傲的强国意识。另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和社会及个人的分离,国家游离于社会和个人之外。
第二,在强大和无所不能的国家面前形成的社会和个人对权威的依赖性和服从。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和强大的官僚等级体制,造成了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和习惯,就是对权威的依赖性和服从。沙皇时代,民众对沙皇和村社服从和依赖,苏联时期工人对组织和工厂依赖、农民对农庄依赖等。同样出于这一心理,造成了在上级羽翼庇护下做事积极性不高和善于逃避责任的消极后果,直接影响到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第三,长期的人治过程中形成的“法治的缺失”。在俄国,长期忽视法律制度的作用,往往以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特征的文化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与西方“拉丁—罗马法系”不同的“希腊—拜占庭法系”。在俄罗斯历史上,在规范人们行为的约束机制中,习惯法永远比成文法占据重要位置。良心、正义、公正在俄罗
斯人的价值体系中就占据了中心位置。而对于实行法治的国家而言,能使民众平等、平均和平衡的政府,往往被认为是好政府,会获得民众的支持。当然,法治的缺失作为特殊的一点,从苏联时期已经有所改善,尤其是到俄罗斯独立之后,宪政体制改革更加充实了这一点。
不过,习惯的稳定性使它作为非正式制度还是在影响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
第四,对于强者或权威的崇拜。俄罗斯自立国以来形成的专制制度和森严的社会等级体系,使俄罗斯民众形成了无条件依靠和服从国家和权威的心理,而且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内,统治者就是人格化了的国家,国家的至高无上,造成了统治者及其权威在俄罗斯社会内部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又因为国家是社会正义的代表和利益的维护者,便形成了民众对强者和权威的崇拜。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造成了俄罗斯国家发展总是与加强中央集权和出现强力君主联系在一起,至今也不例外。
第五,在民族发展中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好走极端、易冲动和爱幻想。俄罗斯民族出现在东欧平原一隅,没有天然安全屏障,经常成为其他民族侵扰的对象。因此,在形成迁徙式生活方式之后越来越明白,保存自己最好的方法不是防守,而是直接对外进攻。其思维方式也是喜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严寒的自然气候使其社会特质中包含一种强烈而固有的‘革命’意识: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对自我历史的坚决否定和对另一条道路的盲目轻信是其社会特质的昭然反映”[6]。所以,好走极端和易冲动伴随民族发展延续至今。而对东正教的信奉以及沙俄和苏联时期的强大使俄罗斯民众喜欢幻想,不善于踏踏实实地工作,将理想变成现实。这一点已经得到俄罗斯各派心理学家的公认。
三非正式制度与俄罗斯政治变迁的辩证关系
实践表明,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在国家制度演进中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辩证互动的关系。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一种内生性的博弈规则。当社会中的某些理念被参与者共同分享和维系,并且具备了足够的均衡基础时,这些理念就会演化成制度[7]。制度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平衡,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体制的博弈均衡。
迄今为止,俄罗斯政治改革仍在进行。俄罗斯政治改革的难点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形式都是与独立初的公共偏好和价值追求相适应的,希望建立一种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政体。
可是人们看到,当这种体制建立起来后却不能作为有效的制度推动经济改革和国家发展,甚至使国家出现了“邦联化”倾向,严重偏离了改革的初衷。在此过程中,新制度不但没能发挥作用,有时还成了一些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手段,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却几乎毫无所得。从理论上说,这是俄罗斯要实现横向制度体制社会,达到制度立国和建立公民社会的改革目标与本身固有的纵向权力体系实质、强者治国和国家至上的非正式制度相脱节、不相容的结果。
叶利钦时期,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完全同俄罗斯人特有的情绪化、易冲动和爱幻想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在苏联解体、全民公决和总统大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八一九事件中,叶利钦振臂一呼便应者无数,苏联大厦瞬间崩塌。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没有冲动的情绪影响,而是按照一般正规的程序进行谈判,其解体过程不会如此简单和高效。俄罗斯人情绪化、易冲动的特点,在政治改革遇到困难、经济改革受挫,福利受损、转型成本增加时,仍然在起作用,民众仍停留在对西方社会的美好幻想而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政府的承诺中,1994年的全民公决表明这种社会心理使公众保持了对总统和政体的总体信任[8]。而对于俄罗斯
超级总统制的建立,民众也给予了默认甚至是支持。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与其好走极端的传统性格有关。之后,12月12日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使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而议会则扮演了并不重要的角色。“超级总统制”表明了叶利钦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俄罗斯固有的“国家至上”原则的运用,但正是这种畸形的总统制是与俄罗斯的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所以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叶利钦的总统集权是不完善的或者说是有重大缺陷的,这突出表现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
苏联解体后期和俄罗斯独立前期,叶利钦的“需要多少主权就拿多少”的不理性行为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愈发的松散,逼近了“邦联制”模式。而联邦主体拿到权力并没有服务于国家政治改革,而是由于非正式制度基因的影响形成了“超级行政长官制”。这种情况使俄罗斯地方民主建设和国家作为整体的政治改革陷入被动,偏离初衷,在彻底抛弃苏联体制后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民主政体,更为严重的是国家陷入分裂的危险。
叶利钦虽然确立了超级总统制,但只是停留在中央一级上,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却愈发疏远,国内各联邦主体分立活动猖獗,直到1996年情况才稍有缓和。受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俄罗斯并没有产生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其改革进程在地方受到更大的抵制,当时西方民主制在俄罗斯横向制度框架没有建立起来,而传统的纵向权力关系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致使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松散的政治体制同时也成了同期经济改革的绊脚石,二者没有共荣却在共损。
普京上台接受的是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普京认为,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过民主传统的国家直接嫁接西方自由民主,并不符合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进步,必须建立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社会和民主体制。因此,他上台后便开
始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就本文论题而言,普京是顺应俄罗斯非正式制度方向进行改革的,他提出的“可控民主”与非正式制度是相容的,因此,他取得了成功。
如学者指出的,“俄罗斯在1991年巨变后的前五年,民众支持新政权的政体,而后五年则是希望保留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总体转型必须在国家政权加强的情况下实行。”[9]因此,普京在整个社会公共偏好和意识形态要求下,以西方民主政治为目标进行了适应俄罗斯社会发展和人们习惯的政治改革。
普京首先改革政权垂直体系:“在法律专政”下建立“强大的国家”。2000年5月12日和18日,普京连续颁布了划分7个联邦区及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的总统令。与此同时,普京向联邦会议提交了一整套有关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使联邦主体的长官们失去了大部分能直接影响联邦中央的权力,在联邦委员会中的位置也随之下降,从而强化了联邦立法机关和联邦主体立法机关的垂直关系。普京将管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主动权掌握在联邦中央,尤其是自己的手中。
普京在2000年7月《国情咨文》中这样解释:“这一决定的实质在于,不是合并地区,而是合并总统在地方上的纵向机构;不是改变行政区划界限,而是提高政权效率;不是削弱地方政权,而是为加强联邦制创造条件。”正如学者安·米格拉尼扬所诠释的,“全权代表制度就是改革政权体系本身,目的在于恢复国家的主体性和提高它的效率。”[10]
按照非正式制度理论,体制变迁成本最小的方向是按照社会存在的非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并与它保持最小的偏离。如前所述,俄罗斯的非正式制度就是“国家观念”、崇拜权威和社会的垂直权力体系等,因此,普京的改革正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的。通过“削藩”,收回了叶利钦时期下放的政治权力。普京通过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使俄罗斯政治体制在一种以俄罗斯社会公共偏好和民众的普遍心理能接受的纵向垂直权力关系下运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了沙俄
时代,即在横向制度体系的建设方面已经向现代民主政体迈进了。正如在就任总统后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普京被问:“您自己希望在俄罗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普京答道,“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11]
2004年别斯兰事件之后,普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改革。首先是改革了一些部、局及其运作方式,加强了中央和总统对这些部、局的管理和控制。其次,改革了立法机构选举办法。2004年年底,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根据普京提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组织总原则联邦法》和对《俄罗斯联邦公民选举权和全民公决权基本保障联邦法》的修改法。新一轮的国家权力体系和运作方式的改革正式出台,其措施有:改革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改革立法机构的选举制度,改变国家杜马混合选举办法,取消按照地区民族人数选举的单席位选民区和无党派候选人,议员将只按照政党名单来选举,实行完全的比例代表制。第三,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又一步骤继续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实行联邦主体合并。
普京的改革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俄罗斯非正式制度中存在的社会和民众对国家和权威的服从和依赖心理,使得民众习惯于生活在改革后的政治体制中,习惯于国家扮演保护人的角色,而经济的复苏也给这种政治改革的推进提供了物质基础,配合了普京建设强大国家和有力政权的行动。
俄罗斯在各方面关系趋于理顺的情况下又显示出了大国的形态,这也容易勾起民众对强大国家的幻想以及找回失去许久的因国家强大所赋予的自豪感,加深对国家和权威的崇拜。这也正是笔者提到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辩证关系。
而普京本人,从1999年担任总理时起,在打击车臣分裂势力到掌权后进行的两次国家政权改革中表现出来的果敢、英勇和雷厉风行的气魄,已经符合俄罗斯
民众希望有强者统治的社会心理,加之经济复苏基础上政治改革的成功,更加深了民众对强者、对国家的信任,使民众甘心情愿地选择对总统的支持。到此,笔者得出结论,普京在俄罗斯顺应了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方向是上任后政治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获得民众高票支持的重要原因。
四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出路
通过对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理解和俄罗斯两届总统的政治改革实践的分析,可以认为,非正式制度理论的观点适用于解释俄罗斯政治变迁,而俄罗斯政治变迁进程也是从叶利钦到普京运行了一个回环,即“极权的崩溃→完全自由的民主政体→‘可控民主’”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的运行及动力与俄罗斯非正式制度息息相关。
苏联末期,俄罗斯走上了完全西化的道路,在改革不顺的情况下,对西方体制的美妙幻想使民众坚持了对总统及其所选择政体的信任;专制主义的延续使联邦主体分立势力加强,国家面临“邦联化”甚至分裂的危险。实践的结果证明了西方民主政体不符合俄罗斯社会发展。普京的改革,重新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和国家,理顺了垂直权力体系及其运转,使国家又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所有这一切符合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方向,因此,为民众所熟悉、习惯和支持。普京本人俨然一个强者的形象更是加强了民众对这种意识形态和习惯的理解,普京时期的政治改革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辩证统一。
从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非正式制度在改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正像新制度经济学家指出的,非正式制度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只是它的演化速度要比正式制度慢得多,而且非正式制度是在正式制度的边际发挥作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直至相容。俄罗斯政
治改革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下进行,才能降低改革成本,并能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模式。
(责任编辑向祖文)
注释：
[1]唐绍欣:《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参见〔美〕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3]参见孔泾源《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7期。
[4]参见汪丁丁《再论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载《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同上书。
[6]赵定东著:《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7]参见〔日〕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6期。
[8]1994年叶利钦主持的全民公决共有两个问题:你是否信任总统叶利钦?你是
否赞同俄罗斯总统和政府1992年以来所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民众对这两个问题仍然投了很高的信任票:前者得票率58.7%;后者53%。
[9]前引书:《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10]〔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11]转引自徐向梅著《由乱而治:俄罗斯政治历程(1990~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浅析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 施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200915035） 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社会主义转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上也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俄罗斯政治制度。本文把“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作为俄罗斯政治制度一个特点加以说明，政党制度和联邦制度作为另外两个特点加以说明。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制度；总统；政党；权利；联邦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方向由社会主义急转为资本主义，确立了总统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国家，形成了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内阁对议会负责的三权分立和赋予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度。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个人专制政治和当前维护国家稳定和促进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政治制度运行带上了以总统为权力中心的强烈的个人威权色彩，一般而言，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近年来俄罗斯政党制度逐渐演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也在变化，因此还需加上“政权党”和“单一制联邦”才能更完整描述俄罗斯政治制度特征。 一、“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 1、强大的总统 在地位上，俄罗斯总统是政治权力的核心。 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证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协调行使职能；确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 在权力上，俄罗斯总统类似于法国总统，集内政、外交、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于一身，除了和法国总统享有相同的权力，如对对议会和政府的解散权力、对政府、司法、军事机构的人事任免、重大会议的主持权、大政方针的决策权、赦免权等之外，俄罗斯总统还享有更大的权力： 第一，根据宪法，俄罗斯总统可以“根据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的程序确定公决”，而宪法中没有显示其他机构也有公决权，也就是说提请公决是俄罗斯总统独享的权力。 第二，顺利的任命政府总理的权力。在俄罗斯，总统可以在国家杜马三次否决总统的提名的候选人资格后，仍然任命总理并解散杜马。就政府信任问题上，总统拥有裁决解散政府还是解散杜马的权力。 第三，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提名任命和解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在司法体系中，除了法院系统，俄罗斯还有一套检察机关。 由弹劾总统程序也可以看出俄罗斯总统地位稳固，宪法规定对总统的弹劾只能是因为叛国罪或其他重大犯罪，由两院提出指控，再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但俄罗斯宪法同时又规定“联邦委员会关于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的决定应在国家杜马对总统提出指控后的3个月内作出。如果联邦委员会在这段期间内没有作出决定，对总统的指控即为废除。”此外在俄罗斯，总统几乎不用考虑公决后果。早在1992年年底和1993年3月，叶利钦发动了两次公决试图解决“府院之争”，其结果严格来说都失败了，但叶利钦不仅没有辞职，反而动用武力，最后还通过公决通过了对总统集权有利的宪法。因此，公决无法约束总统。 2、孱弱的议会 俄罗斯议会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 从宪法文本上就可以体现俄罗斯议会的孱弱，首先议会权力被其他权力机构分割，权利范围受限。例如立法动议权被总统、政府、各主体立法机关、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所分割。法律须经总统签署和公布。在权力范围
俄罗斯普京式政治体制改革 朱晓姝 2011-03-05 14:44:38 来源：《当代世界》2005年第4期 普京自2004年3月连任以来，为进一步强化总统权威，构筑具有俄式特点的政治体制，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依靠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和连任后较大的施政自主性，大刀阔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效果显著。但是，由于改革刚刚起步，且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实施过程中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阻力，俄要建立真正高效、顺畅的国家权力体系任重而道远。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组国家权力体系 普京连任以来，本着加速发展、权威治国的理念，着力整顿权力秩序，并以别斯兰人质事件为契机，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基本理顺了总统、政府、议会、政党的关系。近一年来，普京在推进政治改革方面主要采取了如下举措： (一)大力扶植统一俄罗斯党并改组政府，基本确立以总统为核心、府院为支撑的“三位一体”政体构架。普京吸取叶利钦时期府院相争内耗激烈、国家政权机构运转受到严重干扰的教训，开始运用扶嫡遏异己手段，拉统俄、压俄共，在2003年底杜马选举中，动用行政资源助统俄参选获胜，夺取杜马主导权，从而建立总统对议会的有效控制。之后，普京在大选前后大幅改组政府，任命与自己有相同执政理念的弗拉德科夫为政府总理，组建以强力集团为班底的听命于己的“技术型小政府”，从而建立总统对政府的绝对控制权。从此，俄政坛以总统为绝对权威的“三驾马车”得以按普京意愿有效行驶和运转。
(二)改变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强化国家垂直权力体系。针对原有的国家垂直管理体系结构松散且运作不力，总统派驻七大联邦区全权代表没能发挥实际作用，地方利益集团利用州长选举营私舞弊等漏洞。普京提出将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由直接选举产生改由国家元首提名，经该联邦主体立法会议批准产生。在去年12月3日杜马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案中规定，总统在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任期届满35天前提出候选人，地方议会应在14天内予以批准如果地方议会三次否决总统提名，则总统有权解散地方议会。此举一方面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减少了其与联邦中央抗衡的本钱，强化了以总统为筷合的垂直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地方议会的权力，使地方领导人对本地区发展负起更大责任，并把本地区发展同国家整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推动联邦制的发展。 (三)消肿、反腐、打寡，力图建立廉洁高效的政权体系。普京连任伊始，开始大力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冗员。他先改组政府，后又大刀阔斧精简总统办公厅，初步划清政府各部门权限、简化政府职能，提高执政效率。普京还以严惩官僚腐败为重点，采用加强反腐立法、建立专门反腐机构、加大司法惩处力度、高薪养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全社会营造反腐氛围等多种举措遏制腐败势头，使反腐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普京继续对寡头穷追猛打。去年再度以偷税、逃税等罪名，对霍多尔科夫斯基旗下的尤科斯公司提出起诉，最近又对该公司最大子公司的股份进行拍卖，名正言顺地将其收归国有，把这个不可一世的石油帝国置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坐拥75亿美元的俄第二大富翁阿布拉莫维奇也因“严重违反金融政策”被迫辞去楚科奇自治州行政长官一职。 (四)改变国家杜马选举方式，修改政府法和政党法，提升政党作用，加强政党制度建设。普京深知，政党是公民利益代言人，俄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离不开政党的作用与影响。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普京以此为契机，在提升政党作用、推动政党建设方面连出“三板斧”，先是取消杜马单席位选区制，将原
专题一中国古代重大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 皇帝制、 趋势。 3、作用和影响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起着不同作用。具体说，在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主要起进步作用，在封建社会晚期主要起消极乃至反动作用。 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③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有利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提高。
消极影响：①君权专制易形成暴政统治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②思想方面独尊一家，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③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认识：中央集权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说明它是适应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散的自然经济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以保证小农经济生产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人民的反抗。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不可能瓦解。 二、两种状态——分裂与统一 历史上的三次大分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辽宋夏金；三次大统一：秦汉、隋唐、元明清 1、规律特点 国家统一的规律： ①从原因上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及时调整是根本原因；民族融合和内聚力的逐步加强是基本因素；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吸引力，统治阶级注意适时调整统治政策都是实现和维持统一的重要原因。②从过程看，是在克服各种分裂割据因素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统一。⑨从影响看，封建国家的统一保持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加强了民族融合和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另外，还应注意到，长期统一的局面下也蕴含着种种矛盾，如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土地兼并严重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财政困难引发统治危机等。 国家分裂的规律： ①从原因上看，封建经济的分散性；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融合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等都是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②从过程看，每次分裂的时期都充满了战争，其中有民族间战争，也有统治阶级的内战；在分裂后期往往会崛起一个强大王权，最终由他实现统一；③从影响看，长期的分裂割据必然影响到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分裂中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因此长期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然大大加强。 2、综合认识 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结果，分裂是支流和短暂的。从空间上看，统一的范围不断扩大，由中原地区不断向边疆地区扩展；从时间上看，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我国封建社会长达2300多年的历史，其中真正分裂的时间不过七、八百年左右；从程度上看，统一的稳定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大。国家分裂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经济的分散性所决定；当然也与中央权威下降、中央集权削弱有关；另外民族融合不够发达，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也是造成分裂的因素。因此，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形成统一市场，是消除分裂割据的根本措施；保持中央政权的强大和政令的畅通，防止地方割据势力抬头，
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同行 左河水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惊人成绩，但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却很遥远。特别是我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一直迟滞不前，使一些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明眼人都知道，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社会正当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广泛而恶劣的寻租活动之结果。 在目前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特别是避免不走到绝路决不回头的历史陷阱，成为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应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与制度思考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眼光盯住了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当年沿海的小渔村）。如何尽快让亿万群众富裕起来，中国如何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等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 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增设海南经济特区； 1988年5月，在“中关村”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0年4月，更是作出了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199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特区。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犹如歌曲《春天的故事》所唱的那样迅速在全国全面展开并迅猛发展。30余年的历程，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果。 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即“技术”和“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及更高的技术是对先进国家已广泛存在的东西的借鉴。至于我国是否能够广泛地运用好这些新技术，则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了。而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30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历程中，有意或无意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 其一是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享有着特殊的待遇，在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处于垄断和优先的地位，但它却仍然按照行政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
俄罗斯当代政治制度 关键词：典型的总统制总统集权制 Conflict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People’s congress（两权之争） （苏联解体后，从一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选择再到两大机关的矛盾，最后通过武力确立总统制、三权分立） （1）人民代表大会与以总统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体制上出现了矛盾分歧，前者主张建立议会制国家，后者主张建立总统制国家，双方都有理由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2）双方对立的原因：1991年底，俄罗斯独立以后，选择了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土地私有化，经济市场化（这把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这种激进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经济急转直下，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时，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对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进行批判。 （3）两权对立的加深：国家政治体制的争论。 总统一方：废除旧宪法，确立新宪法，建立总统制，取消最高委员会，把最高苏维埃转变为专业性立法的会议。 最高苏维埃：执行权力机关受最高苏维埃监督，防止滥用权力。 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决定提交全民公决（1993年3月29日），决定将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交由全民公决。之后，总统试图解散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大会也决定暂停执行总统命令。叶利钦还决定选举新的俄罗斯议会，在这期间全部以总统执行权力机关指导，切断人民代表大会的水电与对外联系。最后，炮打白宫，以流血方式确立了国家权力体制。 The features of Totalitarian Presidential system (集权主义总统制的特征) (1)总统决定俄罗斯的内外政策，而议会没有什么话语权。 (2)人事权掌握在总统手里。这样通过议会选举产生的少数党有可能进入政府，而多数党可能不能进入。总理由总统提名，议会杜马通过，其他政府成员无需议会同意，由总统决定即可。政府要员的提名任命完全由总统说了算。俄联邦政府几乎成了总统的一个普通办事机构。 (3)总统拥有强有力的否决权，议会的立法权受到很大限制。议会杜马通过的法案必须以总统签字后才能生效。 (4)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而议会很难监督政府。 (5)议会很难罢免总统。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务，可以提前行使总统职权，让总理代行总统职权。这实际上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健康状况”界定不明。总统犯叛国罪等重罪，会议可以罢免，但程序非常复杂。 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虽然各派力量颇有微词，但修宪程序复杂，至今未曾修改过。
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公管院 09 行政管理 03090223 陈明 新中国建国已逾60年，值此祖国花甲有余之际，我仅以一学生的角度浅析一下祖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进程并就“党政分开”这一政策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望老师批评和指正！ 1、新中国建国以来政治制度改革侧重点回眸 （1）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开，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该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亦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销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运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先发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平党政分开哦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表明雪球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待会儿再详细阐述。 （二）关于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和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
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制度的演化 2014年11月26日 09:03: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那传林 《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规定，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从选举时原来只有党派参加的比例制选举制度，恢复为多数—比例相结合的混合制选举制度，为小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选从而使该政党进入国家杜马敞开了大门。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政坛新生了许多政党。这些新生的政党，填补了苏共倒台后的政治真空，密切了俄罗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发挥政党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这个问题俄罗斯历任总统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此相伴，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制度也处在持续的演化中。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建立两党制的尝试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即时实行西方政治制度意义上的议会选举。这与叶利钦本人不喜欢政党有直接关系，当时政党这一政治符号留给俄罗斯人许多负面印象。新的俄罗斯宪法尚未确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还在发挥法律效用。从1991年底到1993年，俄罗斯出现了短暂的议会制共和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然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却极力反对叶利钦总统。双方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最终叶利钦于1993年10月4日炮打白宫解散最高苏维埃，之后完全掌控了国家权力。同年12月，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获得通过，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确立了总统制的国家领导体制。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3条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和多党制。宪法同时也规定了总统的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力和地位。根据俄宪法，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命，而不是由在俄罗斯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组阁，因此在俄罗斯没有执政党。 在20世纪最后10年，俄罗斯开始了建立类似于英美的两党制的尝试。第一次尝试是在1993年杜马选举前盖达尔创立的“民主选择”和沙赫赖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第二次是在1995年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和雷布金的社会党，但他们都未在杜马选举中获得成功。从当时的政治情况看，即使他们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由于政府总理必须由俄罗斯总统提名，如果得不到总统提名，获胜的政党也无法组阁。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多党政治制度得以确立，但是俄政党缺少制度规范，自发杂乱而无序，只是在国家杜马中起表决机器的作用。为了支持总统提案在国家杜马的通过，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国家杜马开始出现了“政权党”——支持总统的党。 普京第一、二任期：从“政权党”到“优势党” 2000年，在当时的国家杜马中存在两个根本政治价值接近的政党“政权党”：“团结”党和“祖国”运动。两党合并，2001年7月12日支持普京政策的“团结和祖国”联盟产生，之后“全俄罗斯”运动又加入其中。普京不仅希望杜马中存在“政权党”，更希望“政权党”能获得超过杜马2/3的席位，也就是可以通过任何法案的绝对多数，成为“优势党”。同年12月1日，“团结”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运动三大亲总统的政党成功地合并为“统一俄罗斯”党。2003年的第四届杜马选举后“统一俄罗斯”党成为俄议会第一大党。2007年“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超过杜马席位2/3的315席，“政权党”成了“优势党”。 “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与普京对“统一俄罗斯”党的直接支持相关，更得益于普京的“大党”政党制度的设计。具体来看，第一，2001年7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颁布效应。《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每个政党的党员人数不得少于1万名，而且要在全国半数以上的联邦主体设有地方分部。政党获得杜马5%及以上选票才能进入杜马。第二，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普京为加强垂直权力，11月3日颁布《政府法》，取消先前对联邦政府总理和部长不能加入政党的限制。第三，2004年12月24日第四届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修正案，并在2005年5月19日由普京签署颁布。该选举法取消了自1993年以来杜马实行的“混合选举制”，改为全部按照“比例代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即国家杜马所有450个议席，将在取得进入议会资格的政党中，按照其得票比率进行分配。政党成为杜马选举的唯一主体。第四，2006年1月1日普京签署了《关于联邦主体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组织总原则》修正案，其中规定：在联邦主体议会选举获胜的政党有权提出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人选，提高了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作用。第五，提高国家杜马的准入门槛。2005年5月19日由普京签署颁布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修正案把杜马的门槛从5%提高到7%，这就整合了政党数量。 梅德韦杰夫任期和普京第三任期的政党制度改革 梅德韦杰夫2008—2012年担任俄罗斯总统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尽管他的自由主义理念不同于普京。但梅德韦杰夫在任期内，小幅推进了俄罗斯政党建设，首先是为小党创造政治空间。根据相关法律，在国家杜马获得5％选票但不到7％的政党，可以得到1个议席，而得票超过6％但不到7％的政党，可获得2个议席。其次，降低组建新党党员人数门槛的相关法律，2010年1月前，新建政党必须有5万多名党员，在全俄半数以
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012年3月14日上午10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其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有向温家宝总理提问到：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什么地方？温家宝总理表示，深知改革的难度，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中国有13亿人口，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轻易的事情。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奋斗一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旺盛生命力日益显现。然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现实。那么该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最后选择。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就不可能实现发展和进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任何其他政治组织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重任，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避免因政治体制改革而引发政治震荡和社会混乱。可以说，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需要，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进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之一。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充分实现，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同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性质不同，各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西方政治体制运行的一些具体做法和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具体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但决不能照搬照抄。脱离中国国情，盲目引进西方模式和西方经验，只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引入歧途。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经验。 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政治体制改革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从其基础性条件培育着手，在基础性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反而容易引发政治危机，妨碍民主政治的发展。比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经济高度发展之前，难有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公民文化是一种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公民文化为底蕴，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上，民主都是渐进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在经济发展之后才开始的。因此，中国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遵循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在现有政治制度基础上实行增量改革，审慎行事。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变化必然引起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历史学的反响。2004年2月，普京总统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俄罗斯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马尔科夫具体而简练地描绘了这个“悲剧性”状况厂最近15年来俄罗斯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悲剧性的变化，生活水平下降，道德水准乃至整个文明程度都在滑坡”[3]。资深政治家齐普科教授在《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一文中指出：“今天俄罗斯……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提出或实践“重新审视苏联历史”这个命题的，不仅有著名的俄罗斯学者，还包括相当部分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国家领导人、主要政党、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等等。据最近的统计，重新肯定斯大林者已经不限于共产党（占该党被调查者的75％）。自由民主党肯定斯大林者比例最高（占该党被调查者的83％），而在亲总统的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中，肯定斯大林的也占到被调查者的58％。俄罗斯民众。十余年来，俄罗斯民众对苏联历史的认识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在各种民意调查、特别是全民投票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情感。例如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俄罗斯人还赞同继续这些改革，到90年代末，则有超过2／3的人反对它。这里要特别提及俄罗斯年轻人情感的变化。以往肯定或者怀念苏联历史的人确实集中在老一代人，现在
这种情况有所改变。2003年3月5日，齐普科教授指出：“俄罗斯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尖锐感受到国家的衰落和混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感情。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4〕2003年2月27日，基里尔·亚基梅茨在《斯大林先生万岁》一文中写道：“目前20岁一代的人更希望国家强大和有秩序，而这些恰恰是现在的俄罗斯所缺的。对这一代人，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在其心目中是不坏的象征。”〔12〕这就说明，当前俄罗斯重新审视苏联历史确实不是个别人或少数团体的行为，而是涉及相当广泛的民众范围，是值得加以关注的。苏联解体初期，一些人曾预言：“这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将出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将建立一个有新的世界秩序的社会”〔15〕（P184）。当时广大俄罗斯民众似乎都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甚至认为苏联解体有利于俄罗斯发展：因为建立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十年后，饱受艰辛的俄罗斯人态度有了改变。1999、2000、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在1993～2001年，共7次向俄罗斯居民进行了调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别调查1次，(缺94、95年资料）。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获得好处的俄罗斯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的25．1％、13．9％、7．5％、7．6％、6．5％、9．3％、15．9%；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损
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趋势——评《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 择》 陈兆德 2011-02-04 10:18:31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6期 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原来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成了其合法的继承国，并仍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10多年来，俄罗斯社会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转型。现在，俄罗斯已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但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矛盾还很多：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早已确立，但政治转型过程尚未完成，政治民主、政治效率和政治秩序的目标还未实现；俄罗斯务实外交的方略已渐趋形成，但仍有一些制约的因素不利于其大国外交的实施。因此，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进行跟踪研究就十分必要。加之俄罗斯是地跨欧亚的政治大国，又是我们最大的邻国，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俄两国具有大致类似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研究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范建中等同志撰写、时事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一书(以下简称《当代俄罗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深入的理论分析，阐述了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趋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俄罗斯政治走向的好书，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国际政治教研工作和外事工作的人们认真读—读。 重点突出显主题。这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当代俄罗斯》一书没有泛泛研究俄罗斯的全貌，而是着重研究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趋势。在
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特征？ 答：1、政治改革基于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利益矛盾 2、政治改革是对于政治权利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的调整。 3、政治改革由政治权利主体发起和领导。 4、政治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 5、政治改革是渐进而缓慢的过程。 6、政治改革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期保持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此我主要谈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
党，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联系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注意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至少有以下五点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次大部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
一、地方自治制度的概念 （一）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的区别 目前，在俄罗斯联邦有两种自治，一种是民族自治，一种是地方自治。两种自治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其表现是：1。民族自治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聚居地为基础，地方自治则以居民居住的一定行政区域单位为基础；2。民族自治的组织形式是作为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地方自治的组织形式则是作为俄罗斯联邦主体内行政区域单位的区或市（镇、村）的自治；3。民族或民族集团通过共和国、自治州、自治专区的国家权力机关自主地解决地方事务；4。民族自治是民族国家组织或者类国家组织的一种形式，地方自治是居民自治的一种形式。 （二）地方自治的概念 俄罗斯联邦的地方自治，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宪政制度原则之一，是指在俄罗斯联邦各联邦主体的一定行政区域单位（区、市、市辖区、镇、村居民点）内居住的居民，直接地或通过其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自主地解决地方性事务，并受到国家司法保护的居民自治形式。地方自治的概念包括三个基本点：1。地方自治是以居居住的一定行政区域单位（区、市、市辖区、镇、村）为基础；2。居民直接地或者通过其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行使地方自治权；3。地方自治是居民自治、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一种形式，受国家司法保护。 （三）地方自治制度的概念 俄罗斯联邦的地方自治制度是指俄罗斯联邦及其联邦主体用法律形式确认的，关于在联邦主体天客隆行政区域单位内居住的居民自主地解决地方性事务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总和。它包括地方公决制度、地方自治的选任机关和其他机关、居民社会自治的区域性机关（生活小区、住宅综合体、待道、楼群、楼的苏维埃或委员会）、地方自治联合会（小城市联合会、俄罗斯城市联合会、中小城市联合会）等。其中，地方自治选任机关和其他机关（简称地方自治机关）是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环节。 二、地方自治制度的历史发展 俄罗斯联邦的地方自治制度是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产物。它在戈尔巴乔夫实行苏联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并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制度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下述两个阶段： （一）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阶段 1990年4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部《苏联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一般原则法》。该法的主要内容：1。苏联的地方自治是人民社会主义自治的组成部分。其使命是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直接地或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机关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2。地方自治制度的内容包括：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区域性社会自治机关（生活小区、街道、街区、楼群、楼房委员会等），地方公决、地方公民大会、村会等直接民主形式。在地方自治制度中，作为代表权力机关的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是基本环节。它在本辖区内协高速个地方自治体系的活动。3。地方自治均在各行政区域单位范围内实施。明确规定在市、镇、村苏维埃等基层行政区域单位内实行地方自治，并授权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对需要实行地方自治的其他行政区域单位自行作出规定。1990年10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苏联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一般原则法的修改法》。该法规定，在实行地方自治条件下，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和发布命令机关在自己权限范围内通过的决议相的下级人民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和发布命令机关必须执行。1990年12月26日，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鉴于完善国家管理机关修改补充苏联宪法（基本法）法》将地方自治原则提到苏联宪法原则的高度。 1991年上半年，各加盟共和国根据上述苏联宪法原则对本共和国宪法进行了修改补充，
政治学作业 谈谈你对政治体制改革意义的认识 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 欢迎关注微博：法学院1107团支部早在１９７９年，我们国家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后一直强调，我们实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３０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快速增长。回顾３０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不难发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深化，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明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例如，政府权责不明、管理失衡、官僚腐化，各种审批繁琐，新闻报道还不透明化，司法独立问题，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甚至可以说，现实存在的严重政治体制问题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才有望获得缓解或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对推进整个社会向着更加健康有序方向发展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观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是维护改革开放经济果实的迫切要求，如果处理不好，所有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的成果都将毁于一旦。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
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观政治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改革提供政治制度保障和法律保证，促进经济蛋糕不断做大做强。 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为动力，经济于政治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一基础性关系内所进行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为动力的关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很难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每进步一小步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里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开辟道路。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就像一个人一样，要经常检视和反省自己做得怎么样，还有哪些不足、哪些缺点需要改进，有哪些教训需要吸取，使自己更有发展活。不断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赋予社会主义制度新的生机活力，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俄罗斯是什么主义国家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完了他的路，其解体出来的15个国家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叶利钦总统推行西方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1993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这一部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与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此宪法表明，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就社会实质来说，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很多方面都还保留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俄罗斯联邦，通称俄罗斯或俄国，由22个自治共和国、46个州、9个边疆区、4个自治区、1个自治州、3个联邦直辖市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为1707.5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1.罗斯人的祖先为东斯拉夫人罗斯部族。公元15世纪末，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并在1721年由彼得一世改称俄罗斯帝国，对外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曾吞并欧亚多个国家，领土不断扩张。 2.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北方库页岛、海参崴等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二战时期促使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导致中国再度失去173万平方公里领土，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冷战期间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3.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最大加盟国俄罗斯正式独立，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军事力量，综合军事实力居世界第二，拥有世上最大的核武器库。 4.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强国，其军工实力雄厚，特别是航空航天技术，居世界前列。俄罗斯还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安理会议案拥有一票否决权。除此以外，俄罗斯还是五个金砖国家之一。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巨变及其发展趋势——“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研讨会综述 张健荣 当今俄罗斯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普京总统执政八年后,俄罗斯正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头。新一轮的国家杜马选举以及2008年3月份的总统选举无疑是俄罗斯未来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后普京时代,或者说普京卸任后的俄罗斯的发展趋势正成为我国对俄罗斯研究十分迫切和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与欧亚所于2007年11月27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研讨会,为国内部分俄罗斯问题专家学者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学术交流机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共30多名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俄罗斯大选前后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趋势以及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和中俄关系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普京执政期及其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与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董晓阳研究员对普京总统执政八年间俄罗斯社会所发生的巨变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普京的执政理念以及当前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在发言中他提纲挈领地就俄罗斯的巨变作了归纳。他指出,普京执政八年,俄罗斯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恢复了国家的权威;二是经济恢复到了苏联解体时期的水平,进入了世界经济前十强;三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大国的地位和形象;四是恢复了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性;五是恢复了民众对俄罗斯未来的信心。在“五个恢复”基础上,俄罗斯开始重新走上了强国、强军、富民的大国发展道路。董晓阳指出,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政